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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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生，笔名鲁易，山东寿光人，现居湖南长沙，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煤炭报社驻湖南记者站工作，曾就职于常德广播电视台民生报社。常德市作家协会会员，常德散文家协会会员。游走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习作散见于《演讲与口才》《潇湘晨报》《家庭导报》《散文时代》《常德日报》《常德晚报》等各级报刊杂志，期待与你共同探讨理想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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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煤矿工人遭遇车祸之后

——关于湖南省涟源市一起事故的调查

【中国安全生产报4版2012年5月24日】

下班途中，煤矿工人李建朝被无牌卡车撞倒，生命垂危；救父路上，其子李羽从无牌救护车上摔下，至今昏迷。短短四天，种种不幸接踵发生在这个家庭。

肇事司机的逃逸、救护车管理的混乱、煤矿及有关部门对生命的漠然，让人愤慨；李家亲友悲伤绝望的眼泪、5岁孩子孤单无助的眼神，让人揪心。谁能伸出援助之手，拉他们一把呢？

5月14日17时许，湖南省涟源市湘中煤炭医院住院部，57岁的李建朝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作为涟源市龙塘镇新兴煤矿一名矿工的他，几天前骑摩托车下班途中被一辆无牌卡车撞伤。因错过最佳手术时间，加上无力负担高额医疗费用，家人只得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保守治疗。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回涟源的急救车上，当李建朝的儿子李羽正向母亲嚷嚷“砸锅卖铁也要给父亲做手术”时，因身后车门没关好一下子从车中甩到了马路中间。至今，李羽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一个家的两个顶梁柱瞬间坍塌！而在家里等待着的，是一个87岁的老人、一个50多岁的女人和一个5岁的孩子。

急救车：千呼万唤始出来

拨打120急救电话，对方说：“下大雨，来不了。”继续多次拨打120，才在租来面包车赶往医院的途中遇到急救车。

5月9日下午，大雨。

15时30分左右，涟源市龙塘镇外郎村杨家组村民李学军，正在207国道旁中石化涟源市科民加油站附近的朋友家看报。就在大伙讨论当天的新闻时，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

“跑出来一看，真是吓坏了！”李学军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加油站进车口处，一辆无牌东风大卡车横在公路中间，被它撞了的摩托车则倒在路旁。“摩托车是沿公路由安化向涟源方向行驶的，大卡车则驶往安化方向。”目击者称。

李学军听到响声后跑到现场，前后不到两分钟，大卡车司机已不知去向。虽然车已熄火，但雨刷器还在刷着车窗上的雨水。

公路旁有一条约1米深的排水沟，村民们在里面找到了摩托车驾驶员，他已经不省人事。“当时雨下得很大，排水沟里的雨水哗哗地流。”村民吴小连回忆。随后，李学军、吴小连两人小心翼翼地把驾驶员抬出来，放在了排水沟边。

此时，李学军才发现，这名伤者是位五六十岁的老汉，额头和右小臂上的伤口都在流血。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人认出，这位老汉是龙塘镇南风村村民李建朝，是新兴煤矿木料场的木工。

有村民打电话通知李建朝的家属，有的则拨打距事发地点最近的湄江镇中心医院急救电话。然而，医院得知是交通事故，不愿意来接。另有村民拨打当地派出所的报警电话。“这是交通事故，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你们找交警。”接电话的民警回应。

大约半小时后，李建朝的妻子李喜容匆匆赶来，接着就打了120急救电话，可对方说：“下大雨，来不了。”无奈，李喜容只得求助附近村民租来一辆面包车往医院赶，并继续多次拨打120，途中遇到正赶往现场的急救车，才把李建朝送到了涟源市人民医院。

“这里已经出过几次事故了。”采访中，村民向记者反映。

记者经了解得知，2011年上半年，附近有一名叫李要林的老人在距离本次事故现场不足50米的地方，被一辆小车撞伤，导致面部毁容、劳动能力丧失。

2011年11月的一天晚上，李学军年近70岁的岳父李正楚，也在李建朝被撞的地方遭遇交通事故。肇事车辆借着夜色逃逸，李正楚被送往娄底市中心医院救治两天后离世。之后，李学军带家属采用了堵路的过激方式维权，交管部门从交通事故紧急救助经费中拿出2万元了事。

“据交管部门调查，怀疑撞我岳老子（当地方言，意为岳父）的是一辆大货车。”李学军说，“但这个案子至今还没破。”

5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事故地点位于公路下坡段。虽发生了几次事故，此处却不见任何警示标志。记者采访时，几辆大货车疾驰而过，没有减速，也没有鸣笛。

李建朝被送到涟源市人民医院后，医院对其伤口进行了清创缝合，并做了头颅、颈椎CT检查等。当天21时左右，李建朝清醒过来后，出现头痛、呼吸急促等症状。医院与其家属沟通后，建议转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救治。

转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之后，该医院与湘雅一医院、湘雅二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最后，医院通知李家人：做手术的最佳时间为事故后6小时内。也就是说，最佳手术时间已经错过。专家会诊认为，李建朝的手术做与不做都一样。“光手术费就要6万元，术后的继续治疗开支更大，在30万元以上。”医生告诉李喜容，即便手术成功，李建朝高位截瘫的事实也无法改变。

可否通过追查肇事司机，先解决部分治疗费用？李喜容想。可是当她向交警部门反映情况时才得知，肇事的大卡车是5月5日凌晨失窃的车辆，肇事者仍不知所踪。

工伤认定：怎一个“不”字了得

“这事跟煤矿没关系”、“不知道这个事”、“这些事我基本就没管”、“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

到哪里去筹这笔巨额救命钱？李家人心急如焚。

根据2011年1月1日实施的新《工伤保险条例》，在关于工伤认定的几条情形中，其中第六条情形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既然找不到肇事司机，可否申报工伤，先解决部分治疗费用？李家人想到这里，马上找到了新兴煤矿矿长刘祥华。可是，刘祥华只用一句话答复：“这事跟煤矿没关系。”

