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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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大战略

 

 

 

三种前景：中国未来30年

 

刘  吉  2009年以后的3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最后“左”派上台；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但概率大不同：第一种是90%，后两种各为5%。

 

 

危机中的独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刘国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与资本主义有所“接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特性。这使中国一方面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有所疏离，一枝独秀。中国要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率的困扰，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国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特性。中国经济今后不宜再追求高速，而应以中速或潜在的增长速度7%-8%左右为目标。

 

 

中国思想

 

 

“新大地法则”角逐海洋资本主义

      ——空间革命的视角

 

韩毓海  20世纪的美国崛起，中国复兴，实质是空间革命：向两洋转动的大陆空间在世界舞台上依次升起——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大陆，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中国大陆。其思想精华与战略灵魂是“新大地法则”：将海洋的逻辑和法则内在于大地，陆地通过自身裂变和消融，重新划分出陆地与海洋秩序。而今的美洲大陆正被海洋资本主义严重侵蚀，华尔街的海盗们掏空了美国的空间力量。

 

 

特集：希望与清醒——新能源大思路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重点

      ——核电、水电、天然气

 

周大地  在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必须考虑传统能源远未优质化的国情。如何向节约高效、清洁环保的能源利用和开发体系转化？怎么发展新能源？投入哪些清洁能源？如何避免出现投了很多钱、搞了一堆项目后能源增量仍然依靠煤炭的前景？这就要讲求科学发展，将现阶段清洁能源的重点放到可以尽快形成大规模供应能力的核电、水电和天然气上。

 

 

一个新的高风险、过度竞争产业：新能源

 

李俊峰  能源对GDP的贡献率至多是10%；新能源现在在能源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靠此来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可能性极小。今天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一哄而起，正在变成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能源是垄断性的行业，新能源盘子较小，十几家至多几十家公司就够了。国家应发挥建立有限、有控制新能源市场的主导作用。

 

 

打造“新能源大国”，摆脱世界打工仔地位

      ——全球竞争下的民族视角

 

李宪源  光伏产业，危机复兴的突破口？国家新竞争的制高点？一场围绕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以光伏产业为核心打造“新能源大国”，是一个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世界血汗打工仔”地位的最佳切入点。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最容易汇集全民共识、最具缓解阶层利益对立的方案，可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政策细则：新能源战略落地的关键

      ——光伏一线有感

 

马学禄  光伏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吸引着众多资本的进入。金融危机后，这一个产业遇到了很多问题：市场需求锐减、核心技术缺乏、行业竞争无序等。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的积极介入至关重要。只有将国家新能源战略真正落实到具体的细则实施，光伏产业才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2030年，全美20%的电力将来自风能

 

鲁　玺  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风能产业市场，风能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但风电在其电力供应中不到2％，预计到2030年美国20％的电力将由风能提供。美国能源政策法案（EPA）、生产税收减免（PTC）、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对风能的兴起，推动力巨大。减少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本在于调整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相对经济可行的风力发电。继火电和水电之后，风能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

 

 

风电长远可能占中国总电量的10%

      ——电网是当前风电发展的瓶颈

 

施鹏飞  2008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累计装机容量居世界第四。国内企业已基本掌握兆瓦级风电机组制造技术，制造商多个梯队迅速成长，形成了市场竞争格局。对于目前的瓶颈——电网，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电网企业主动接受风电上网。根据风能资源和能够建设风电场的土地面积，远期风电可能占到中国总电量的10%。

 

 

氢能，最理想的车用能源

 

毛宗强  氢能是理想的低污染、零污染车用能源；长远看，氢能将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桥梁。氢能并不遥远，氢燃料电池和氢内燃机汽车技术上已经能够实施，氢氧切割机等马上可以商业化。中国应尽快制定发展氢能源的国家路线图，善用政策支持，把氢能中能够商业化的部分率先做起来。

 

 

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产业前景

 

曹  崴  我国掌握的高温气冷堆是最新的核电技术，其“固有安全”性开启了世界核历史上的第二核纪元。落实强化自主创新的国策，加大对高温气冷堆技术方向的投入，巩固我国在核电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积极促进高温气冷堆技术的产业化，必将引领我国核电产业朝着自主、健康的方向发展。

 

 

经济战略

 

 

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王小强  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广东能否引领中国的低碳转型

 

姜克隽等  资源极端匮乏却又大进大出的广东，尽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已经处在全国最低水平，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大，资源环境压力沉重。此波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冲击巨大。若能借危机之压，采用合适的政策和技术，转向低碳化发展，广东将从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典范升华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和典范。

 

 

前沿观察

 

 

走向世界之难：政治智慧的落差

      ——与非洲酋长交往随感

 

张  捷  千万不要再把看似处于原始状态的黑人部族当作是穷和傻的代名词。非洲不是处女地，部落酋长境界高——高额税收，阻止了矿产资源被投资者廉价掠夺；而变相行贿与大比例折旧，又使投资者有利可图。经济智慧外，多层次的制衡体制又显现了非洲精英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积累，来自于贵族精英传统的代代相传。中国走向世界，软实力缺课太多太大，亟须奋起直追。

 

 

谁来制约跨国公司

      ——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企业帝国的博弈

 

王淑娟  全球化时代，掌握大量资金技术的跨国公司，争相抢进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本质不再是仅仅追求商业利润，还把触角伸向了国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作为国际舆论热点，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生存之道，也是解决部分全球问题的根源所在，必须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人本态度将之审慎地纳入国际法的规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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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编辑：杜建国（国际·政治）
          电  话：88115179/88115908转613  电  邮：dujianguo1917@sina.com

 

          齐  澧（经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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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编辑：邓守亮（经济·技术）
          电  话：88115179/88115908转611  电  邮：deng_shou_liang@yahoo.com.cn

 

          汪毓楠（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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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编辑：孙  潇（网络·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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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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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制约跨国公司

——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企业帝国的博弈

王淑娟

 

    摘要：全球化时代，掌握大量资金技术的跨国公司，争相抢进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本质不再是仅仅追求商业利润，还把触角伸向了国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作为国际舆论热点，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生存之道，也是解决部分全球问题的根源所在，必须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人本态度将之审慎地纳入国际法的规制中。

 

引子：“McAmazon”的故事——亚马逊对抗麦当劳

 

    三年前，绿色和平组织曾在网站上发起一项骇人的指控：光秃秃的亚马逊雨林的土地上，仅剩一颗植物孤零零的立着。旁边，一行醒目的文字：Mc—Amazon！——100% 的绝对犯罪！Mc是麦当劳（Mcdonalds）的缩写，Amazon是亚马逊雨林的英文，二者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暗指欺凌与对抗之意。同时，绿色和平组织还展示了题名为“Eating up the Amazon”（吞噬亚马逊）的控诉报告，该报告以64页的篇幅，严厉地批判了全球快餐业的龙头老大麦当劳公司，如何为了一己的商业利益而去破坏地球之肺──亚马逊雨林的欺凌行径。报告为公众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证据，包括大量的卫星照片、航拍、先前未曾被公开的政府秘密文件以及田野调查、实地监测的具体数据等材料。
    按照绿色和平组织最初的预估，这场控诉麦当劳的硬仗，至少得花费二三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精力。可出乎意料的是，麦当劳在“Mc—Amazon”行动开始后的120天内就积极作出了正面回应，承诺终止购买由亚马逊河流域种植出来的大豆及其加工制品。于是，绿色和平组织又在三个月后设计了“Mc—Victory”的标语，来形容这次环境与企业的双赢。短短几个月内，强大的舆论及消费者压力迫使麦当劳与诸多大豆供货商及交易商不得不面对看似对立的企业危机和地球保卫战。经过多次与多方谈判，最后由麦当劳欧洲区副总裁作出承诺：未来将与供货商、巴西政府携手，共同保护亚马逊河流域不再遭受破坏；前述终止采购计划的执行，将直到有合法的程序产生、并且与巴西政府及主要利益相关方签定保护亚马逊雨林协议为止。
    在“Mc—Amazon”行动中，欧洲的超市、经销商、食品加工业者和快餐业者纷纷群起，迅速加入了拒绝购买行列。此后，绿色和平，这个非政府组织仍持续就以下几个议题进行监督保护：一、建立正确详细的雨林地图，以有效监测大豆田面积并防治扩展到新的雨林带；二、与政府相关单位和压力团体建立关系共同保护雨林；三、教导农民了解和遵守“巴西雨林规范”和”Mc—Amazon”行动代表的意义。同时，一个新的NGO组织——“The Soya Working Group”（成员主要包括大豆交易商、绿色和平）因缘而生，成为“Mc—Amazon”行动的一大意外收获。
    在“McAmazon”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做出灵活应变的。运动一年后，亚马逊雨林的破坏率降低了40%，麦当劳打了漂亮的一仗，所有的掌声掩盖了伤害，堪称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佳典范。麦当劳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企业利益、自然环境与社会责任之间如何权衡？危机又如何转为转机？这需要我们认真检视一番。先从简单的反推其供应链开始，消费者购买麦克鸡块──麦当劳──某个鸡肉供货商──养鸡场契约农户──饲料供货商/交易商──饲料原物料供货商/交易商──种植农户。这个故事中的饲料原物料──大豆便是产自亚马逊雨林，行走7000公里长的运输线输往欧洲。在巴西，Cargil、Bange和ADM三家公司不但控制了全国60%的大豆经济，同时也扮演了从银行到农民的角色，他们以种子、肥料、戴奥辛1来交换给农民的贷款，农民再以相当的大豆偿还。光是Bange一家在2004年就提供了相当一亿美元的种子、肥料、戴奥辛，而它以低廉成本获得的大豆再卖给上一手供货商，从中可取得的利润从它的排行榜说明了一切；Cargil，曾获得麦当劳年度最佳供货商之誉，是一家年营业额高达7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而Andre Maggi的所有人Blairo Maggi，被当地人称为“大豆王”，拥有一相关集团，控制着该省份的许多大豆产品，他同时还是这块出产地所属行政区的地方长官，自2002年当选以来，所辖雨林被破坏的面积增加了30%。而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对其的贷款评估中却写着“低环境风险”，其它国家的银行也在忽略的前提下跟进，仅荷兰一家最大的农业银行就对其提供了超过3.3亿美金的融资。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但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它的成立宗旨是: 配合世界银行的业务活动，向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点私人企业提供无须政府担保的贷款或投资，以鼓励国际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私人企业的成长，促进其经济发展。宗旨是一回事，实际往往是另外一回事。跨国公司200强中的31家大银行共有资金10.4兆美元，营业额高达8000亿美元，但这些钱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如果以全球56亿人口来计算，就有48亿人口平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这些贫穷国家能从跨国公司的银行贷出资金的几乎微乎其微。这本来就不多的贷款又贷给了发展中国家何种性质的公司？看看以上的故事，我们就明白了。换句话说，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得到的多半只是层层的剥削。

 

一、利润，还是责任？——故事远未结束

 

    企业的目的是营利，尽可能地赚取最大利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跨国公司也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在全世界进行布署和经营了。虽然反全球化的声浪不断，但检视这股势不可当的新一波工业革命，其带来的冲击完全可以转化成繁荣新兴市场和地方经济的正面力量。全球化带来的新兴市场会使当地人更具有国际视野，拓展开来的观念和眼界可提高对各方面的标准要求。在全球环境局势如此严峻的今天，最重要的是能借力使力，快速且有效率地深化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妥善运用商业或创业模式再加上慈善的人文手法，全球、环境、人类、社会、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都将顺势一起创造出利益和多赢局面，跨国公司的角色扮演当发挥如期名号的巨大影响力，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日愈显重要。
    遗憾的是，跨国公司的确也可能为国际社会带来浩劫。上世纪70年代美国ITT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因智利当局侵犯其跨国公司利益，遂勾结中央情报局，卷入阿连德政府流血政变事件；90年代初期耐克(NIKE) 供货商在印度尼西亚虐待劳工事件；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欲将废弃的布伦特除油槽沉入北海底，引发绿色和平组织大肆抗议而登上国际头版，等等。这些案例，皆出自跨国公司无视其社会责任，刻意蒙蔽问题游走边锋。究其缘由，跨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尚处模糊的灰色地带，而其衍生出来的问题错综复杂，盘根结错，牵涉的层面广度深度各有所专精，国际社会已规范出来的宣言、原则、纲领等文件散落在不同的领域，归属不同的组织，影响着不同的群体，由于其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自然也就不具有法律的制裁力量。因此，当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国际上发声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许多的企业不认为也没有意识到责任与他们的关系，如：要求快餐业者对肥胖和营养不均的问题负起责任；要求食品包装业者简化包装，慎选材质不造成地球的多余负担。尽管如此，但像非政府组织这一类的社会运动开始积极诱导大众对大公司施压，且其成效愈来愈显着时，企业，尤其是可以作为议题对象的跨国公司，即使不能自发，被迫也必须开始关注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展开

 

    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城邦政治对于刻意逐利的行为予以压制的环境中，商人不得不采取顺势的社会行为。中世纪，教会认为追求利润是违反基督教精神，哲学家们质疑商人一意求利润是否可以上天堂，所以经济活动是为服务公众利益而存在的，商人必须照顾商会成员和社会福利，当时有的商会成立基金会，有的通过协助去教育穷人、支持本地艺术家、兴建医院和孤儿院等措施来资助和提升小区的发展。重商时代——人类历史开始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认为人的自利心是不可避免的天性，其中法裔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支持利润最大化，认为企业家是万能之神上帝延选的子民，拥有宇宙的力量。随着商人的地位提高，相对的社会责任也随之增加，不仅要满足国家社会的要求，地区的需求亦同时要被满足。如果商人对社会提供杰出的公共服务或利益就能获得成立公司的特权，拥有独立法人的地位和有限责任，反之，那些不肯贡献者将遭受严厉谴责和罚款。说这些，一方面点明企业责任与追逐利润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一方面引入一个问题，历史上即使企业盛世的近现当代，从国家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文化到宗教，有诸多力量与思想牵制企业的逐利狂。而今天，全球化在高速推进，跨国公司如日中天，谁来制衡它？
    当全球百大经济体中有51个是企业；当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着世界40%的财富；当跨国公司变成全球经营而使国家、国籍越来越模糊，当其营运对地球、社会、环境造成影响和冲击时；当人们意识到政府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这些资金雄厚，拥有专业人才，影响力遍及全球，执行力不受官僚体系束缚的跨国公司受到了愈来愈多的机构诸如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信评机构的关注和监督，其再也不能只顾获利而不负责任。企业与领导者除了对公司绩效负责外，也要对社会负责——有了好的企业，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全球化进程仍在加速前进，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的国与国之疆界，其影响领域从原先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文化与政治。跨国公司俨然就是此波全球化的幕后最大推手，跨国公司让许多开发中国家与低度开发国家热情拥抱但又惧怕。一方面深恐这些庞然大物恣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环境、降低劳动条件，减损了整体经济福祉。另一方面又期许这些国外的直接投资为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投下立竿见影之效。在又爱又怕又不得不做的态势下，如何让跨国公司不只是逐利也担当责任？除了配套的法律订定，国际公约、原则等的遵守，国际合作以及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外，当然还有企业的伦理，但是道德劝说的模糊和意识形态不足以为商业体所重视。但若能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位在企业核心价值链，形成核心事业经营策略中的一部分，让其能量结合之后再出发，使看之似乎违背企业追求利润原则和担负起社会责任的两件事得以解套并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慈善，不是不得不背的道德包袱，相反却是企业的创新和契机，是其影响力的发挥和未来竞争力的源头，那么企业经营和企业公民两个角色就可以相辅相成创造双赢。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虽经国内外论坛多次讨论，迄今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目前国际上相对较多认同的CSR理念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近年，为顺应经济的全球化特性，在企业社会责任之下又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新概念——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2003年，全球CEO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对企业公民所下的定义（亦是现在通行的）是：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四是对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在喧喧嚷嚷的混乱中，人类的历史迈入了21世纪，这是一个拯救地球的世纪，可持续发展攸关着人类的存亡，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念的出现与强调，牵动着全球公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分子跨国公司的动向。
    在当今世界，跨国公司织成的图景是——企业比国家大。全球最大的前100强经济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国家；Daimiler Chrysler强于波兰，Shell强于新加坡，Sony超过巴基斯坦；200强的营业额占全球经济的27.5%，却只提供了全球劳动人口的0.78%，对就业的贡献极小；其销售额半数以上集中在贸易、汽车、银行、零售和电子五大行业；全球的航空、石油、钢铁、个人计算机、化工及传媒等销售总额的30%由200强的前5大占据，少数垄断的结果形成干预政府，左右政策的局面，而这个政府不仅是跨国公司的母国，地主国亦在列；与跨国公司日益巨人化相对照，全球贫富悬殊的差距愈拉愈大，超过30亿的人口每天生活在低于2美元的贫穷线下。我们不禁要质疑:目前由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全球商业贸易机构所订定的规则，是为图利大企业的吗?
    企业的前提和底线就是营利，公司不属于个人，所以无权决定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最大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把企业社会责任强加于企业身上，无形中增加了其谈判筹码，更影响决策。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成为国际社会一股越来越强的思潮。更有意思的是，推动这一变化的不仅有政府、有民众、有非政府组织、有国际机构，也有跨国公司自己，即由跨国公司内部的自醒和自我推动。为何如此？企业责任，看似又一面道德伦理的大旗压境，事实上仍与求取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不相违背，在还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有足够力量去进行全盘和彻底变革的状况下，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一个双方或多方的契机来试图解开问题的症结，也不无积极意义。企业是问题的所在，但他也必定是问题的部分答案所在。

