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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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环境研究

 

 

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

——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的讲话

 

周生贤  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是生态文明理念在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任务，是中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要充分利用休养生息政策措施形成的倒逼机制，对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强大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休养生息政策遏制了水污染加剧趋势，不过水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必须不断创新休养生息的具体政策，使其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最终让中国的江河湖泊焕发生机。

 

 

环保现在别拿穷人说事

 

曹豫生  对全民“一视同仁”是环保主义者的误区：普通人和穷人的生活本身就非常的“绿色”、俭朴，客观条件逼迫使然；富人才有条件选择是过一种奢侈的、炫耀性的生活呢，还是过一种所谓简朴的绿色生活。发展主义者也爱拿百姓说事儿：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是牺牲了，经济是发展了，可百姓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民生与环境都成了发展教条的牺牲品。走出一条兼顾发展、民生与环保的新道路，已是刻不容缓。

 

 

中国的环境运动

 

张玉林  中国的环境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和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包括城市知识分子的环境启蒙、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以及基层民众的申诉和抗议行动。由于运动主体间缺少组织、地区和城乡间少有呼应，尤其是国家的环境保护理念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污染控制行为之间大断裂的存在，民众环境权被悬空，污染与抗议行动陷入循环陷阱。如何跳出？

 

 

绿叶前沿

 

 

中国当前拉动内需是西方的陷阱

 

张  捷  内需增长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是人多资源少的中国赶超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中国，保障资源供给是关键，比内需更重要。西方需要中国的内需，中国需要世界的资源。问题在于：一旦中国的内需起来了但又从世界得不到资源支持，结果一定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大倒退。

 

 

专题Ⅰ：出类拔萃之辈

 

 

政治人才：是“拔”，还是“举”？

 

王通讯  政治人才，一定要有见识，眼光要有穿透力，一眼洞穿事物的本质，还应该有“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真正懂中国的人，必定是实践经验丰富之人。如何让这些聪明人管天下？将来干部的选拔，最终要走向选举。“举”这个词多形象，大家一起往上举，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而“拔”呢？就像拔萝卜，手的指向带有非常强的主观意向，长官意志下，关系好的，就拔，关系不好的，就不拔。

 

 

美国的战略精英是如何炼成的？

 

于铁军  美国的精英比较有活力，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因为他们更注重全面发展，更注重训练。反观国内精英，大多比较文弱，缺乏朝气，口号、程式，大话、空话很多，行动力、执行力却比较差。各种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之一是国内的精英培养机制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美国培养精英的做法。如果我们对精英培养机制和培养内容不重视，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难度是很大的。

 

 

日本战略型人才的培养

——以外交领域为中心的考察

 

初晓波  战略型人才，必须对所处的时代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对国家利益有准确的判断，同时还必须明确提出可能采取的缜密策论。与“术业专攻”的培养思路不同，日本服膺“不知全面，难挡一面”，仅仅关注现实问题、沉迷于具体事务处理的官僚机构人员很难能称得上是战略型人才。借鉴美日，以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扎实全面的理论基础、良性的竞争机制完善中国战略型人才的培养、选拔机制，是关系到中国前景的要务。

 

 

官僚制这根独木，撑不起现代国家

 

张  鸣  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官僚的问题。官僚至上的制度，难逃结构锈蚀和人员腐败的宿命。官场难题的核心是人事腐败，根子出在官员选任上。一个高效的政府，只能是一个精干的政府，一个有限但负责任的政府。只有把政府规模降下来，中国才有出路。而地方官员民选，应是一条思路。

 

 

专题Ⅱ：低碳乡村

 

 

“乐和家园”：一个正在试验中的低碳乡村

 

廖晓义  地球上农业人口占一半，中国农业人口占多数，乡村里的农人是世界、是中国从高碳生活转向低碳生活的潜力最大的人群。“地球村”团队5·12大地震后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建设“乐和家园”，将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可持续增收、社会和谐以及环境教育融为一体，用整体思维探索低碳乡村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视角、新的努力方向和新的操作模式。

 

 

因地制宜、以我为主发展中国乡村

 

文佳筠  我们不能指望一方面享受奢侈的消费主义生活，一方面又是低碳的。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至今没有大范围内低碳化发展的成功例子。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少，农村人口占一多半，不能走先大规模地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低碳发展的路。低碳乡村提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如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资源和文化，寻求可行的、因地制宜的、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是关键。

 

 

低碳农村之路：城市化与新农村社会文化运动

 

姚  洋  七亿农民，农业承载不了。人均几亩地，农民富裕不了。面对市场化、全球化双重高压，农民相对贫困化加重，农村无序化严峻。“人”的问题不先解决，环境好不了。让农民富裕、让农村低碳，农民进城才是根本。而城市化非一夜之功，农村要走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之路，离不开两个方面：靠科技推动农业脱碳，靠新农村社会文化运动走向有序。

 

 

农业生产应厚生命、重生态

 

安金磊  最好的农村政策是让农民安于农业、乐于农业。30年来农业土地分配方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农民为自己干活，这的确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重视的仅仅是农业土地生产粮食的功能，却忽视了它还有平衡和调节整个生态系统，让所有生命休养生息的生态功能；而稳定的生态功能恰恰是生产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专题Ⅲ：新节约主义

 

 

节约，还要主义

 

叶兆言  公家成了深深的黑洞，不把这个洞给堵上，根本不要谈什么节约。作为个人，节约应是本能：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好，非要做，不妨多少想到节约——人只要感到充实，自由自在，问心而无愧，这就足够。

 

 

奢侈的时代，节约为上

 

蒋子龙  比国际平均奢侈年龄年轻５岁的中国奢侈一族，引导着全社会迈入奢侈时代，以富贵奢侈为荣，以勤俭节约为耻。资源匮乏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金融风暴给世界上了一堂节约课，包括奢侈领袖美国。中华民族原本就视节约为一种美德，炫富与铺张会葬送民族的追求与希望。奢侈的时代，我们应以节约为上。

 

 

双重节约：心灵与资源

 

邱华栋  追求节约、简朴的生活，应不应该成为中国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与提倡的消费经济背道而驰么？目前的状况是人们被消费宠坏了，而这恰恰是倡导节约主义的好时候。在一个节约主义者的观念与行为中，节约是双重的：心灵的节约更重要，不仅仅是资源的节省。

 

 

做个闲散懒人

 

刘亮程  忙人已经把世界折腾的不像样子了：忙着在山上挖洞、江河上筑堤，忙着拆迁、占地、建厂子；在农村，政府忙着赶农民致富，强行动员农民养海狸鼠、种水葫芦、栽果树、果树挖掉种葡萄。倒腾来倒腾去，地倒腾坏了，倒霉的是农民。农民人均不足一亩地，忙死也长不出金子，还不如闲着，少用劲少吃粮食，节俭着过——懒本身也是一种节俭。

 

 

绿色经济

 

 

靠新出强：中国水泥工业的节能降耗

 

曾学敏  中国水泥工业的节耗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缘自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与采用大量新技术新工艺，而这又得益于解放以来自力更生战略、技术和人才在市场化后的开花结果，更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对集中引进的洋技术的快速消化和吸收，从而完成了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飞跃。“拿八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是我们诸多行业共同的病痛，因此水泥工业没有陷入依赖国外技术的陷阱并开始出口“大型客机”的经验，值得总结。

 

 

小秸秆变身大能源

——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可行方案

 

洪毓安  能源紧张、气候变化，使得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方向，给农业生物质秸秆能源化利用带来重大机遇，而收集难、运输难、储存难是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当大量秸秆被农民当作负担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大部分秸秆发电厂却因“无米下锅”不能正常生产。秸秆就地加工，固化成便于运输的颗粒型，采取分散式加工、集约化运营的运作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得到农民认可，是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可行方案。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韩毓海  近500年来，中、欧展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明清以降，延续至蒋介石政权的衰落，根源在于国家动员能力薄弱，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而非市场经济不发达；西欧恰是强化国家组织，对外掠夺资源，转嫁生态危机，从而完成资本积累——最终形成世界史的“分流”。近半个世纪中国复兴，基于国家动员能力和“勤劳革命”；欧美下降，一因在于持续地“战争金融”。如何对人类有贡献，中国道路的核心“和谐社会”作出了表达：协调东西南北互动，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互动，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