5月14日，记者来到新兴煤矿。该煤矿年设计产能6万吨，属低瓦斯矿井。距井口不远的矿场里，停放着8辆摩托车，而停车棚里，也停着8辆摩托车。这是矿工们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井口处，3名矿工正等待煤车升井。令人惊讶的是，一矿工正坐在椅子上抽烟。见记者前来，他连忙把烟头丢在一边。记者发现，地上有十几个烟头。“井口20米内禁止烟火。”刘祥华告诉记者，却并不过问工人的吸烟行为。

井口不远处，一些木料凌乱地堆放着。刘祥华介绍，李建朝之前就在这个木料场工作，已经干了两个多月。“一来矿上，就与矿上签订了用工协议，上了保险。这些资料由龙塘镇劳动保障服务站保管，站长叫吴新德。”

“当天晚上得知李建朝出事后，我们立即赶到了现场，但他已被送往医院。我们紧跟着赶到医院，并把情况向煤矿投资人李交龙作了汇报。”刘祥华说，“李建朝的家属提出，他是在下班途中出的车祸，能不能算工伤？我当时不能答复，就向吴新德报告，并与吴新德一起到了医院。”

刘祥华接着说：“5月10日，我们又向涟源市工伤保险管理局副局长梁又文报告。梁局长说，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

而5月13日记者就此事采访李交龙时，他这样说：“不知道这个事，没人跟我说起过。有关工伤申请，我会安排煤矿向劳动部门汇报。”

5月14日14时40分，记者来到龙塘镇劳动保障服务站，只见各个办公室均大门紧闭，而门上挂着的“本室人员去向牌”上，全部标示为“办公”。记者从值班室门上的一张作息时间表中，找到了吴新德的电话，但拨打了十几次，一直未能接通。

随后，记者在该站公示栏中，找到了龙塘镇分管领导李志高的电话。电话中，李志高表示：“这些事我基本就没管，具体是吴新德管。”至于为什么无法联系到吴新德，李志高解释：“他母亲去世了，没在站里。”

当记者追问龙塘镇劳动保障服务站为何上班时间无人时，李志高犹豫了一下说：“这个……我需要了解。”

记者随后来到涟源市工伤保险管理局采访。梁又文说：“新兴煤矿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第一时间按照程序进行工伤申报，但我们没有接到该矿任何申报材料。”

他又说：“我接到吴新德他们的电话已是5月11日下午，那时我还在长沙。而且，我没有说过‘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的话。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劳动部门人员都应知道的常识。作为工伤保险主管部门的人员，更不会作出这么无知的答复。”

梁又文说明了企业申报职工工伤的三个条件：当事人没有违法、是在下班的时间内、经过下班的必经路径。“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话，李建朝应该可以认定为工伤。认定工伤之后，3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中，需煤矿承担的部分也只有几万元。”梁又文说。

涟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办案民警周作盛、刘家兴介绍，事故发生后，民警就赶往现场进行了调查。肇事的大卡车属失窃车辆，车主杨文飞已经找到。该车于5月5日被盗后，杨文飞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现在大卡车和摩托车已被扣，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两名民警表示，“据初步调查情况看，是大卡车调头时撞到了摩托车，可以判定是大卡车司机应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

可怜的家：两个顶梁柱垮了

“不敢告诉他太多，要是他知道李羽也出事了，那就更不得了了啊！”李喜容眼角的泪花，似乎未曾干过。

“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了。”5月12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医生再次建议李家人，把李建朝转回涟源做保守治疗，但李建朝的儿子李羽一时难以接受父亲医治无望的现实。

当晚，该医院一名护士帮忙联系了一辆急救车，李家人准备返回涟源。“最初急救车司机要2500元，讨价还价之后，给了他2000元钱。”李建朝的女婿吴林波告诉记者。

20时许，李羽、吴林波、李喜容等人照顾着李建朝上了急救车。可急救车刚驶出两三公里，又一悲剧发生了。

“李羽在车上跟母亲拌了几句嘴，他坚持要给父亲做手术。谁料到，车后门竟然没关，李羽突然掉了下去，车又行驶了五六十米才停下来。”吴林波说。

当时，吴林波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车一停下，他就跑去看李羽。只见他躺在马路中间，耳朵、鼻子都在出血。“我们要求急救车司机马上把李羽送到医院，可司机说车上还有病人，不能送。”吴林波说。

僵持几分钟后，司机才同意将李羽送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随后，该司机匆匆开车离去，至今人和车都不见踪影。医院则另安排车辆送李建朝返回涟源。

“那辆急救车没有牌照，可是有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标志。”吴林波告诉记者，除了闲聊时得知急救车司机姓陈，是长沙市宁乡县人，还有一张司机开具的盖有“湖南省医疗护送中心”公章的收据外，其他毫无线索。吴林波事后到长沙市公安部门报了案，警方介入调查。

5月16日，李羽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仅一天的治疗费用就高达3000元。“除了颅骨外伤外，颅内还发现了淤血。另外，因面部神经受到压迫，病人出现面瘫。现在病人还没度过危险期，情况很不乐观。”主治医师卢韶华说。

“医生之前说，即使治好了也是个残疾人，可他才29岁啊！”李喜容已经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

与此同时，躺在湘中煤炭医院的李建朝，仍挣扎在生死边缘。主治医师陈名正介绍：“像他这种情况能存活下来的概率本来就很低，而现在病人的膈肌已经麻痹，只能靠腹肌呼吸，随时有生命危险。”

“也就头脑还有点清醒，其他功能正在逐渐丧失。比如肺部感染，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陈名正说，“因为要长期卧床，回家根本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以后的日子也只能躺在医院里。”

“家里的两个顶梁柱一下子垮了，之前儿子还离了婚，家里就只剩一个老人、5岁的孙子和我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李喜容掩面而泣。

记者跟随李喜容从医院回家拿换洗衣服时，见到了半山腰上李家孤零零的房屋。房屋前，一位老人拄着竹竿翘首而望。这就是李建朝87岁的老父亲李国卿。“我的儿现在怎样了？”见李喜容回来，老人迫不及待地问。“没事，你不用担心。”李喜容贴在李国卿的耳边，大声说。