 

三、国际法对跨国公司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学名词，本不具法律意义。但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法律条款、社会道德以及文化习俗，因此，跨国公司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以国际语言应对全球经济活动的法律地位。国际法必须针对此现象做出明确的调整。国际法学界长期对于国际法的主体范围存在争议，诸多西方国际法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惟一主体，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不争事实，越来越多学者承认国家不是国际法的惟一主体，在当下，跨国公司理应享有国际法的另一主体地位。只有如此，才能对跨国公司起到规范、执行和监督甚至考核、激励的作用。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本身，全球化的进程对它的制约框架扩及至包括了诸如员工、客户、消费者、供货商、股东、公会、竞争对手、金融集团、政府、政治团体、行动团体、贸易协会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其中最重要的制约表现在：
    1.全球契约
    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中首先提出《全球契约》，主要是企图为企业社会责任架构起一个国际的共通标准，规范中鼓励企业或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与联合国机构、劳工和民间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支持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领域所达成的九项基本原则，促使企业接受挑战并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一员。目前，“全球契约”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愿性质的企业公民行动，已有来自120多个国家超过4000多家公司加入，其中包括116家中国公司。
    2.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第86届会议通过《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国际劳工的核心标准从此有了依据。宣言特地声明, 即使尚未批准有关公约, 仅从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这一事实出发, 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根据《章程》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
    3.经合组织跨国公司指导纲领
    197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制定《国际投资暨跨国公司宣言》，这是一份国际法上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该宣言包括《跨国公司指导纲领》、《国民待遇》、《冲突性规定》和《国际投资诱因与非诱因措施》四项，其中《OECD跨国公司指导纲领》是各国政府对跨国企业营运行为的建议事项，为一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自发性商业行为及标准。其主要目标是希望跨国企司的营运目标能与政府一致，加强企业与其营运所处地社会间的互信基础，以及协助改善外国投资气候及强化多国企业对永续发展的贡献。
    4.全球报告倡议协会
    全球报告倡议协会(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可持续报告指南》是为因应企业体不断面对社会和环境问题而推出的。目前许多投资机构会要求上市公司除揭露财务报告以外，尚需就非财务方面提供《可持续报告指南》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事实上该协会的可信度也让此报告的运用成为现今世界500强企业所广泛采用的企业责任报告的规范。
    5.国际非政府组织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参与跨国立法上表现不遗余力，大量的法律制度、规则和文件皆出自其努力。当然，其所制定的规则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透过其超然地位，结合专业知识和技术人员，再加上丰沛资金，已经跃为今日全球治理中一个能发挥极大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尤其在国际环境保护和人权维护的领域里成效最为显著。
    6.国际环境议题的制约
    臭氧层的破洞和全球暖化的环境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存亡，相关议题备受关注，并已陆续制定出具体国际公约或规范。其中最显著的是1989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0年的《生物安全议定书》等。在其谈判期间，无论是跨国公司、商会或其它产业部门都积极参与。这些上层的法律制约逐渐地影响到了各国的国内环境法制定，在节能减排、污染防治上起到了强制性的要求，使得企业界必须从制造、生产、技术、产品设计、供应链和管理体系谋求转变从而符合相关规定。不仅如此，国际上还透过贸易管制的模式，建立清洁生产技术与绿色产品市场的贸易平台，比如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方案》、《废电子电机回收指令》、《电机电子设备产品危害物质限用指令》等皆是一个要求企业落实环境责任的领先规范。在这些规范的出笼中，有着跨国公司等企业团体的参予，从中显示出国际法和商业团体间愈来愈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其活动可能带来有害影响的地方，跨国公司也成为国际管制的主体。

结论：把掣肘变为推手

    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如果真的关心人类和地球的福利，那么他的责任就是承认市场是为更大的公共利益服务的，承认决定市场法规的权利应该保持在真正的人而不是公司的手中——即使公司确信自己的行动是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伴随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跨越了国家界线，让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等不同的网络相互交流和依赖的程度加剧，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版图，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的全球开展，使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同构型愈来愈高。迈向全球治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充斥着不同的障碍，这些舞台上的全球性力量彼此之间的立场、利益不时交集、妥协又冲突，一种新的且复杂的机制正在酝酿发酵，这也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淡化和让渡，相对的就必须倚重国际法的制定，让相似的问题经由同类的行为主体结合不同的组合，如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制定出各种相关性的国际规范、制度、法律等。
    展望未来，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流行性议题，不是捐款，不只慈善，不只是伦理的道德行为守则，不只是企业公民的责任，它还可以是教人钓鱼的工具，是全球公民的责任，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根本生存之道，也是解决部分全球问题的根源所在，但在强权博弈中，必须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人本还原态度将之审慎地纳入国际法规制中。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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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生。

 

1 戴奥辛，是一类持久性污染物质，毒性极强，仅微量的暴露及吸入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健康损害或致命的危险，近年来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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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之难：政治智慧的落差

——与非洲酋长交往随感

 

张  捷

 

    摘要：千万不要再把看似处于原始状态的黑人部族当作是穷和傻的代名词。非洲不是处女地，部落酋长境界高——高额税收，阻止了矿产资源被投资者廉价掠夺；而变相行贿与大比例折旧，又使投资者有利可图。经济智慧外，多层次的制衡体制又显现了非洲精英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积累，来自于贵族精英传统的代代相传。中国走向世界，软实力缺课太多太大，亟须奋起直追。

 

    拙文《为什么我们有钱难买战略资源》1讲述了在非洲的西方精英的狡诈和我们与之博弈的情况，现在再介绍一下非洲的黑人酋长的水平，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非洲复杂和艰险的局面。我们千万不要再把看似处于原始状态的黑人部族当作是穷和傻的代名词。把别人当作傻瓜的人，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

 

一、高额税率背后的智慧

 

    去非洲投资，首先要关注的是投资所在国的税率，这是投资的关键问题。我们前往考察的这个非洲国家，税收高昂——所得税最高达到48%；对于外国人，还要再加上股东税，是利润的25%。该国酋长的理由是你的钱不在他们的国家消费，是他们的损失，所以要征收你的股东税。但这样的比率即使与我们认为名义税率非常高的中国相比，也高得太多了。我们问酋长，难道你们就不害怕把投资商都吓跑了吗？外商不来投资你们怎样发展经济？酋长的回答至今让我字字汗颜：“如果没有钱赚，税率再低你也不来；如果有钱赚，尤其是你们来开采资源赚大钱的，再高的税，只要能赚钱，你们一样得追着我们。税率低了资源就被掠夺了，而且对于你们这些外国人如果给的优惠不当，你们比我们的国民商业经验多多了，你们就会利用这些优惠欺诈我们的国民！我们发展经济绝对不能建立在放任外国投资掠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歧视外国企业。”
    随后我们发现该国黑人掌权后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没有剥夺富人（原来的白人殖民者）的全部财富，而是要求所有的富人企业都设立30%左右的“黑人权利：black power”的股权。而黑人获得这一名为“黑人权利”的股权，并没有拿出什么钱来，基本上是白得。富人就这么听话？没办法，因为没有“黑人权利”的股权，采矿等等投资的许可证就拿不到，而且以前拿到的也不能续期。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黑人得到了一定的财富，贫富差距有所缓解，同时又避免了血腥的厮杀，从而成功地解决了消除种族隔离和民族国家独立后的国内矛盾冲突，实现了全国和解，政治水平确实高超。
    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这些外来投资者，不但要拿出30%的干股给人家，还要被征重税，怎样赚钱呢？这一点非洲的酋长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他们国家太贫穷，没有谁会买东西，如果你要投资我们的市场，直接卖给我们产品，你怎么赚钱？因此你们投资的重点选在矿业，矿产是暴利，即使是重税，你一样赚钱，你在抢我们的资源，就应当课以重税。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搞中国式的加工行业和出口？人家笑了，指着外面的青山说，“尽管你认为我们的黑人穷，但是他们喜欢享乐啊，让他们像驴子一样的工作吗？这里黑人的工资比你们中国的民工要高出不少，但是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十个人，其他人就是闲着。”
    酋长还表示，他们的重税思维与我们的税收思维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国家是以重税来与西方殖民资本进行博弈的，因为在殖民地时期西方早就对该国勘探了一个遍，好的矿产地的所有权早就在西方殖民者的手里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认为价值不大的矿业。而这些矿产在这些殖民者没有开采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有多少的，你在人家的土地上勘探，都要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对于这些西方殖民者的产权，即使是国家独立了，也是要保护的，国家如果强行征收，西方列强是不干的，他们的维和部队就是要保护他们在该国的资产所有权。问题也确实如此，我们来这里也绕不开西方这些殖民者。而非洲酋长们的重税，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殖民者的，因为非洲的部族居民是自给自足的，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纳税的地方。
    西方的殖民资本占据了他们的矿产的所有权，矿石出口的关税太高也会招来西方世界的压力，甚至该国还保留有一些关于关税的不平等条约，酋长们怎么办呢？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课以重税，这是国家主权，全世界都一样，西方说不得。
    由于重税，西方殖民者即使拥有矿藏的所有权，也无法开发拿走，因为只要开发就要给酋长交税，利益的大头就变成酋长的了。所以西方殖民者采取的对策就是不开发，而非洲部族的对策也是不开发，双方一起耗着，谁着急谁就吃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我们问：这样耗着的话，国家和政权维持所必需的开支从哪里来呢？怎么让你们有能力长期耗下去呢？酋长的回答再次让我们意外——那就是受贿啊！在这样高的税收下，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就得行贿。贿赂横行是非洲国家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但是黑人老百姓却不憎恨行贿受贿，因为能够出血行贿的是外国淘金者和西方殖民者，受贿使他们黑人部族在取得权力后获得了财富。但是要开采大矿山建立大企业，进行规模经营，却不是光靠行贿受贿就可以办到的，也不能按照行贿受贿的方式生存，所以在此经济社会模式下外国人能够干的就是小矿尾矿，只能是短线、短期的行为，没有触动他们部族和国家的核心资源。但如果降低了法定的税率，则西方的大规模的开采就开始了，真正的核心大矿就会被掠夺一空。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成功的也只限于小矿尾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国人在非洲开矿的模式基本上就是雇一些黑人上山炸石头，然后凑满一船运回国，虽然暴利却难以长久。
    非洲酋长还带有感情地说：这些矿藏和自然环境，就是他们部族黑人将来经济上翻身所依赖的根本，即使他们这一代没有发展，也不能就此断送子孙后代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些资源，他们的部族就会被世界边缘化，就没有了在这个世界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一定要通过税收分到相当的利益。而且世界的资源越来越紧张，谁在最后关头能够持有资源，谁就有生存权！所以他们要耗着，而西方发达世界终有资源紧缺耗不起等不及的那一天，到时候大量的税额和运输矿石的基础投资会使他们国家发达起来。
    酋长们的见解应该令我们中国人无地自容。对于我们的优势资源，比如稀土、钒、钛、钨等等，我们毫不珍惜，为了蝇头小利，搞出口恶性竞争。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了，一定要获得足够的卖价才对得起子孙后代。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危机意识正在一片大国要崛起的喜洋洋的气氛中快速地荡然无存。其实，我们并非天生就如此的。我们在国际上拥有钨的价格的定价权，是军阀混战年代建立的，说明中国的军阀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力下尚且知道维护国家资源。再有，当初我们为了革命走私钨砂破坏军阀统治，现在革命成功了还要那样吗？
    酋长还说，我们中国人也是奔着他们的资源而来，想要把资源廉价买回去，因此是与西方殖民者没有区别的新殖民者。的确，中国经济发展后最缺乏资源，也就最着急，看来要为他们这样的政策买单了。因此中国人能够打的主意就是从等不及的西方殖民者的手中买一些，然后再让非洲的政权狠狠地征税一把。
    这些问题说得我们心里对于投资安全和利润怎么拿回去，大为担心。对此酋长煽情地说，他们的税率对于中国企业家们其实是非常优厚的。在中国，是17%的增值税加25%的所得税还有投资人20%的个人所得税；在他们那里，主要是48%的所得税还有25%的股东税。酋长说，他们实际上对待投资有优惠政策，就是允许投资进行大比例的折旧，三五年就可以折完。相比之下，中国的房产等等的折旧要50年，即使是设备也要10年；中国的增值税也是生产型的增值税，消费型的增值税还在试点，结果就是投资增值税不能减免，而资源等等的出口反倒可以得到退税，方便外国把我们的东西拿走。非洲这样大比例的折旧，实际上就是投资者的利润马上就可以通过折旧折光，没有利润当然也就不用缴纳什么税费。但是几年后投资者没得折旧了，就会有巨额的税款，惟一合理的对策就是将超额折旧费再投资新项目然后再折旧。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如果在他们那里不断地投资，就总可以大提折旧不上税，直到你要把利润拿走才上税。因此在你不断投资滚动的情况下，酋长们实际征收的税额并不高，甚至收不到税。简单地说，这一税收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投资拿不走，同时你还要不断地追加新投资。显然，这样的结果比政府征收你的税款要有利得多，而且政府的管理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高税率政策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非洲酋长们和西方殖民者等等博弈的工具，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内涵。的确，通过折旧的政策比直接减税的政策要高明很多——非洲的高税率绝对不是简单的横征暴敛。
    二战后世界发展这样的快，但是非洲的资源却没有动，非洲有大量的铁矿而且品位极佳，中国进口的大量的铁矿石等等却都来自澳洲和拉美的相对发达的国家，不能不说受到非洲的相关政策的影响。而非洲这样的税收等政策，绝对不是我们的普通百姓所想象的黑暗统治和竭泽而渔。
    最后在说起我们国家与他们国家时，酋长自信地说：他们给子孙留下了资源和环境，这在将来会是最值钱的东西，而我们留给子孙的是美国发行的废纸。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段自嘲的话：我们是土八路，我们是来非洲摸着石头过河的，做一只能够抓住耗子的好猫。不料非洲却是动物凶猛，绝没有猫咪戏耍老鼠的轻松愉快，河流里面鳄鱼遍布，动物迁徙时过河是一场生死角逐，是需要拼尽全力冲过去的，绝不会允许你摸着石头进行探索。

 

二、多层平衡的智慧

 

