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人性和神性一直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深厚的传统，也一直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津津乐道的元素。人性和神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是李以洪先生在《人的太阳必定升起》一文中指出的否定人性就必然肯定神性，还是现代文艺复兴研究者中流行的人性反对神性？二者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还是能够找到平衡点达到和谐？本文将从《巴黎圣母院》、《简爱》、《呼啸山庄》等几部作品中探讨一下人性与神性的相容问题。

【关键词】  人性   神性   抗争    融合

 

    欧洲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神学——戏剧学”理论，强调的就是神学中存在的与戏剧学一样两种因素的对立。神学中存在着众多的二元对立，其中上帝与人、神性与人性就是典型的尖锐对立，而这种对立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广泛讨论。其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比较具有代表性。

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在《巴黎圣母院》中主要体现在神父克罗德身上。一直以来，读者对克罗德的评价众说纷纭，但无疑都会认为他是卑鄙无耻之人。笔者认为，与其说他是恶的化身，不如说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经常涉及基督，但它并非站在一个虔诚基督徒的立场进行顶礼膜拜，也并不是以一个宣扬者的角色进行礼赞。相反的，他始终保持着对上帝的怀疑，于反叛和拒斥中反思着上帝和人的关系。正如叶尔米洛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所说得那样：“宗教在灵魂中是站脚不稳的，他的灵魂倾向于反叛、愤激，但又不得不把反叛和无神论的意向压制下去。”1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曾表示：“直到现在，甚至到我进棺材的时候，我是时代的孩子，无信仰和怀疑的孩子”。2

    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似乎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他采取的形式是反叛的，但是他的落脚点却是对上帝的皈依。换句话说，，他先将他笔下的人物置于无信仰状态，然后用他们在无信仰状态下生存的毁灭来证明“人不能没有上帝”，即从反叛走向皈依。这一点在他的名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谈及《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说：“贯穿在小说各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一个问题——上帝的存在”3，的确，《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充满了对人的信仰问题的宗教

 

一、 千百年来民族心灵潜藏的痼疾

   前面谈到过，《边城》悲剧的原因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社会发展中民俗的异化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千百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

众所周知，《边城》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但是美好并不代表完美，边城为人称道的民俗也并不是十全十美。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34湘西民俗毕竟还处在半原始状态之中，是“野蛮与优美的组合”，就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原始民俗所固有的缺陷。

    从地理位置上讲，湘西在古代属楚。我们从《离骚》来看，楚人极度好巫鬼，有着十分深厚的封建迷信思想。而湘西地处偏隅，几千年来一直未曾开化，这种迷信思想也一直未曾消减，通过几千年的发展，这种迷信思想深深的沉淀在湘西民众的灵魂之中，成为湘西民众行动的一个严重的羁绊。

    在《边城》中，生性豪爽大度的船总顺顺，明知道自己的儿子爱的是翠翠而并非团总小姐，但在言行上却始终倾向于团总小姐而不自觉地冷淡老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一个自然纯美的东方乌托邦。对此，李建吾先生曾经感慨：“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有一丝阴影吗？”同时，沈从文先生曾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的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于是，许多泛道德主义的《边城》研究者，便将此段言论与边城的淳美联系起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边城》旨在创造一种道德乌托邦，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宗旨就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营造。”对于此观点，我实在不敢认同，虽然我并不反对泛道德主义。

   把《边城》的淳美定位于道德乌托邦，我认为实在过于表面化。不可否认，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无论是人性，还是民风，都足够“道德乌托邦”。但是，沈先生想要向我们表现的，仅仅就是所谓自己家乡纯美的民俗，充满德志思想的理想王国吗？我认为不尽然。我不敢妄自揣度沈先生作品中含有多少对家乡民俗的赞美成分，但我可以肯定，其作品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一个自然纯美的东方乌托邦。对此，李建吾先生曾经感慨：“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有一丝阴影吗？”同时，沈从文先生曾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的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于是，许多泛道德主义的《边城》研究者，便将此段言论与边城的淳美联系起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边城》旨在创造一种道德乌托邦，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宗旨就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营造。”对于此观点，我实在不敢认同，虽然我并不反对泛道德主义。