 

 

 

 

 

 

理论编辑：杜建国（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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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绿叶》第11期

http://blog.sina.com.cn/greenleafxp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韩毓海

 

    摘要：近500年来，中、欧展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明清以降，延续至蒋介石政权的衰落，根源在于国家动员能力薄弱，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而非市场经济不发达；西欧恰是强化国家组织，对外掠夺资源，转嫁生态危机，从而完成资本积累——最终形成世界史的“分流”。近半个世纪中国复兴，基于国家动员能力和“勤劳革命”；欧美下降，一因在于持续地“战争金融”。如何对人类有贡献，中国道路的核心“和谐社会”作出了表达：协调东西南北互动，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互动，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

 

1560年代：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开端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它被称为“隆庆元年”。这一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昭令“朝野上下率用银”。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进口。据统计：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在1561年的欧洲，处于白银转运重要中继站的地中海地区，热那亚商人则开始倒卖西班牙帝国借款的凭证——“调剂债券”。从1579年起到1621年止，欧洲债券的拥有者在皮亚琴查定期举办债券交易年会。著名的“皮亚琴查交易会”一直持续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并发行债务票据——欧洲金融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荷兰之后很久——才告一段落。
    1560年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也是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开端。156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创生者，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逐步衰落，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目睹了新中国通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复兴，使得中国、亚洲与欧美（所谓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上再次走向“相对的平衡”。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今天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的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思想理论课题。
    所谓16世纪的世界史“大分流”，是指中国和西欧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简捷地说，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说到500年来的经验教训，并非简单的“先进”或者“落后”、“发展”或者“迟发展”所能概括。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条，涉及国家能力问题，尤其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集中体现——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能力如何、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如何，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撑起合理、坚固之货币体系和税收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组织能力的象征、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能力的体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和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年，我们最沉重的代价与教训也体现于此。
    前面分析过，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不断下降的，结果，整个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50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就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组织社会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通过充分地上下动员，调动起全社会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我们正是通过集中起有限的发展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如果没有金融独立，一味地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的一盘散沙不仅搞不成现代化，还不能遏制内部瓦解的趋势和外部势力的打击，更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二、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劳动力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历代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而认识这一点，乃是讨论中国问题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现实。
    近代以来，最常见、最流行的观念之一，就是把中国之落后原因，归结为农民：农民“素质”差、“水平”低，狭隘、自私，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温床，是“中国的原罪”；或曰中国之“原罪”，就是因为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于是，要发展、要赶超、要民主、要自由，首先就要处心积虑地消灭农民。甚至于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后备大军——据说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的“圈地”运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英国之圈地，圈的主要是“公地”，而非自耕农的土地，同时，被从土地上“转移”、赶出来的，也并不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而是本来没有土地的农奴（由于种植业向牧场的转换，所以就用不着那么多农奴集体劳动了），在当时的英国，只要农奴肯交赎金，他们就可以“自由”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初的产业工人大多是从流浪汉转化而来，而流浪汉又主要是从“被自由”了的农奴转化而来。而这就决定了：如此产业劳动大军，却从来谈不上什么管理经营经验（因为是农奴），更一向缺乏协作精神（因为是流浪汉），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套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所谓“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尽管出于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资本逻辑，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确实是基于欧洲劳动力之特点（缺点）所做出的几乎必然的选择。简而言之，采用这样缺乏劳动技巧、协作精神、经营能力的“异化”劳动力，还不如多采用些机器为好。当马克思不幸地谈到欧洲“流氓无产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清晰地触及了欧洲产业劳动者阶级的这种“异化”的史前史。
    与英国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广大基础却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而任何政权如果妄图要剥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费尽心力、殚精竭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且在家庭劳动之中，中国小农更形成了密切的协作劳动技巧，而中国的农村家庭（农户）正是这样一个分工协作的劳动共同体。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小农就被如此的历史条件造就为世上最为精明强干的劳动者，甚至是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和精打细算本领的会计。又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与欧洲的农奴－流浪汉－产业劳动者阶级有着不同的发生史、发展史。要探讨中国与欧洲之区别，首先就不能不面对这种社会生产劳动的“史前史”所造成的劳动力能力的差别。
    对于近代的各种教条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发展，要么靠资本，要么靠“观念”，他们共同的所作所为，竟然首先就是要消灭农民，而他们的根本立场，自然也都免不了要与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农民为敌。比如曾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派”，就是认为农民连“革命”也不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赞成毛泽东的名言：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会赢得中国，而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农民。
    日本学者杉原熏正是从社会劳动史的比较分析中，深刻地指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东亚经济能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就在劳动力的优势、强势，这种劳动力优势，又绝不是简单地指人口数量多，而是指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最为广大的小农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协作劳动的技巧和精明强干的计算能力，即高素质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上的基础。据此，他方才提出了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著名论断。什么是中国模式？杉原熏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与指责中国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先天“落后”，农民乃是“革命”与“现代化”的阻力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杉原熏认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与西方劳动者相比，他们发生、发展的经历并不相同。
    在某种意义上，杉原熏其实继承了毛泽东的视野，关于“勤劳革命”的理论，更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论证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为什么倘若中国放弃工农的主体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但会丧失发展的全部优势，甚至还会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悲惨状况中去。

 

三、市场问题

 

    当代中国流行的另一个观念，是将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伟力，而中国历史上之落伍，也被解释为前人长期以来全然不知市场、“市场经济”为何物（所谓中国“闭关自守”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认为中国从来“无市场”）。此说涉及当下问题，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倘若涉及历史，则可以肯定就是毫无道理的臆测。我们前面的论述，其实已经清晰地揭示了：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市场作为分工和交换的领域，其实并无神秘之处。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交换可以压低商品价格。但是我们同时也忘记，它从而也就可以带来两大坏处：就业的扩大会带来工资的下降或劳动力的廉价，商品价格的降低则会造成利润的下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一定会造成人均收入的减少，而充分的竞争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这更意味着，这样的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对于资本的积累而言，无疑又是最不利的。这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充分发达的市场经济，绝不会导向资本主义体制。而历史上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理想型”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它是市场经济的极端——这反而使得资本剩余、资本积累很难实现。而这也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过度发达，所以才被市场经济导入了一个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

    随着农业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日趋完善以至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对农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战略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非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当暂时的短缺出现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多功能性便是比发明机器更快捷、更有保证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可以被形容为“高度平衡陷阱”。1

    但是，与伊懋可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突破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造成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太低，经营利润太薄，从而无法积累起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雄厚资本。实际上，中国没有完成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之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国家缺乏组织效率、没有组织力量。我们知道：新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高就业低工资、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完成的中国的工业化，并不在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多么高、经营利润有多么大，而根本就在于国家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财政体制，从而可以精确地把十分有限的生产盈余，最为有效地利用到国家的发展上去，更从基层建立起公积金等公共积累机制，这使得生产得以不断扩大规模。
    实际上，欧洲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是简单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而积累起庞大的资本，因为倘若欧洲真是在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它一定也会如亚当·斯密和伊懋可所分别指出的那样——必然地陷入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资本积累当然并不是从内部市场的“盈余”中获得的，而是从掠夺美洲、非洲、亚洲——从侵略全世界的战争中得来的。因此，500年来真正的分野实际上是：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国家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反而被导入了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欧美则通过掠夺世界积累了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却逃出了市场“高度平衡陷阱”。
    因此，没有国家的组织，仅凭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以为单凭“市场经济”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场的扩张以及资本积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西方历史上看，这都属于无稽之谈。

 

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问题

 

