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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专题
环保与增长：远虑与近忧的对弈
加强外部环境建设，引导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陈少峰 绿色转型有企业、政府、消费者和产业的四种动力，不能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完成绿色转型。企业转型过程中要注意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增强国家的统筹力。改变过去以惩罚为主的政策，提高激励措施。引进第三方监督机构，加强行业自律，用外部环境建设来引导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企业应成为环境与责任的承担者
陈小平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由此成为了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必然选择。在绿色发展的框架下，绿色转型的“魂”最终要落在企业这个“体”上，如何让企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环境、环保与责任的承担者，需要企业转变风险意识，适应绿色发展的潮流，还需要政府强化服务、引导、扶持职能和全社会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企业绿色转型关键在制度建构
戴星翼 当前企业的绿色转型，关键不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而在制度建设。政府的唯一责任是完善制度，以法律为准绳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来都不能依靠洋务运动，因此建构一个能让各类企业万马奔腾的制度就成为必要之举。如此，才能促使绿色科技的发展和普及，有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
企业绿色转型：障碍与路径
韩晶 当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存在高载能行业比重偏高、工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工业污染形势严峻等问题，企业的绿色转型非常紧迫。成本与技术是短期内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在具体的转型路径设计上，中国需要积极发展现代制造技术，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基地建设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发展“静脉产业”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等，同时政府也要搭建一套适合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平台。
宏观管理促进微观主体绿色发展
韩孟 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以绿色生产、绿色服务、绿色消费、绿色核算不断提升的基础轨道上去，这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在绿色转型提供战略机遇的同时，也极大地挑战了企业。倡导绿色理念，对行业协作和中小型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将促进微观实体的绿色转型。
企业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
钟茂初 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争夺的核心内容；各国绿色经济的微观基础（消费者环境友好型消费偏好）和宏观基础（各国的环境规制），决定了企业发展绿色经济的动力；各种形式的绿色经济活动所体现的企业利益所在，是企业发展绿色经济的努力方向。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
段红霞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以绿色发展的模式提供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机会。绿色转型要求企业自身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做到低碳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最关键的是创新，特别要在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技术以及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采取创新行动，才能有效推进绿色转型。此外，政府和消费者从政策和企业竞争力的角度促进了企业转型，而低碳社会的构建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基础。
绿色转型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三驾马车”的联动
马军 政府、企业和公民是绿色转型的“三驾马车”，当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这“三驾马车”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政府虽然制定了非常多的环保法规、政策制度，但不够严格的执法程序和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导致很多污染企业无视自身生产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倾向于通过缴纳罚款来逃避环境责任。在这种状况下，“绿色转型”很可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打破这一困境，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政府对公众参与的鼓励与扶持，唯有联合政府和公众的力量，企业才会有动力实施绿色转型。
让绿色金融成为绿色经济的动力
王小江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对相关的金融投资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通过金融政策实现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当前急需要理论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绿色信贷需执行标准，管理机构待明确权责。当前，绿色金融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绿色金融发展要求相差甚远，建议把它尽快列入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的工作规划。
素心清谣：掌控消费社会的灵魂
鲁枢元 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奢侈消费已成流毒世界的“鸦片”，并呼吁给消费社会附加一个掌控的灵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以其人生践历向世人说明消费并非幸福之源，唯有重视精神上的道德感召，遵循自然的戒律，才能在消费社会中拥有灵魂，并真正“诗意栖居”。
调整汽车税费，引导绿色消费
杨慧宇 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我国已经进入“大量消费国家”，消费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日趋严峻，尤以汽车消费为甚，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成为共识。遵循外部成本内部化原则、效果原则和公平原则对我国现有的汽车税费进行调整，是通过政府来引导汽车消费环保化的有效途径。
企业变绿需外力推动
冯永锋 在真正关注环境保护的人眼中，中国也许没有一家企业是真正的绿色企业，而若想推动企业走向“绿色转型”，需要改变企业的行为约束，提高污染的成本，降低污染收益。由此，强化企业责任的环境公益诉讼、责罚相当的环境处罚和公众的积极参与成为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有效外力。
绿叶观察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李燕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专栏：生态文明百城千乡行
格尔木“变形记”
张路涛 半个世纪以来，一片荒滩的格尔木，因交通而生，因资源立市。经历过帐蓬城、骆驼城、兵城、汽车城等的变迁，这座被建设者和拓荒人用青春和生命架构而起的年轻的城市，正在逐渐发展成为资源加工转换中心、西部交通枢纽、信息通讯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高原特色旅游中心，走上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
绿叶书架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调和：要田园理想还是要机器至上？
宋丽丽
东方学想象下的中国环境问题
——以《一江黑水》为例
左煜烇
绿叶随笔
水根——无根之水
沈百鑫
目 录
专题Ⅰ
环境变化与政策应对
控制灰霾的关键不在于推出PM2.5标准
朱彤 只有在国家制定了很清晰的PM2.5的空气质量测量标准，以及在未来制定了合理的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且每个城市的监察测量网和监控系统的技术已经非常完善的情况下，公布出来的PM2.5监测值才有更多的可比性，才有更多的科学价值。近期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引入新的标准，因为即使没有PM2.5的标准和数据，PM10的浓度也可以反映大气颗粒物的污染程度。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采取措施把目前的PM10污染尽快地降低下来，将已有的PM10空气质量标准调整到与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更接近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引进PM2.5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才有意义。
北京灰霾与我国空气污染