“不敢告诉他太多，要是他知道李羽也出事了，那就更不得了了啊！”李喜容眼角的泪花，似乎未曾干过。

严防“踢皮球” 深挖“保护伞”

——广东省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工作纪实

【中国安全生产报1版2012年5月22日】

“同一地区接连发生同类较大事故3起以上的，对接下来发生的较大事故，省政府将视情况直接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近日召开的广东省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副省长刘志庚强调。这是该省针对近来事故多发频发出台的举措。为落实源头治本，广东省还决定，强力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形势严峻出重拳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坚持把它摆在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近年来逐年大幅下降。然而，今年前４个月，广东省发生较大事故33起，同比上升6.5%；广州、韶关、江门等10个地区较大事故起数超过控制指标进度。进入第二季度以来，全省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事故频频发生。

5月14日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9死6伤。“主要还是思想认识有差距，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刘志庚说。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就事故做出批示：认真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随后，广东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防范重特大事故工作。会议决定，今后，凡是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起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由省安委办提请省政府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将情况通报全省。

刘志庚特别强调，当前，广东省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行动，从源头上整治和消除安全隐患。

积极部署抓落实

未按省政府要求，及时上报“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领导机构和工作方案的12个市及7个省直部门，被通报批评。此前，广东省根据自身实际，明确了矿山、道路和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冶金、旅游等九大高危行业领域为重点；成立了由省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任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省安监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相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立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办公室。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办公室配备了精干力量，建立了工作例会、信息报告、简报编发、统计分析、跟踪督办等多项制度，及时汇总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对专项行动的信息和数据统计报送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一周一调度统计，一月一小结通报”的工作要求。广东省决定，把各地各单位信息与情况报送工作纳入2012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重要内容。

为确保专项行动有序高效开展，本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紧密结合广东省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地方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工作机制，落实政府及有关部门管理责任，防止互相推诿。

此外，广东省还要求专项行动与全省正在推进的“三打两建”活动相结合，注重源头治理，加强与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配合，深挖根除非法违法行为背后的“保护伞”，铲除安全生产领域的黑恶势力，逐步建设安全生产领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认真执法严整治

“企业要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报体系，每月进行一次安全生产风险分析。发现事故征兆就要立即发布预警，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刘志庚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经常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隐患要报当地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4月17日，广东省政府全面部署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后，广东省安监局迅速结合行业、区域分布情况和防汛度汛的季节特点，成立了专项行动组，开展专项执法监察行动，重点围绕茂名、云浮两市的6家非煤矿山企业、烟花爆竹企业，实施了执法检查和“回头查”。

专项行动组发现罗定市苹塘镇大发石场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进行矿山开采、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的严重违法行为后，当即要求云浮市安监局现场下达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该石场立刻停止生产，撤出生产设备、作业人员，并依法对该石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要求云浮市和罗定市安监局、苹塘镇安监站加强对该石场的安全监管，做到“镇每天巡查、市（县）两天一查、市局及时跟进”，确保强制措施落实到位。

广东各地针对自身实际积极开展工作。云浮市建立了由市政府牵头、16个负有安全生产执法职能部门参与的烟花爆竹联合行动机制，坚决取缔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炮壳非法生产点。2011年以来，该市共开展了500次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出动执法人员2253人次，立案185宗，行政拘留57人。

湛江市突出非煤矿山、道路和水上交通等高危行业领域，严查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建设等13类行为。

据统计，截至5月15日，专项行动组共发现事故隐患21条，并依法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或现场强制措施，共发出7份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和1份强制措施决定书，坚决治理纠正了违规违章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了事故隐患。

向没有安全的速度说“不”

——湖南花垣县锰铅锌矿山整治整合工作纪实

【中国安全生产报4版2012年5月15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黔、渝交界处，是苗族聚居县、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但大自然赠与了花垣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已探明的矿产有20余种，其中锰矿储量居全国第二位，新探明的铅锌矿储量1300万金属吨，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铅锌矿基地，素有“东方锰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花垣县的采矿业在“国有民采”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占了湘西工业的半壁江山，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2010年的锰矿区“7· 20”透水事故，死亡9人，用惨重的生命代价再次敲响了警钟，一场“抓整治、推整合、保产业、促发展”的攻坚战随之打响。在大洗牌中，花垣县摸索出了矿山整治整合的“花垣模式”。

“大局已定，不可逆转！”今年4月24日至27日，记者在花垣县进行采访，县委书记彭益说起目前的锰铅锌矿山整治整合形势时，用这8个字进行了总结。

疯狂逐利，乱象丛生

“几乎没有一家是证照齐全的，争夺资源更像是抢山头，放眼望去，山上都是为采矿搭建的临时棚子。”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花垣县就开始了对锰矿和铅锌矿浅层次开采与加工。上世纪90年代初，花垣县作为全国“国矿民采”的先进县，召开过全国性的典型推介会。

“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门槛，只要跟当地的农民商量好用地问题，交税，就能开挖。”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坦言，2005年，该县已有530多个矿硐。

随着锰矿、铅锌矿价格的上涨，花垣县迎来了开采热潮。到2007年全球有色金属价格暴涨时，花垣矿山非法违法开采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

“锰岩矿石价格最高的时候达到1200元/吨，铅锌矿石3.2万元/吨，而挖1吨的成本只有七八十元钱，不到3个月就能收回成本，简直就是暴利！”花垣县国土局局长石龙海苦笑，“到处都在开采，新矿硐随时增加，连我们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矿硐。”

“炮一放，就可能产生一个亿万富翁。”这句玩笑话，在当时的花垣，并不是天方夜谭。在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采矿大军中，因抢夺矿山而产生的纠纷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几乎没有一家是证照齐全的，争夺资源更像是抢山头，放眼望去，山上都是为采矿搭建的临时棚子。原则上‘先上车，后买票’，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补办手续，也没有办证的概念。”花垣县安监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矿山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无证照开采、乱挖滥采、越界盗采、以探代采等乱象也随之出现。