    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时，美国学者彭慕兰曾经提出了如下生态的视角：自18世纪末期，中国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以木材短缺为首的生态危机，但是，中国与西方克服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却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态危机的办法，一个是“向下”（掘煤），一个是“向外”（掠夺美洲殖民地资源），西方世界通过这样两个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一方面造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矿产能源对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和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地球生态，导致了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这是此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也没能做到的。
    总的来说，中国克服生态危机的方式与西方是不同的，即主要是通过劳动的密集型（充分调动人力资源）、通过贸易的中继等方式，以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式来面对生态危机。同时，一个长期被追问的问题是：在16世纪就远航世界的中国，一个大规模开通了北方蒙古商道的中国，为什么却没有发展出向外部世界掠夺资源和资本，以谋自身发展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明、清两大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正是中华帝国这种傲视周边一切竞争对手的强大，中国长期的战略优势，一方面使得中国和亚洲保持着400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没有必要”通过欧洲那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即以战争的方式掠夺资本和资源，又通过掠夺资源和资本不断发动战争）寻求生存和发展——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看看1500年以来欧洲的局势，立即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存在着200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国家，如此，战争就不能不是1500年以降欧洲历史的主题；与保持着400多年和平的亚洲和中国不同，在1815年之前，所谓“和平”就从来没有在欧洲建立起来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的欧洲，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815年之后，欧洲更是把不绝的战争强加在全世界的头上。
    恰恰是对于世界资源的掠夺，造成了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它使得欧美国家在摆脱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同时，却将全世界变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和肥料。今天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涉及到生态问题，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保护自然环境，简单化地把生态问题理解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保护环境，那则是对科学发展观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没有作深入的理解。实际上，正像我们在开头就谈到的，恰恰正是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逻辑里，到处都在发生环境、资源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而利润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因此，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简单的“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因为它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发展或者彻底改造了欧洲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其一是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引进来，其二是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充实进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只能以社会的方式、特别是社会生产的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无论是毁坏自然，抑或是保护自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谈生态问题，过于受到西方环保主义的影响，其缺点往往就是就生态问题谈生态，甚至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同于自然界的问题。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问题。

 

结语：天下胸怀与“中国道路”

 

    谈到发展问题，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反对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联系，反对抛开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努力，去孤立地追求、看待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区域分化，如果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突出，那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深刻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必然对历史研究提出新任务、新挑战。中华民族向来有着重视探索历史经验的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孔尚任借风月故事吊明之失的《桃花扇》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作品，其中有句话说：“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明清兴衰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我们今天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因此，应该格外地重视历史研究。因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而且它指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
    用毛主席的话说，中国这么多人，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从历史上看，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究竟形成了哪些特点？
    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同时更是一个和平的力量。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明清两朝的长期和平，与欧洲300年的内部军阀混战和200年对外殖民行径，就是一个不难得出的简单结论。在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第二，中国在历史上就通过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建立起高度组织化、运转有效的国家行政机制、社会组织机制、财政机制，把分散的、有限的剩余积累起来，高效地投资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之上，反过来又为广泛的社会就业提供门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也就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优秀成分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复兴的关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历史的结论。
    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业、农民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在中国农民中，充满着具有先天经验的管理者、经营者和会计师，中国“勤劳革命”的基础、环境生态的基础、制度稳定的基础、文化建设的根和本，都在于这片希望的田野。而只有当一个中国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或女儿”的时候，他（她）才能称得上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让我们大家再一次聆听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大约60年前留给我们的教诲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作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污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呢？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指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体系，是指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指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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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314.

 

2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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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秸秆变身大能源

——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可行方案

 

洪毓安

 

    摘要：能源紧张、气候变化，使得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方向，给农业生物质秸秆能源化利用带来重大机遇，而收集难、运输难、储存难是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当大量秸秆被农民当作负担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大部分秸秆发电厂却因“无米下锅”不能正常生产。秸秆就地加工，固化成便于运输的颗粒型，采取分散式加工、集约化运营的运作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得到农民认可，是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可行方案。

 

前  言

 

    农业废弃物（主要指秸秆）在西方国家并没带来多大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却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目前，我国每年秸秆产量约6亿吨，扣除工业、秸秆还田、饲料以及农民生活散烧所消耗的部分，约有2.5亿吨的秸秆处于闲置、无处利用的状态。每到秋收季节，各级政府都要三令五申，严禁焚烧秸秆。大量秸秆被焚烧，不仅严重污染环境、威胁航空安全，而且浪费了宝贵资源。
    经过一年时间的调研，我们走访了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实地考察了北京、河北、江苏、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农村，以及设备制造商、锅炉炉具制造商、城市民用及工业的锅炉用户、秸秆发电厂，等等。我们发现，农业废弃物产业化开发利用最突出的问题是原料收集难、运输难、储存难，这也正是生物质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

 

制约秸秆实现能源化利用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作为生活燃料的秸秆，逐渐被煤与液化气所替代。因此，秸秆就成了废物，成了政府和农民的一种负担。秸秆之所以没有形成有效，合理的利用途径，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1.耕地分散经营制约了机械化的处理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片分散经营的模式给农业生产机械化提出了新课题。近几年对于小麦，稻谷等秸秆产量较小的农作物，机械化收割采用留高茬还田处理，机械或人工收集基本解决了秸秆处理的问题。但是，对于玉米这种秸秆产量大、处理又不方便的农作物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农户平均农田面积小，农作物种植分散，秸秆分散，很难采用机械化作业的方式。中央最近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办法，给农业大片经营扫清了制度障碍。但是，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尚需时日。起码，近期我国农户的经营模式及大型机械化收集作业还无法普遍实现，秸秆收集及利用也无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
    2.季节性强，时间短，产生量大
    玉米是我国北方大量耕种的农作物之一，秸秆量约2亿吨。多数地区采用的是玉米小麦间作的种植方式，从玉米收获到小麦种植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短，秸秆产生量大。
    我们在冀中平原保定地区定兴县所作的玉米秸秆基本数据实测报告显示，在玉米收获时的秸秆籽实比平均为1.49，玉米植株平均每亩为4162.5株，秸秆中的水分含量为73.78%，平均株重为0.58千克。也就是说，收获时玉米平均亩产秸秆2793.6千克，其中秸秆的含水量为2061.1千克。如果在收获时处理秸秆的话，不论将秸秆运往何处，都要考虑运输这每亩秸秆所产生的两吨左右水所作的无用功。
    3.质地疏松，运输、储存困难
    实地调查显示，玉米秸秆割倒后，经过七至十天的晾晒，其水分含量可以降至百分之十几，达到可以加工的程度。但是，目前秸秆的能源化利用，无论是液化、气化还是固化成型，基本上都是工厂化的生产，即秸秆收获后都要运到工厂。然而，秸秆质地疏松，不论何种运输工具都是得不偿失。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在百分之十几含水量的情况下，其密度每立方米也只有几十千克。即使是机械成捆的秸秆密度，一般也在300千克/立方米以下，而比较经济的运输密度一般在400千克～600千克/ 立方米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比如对于一个25兆瓦的发电厂来说，年需要秸秆约20万吨，即使运输半径能在100公里以内，且可以收集到足够的原料，但其运输费用仍将超过秸秆本身的价值。再加上秸秆的收获季节性很强，更不用说秸秆储藏需要占用大量土地以及防火等设施的费用，因此仅就成本而言，目前国内建成的20余座秸秆发电厂很难正常生产。

    4.大量焚烧，浪费、污染严重
    秸秆的存放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堆放在田间地头由于秋收季节时间紧，秸秆产生量大，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将秸秆处理，大量的秸秆堆在田间地头。一般都是随意堆放，以不影响秋种为目的。如图1所示。
    （2）对于不进行秋种的地块，秸秆则随意地扔在地中，或砍倒，或仍长在田中，来不及作处理。如图2所示。
    （3）在冬季农闲季节，一些农户则将准备使用的秸秆存放在房前屋后。如图3所示。
    调查中我们对于大量秸秆被浪费化处理非常痛心。每年的大量秸秆，除了少部分被用来自用，一部分用作饲料外，存放在田间地头以及仍在田里存放的大量秸秆，基本上被付之一炬。有些是在秋收时被焚的，有的则是在农闲季节被烧掉的。如图4所示。
    以河北定兴县的张祖庄为例，虽然村中有一个秸秆饲料压块厂，但由于压块厂的产品受市场的影响较大，每年仍有大量的秸秆被焚烧。一大原因就是前文提及的秸秆价格还不抵运输成本。在对江苏的一些秸秆发电厂的调研中，同样的问题更为严重：大部分秸秆发电厂“无米下锅”。
    综上，我国秸秆能源化的利用还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值，如何克服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整体上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