蒋大和 PM2.5同时包含一次和二次污染物，而灰霾的形成主要与二次污染物中的吸湿性组分（特别是硫酸盐和硝酸盐）相关。这些吸湿性组分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吸湿长大形成灰霾。灰霾满天而环保部门报告API只是轻微污染的问题，实际上揭示了我国空气污染正在转型的事实。我国一次性空气污染正在逐步得到控制，而光化学烟雾、酸雨、以及PM2.5和灰霾等二次性空气污染问题，正在趋于严重，应成为监控重点。
有效解决PM2.5的途径
刘刚 人们更加关心PM2.5，是对PM10的颗粒物粒度大小分布及不同粒度颗粒物的危害等方面不断研究认识的结果。采用PM2.5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监测设备或技术的更新换代，空气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的更新或修订，关键是更难控制。有效解决PM2.5的途径，是从源头上控制PM2.5及其前体反应物的排放。信息公开需要公众和社会舆论不断对当局施压，才会挤牙膏式地改进。
雾霾天气中的科学问题需要向公众解释清楚
潘小川 PM2.5的毒性比PM10的毒性更大，对人健康的危害也更严重。大雾天气不一定是空气污染造成的，倒有可能跟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建立更加畅通的渠道向公众解释清楚科学问题。
以开放的理念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许翼 “低碳城市”建设是基于气候变化而提出的、面向未来的城市设想，在过去两年的尝试和探索中，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但是，这些经验和成效对于实施和推广“低碳城市”建设是不够的。作为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低碳城市”建设不仅需要技术、资金、人才的投入，需要城市管理者做出科学全面的“低碳城市”规划，更需要各级政府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以开放的理念，协同公众，一起推动“低碳城市”的建设。
专题Ⅱ
产业转型与政策激励
贯彻“绿色贸易”转型，调整出口导向型战略
庞军 加入WTO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巨大压力。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向“绿色贸易”转型的临界点，我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应该在征收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绿化海关进出口产品目录、鼓励生态标志产品出口、鼓励进口替代政策、健全进口废物贸易政策这五个方面做出必要调整。
绿色创新及其对产业和外贸的影响
万劲波 创新驱动、绿色增长是当前各国发展战略的大趋势：发达国家更加寄希望于加大绿色创新投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拉动经济走向复苏、解决就业难题；新兴国家更加重视利用新兴市场优势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争取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各国大量投资被用于建设重要的创新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既可避免重复投资、重复生产带来的风险隐患，又能为经济复苏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石。绿色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攸关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和绿色贸易，将深刻影响下一波的产业和贸易结构。
促进农业现代化，接轨国际贸易
吴文良 “入世”之后，生态、安全、绿色、有机在中国农业结构中的导向非常鲜明，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生产存在着农村空洞化、农业收益低、绿色和有机蔬菜产业化较为困难等问题。传统农业和常规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的转换是解决中国环境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促进国际农业绿色贸易的关键，因此构建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成为当务之急。
以环境外交推进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于宏源 新能源和历史上的英国、美国的霸权形成密切相关。一个在国际能源权力结构中取得主导优势的国家，必然会改变全球地缘结构，继而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力量。传统能源面临枯竭，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即将发生变化，全球新能源竞争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之下，西方国家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必须通过环境外交来争取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优势。
服务外包产业的经济效应、国际趋势及对中国发展的思考
姜荣春 作为社会经济效应突出的绿色新兴战略性产业，服务外包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和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地，但是从产业发展水平和企业实力看，与主要发达国家及印度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从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推进国际外包市场的多元化、政策理念创新和工具创新，以及进一步优化服务外包产业生态环境等角度发展服务外包行业，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
绿叶观察
全球环境安全下的两岸核安全问题省思
刘性仁 日本福岛核安全事故引发了全球性的核能政策调整和“非核家园”的呼吁，其核心关注在于确立安全优先的能源政策导向。受制于核能的巨大潜能和替代性新能源的不成熟，核能生产仍将在相当时间内构成能源结构的重要部分，因此核能电厂的安全设计、管理、灾害预警和灾后合作就成为政策考量的关键点。两岸核安全合作有利于建构更加稳健的区域核安全体系。
德国如何弃核？
弗兰克·俞考特文 包茂红 译 德国的弃核决定并不仅仅是受到福岛核事故刺激的缘故。德国的决定只是走完了延续几十年的反核进程中的最后一步。福岛核事故之所以能影响德国的政策，关键在于它恰逢其时，顺应了德国核电争论中的大趋势，推动了转变进程。从废弃核电的角度看，人们能从福岛核事故中汲取的经验是，弃核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和事故发生的时机恰好凑合在一起的产物。
绿叶书架
中国水污染的本土解释
——读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
苏胜利
以国治水，以水知国
——评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
卢勇 王思明
绿叶随笔
一个现代环境主义的神话
——“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辨析
付成双
编辑部:
理论编辑：刘
特约编辑：田飞龙
美术编辑：孙
目 录
专题
“入世”十周年：绿色贸易与绿色壁垒
“入世”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与绿色转型
胡涛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呈现出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贸顺差大幅增加的鲜明特点。但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不尽合理，出口产品的环境效率较低，对外贸易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隐含着对我国环境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资源与劳动力等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严峻的国际外部环境，也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转型的临界点，绿色贸易转型势在必行。
“入世”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关键事实与未来挑战
田丰 “入世”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经济交往的加深和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日益积极的参与，利用国际经济规则的实施机制遏制、针对中国贸易的保护主义能力也在增长，环境问题有时也因此而成为一种贸易限制措施。中国需要充分利用WTO裁决的公正性，确保各类环境起诉是在多边贸易框架下进行并且持续至WTO争端解决解决机构发布报告，从而提高WTO做出调和性裁决的可能性。
全球气候变化下国际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田慧芳 杜国辉 贸易和环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由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导致种种贸易和环境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低碳”正在演变为未来新的贸易壁垒，以碳关税为代表的绿色壁垒很可能成为新贸易的摩擦点，必须明确碳排放权是一种主权，要在国际谈判中充分争取自己的权益，主动制定规则，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我国产业的核心利益。
环境外交在绿色贸易转型中的作用
刘东国 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绿色经济转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绿色贸易壁垒，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策略是加速本国经济的绿色转型。要通过积极的环境外交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用外交手段与相关国家打绿色贸易壁垒战。实践证明，只有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合作的整体进程当中，才能加速本国企业的绿色转向进程，才能更有效地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
