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市委组织部参加一个差不多没有什么新意的所谓“人才发展规划”会议。说到人才问题，大家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老人是智慧的，在他的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或者说是当下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把问题想透的人，遗憾的是这样的问题只是在钱学森老人溘然长逝之后，才又被人“猛然记起”，似乎还有震耳发聩之功能，遗憾的是钱学森老人并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

    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保守、落后、封闭和僵化是举世罕见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实际上不是吸收人类普世文明、激发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桎梏、压抑、磨灭人的灵性和创造；不是顺应时代、社会发展和需求，主动相应，超前部署，投资未来，而是教育部以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规定和制约着一个庞大教育系统的运行。不太可能按照教育规律来做事，而把精力用在管理具体专业、课程、招生计划等微观层面。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部、甚至比教育部更高的机构，居然要管高校开设什么课程，举办什么专业，要管高校招生的数

    还在上海出差，有记者打来电话，说起成都市商招店招设置规范》的事情。在回成都的飞机上，我看到一则报道：《店招上写啥要以老百姓需求为本》。转如下：

    明年开始，成都主城区将大面积推广规范店招商招。新制定的《成都市商招店招设置规范》规定店招不能出现经营范围、电话号码。有市民表示，这样单纯强调管理，有不够人性化之嫌。公共管理方面的专家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管理者和消费者三方应尽量寻求利益平衡点。

    市民：店招留电话很人性化

　　“我觉得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促进产业发展，而不是单纯强调管理。店招不能留电话号码，非常不人性化。我觉得店招留电话很方便市民，比如新开一家店，想了解具体情况，但现在停车又不方便，可以记下电话回去详细询问，这个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廖女士在电话中表示。

    第四届全国公共管理院长论坛期间，主办方安排我和与会的几位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政法、上海财经、上海理工等高校的大学生们“面对面”。

    学生们向我们提了三类问题：第一类与就业有关，第二类与学生的学术深造和发展有关，第三类与我国教育管理的弊端有关。主要问题有：

    为什么公共管理类同学相当大一部分最终是在企业就业？一个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同学并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为什么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学科排名中几乎没有位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样培养国家甚至世界级领袖？

    同学们的问题是比较高深的。我也向同学提了三个很浅的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是学习？第二，你是否真的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第三，你有没有一个涵括人生长度的职业规划？

    这两天在上海参加第四届全国公共管理院长论坛。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做公共管理的相关工作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一个公共管理者或者研究者，只是想着如何扩大自己领导的一个组织的影响力，大概已经接近公共领域，但还不具本然意义上的“公共”属性。公共利益，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有许多人都号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就像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公共利益说到底是一个需要他人（社会）提供、自己争取才能最终实现的一个过程。

    公共利益不是仅仅靠自己的争取可以得到的，当然也不是靠别人给予可以得到的。这里已经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治理”（governance）。治理的本质是多个“权力”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或利益的协调过程。无论是何种社会体制，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主导性的。

    可是，如何能够知道公共治理的效果如何呢?这是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大家关切的

    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仍然处在急速变化、尚未最终成型的阶段。比较有影响的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划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大阶层理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郑杭生的“城市社会结构理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他未能确切区分的阶层等）等。

    现代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有怎样的特点和趋势？有哪些突出的利益分化和矛盾？以成都为例，看看情况如何？

    第一，城市职业阶层的构成变化

    根据有关实证资料分析统计，城市职业阶层的构成为：（1）管理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占11.6%）；（2）专业技

    在香港期间，住在香港中文大学，也趁机到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每一个大学都给我独特而深刻的印象。

    香港大学以“明德格物”为校训，是香港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学。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抱负：“香港大学，学术殿堂；追求卓越，科教兴邦；群伦领袖，启向导航；享崇誉于国际，为亚洲之荣光；建科技之宏宇，拓学问之新疆；育才并重德智，树人以作栋梁；得天下英才而施教，授终身学习之良方”。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是最有特色的地方，我在此前的一篇博客里有专门的描述（http://blog.sina.com.cn

    在香港访问学习时间不长不短，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陈健民教授和王泳女士的精心安排，访学活动内容丰富，收获颇多。

    正如陈健民教授所讲，公民社会的形成首先要有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其中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宽容意识最为重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a9c690100g5wn.html）。很难得，中心会安排每一位到访的学人与陈健民教授有一个单独面谈。有许多观点和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我经常说到，此前的30年中国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后者30年是公民社会的艰难历程。真正的考验在未来。如果有人问，你想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或者你希望中国有怎样的变化？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带给或者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12月3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做关于《灾后重建与公民社会发展之思考》的演讲，也表达了一个中国公民的理性思考。

    赛马可以说是香港的城市“名片”了。与同来香港的朋友相约，去“跑马地”凑热闹。来晚了，马已经跑过两趟，场内气氛很像美国的赌城。绿色的草坪，在强烈的灯光下，更加青绿。有马群跑过时，看台上的人们一阵欢呼。看台有七八层楼高，每层都各有自己的分区，什么贵宾区、会员区等。更多的时间，场地上并没有马跑过。人们其实更加紧张，大家都在一张有选手名字出场秩序的纸上用心算计着。

    赛马会香港最火的机构之一，香港赛马会在1884年成立，初期的赛马活动为业余性质。1971年以后，香港赛马转为职业活动。现时赛马会每年举办约700场赛事，分别在沙田及快活谷的马场举行。除了在马场内投注外，马会亦接受场外、电话及自助终端机投注，现有超过100家场外投注站，及超过100万个电话投注户口。马会收益扣除营运开支后所得盈余，交由属下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管理，主要用作体育、文娱、教育、社会服务、医疗方面用途。

    马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纳税机构，在2008-2009年度共缴纳129.78万港

    一早如约来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其实就我一个人而已。因为此前有访问申请，生产力局一位姚姓女士为我专门介绍生产力促进局的基本情况，此后又安排一位专业人士就我感兴趣的事项交换意见。

    离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随意在九龙塘转悠，见一佛堂摸样的建筑，直径走进去，原来是慈济在香港的“静思堂”，义工热情为我介绍这里的一切。让我想起去年在台湾慈济的总部、慈济大学和慈济医院访问的情景。不仅仅是“大爱”，还有令人钦佩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技能。

    从静思堂出来，又见到一个“老人服务所”。相对于其他福利，香港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障，据说政府拥有的老人护养院只有大约1500个床位，每年有6000老人在排队等候，供不应求，事实上大约有70%的老人会在等候中死去。这样一来，便催生了民办的“老人护养院”，我看到的这一家便是其中一个。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往往都是公私合作形成的结果。

    在“老人护养院”对面，

                          从太平上山上看香港

              从我窗户望去，夕阳下的香港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