 

可能的解决思路

 

    目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都采用机械化作业的方式，因此，收获后秸秆的处理也基本上采用机械化打捆的方式。这样的作业方式在我国除了一些大的国营农场外，对于绝大多数实行联产承包的农村来说，近期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考虑其他方法，以实现秸秆的能源化利用。
    从目前农村的现状来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秸秆转化为便于运输、储藏的原料。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秸秆就地加工、固化成型为可以实现长途运输的秸秆颗粒，以解决能源化利用的瓶颈问题。
    经过我们近两年的调研，虽然目前市场上有这样的产品，但是距离商业化成熟的要求还相去甚远，而且，运行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实际上，缺乏农民经济实用的配套技术设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化模式是问题的关键。在农作物轮作茬口紧的多熟农区，秸秆便捷处理设施不配套，农民收集处理秸秆的难度大，随意遗弃和露天焚烧现象严重；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应用规模较小，尤其是适宜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型化、实用化技术缺乏，各项技术之间集成组合不够。这使得真正能够在田间地头作业且具备商业化运行的设备及方式还是空白。
    通过调研，我们主要有几点体会，并在初步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希望能够对于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有所启发与帮助。
    1.一体化便捷式秸秆加工的工作方式
    大量的秸秆在收获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只能是存放在地头、路旁或田间，而且人们都知道“十里不运草”。因此，加工设备的工作方式应该是小型便捷，可以移动，且配置柴油机、电力等不同的动力输入，集切碎、调质、固化成型为一体，方便农民操作，适合于在地头、路旁实现就地加工。如图5所示。

    这样既避免因秸秆的转运而增加利用的难度，又减少浪费，提高了秸秆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捡拾率，经实测提高约十个百分点。加工成固体颗粒（固体颗粒的技术指标选择设计为：密度1～1.2，含水率12%～15%）后，再进行运输，既方便又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而且宜于存储。
    通过与村干部、村民交流以及在北京房山区北正村所做的秋季、冬季初步试验，机型及加工方法得到了当地农民、基层干部的认可与肯定。
    2.分散式加工，集约化运营的运作模式
    有了适合的加工方法，还应有与之相适应的运作模式。以每亩可加工的秸秆量估算，玉米秸秆含水率为15%～25%时，秸秆理论产量在1000千克/亩左右。减除收获、搬运等的损失以及其他用途，整体估算实际可供加工利用的秸秆约600千克/亩。以平均每户3亩玉米，每台加工设备的产量为200～300千克/小时计算，一天可以为1～2户农民完成玉米秸秆的加工。
    设备的产量选择设计依据主要是：
    （1）秸秆肩扛、搬抱移动的距离估算：依据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每个农户分到耕地很细碎、农户自主经营、分散种植的实际情况，经实测并向农民们请教，秸秆肩扛、搬抱移动的距离为几十米不超过100～200米，宜于农民顺手就可以完成。
    （2）固化设备每移到一个点的工作量估算：按照机器尽可能靠近秸秆堆的技术路线，结合每次移动机器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特别考虑适用方便等基本要素，从概率角度以满足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为主要考虑，估算出每移动一次机器的工作时间、工作半径、需加工秸秆量约为：几十分钟，一二十米，上百千克。这样，加工设备的产量指标可参考设计为100～300千克/小时。在与受访者讨论交流过程中，对于上述考量，大家认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此，我们初步的运营模式是：由农民向企业租赁设备，或农民购买加工设备，农民也可以委托企业代为加工或直接向企业出售秸秆，企业组织秸秆固化加工后的产品收购、储运等，从而将农民的风险降至零或最低。通过初步小规模的营运试验，我们认为以上两点契合目前我国农村经营模式的实际，为秸秆的能源化利用开辟了新途径。其前景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可以有效地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问题，尤其是秸秆的运输、储藏问题，而这恰恰是工厂化运作无法做到的，因为即使在当地设厂，哪怕一村一厂，秸秆的运输也是不可逾越的瓶颈。
    可以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秸秆不再是负担。如果农民购买设备从事加工，按每年3～4个月的生产周期，一台设备的投资回收期为 3 年。此外，还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秸秆固化颗粒既可以作为当地农民的燃料，也可以由企业统一收购后送往发电厂、加工厂、饲料厂等，运输、储藏不再是制约瓶颈。

 

结  语

 

    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到田间、地头，靠近秸秆，就地加工秸秆，避免长距离运输原状秸秆，使困扰秸秆能源化利用的收集难、运输难、储存难的瓶颈问题有了一种初步解决的方案。通过小型试验及调研，农民对于此种运营模式是认可的，因为农民基本上可以做到无风险增收。为此，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瓶颈的有效措施，尽管模式需要进一步试验，扩大规模完善措施；设备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责任编辑：曹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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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毓安，北京汉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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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新出强：中国水泥工业的节能降耗

 

曾学敏

 

    摘要：中国水泥工业的节耗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缘自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与采用大量新技术新工艺，而这又得益于解放以来自力更生战略、技术和人才在市场化后的开花结果，更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对集中引进的洋技术的快速消化和吸收，从而完成了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飞跃。“拿八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是我们诸多行业共同的病痛，因此水泥工业没有陷入依赖国外技术的陷阱并开始出口“大型客机”的经验，值得总结。

 

一、落后与先进的不平衡

 

    作为后发的转型中的大国，中国存在着种种不平衡：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增长与分配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等等。在工业或能源利用领域，也存在着种种不平衡：在行业之间，有的比较落后，有的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各行业内部，也是落后与先进并存。对于落后与先进共存的不平衡，对于落后与先进之间的此消彼长，人们常常忽视了后者，因为惯性使然。在多数人的眼中，中国工业的能源效率是很低的，其单位产值的能耗量是日本的多少倍、欧盟的多少倍、美国的多少倍，这一说法常常被人引用。这并非无中生有，但是在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发展中，这一落后局面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许多行业的能源效率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比如水泥工业，就是如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水泥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传统水泥工业是高能耗、高排放的行业，目前固然还存在着30%的落后产能，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水泥工业节耗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点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二、水泥工业节能降耗成绩突出

 

    1．结构调整进展顺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水泥工业就已经具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和条件。1996年提出了对地方水泥实施“限制、淘汰、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明令禁止新建机立窑水泥厂。对条件好的机立窑企业进行升级改造，限期关掉全部普立窑和直径2.2m以下的机立窑。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水泥工业的结构调整更是进展神速。2006、2007、2008年分别淘汰落后水泥产能7500、5200、5300万吨。每年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期间年淘汰落后水泥产能5000万吨的规定目标。其中，浙江、河南、北京、天津、上海已全部淘汰了落后工艺水泥产能。
    与此同时，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得到快速发展，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投产新型干法生产线熟料生产能力达到7.6亿吨，产量5.96亿吨，占熟料总产量的61.4%。到2009年底新型干法水泥比例将突破70%。
    2．节能降耗技术世界领先
    2008年建材工业能源消耗总量2.2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7%；水泥工业能源消耗总量1.4亿吨标准煤，占建材工业能源消耗总量的64%。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政策的激励下，水泥工业节能降耗取得了显著成绩，单位产品能耗呈逐年下降趋势。结构调整、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推广高效粉磨设备及技术、使用水泥助磨剂、电机拖动系统变频调速节能改造、推广新型高效预分解系统、水泥窑焚烧垃圾、“以质代量”实现节能，等等，这些节能降耗措施在全行业得到贯彻。
    比如，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在节能减排上收到了显著效果。2006年，水泥余热发电刚刚在中国起步，装机总容量223MW，CO2减排量146万吨。此后数年，更是突飞猛进。预计到2010年底将有687条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投运余热利用电站，装机总容量达到4785MW，CO2减排量3136万吨，将相当于近两个葛洲坝电站总装机容量。中国在余热发电领域，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可谓遥遥领先。
    再如水泥混合材技术，也是重要的节能减排实践方式。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废渣，比如钢渣与电厂粉煤灰，用这些废渣作为水泥混合材，既废物利用，又减少了传统熟料的用量，可谓一举多得。以每吨水泥减少熟料用量5%计算，年可节约熟料用量近7000万吨，每年节约标煤80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178万吨。l999年，中国水泥工业利用工业废渣约1亿吨，其中用做水泥混合材的约6500万吨。随后，废弃物用作混合材的量逐年上升，2006年，水泥工业消纳了3.1亿吨工业废渣做混合材，占全国工业废渣综合利用总量的46％。与此同时，水泥工业消纳各种废弃物的总量也在不断上升，2008年水泥工业综合利用各种固体废弃物总量超过4亿吨，这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