    1．国际平衡
    非洲之行让我们明白：非洲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待开发的处女地，而是世界各国利益博弈的棋盘；非洲的资源也不是我们轻易能够取得的，即使我们不缺钱。我们以前一直认为非洲是处女地，遍地黄金任我淘，但这只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上的思考。如果换一个角度再想一下，非洲也是非洲人民的家园，你把人家的资源都便宜买过来，你把人家都“淘”光了，以后他们的发展依靠什么呢？所以思考问题一定要全面和多方位的。
    我们再反问一句，非洲可能是未开发的处女地吗？经这样一问，实在是让人心里一惊，非洲在几百年前就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列强们在非洲贩卖黑奴，对于非洲的资源怎么可能不予以觊觎呢！世界有三大矿带，一个是在南美智利的一线，一个是从东非大裂谷到南非的一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由于海拔等问题至少现在还无法开发。而非洲为什么就没有进入开发呢？非洲资源的产权难道就都是不确定的并静候我们前去开发吗？以前的欧洲殖民者怎么可能放弃这些利益而轻易地让非洲人独立呢？这里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深入地想一下了。
    非洲各种资源的产权早已经在当年的欧洲殖民者的手里。二战后，这些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宗主国沦落成为世界二流国家，而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策略就是让非洲的部族进行民族独立，因为这样一来，既受到非洲部族权力的压力，又失去宗主国靠山的滞留在非洲的欧洲殖民者，就要想方设法找到更大的靠山，其中很多人就会设法取得美国的身份，受美国的保护。欧洲殖民者后裔拥有非洲各国矿产的产权，而具体矿山有多少是外人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现在的财产表面上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的——在非洲这些殖民者的庄园面积是以多少平方英里或平方公里进行计算的。这些土地所有者当然知道自己的土地上有多少矿藏，因为他们的祖先买入或者圈占土地的动机不是搞农业、工业和房地产，而是占有资源，没有资源勘探价值的土地一般是不会买下也不会花费成本圈占的。几百年下来，有资源勘探可能的土地，都成为了私人产权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人多数是当年殖民者的后裔。包括这次邀请我们来非洲的就是欧洲贵族。
    美国通过在非洲提供武力保护吸引他们入籍，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美国也就有了发言权。这些前殖民者经常有多重国籍，一个非洲的，一个美国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欧洲宗主国的。酋长所说的依靠国际力量的制衡，就是他们部族和欧洲宗主国、美国以及拥有其殖民资源所有权的利益集团等等多方位的制衡。而且他们也和我们当年广泛联络华侨一样，与美国的黑人团体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些团体给他们的部族募捐（对当年内战和后来的选举，都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内部的决策，因为黑人的选票对于美国政党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帮这些有影响力的美国黑人到非洲寻根和落实部族的身份，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担心他们持有这样多的资源会被他国觊觎，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比你们强大多了。他们很得意地说，他们的做法就是制衡，在美、俄、欧甚至包括中国之间维持一个国际平衡。而且他们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这些矿山已经属西方殖民者私有了，只要对之提供保护而不剥夺，西方还会侵略你然后抢劫西方人自己的私有矿山吗？非洲酋长们取得政权后承诺保护西方的殖民者的矿山和土地的所有权，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对于这些殖民者他们尽量将其多国化，不让一家独大，搞一个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平衡，这样他们就更加安全了。
    2．古老部族与现代国家的平衡
    在非洲，部族的势力和领地与西方列强殖民时期建立的现代国家也达到了某种平衡。非洲部族有自己的国王或酋长，也有自己的疆界；西方建立起的殖民国家独立后，则有了自己的总统和政体。这种互相重叠的格局，正是非洲大陆国体、政体的特色。非洲的现代国家或殖民国家是历史形成的，在地图上可以看到非洲好多国家的疆界横平竖直，就是当年各个国家的殖民者们按照经纬度划定的结果。而部族的疆界更是复杂，相互之间还时常有冲突。部族和国家在一个地区同时并存，这是非常高超的一个平衡，同时也造成了我在《为什么我们有钱难买战略资源》中所说的法律问题的复杂：国家法是殖民时代遗留的，部族又有历史形成的惯例法，再就是案例法——当年西方殖民现代国家与部族冲突众多，留下许多特殊案例。正因为法律复杂，所以有很多的陷阱，需要特别的专家，这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到那儿投资最害怕的地方。
    部族王国和现代国家并存，且做到了相对和平，这表明非洲酋长们的政治技巧绝对是一流的。
    3．继承与创新的平衡
    还有一个层面上的平衡，就是他们在民族独立过程中没有推倒重来建立全新的国家，而是采取反政府武装或者组织参与并控制政府的方式，这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延续。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建立了一套与西方宗主国类似的现代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这一体系和制度原来是殖民者之间的行为规范，黑人被隔离在外，现在是黑人也加入其中，使这一良好的制度成为非洲国家的政治遗产，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大量的专业人员队伍也得以保留。就如《为什么我们有钱难买战略资源》中所提及的非洲矿业律师的专业和水平，为非洲的矿产资源不被掠夺贡献了惊人的智慧，这些制度遗产和人才是非洲国家的财富，是他们将来获得快速发展的软实力基础，是他们的竞争优势。非洲的酋长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对于这样的法律和制度有着极深的体会，同时这样也维护了与西方主流世界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很容易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同，不会遭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排斥。
    4．宗教平衡
    非洲部族另外一个平衡世界的武器就是积极利用宗教的力量。他们改信与殖民者相同的宗教，而宗教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给各个加入的教徒予以保护，基督教的产生背景就是如此。由于非洲部族们皈依了西方的宗教，他们就不再是“野蛮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了，西方的殖民者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于他们任意地进行屠杀。这一点对于非洲部族与美洲的印第安人等有着不同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前者放弃自己的传统原始拜物教而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获得宗教的保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部族酋长祖先高明的地方。后来种族隔离的解除，与宗教的努力也是密切相关的：1984年，为消除种族隔离而奋斗的黑人大主教图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于宗教而言，消除种族隔离这样的做法更大地扩张了它的势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宗教。对于类似西方的非洲民选社会，民选搞得越彻底，宗教就越能够影响选举的结果——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为当地主流宗教的信仰所主导，因此宗教也是一个超越国家的力量。非洲酋长们通过部族改信宗教，为自己的生存权奠定了新的基础。
    三重国籍两套政体，并且与美国黑人社会有广泛的联系，取得西方主流社会和宗教的大力支持，成为非洲酋长们平衡世界各种势力进行自我保护的有力武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得到世界的允许，获得美国等国支持并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这是非洲部族酋长们博弈斗争的结果，绝不是高喊“民主、人权、平等”等简单口号的结果。

 

三、贵族政治的优越

 

    在过去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阿拉伯地区和印度、东南亚等国，是有历史文化传承的大帝国的后裔，经济文化在历史上都极为发达，文明程度曾经是全世界的翘楚。我们原来想当然地以为，相对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部族与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经济背景是大不相同的，上千年人类历史发展差距的弥补肯定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但是，通过与酋长们的接触，却让我们认识到黑人精英的不可小觑。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经历500年西方的血腥殖民，非洲的部族为什么还能够生存下来？非洲部族是非洲原始民族，他们在黑非洲的人口数量如今还是占据绝对的多数，这与世界其他被殖民的原始大陆有本质的不同。像美洲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等等应当跟非洲黑人原始部落的文明程度相仿，为什么他们都被屠杀光了？澳洲大陆上的土著民族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见非洲酋长们当年的绥靖与韬晦政策的成功之处。面对西方殖民者，酋长们所干的就是接受自己不如殖民者和被奴役的现实，甚至帮助殖民者抓捕部族成员到美洲做黑奴，这样西方殖民者就需要他们的存在，反而给了非洲部族生存的空间。同时非洲酋长们采取改信殖民者的宗教达到融入殖民者信仰的策略，结果就是这些部族没有被屠杀殆尽，成功地生存到了今天。非洲部族保住了生存权利后又耐心地等到了机会，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打破种族隔离，获得民族独立和政权，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每一步不都是无比艰险和惊心动魄吗？
    政治翻身后下面要做的就是经济上的翻身了。对于经济上的发展，他们通过一代代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早就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绝对不是懵懂初开的蛮荒民族，前述税收政策、法律安排等就清楚地体现出他们的深谋远虑。所以对于这些酋长们，我们再也不要门缝看人了。
    由于非洲部族的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黑人民众没有抵御外来商业欺诈的能力，如果过早地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无异于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资源的流失！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部族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相适应了，才有可能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资源就是他们将来发展的原始资本，因此在现阶段大跃进是不行的。酋长非常清楚这一点，世界发展到最后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和有资源的国家的天下，中间的国家成为奴隶性的国家在为其他人工作，酋长们所希望的就是持有资源取得后发优势。因此非洲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一片贫穷、野蛮、落后。所谓的非洲滞后，正是非洲黑人精英阶层有意而为之的——为百年后的子子孙孙做好了长远打算。
    当然，黑人精英、酋长们并非“人民领袖”。像该国 “黑人权利”这样的政策说是给黑人穷人，但是真的能够得到这些“黑人权利”的只是黑人中的贵族，是酋长们。为了穷人只是一个宣传，真正得到财富的都是利用穷人的贵族或者成为贵族的穷人，只不过他们做得很高明——维持了制衡的合理限度。把“黑人权利”给谁？任何企业都会选择把这部分利益给有权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黑人，实际出发点是带有行贿的性质的，但是在政策处理上却合法了，是合法地与当权了的黑人贵族进行的权钱交易。这样也能够被国际资本等接受，不会因为国有化而引发国际资本的反对。这样的赋予穷人以“黑人权利”的均贫富，其实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均贫富，是原来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新权贵的均贫富，结果就是消除了种族间贵族的财富差距，使得这些统治者们的经济利益得到了统一，从而也就达到了社会的和谐。那些挑唆民众仇富的主张背后，不过是新当权者要从既得利益者那里分一杯羹而已。这表明，权力和财富如果不能统一起来，才是国家不断内乱的根源；如果财富与权力趋于一致，国家也就稳定了。
    我们接触的非洲酋长，包括有国王的弟弟、幕僚以及总统和总理的儿子，等等。如果合作成功，著名的黑人民族领袖前总统还要出席签字仪式。
    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有一点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就是他们并非一味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而是确实关心他们部族的发展；他们努力学习，立下明确的大志，就是要统治部族，与世界博弈。对于酋长们来说，国与家、公与私实际上是统一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考虑子孙后代和部族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统治者的态度。这与中国很多人的学习目的——学习多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没有谁会为了国家兴亡；为了个人发展，就需要各种智慧，需要各种隐忍和奸诈——不同。非洲酋长们取得权力的理由和程序非常简单，就是世袭，他们也受其部众的爱戴，他们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攫取权力，所以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思考他们国家的前途。因此这种看似极端落后的制度其实隐含着很大的优越性，或者说这就是贵族制度的优越性。同时非洲黑人部族的普通人基本没有文化，他们对于酋长是毫无保留的服从，统治关系和人际关系是简单的，降低了统治成本。部族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世界各方为了拉拢他们提供的学习机会，也使他们能够接触这个世界上最高端的知识和计谋，从而使他们所拥有的智慧高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这里也印证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就是如何培养最有能力的人并把权力交给他们。这样的智慧是需要一代代的传承积累的，很多内容是无法通过语言文字进行学习的，就如学习烹饪，火候这个问题就无法使用语言说清楚。我们学习起来尽管勤奋刻苦，但如果没有传承和实践的环境，也是无法达到统治国家的智慧高度的。非洲酋长的智慧成长就是来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再加上几百年、数代人的积累。三代出贵族，非洲之行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贵族所处的环境给人带来的特殊的知识、智慧与心态，这就是过去所说的贵气，这是比财富、社会认同等等更本质的东西。而这种贵族心智的传承一旦打破，就极难恢复，因为这些贵族子弟是没有底层生活能力的，他们日常生活经验上的欠缺经常被广大民众所嘲笑。但是普通人的生活能力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贵族世代相传的知识和智慧在他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有不可替代无法学习的巨大效用，但对于怎样从底层爬到统治高层却用处不大，对于底层生存就更没有意义。因此，整个社会的贵族统治智慧传承被打破的结果就一定是本性丑恶的权谋家的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奸臣无一例外的是权谋的顶尖高手。打乱这样的传承不用肉体消灭只要原来的贵族们不再居于高位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后代再爬上高位的能力是不足的，除非有特别的境遇。所以一次改朝换代对于国家民族的隐性损失也是极大的，而非洲独立变革后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来殖民者先进的制度和本部落的历史文化财富，让人羡慕。把问题想到这样的层次，也就理解了非洲酋长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水平——环境造人，代代相承。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智慧和境界，即使如非洲原始部落的贵族，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高不可及的，就如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把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到那样的地位和环境上，其体现出来的领袖气质就足以让普通民众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
    相比之下，现在的一些国人，既极端自卑自弃，又极端自大自恋，对于西方国家五体投地，对于认为落后于我们的地区趾高气扬。中国的一些精英骨子里是非常瞧不起黑人的，但相比这些非洲精英，我们这些自以为是、思想贫瘠和妄自尊大的中国人，这些依靠网络、敲着电脑在激扬文字、粪土非洲万户侯的专家和愤青们，才更是在思想领域的野蛮、贫穷和落后。这些黑人精英们不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懂，而是以傻傻的一面迷惑你。你觉得人家傻，实际上是人家看不起你，不屑于与你进行交流。就如这些黑人贵族子弟，都是全球顶尖大学的学生，有的甚至还接受过当年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教育，而我们到非洲的各种外交人员，除了学习外交技巧和语言，有这样的深度学习世界经济政治金融的机会吗？如果他们能够上欧美的顶级大学学习经济金融，他们就不来非洲“流放”了，但是你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政治金融知识基础，人家骨子里肯定是非常鄙视你的，只是早就学会了对付殖民者的甜嘴，把中国和中国派去的人赞扬得都像花儿一样。

 

四、中国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差距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此次非洲之行中得到了体现。对于非洲，书中和网络上所描绘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差距太大了，所有的图书、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都不及亲历非洲所带来的深刻感受和了解。同时在与非洲酋长交流了以后，也激发了我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的思考——中国将来的道路在哪里？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需要美国等霸主犯了重大错误才可能，这样的历史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在自有的资源层面，我们地大物不博，资源人均很少，将来的前途不容乐观，在上有强国下有资源垄断寡头的世界，我们怎样持续发展？我们专家们纸上谈兵一厢情愿式的开发非洲的设想，实践起来无从下手，并且成为了他人在非洲攻击我们的口实。相比闷声发大财的日本，我们更要多自我反思一下。
    非洲大陆，不是处女地而是世界博弈的棋盘，世界各方在这里已经为了资源博弈了几百年，博弈的各方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积累的顶尖高手，即使是非洲原始部族的酋长们，也是这样的博弈的顶尖高手之一。中国当年援助非洲，最多是开始在非洲这个棋局上落下了中国的第一颗棋子，现在的非洲战略应当是中国继续落子而已。
    中国要从非洲利益棋局的旁观者变成一个博弈者，但是中国的博弈水平却非常的低下。首先，这里的博弈规则是西方列强制定的，中国还没有打破规则和自己制定规则的能力，中国只能学习和利用这些规则，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事情还是应当少一些，尽可能地向这些规则靠拢。再者，中国对于这样的国际博弈是没有什么历史经验的——胜负有实力的问题，也有博弈水平的问题。就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考证的，天朝对于列强从极度自大变为极度自卑，英夷本来奢望的治外法权是中国人主动送出去的，而且对于协定关税，也是中国谈判官员自以为赚了便宜的，相比当时的军事失败，外交的失败更加惨痛，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懂规则。相比中国的邻国们，在侍奉天朝中还有不少的外交历史智慧的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崛起，其中外交上成功的斡旋列强，功不可没。这样的外交博弈的心智，是没有国家和书籍会传授给你的，需要有这样的环境以及在不断的失败中积累。
    中国与非洲交往在历史上更加注重的是政治不是经济，更多的是在非洲为中国争取国际政治的支持，让他们在联合国等各种组织中支持中国，并且要承认一个中国。非洲的酋长们也是这样支持中国的，其目的除了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外，还有一点就是保持国际制衡的考虑。对于非洲的经济，尤其是其经济政策和治国思想，我们的专家学者是不屑一顾的，不要说是研究了，连细看和听完的耐心都没有。我们对于非洲的重视尤其是经济层面上的重视是一直不足的，我们的有关机构、有关人员去欧美是淘金，去非洲则是流放，使得到非洲的人才有限，有经济头脑和背景的就更少。我们对于非洲实际上是不了解的，我们援助了非洲，但是我们没有渗入非洲。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渗透，则是无孔不入，也就可以无所不知了。
    这些酋长们的智慧，这些平衡列强和各方势力的技巧，这些关于博弈游戏规则的知识，西方殖民遗留的制度体系以及在西方各种势力博弈中所处的战略地位等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软实力。不要看非洲部族的武器不行，科技不行，就认定他们会被这个世界所淘汰，事实上相对于武器和科技等硬实力，软实力更加重要。这次非洲之行让我见识了非洲部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软实力的强大，非洲部族能够成功地生存至今乃至成功地实现民族独立和种族解放，背后也是这些软实力的结果。
    在此我将信息获取、规则掌握、智慧积累、博弈技巧、价值构建等等能力笼统地合称为软实力。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一向重视发展硬实力，而软实力发展则严重落后。我们一次次的海外竞争的失败，不是没有硬实力，更多的是因为没有软实力，尤其是在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主，有天量的外汇储备，GDP即将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还是总受人欺负，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软实力的欠缺上。就我们现在的软实力水平，即使是到非洲，也难免不被这些我们原先瞧不起的黑人酋长们算计。
    前文向大家展现了中国的商业智慧以及软实力与非洲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差距，本文则要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政治智慧上与非洲酋长们的差距。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玩不过人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从更深和更高的层次上去反思、去认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根源。

 

