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学校、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有自己的章程，大学也不例外。这一点现行《高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比如，该法与此有关的第二十七条与二十八条内容是（粗体为笔者所加）：

第二十七条　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

    记得大约2年前，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我的发言开场是：“我今天早晨是坐黑车来的，为什么？因为我等不到出租车。同时，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表明我支持黑车的一贯态度。为什么？因为黑车不黑”。

    首先说说我的“行”的历史。自1985年参加工作到1994年这10年，即35岁以前，风华正茂的我，是自行车一族，上班1小时，下班1小时，顶风冒雨，来回50里路，每周2-3个循环（因为做教师，不用天天骑车，否则也是吃不消的），因为收入，也因为出租车不多，基本远离出租车。但1994年以后，因为年龄，也因为收入，更因为出租车多了，特别是非常便宜而又空间很大的面的多了，我开始了上班骑车、下班打面的（把自行车往里一放）的组合式交通方式，偶尔打一点夏利，到90年代中后期，逐步过渡到几乎是打面的上下班（不是每天，一般每周4-6次），大体上每月打车费在200元左右，完全在我的经济预算可承受范围内。可是，好景不长，政府传出消息说要取消面的，理由是面的是“蝗虫”，影响首都的形象。但政府的意图受到了老百姓包括面的司机的强烈抵抗，大约抵抗了3年，好像是1999年国庆前彻底淘汰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有一个主轴的话，这个主轴就应该是市场化，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主轴的核心就是政府由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干预控制转向尽可能少的直接干预、更多的是间接调节，政府归位到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角色，政府要解决管理中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所谓越位是政府管了许多应该由市场（包括广义的非政府组织）管、市场也能管好的事情，比如应该放开的竞争性行业没有放开；所谓缺位是政府没有提供应该提供也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全社会统一的最低社会保障、基本的公共设施等；所谓错位是政府管了应该由立法机构、法院机构管的事情，比如法律的起草、法院的编制等。以院士称号为例，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明显的是越位了，政府没有依据、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介入具体的学术事务。

   首先，政府规定学术称号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其实，不仅院士称号，就是学术职称，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政府有权确定（没有也不需要有职称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的不可操作。我们来看看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其第一条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以下简称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下发通知说，为保障新闻采访活动的正常开展，维护新闻记者的合

法权益，切实加强对新闻记者和新闻证件的管理，做好监督和服务工作，按照新闻记者证每

五年换发一次的规定，决定从2009年2月25日起统一免费换发全国新闻机构的记者证。据

说，新版记者证由国内人民币印刷企业印制，封面烫有银色的国徽和“新闻记者证”的中英文，

封底烫有银色的新闻出版总署英文简称“GAPP”和“新闻记者证”的英文“PRESS CARD”；新

版记者证和人民币一样，每本都有一个流水数字编号；新版记者证同时使用了与人民币相同

技术的安全线水印纸，水印图案是“GAPP”，安全线由相互连接的“PRESS CARD”组成；新

版记者证还使用了凹版印刷、光折射幻彩油墨等十多种人民币防伪技术；新版记者证在印制

前进行了三个月的耐磨损实验，并且进行了零下20度至零上60度的高低温测试；新版记者

证还将统一打印，打印油墨和记者证均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可经雨水反复冲刷。读了这样的

新闻，我以为在改革开放30年与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宪法15年的今天，我们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985”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

    二十多年来，多少写过一些书评或准书评的文章。以我愚见，书评至少可以有两类四种。一类是直接书评，一类是间接书评。直接书评是就书论书，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宣传性的或广告性的；间接书评是就书论己，所评之书只是背景、由头、切入点，目的是表述自己的观点，一种是论证自己的观点，一种是反驳他人的观点。写哪类的书评，大概取决于所评之书的内容与质量，评论者的偏好与境况。以本人而言，对质量有异议的，多是直接书评；对质量无异议的，甚至觉得有点“自卑”的，多是间接书评。今日面对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的新著《教育熊视》（熊丙奇著 东方出版中心 

    粗算起来，关注中国的院士制度已经有10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院士制度至少有6年年的时间，也曾经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就此话题与某院士正面交锋，还曾经与某院士在私下有良好的交流沟通。似乎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不想再说了。然而，在看到人保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通知与经济特区深圳出台的一个规定之后，确实有不吐不快之感，也许说了也白说，但白说还得说，不说白不

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新需要制度的支撑，制度必须对创新者进行充分的足够的肯定。目前所存在的专利（商标）制度与版权制度、奖励制度、教授职称制度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对创新者的创新成绩的肯定。在已经充分而足够的肯定基础之上，再增加所谓的院士制度来肯定，就只能是画蛇添足、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产生了社会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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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聚氰胺的奶粉风波接近平息之时，知名的大连韩伟企业集团的“问题鸡蛋”再掀波澜。无论什么问题产品，其实核心问题不在产品，关键是问题产品的背后、问题产品的制造者、问题产品的第一责任者，那就是企业——由人所构成的结合体。也许，在习惯上我们把企业看成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者，甚至是对利润的唯一追逐者。这实在是有天大的偏颇。如果我们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引以为骄傲的汉字的解构角度剖析一下，我们会发现，“企业”二字首先是责任，并且责任如山。首先我们来看“企”，此字由两个部分组成，上面是人，下面是止。上面的人容易理解，下面的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温故一下国学，会看到《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此这里的止表示的是人所追求的目标——至善。人止于至善，但至善是不可能达到的，人永远处于追求至善的过程中，人永远是有责任的。显然，这里的至善超越了经济。我们再来看“业”，此字就是一株正在生长的草、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它扎根于大地、枝繁叶茂、十年树木，它说明人对至善的追求，需要脚踏实地，需要日积月累，绝不可以发横财、发暴利，要实要正。因此，企业二字蕴含

最近多家媒体讨论刑法修改问题。比如《南方周末》以“刑法修改背后的不同声音”为名作了整版报道（2008.9.4第1282期），笔者对其中的一项有关军队形象的修改条款感到有话要说。据说，这次刑法修改新增加了对“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制服、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犯罪行为的规定，并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这一新规定，众多常委会委员认为处罚稍轻。但是笔者认为，刑法没有必要给予军车以特殊保护权利，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任何车辆号牌都应该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给予军车以特殊保护权利就意味着对其他车辆的歧视。而问题的最为关键之处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大量出现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其实，核心是中国的军车在非战争（非演习）时期享有特权。如果取消了军车在非战时的特权，笔者相信，99%以上的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的现象会消失。

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的本质是假冒军警车辆，而假冒军警车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享受军车才拥有的免费及免税特权（以及免检特权）。依据贵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前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姜吉初说，从四总部有关部门和全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