 

三、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历程概述

 

    解放前，中国仅有14个水泥厂，总生产能力近300万吨。1949年解放时，全国水泥产量仅66万吨，占当时总生产能力的16.3%。近五亿人口的大国，人均水泥消费量不到1.5公斤，而此时美国人均消费量为232公斤，累计消费量为4996公斤，人均消费量是中国的155倍（中国从1950年开始计算累计消费量）。
    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水泥工业高度重视，极大地促进了水泥工业的发展。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水泥设计及装备制造技术，在1956年和1958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小屯型窑”和“华新型窑”作为中国干、湿法发展的主导窑型的方针。随后水泥工业设计及装备制造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改变了中国依靠国外装备的被动局面，。
    从1953年到1980年期间，全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8%。由于工业增长速度高于水泥平均增长速度，导致水泥长期供不应求，尤其是京津沪、江浙和广东水泥供应量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上调一部分小型企业生产的水泥。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全国各行各业大发展的基础上，水泥工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国家建材局在制定水泥工业“八五”规划时提出了“T”型发展思路，即在石灰石资源比较丰富的长江两岸建设大型熟料基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建设水泥粉磨站，通过水路运输，满足经济发达地区对水泥的需求。在“T”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水泥工业开始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力布局。
    1986年底，水泥工业利用铜陵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建设熟料基地，熟料通过长江水路运输，利用宝钢矿渣在上海建设水泥粉磨站（后因上海退出，改为利用宁波镇海电厂粉煤灰在宁波建设水泥粉磨站）。1995年海螺集团注入资金，收购了铜陵水泥厂，并于1996年建成投产。它的建成投产，再沿长江“西上东下”，写下了“T”型发展战略的开篇。与此同时，华新集团、京阳水泥、亚东水泥等均在此战略的指导下，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1985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水泥第一生产大国并一直占据这一位置。水泥产量由1978年的6524万吨，发展到1995年的47591万吨，从数量和品种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水泥工业从此告别了长达45年之久供不应求的历史。
    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九五”期间，国家建材局开始组织制定《中国建材工业跨世纪发展战略》，指出：21世纪的中国建材工业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发展。实现“由大变强”的根本途径是“靠新出强”。具体讲，除了积极发展新型干法生产外，还要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设备，限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发展，通过调整结构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为新世纪水泥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4年5月，铜陵海螺第一条熟料万吨生产线投入生产，之后海螺集团又相继投产了三条万吨级水泥熟料生产线。以此为起点，掀起了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新高潮。
    近年来，一批优秀水泥企业通过上市、吸收个人资本等方式募集了大量资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特别是央企和国企通过兼并、重组、联合、收购等方式进行资产重组，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形成了一批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大型水泥企业集团。2008年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吨的企业集团已达到17家(海螺、中国建材、山水、冀东、华新、中国中材、华润、金隅、天瑞、拉法基瑞安、大陆台泥、红狮、同力、亚泰、大陆亚东、塔牌、金峰)，熟料产量占全国32.3%，年生产能力300万吨以上水泥企业（集团）56家，熟料产量占全国43.8%。
    当前在中国水泥行业，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制造业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科学发展、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成为全行业的实际行动；水泥结构调整成绩斐然，到2009年底新型干法水泥比例将突破70%；水泥余热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近二个葛洲坝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世界知名水泥公司在中国落地生根；水泥工程总承包足迹遍及全球，带动机械装备大量出口。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大专院校、科研开发、设计、装备、建设、生产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

 

四、自主创新能力突出：水泥工业繁荣的核心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水泥厂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组建了一支水泥工业设计队伍。这支队伍首先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随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承担建厂设计任务。1954年还建立了综合性建筑材料研究机构，开展了对水泥品种的开发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上世纪60年代上半叶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已经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设大中型水泥厂。目前水泥工业的科研、设计机构已经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技术队伍，全国现有建材设计、科研单位近百个，设置材料类专业的本、专科院校近百所，基本满足了水泥工业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后，水泥工业与其他行业一样，也加入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大潮中。值得骄傲的是，经过短期的引进阶段后，水泥行业避免像某些行业那样陷入了对国外技术依赖的陷阱，而是做到了对引进技术的迅速消化、吸收，完成了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飞跃。进入新世纪，水泥行业坚持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其自行研发、设计、制造的水泥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而支撑了新型干法水泥的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的水泥技术已具备从原料矿山计算机控制开采、原料预均化、生料均化、节能粉磨、高效预热器和分解炉、新型篦式冷却机、高耐热耐磨及隔热材料、计算机与网络化信息等技术的集成能力。中国已自主研制应用了10000t/d级的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技术及装备。到2009年止，中国已有各种类型的分解炉30余种，分为喷腾型、流态化型、管道型和旋流型等四类，并通过各种组合变化产生各种型式的分解炉。中国已形成了一套从原燃料特性研究、机理分析、冷态模拟试验、CFD研究、现场测试等完整的研究开发体系，自主研制应用的预热、预分解系统技术与装备，具有技术先进、生产能力大、高效低阻、低能耗、防堵、原燃料适应性强、运行稳定等显著特点；用于5000t/d级粉磨系统的大型立磨和辊磨系统已投入运行，在粉磨强度和系统电耗等多个指标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其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步进式稳流冷却机，比篦式冷却机提高热回收效率3～5%，冷却风机电耗降低20%，篦床寿命成倍增加，并在5000t/d生产线得到应用；另外余热利用、工业废物资源化、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物等方面的技术装备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
    由中国自行研制的半移动式破碎机已成功在台泥和平工厂石灰石矿山使用，实现了矿山半连续化开采；溜井平峒带峒内破碎加上长皮带运输方案的实施，实现了碎石直接从矿山进入石灰石均化堆场，而且进一步拓展了长皮带运输的使用空间；熟料基地的大型化，使单体矿山规模年产量突破了1000万吨，使矿山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年人均八万吨；很多矿山取消了废石堆场，实现了废石零排放；矿山水土保持、采后植被绿化受到广泛重视。可以说，矿山的开采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规模、环保理念取得了突破性进步。
    中国水泥工业的先进性，更表现在水泥装备的出口方面。水泥成套技术装备伴随中国国际总承包项目大量出口，并凭借技术、质量、成本、工期、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地位。截止到2008年，中国共出口水泥装备项目150余项，累计实现年产水泥熟料1.5亿吨，累计出口水泥装备90多万吨，项目合同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出口市场覆盖50多个国家。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信息显示，中国的水泥工程总包业务占国际市场的份额达到40%左右，水泥机械出口量已位居中国机械出口量之首。目前已经形成“中国制造”的水泥装备参与全球市场调整的格局，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率先以自有知识产权带动成套技术装备出口的工业行业。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取消对水泥出口的退税优惠政策。继续鼓励“两资一高”产业，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另一面，水泥装备的出口和国际水泥工程总包业务的扩展却是蒸蒸日上。出口水泥装备，而不是出口水泥，这说明，水泥行业已经避免了中国某些工业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而不能升级换代的被动局面。经济要真正强大，首先要有规模，其次要有创新。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世界工厂的规模，但是距离全面创新尚有差距。“拿八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是我们诸多行业的共同的病痛，而水泥工业已经开始出口“大型客机”了，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责任编辑：杜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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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学敏，中国水泥工业协会副会长。

 

* 本文据杜建国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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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闲散懒人