（责任编辑：杜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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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捷，投资公司经理、律师。

 

1 载《绿叶》2009年第3期。

 

 

 

 

 

2009年《绿叶》第6期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王小强

 

    摘要：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启动内需”、“产业升级”，现在大家都在热议。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操作。统筹优化、倾斜扶植西部大开发，就是落实的关键。

 

一、开发西部将平原、水、能源结合起来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难以为继，广大劳动人民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途径，只能是中国产业、特别是资源开发型重工业的全面振兴。中国自然资源的潜力在西部。西部资源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相比较，意味着更新的工业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个进程，明显需要新一轮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其中自然蕴含了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的商机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譬如，中国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南，储藏量世界第一。因为西南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80％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市国土面积的总和。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唯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可以说，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对民族振兴的伟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扩大规模、加强力度南水北调，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西线”纳入工作进程，把西南长期不能利用的水资源，尽可能多地调往西北，不仅黄河一系列现成的梯级设施可以成倍发挥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开拓绿洲面积，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集聚人口，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在全国范围和世纪时间维度，启动足以使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

 

二、基础工业优化升级

 

    譬如，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储藏量世界第一。但因为交通运输、加工利用技术、污染等问题，现在每年还要从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煤。怎样充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最主要的方向应当是高技术含量的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尤其是煤转油项目。去年石油价格一度突破140美元一桶，至今令人胆寒，发展煤转油技术大有可为。只要大规模煤转油，能将每桶油的价格控制在35-40美元，中国的能源问题即能长治久安。
    不仅是煤矿、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置的建设，机械尤其是与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重型机械产业的发展，都势必促进和带动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这一切都应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盘子里，重新考虑定位，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发展大企业为主的重工业，与小企业为主的轻型加工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能单纯招商引资，创造和完善市场环境，等待市场调节。在这个意义上，神华集团的成功具有启发意义。神华集团1995年成立，2001年一期工程建成，4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810公里铁路、3000万吨港口装船能力，2004年煤炭产量1.21亿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如今，神华是集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航运、煤液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销售商，拥有54个累计生产能力为两亿吨的煤矿，全长1369公里、运转能力1.28亿吨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电厂装机1608万千瓦，煤转油和煤化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神华集团开创了中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纪元。
    神华的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坚决上马重点大型项目抢占战略制高点和科技制高点的决心、规划、组织和指挥。别的不说，单是“矿、路、电、港”一体化大规模开发，牵扯到煤炭、铁道、电力、交通等部门和地方，如果囿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局限、市场调节的既得利益，部门地方的协调扯皮，神华的发展不可想象。

 

三、善用已有经济实力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财政收入前所未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国际施压的理由，也是货币博弈的资本。善用已有的经济实力，能干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多少内需和就业？不是北方城市严重缺水吗？——大举投资南水北调，加快工程进度，扩大调水规模，全面展开“大西线”的踏勘和论证；不是油价高踞不下、进口石油财务吃亏、收购油气资源国际关系紧张吗？——大力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清洁燃烧技术和煤转油项目；不是因为关闭小煤窑，煤炭涨价、供电不足吗？——大举投资国有大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电网；不是房地产投机造成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吗？——大举投资经济适用房和相关小区建设，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一些农副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吗？——大举投资现代化、工厂化大农业……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直接拿来投资基本建设和产业升级。具体的财务安排和技术转换，恰恰有待更开阔的视野，研究开发出有利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如何善用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课题。新加坡的淡马锡，肯定不是适当的参照系。

 

四、重提西部大开发1

 

    如果说过去30年，东部沿海的发展主要靠轻型出口加工工业，西部大开发则是以资源开发和重工业为主。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是一时得以高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经济安全和不可持续的弊端显而易见——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受制于人。中国13亿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坐拥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何必在市场上受制于人？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蕴藏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自然资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开放而不仰人鼻息，正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从轻到重的转移，在人口、生产力布局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东向西，顺理成章地再上一个台阶；在启动内需、城乡关系上，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相对于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里不仅有户籍制度的束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规避城市化的产业特征：第一，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东南沿海经济繁荣，两代民工的劳动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第二，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分散发展，遍地开花，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第三，与临时进城打工的最低消费相对应，城市的住宅、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第三产业，未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20多年时间，东莞“常住”民工数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几乎等于户籍从业人数；城市化及相关的第三产业，长期未能得到与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迅猛发展。
    与轻型加工工业规避城市化的三个产业特征恰恰相反，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与城市化，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第二产业（重化工）和第三产业（城市化）协同带动经济发展，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发展重工业生产，多靠熟练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积累，不能像轻加工的简单劳动那样，今天从农村出来，明天就上岗干活；有活就干，没活走人。所以，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重工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培育和造就一支相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大批尚未富起来的流动民工，可以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转变成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固定职业的产业工人，转变成具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神木、府谷一带有煤，“几通几平”搞得不好，照样有人愿意去开发。同理，如果没有什么资源，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再多，招商引资优惠再多，大片上好农田土地转让再便宜，也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轻型加工工业讲究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短平快”。相反，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大规模长期性集中投资，不可能乡乡建厂、村村冒烟，往往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煤矿，需要十万具有专业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三，发展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一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毋庸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倘若鼓励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疆规划的5000万吨石油的油田，加上相应的油化工，可能集中500万城市人口。所以，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

 

    总而言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今后两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关头。庞大的就业压力，势必对社会安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抓住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短期应对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集思广益，参考中外大兴基本建设、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统一部署，集中指挥，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需要把压力转化成动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捉襟见肘为大有作为。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真正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则今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就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杜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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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

 

1 参见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香港传真》No.2001～18。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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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产业前景

 

曹  崴

 

    摘要：我国掌握的高温气冷堆是最新的核电技术，其“固有安全”性开启了世界核历史上的第二核纪元。落实强化自主创新的国策，加大对高温气冷堆技术方向的投入，巩固我国在核电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积极促进高温气冷堆技术的产业化，必将引领我国核电产业朝着自主、健康的方向发展。

 

    2006年12月，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全盘引进路线，在经历两年多的国际招标之后，终于尘埃落地，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中标。这次核电技术的引进思路是：“引进国外‘成熟先进的第三代技术’，在外国核电供应商为我国建设四台第三代核电机组后，从2010年开始这种引进机型的批量建设，并于2020年达到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目标。中国核电将以此类堆型为主，从而实现一步跨越、统一技术路线。”——但三代技术一定是未来核能产业主要的发展方向吗？在技术上是否有更值得关注的选择？其实也许更具发展潜力的技术选择正在孕育。而且不是在西方传统的核能发达国家，而是在中国本土。我国独立掌握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可以说已经开启了世界核能史上的第二核纪元，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也必将引领着我国核电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一、世界新型核能反应堆的三种思路

 

    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两次严重核事故后，核能技术的走向成为一个引起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总体上看，核电行业在核事故后着手研制的新型反应堆，基本遵循三种思路：改进型、革新型、革命型。第三代轻水堆都属于堆型变化相对较小的前两类。其中改进型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利用国际上已成熟的技术，增加安全裕量，增加对付严重事故的安全措施，提高安全性；通过增加单机容量，利用规模效益改善经济性，补偿因提高安全性而引起的经济性下降。总体来说，改进型的轻水堆采取了“加”系统的方式，通过安全冗余设计和添加更多的安全设施确保整个反应堆的安全。属于改进型的堆型主要有ABB-CE公司的系统80+（system80+）、通用电气公司的先进型沸水堆（ABWR）以及法国和德国联合开发的欧洲压水堆（EPR）。
    而革新型的轻水堆相对来说技术变化要更多一些，但也仍然是基于原有的成熟技术。这种类型轻水堆的主要特点是，依靠自然规律（重力、自然循环等）的非能动安全（passive safety）设计，简化系统、减少设备，既提高安全性，又改善经济性。属于革新型的主要是西屋公司的AP600以及之后发展出来的AP1000。AP系列的非能动安全技术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具体来说，它是由非能动的堆芯冷却系统和非能动的安全壳冷却系统构成的一套应对各类事故的安全体系。其中，AP600的堆芯、压力壳、堆内构件和燃料元件与已经投入运行多年的西屋压水堆基本相同。它的创新之处主要是装备了自然循环热交换器，并依靠非能动设计进行安全壳冷却。而AP1000与AP600设计思路基本相同，是在提高输出功率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虽然革新型的三代轻水堆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无论是改进型的EPR、ABWR、SYSTEM80+，还是革新型的AP600、AP1000，都仍然沿用了原来压水堆或沸水堆的基本设计思路，离当初学术界提出的固有安全反应堆还有很大距离。为了理解这种区别，必须首先区分“非能动安全”和“固有安全”两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技术概念。所谓“非能动安全”是指某一类实现核电安全性的具体方式，与传统的附加动力设备实现安全的方式不同，“非能动安全”是指是建立在惯性原理（如泵的惰转）、重力法则（如位差）、热传递法则等基础上的非能动设备（无缘设备）的安全性，即安全功能的实现不需要依赖外来的动力。而“固有安全”是相对于过去“概率安全”的反应堆提出的，它的定义是：当反应堆出现异常工况时，不依靠人为操作或外部设备的强制性干预，只是由反应堆的自然安全性和非能动安全性控制反应性或移出堆芯热量，使反应堆趋于正常运行和安全停闭。
    固有安全的反应堆在设计上要确保在出现任何情况时都不会造成堆芯熔化事故。在发生上述正反应性引入事故条件下，堆功率上升导致燃料元件的温度升高，但负反应性温度系数能迅速抑制其功率的上升，燃料最高温度远低于燃料元件最高温度限值，这样堆芯熔化就从物理原理上不会发生了。其中高温气冷堆就是这种固有安全设计的典范。高温气冷堆采用涂敷颗粒燃料，以石墨作慢化剂。优异的包覆颗粒燃料是获得其良好安全性的基础。铀燃料被分成为许多小的颗粒，经过精密加工成多层包覆直径小于1mm的颗粒状燃料，颗粒状燃料均匀弥散在石墨慢化材料的基体中，制造成直径为6cm的球形燃料元件。石墨的熔点在3000度以上，而氦气作冷却剂的化学稳定性和传热性都很好，停堆后能将余热安全带出，极大提高了安全性。除了所选用的材料，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堆型通过结构上的精巧设计可以做到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现安全停堆。模块化设计的固有安全性使反应堆不会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不会出现危及周围环境的事故，也不再需要厂外应急措施。

 

二、高温期冷堆，来自德国概念的中国原创

 

    虽然中国发展高温气冷堆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但这项技术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原创。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开发过早期的高温气冷堆。当时设计出的反应堆直径很小，但是高度很高，通过结构上的设计也可以达到固有安全。不过实验堆功率很小，如果要建造百万千瓦电站，必须继续提高功率提高经济性。但这样一来反应堆的体积就会过于庞大工艺上很难实现，最终没有做成。同许多早期人们曾经尝试过的堆型一样，高温气冷堆也很快彻底败在了如日中天的压水堆手下。
    直到1979年美国出现了三哩岛事故，持续了几十年的核能狂热才开始在西方逐渐降温。三哩岛事故虽然只是一次偶然事故，却暴露出已经被工业界视为主流技术的压水堆存在的“先天缺陷”，即无论采取怎样的事故缓解和安全保护机制，从设计上讲这类堆型永远存在失水而导致堆芯熔化的隐患。从那时起，除了继续改进现有设计，一些高瞻远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重新考虑那些曾经被人们考虑过的概念堆型。
    当时两个在西门子工作的德国人连夜通过电话沟通，要设计出一个绝对安全的反应堆。他们在原有高温气冷堆方案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第一台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模块化设计的单堆功率较小，单堆功率20万千瓦左右，再将多堆组合起来，在经济上可与其他大型核电机组相竞争，这种设计也因此被命名为模块化设计。模块化设计的高温气冷堆既可以保证安全性又实现经济性，因此概念一出现便获得了业界的重视，德国技术人员也做了大量的后续设计研发工作，但到了80年代，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西方的核电产业彻底进入冬眠期。特别是在德国，在反核运动高涨和绿党兴起的背景下，高温气冷堆在他的故乡无奈地失去了建造的机会。然而这个有可能改变核电产业命运的机会却被清华人抓住了。

 

三、清华人的研发之路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德国的高温堆之父曾来清华做演讲，宣传他的设计思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据后来参与过项目的老工程师回忆，其实早在文革期间清华就查到过相关资料，已经在关注这个堆型。上世纪80年代，时任清华核研院院长的吕应中将低温供热堆和高温气冷堆作为将来发展的主攻方向。而后来的清华校长，当时还是普通教师的王大中到联邦德国利希核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参与研究的正好也是高温气冷堆。他首次提出了双区球床堆的新概念——环形堆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可使模块堆的单堆功率提高一倍以上，获得德国发明专利，并同时获得美国和日本专利。在德国的研究过程中，王大中感受到这种堆型是具有前瞻性的，决定将其带回中国继续坚持做下去。
    回国后，在他的带领和积极推动下，经过三年多的论证，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项目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开始实施，并列入80年代末的863计划重点项目。清华开始与德国合作研制，从引进设计专利和燃料元件的制造工艺做起，逐步实施这个革命性的堆型。虽然可以从德国老师那学到不少东西，但毕竟是造出一座世界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反应堆，各种技术细节、工艺实现上的困难都难以预料。
    清华建造的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采用的是球床设计。这种反应堆的腔体内要放置数量众多的球型石墨燃料元件。如何在不停堆的条件下，不断地将燃耗过的燃料球取出，换入新的燃料球是工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核研院的工程师采取了一种新的球形燃料元件输送形式，利用脉冲气流让燃料元件从卸料管中排出。就好像用风给燃料球向下的外力，使其逐个滚落，不用停止反应堆就可以维修换料。燃料元件装卸系统研制课题组研制了十多年，实验做了十几万次，用了数十万个燃料球最终得到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此外，燃料的加工是高温气冷堆的另一项关键技术。球型石墨燃料元件内部弥漫的燃料小球加工难度非常大，这种燃料小球称为“包覆颗粒”，它的制造也是保证高温堆具有优异安全性的核心技术。制作包覆颗粒要先把核燃料制成直径0.5毫米的核芯，再在其外面包上四层包覆层，每层只有几十微米厚，而且要严格控制每层的厚度、密度和各向同心性，最后制成的球形颗粒直径只有0.9毫米。8000个这样的小颗粒均匀弥散在直径5厘米的石墨基体里，再在其外部围上一层厚5毫米的石墨球壳，才能制成直径6厘米的球形燃料元件。制造工序达36道，半成品、成品检验的性能指标34项，包覆颗粒制造不合格率要求小于万分之一，只要有一项性能不合格，这批产品就不能出厂。为了在工艺上实现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球，核研院花了十几年的心血：全部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全凝胶法、化学气相沉积法、准等静压法等制备工艺；从实验室到小规模生产，再到建立规范完整的工艺流程，最后形成批量化；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不合格率降到了十万分之五的低水平以下，最终具备了向商用核电站供应燃料的目标。
    2004年9月30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组织和安排下，世界第一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在北京首次对外进行了核安全实验演示，来自30多个国家的60余位国际原子能专家在现场观看了“不插入控制棒下反应堆丧失冷却”的核安全实验演示。这次实验演示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载入核能技术发展的史册，因为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用正在运行中的实际反应堆进行核事故的模拟，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实验是因为这种新堆型采用了固有安全的设计理念，即从设计上确保在出现任何情况时都可以让运行中的反应堆安全停下来，而不会造成堆芯熔化事故。

 

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新道路

 

    核研院科研团队的坚持不懈自主开发终于看到了结果。清华大学核研院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的团队，完成了全部43项子课题的研究，其中15项达到国际水平、27项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于2000年建成，2003年满功率运行成功。当时最早做出10兆瓦堆时，清华大学并没有想过产业化问题。但能源形势等一系列的因素让这项诞生在高校院墙里的技术很快就有了产业化的机会。
    2003年前后，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猛增，缺电的现实直接导致了国家对核电的政策发生转变，国家发展核电的基调开始由“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政府能源规划拟定了到2020年实现核能发电4000万千瓦的总体目标。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十几年每年都需要有2-3座百万千万级的核电站动工建设。但是，这样的大规模发展不得不让人们更加关注核安全的问题，毕竟在核科学领域曾拥有过最强实力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前苏联都在核事故上跌过跟头。而现在无论国内已建成的核电站，还是将要从美国、法国引进的先进型“第三代压水堆”，都仍然是“概率安全性”的，也就意味着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只能通过设计、建造、运营等各个环节的把关而降到人们可以接受的低水平，但理论上仍不能达到零。历经十年艰苦科研攻关，如今高温气冷堆已经一步步走向了产业化的门口。
    2003年8月中核能源公司成立，目标专门是为了实施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中核建集团和清华各占50%股份，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涉及核工程的三四十个单位。公司的定位是核岛EPC（Engineer Purchase Construct），专做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和低温供热堆两件事。2004年3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清华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工作，并力争在2010年建成一座示范电站。三方联合成立“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筹备组”，正式开展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的工程化推进工作。
    2009年，2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即将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湾动工，示范电站以清华大学的1万千瓦实验堆为基础，按比例扩大规模建造，预计2013年11月投产发电。这意味着国际上最新一代的先进反应堆将有可能首先在中国实现产业化。
    如今，美国西屋的AP1000和法国的EPR压水堆都已进入中国市场，虽然经过改进，但它们所代表的压水堆技术轨道已经遇到了高温气冷堆为代表的第四代堆型的强大挑战。中国下一步只要继续推进已经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气冷堆技术，不仅能尽快实现核能技术的赶超，而且将为世界核能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责任编辑：邓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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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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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最理想的车用能源

