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还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只是希望它不要太烂，还好《花木兰》没有挑战到我的底线，有《剑蝶》这部“历史最低”，马楚成随便拍拍就能越过这个标杆。作为“软绵绵”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哪怕套了战争片的外壳，骨子里一样是导演用滥了的煽情戏码，我承认这种煽情“很要命”，因为过程里我的眼泪五六次在眼眶里打架，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而更是源于我对中国电影的崩溃和绝望。

    耗资与视觉效果未必成正比，譬如到了马楚成这里就是如此，千军万马的阵容，在马楚成矫情而又造作的操控下，也显得万分小气。如同赵薇初次战斗的那场戏，镜头中大致只有二三十人，摄影机不去对准惨烈的境况而更多去捕捉人物的脸孔表情；即使是门独（我怀疑应该是冒顿）围困峡谷的那

    相信在影片落幕的那一刻，很多人的眼泪都回来了，这种感觉熟悉却又不熟悉，只因时下已经不再是滥情的年代，即使偶有感动，也会是涓涓细流，而不再是20年前那般的嚎啕大哭。戴立忍的冷静让人有些受不了，包括他用起了黑白镜头，和那些不带感情修饰的白描，都让整个故事透到了冰凉。戴立忍不是无情，他只是到了心境沧桑的年头，即使面对着大堆的不公平，也只会凝望着报以一声叹息。

    这是个真实的事件，没人去怀疑其真实性，父女不能在一起，不是社会问题，而根本是“严格执法”的后果。这是荒唐的结论，也是扭曲的现象，武雄被一批议员、专员像踢皮球一样从台北踢到台南，从台南又踢回台北。逼到穷途末路的那一刻，“讨个说法”竟也变成了锒铛入狱、父女分离。

    这是第二次与陈升见面，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比熟悉，除了地点从乐百森换成了音乐厅，人员从恨情歌换成了康乐队，其他的都一如从前。我早已知道这次演出的八成门票卖给了外地人，升哥照例责备我们“无情”，却不晓得他自己怎么会爱上青岛这么个文化荒漠，还破天荒写了一首《青鸟日记》来当留念。犹记得他上一张EP的封面赫然是青黄之间轮渡船舱的照片，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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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混混一步登天，草头百姓一夜暴富，这种概率极小的事件，却成了电影里频繁套用的素材。“歪打正着”可以是一种励志，也可以是一种讽刺，甚至可以成就了“奇观”供人把玩，“无敌烽火轮”和“降龙十八掌”是无厘头式的奇想，“两杆大烟枪”和“偷抢拐骗”是多米诺式的失控，“大独裁者”和“双龙会”则是双胞案式的错乱……或许你认为这只是巧合，“贫民富翁”却给出另一个答案：It is  written。

    11月20日即将上映的《熊猫大侠》也是这种异数，它围绕着押送国宝的任务，惹出了一幕幕歪打正着的连环好戏。在这部电影与全国观众见面之前，让我们先来盘点一番

    或者这不是成熟时期的笔触，在那个1995年陈国富只是新导演，李欣芸即将前往波士顿学音乐，刘若英在新乐园给陈升当助理，张本渝和吴天心还都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那一年刘若英演了《少女小渔》和《美丽哀愁》，公司趁热打铁出了大碟，唤名“少女小渔的美丽与哀愁”。《为爱痴狂》是刘若英的第一支单曲，陈升叮嘱她“如果这首歌唱不好就丢垃圾桶里”，后来二人在侯佩岑的《桃色蛋白质》相遇，奶茶却哭的泪眼迷离，毫不顾及自己刚拿了百花影后的荣誉。

    多年之后，这个世界变了，台湾的市场依然惨淡，很多世人变了，暗许的情愫仍然难决。陈国富要救市场，拍了《双瞳》，进了内地，签了华谊，搞了个《风声》还要“上康熙”；天心已经是知名主持人，《桃色蛋白质》就有她的一份；张本渝拍戏

    正因为叶大鹰的身上流淌着革命的血液，他才可以如此准确的探试到时代的脉搏，60年前在天门城楼上忙里忙外的一群人早已为时间所遗忘，叶大鹰硬是让我们记起，并在深思熟虑后改掉了故事的节拍。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荡气回肠，舞美队领下的是“军令状”，玩的是自己的“游戏”，在这个红色飘摇的映像里，“天安门”也像极了孩子争抢的糖果，晋察冀文工团舞美队自己干的尽兴，还忘不了适时洞察外围红四军战士们艳羡的目光，这是那个时代的状态，而且真的就那么纯粹。