据统计，仅在民乐、猫儿等7个乡镇，锰矿硐的数量便达163个，而铅锌矿硐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064个。团结镇的李梅矿区，矿硐一个挨着一个，矿硐外则是堆积如山的废弃岩石。在矿山开采的辉煌时期，来这里挖矿的打工者多达10万人。

“矿中有矿，硐中有硐，硐硐相连，矿矿相通，重重叠叠，跟蜘蛛网一样。”湖南第一工业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文际坤描述说。他是湖南省非煤矿山专家组副组长，曾参与2010年“7·20”事故的调查：“见矿采矿，丢矿多，浪费严重，连机械通风、排水等基本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

“锰矿、铅锌矿的开采，就像是一群不懂篮球的人在打比赛，不懂得站位，哪里有矿就在哪里挖。”彭益说，“像这样的掠夺式开采，用不了几年，资源就枯竭了。”

团结镇耐子堡村、龙潭镇李梅村等，因多年无序开采，导致居住区地面塌陷、水源被破坏；民乐镇个别地区因采矿形成长达55米的地表裂缝……疯狂采矿带来的“后遗症”严重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2010年7月20日，猫儿乡境内的一家锰矿企业，盗挖另一家相邻的暂时停产的锰矿，被盗锰矿的大量积水瞬间冲入，13名矿工被困井下。经过12个昼夜的艰难救援，只有3人成功获救。

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花垣县共发生矿山事故15起，死亡40人。其中，2009年发生矿山事故6起，死亡15人；2010年发生矿山事故6起，死亡22人。

“没有安全的速度，是低速度、零速度，甚至是负速度！”彭益深刻认识到，只有痛下决心整治整合，方能保住已取得不小成就的矿产业，做大、做强、做精，才能推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真停、真关、真整治

“资源整合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但财税收入的负增长，换来的却是全县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形势的好转。”

早在2003年，花垣县就成立了锰锌办等专门机构。2005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下发后，花垣县以“治乱、治散、治差”为重点，进行了矿业开发秩序整治。“整治整合不彻底，隐患治理不到位，开采秩序不规范，导致事故多发。”花垣县委、县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2010年8月5日，花垣县在“7·20”矿难救援工作结束后，召开了矿山整治整合的动员大会。随后，163个锰矿硐、1064个铅锌矿硐全部关闭。

彭益“操刀”《锰矿区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方案》《铅锌矿区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方案》，提出了“一个区域、一个采矿权证、一个法人主体、一套适合的开发利用方案”的具体目标。这2个方案，被湘西自治州委、州政府迅速批转。

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原则，花垣县财政投入800余万元，对有编号、纳入整合的矿硐按统一标准进行了封堵、编号、建档；对无编号、未纳入整合的矿硐一律按“六个不留”的标准永久关闭。

花垣县矿山开采时间长，涉及面广。面对全县1227个矿硐的开采现状、1000多个企业主之间的利益调整和矿业开采背后隐藏的错综复杂格局，一些干部产生畏难情绪、部分企业观望等待，成为整治整合之初最大的障碍。

动真格的整治整合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曾有人给彭益发短信恐吓，扬言“把彭益赶出花垣”。对此，他坚决回应：“整治整合一定会搞下去，走了我彭一（益），还有彭二、彭三来接着干这个事！”

为强力推动矿山整治整合，花垣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负总责，由县领导任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包片区、包企业、包矿硐，组织县直部门、矿山乡镇共300余人，进行大兵团作战，实行“一对一”责任捆绑，“点对点”推进。

“政府给政策，遵循市场规律，让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立足实际，兼顾公平。”彭益介绍说，“整治整合没有可照搬的经验，花垣的实际决定了只能探索自己的模式。”

整治整合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资产评估是首要难题。锰矿山有地质详勘，以资源储量为基础定价；铅锌矿为“鸡窝矿”，无地质详勘，以矿硐数加进尺、矿硐数加储量等资产评估方式确定股权，采取收购兼并、股份合作等整合方式，大大增强了操作性。

在民乐镇响水村，花垣县钰沣锰业公司通过采取兼并收购方式，对5家企业实施整合重组，保留了5个井口，永久性封闭了85个非法矿硐。

铅锌矿李梅1采区，以矿硐数和巷道进尺作为确定股权依据，根据采区实情，采取独资收购的整合方式将采区内的39个矿硐整合，按照施工整改要求，保留了5个井口。

“近年来市场低迷，大刀阔斧整治整合，矿主容易接受。县委、县政府的决心让老板们感到，应付是过不了关的，因此非常配合。”花垣县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长杨胜望介绍。

目前，花垣县锰矿硐和铅锌矿硐由1227个减少到200多个。按地域接近性、矿块结构、资源储量等原则，锰矿山已由31个采矿区整合为5个，其中4个区域已全面完成整治整合，证照齐全，实现合法生产。铅锌矿山36个采区也已完成整合。

同时，花垣县政府还出资50多万元聘请专家常驻花垣县，对企业开展上门指导服务，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矿山企业由家族式、松散型、粗放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变，全面提升企业素质。不配合、超工作时限的矿区或企业将以关闭形式实现整治整合。

自2010年7月矿山全面关停整合以来，花垣县2011年财税总收入6.57亿元，同比下降12%。“资源税收占财税收入的70%以上。资源整合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但财税收入的负增长，换来的却是全县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形势的好转。”彭益表示。

未来之路，依然漫长

“整治整合后的技术改造、后续管理等应及时跟进。算不算成功，还需要以后几年的时间来检验。”

“晚上怕电话，电话一响准是出事了；下雨怕垮坝，提心吊胆，睡觉都不踏实。”一位企业负责人谈及整治整合前的状态时说。

“现在资源明确划给了企业，是企业的财产，肯定会自觉地守护，而且开采也更有计划性、安全性。”金瑞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基旺感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记者在花垣县钰沣锰业公司看到，投资近1500万元整改后，矿区已安装了16个电子探头，建成矿山电子监控系统，实施全天候远程监控。“去年发现过2次盗采现象，及时报告镇政府后，进行了查处。”该公司董事长麻绍鸿说。