中国对外贸易的转型与提升
潘家华 中国加入WTO以后,整体上扩大和加速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引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扩大了出口，增加了就业;但同时由于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因此恶化了环境.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而且可以转型的阶段。通过升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和环境品质，将促进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引领国际绿色贸易，促进全球绿色经济的转型。
发展绿色贸易的有效途径
王玉婧 贸易活动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依然存在贸易方式和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污染足迹严重和产品出口受限于国际环境标准和规制等问题。为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协调发展，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
论欧盟环保新指令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高永富 欧盟“双绿指令”的诞生与实施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和环保运动结合的产物。欧盟这两项指令的实施将对我国输欧电子电气产品的竞争力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欧盟的“双绿指令”的性质和特点，相关出口企业要“苦练内功”，化压力为动力，努力提高生产与贸易领域的环保、技术水平。同时还应当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行为依法进行抵制和斗争，必要时，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碳关税贸易壁垒：环境保护视阈下的法律应对路径
董正爱 秦鹏 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在日益吸引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同时，已经从最初纯粹的环境和发展事务演变为国家和国际政治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为名提出的碳关税，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而言，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积极转型，提升应对碳关税的法制能力是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应当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主动调适和参与，并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环境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功能的发挥应对碳关税贸易壁垒。
遵循WTO规则，应对绿色壁垒
余敏友 刘雪红 尽管WTO中与环境相关的贸易不系统、不明确、不具体，但各成员在采取与环保有关的贸易措施时，只有遵循WTO的相关协议和原则，才能解决环境贸易争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成为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贸易纠纷。面对国际绿色贸易中的诸种争议，中国应当扬长避短，通过建立绿色标准体系，构建绿色贸易法律体系，参与国际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等途径来积极应对。
绿叶观察
试评中国应对ICPP气候变化谈判的研究
——基于《绿叶》的分析
徐嵩龄
绿叶书架
大道至简
岳艾儒
回溯中前行：农业现代化还是现代农业
——写在《四千年农夫》出版一百周年之际
哑河
绿叶随笔
骑行二郎山
——川藏纪行（2011.7.12－13）
马宝建
绿叶消息
观点
编辑部:
理论编辑：刘
特约编辑：田飞龙
美术编辑：孙
2011年第11期
标签：
杂谈 |
逝水难收，海河流域、北京往哪里去
王建
摘要：先天自然不足，后天发展过速，科技过重，人文偏弱，综合之下，水资源的持续产出功能逐步消失，河水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北京和它所依托的海河流域，已经出现生态崩溃现象。海河流域24座城市，在这一旷日持久的灾害面前几乎无动于衷，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广泛的危机意识，特别是每座城市都在规划着自己的宏伟蓝图，城市在不断扩大，人口规模在持续增长，海河流域不堪重负，这很可能酿成社会危机。
一、水资源衰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海河全流域各主要河流兴建大中型水库2000座，其中大型水库31座，总库容294亿立方米，控制山区面积85%，控制海河流域径流量95%。受上游来水、降雨量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以北京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为例，地表水来水量呈严重衰减趋势。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华北平原就陷入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生态脆弱不堪。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获得根本性改变。“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已成为海河流域的惨痛现实。
北京市行政区域面积为1.68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自西向东分布着五大水系，即大清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蓟运河水系。其汇水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但却无法满足北京用水需求：在75%的保证率下，北京平均每年缺水16.4亿立方米，缺水矛盾突出，水资源透支严重。北京在多年连续超采地下水的情况下，近年分别从山西册田水库、河北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西大洋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紧急调水。
2007年末，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22.79米，与1980年相比，储量减少79.6亿立方米，目前储量与1960年比，地下水减少了100.04亿立方米。
北京周边地下水超采更为严重，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的水量。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正急剧下降：地下水埋藏最深的在天津，达到110米；河北最深的机井在沧州地区，达到800米；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已被采空了。对地下水的掠夺性超采，已经使华北出现了生态恶化的问题，京津冀已形成了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
上世纪50年代为“根治海河”，人们在白洋淀上游的九条河流上建起了百余座水库。入淀的河道基本断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白洋淀发生了十余次干淀。
位于张家口北部拥有十万亩水面的安固里淖，2005年彻底干涸。60年来安固里淖曾出现过四次干涸情况，前三次分别发生在1965年、1971年、1984年，最后一次就是2004～2005年，干涸的主要原因是干旱。首先，由于2002、2003、2004年没有大的暴雨，难以形成径流，因此安固里淖蓄水量不足，加上面积大，蒸发量大，出现了干涸的状况。其次，安固里淖上游修有四座水库，对水源的拦蓄，造成没有多余的水量流入安固里淖。安固里淖卫星遥感图像显示，其外围有多层弧线影像。研究认为，这样的影像是安固里淖退缩干涸过程的遗留痕迹，且可与干涸的罗布泊相对比。显然，从最大水面时可达27万亩到近几年彻底干涸，安固里淖的退缩干涸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安固里淖的干枯周期与北京发生的四次水危机同步。
二、水资源匮乏：北京如何发展？
1949年，北京400万人，现在1755万人。从GDP来看，1979年是100亿，现在是1.2万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但年人均水资源仅为210立方米，只有全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正在致力于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北京恰恰也是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控制着北京地表水的92%，如果这两个水库水量很少，北京的发展就不可持续。海子水库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蓄水很少，原因是泃河上游的天津蓟县杨庄修建了一个拦截浅层地下水的“截潜工程”。
北京在如此缺水的条件下怎么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力开展节约用水；自9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节水力度；2000年至今，扩大再生水利用、城市雨洪利用、开发深层地下水、开展五水联调（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外调水、雨洪水）。仅就近年而言，这些措施使得北京的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发展。