刘亮程

    摘要：忙人已经把世界折腾的不像样子了：忙着在山上挖洞、江河上筑堤，忙着拆迁、占地、建厂子；在农村，政府忙着赶农民致富，强行动员农民养海狸鼠、种水葫芦、栽果树、果树挖掉种葡萄。倒腾来倒腾去，地倒腾坏了，倒霉的是农民。农民人均不足一亩地，忙死也长不出金子，还不如闲着，少用劲少吃粮食，节俭着过——懒本身也是一种节俭。

 

 

    我认识一个孤老头，也不老，50岁上下的样子，和我们家同住在城郊村。他不种地，却靠地生活。春天农民播种时，他在街上闲转。喜欢在棋摊上看人下棋，有时给别人指点两招，却从不动手下。或许一动手下就有输赢，输一盘要给摊主交四毛钱，所以他不动手，看大半天棋，一分钱不花，也把棋瘾过了。夏天庄稼成熟季节，他便夹一条麻袋，到田地里转了，坐在地头看人家收割。人家前脚收完，他后脚进地。麦子割了拾麦穗，黄豆割了捡黄豆，土豆挖了刨土豆，还在麦地边挖老鼠洞。听说他曾在一个老鼠洞里挖出过两麻袋麦穗，加一麻袋麦粒。从7月开始，田野里的收获不断。一直到11月，雪盖住庄稼地，他满载捡拾的粮食回城里过冬。他只收不种，不投入成本，所以他的日子比一些种地的农民过的好。他在别人收过的地里捡的东西，除了自己吃喝，还有剩余，卖成钱，一年的穿戴零花都够了。
    我有点羡慕这个人，如果我不是靠写作挣一点碎银子，我希望去过这个人的生活，不种地，有地也租给别人，学这个人一样，别人忙春播夏管时，我闲着晒太阳，等别人收完，我夹一条麻袋，在地里躬躬腰，一年的粮食就有了。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个没事干又没钱花的穷亲戚，我想启发他去干这个行当。我说，让你在城里捡垃圾、要饭，你肯定不会干，丢人得很。尤其小地方，大家从小一块长大，人家做官乘小车，你要饭拾垃圾，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捡垃圾、擦鞋这些活都是外乡人干，本地人穷死在家里也不干。但你去地里拾粮食，这不丢人吧，收获季节大家都在地里忙。
    我的穷亲戚说，这比捡垃圾要饭更丢人，这叫拾的吃，比要的吃好不到哪里。            

    去年十一回老家沙湾县1，和我弟弟妹妹的孩子骑自行车到田地里转，走过一片收过的花生地，地里到处是花生粒。问旁边拾棉花的人，这是谁家的花生，掉了这么多，怎么不复收。
    说顾不上了，棉花都拾不完。
    那我们捡一些可以吗。问。
    捡吧。不然就全是老鼠的了。答。
    我和张欢、阿健还有方圆一起捡了半小时，没怎么挪窝，把两辆自行车篓捡满了，半冬天的零嘴就有了。

    新疆的秋天离冬天太近，一场大雪，没收回来的全埋掉，冬天老鼠在雪底下找农民漏收的粮食吃。老鼠不种地，也一年四季有粮食吃。老鼠和人一样懂得储存粮食。老鼠的财富观可能和农民一样：仓里有粮，心里不慌。老鼠慌的时候就往人家里跑。在地里拾不到粮食，就要到人家里来偷。所以农民收获时，总要有意无意在地里掉一些，老鼠在地里拾够了，就不会进村。村里人要没粮食吃了，就往城里跑，往有钱有粮食的地方跑，这和老鼠的想法一样。老鼠算动物界的富翁了，因为它懂得储藏粮食。我们说一个人“穷的跟猴子一样”，猴子不会储藏，就两只手，即使碰到一片包谷地，也只会掰一个扔一个，到头了依然穷的屁股都遮不住。

    我小时候，村里有个姓魏的妇女，走路从不抬头，眼睛盯着路面。听说她老早前在路上拾到一个戒指，此后就把眼睛盯到路上了。我不知道那么多年间她又拾到啥值钱东西了。肯定会有很多收获。连我这样很少往路面上看的人，偶尔低头，都能拾到几张钱，或别的什么。何况一个人一辈子在路上拾东西，可能早成富翁了。我在棉花摘收季节，看见几个沿路拾棉花的人，已经装满了几个袋子。那些从拉运棉花的拖拉机上颠落的棉花，风吹刮下来的棉花，一团一团，散在路两边。他们沿路往前拾。
    可能谁都曾梦想过，一出门被一块黄金绊倒，爬起来就成百万富翁。可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被土块和石头绊倒过。不是黄金不绊他们的脚，是他们压根不知道低头。像那个姓魏的妇女，把眼光盯在路上，拾点别人的遗财过日子，也许早把日子过好了。想想，一年有多少人丢东西在路上。一些是随手扔的，别人没用处了你有用处。一些是不小心丢的，路走完了才想起来，早不知道丢在哪条路上。这样的东西，捡到了想还给人家都没办法还，找不到失主。我听说一个在城市扫大街的妇女，扫了两年，就买了一栋楼。你想垃圾里面有多少别人丢掉的金银财宝。

    这些年我虽然住在城里，但我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都在乡下过穷日子，我为他们着急，就常常替他们想一些生活办法，就常想起靠捡拾生活的这两个人。当然，可能还有更好的致富办法，做生意呀、开个小作坊加工点什么呀，但这都要投资。他们哪有钱，你想出的好致富门路，他找你来借钱，借不借。凡投资都有风险，赔了怎么办。连种地都成了风险最大的行业。就今年，棉花掉价，多少棉农血本不归，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最后倒赔一笔钱。
    那个拾粮食的老头肯定不会赔。现在，大雪封地，赔了本的农民呆在家里，雪上加霜，过更加贫穷的日子，发愁明年的生计，春天播种借的款没法还掉，明年春播又找谁借钱。许多农民不种麦子，把地全种棉花，棉花卖的钱买粮食吃。如果棉花倒赔钱了，吃粮食都成问题。而那个拾粮食吃的老头从不发愁，此刻他在自己的温暖小屋里，富富有余的过冬。

    这些年，我看到许多人，在忙忙碌碌的赔钱。辛辛苦苦，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负债累累。不见得你想办法去挣钱了，就能挣来。钱是纸做的，握在黑心人手里。你的辛苦和劳动并不能感动它。什么都不做的人倒最保险。我的大哥，从30岁开始想办法挣钱，什么都干过来了，干一个赔一个，到现在背了一身债。我粗算了一下，他要是一开始就啥也不做，当个闲懒人，用赔掉的那些钱，也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可是谁又能挡住自己不去做事呢。我若不出来，我也会凭着年轻的冲动，做一些事情。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做事情，银行的钱又那么好借。谁不想折腾钱呀。在我们那地方，银行的好多小分理处都被折腾的倒闭了，借钱的人却没富裕。不知道钱倒腾到哪去了。
    现在想想，完全可以不做什么，去过一种闲懒生活。其实我喜欢村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一个小地方的活是有限的。说通俗点，就是就业机会和岗位是有限的，不需要人人去忙碌。那些闲不住有活干的人，要感谢没事干的人。忙人要感谢闲懒人，是他们把就业的机会给了你。或者说，因为你把有限的活干了，把有限的钱挣了，别人就没事干，只能闲着，没钱。所以在西方福利保障健全的国家，呆在家里没事干的人，总是在享受由那些忙碌的人所创造的社会福利救助，什么事不干都能活一辈子。你不工作本身就已经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以往老批评懒人，认为个人的贫穷是懒造成的。社会就这样无赖地把贫穷的责任推到一贫如洗的穷人身上，自己脱得干干净净。