2011年，花垣县发生矿山事故3起，死亡3人，无较大以上事故，被评为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整治整合，效果初显。”花垣县安监局局长张远军介绍，为巩固整治整合成果，花垣县将始终保持对非法开采、偷挖盗采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建立健全有奖举报、企业相互监督制约和乡镇、职能部门快速联动查处机制，在全县锰矿区、铅锌主矿区推进矿山电子监控定位管理系统建设。

矿业整治整合还有力地带动了尾矿库安全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花垣县89座尾矿库现已累计投入资金3.8亿元进行整治。

“现在，花垣县锰矿每年开采量不突破100万吨（整治整合前年开采量为300万吨），可以延长矿山服务年限5年以上。”杨胜望透露。同时，花垣县正在组织开辟外矿渠道，抓好花垣民乐锰矿深边部找矿工作，花垣—凤凰地区铅锌矿整装勘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新发现的铅锌远景资源量达1000万吨。

“硬件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来解决，但更大难关在于软件方面能否跟得上。要实现矿山生产的本质安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际坤分析，“技术力量薄弱，企业的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管理，是应重视的薄弱环节。”

目前，湖南省安监局正组织力量在花垣县进行验收。

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安监局局长刘尧臣表示，郴州鲁塘、湘西花垣、娄底冷水江和衡阳耒阳，是湖南安全生产的“癌症地区”。大力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安全整治，是湖南省促进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好转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

刘尧臣分析，像花垣这样的“老少边穷”地区开展整治整合工作，还面临几个实际困难：过去多依靠区域经济，起点低，基础差，安全隐患多，生态破坏严重；因过分依靠资源，短期内对经济发展影响大；目前中央、省两级财政的很多支持政策，享受不到。

“‘大局已定，不可逆转’概括了花垣整治整合的形势，后面应该再加上一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刘尧臣强调，“整治整合后的技术改造、后续管理等应及时跟进。算不算成功，还需要以后几年的时间来检验。”

1979年的事故系渡船超载所致，造成9死3伤。30多年后的今天，天堂渡的超载现象依然存在。每天乘渡船上学的学生至少有300人次。

在那起事故中痛失爱女的老人，临终前捐出毕生积攒的几百元钱，为的是——建桥。

何年何月能架起“平安桥”

——湖南省涟源市水洞底镇天堂渡安全隐患调查

【中国安全生产报4版2012年5月5日】

蒙蒙春雨中，几个小学生沿河堤上不足1米宽的泥巴小路而行，准备搭乘“湘涟源渡0020”渡船过河。路边盛开的油菜花和孩子们五颜六色的书包，成了这个阴冷清晨跃动的点缀。

这是记者在湖南省涟源市水洞底镇天堂渡看到的画面。这是今年2月以来，记者第七次来此暗访渡口安全。因为学校在天堂村，河对岸的学生上学都要从雨田村坐船。据雨田村党支部书记李向平估算，每天乘渡船上学的学生至少有300人次。

“1979年沉船事故死了9个人。我爸常说，要不是那时刚出生不久的我鬼使神差般突然尿湿没上船，可能也逃不过那一劫。”常年在外经商的小李说，“后来又发生了多起事故，那是‘死亡之船’啊。”

记者的目击：

抢着登船上学去

天堂渡得名于所在的天堂村，渡口的对岸是雨田村，往来两村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船。船沿横跨两岸的一条钢缆行进，钢缆上挂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打了一个洞穿在钢缆上，可自由滑动。横渡时，船工一只手抬起来拖动棍子带动船只，另一只手抓着钢缆配合发力，棍子和钢缆之间“嘶嘶”的摩擦声伴随着每一次航行。

据李向平介绍，这艘船是两村共同购买的，并聘请了一名老船工负责摆渡。老船工每个月的工资约500元，其中上级给180元，村里补贴300多元。

4月6日7时，记者在天堂渡观察，半个多小时内，渡船往返了16趟，每趟用时不到2分钟。乘客多为赶着上学的学生。

“别急别急！”渡船刚靠岸，尚未停稳，几个学生就争相往上跳，老船工见状马上阻止。准备过河的人排着队，由于渡口两边临河，又没有护栏，等待上船的乘客只能扶着连接两岸的钢缆。

开船后，记者发现，船工、8名学生和3名成人因没有座位，有的站在甲板上，有的坐在船舷上。而渡船上钉着的乘客定额牌上写明“限载10人”。渡口守则第一条也明确“严禁超载”。“多的时候有20多人乘船。人家要上，也不能不让上吧。”老船工说。

记者在船舱里看到了放在床底下的7件救生衣和2个救生圈，上面满是灰尘，可见已很久没有用过了。

快要靠岸时，船上的人纷纷往船头靠，甚至一步跨上没有护栏的船头最前端。人群后面只有1名个头很小的学生还紧紧抓着边上的铁柱，船停稳了才松手。

记者在渡口看到，渡船靠岸等待村民上船的时间不到1分钟，船工休息的时间很短。“附近的10个村子的村民出行都依赖这个渡口，有人上船就得走，歇不了的。”老船工告诉记者，从天亮到天黑，他一直在船上，连饭都是由家人送到船上的。“工资那么低，年轻人肯定不干。”

在暗访过程中，除了孩子们嬉闹的声音，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船工和其他村民对孩子们的提醒。雨田村党支部前任书记李志光说：“孩子们每天过河上学，不知道哪天会出事，怎么会不担心？”

记者几次暗访后发现，乘船的大多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一般没有大人陪同。他们站在船边时，低矮的护栏刚过膝盖，一旦船剧烈摇晃，落水的可能性很大。

村民的认识：

“2个小孩当1个人嘛”

在今年2月的一次暗访中，记者发现船上已经有了十几名乘客，遂询问还能不能上，船工回答：“要上也行。”旁边的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起哄般数起人数来：“1、2、3……17。”站在船边的大人笑着说：“2个小孩当1个人嘛！”

记者粗略统计，16趟摆渡中，8趟是满载学生的，且都在10人以上，多为15人左右，最多18人。对于“超载”，村民表现茫然：“没留意到。”有村民说：“平时1艘船乘坐20人的情况都有。有人急着要上船也没办法啊。”