北京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水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面对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现实，通过改变发展方式、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依赖，十年来使水资源总需求量从40多亿立方米减少到34.5亿立方米。2009年北京的GDP达到1.18万亿，工业用水却从10.5亿立方米减少到5亿立方米；农业用水从16.5亿立方米减少到12亿立方米。惟一增加的是生活用水，由13亿立方米增加到14.7亿立方米。但生活用水增加并不是因为节水效果不好，而主要是人口持续增加（每年增加几十万人），以及环境的大规模改造和绿化所致，环境用水量已由0.4亿立方米增加到3.6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由0.4亿立方米增加到6.5亿立方米。
产业调整和节约用水，作用当然有。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城市规模效应正在吞噬结构效应和低水经济效应。明清时期北京的旧城面积是62平方公里，到2004年北京建成区面积达到1040平方公里，预计到2020年，北京建成区面积将达到1650平方公里。日益庞大的城市规模使承载它的水资源不堪重负。
城市规模扩张，主因当然是人口的增加。建国以来，北京的人口增加了四倍。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使水资源消耗倍增，目前北京的生活用水量比1949年增长了75倍。按照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张影轩博士的计算，在年生活用水量为75立方米/人的情况下，北京人口承载力在500万～600万人之间，但是北京现在人口的就已经高达1755万人。
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北京还将扩大。那么，它所需要的水又从哪里来呢？北京城市所依托的环境是海河流域，海河是全国七大流域中水资源最少的流域，这里的生态变化事关国运，问题在于该区域的生态已经负债累累。海河流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文明史最为悠久的地区之一，是中国近850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的繁华举世瞩目。今天的海河流域，地跨8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31.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这片国土扮演着与长三角、珠三角鼎足而立的角色，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科技、金融、交通、教育、艺术中心，它的作用无可替代，而这派繁华所依托的关键因素就是“水”。
在这片不到国土面积2.25%的土地上，聚集了全国7.21%的人口和11.3%的经济总量。可是又有谁测算过我们为追逐物质满足，为这繁华付出了多大的生态代价？从历史尺度看，这个代价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可以挽回？我们可以做什么？
三、累积性生态灾难愈演愈烈
海河流域先天不足，上个世纪50年代年均水资源量410亿立方米，不足珠江流域的1/8。自80年代起，在干旱化影响下，海河流域的水资源进一步衰退，年均水资源量最低时减少到155亿立方米。面对1.3亿人口和24座不断扩大的城市，这一区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资源压力中。
大范围的地面沉降昭示着，危机在迫近北京。土地和人都是有生命的，人的血管里没有血了，人就要死亡，再输血也不会复活。进入80年代以来，北京所依托的流域，其中21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成千上万的坑塘被垃圾填埋而消失；白河昔日波浪宽，今日河道变农田。上世纪50年代以前永定河经常洪水泛滥，到了现在这几乎成为历史；干涸断流过去是偶发现象，到了现在却变成了常态。曾经流淌了几十万年的永定河，今天真的从此永定了！不仅仅永定河如此，曾经烟波浩渺的密云水库内湖，今天已变成了庄稼地；官厅水库东库区，现在已经干涸成一条涓涓细流。北京在“喊渴”，就像患了糖尿病，喝多少水都不够。
与北京相比较，天津就像患了“肾衰竭”，湿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上世纪20年代的46%，衰减到2000年的11.6%。今天的天津是我国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水资源总量15.7亿立方米，城市供水依靠引滦入津和应急引黄济津，水资源短缺成了制约天津发展的主要因素。
除北京、天津外，海河流域其他地区又如何？山西，除了旅游业之外，七大支柱产业煤炭、炼焦、冶金、电力、煤化工、装备制造、材料行业都是高耗水型的，煤电与人争水，河流变成漆黑状态，水污染加剧着水短缺。大同出现了地面沉降、地裂缝。大同市的御河，历史上曾是水量十分丰沛的河流，近年来也常常干涸。朔州地表水污染严重，地下水也不容乐观，形成了缺水－污染－更缺水的恶性循环。在册田水库下游的东风灌渠，几十人挤在渠里洗衣，原因是一年四季只有这几天渠中有水。百姓的生活因生态退化而一步步陷入贫困和艰难，桑干河边两位老人一前一后正在吃力地拉车，因家中的浅水井打不上水来，只能到远处拉水吃。
河北平原1950年湿地面积111万公顷，到上世纪90年代末减少到6.7万公顷。流域内194个超过1万亩的大型天然湖泊绝大多数已经干涸。其中，12个大型平原湿地面积，从2694平方公里，衰减到538平方公里。官厅水库上游的洋河、桑干河，因自然生态系统失去生命循环，真可谓是“小河无水大河干”。永定河下游河床变成了马路和农田，“人进水退”。为了获取地下水，1997年底，河北省已经打机井82万眼，许多地方都在打深层水，对水的索取已经超出自然系统的持续产出，在沧州、衡水、石家庄，地质灾害已经初步显现。
在内蒙，以煤、电、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煤、天然气、氯碱为主的化学工业正在飞速发展。
在河南，地表水的衰减加剧了人类对地下水的索取，海河流域地下水处于超采或严重超采的状态，目前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低于海平面，形成严重的地面沉降，经济损失十分严重。
海河流域，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个缩影。只要重化工在海河流域这片土地上扮演支柱产业的角色，只要少数人在这个产业中获得暴利，将环境破坏的代价扔给平民百姓，人们就无法指望污染可以降下来，污染就是整个这片国土的第一杀手。
结语
先天自然不足，后天发展过速，科技过重，人文偏弱，综合之下，水资源的持续产出功能逐步消失；河水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北京和它所依托的海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生态崩溃现象。中国水科院裴源生先生警告，按照目前开采规模，浅层地下水在80年内将完全枯竭，深层地下水10年左右将会完全疏干，从而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最令人担心的是，海河流域24座城市，在这一旷日持久的灾害面前几乎无动于衷，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广泛的危机意识，特别是每座城市都在规划着自己的宏伟蓝图，城市在不断扩大，人口规模在持续增长，让缺水的海河流域不堪重负。这样很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面对累积性生态灾难的严峻威胁，整个社会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不了解历史，就将重演悲惨的历史；不面对现实，就将困惑于严峻的现实；不选择未来，就将被迫忍受灾难的未来。
（责任编辑 曹春玲）
● 王建，北京水资源专家，曾供职北京市环保局。
目 录
绿叶专稿
环境保护担负着重建社会道德的新使命
夏光 在中国转向绿色发展和加强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担负新的重要使命：重建社会道德，重塑中国人性，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信仰。如何实现环境保护的这项使命？第一，要确立环境保护在执政理念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形成环境友好型的执政观、政绩观。第二，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在经济领域形成“保护环境引以为荣”的道德风气。第三，要推进环境教育创新，培育现代环境公益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逐步形成“生态文明，利益相关，匹夫有责”的社会主流风气。
专题
削减POPs，促进可持续发展
POPs履约行动在中国
王红旗 李艺 《斯德哥尔摩公约》签署至今的十年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精神的指导下，制定了《国家实施计划》。郑重承诺履行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遵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公约资金和技术转让机制支持的前提下，将履约要求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以及必要的行动措施，与世界对接，在国际格局中融入主流，实现公约要求的控制目标。
在履约中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
洪大用 在履约的过程中，中国要对环境保护承担的不是片面的国际责任，而是要根据国家的客观情况，遵循全球各国共担的原则来承担中国应有的责任。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解决好内部的问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好的福利。加强环境知识和信息的普及和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关注制度的执行，不断地推进开放，是我们在履约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的四项主要工作。
近十年来中国POPs研究回顾及展望
胡建信 中国对POPs的关注始于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们所依据的更多地是从国外得到的信息而非自己的研究结果。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POPs研究，这十年来，科研环境和研究能力大大提升，具体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步积累。国内POPs研究的硬件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在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包括一些技术手段上，跟国外还有很大差距。未来我们更需要的是基于风险管理为目标的研究，对于一些新增的、毒性较弱的POPs，也需要我们去做更深入的毒性研究、风险和风险管理研究。