 

毛宗强

 

    摘要：氢能是理想的低污染、零污染车用能源；长远看，氢能将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桥梁。氢能并不遥远，氢燃料电池和氢内燃机汽车技术上已经能够实施，氢氧切割机等马上可以商业化。中国应尽快制定发展氢能源的国家路线图，善用政策支持，把氢能中能够商业化的部分率先做起来。

 

    现在可以说是能源的“战国时期”。除了传统能源仍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太阳能、风能、甲醇、乙醇、二甲醚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能源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用清洁、低碳的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被视为能源的第三次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源革命是用煤炭取代柴薪。柴薪数量少、能量密度不够大，煤炭的利用推动了蒸汽机的产生，带来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的发展随之突飞猛进。第二次能源革命，石油、天然气慢慢取代煤，成为主导能源，因为人们发现液体能源和气态能源比固态能源更好、更方便。而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清洁、低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原因则是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当然，其中也伴随着化石能源资源量有限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最迫切的因素，因为至少煤还能用上百年。

 

一、对新能源的发展国家要合理规划

 

    当前中国也兴起了新能源热潮，我认为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因为现在我国能源供应中煤炭占到了70%左右，要降低对煤的依赖，惟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新能源。金融危机之后各个行业开展救市，我国也搞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扶持新能源产业，进行新的规划，打开新的局面。
    新能源产业出现热潮虽然是好事，但我们也要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地发展。比如说核能，的确是清洁、高效的能源，应当予以大力支持。但现在一下子上了那么多核电站，就会面临着核原料供应、核废料处置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方面，太阳能、风能现在很热。这两种能源都能发电，但得到的电的质量跟火电、水电的质量不可相提并论，风电甚至被叫作“垃圾电”。因为风力处于变化状态，发出的电有波动，频率、功率都不稳定，虽然会经过一些处理，但处理完了还不如燃气轮机发的电稳定。所以电网在接受风力发电时规定，风电不能超过电网总容量的一定百分比。太阳能发出来的是直流电，需要变成交流，而且也会因光照强度的变化而强弱不均。怎么能够大量、长期使用这些不稳定的电？这里面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攻关。
    生物质能方面，秸秆气化、秸秆发电等只是权宜之计。秸秆本来不值钱，然而一旦可以用来产生经济效益，农民可能就要涨价，这样成本就上去了。所以秸秆最好是粉碎完了就地回田，把土地保养好一点。搞生物质能，秸秆不是方向，应该想办法发展新的生物质来源。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在做。例如利用水面发展海藻，来制石油、制氢。像绿藻，含油量就比较高，而且发展起来不占地。今年4月北京的新能源展览上，中国新奥公司就展示了用绿藻提炼石油的技术。类似这样的新生物质虽然是长远的方向，不可能很快产生实际效益，但投入研发是有意义的。
    再说电动车，我个人觉得中国现在炒得有点过分。电动自行车，大家可以看到街上已经有很多，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赞成的说它省劲，跑起来动力还可以；不赞成的说它速度快、危险，而且刹车声极其刺耳。电动自行车毕竟价格不高，大部分人买得起；而电动汽车则不一样，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汽车发展战略，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电动汽车有两个最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续驶里程，即充满一次电后最多能跑多远。二是充电时间，即一次需要多长时间能把电充满。国外的大汽车公司，像丰田、通用、福特等，它们生产的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一般是160公里左右，没有几个说能超过200公里的。《汽车族》杂志举办的“新动2009中国新能源汽车评选”会上，日产NUVU全电动车获得“2009中国年度新能源汽车特殊贡献车型”奖，该车准备2010年进入美国市场，2011年进入中国市场，其最高速度可达120公里/小时，续驶里程不过125公里。而咱们国家说500公里的都有，也不知道真假。电动汽车充一次电要几小时，这也大大限制了它的使用。如果从北京开到石家庄，中间还要停下来充几个小时的电，大概每个人都觉得麻烦。所以国外发展电动汽车，定位非常明确。比如说日本，就把纯电池电动车定位于在一个城市内行驶的汽车。也就是说，作为上下班的代步车还可以。我们现在宣传的快速充电，说是十几分钟就能充完，然而快速充电的反面作用就是会带来电池寿命的急剧减低。大家都有体会，一般手机电池、数码相机电池充1000次就了不起了。电动汽车按照指标规定，大概也就是2000次深度充放。这样六年左右整个电池就报废了，换电池的价格不菲。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因为一般人买汽车，是想着可以开着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虽然实际上并不一定会开车跑很远。但当你买电动汽车时，知道它只能跑很近，而且并不便宜，要花十四五万，你会买吗？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纯电池电动汽车的使用范围有限、市场前景有限，不能解决汽车的根本问题。
    发展太阳能、核能、风能、新的生物质能，做电动汽车，等等，这本身都是对的，但不能一哄而上。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当今新能源的大热潮之下，我认为我们还是必须冷静下来，对各种新能源的发展进行理性评估，比较优劣，做更远的谋划。

 

二、氢能是最理想的车用能源

 

    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氢能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未来能源之一。氢能是一种洁净的可再生能源，同时又具有可储、可输的特点。目前，它是理想的低污染甚至零污染的车用能源；长远看，它的发展可能带来能源结构的重大改变。
    氢能是二次能源，地球上没有天然的氢，现在的氢大部分通过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与水反应来制取。而随着化石能源越来越少，长远看从可再生能源制氢是最理想的情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制氢，制出来的氢可以储存起来，用作发电的燃料（氢能发电很稳定）或汽车燃料。所以，氢能将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用氢做车用燃料，是解决汽车燃料问题的终极方案。现阶段氢能的主要使用方式是氢在内燃机内的直接燃烧和氢在燃料电池中的电化学转换。前面说过，如果是仅仅用于上下班的班车、校车，纯电池电动汽车是不错的选择。但由于它受续驶里程和充电时间的限制，所以大部分的汽车还是要考虑用替代燃料。而这种燃料我认为从长远来讲，必定是氢能。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东北开车到海南，不可能说一开始用生物柴油，开几百公里后就变成用乙醇，再开几百公里后又变成用甲醇吧？最好是有一种燃料，能像现在的汽油一样，比较一统、比较大众，大家都能接受。而氢能源汽车目前从技术上讲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美国加州今年5月27日组织了一个燃料电池车长距离示范，11辆氢燃料电池车开了2700多公里，行驶九天，没有问题。充一次氢的续驶里程，目前最好的水平是日本丰田公司的FCHV-adv氢燃料电池轿车，该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55公里，一次充氢气仅用3分钟，充一次氢气可以行驶830公里，超过一般汽油汽车的续驶里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830公里是指车用储氢罐的体积完全不影响汽车的舒适程度和使用空间，即该放行李的地方放行李，该坐人的地方坐人，跟现有的汽油车没有区别。今后如果能把基础设施建好，随处有加氢站，这种汽车跑到哪里都没问题。初步预计，氢燃料电池车真正的产业化大概是十几年以后，在2020年左右。
    氢直接燃烧的用途同样也可以用于汽车，即做氢气内燃发动机汽车。氢内燃机汽车最大的好处是便宜。现在的氢燃料汽车使用起来之所以贵，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燃料的品质要求很高。氢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要求小于一个PPm，即百万分之一，否则开车会容易中毒；这对化石能源制得的氢气,要求是很严格的。如果换用氢内燃机汽车，则对氢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基本上没有限制。因而这样的氢成本非常低，一立方米不到一块钱，一公斤氢气的生产成本不到12元，比使用汽油便宜很多。
    目前内燃机如果用纯氢做燃料问题比较多，虽然发动机改动不大，但控制系统要求极严，而且也缺乏供应氢气的加氢站。天然气汽车被称作清洁能源汽车，工程师们发现在天然气里掺入20%体积的氢气，效果会比纯用天然气更好，氮氧化物排放能减少一半。所以对于用天然气加氢气做燃料，我们呼吁了很多年。清华大学汽车系做的HCNG（氢能压缩天然气燃料）汽车，大量的数据表明效果很好，用国产内燃机，可以达到国四排放标准，现在正在推广。大家比较看好这种车的前景，因为天然气在中国已经开始普及，尤其是西气东输以后，很多城市可以供应天然气。咱们的石油储备不多，要是用天然气加氢气做汽车燃料，可以节省很多石油。
    氢从哪里来呢？现在主要是利用工业副产氢。例如在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相当一部分我们没有加以利用，每年空排的焦炉煤气将近200亿立方米。这些焦炉煤气里面就含有50%的氢气，我们只需要不多的投资就能提取出氢气来，成本非常便宜。
    氢内燃机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2008年8月，美国工程院的六个院士加上十几个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组，专门预测了美国氢能汽车的发展动向。他们预测，到2050年美国汽车的总保有量是3.7亿辆，到时氢能汽车发展得好的话，将有3亿辆是氢能车（包括氢内燃机）；氢能汽车发展得一般，大约是2亿辆；发展得不好，也会有7000万辆氢能车。

 

三、中国氢能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氢能发展水平和国际相比，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但也有不足。比如说制氢，应该说中国是全世界生产氢气最多的国家。2002年中国生产氢气800多万吨，仅次于美国。而现在产量基本上已经翻番。2008年，我国神华集团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煤制氢工厂，每小时可生产625吨氢气。不过我国不足的方面也很明显。全世界氢能的96%、中国氢能的97%都来自化石能源，3%、4%来自水电。我国化石能源制氢设备小、技术水平不高，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包括神华集团，煤的气化环节（制氢最重要的一块）还是用的壳牌技术。
    氢的净化方面，中国也有优势。通过化石能源制出来的氢很不干净，伴随有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等，需要净化。目前，工业界最常用的净化方法就是变压吸附（PSA）。这个技术中国现在做得最好。即便外国公司在中国拿到了工程，也往往找中国公司来做PSA部分。
    储氢技术上，咱们也有长处。储氢技术很多，目前最实用的有三种方法：一是高压压缩；二是液化；三是做成储氢合金，即把氢吸进合金原子之间的缝隙中，变成固态，这种状态下单位体积的氢含量甚至比液氢含量还要多。高压储氢方面我们作出很多贡献，做的最大的固定式高压储氢容器是70兆巴，相当于700公斤左右。国际上有，但体积没有我们大。轻质的高压储氢容器，35兆巴的可以国产，70兆巴的在研制。另外很多国家现在都在研究储氢合金，最常用的储氢合金是LaNi5，全世界的产能是三万吨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日本，其中，中国产能世界第一。
    用氢方面，前面说过主要是两种方法：一是直接燃烧；二是做成燃料电池。中国的氢燃料电池车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了示范，而且今年年初还派了十六辆氢燃料电池轿车到美国加州去参加示范，已经走出了国门。记得2000年，中国的公共汽车要搞氢燃料电池，想申请联合国的项目，我作为中国专家去联合国UNDP办公室答辩，当时外国人都看不起我们：“你们发展中国家还能搞燃料电池？”而现在，我们自己造出了国产的氢燃料电池车，还多次在国际燃料电池车大赛中获得奖项。这里特别要说明，氢燃料电池车的商业化大约在2015年－2020年。氢燃料电池车是百年汽车的革命，也是我国跨越式发展汽车的最好的机遇。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氢燃料电池车还为时很远，消减了美国的氢能研发经费。这正是给了我们发力的好时机。我们要反美国之道而行，加快发展氢燃料电池车，催化商业过程，为中国汽车的普及铺平道路。
    现在氢内燃机汽车国际上发展很快，宝马、福特、马自达等大公司都在做，宝马投了十亿欧元，做得最好。宝马7系列已经有氢能源车，为了适应当前加氢站不多的情况，它采用氢和汽油双燃料，可以通过开关随时转换。这种车在生产线上已经生产了100台，去年拿了几台到中国来，在上海、广州、北京让大家试乘试驾。中国以前对氢内燃机这一块重视不够，发展比较慢；但近来也发展很快，长安汽车公司已经做出了氢内燃机样车，并进行了展示。
    总而言之，氢能并不像很多人所想像的那么遥远。氢的利用有远有近，除了前面讲的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施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氢内燃机汽车，在中国马上可以商业化的还有氢氧切割机、副产氢气的提纯、特种燃料电池车（如仓库里的码高机）等。与氢燃料电池车相比，氢内燃机汽车的产业化可能离我们更近一些，因为主要的技术中国已经攻克了，只是还没有真正做起来。而且我们的HCNG燃料汽车不比国外差，可以先发展。先从HCNG燃料开始，再到纯氢燃料，要一步步走。而氢燃料电池方面，也还有很多可以超越的空间。中国人那么聪明，完全有机会率先攻关，走到世界的前列。

 

结  语

 

    整个氢能产业的发展，现在国外已经做了很多比较细的工作。与之相比，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这其中涉及到管理体制问题。像日本，围绕重大科研管理专门成立了一个NEDO公司，这个公司归通产省管，全日本的科技项目都由它去运作、招标、审查。我们国家的科技部下面也有高技术中心，但属于官方性质，与人家的公司性质不同。性质不同，责任感也就不一样。德国政府计划在2007年到2016年的15年内，投资14亿欧元做氢能燃料电池示范；还专门成立了一个NOW公司，来管理氢能项目。而谈到发展氢能，我国连一个国家级的氢能路线图都没有公布过。没有氢能路线图，就看不清前面的路。今天说要下大力气搞氢能，明天有人反对又不搞了，这样就很影响氢能的进展。
    没有相应政策管理体制的支持与保障，要创新就很难。所以，中国要想抓住发展氢能的机遇，国家一方面要加大投入，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支持，把氢能经济中能够商业化的部分先做起来，尽快推动产业化。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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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宗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责任教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氢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6期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2030年，全美20%的电力将来自风能

 

鲁　玺

 

    摘要：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风能产业市场，风能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但风电在其电力供应中不到2％，预计到2030年美国20％的电力将由风能提供。美国能源政策法案（EPA）、生产税收减免（PTC）、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对风能的兴起，推动力巨大。减少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本在于调整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相对经济可行的风力发电。继火电和水电之后，风能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

 

一、美国风能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在自然界中，风起源于太阳在赤道和两极的不均匀照射和地球自转。从这个意义上说，风能最终来自太阳能。据估计到达地球的太阳能大约2％转化为风能，总量非常可观。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空气污染，并且没有温室气体排放。风能的早期利用形式以动力为主，比如带动水泵提水、帆船等；现代风能利用以风力发电为主。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日益成熟，风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电力能源之一。在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和新型能源危机的形势下，风能在欧美发达国家已被广泛开发利用，成为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过去十年内，全球风能装机容量保持着每年增长28％的迅猛势头，世界风能总发电装机在2008年底超过了1.2 亿兆瓦。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对全球风能的展望，到2030年全球风能可能达到23.8亿兆瓦；当达到59亿兆瓦时，风电量将超过目前全美国电力的需求总量。
    美国是世界上进行风电开发较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家减少石油产量，实行石油禁运，导致原油价格迅速上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以此为契机，美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鼓励包括风电技术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以加州为例，风电行业当时可以享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在这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加州风电行业迅速发展。到1986年，加州的装机容量已达到1200兆瓦，占当时全球风电总装机容量的90％，也使得美国在世界风电产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回落，美国风能发展开始降温，并在90年代一度出现停滞现象。但与此同时，全球的风电行业仍在持续增长，德国取代美国成世界风电行业的主导者，世界风能开发中心也由美国转向欧洲。到90年代末，风机技术和发电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长足的进步，风电成本也大大下降。进入21世纪，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关注，可再生能源在美国重新受到关注，风能再次成为发展的热点，并呈现空前的繁荣局面。
    过去五年内，美国新增装机总量连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不断刷新以往的记录。去年美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8500兆瓦，占全国所有新增发电容量的42％，而在2004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到2008年底，美国风电装机总量达到了25170兆瓦，无论从装机容量还是从风能发电总量上来说，美国都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目前世界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在前五位的其它国家还有德国、西班牙、中国和印度。美国风能的迅猛发展既得益于风电技术的成熟，更得益于美国针对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如美国联邦政府的生产税收减免政策（PTC），以及许多州政府实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等。