    所以没有必要把某些东西神圣化、庄严化，圣歌谱上了民谣的曲调，哼唱起来会不会轻松欢快呢？叶大鹰的聪明，就在于他摆脱了仪式感和表面化，而把历史拉向了一个不起眼却更真实的窗口，没有领导人的运筹帷幄、没有

    这一届的金鸡百花奖很“主旋律”，选择了革命老根据地南昌来完成拥抱建国六十年的壮举，不但是一次红色的回归，也是中国电影界此刻应尽的责任。于是在大时代的风潮面前，一切都需无声的为主旋律让位，《集结号》顺应“天意”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四项大奖。有些莫名其妙的是之前《梅兰芳》大战《集结号》的戏言竟然成真，两部影片共同瓜分了最佳故事片的殊荣，康健民在颁奖前许诺的“最多两个双黄蛋”也同样变成了现实，这一届的双黄不多不少，刚好两个。

    和谐不是下双黄蛋，这个曾经在苏州被人诟病的话题本届再度重演，周迅与蒋雯丽并列的背后是评委会对边缘制作的不完全信任。毕竟蒋雯丽是罗马影后的得主，而得奖作品正是《立春》，至于周迅分掉的那一半，还是

    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看到的韩国电影不再是营养贫乏的爆米花，亦或是一串光鲜亮丽的肥皂泡，而可以幻化为一种真实可见的生活。我看不惯历来的矫揉造作，亦看不惯莫名的歇斯底里，任何的情色的、暴虐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免不了要披上一件妖娆艳丽的遮布，韩国人同样不懂得正视历史，每当时代的曲调吹起，他们总会尽心竭力的自我美化和装扮，毫不考虑任何的真实与细节。

    《霜花店》看到冷眼频临崩溃，不晓得什么毒药还可以如此恶性穿肠；《非常主播》则是好了很多，看罢有些温暖，却还是不情愿钻进金纸迷醉的漩涡。电影的野心很有限，格局不大人物不多，仅靠三个演员就撑起了一部老少皆宜的戏，饶是如此，导演对社会问题的洞见还是脱不开一贯的肤浅，除了密密麻麻的笑料，留

    电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汪精卫的“伪国民”时代，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时代，“汪主席”借“曲线救国”为名自我标榜，骨子里则是摇尾乞怜的汉奸本性。很不幸，陈国富与高群书联手作业打造的《风声》陷入了同样的怪圈，它妄图以革命的反面来拓展一种新的主旋律模式，反映在胶片上就是一种极端作态的痕迹。无疑的是，《风声》套了汉奸的皮囊，其中内藏的“革命”灵魂就孱弱的可怜，只能退化为一部空有形式的“曲线爱国”电影，如果这样的电影算得上主旋律，那么它在本质上是极端忽悠人的。学过政治课本的人都知道，革命不是作态（这是经验主义错误），也同样不是忽悠（这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真正的革命是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所以今日若把《风声》归结到“爱国主义电影”中间，实在是有违革命知识的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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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麦田》是迄今为止何平电影中剧情最弱、形式感最强的作品，它基本上继承了从《双旗镇刀客》到《天地英雄》的阳刚风格，同时也杂糅了以戏剧化呈现和荒诞演出为基本构架的剧情模式，进而延伸为一种对风格化和形式主义的追逐。作为第五代的重要一员，何平给人的印象是特点凸出，风格则不够鲜明，在张艺谋痴迷颜色革命、陈凯歌醉心历史思辨、黄建新追求高度戏剧化、田壮壮探索反叙事模式的时刻，何平的电影呈现出的是一种杂交化的风格拼贴。体现在视觉效果上，何平和第五代导演不约而同的嗜好一种浓郁的颜色，张艺谋电影中是浓郁的红色，何平电影里则是浓郁的黄色，从《双旗镇刀客》的黄沙大漠到《麦田》中的金黄麦田都显现了一种形式主义上的意象端倪；至于叙事的层面，何平更多吸取的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