以可持续创新理念推进POPs治理
陈锐 虽然现代工业造成了很多污染问题，但工业生产和绿色生活之间的矛盾并非根源性的不可调节的矛盾。以削减POPs为突破口，以可持续创新理念为技术支撑，以强化环境保护政策与宏观产业发展政策的联系为政策支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的结合，在明确政府、企业、公众责任的基础上，构建全要素全过程的污染治理，是实现工业生产和绿色生活平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我”为主，具体务实强化国际参与能力
陈卫星 国家影响力的关键是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相当重要，但国家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文化。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要注重具体的人和事，避免政治概念，做好国内的事就是最好的途径。
正确认识环境健康问题，完善POPs健康效应研究
潘小川 环境健康问题频发，应该从历史、媒体以及专业素养三个方面去理解。中国目前的污染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严重。“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健康风险评价。POPs健康效应研究存在基础调查和资金投入两大问题有待突破。
日本二恶英减排进展和对我国的启示
余刚 张清 黄俊 本文简要回顾了日本在1998-2003年期间成功减排二恶英的历程以及八个方面的经验，分析了日本近年来（2004-2007）在二恶英减排方面的进展，从排放量削减、环境介质浓度下降、人体摄入风险降低、母乳中二恶英含量下降等方面介绍了日本二恶英减排的成效，并提出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开展二恶英减排工作的建议。
废弃杀虫剂类POPs的识别、分类和包装
——重庆市的经验总结
田军 周琼 废弃杀虫剂类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危害。目前，中国主要采用高温焚烧技术来处理杀虫剂类POPs，而有效识别、分类和包装技术则是确保高温焚烧消除率的关键前提。重庆市率先开展的杀虫剂类POPs的处置试点工作，在识别、分类和包装技术上取得了进步，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清运处置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履约十年，持久性有机污染（POPs）不再陌生
——调查显示：过半居民初识POPs危害
绿叶前沿
欧洲绿色新政：危机背景下的绿色现代化之路
菲力浦·舍佩尔曼等[著] 郇庆治[编译]
退出核能，进入可更新能源时代
——德国能源转型之法律应对
沈百鑫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了德国核能退出政策。德国现在所面临的，是需要加快对可更新能源的支持由此弥补由退出核能所导致电力不足。除了保障能源供应外，还要采取节能、对能源经济的引导与调控、电网改造、促进可更新能源及气候保护资金源的保障，这一揽子的法律修订法案最近在联邦议会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德国退出核能的风险、机遇和挑战并存。
绿叶观察
法国的近自然林业
李青松 19世纪初以来，法国的森林面积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近代林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法国的林业处处体现着近自然式的造林绿化思想，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其森林经营由全面经营向木材培育、公益森林和多功能森林三大模块演变；在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以综合防治为主，其主要目的是要限制化学药剂的使用，采用生物方法来代替，同时兼顾防治成本和经济效益。
我国海洋污染赔偿制度的构建
——渤海漏油事故的启示
汪道伟 谷德近 海洋污染事故除了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之外，还会导致海洋环境本身的损害。对于海洋环境本身的损害救济，我国立法缺乏明确规定。渤海漏油事故充分说明构建我国海洋污染赔偿制度的必要和迫切。具体内容包括赔偿范围、赔偿主体、责任保证和责任限制四个方面，可行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或国务院制定专门行政法规。
绿叶书架
走向生态的社会与自由的自然
——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评介
李亮
设计最优的环境与资源规制工具组合
——评《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
郑磊
绿叶随笔
科学生态学与人文生态学的分化
——生态学思想简史
隐侠
绿叶消息
观点
编辑部:
理论编辑：刘
特约编辑：田飞龙
美术编辑：孙
2011年第10期
目
特集 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
树立战略眼光，科学应对生物多样性
朱留财 王竺君 刘影 生物多样性千年发展目标未能在全球范围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公众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其重要性没有在政府决策中得到应有的体现；二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没有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实施和发展可能会引发未来全球环境新格局或新秩序，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三大目标、三重价值之间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即统筹兼顾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面，统筹兼顾《公约》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三大目标，统筹兼顾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经济功能、环境资本和社会公平三重价值。
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了发展而保护
薛达元 中国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其复杂、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但同时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也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所以，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不仅是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是保护本国生物资源的现实需要。由此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履行国际公约为主导，通过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国独特的生物资源与生态服务，确保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二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少贫困相结合，在保护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一文化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
——漫谈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刘华杰 人类属于生物，生物多样性内在地就不应排除人类文化。按广义的理解，文化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作用，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要拓展视野，要落到实处，就要重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能脱离传统和实际讲所谓的“科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实施途径
王献溥 刘韶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正式发布，是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不仅是我国从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标志，也是推动生态文明时代迅速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破坏的当下，需要以新的战略和行动计划为指导，采取多种途径，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几个现实问题和成功案例
蒋高明 人类尤其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加剧了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以就地保护为主，即保留野生生命的地盘远离人类干扰，任其自我维持，仅对哪些极度濒危的物种实施人工辅助或保护。尤其要警惕那些利用高科技技术消灭物种，牺牲当代人、子孙后代以及全球生态系统利益的做法。
遏制开发中的生态破坏行为胜于事后修复
刘全儒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可以从生存环境、生态平衡和生活需要三个方面去理解。生物多样性完善与复杂的地区，可以有效抵御生物入侵。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大规模开发中造成的生态破坏，其次才是生态修复。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
吴军 因栖息地被破坏、过度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等原因，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破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产生背景，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