 

二、能源政策法案（EPA）和生产税收减免（PTC）

 

    1992年，美国的能源政策法案 (Energy Policy Act, EPA) 制定了生产税收减免政策（Production Tax Credit, PTC），规定1993年12月以后安装的风机可以享受每度电1.5美分的优惠，政策优惠为期十年。该政策实施的前几年里对刺激风能发展收效甚微。这主要因为当时天然气价格较低，风电在享受PTC优惠政策下仍然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风电机技术的发展和风力发电规模的不断提高，风力发电成本迅速下降。美国风电发展在第一轮的PTC到期前（1999年中期）开始重新抬头，新增近700兆瓦的风电容量。作为美国风能产业仅有的金融政策支持机制，PTC政策对风能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由于PTC只能在有效期届满后由美国国会表决决定是否延长，而且每次延长的有效期又比较短，这种政策的相对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风能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在2000年、2002年和2004年PTC政策期满并因故中断时，美国风电容量年增长出现了严重下滑。PTC有效性失效和更新交替的现象使得美国风电市场增长呈现出“繁荣－萧条”循环的现象。最后一次循环出现在2003－2004年期间。2003年美国风电市场新增容量1687兆瓦，年增长率达到36％；然而，由于2003年底PTC政策延长期满，并未在短时期内得到及时的更新，使得接下来的2004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风电行业失去了以往的PTC政策支持，风电新增容量降低到400兆瓦，增长率为近五年最低水平。2005年，PTC政策得到延长，在这一年内，美国风电新增容量破纪录地达到2431兆瓦，跃居全球首位。随后几年，美国联邦政府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PTC法案有效期期满之前就对其作出延长。连续的PTC政策保证了美国风电行业的持续发展，促成2006、2007和2008年全美新装机量蝉联全球之首，分别达到达到2500兆瓦、5244兆瓦和8500兆瓦。
    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今年2月份签署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2009）中，对于风能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的PTC政策再次得到延长，有效期更新到2012年底。按照法案规定，凡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以及“封闭式”生物质能（比如能源作物等）发电的企业，可以在前十年的生产运行中享有2.1美分每度电的生产税收减免。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开放式”生物质能（比如农田和森林废物等）、水电站增容、小型灌溉系统、填埋气发电以及城市固体废物发电享受1.0美分每度电的生产税收减免。由于在当前经济衰退形势下，美国很多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开发商不能盈利，因此也没有必须缴纳的收入税，为了使PTC政策的优惠性不失去意义，针对新时期的新问题，ARRA2009法案还提出了一套新的由美国财政部管理的资金支持系统，以促进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系统的支持下，全美利用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太阳能发电的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不高于其资产30％的资金，以取代税收减免（PTC）；其它清洁能源技术可以享受最多10％的资金补贴。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在2009年的能源报告中分析比较了有无PTC经济激励政策两种情况下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状况，并得出经济激励措施能够显著促进可再生能源增长的结论。受益于生产税收减免的延长和ARRA法案的出台，预计美国风电产量将会在2012年翻倍。
    实际上，除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PTC政策外，美国风电发展也受到美国多数州政府推行的可再生电力配额制度（RPS或者RES）的激励和推动。可以说，PTC和RPS的共同作用大大促进了美国风能行业的发展。下文中作者将对RPS制度进行简要的综述与分析，并讨论其对风能行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州一级政府展开。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的概念来源于加州，最先发表在美国电力杂志（Electricity Journal）上，后来逐渐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为RPS制度主要适用于电力生产行业，概念上等同于后来提出的可再生电力配额制（Renewable Electricity Standard, RES）。在开始阶段，各州的RPS作为电力结构调整法案的一部分，后来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法案。不过，目前还有少部分州采用非立法手段建立起这一配额制度，比如亚利桑那州和纽约州通过行政制度的方式，而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采用投票方式。美国各州府设计RPS制度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其核心都是要求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整个电力供应、生产或者消费中达到一定份额。RPS指标在形式上灵活多样，可以是百分比（％），也可以是发电容量（兆瓦），或者是总发电量（兆瓦时）。RPS没有规定政府资金必须用在特定可再生能源专项技术上，而是一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保证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最小份额。目前，在美国有2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实行了这一制度，涵盖美国电力交易额的50％以上。
    RPS政策的实施机制，是建立了一个可再生能源信誉证（REC）的交易市场。交易的“商品”是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通常包括风电、地热发电、生物质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等。REC交易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优先开发最经济优质的可再生资源。在RPS政策下，电力零售者和电力供应者可以通过自己生产可再生电力，或者在交易市场上购买REC来满足电力供应中RPS对可再生电力额度的要求。RPS的额度要求通常会逐年增加，并以年为单位对电力供应是否满足RPS要求进行审核。不能满足RPS要求的电力供应商将会受到不同形式的惩罚。风电生产者可以通过销售信誉证（REC）的方式从交易中获得收益。
    由于RPS制度并不规定政府资金必须用在特定的可再生能源专项技术上，而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保证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最小份额。因此，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界定成为RPS制度实施的一个关键环节。美国各州府在这一环节的运作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大多数州中，风能、太阳能、地热能以及填埋气都被归为可再生能源的范畴，但在生物质能以及水能发电的归属上存在差异。也有些州对可再生能源的界定比较宽泛，甚至将提高能源效率和燃气发电也纳入RPS指标。此外，RPS通常只针对私人投资的电力企业，公共拥有的电力企业通常能够被赦免（没有可再生电力的要求）。此外，美国各州拟定的RPS制度指标和时限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州期待在2010年到2025年间，可再生能源在全州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0％-25％，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美统一的标准。美国就像是一个RPS制度的实验室，不同类型的运作方式在各州尝试推行。由于上述原因，跨市场的REC交易受到明显限制。因此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性的可再生电力配额指标势在必行。
    基于美国州府RPS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总统竞选中就提出了全国范围两步走的指标：第一步是在2012年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份额达到10％；第二步是在2025年实现25％（又称“双25方案”）。而目前美国电力供应中，水电之外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仅有3％，而风电在其中所占比例超过1％。美国能源信息署早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就系统分析了25％这一指标将给美国带来的能源、经济和社会影响。该报告比较分析了双25方案和美国能源信息署2007能源展望 (Annual Energy Outlook,2007) 中提出的参照情景，指出为了实现双25指标，需要大力发展目前在能源市场上份额较小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从2005年到2025每年需要新增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70％，整个期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将增加13倍。到2030年火电和核电的比例会有显著的下降，煤电下降28％，天然气发电下降11％，而核电将会下降9％。相反风电将会增加8.24倍，而生物质发电也将增加4.24倍。从全国范围来看，双25情景下可再生电力带来的电价增长幅度很小，到2030年每度电价将增加大约0.5美分（与参照情景相比）。当年，美国国会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Jeff Bingaman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要求在2021年实现可再生资源电力占电力销售中的20％，而且其中四分之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实现。究竟多少份额指标合理，目前还是一个美国国会争议的热点问题。正在激烈讨论中的国会新议案比奥巴马总统倡导的双25方案稍显保守，而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最合理的份额。指标太高很难在国会通过；如果太低，又很难促进可再生电力的增加，相反还会伤害到现在走在前面的各个州政府级别的RPS计划。

 

四、“奥巴马能源新政”与美国风能发展趋势

 

    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和可替代能源空前重视。早在2008年的竞选演说中，奥巴马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他曾直言不讳地说：“等我成为美国总统，任何希望鼓励清洁能源的州长将在白宫拥有一个伙伴；任何愿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公司将在华盛顿拥有朋友；任何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将在美国获得一位盟友。”此外，奥巴马还倡导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和交易的方式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依据奥巴马提出的清洁能源发展设想，美国202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水平应分别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14％和83％；全球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若能如期在2012年开始，当年可以为美国政府增加790亿美元的盈余，2012-2019年累计可带来共计6450亿美元的收入；预计盈余将拨出1500亿美元投入清洁能源的研发，剩下的将用于低收入户的减税福利。目前，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相关法案仍是美国国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美国国会4月初公布的《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ACES）的草案是最为全面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议案。该议案不仅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电力达到20％的指标，还明确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在2005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17％（奥巴马的提议是14％），到2050年减排80％。法案涉及到美国几乎所有的电力企业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超过25000吨（甚至10000吨）的主要工业企业，比欧盟现行的气候变化法案的覆盖面还要广泛。无论从政策制定还是实施上，建立一个全面的气候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草案的具体条款还会在美国国会继续讨论修正，但有望在不久将来类似的气候变化法案会在美国国会表决通过。该法案本质上是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企业的外部气候变化成本内部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将会显著增加，可再生能源以及低碳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将可以在公平的市场平台上竞争，从而保证了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长期稳定发展。
    美国风能储量丰富，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以及2009年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美国风能潜在可开采量高出现在美国电力需求很多倍。目前，美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风能产业市场，累计风能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但风电在整个电力供应中的比例还不到2％。美国能源部在2008年发布的美国风能研究报告中提出，到2030年美国有20％的电力可以由风能提供。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7年能源报告，从2005年到2030年美国电力需求将增长39％，达到5.8万亿千瓦时。如果20％的电力来自风能，需要风电装机容量达到3000亿瓦，其中500亿瓦来自海上风电场。在20％风电情景下，到2030年风电将取代美国50％的天然气发电量和18％的煤电量；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5百万吨，占到预计年排放量的10％以上；可以节约15万亿吨水，相当于美国电力行业用水需求的17％。由于风电生产过程中没有燃料成本而维护成本相对稳定，20％的风电情景还将显著提高美国能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实现20％的风电需要的物理土地占用量仅仅是美国土地面积的2％到5％左右。20％风电情景所需要的资金现值仅仅高出参照情景（从2006年起无新的风能发展）2％，大约2万亿美金，略大于2008年美国GDP的1/7。该报告特别申明这份研究只是美国在面临20％的风电情景下的技术、生产、就业、电网、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是对将来风能发展的预测。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数据来看，美国新增风电容量超过了20％的假设情景，预计风电将会在美国未来的电力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总体上讲，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的生产税收减免政策（PTC）和各州政府实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相结合，极大地激励了风电行业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风能在美国能源结构多样化以及美国向低碳化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中国的风能政策与前景展望

 

    中国与美国一样是能源消费大国。自改革开发30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中国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都迅速攀升。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世界前两位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现状，减少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本在于调整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而要调整能源结构，就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特别是现在相对经济可行的风力发电。与美国相比，中国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于可再生能源，中国政府从多方面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政策。随着《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中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实施细则，包括要求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发电上网电价优惠以及费用分摊制度等。此外，中国还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风能在2010年实现10000兆瓦的目标。2007年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加快推进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太阳能发电的产业化，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2003年，国家发改委推出了风电特许权计划，保证风电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规定的电价。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中国风电也步入了快速增长期。风力发电、风电产业在中国从无到有，最近迅速崛起。与美国风能发展势头相类似，中国成为风能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在过去四年，中国风能以翻倍的速度发展，2008年底装机容量达到12,210兆瓦，提前两年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四年前中国在国际风电行业中还默默无闻，现在已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四大风能大国，仅仅低于美国、德国和西班牙。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风电行业目前还处于产业化的起步阶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政策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与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没有采用直接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政策，而是基于目前中国电力市场的整体状况，通过特许权的方式进行电价补偿。政府承诺固定发电小时内（满负荷发电三万小时）的规定电价，从而保证了风电开发商的合理利润。此外，电网公司要求与风电特许权项目的中标者签订购买协议，保证全部收购风电可供电量，并保证输电线路连接到风电场。风电特许权项目只针对装机容量大于50兆瓦的大型风电场；较小规模的风电项目采取政府指导电价的政策。与美国PTC政策不同的是，风电特许权项目保证了风电不参与电力市场竞争，而只是风电开发商内部竞争。美国的PTC政策则通过减少税收或者进行资金补贴，使风电达到与传统电力价格相当的水平，从而使其能够参与电力市场竞争。PTC政策不仅保证了开放商较为稳定的收益，也为可再生能源信誉证（REC）交易奠定了基础。由于将来电力价格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开发商来说特许权项目下固定电价的方式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我国电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情况下，特许权制度更适合我国国情，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同样值得借鉴，通过对风电场、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促进整个风电产业链健康发展。前几轮风电特许权项目中形成的上网电价过低的问题，使得大多数项目不能赢利，既不利于风电市场吸引多渠道投资，也不利于利用国外先进的风能技术。相信随着特许权投标评审制度的完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此外，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可再生电力指标：2010年非水力可再生电力达到1％，2020达到3％（对于大于5兆瓦的发电企业，目标更为严格，要求2010年达到3％，2020年达到8％）。但是可再生电力信誉证（REC）交易还处在理论探讨阶段。如前所述，RPS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正的和在管理上简单易行的政策。中国可以在某些特定区域建立REC交易的试点，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RPS制度鼓励不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竞争，有助于优先开发优质清洁并成本较低的可再生资源，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RPS制度也并非美国特有的制度，在英国、瑞典、比利时、意大利、波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有类似政策以不同名称出台。
    从储量上看，我国风能资源也相当可观，分布广泛，其中较为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以及北部地区。风能开发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和能源经济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虽然过去几年中国风力发电增长迅速，风电总量占全国电力供应量仅有0.4％，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7年《中国风电发展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风能装机总量可能达到26856兆瓦。假如依照这个势头发展，风能有可能成为继火电和水电之后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为此，中国应加快建立更加灵活的激励政策，促进风能技术研发、风机生产以及风电场开发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同时面对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促进节能增效，为包括风能在内的清洁能源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责任编辑：邓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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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玺 ，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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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细则：新能源战略落地的关键

——光伏一线有感

马学禄

 

    摘要：光伏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吸引着众多资本的进入。金融危机后，这一个产业遇到了很多问题：市场需求锐减、核心技术缺乏、行业竞争无序等。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的积极介入至关重要。只有将国家新能源战略真正落实到具体的细则实施，光伏产业才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技术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政策细则

 