天堂渡在30多年前就曾因为超载发生过沉船事故。

1979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晚上，40名村民坐在限载12人的渡船上，兴高采烈地到对岸看电影。因为严重超载，船开出不久就渐渐下沉。慌张的村民们互相拉扯，涌动的人群使船只下沉得更快。

“掉进水里的人很害怕，都想找东西抓住，于是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抱在一起。”当年参与救援的老人李海清回想起那起事故，皱起眉头说，“好几个原本会游泳的人也沉下去了，很惨的。”

李健仁曾经担任附近3个小学的校长，他有2名学生死于那起沉船事故。“我们去看望小孩的家属，他们很伤心，哭得很厉害，我自己也很心痛。”在彻夜的救援里，李健仁跟其他村民划渔船到河中心打捞尸体，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捞起来一看，还是吓了一跳”。

最终，这起事故造成9死3伤。

1979年的超载导致惨剧的发生，但30多年后的今天，天堂渡的超载现象依然存在。李向平说：“村民们都习惯了。我们也想天天守在渡口监督，但人手不够，而且村里大多是老人，就算组织起来监督，一旦发生事故，老人去救也是很危险的。”

2011年，邵阳“9·9”重大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开展了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岸上的渡口守则牌和安全警示牌都是在这次整治时设立的，其他安全宣传也被纳入村工作日程。

李健仁告诉记者，从2010年开始，小学每周都会给学生上安全教育课。但事实是：村民们的安全意识依然不强。村民几十年渡船的习惯里没有“限载10人”的概念。

镇领导的叮嘱：

“以前的事故千万不要说”

2011年底，在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中，省长徐守盛要求各级各部门尽快对全省各地水上交通安全隐患及违法违规行为展开一次全面的排查治理和整顿。他在会议上强调，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用制度来管权、管人、管事，各级各部门决不能推卸责任，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儿戏。

为此而出台的《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实施细则》长达1万字，其中包括14个供各级部门调查登记的表格。记者查阅其中与天堂渡相关的条文，就“签单发航”、“渡口、客船视频监控系统”、“农村中小学生上（放）学乘船交接制度”等询问李向平，他均愕然地摇摇头，表示并不知晓。

大多数整治措施的实行，都建立在渡口资料的调查与整理的基础上。如年均日渡运量100人次以上或客源高峰期客流量300人次以上的渡口才需要实行“签单发航”，“视频监控系统”也仅被要求安装于年均日渡运量300人次以上的重要渡口。对此，村民们认为天堂渡日渡运量“肯定在300人次以上”，但村党支部书记表示，“也说不准，都是估计，我们自己根本没有统计运量的能力”。他告诉记者，镇上没有派人来调查，也没有要求他上报关于天堂渡的任何资料。

对于“农村中小学生上（放）学乘船交接制度”，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贺仁雨曾表示，要对工作推进不力、隐患排查处置不及时的，严格实行问责制。而在上学高峰期，天堂渡未见任何接送学生的老师，李向平也没见过《细则》中名目繁多的《学生渡运交接登记表》。他说，如果上级要求交接学生，他肯定会知道的。

湖南省信息公开平台上的《娄底市开展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治理》一文称：娄底市已对全市客渡船张贴了省委、省政府文件和省地方海事局关于开展客渡船超载超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把《水上安全知识手册》免费发放到了过河群众和学生手中。村民们对此纷纷表示“没有”。

《娄底市开展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治理》一文还提到，针对涟源市大江口水库学生出行需要搭乘船舶的实际情况，涟源市交通运输局和海事部门与湄江镇政府沟通，制定了关于学生乘船摆渡的方案，并采取了具体的落实措施。而天堂渡的安全隐患为何没有被纳入排查整治的范围？

正当记者结束暗访，准备向有关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当地老百姓说，“镇上来人了”。

记者在岸边埋头整理暗访资料时，有人突然问道：“你好，请问你是哪个媒体的？”记者抬头看看，说话的人指着旁边的人说：“这是镇上（指管辖天堂渡的水洞底镇）管宣传的领导。”说话的人友善地和记者寒暄，询问记者的姓名、所在媒体，却对记者暗访的内容只字不提。后来，记者乘船渡到对岸，在铁路桥洞下停留几分钟后“镇上的人”跟来了。

1名村民告诉记者，镇上某领导叮嘱他，渡口这事不能报道，硬是要报的话，“以前的事故千万不要说”。

“他们就是想隐瞒事实，怕被处分。”李志光说，“以前都没见过他们来。”李健仁也说从没见过镇上领导来关心天堂渡的安全隐患。

李向平解释说，镇上领导会在汛期或节假日等运输高峰期来视察工作。

记者询问李向平，在2011年底全省的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镇上给他布置了哪些工作。他说，除了安装警示牌、渡口守则牌，参加宣传会议之外，只有签订责任状，让村干部对渡口的安全负起责任。记者再次向他列举“签单发航”、“渡口、客船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等全省范围的工作安排，他想了一会儿，肯定地说：“没有。”

村民的企盼：

自筹资金也要建大桥

记者在路上与1名村民闲聊，谈及渡口的安全，她说：“当然是建桥最好啊。”这句话道出了村民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一届届村干部的工作日程中都有这么一个词——天雨大桥。

1978年，李志光担任雨田村村务秘书，2005年退休。从村务秘书到村支书、村长，李志光在雨田村“干了差不多30年”。

1979年的沉船事故发生后，李志光向上级提交了第一份申请建桥的报告。李志光拿着这份手写的报告，步行了1个小时到镇上去，但报告提交之后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1998年，因上游白马水库突然开闸泄洪，湍急的水流把正在摆渡的船掀翻了。当时船上只有1个人——谢庆丁。孤立无援的她溺水身亡，年仅30出头。“想起1979年的事故，群众当时骂我们，说干部怎么不做事。”李志光说。

村民李义凡的女儿在1979年的事故中丧生，年仅14岁。后来，李义凡一闲下来就到村干部家里去，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把桥建起来，一说起去世的女儿就声泪俱下，“看着就心酸”。