秦天宝 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依靠单个国家难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对象和领域。国家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基本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它们均在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与政府合作，推动政策保护
——可资借鉴的TNC的保护实践和理论探索
龙勇诚 大自然保护协会多年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一方面为中国政府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另一方面通过探寻气候变化适应途径、保护地建设新模式等手段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双重目标，从而保障了人类和生物共同的权益和福祉。尽管保护和发展可以并行不悖，但二者间的有机平衡必须得以保障，故科学规划是实现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有序化的必要前提。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规划理想与实现途径
沈清基 徐溯源 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应是协调城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开发建设中的外部性问题，实现城市整体最优与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中大规模无序开发建设、绿化建设的盲目性、环境污染、空间分隔化等问题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构成了挑战。城市规划中要重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运用生物多样性信息指导城市规划，实现构建我国城市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目标。
谁在支撑城市的发展
胡聃 城市及其周边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为城市居民提供诸多的生态服务。当今的城市发展模式不仅过多地占据了生物多样性必要的生存空间，而且损害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通过有效生态途径（城市生态研究、生态规划设计、生态工程技术和生态管理）来调节和控制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和性质，在城市发展空间中，按照生态优先原则规划和建设好每一片有限的土地，使城市保有合理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和城乡协调的生态空间，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游必有方：传统旅游的生态化
张黎明 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是一对永恒矛盾。生态旅游是调和这对矛盾最好的杠杆，它能将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减少到最弱、最小的程度，促进保护前提下的旅游经济发展。严格按照国际生态旅游原则来要求各地发展旅游，目前还有很多挑战。在严格规划与发展新的生态旅游景区的同时，逐渐规范和引导传统旅游老景区实施生态化改造，是切合实际而普世的做法。
大世界必需保护小基因
龙春林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是方方面面的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有多种，可持续利用是原地保护、迁地保护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保护方式。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要发展地方经济，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在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之前，环境评价工作如果能够做得很好，就能较好地协调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将为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巨大的贡献，它的成功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借鉴，有利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
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与疾病
曾宗永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它保障人类的食物安全，并为人类提供药物资源和医疗研究资源。生物多样性在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中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可能是一个大的潜在新病原体源，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又表明，生物多样性能够抑制已有疾病传播或新疾病的出现。鉴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的极端重要性，在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长江珍稀特有鱼类最后的栖息地命悬一线
窦丽丽 20年来，为了满足水电开发的需要，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退到小南海。如今，“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平衡长江保护与开发的最后底线，如何维护保护区的范围不再被水电开发所影响，涉及到长江珍稀鱼类及其生境的维护，更涉及到长江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同时，对于保护区的保护过程体现了：保持重大决策的公开、透明和科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制度。
绿叶观察
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
卢风 市场制度之所以能确保经济效率，就因为人都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正因为人的个体性是不可消解的，故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给污染定个价”，就可以很好地治理环境污染。但只有当多数人超越了物质主义时，经济学家的办法才能起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的作用。要人们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但要求人们不以积累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可能的。多数人实现这样的“精神超越”，需要生态学的启示和大自然的警示。经济学家说，“市场的逻辑”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的逻辑，但他们忘了“市场的逻辑”的另一面——激励人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激励人们的贪欲。一味激励人的物质贪欲的文明会因为生态崩溃而走向毁灭。我们不能没有市场，但我们必须拒斥市场化的社会。
绿叶专稿
更加重视环保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绿叶书评
荒野和文明的两难抉择
——纳什和他的《荒野和美国精神》
侯文蕙
“穷人的环境主义”
——评《印度的环境政治》
步超
绿叶随笔
且说大寨
李青松
绿叶消息
观点
编
辑部:
理论编辑：刘
特约编辑：田飞龙
美术编辑：孙
2011年第9期
标签：
杂谈 |
目
特集《环保法》修订：理性设计与现实选择
规定环境权条款，彰显保护人民切身利益
——对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思考与建议
蔡守秋 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关键或重点就是确认环境权特别是公民的环境权。明确了环境权也就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环境维权行为奠定了法律权利基础。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权利”；“一切单位和个人，对污染破坏环境、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都有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环保法》修改从“有限”实现“有效”必须解决的十大课题
汪劲 本次修法成功的关键是要将“有限修改”的基本命题化为“有效修改”的立法行动。本文从“有限”与“有效”的关系出发，结合我国环保法律实施的现状与问题，就修法工作涉及的十大立法课题及其应对策略作基本论述。
关于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若干思考
曹明德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存在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缺乏对环境资源的市场机制的构建，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立法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交叉矛盾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完善，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立法上应体现全过程控制思想，对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重大修正，引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环境资源，解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的问题，完善立法体系。