    太阳能产业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可分为热利用和光利用，其中光利用又可以分为若干环节。单纯地讲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都在国外，我们的技术水平与国外有较大差距，这句话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其实，对光伏产业来说，技术本身不是个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
    得出这一似乎大异常言的结论有什么依据？让我们进入太阳能利用的具体技术来看看。太阳能热利用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发电，热发电又有三种方式：塔式发电、碟式发电、槽式发电，三者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也并不落后。那么在太阳能光利用，即用太阳能光伏电池发电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又如何呢？“光”就是代表太阳光，“伏”就代表电，就是用电池来进行光电转换。光电转换的方式又有若干种：第一种是晶硅电池，单晶硅或多晶硅；第二种是薄膜电池，细分为柔性薄膜和刚性薄膜，刚性薄膜可直接贴在玻璃上，柔性薄膜可贴在柔性材料上；第三种是无机化合物电池；第四种是有机化合物电池。其中在晶硅电池方面，我们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是同步的，我们光电整体转化效率不次、我们质量控制能力不弱、我们光伏电池成本全球最低，因此至少简单或笼统地说光伏核心技术在国外并不准确。
    当然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在高纯硅提纯技术方面的确和国外有些差距。目前国内生产高纯硅的公司大概有10家，它们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改良西门子法，该方法在国际上并非是先进的方法。其余还有20多家在建或筹备建设，其中中国英利集团的“六九硅业”项目准备使用的第三代高纯硅提纯技术在世界上则是处于最高水平，全世界能够掌握这项技术的也就两三家。第三代技术的特点在于：原材料不同，第三代技术以二氧化硅作为原料，而改良西门子法则以经过初步提纯过的硅为原料；能耗比例不同，第三代技术每公斤耗电在70-80度，而改良西门子法耗电在135度左右；产品不同，第三代技术的最终产品是高纯硅和硫酸盐，其中硫酸盐是常规产品，不是污染物，而改良西门子法的最终产品中还有四氯化硅，该产物对环境是有污染的；成本降低，在英利投产以后，其成本也就在26-30美金左右，和现在的改良西门子法相比进步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即使在硅提纯方面，我们的技术也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既然技术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大问题，那光伏这块的大问题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如何加大？关键在于细则、在于政策的具体落实。
    首先，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技校、高校、研究院所等都没有形成系统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教育机制。其次，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研发机构。对于企业来说，只能是目前哪种技术最适合产业化就做哪种技术，因为企业自身根本不可能对这个产业所有潜在的可能性全部进行的研究。然而从整个光伏产业本身的健康发展而言，做全面研究、进行整体布局，跟踪各种技术路线恰恰非常必要也至为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落在其他国家后面。再次，我们缺少产业标准。企业的惯例是，“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因此建立产业化的标准体系、构建检测机构和重点实验室不可或缺，而这些都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中国的政企关系通常的印象是较诸多国家更为密切。但印象往往是大而化之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法》已经颁布很久了，其关键在于缺少细则、缺少各个部委实际工作中的落实。比如银行贷款这块。现在国家说发展光伏，但光伏发展需要资源、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找银行贷款？但是咱们现在实际运作的贷款政策中还没有把新能源列入到支持行业里面去，倒是那些火电厂，银行还加紧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而清洁能源没有人跟。再比如环境成本问题。环境税是否征收？如何计算？现实中那些化石能源的环境成本，是不计入其经营单位的成本核算体系的。然而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就是交易，交易需要有一个对成本的核算，但现在环境成本没法或不进行核算，这又如何支持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所以，在新能源这块，我们认为国家的战略思路都是相当清晰的，只是缺少细则、缺少实际的实施。
    当然有人也说，新能源这块投资巨大，哪里来的钱？其实，思路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可以用节能的方式，减少能源消耗，用那空余出来的资金投资新能源。我们可以做一个模型，一边是国民经济的电力供应系统，一边是国民经济的电力需求系统，中间是传输系统。我们过去几十年，每年的GDP大概以10%的速度增长，每年电力需求系统中增加多少电能，在供给系统中就能增加多少，如果我们建火电厂的话，一千瓦要4000块钱。在我们现在的电能用途中，12%是照明消费的，68%是动力系统消费的，电磁、电热又耗费掉另外的20%。按照《人民日报》上的数据，2008年照明消费电能4100亿度。如果我们把这些照明的设备都换成LED，我们的照明消费电能能够节约多少呢？至少2/3，也就是只需要1200亿度，这相当于节约了3000亿度左右。如何让这些灯都换成LED呢？这可以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来解决。我们有那么多基金，先拿这些基金垫上，由于LED的收益期限都比较长，这些基金再从未来收益中获取相应补偿。因此，我们通过节能的方法可以使国民经济需求的大部分电能得到满足，那么我们节约的3000亿度的投资就可以用来投资新能源，而新能源又可以产生电能供国民经济需求体统一使用。所以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是有资金投入到新能源这块的。

 

二、产品内销，其实很简单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光伏产业进入寒冬。直到目前为止，整个光伏产业的寒冬还没有过去。这个时候什么是企业存活的关键？质量和成本。如何保证产品的质量？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保持产品质量的稳定？质量控制不是说你随便从仓库中拿一块电池，拿到苛刻的条件下去检测，通过了你就合格了，你就符合某种标准。质量控制是整个产品生产流程的检验，这种控制不是控制某种产品，而是控制你的生产流程。你的生产流程合格，你的产品也自然合格。另一个是成本控制。如何将成本做得全球最低？这不是说一两个工程师在办公室里把标准制定出来，然后工人去做，成本就最低。这是一个企业团队的建设问题、一个系统的操作模式。
    当然现在我们光伏产业的市场主要是在国外，产品内销的很少。光伏产品如何内销？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能源发展路线的话，产品内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内要不要发展光伏产业。对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态度非常明确，李克强副总理在5月21日召开的22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上，就指出要把新能源产业提高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高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光伏行业的启动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例如德国，它率先在光伏行业实行补贴政策，这不仅推动了本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全世界光伏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光伏企业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当然国家发改委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比较关注，但是要把整个行业做大，不是一个公司、两个公司就能够做成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就我国具体的情况而言，政府最重要的支持就是上网电价。“十城万盏”、建筑光伏一体化、“金太阳工程”等都还没有解决光伏发展的根本问题。要想真正打开国内这块市场，核心问题是建设大规模的光伏电站，建立大规模的光伏电站，就涉及到光伏上网的问题，这就需要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的系统配套。电网系统如何接纳可再生能源的电能？这里面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可再生能源大部分属于间歇性能源，没有太阳、没有风时就没有电，那么电网如何计算所接纳的光电、风电？一般来说，目前在电网不做重大改进的条件是可以接纳光伏电能的。但这个接纳的上网电价是多少钱？接入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部门之间的配合。

 

三、火电，20年后的废弃农用水车

 

    光伏产业的市场容量很大，发展前景人们都很看好，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利到目前为止的生产能力是600兆瓦，加上最近要开的800兆瓦，还有高碑店的600兆瓦，这一年的生产能力能够装什么样的电场呢？只能装一个230万千瓦的电场，这对中国的能源需求来说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2%，所以说国企、民企的进入对这个行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大问题，因为这其中潜在的市场空间还很大。
    另一方面，我倒认为现在搞火电的企业都应该尽快转入到光伏行业。为什么呢？现在的火电厂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它们的环境成本现在没法计算，那么将来国家要征环境税、征碳税，它的运营成本就会显著提高。多数火电厂现在就难以维计，去年就亏了400多个亿，将来要再征收碳税、环境税，比如一吨煤是三吨二氧化碳，一吨二氧化碳按照CDM标准要征你100块钱，合到煤价上就等于一吨煤涨了300块钱，现在就亏损，将来你受得了吗？“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再过20年，现在的火电厂都是水车，都需要丢掉。当然现在民企、国企纷纷进入光伏产业，可能存在一个无序发展的问题，存在一个鱼龙混杂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会消失，经营不好的企业自然被淘汰掉，这个不用大惊小怪，并不可怕。

 

（责任编辑：邓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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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学禄，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

 

* 本文据邓守亮访谈录音编辑而成。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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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能源大国”，摆脱世界打工仔地位

——全球竞争下的民族视角

李宪源

 

    摘要：光伏产业，危机复兴的突破口？国家新竞争的制高点？一场围绕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以光伏产业为核心打造“新能源大国”，是一个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世界血汗打工仔”地位的最佳切入点。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最容易汇集全民共识、最具缓解阶层利益对立的方案，可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前  言

 

    种种迹象与西方大量媒体报道无不表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无不把加强对光伏产业发展投入，作为走出当前经济危机和困境、带动全面经济复苏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要摆脱这些年不利的国际经济分工地位，后来居上完成独立自主型经济的创新转换，选择产能高踞世界前列、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近的中国光伏产业，或许能够形成一个足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格局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化的有效突破口。

 

一、中国光伏产业现状

 

    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人却尚未认识到中国必须成为“新能源大国”的极端重要性。有些人认识了，却不去认真研究作为“新能源”核心支柱之光伏产业的相关现状,以及怎样使中国成为“新能源超级大国”的具体途径。而中国光伏产业的现状，用陈竹友先生的说法，或许可大致概括为：
    “中国资本之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利益的敏感性，恰恰是在于对利益过于敏感所造成的！中国光伏行业内近几年成倍数增长的投资，可以从中国光伏企业增加的数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从最初的一两家到去年500多家规模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国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然而分析中国光伏企业的产品结构时却会发现，几乎绝大多数光伏企业都集中在这个产业的一个环节——太阳能电池板组装产品的制造和生产上！因为这个环节是整个太阳能产业链中需要的技术含量最低、工艺最简单、基本上属于劳力密集型的加工类企业！
    当大量的资金集中于产业链上的某一点时，这个产业链就彻底变成了怪胎！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太阳能组装企业产能过剩、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同行业恶性竞争加剧，并最终将刚刚起步的中国光伏产业轻而易举地划入‘血汗工厂’行列的结局。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光伏产业产能过剩达50%，设备闲置率高达40%、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库存越来越高，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光伏行业仍能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不到总数量的20%！1
    有两种原因可以成为光伏企业聊以自慰并能够让投资者接受的理由：
    1．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市场严重萎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光伏太阳能电池板90%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企业当初的投资理由正是建立在西方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光伏行业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问题。
    2．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战略认识不够，没有启动内需市场和相应的补贴：如果中国政府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把光伏电太阳能列入国家能源战略范畴并给予相应的政府支持和财政补贴，启动全世界最大的光伏内需市场，则中国的光伏行业也不可能出现现在的窘况。”
    很显然，如果单从太阳能电池产量排位而言，中国似乎已可称为“新能源大国”；但是很可惜，因为硅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主要依赖国际市场，国内太阳能产品应用消费所占比重极小，因此名不符实。只有打破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之“瓶颈制约”，中国才有可能名副其实地真正成为世界超级“新能源大国”。
    中国前几年新兴光伏产业的飙升，曾一度把垄断性极高的西方硅原料价格供应，从40美元1公斤，推高到400多美元1公斤。在太阳能成品的销售价格中，竟有80%左右比例用来支付昂贵的硅原料进口成本。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肥水外流，另一方面被原料拉升的光伏产品高昂价格，严重地限制压抑了光伏产品的国内消费。
    “拥硅为王”，曾经是中国光伏产业界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在西方垄断硅原料主要供应的情况下，中国光伏业只能披着高新产业的漂亮马褂，重复中国传统产业为西方担当“血汗打工仔”的可悲角色。所幸的是，这样的格局近来出现了变化。据报2009年中国硅料供应可达到80%自给。巨变由何而致？因为美国金融风暴触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市场不景气，不仅把全球光伏产业打入了“严寒的冬天”，也把几乎高不可攀的的国际硅原料价格，一下打回了80美元以下价位2。这一格局之变对中国意味良多。

 

二、国资进入光伏产业：世界超级“新能源大国”的路径

 

    不是说，中国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除了购买美元债券（其有不断贬值且面临资值暴跌的危险）就别无出路和选择么？是否可以考虑贴现兑换一部分债券，用于硅原料的战略性购买——乘低吸纳？若能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研发硅料高端提炼技术的昂贵费用和漫长时间，集中人力物力，重点开发在国内已有相当基础的硅料涂膜等先进技术，力求在光电效能转换方面获得飞跃性突破。
    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速率看，如果用“远水不解近火”的方式，耗时耗财地研究发展硅料提炼先进技术，岂知十年二十年后不会变得不怎么先进、甚至被完全淘汰替代？美国最新研制成功太阳能硅材料印刷技术和以色列最近获得75%光能高转换率的技术突破3，就是一个有力提示。
    鉴于硅料提炼技术目前在国内尚未成熟，每公斤提炼成本比国外先进水平要高出约20美元；且安全程度差，至今无法彻底解决提炼过程中的严重污染问题；采用上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战略决断，通过国家级别的硅原料战略购买和大规模储备后，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随后将造成西方硅料产能的巨大闲置和生产资金严重积滞。其合乎逻辑的应对之道，就是苦撑几年之后，不得不对外廉价出售其相关企业和核心技术。国人好谈“抄底”，但怎么“抄”？言者昏昏，听者藐藐。这才是计划周全、一本万利的“抄底”（尽管“计划”两字，在当今中国似乎是个负面词）。
    为化解太阳能电源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国有电能产业难免发生的行业利益冲突和对立，鼓励国家电网对太阳能余电并网购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似应考虑由国家电网公开或暗中出资的方式，以国家垄断性经营硅料进口为辅助手段，加上改国营银行融资为股份投资，推动大规模企业兼并，打造几家足以控制整个产业链的超大型光伏企业，有力扭转克服国内光伏业目前产能分散、管理水平偏低、低效益重复性投资和产能盲目扩张并存、从资本构成到对外销售处处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和致命缺陷。
    通过以上几步环环相扣的举措，结合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城乡“扶贫工程”，就可通过以国家手段长期平抑硅料供应价格，把中国太阳能成品的价格降低到足以跟传统电能价格竞争的同等水平，“高度计划性”地“人为创制”出一个单靠“自然演进”法则极难自我发育成长起来的巨大国内市场来，从而为把新能源产业打造成带动中国下一阶段经济腾飞之“旗舰”，提供任何西方产业界同行都无法得到的巨大优势和有利竞争条件。
    总而言之，面对世界大国在开发应用新能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和巨大挑战，如果不能破除对“市场自发演进”和“私有化最佳资源配置”的盲目迷信，不能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可以有效调集国家级资源的特长优势，使得直接代表国家长远发展目标意志和民族整体利益追求的国有资产迟迟不进入光伏这一关键性战略产业，中国要成为世界超级“新能源大国”的目标，就可能完全落空。
    与前述陈竹友先生对国家政策“无所作为”的批评似乎相悖，为化解中国太阳能企业普遍面临的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等困境，促进中国光伏产业近期和长远发展，国家财政部最近正式出台了对“屋顶太阳能”的相关补贴政策4。但是与美国国会所出台的资助美国企业有关条款相比照，这一资助政策存在明显的遗憾甚至是缺陷：缺少享受价格补贴之光伏产品必须使用国产原料之明确限定；也没有对中资外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这种以“扶持促进民族高新产业发展”为起点、实际结果却很容易成为变相补贴外国硅料供应商和外资企业的做法，无论从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看，对中国光伏产业着力调整产业政策和资本组成结构、及时扭转“两头在外、为人作嫁”不利经营模式，以及有效整合产业技术开发研究力量和产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和不利后果。这样一种没有清晰的“中国制造”条款和向民族企业“倾斜”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可能促使和鼓励私营资本与境外资本混杂的中国光伏企业，在获得喘气机会和渡过经济难关后，继续习惯性地把自身命运牢牢捆绑在国际市场和跨国资本财团裤腰带上，从而使曾经有过国产“运十”大飞机“断翼折腰”惨痛经历的我国民族经济，再次错失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所赐予的更新换代、打造中国太阳能高新民族产业一统天下的千载良机。
    最近，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国家有关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的规划，即将破茧而出。如果该规划继续重在“发展”而忽视发展方向由谁主导、发展成果主要归谁分享的问题，无视中国光伏产业资本构成结构中因外资比例过高直接威胁中华民族战略产业地位和国家安全之重大缺陷，那么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出台重大优惠扶持政策所促成的产业“振兴和发展”，其最大的受惠者很可能是掌握中国光伏产业可观股权的外国资本；中国刚刚起步但潜力巨大的太阳能内需市场，可能会重蹈中国传统产业内需市场份额大幅度落入国际资本掌控之下的悲剧。
    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当今中国，通过全力发展民族光伏产业、造福广大民众这一共同目标，或许能找到一个超越左右对立、缩小贫富差距、建构和谐社会的实际途径和利益交汇点。而能否达成这一可能的关键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立国方针的国家力量，将以多大决心和多大力度加入“打造中国新能源大国地位”的行列？
    习惯依靠“两头对外”发迹、又在美国金融风暴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深受“两头在外”之害的光伏产业界领袖们，能否充分理解产业自身面临困境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前途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和目标定位？
    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能否自觉促成一个国家必须也必定会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大众－光伏产业界－左中翼思想界所组成的强大利益共同体，携手合作、共同奋斗，为中国建造一个阳光灿烂的光明未来？

 

三、全力发展民族光伏产业、造福广大民众

 

    如何才能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牢牢地掌控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如前所析，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民族光伏产业应是主要路径。而相关政策举措涉及各域各方，需要统筹规划、妥协安排和相互协调。
    一、从国家刺激经济大规模投入或从资值不断缩水的巨额美元资产中，拿出必要份额，用于大规模购买民用光伏产品，专门无偿资助广大城乡低收入阶层率先实行传统用电向太阳电能转换，为缩小贫富差距和推动光伏产业完成“外销转内”战略转移，开辟新兴内需市场，发挥“一石两鸟”的作用。
    二、把落实上述国家资助的过程，跟“新农村建设”、“大学生下乡运动”相结合，以规模空前的“送太阳能下乡”方式，有力缓解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突出问题。
    三、全力推动政府仿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新立法，制定相应政策，确保通过上述“政府扶贫”上马的城乡“屋顶太阳能”使用余电，可以并网出售给国家电力部门，从而为城乡“脱贫对象”提供长期稳定收入，把“扶贫”落到实处。
    四、通过在全国范围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方式，以形成稳定财源，长期持久补贴中资光伏企业的太阳能价格，拉近两种电能差价，从而为不断开拓更为广阔内需市场，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五、要把有力减少“碳排放”量、使中国在实施“京都协议”方面步入世界前列，作为中央对太阳光照充沛地区各级政府的定量考核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使中国名利双收——不仅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优胜地位，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争取世界领导地位所必需的道义资格方面，增加足够吨量级的筹码。
    六、通过把目前98%不得不依赖外销的光伏产品，转向必须通过国家政策全力支持和扶植的巨大内销市场，使跟国际水平距离最近、产能雄踞世界前列的光伏产业，成为替代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等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最新经济增长点。具体做法之一，要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城乡扶贫之类有限目标之外，政府出台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担保及其它优惠政策，刺激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金，积极投资光伏发电领域，通过电能并网出售，取得公私两便、利国利民的固定盈收，从而在更广层次，为飞速提高中国太阳能普及率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
    七、国家应该审时度势，尽快实行硅料进口许可证制度，以保护民族硅料生产商的利益和确保取得硅料进口最低价格。国家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必须着眼于有力引导促进中国光伏产业尽快完成内部整合，用几个规模效益足够强大的“航空母舰”，取代小船小舟“百舸竞流”的无序状态，有效扭转对外进货销售自相残杀、处处受制于人的不利国际竞争局面。