李义凡很喜欢跟邻居的孩子们呆在一起，很关心他们上学的情况，让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走出村子赚大钱、当大官，“回来给我们建桥”。

有一天，李义凡突然把家里翻了个遍，找出几百元钱跟家里人说：“我干了一辈子，只有这么多钱，帮我存起来，以后村里建桥把它捐了。”几天后，70多岁的李义凡去世了。

1989年，李志光提交了任内第二份建桥报告，桥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天雨大桥”。跟10年前一样，李志光拿着手写的报告送到了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手里，当场得到的答复是：“你们送报告来，我们就跟上级讲。”但之后却没有任何回复。

李志光和村民们在等待中又度过了4年。其间，渡河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事故接连不断。“群众的意见很大。”李志光回忆说，“村民强烈要求再次打报告。”2002年，他又一次提交建桥报告。报告放到当时水洞底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颜新和的桌上。他当场被告知“修桥可以，我们向上级汇报”。李志光的第三份报告从手写稿变成了打印稿，但报告的结局依然没变——杳无音讯。

2003年，事故又发生了。2名10岁左右的学生在乘船上学的途中不慎落水。1名叫李复兴的老人在岸上看到了，把2名学生救了上来，但他自己却溺水牺牲。李志光第四次提交了建桥报告。这一次，他把建桥报告交到了镇长梁育清手中，而结果还是让人无奈。

2年后，李志光退休了。但每一次记者来采访，现任村支书都会把他叫来，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佝偻着腰，不时放慢语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记者诉说往事。

他说：“当了那么多年村干部，事故发生之后哭声、骂声很多，我听了也很自责。后来想建桥，多次向上级交报告，但一份份报告石沉大海，事故依然接连发生。”

对于申请建桥，李志光一再重复说：“没有用的。”

但申请建桥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李向平曾在2011年4月多次到镇上向管水上交通安全的领导反映村民建桥的愿望，并在10月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建桥我们支持，但财力有限。

2011年11月，李向平开始组织村民自筹资金。

在外经商的村民李某捐了数十万元，也一直为村里建桥的事情奔波。“平时我很忙，没那么多时间管这事，我不住在村里，即使回到村里也不用渡河。但我就是爱管事，对这地方有感情，也算是为子孙后代积德。”他说，“我爸跟我提这个事时，我说其他村民捐几百元，我捐几十万元。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啊。”

“我还会继续向上级打报告，也会继续组织自筹资金。”说话时，李向平脸色黯淡，他知道前路漫漫。

据记者了解，目前，娄底市政府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涟源市也着手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湖南麻阳：用电审查促规范开采

【中国安全生产报1版2012年5月5日】

本报讯  “合法的用电单位、个人、矿山企业擅自向非法矿山采选企业转供电的，未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向非法矿山采选企业供电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这是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5月1日出台的《非煤矿山采选企业电力供应管理规定》中的条款。

麻阳县探索规范矿产资源开采管理、遏制非法开采的新途径，对非煤矿山采选企业用电实行审查制度。该县规定，一个非煤矿山采选企业在同一用电地址只能用一个法人名称申报一个电力用户，签订一份供电合同。县供电企业在受理非煤矿山采选企业申请供应生产用电时，应查验企业是否持有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资料，并建立相应查验台账备查；对证照资料齐全、有效的，才能办理供电手续。

证照资料不齐或无效的，县供电企业应立即报告县经信局对申请企业进行供电审查，并由县经信局牵头召开有相关乡镇、国土资源、安监、工商、环保等单位参加的审查联席会议，研究议定是否准予供电。

坐下来爱学习 拉出去能战斗

——湖南攸县黄丰桥镇安监站采访见闻

【中国安全生产报1版2012年4月24日】

“我们在检查中发现，煤矿把隐患多的工作面打了密闭，只留一两个搞得好的应付检查，一心想蒙混过关！” 4月18日下午，记者在湖南省攸县黄丰桥镇安监站采访时，看到了一位工作人员关于节后复工复产验收的总结与心得。

“工作日志和心得体会每天都要写，并由镇分管领导和我逐个检查，完不成‘作业’的一次罚款50元。”今年初走马上任的安监站站长刘建喜介绍。

黄丰桥镇有57个煤矿，均是个体煤矿，年产总计约500万吨，是湖南省重点产煤镇之一。“监管任务重，压力大，但原安监站老龄化问题严重，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还有一些老同志即将退休。”该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法委员尹建国介绍。

为打造“年轻化、知识化、有活力、善学习”的安监队伍，从今年1月起，黄丰桥镇安监站扩充队伍，并由财政拨款保证人员工资、福利等。目前，该站共有22名工作人员，其中11名新进人员年龄均在27岁以下，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他40岁以下的也都有丰富的煤矿工作经验。

“我们已经送12人到湘潭煤校进行定向委培，以后还会继续派出人员加强学习。”刘建喜说。

按照新老搭配的原则，站里分了3个监管组、6个监管片区，规定每人每月下井不少于12次，在实战中学习。

“每到‘学习日’，大家在一起探讨近期的工作、学习心得，还会请老安监员来上课。”今年23岁的新进人员曾勇是安监站最小的“兵”，他翻出学习笔记，上面详细记录了历次培训的情况。

3月29日，黄丰桥镇安监站人员在搞基域煤矿检查时发现，该矿存在多个隐患。4月12日，安监站人员对搞基域煤矿进行了“回访”，着重查看了此前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下井出文书，回来写日志和心得，隐患整治及时‘回头看’，这是硬性规定。”尹建国说。

“新兵更应严要求，只要有任务，随时听召唤。”采访中，工作人员廖建勤说。他3月份下乡检查有16天，周末也在加班，“累点没关系，干好工作确保安全，就是最大的安慰”。

据统计，黄丰桥镇安监站去年共下井检查510余次，查处各类安全隐患5113个，下达整改意见2760余份。

湖南省“打非治违”不换频道，坚持演连续剧，强化驻点督导，坚决一抓到底——

稳步推进，坚持时间服从质量

【中国安全生产报1版2012年5月3日】

本报讯  为与全国统一行动同步，不换频道，坚持演连续剧，湖南省将今年2月开始为期3个月的“打非治违”集中行动顺延至9月底，“突出九大重点行业领域，坚决一抓到底，抓出实效”。