《环境保护法》的困境及修订展望
秦天宝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在立法上过时，与其他法律存在重复或冲突；在执法上很多时候环保行政机关难以获得法律授权，环保行政机关的地位也比较尴尬。《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是定位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基本法或是母法，从一部执行法转变到政策法，从侧重污染防治转向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从调整管理相对人的角度来转向调整行政管理者本身，把一些在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并且国际上也比较通行的制度和理念吸纳进去。
论环境基干法律的修订完善
常纪文 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产生的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状况背景完全不同于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目前，该法修订的紧迫性已取得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的共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明确其立法地位，完善其立法体例的设计，在具体立法措施上，界定好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构建和完善重要的法律制度，安排好环境纠纷处理和法律责任追究的机制。
提升《环保法》的功能，为环保事业主体有效互动提供法律保障
王曦 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缺失，折射出环境保护法制度安排忽略对政府环保履职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偏重于对企业等排污者、开发者的规制。修订《环境保护法》的方向和重点，应当是全面加强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职能，突出《环保法》的特殊功能，为我国环保事业主体的有效互动奠定法律基础。
《环保法》修订要符合“大环保”理念
杜群 我国环境立法体系需要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不仅仅是遵循传统的环境立法模式的问题，更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部适合当今具体形势的环境基本法应当至少具备综合性、参与性和司法可诉性的特点。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第一是整体（系统）环境观指导下的综合环境立法，第二是确立公民的环境权益，第三是推动环境司法实践。
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几个重点领域
钭晓东 作为典型的社会产品，法的形成与发展势必与社会文明变迁密不可分。环境法的优化是生态文明演进的必然需求。无疑，伴随着当前社会“深度→平面、整体→碎片、中心→边缘、宏观→微观”的“后现代转型”，当前的《环境保护法》修改必须充分反映当下的时代烙印。要走出“定位模糊、内涵缺位、形式错位、制度滞后”等诸多不足，《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需要从指导理念深化、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环境监管机制完善、环境利益平衡机制拓展、环境法律责任强化等方面，加以重点优化。
公共性增进：《环境保护法》修改的一个基础导向
秦鹏 《环境保护法》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利益取向的公益性、价值目标的公正性、理念表达的公开性三个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偏失了公共性，具体表现在与公益性、公正性和公开性存在背离。在修改过程中，《环境保护法》应在立法理念和制度规范上回归公共性。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汤伟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
完善诉讼制度，为环境诉讼保驾护航
林广海 辜恩臻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在法治社会中如何通过司法保障公共环境权利已广为人们所关注，并从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环境司法的发展与现有的环境状况仍不相称。法律规定和应有制度的缺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从实体到程序的正当性均受到质疑。面对困境，需要从立法、观念、技术到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在立法上为环境诉讼提供正当性依据与源泉，在观念上让环境权利得到张扬，并规范损失评估、完善配套制度，为环境诉讼提供技术和执法支持。确保环境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
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
吴卫星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总体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保困境的根本成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失灵，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应当认真对待和创立（或完善）公民环境权、环境NGO结社自由、PRTR制度与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引入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克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理性设计和现实选择
万劲波 陈赛 《环境保护法》的修订重在提高立法质量，其修订目标显然应该聚焦其应有的和可能的功能定位进行适度拓展，既维护与环境有关的社会秩序，也维护环境—社会系统秩序，同时应尽量避免条块化倾向，健全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现实选择是修改为环境保护基本法，明确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管体制，理顺相关部门的权责关系。
环境刑法的“进化”：从保护“人身、财产权益”到维护“环境权益”
杨朝霞 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案八）》通过调整犯罪客体、改变客观方面使环境刑法从保护传统的“人身、财产权益”拓展到维护“环境权益”，其积极意义有三：一是可以加大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广度，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二是可以显著前移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时机，强化刑法的保障作用；三是可以大大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有助于走出环境刑事诉讼的困境。
谁的举证责任？
——评《河北村庄数十人因饮用水污染患癌症去世》
陈立彤 虽然新的《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优化举证责任由此成为环境诉讼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优化程序法，还需要在实体法、立法宗旨、执法理念上予以突破。综合现实案例和他国环保法的经验，“谁接近证据谁举证”和“谁反驳可能性谁举证”的原则、环境公益诉讼、举报人制度等对于完善环境污染举证责任有法律上的借鉴意义。
公益诉讼的突破——对本次《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期待
常成 由于自然生态资源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传统的环境诉讼只可以解决一部分成本外摊行为，并且司法应当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责任追究等一直都是问题。因此，需要寻找公益诉讼的突破。这种突破必须在实体权利的描述上有所创新，强调每一个人和环保组织都应当享有维护公有生态的起诉权利，赋予公众“环境权”。
积极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
钟峪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大国，而其代价则是日趋严峻和复杂的环境问题。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社会环保意识有待提高、环保NGO亟待发展等等条件的约束下，解决环境问题显得举步维艰。而环境破坏的速度和复杂性，也已经超过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成长速度。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环境问题，以持续不断地努力去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
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社会变革
——写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前
张玉林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背负着环境重压的“中国奇迹”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特例，因此有必要修订《环境保护法》，并将它提升为国家的“基本法”。前提是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以及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目前和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符合天道和人道的发展观”确立为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观，从宏观上缓和资源环境压力，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绿叶消息