    如果说，现实中真存在“给我一个杠杆、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的机遇，那么，把中国分散度极高和对外依赖度极高的新兴光伏产业，打造为一根经过高度整合和完全独立自主的有力杠杆，或许就是。

 

（编辑：曹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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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旅加学人。

 

1 参见《光伏太阳能，未成型已畸形》（陈竹友企业战略管理思考之41），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5/82303.html

 

2“结晶硅太阳能价格狂降，薄膜龙头恐受挤压”http://www.spvchina.com/news.asp?news_id=975

 

3 参见注释1。

 

4 财政部发布《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申报指南》http://www.spvchina.com/news.asp?news_id=843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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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高风险、过度竞争产业：新能源

 

李俊峰

 

    摘要：能源对GDP的贡献率至多是10%；新能源现在在能源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靠此来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可能性极小。今天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一哄而起，正在变成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能源是垄断性的行业，新能源盘子较小，十几家至多几十家公司就够了。国家应发挥建立有限、有控制新能源市场的主导作用。

 

一、新能源发展面临的瓶颈

 

    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要向低碳化、可持续、能循环、少污染的方向发展，因而新能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它代表着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真正的替代能源。
    但是能源替代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比较的过程，新能源的发展不能一哄而起，而必须循序渐进。目前来讲，新能源只能作为补充能源，还不能作为主流、主导能源。因为第一，新能源比煤、石油、天然气要贵得多，需要逐渐降低成本以适应市场需求；第二，大部分新能源是间歇性能源，比如说风能、太阳能，有风、有阳光的条件下才能发电，因而储能技术、大规模并网成为了新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在新能源发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比例比较少——10%、15%，甚至20%——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建设强大的电网、提高电网的自我调节能力，来减轻、克服其间歇性缺陷。但是要想提高装机比例，做到30%、50%甚至更多的话，就必须有储能装置，或者依靠大规模并网甚至国际化并网，让资源条件不同的地区、国家之间协调互补。全球并网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受地缘政治、军事冲突、技术难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离我们还相当遥远，至少在二、三十年内无法实现，可能是5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事。所以当前最紧要的是发展储能技术，这个问题不解决，新能源就没有办法大规模、超大规模地发展（即按能源当量计算超过30%以上的比例）。
    同时，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能源规模作支撑。我们要根据能源需求的情况，和电网不断扩张、增容的情况，来修订新能源的发展目标，建立一个有限的、可调控的市场，而不是无序的、无限的市场。比如说风能、太阳能发电，要做到百分之十几的比例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现在的电力装机总容量是八亿千瓦，很快可能达到十亿千瓦，10%就是一亿千瓦。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是可能解决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对新能源的发展规划，是争取2050年以后（即四五十年后）做到占能源供应量的50%。从人生的角度讲，四五十年就是一代人，那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今天的我们所能把握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计划，是遥不可及的选择。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新能源的发展，而是说在发展新能源上我们要务实，首先要重点解决它现在在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例如高成本、间歇性等。

 

二、新能源不是引领经济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

 

    现在有人把新能源看作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这是过于乐观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能源在整个经济活动里面所产生的影响有限，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它对GDP的贡献率也就是在10%左右。一些能源输出国，像沙特、俄罗斯等可能多一些。而新能源现在在整个能源中占的比例还不到10%，两个10%相乘，那么新能源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靠这不到1%的东西，能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吗？可能性极小。
    能源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去年的金融危机，有人将其归罪于高油价，说什么高油价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事实是，去年油价那么高，涨到了一百四十几美元一桶，经济也照样发展。后来油价一度降到了三十几美元一桶，经济仍然陷入了低迷。所以，既不是因为油价低了经济就低迷、油价高了经济就增长，也不是高油价抑制经济发展、低油价刺激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增长导致了能源需求增加进而能源价格上升，经济低迷导致了能源消费减少，从而引发能源价格下降。
    中国经济现在还没有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需求不畅、经济萎缩、就业困难等问题仍比较严峻。全球经济也还在继续下滑，金融失调，失业率增加。不正视这些问题，不想办法加以解决，经济难以走出低谷。而这些问题，不可能主要依靠发展能源产业来解决。经济是基础，能源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完全靠能源把经济带动起来，这是本末倒置。既然靠能源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仅仅靠新能源又解决不了能源问题，那么靠新能源怎么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呢？
    所以，无论是奥巴马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说要通过新能源产业振兴经济，这个话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而不是真正出于经济学上的判断。对于新能源来说，它承担不起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重任。它可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一种推动力，一种兴奋剂，在局部产生一些作用，比如说刺激股市（在股市很冷的情况下，有几支股票引领一下大市是可能的）；但它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最近，中国和世界股市中涉及新能源的股票都暴涨、涨停，而这并不代表整个中国和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
    另外，我们常说要靠新能源来取代化石能源，但那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还看不到有哪一种新能源会替代石油。在遥远的未来，太阳能可能解决问题，但必须在全球并网和储能技术解决之后。不过我认为我们不用替能源发愁，能源只是经济的一部分；我们还是替经济发发愁。经济问题解决了，能源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三、中国新能源产业不需要全民去做

 

    中国的经济发展，前一阶段主要靠搞重化工。现在重化工走向死胡同了，因为已经是70%的水泥、60%的钢铁在中国生产，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100%的水泥、100%的钢铁、100%的汽车都在中国生产。退一万步，即使都在中国做，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全球钢铁产量就是八九亿吨，中国现在已经做了五亿多吨，八九亿吨钢铁都给中国做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我们的经济会跃上一个新台阶？不太可能。因此，再强调重化工已经毫无意义，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这个坎儿我们过不了也得过。
    在这种条件下今后如何发展，出路还不明确。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于是中国出现了把新能源抬得过高的现象。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已经过热了：比如说，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只有十多家风机制造商，而中国有70多家；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只有七八家多晶硅制造商，中国有四五十家；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只有七八家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商，中国有两三百家。金融危机后，这些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在相关政策调整上，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依靠规划和振兴把这些企业救活，而是必须让这些企业找到一个发展的方向。
    前面说了，如果新能源在整个能源中的比例占到10%的时候，新能源在整个经济总量里面只占1%左右。全球的经济总量大概是40万亿美元，那么全球的新能源大概就是4000亿美元的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中，即使中国能做到一半，也才2000亿美元，相当于16000亿人民币。而现在新能源占世界能源总量还不到1%，产值也不过400多亿美元，即使这些都让中国来做，也不过是2500亿人民币。中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是30多万亿人民币，2500亿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经济总量比起来，新能源还是比较小的一个行业，比不上汽车产业。汽车产业规模很大，以1000万辆汽车计算，平均一辆车10万块钱，自身就是1万多亿的产业，还拉动了能源、钢铁、化工、电子、新材料、房地产乃至服务业。
    即使将来新能源的比例达到了10%，满打满算，新能源在中国就是一个一万多亿的产业，分到各省更没多少了。而现在中国约有十七八个省以打造新能源产业作为发展的领头羊，包括江苏、山东、内蒙、青海等等；有上百个城市在做新能源发展规划，要把新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而且有的省、市提出了打造上千亿、上万亿新能源的计划。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新能源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产业，它不是主导产业、基础产业，它的发展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性问题。所以在某几个省、某几个市、某几个企业做是可以的，但并不需要全民去做。看一看我们的石油供应和电力供应，几亿吨的油、几亿千瓦的装机，那么大的总量靠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两大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几家发电公司就供应完了。为什么？因为能源供应是个垄断性的行业。新能源的盘子比较小，可能有几家、十几家至多几十家公司就足够了，用不着全民动员用搞运动的方式搞新能源。
    所以发展新能源，国家应起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发挥引领作用，确定新能源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建立一个有限的、有控制的市场，而不是让大家随便做，谁愿意做就来做。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多晶硅搞了七八十家，现在可能有二三十家甚至四五十家都破产了；风机现在七八十家，将来五六十家肯定也要破产。这造成了很多资源浪费。新能源产业已经从一个新兴产业，变成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了，虽然有希望、有生机，但更多的是风险。这是必须提醒大家的。
    最后要强调一点：新能源这棵小苗需要我们去关注、培育，但不必所有人都去关注。就像学前班的孩子，有父母和幼儿园阿姨的呵护就够了，而不需要大学教授、铁道工人、武警战士等都围着他们转。如果全民搞新能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反而会对这个产业、对我们的总体经济造成危害和损失。现在必须通过舆论导向来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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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研究员。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6期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重点

——核电、水电、天然气

周大地

 

    摘要：在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必须考虑传统能源远未优质化的国情。如何向节约高效、清洁环保的能源利用和开发体系转化？怎么发展新能源？投入哪些清洁能源？如何避免出现投了很多钱、搞了一堆项目后能源增量仍然依靠煤炭的前景？这就要讲求科学发展，将现阶段清洁能源的重点放到可以尽快形成大规模供应能力的核电、水电和天然气上。

 

一、中国能源发展面临重大调整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高速增长，增速年平均达到8.9%（见图1），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煤炭在过去七年内平均每年增加1.8亿吨，特别是2008年，一年增加了2.5亿吨以上（见图2）。对电力的需求超高速增长，高峰期年均增长超过1亿千瓦（见图3），这相当于欧洲一些大国整个国家的电力生产能力，像法国，电力装机规模就是1亿千瓦左右。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保证能源的供应？大家都寄希望于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清洁能源发展太难，其开发速度远远跟不上消费的快速扩张。

    能源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对煤炭的进一步依赖，能源结构调整缓慢；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进口迅速扩大，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国际能源市场影响加剧；能源平衡出现周期性震荡，社会财富损失巨大，等等。与此同时，附带着出现了一大严重问题：大家使劲采矿，建设各种能源运输系统，大幅度扩张电厂，这虽然带动了一部分制造业，但也伏下了危机。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很大的振荡。金融危机爆发后能源需求突然大幅下降，建设幅度也大幅下降，不但能源行业出现问题，整个制造业都跟着萎缩了一大块，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而这次中国经济下滑不单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外需撤火，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既有模式难以持续。之前，我们的增长过多地依靠土地、矿产、环境和低价劳动力等资源的投入，出口优先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向低端产业集中，进而产生了低端产业锁定效应。尽管我们也制造了一些所谓的高级产品，但得到的仅仅是一千块钱一个月的劳动力收入。现在各地都在考虑，原来的增长方式持续不下去了怎么办？下一阶段要真正恢复到稳定的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靠什么？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靠原来的大投入、小产出的增长方式，很难实现经济总量再翻一番了。今后，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较快的增长，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快调整许多重大经济政策，而核心就是要提高单位投入（包括我们的能源环境、土地资源等等）的附加值，提高劳动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因为第一，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将保持高价位波动。大家看到，前些天油价又回到了68美元一桶，而前些年油价最低的时候是9美元一桶，现在涨了将近七八倍。第二，中国仍将面临长期的能源总量和优质能源不足的重大挑战。第三，今后1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刺阶段，也是中国能源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能源需求还会明显增加，至少平均每年要增加一亿吨标煤的量。第四，中国还必须同时应对国内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近些年通过节能减排等努力，环境恶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我们的环境形势依然很严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最近在试图拉拢中国，要中国跟它一起成为两个减排大国，这种示好我们现在有点受不了。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责任不能没有区别。但这从侧面说明了国际上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态度和动作的关注程度。

 

二、根据国情，确定能源发展重点

 

    中国要怎样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我想第一，还是必须进一步强化节能优先。要防止能源平衡的周期性振荡，我们就要改变片面强调扩大供应以满足需求的传统能源发展模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你要多少我就供给你多少，而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必须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消费总量，另一方面也要增加供应。只有在达到能源消费合理、较低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积极的、可持续的能源平衡。所以，今后在追求一定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回到过去的老路，不能继续扩大产能已经过剩的局面。
    另外，也要防止因为片面追求短期增长速度、片面刺激能源需求而出现政策反复。这种刺激短期内或许会把经济拉动一点，但却很可能使经济的长期增长受到挤压，出现W型来回波动。包括扩大内需，也需要认真设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建设两型社会要求的公共、个人消费模式和内容。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消费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照着美国的模式走，也不能照搬欧洲的经验——全搞超级大市场，让大家都开着车去购物；更多的汽车、更多的大房子、更多的耗能性消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之路我们走不通。怎么办？多重因素决定了中国要在节约型、环保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商业系统建设方面很好地琢磨，重新思考、规划。
    第二，根据中国实际国情，确定能源发展重点。中国的能源国情有别于发达国家：我们的能源消费还将持续增长，传统能源远未优质化；能源供应方面，中国是70%的煤炭，2%的天然气。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就是60%的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在很多国家只占20%甚至10%，而水电、核电的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
    中国现在想搞能源结构优化，这很难快速实现。因为我们不可能从以煤炭为主、仍在发展扩张煤炭的过程，突然一步跳跃到以可再生能源或一些远期规划中的新能源来唱主角的过程，也不可能很快做到依靠风电或太阳能等来增加基本能源供应。比如说，即使风电2020年达到一亿千瓦——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目标，实现起来需要克服大量技术困难，需要很大投资——但是其能源供应量按照发电煤耗计算也才6000多万吨，而我们2020年能源需求增量可能要十亿吨标煤左右。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今后的10年、20年怎么走？每年新增的一亿吨标煤需求量靠什么来供应？如果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们就会很被动。我认为，近期能源结构优化要从改变能源供应增量的结构做起，必须尽可能地发掘短期内就可以大规模提供能源供应的优质清洁能源。
    对中国来讲，发展低碳能源是现实可能的，核电、水电、天然气还有巨大的潜力，应该成为现阶段清洁能源的发展重点。我们的核电现在只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百分之一点几，而且核电已经可以做到安全、清洁、经济、快速大规模发展。水电在中国更是重要能源之一，我们还有三亿多千瓦的水电是经济技术可开发的，但现在由于一些因素的阻碍而未能开发。例如移民安置问题，生态保护问题，等等，使我们很多领导的决心有所动摇。但是中国如果不搞水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只能接着大挖煤，这样下去，经济损失、环境损失、人员损失会更大，况且开采煤炭所导致的土地沉陷等问题也不少。所以，应该克服人为阻力，坚定不移地加快水电发展。对中国而言，天然气也是低碳、清洁、高效的能源。与我们的天然气资源量相比，现在的天然气产量显得少了些。近年来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发展很快，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潜力很大，应当下大力气加以开发。
    除此以外，我们也要积极、科学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很多国家对其发展已经规划到2030年以后。但要注意的是，开发可再生能源有一个过程，要讲求科学性，不能盲目跟风，脱离实际。否则我们可能虽然费了很大力，投了很多钱，搞了一堆项目，但没有解决能源增量问题，最后仍然依靠煤炭，这将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已经是天然气占百分之二三十，石油、核电比例也都很高，所以清洁能源无论花多少钱他们也得搞一点，就像我们节能减排的硬指标，必须得往下压。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太多了，怎么发展新能源、投入哪些清洁能源方面，这里头存在着多种的选择可能。为了不走弯路，我们必须进行系统比选，按照实事求是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确定发展目标。
    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公共资金投入最优化的问题，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应给予现在或长期能够综合提供更多清洁能源、改变现有能源结构、提供能源保障的战略能源。特别是我们也不要被忽悠了。比如说光伏，中国搞了这么大的产业，90%以上出口；而且产能过剩以后，把我们自己的制造成本和利润空间也压得非常低，结果它本身变成了一个不怎么挣钱的高耗能产业，这就不是我们原来所希望的。类似这样的发展是要避免的。
    总而言之，发展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要符合我国国情，面向国内市场，加强科技创新，合理控制产能，而不是盲目地把国内不需要的产能也做大。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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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绿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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