    忙人已经把世界折腾的不像样子了。忙人忙着在山上挖洞、江河上筑堤。忙着拆迁，占地，建厂子。在广大农村，政府忙着赶农民致富，强行动员农民养海狸鼠、种水葫芦、栽果树、果树挖掉种葡萄。倒腾来倒腾去，土地没安宁过。结果呢，倒霉的是农民。地倒腾坏了，农民被倒腾的吃饭都成问题了。
    好在我们现在知道穷人的无辜了。在一些地方，政府再不动员农民去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而是鼓励农民在有限的土地内，先种够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再谋求其他。
    在新疆南疆的一些村庄，麦子收完后，村长就要把每家每户的麦种收上来，统一保管在村里的库房，春播时再还给农民，不这样做，到了春播时一些人家就连种子都吃光了。交种子那天，每家派一个人，背大半袋麦子送过去，口袋上写着名子，不过秤，春天从库房背出来的时候，自然就知道是不是背进去时的重量。这个不知谁发明的集体保管种子的办法，真是行之有效，村民少吃几顿饭，只要饿不死人，谁都不用负责。播不下去种，地撂荒了，村长要负责任，乡长也要负责任。吃饭依旧是一些地方、一些人的头等大事，其他都还顾不上。
    我去过的一些村庄，一小块绿洲，陷在无边的沙漠中。人均七八分地，种麦子都不够口粮。我若住在那样的村庄，也想不出更好的生活办法。也许他们那样生活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在根本没办法挣到钱的状况下，学会过一种没有钱的生活。学会用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把日子过下去。忘掉新衣服是啥样子，忘掉新皮鞋啥样子。肉嘛，想一想味道就行了。总之我是吃过肉的。谁年轻时没风光一时。少走路就不会磨坏鞋子，少干活就节省衣服。那一小块土地，忙死也长不出金子。还不如闲着，少用劲少吃粮食。节俭着过啊。懒本身也是一种节俭。

    一般人到了40岁才会变得节俭务实，不敢乱花钱。20岁的时候没有钱，但有一个花十个，不害怕没钱。一来钱不是自己的，父母给的。二来在做梦的年纪，相信自己的30岁里堆满了金子。到了30岁果然要比20岁时富有一些，但并没有堆满金子。又梦想40岁里堆满金子，依旧不害怕没钱，请朋友吃喝，仗义疏财，自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是，到了40岁，就什么都看清楚了。事能做多大，钱能挣多少，都清楚了。他再不会梦想50岁里会堆满金子。只会清楚地看见50岁里逐渐老掉的自己，逐渐衰弱的身体，生老病死。这时手里的每一块钱都变得珍贵，不敢乱花了。他知道钱像岁月一样，流失便不会回来。后半生里，花大钱的事躲不过去，随便一场病，几年几十年的积蓄就没有了。以前人们不怕老，老了可以享儿孙的福，儿孙即是财富。年轻年壮时，只要多费点劲，生养一群儿女，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群儿女中总有一两个出息的，孝敬的。如果你活得长寿，享受到孙子、重孙子的福，就算福寿无疆了。财算什么，财造福人了，才算财富。如今谁还敢把养老的事寄托在儿女身上。有国家工资的人，靠养老金。没工资的农民、无业者，把前半生里挣的一点钱，紧紧捏住。哪敢随便花啊。更多的无业者，前半生里一无积蓄，老年后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些没收入的人们在怎么过日子，他们买面买米的钱从哪里来，中午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在吃午饭吗。他们吃的什么饭，有饭吃吗。我们光知道身边有多少多少贫困人口，却不知道他们的贫困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走进那些贫民的家里，看看他们碗里的饭，看看他们的被褥，还有他们的孩子。社会的贫穷被广大的穷人隐藏起来，穷人越来越远离繁华、远离闹市，把财富垒筑的城市让给富人们。这座城市不久前还是他们的庄稼地和果园，后来就变成富人的天堂了。穷人退后到边缘，悄无声息地过自己的穷日子，在他们中间，有我大哥、叔叔和姨姨，有我多年不曾往来的亲戚。他们穷的几乎过不下去，却从不到城里来向我借一块钱。他们从来就会过穷日子。偶尔一两年，好像也富裕过，好景不长，很快又穷的啥都没有了。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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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亮程，作家，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1 沙湾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石河子市西侧，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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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节约：心灵与资源

 

邱华栋

 

    摘要：追求节约、简朴的生活，应不应该成为中国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与提倡的消费经济背道而驰么？目前的状况是人们被消费宠坏了，而这恰恰是倡导节约主义的好时候。在一个节约主义者的观念与行为中，节约是双重的：心灵的节约更重要，不仅仅是资源的节省。

 

我当然是一个节约主义者

 

    在生活中，我当然是一个节约主义者。怎么去理解节约呢？首先，节约是一种习惯，我的父辈就很节俭，我觉得，这是因为当时的生活太艰难了，太穷，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父辈那一代人身体力行的教育，深深影响了我。如果考虑更深些，我们就会发现，节约的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等等说法源远流长。传统美德，通常把节约看得很高，这是文化原因。
    我个人的节约行为太多了，简直是数不胜数。譬如说，我一个人出差，住宾馆，很少用一次性用品，每回都是自带东西，这样，拿回来还能继续使用。我奉劝大家，一次性的东西以后还是少用，用完一扔，都是垃圾，世界上的垃圾已经太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有一部小说叫《万有引力之虹》，有人认为它是一部“预告世界末日”的呓语。小说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于社会观察，由于消费，人类产生了大量的功，而功自身是不可逆的，于是，为了创造热量，人类社会中的熵值正在变大，垃圾越来越多，很难除掉，最终人类走向热寂的垃圾世界。
    北京的电动自行车，我也很讨厌，还不如摩托车呢。电动车还没有声音，呼一下就来了，摩托车轰轰的，至少离老远就可以躲开，电动车虽然使用的是清洁能源，但电池污染却是个问题，这种垃圾更邪门，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害更大。由污染影响而产生的疾病太多了，北京市区还好些，离开北京百八十里，就已经有“癌症村”出现了。我不想制造更多垃圾了，旧报纸，积攒起来卖掉，用洗脸水冲马桶，电源不要总开着，能不开车就不开车，能不开灯就不开灯，到处灯红酒绿，搞得人类的视力都退化了。

 

消费太堕落了，迟早会受惩罚

 

    追求节约、简朴的生活，应不应该成为中国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与提倡的消费经济背道而驰么？在我看来，目前的状况是人们都被消费宠坏了，现在恰恰是倡导节约主义的好时候。有人问，节约会影响幸福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了逞一时的方便，按一下马桶，而不愿意倒水冲，这是人类的堕落。况且，用洗脸水冲一下马桶又如何会不方便呢？会如何不幸福呢？过度的贪图方便，肆意的消费简直太可怕了。购物狂从疯狂购物中能得到快乐，节约主义者一样能从巧妙节省中收获快乐，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和消费、节约没有直接关系，极端的消费主义，迟早会遭惩罚的，人生都是平衡的。

 

节约主义宣言：源自内，发于外

 

    节约不是追求时尚，我很不理解什么富人伪装的节约。节约主义的生活方式源自内心，发于外——忧虑外部环境。今后，海平面上升，上海、东京在不在还很难说，纽约不知道会不会被淹没，小的冰河期可能会来临，人类处境堪忧。
    人类处境危险，这是可预见的未来。节约主义必须要推广，对人没有用的东西就不要追求了，简朴的生活应该重来，我看，报纸就不要办了，看过就会扔掉，最好能实现无纸化办公，现在满眼睛里都是打印稿，看得心很烦，我现在逐步恢复用钢笔写字，慢慢还用毛笔。
    这种节约——心灵的节约更重要，不仅仅是资源的节省。很多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人类太忙了，看到的信息太多，听到的声音也太多。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叫《慢》，发展的速度太快，生命应该慢下来。没事少看点垃圾信息，不看电视，偶尔静思一会，打打坐，抽出两个小时能什么都不想，最好。让一切变缓，慢下来，少下来，保持心灵的静泊。我现在是能不上网，就懒得上网，能不说话，就懒得说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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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华栋，北京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 本文据汪毓楠访谈录音编辑而成，未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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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时代，节约为上

 

蒋子龙

 

    摘要：比国际平均奢侈年龄年轻５岁的中国奢侈一族，引导着全社会迈入奢侈时代，以富贵奢侈为荣，以勤俭节约为耻。资源匮乏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金融风暴给世界上了一堂节约课，包括奢侈领袖美国。中华民族原本就视节约为一种美德，炫富与铺张会葬送民族的追求与希望。奢侈的时代，我们应以节约为上。