观点
编 辑
部: 010-64472631（总机）
010-64472693（总机）
理论编辑：刘
特约编辑：田飞龙
美术编辑：孙
2011年第8期
目
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战略由产业调整向空间调整转变
陈秀山 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目的是要实现在开发方式上的根本性转变。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区域振兴规划相辅相成。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划分、设立主体功能区划监管机构、健全法律保障是实现途径。探索跨区域的开发权流转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可持续的区域政策体系是操作手段。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彭近新 开发利用绿色低碳能源已成全球共识，以绿色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为基础的绿色低碳发展发展呈现磅礴之势，诸多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显现出云蒸霞蔚的图景。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角度考察，绿色低碳经济既不是昙花一现的时尚，更不是人为设局的陷阱，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然的一场深刻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中，中国应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高度审示和统筹长远的总体应对之策。
专题
可持续发展与多元文化
多元化：对于可持续发展之希望的可能保证
黄纪苏 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丰沛的物质、先进的科技和现代人文理念，与此同时，它也使原本合理、天然并且生态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被逐渐消灭，影响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危及到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下，我们需要反思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反思其“一元”本质，从经过长期检验的、传统的生存智慧和与之相应的发展模式中，寻找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的多元发展模式。
绿色社会工程：激发生态文明的示范效应
东三 从社会形态理念去观察当下生态文明进程，从社会工程模式去建构生态工程和绿色市场，从市场角度去培育生态文明。
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与民族多元性
关凯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一方面国家必须证明自身内部的某种文化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内部文化多样性的事实。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在包容多样性基础上的国族一体化，对我们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都颇具启示。
存异：民俗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功能与意义
张勃 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其令世人得以享受具有普世价值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重要的是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过程可以视为“去地方性”过程，因此，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就在于借助民俗文化来突显文化的地方性。因而，民俗学者与地方学学者有必要联起手来，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复兴中去，促进民俗文化的活态存异和标本存异。
北京：“文化多样性”的特殊样本
弥松颐 北京文化历史悠久，集三千年的智慧于一身，因而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而且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北京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因此无论是从时空上，还是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审美的，以及它对人们的启示等等方面来理解北京文化，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把它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特殊样本来加以保护，并使之与世界文化发生有益的交流，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异文化：推动现代性向多元发展
宋宇 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普同性与独特性之间存在张力，却未必相互矛盾。反省广泛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尊重和理解“异文化”，就有希望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并期待“多元现代性”的到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保持文化多元性，促进现代社会良性发展，改善人类的处境，只要行之得法，就是可以实现的。
透出人心之路
——现代化与文化转型刍议
丁建峰 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带有多元与多面的特质。“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传承传统文化”，原非一个确切的命题，因为我们需要“传承”的，是那些能够于高远深微处打动人心、带有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使之“透出人心”。而在当代市场制度下“透出人心”之路则在于，构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并通过建立良序社会，将市场力量嵌入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之中，以此规约市场运行，启发人固有的自觉之心。
转型社会中“工业人”的权力与自由
张敏 社会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面体结构。对于治国者而言，关键是要在多个维度之间寻求平衡，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历史上，当西方社会从“重商主义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由于过于强化市场经济自发秩序中的“经济人”，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如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政治腐化、社会同质化等社会危机。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型问题。在德鲁克看来，要避免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在工业社会中实现多元化，必须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
知识分子要担起价值多元化的重任
黄纪苏 中国这些年的市场化，人生意义越来越趋同，都统一到财富价值观那儿去了。财富价值观独大使社会矛盾层叠不穷，已危及了中国的健康发展。突破财富价值观不能靠穷人；富人有这个条件但没这个意愿；知识分子有这个条件，应有但现在却没有这个意愿，要启蒙社会，他们需要先启蒙自己。
红歌的音乐形式与尊严政治
林彦 红歌曾经有过的巨大的动员力仰赖于多重的基础，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表面的多样化之下，却倾向于成为对西方音乐工业品的单向模仿。红歌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的困境，更源自一整套实践原则与支撑它的体制和社会关系的衰落。今天中国的城乡关系和社会生活与红歌的盛期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红歌要重获生命力，必须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建立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适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王建国 老子思想特别适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崇尚个性、市场经济的观念不谋而合。从思想深度与研究范围来看，老子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代表。中国在现代化途径中遭遇各种困境，要善于吸收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找到适于本国的最佳合作解。
绿叶随笔
法国绿色行
李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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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化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乡村里的推土机》译者序
高国荣
勇于担当、独立思辨与开放包容
——评《少数人的民主》
张萌
绿叶消息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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