4月27日，湖南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研究推进“打非治违”工作。副省长盛茂林强调，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切实把握好各个阶段的工作要求和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稳步推进，切实加大驻点督导力度，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今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非治违”集中行动。按照工作方案要求，由省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分别牵头组成工作组，对全省高危企业集中或隐患比较严重的30个重点县（市、区），就责任落实、隐患治理等工作进行驻点督导。

作为“打非治违”集中行动的牵头单位，湖南省安监局成立了由局领导任组长、业务骨干为成员的10个督导组，认真开展驻点督导工作。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安监局局长刘尧臣率领2个工作组，督促指导危化品集中地岳阳市云溪区、非煤矿山和烟花爆竹问题突出的临湘市。

湖南各地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各级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重拳出击，排查整治了一批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

截至4月25日，湖南省共组织集中执法行动1.6万多次，出动执法人员11.9万人次，检查企业7.8万家次，发现隐患10.4万项，目前已整改9.9万项，责令停产整顿生产经营单位4150家，关闭取缔非法或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生产经营单位3347家，抓捕涉嫌犯罪人员361人，经济处罚4304万元，问责工作不力人员52人。

一季度，湖南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四个下降”和“一个较好”，即事故总量下降、较大事故大幅下降、多数行业领域事故下降、多数地区事故下降和安全生产考核指标控制较好。

盛茂林在4月27日召开的省安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指出，少数地方对“打非治违”工作抓得不紧不实，工作方案照抄照搬，宣传发动和隐患排查不深入，非法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打击。谈及此前到郴州、株洲等地调研督导时的情况，盛茂林说：“明察看到的还可以，暗访的情况却令人担忧。”

据统计，2月7日至21日，湖南发生较大以上事故8起。一季度全省13起较大事故一半以上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段。2月27日至3月1日4天内，全省连续发生3起水上交通事故。

盛茂林强调，安全生产每天都是起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丝毫麻痹，更不能心存侥幸。

据了解，全国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湖南省政府迅速部署，决定将该省“打非治违”集中行动顺延至9月底，并明确了3个阶段：5月至7月为集中治理阶段，8月为检查验收阶段，9月为巩固提高阶段。

常怀三颗心，不碰两条线

——中国安全生产报湖南记者站站长黄雄在湖南大学讲课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最大的压力首先是担心自己说不好普通话。”12月19日上午，湖南大学的新闻课上，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煤炭报驻湖南、广东记者站站长黄雄轻松诙谐的开场引来了学生们的阵阵笑声。当天，黄雄受该校新闻与影视学院邀请，为2009级新闻1班的学生们送去了一次生动的讲座。

    “记者要有爱心、狠心、苦心。”黄雄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公务员走上新闻之路的经历，并勉励新闻学子在学习和以后的新闻实践中要常怀三颗心：以“爱心”关注底层老百姓的疾苦，以“狠心”勇对黑恶势力的威胁，以“苦心”殚精竭虑地采访报道而永不言弃。

    讲座中，黄雄主要讲述了自己2006年在郴州暗访、撰写并发表《上千家非法矿吞噬湖南临武》《曾矿长的官矿勾结图》《郴州有顶护黑巨伞》等的经过，让新闻学子们真切感受了作为一名记者在揭黑报道中所面对的压力、风险。

    “现在很多假记者把良知抛到了脑后，唯利是图，应坚决打击。”黄雄勉励学生们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主动担当起媒体人的社会责任，不触动道德和法律两条底线。

    “新闻采编是一份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同学们要多关心社会热点，在身边细微处发现新闻。”黄雄建议学生们关注少数人操纵村委会换届选举，农村房屋建设、交通、森林火灾、电力安全隐患，地下六合彩、毒品、赌博等侵入农村地区，农村学生涌入城镇就学导致乡村学校校园荒芜而城镇学校严重超员威胁校舍安全等隐患及民生话题，并尝试利用寒暑假等时间进行社会调查，以锻炼实践能力，记者站非常乐意提供一定的帮助。

    “黄老师，接到对煤矿的举报后，您是怎么准备采访的？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采访的经验吗？”互动环节中，学生们争相提问，黄雄耐心地一一作答。原本10点开始，计划进行到11点50分下课的讲座，一直推迟到12点20分才结束。“黄老师，黄老师，请等一下，我还有个问题。”即使散场后，还有十几名学生们围住黄雄问不停。

    讲座结束后，黄雄与新闻与影视学院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初步达成了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煤炭报驻湖南记者站作为该院学生实践基地的合作意向。（桂生）

衡阳煤矿有安全才有“分蛋糕”主动权

【中国煤炭报2012年2月29日3版】

本报讯    “耒阳、常宁两市政府要在主要产煤乡镇设立煤矿安全监管站”，“安全生产状况不符合条件的煤矿企业将在下一轮兼并重组中彻底失去利润格局重新分配的主动权”。

湖南耒阳市南阳镇宏发煤矿“2·16”重大运输事故后，衡阳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这是煤炭部门会上公布的针对煤矿安全生产13条清单中提到的要求。

会议认为，2011年以来，衡阳市煤矿事故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今年，各级政府和部门虽然采取了有力措施，但安全事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充分暴露出了一些企业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安全管理制度和生产操作规程不完善，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安全培训走过场等问题。

为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会议要求，衡阳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煤矿企业要牢记耒阳南阳镇宏发煤矿“2·16”重大运输事故和2011年霞流冲煤矿“10·29”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准入监管和处理问责。此外，衡阳市政府决定把今年3月份定为全市安全生产大宣教大培训和反违章、保安全活动月。

衡阳市还要求坚持复工、复产、验收制度，凡是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一律不准开工、生产和经营；对安全生产整改不到位、不进行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安全设施投入不到位的，坚决不能推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