   把《边城》的淳美定位于道德乌托邦，我认为实在过于表面化。不可否认，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无论是人性，还是民风，都足够“道德乌托邦”。但是，沈先生想要向我们表现的，仅仅就是所谓自己家乡纯美的民俗，充满德志思想的理想王国吗？我认为不尽然。我不敢妄自揣度沈先生作品中含有多少对家乡民俗的赞美成分，但我可以肯定，其作品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

 

    数天前，室友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三分榜单和一个问题》，读罢颇感悲凉。世俗和实用风行天下，名著经典却灰尘尽掩无人问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社会，“器”者大行其道，而“道”者备受冷落。

    无独有偶，看到了杜衡先生一篇文章《误读名著已成时尚》，亦是讨论当代中国读名著的问题。当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名著经典的“寂寞守望者们”击案兴叹之时，而《水煮三国》、《闲话水浒》以及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于丹讲论语等世俗论调却被国人众星捧月般追逐，于是，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只有将名著经典大众化或者世俗化甚至恶搞，才能将其“经典性”延续。

    联想到我上的一门选修课：中国经典和传统文化。课上老师让我们畅谈所读名著的感想。众同学的发言，我实在不敢恭维，感想者要么流于肤浅或者沦为有考据癖之嫌，要么完全复制所谓名家达人的观点思想。肤浅和考据癖本无可指责，至少他们表达的还是自己的东西。但全无主见的复制他人思想，就多少有点让人鄙视和愤怒了。不禁使我想到王小波的“鸡窝脑袋”论，可悲是这种“鸡窝脑袋

 

自荀子以来，对庄子批判者甚多。在这些反对的声音中，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庄子的思想是消极的、不负责任的。笔者以前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对庄子作品了解的逐步加深和独立思考成分的增加，我日益感到此观点的片面性。

不可否认，从表像来看，庄子的思想似乎消极是主流。但是，这仅仅是表像，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在庄子看似消极的言论和追求的背后，却隐藏着治国救世、匡时济世的思想。他和孔孟之道将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寄托在当下的道德和实际中不同，他不以具体为对象，需要我们从玄览关照中加以体认。正因为如此，庄子的思想往往让人感到虚无，感到消极避世、没有社会责任感。本文中，我将从世俗和原生两重间架来简单的发表一下我对庄子思想社会责任感的看法。

一、世俗间架下庄子思想的社会责任感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决定了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如何重建思想和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诸子百家虽然途殊但却归同，“夫阴阳、儒、名、法、道家，此务为治也”（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虽然百家争鸣，但大家关心的焦点都是同一个，那就是“治”。道家亦如此，他同其他各家一样

 

            中隐

中唐是中国文化体系上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盛唐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通过安史之乱彻底暴露出来，中国文化体系需要进一步调整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繁华凋敝、青春易逝和命运无常的失落感以及亢奋过后的衰惫。”7在这种历史的变迁下，白居易提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中隐理论：

 

 

中国人没有外在的超越的的价值信仰，但却有着不是信仰的信仰。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欲罢不能。中国古代之人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努力的灌输着“内圣外王”“家国同构”的儒家思想。所谓“内圣外王”，其实是儒家思想中一种理想的人格模式。按照 冷成金教授在《读史与智慧》中的解释，“内圣”即指在内在思想品德上加强修养，逐渐向圣人境界靠拢，而“外王”主要是指把这种内在修养所得的东西推之于外，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2具体来说，主要是修、齐、治、平这几个动态的过程。而家国同构则是指一个人在完成齐家之后，还必须得投身政治，治国平天下，从而实现儒家理想中最高的人生追求。

 

概论：

隐逸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南 怀瑾先生在他的《禅宗与道家》一书中甚至将之推到了孕育中国文化半壁江山的地位。这足以表明隐逸之士、隐逸文化所受重视的程度。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隐士的传说，从尧舜时代的被衣、许由、子州支父、石户之农等到商周时期的匡庐、伊尹、姜尚等，数不胜数，而且记载详实丰富，足以说明那个时代著书者对隐士的重视。不仅诸子之书如此，就是所谓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其中也不乏对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