 

    节约历来无小事，并非省几个钱那么简单。节俭很严峻，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经济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进步。近年倡导提前消费，借钱买房、借钱买车、借钱买化妆品、借钱买时髦乃至买人生——中国已经步入奢侈时代。央视新楼，本可以花七八个亿就能建成，却要花上11亿，就为了逞大、逞洋，成“全国第一”，让“世界注目”；奥运鸟巢，多亏专家们上书国务院，在装修上一下子就节省了几个亿，现在不是仍然很好吗？奢侈成了一种风尚，电视的各种综艺节目，排场辉煌，夺人耳目，极尽豪华之能事。
    奢侈浪费是一种态度，也是中国有钱者的追求。重庆啤酒节曾泼洒了20吨啤酒，觉得不过瘾又加了５吨，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而哈尔滨啤酒节却要效法重庆，放出风准备也喷洒20吨啤酒，随即惹起众怒，不得不停。温州一家富商的闺女出嫁，陪嫁的豪华婚宴、名车、豪宅不算，居然要陪嫁一个侍女，一直要跟到婆家，伺候这个小姐。赚钱的目的就是要吃遍别人没有吃过的，穿别人没穿过的，享受别人没享受过的。出国要买别人不敢买或买不起的——所以，中国人在海外消费排名世界第一，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12%。实际上呢，国内贫富差距已触底线，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仅占总额的不足4.7%。
    比尔·盖茨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奢侈，他每年都要请尊贵客人吃饭，有时是美国总统，有时是外国国家元首，这是大肆炫耀的绝好机会，可这些客人吃的菜每年都差不多：每人一个汤，一份牛排，一份沙拉，水随便喝，想喝酒自带。没人说他穷酸，全世界都知道他曾向慈善基金会捐了几百亿美元。20世纪初的美国首富“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到晚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慈善；“金融大王”摩根，声称“我的棺木中不要黄金、支票和任何股票”，死后把几百亿美元全部捐献；洛克菲勒说他不是有钱人，遗言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但是，比国际上平均奢侈年龄年轻５岁的中国奢侈一族，却引导着社会潮流以富贵奢侈为荣，以勤俭节约为耻。没钱的被奢侈风一带领，搞得心理失衡，也大手大脚起来。有钱的大浪费，没钱的小浪费。整个社会都在糟踏东西。
    资源匮乏是人类发展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节能和提高能效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甚至每个人的关注。美国打伊拉克，尽人皆知的原因是为了石油，可仅阿拉斯加的石油储藏量，就足够美国用的，为什么还老盯着别人的东西呢？资源是不能再生的，用完就没有了。因此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惯例，自己的资源不动，到外面去抢别人的，到公海上去抢，到别的国家去抢，有一天全世界的资源匮乏了，那时候谁有资源谁就主动，谁就强大。
    谁也没想到，金融风暴给全世界的人都上了一堂节约课，连经济总量仍居世界之首的美国人也有了危机意识，有些过去不喜欢储蓄的人也开始存钱、省钱，平时大手大脚惯了的人纷纷抢购便宜商品，减少或甚至不再外出旅游度假。中华民族原本就视节约为一种美德，炫富与铺张会葬送民族的追求与希望，奢侈的时代，我们应以节约为上。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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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子龙，天津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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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还要主义

 

叶兆言

 

    摘要：公家成了深深的黑洞，不把这个洞给堵上，根本不要谈什么节约。作为个人，节约应是本能：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好，非要做，不妨多少想到节约——人只要感到充实，自由自在，问心而无愧，这就足够。

 

    说节约，首先想到“节约闹革命”，小时候读书经常听到的口号。始终也没明白节约与闹革命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口号，跟着随便喊喊就是。后来工作了，上班听大家说段子，说有一哥们住钢铁厂旁边，因为傍着大款，用煤气不要钱，为了省火柴，他家煤气灶始终开着小火。听了有些奇怪，也有些害怕，那哥们却说点了十多年的长明灯，习惯成自然，一点都没危险。
    这当然是过去的年代，那年头物资紧张，囊中羞涩，是谁都会想着法子省钱。类似的日常故事还有许多，譬如自来水龙头让它滴水，下面放一个盛水的容器，据说这样水表不会转动。电表的某个部位放一块吸铁石，这样电表就会放慢。
    节约的故事非要有点邪门才好玩，我发现生活中特别喜欢节约的，省到几近变态，往往又是最浪费，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节约自己的钱，慷公家之慨，揩公家之油。
    父亲在世的时候，屡屡为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他觉得人的品质变坏，与有一个庞大的公家有关。公共厕所肯定是最肮脏的，凡事变成了公家，一为公共，事情就有很多麻烦。公款消费永远是最大的浪费，天下为公，本来是先总理中山先生的美好理想，可是现实生活中神奇复化为臭腐，好事活生生成了坏事，纯洁女孩堕落成人尽可夫的荡妇。公家成了深深的黑洞，不把这个洞给堵上，根本不要谈什么节约。
    古人以节约为美德，所谓“食鱼不反”，意思是说吃鱼的时候，吃完了一面就行了，别没完没了，另一面要等着下一顿再吃。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不是为了环保，是舍不得。在中国文化中，奢侈向来是反面教材，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万户城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国家所以会亡，脑袋为什么要掉，通常都和节约与否有关。这当然也是蒙人，有人节约穷了一辈子，有人奢侈享乐一生，因此节约不节约，与幸福无关，说白了还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我的傻想法，提倡节约总是好事。消费未动，节约先行，不过最好的思路，还是从自我做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候，不做什么确实比做什么更好。非要做，不妨多少想到一些节约。我的一个朋友是环保主义者，自己有很多钱也不买车，平时尽量不用空调，还在马桶的水箱里放了一个矿泉水瓶，说这样可以省水。
    不想说这样有没有意义，干什么都想着意义，人生就会太累。节约最好能成为一种本能，这位朋友活得很充实，人只要感到充实，自由自在，问心而无愧，这就足够。

 

                                                                  2009年10月18日  南山

 

（责任编辑：汪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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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兆言，南京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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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应厚生命、重生态

 

安金磊

 

    摘要：最好的农村政策是让农民安于农业、乐于农业。30年来农业土地分配方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农民为自己干活，这的确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重视的仅仅是农业土地生产粮食的功能，却忽视了它还有平衡和调节整个生态系统，让所有生命休养生息的生态功能；而稳定的生态功能恰恰是生产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一

 

    “低碳乡村”是一个新思路，正在试点。由于刚开始起步，很多东西现在还不好评价。但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件从理论层面去论证的事，用观察的眼光来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它需要实际去做，需要更多人去尝试，而不是纯粹地关注。
    我的理解，“低碳”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在肯定工业化的大发展前提下所提出的一个小标准，更多地是抱着经济的目标去做的。它与中国的生态智慧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系统。中国的生态智慧以天地为法则，重视所有生命的生存状态，强调人要适应天地万物，并尽量减少对它们的破坏。因此，二者的取向是不一样的。但在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上，它们又有可以沟通和交叉的地方。
    可持续的生活要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农村要达到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低碳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但不是最根本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能在“低碳乡村”这个概念的指引下，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而我是一个农民，离自然母亲更近，所以我是更愿意用感激之情，从生命的角度去说话的。

 

二

 

    我们所有的幸福来自于哪里？这个问题看起来与农业的话题无关，但我认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生命的幸福不应该是外部占有多少物质，不是今天有辆小自行车，明天换成摩托车，后天开小轿车，而应该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以后内心的一种感恩，一种与自然万物相和谐的安宁与自在。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已经渐渐远离了生命的田园，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了。
    我为什么去做农？严格来讲，我不是在做农，而是更直接地走到了自然母亲的身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离开过自然母亲，都是因为得到了自然母乳的滋养而得以延续生命。没有牙齿的小孩，不能吃苹果，只能喝苹果汁；长大了有牙齿了，能够咀嚼食物，其实吃的还是自然母亲的乳汁，只不过是用牙齿来“榨汁”。
    我出生在农村，父母是做小生意的，所以我小时候没做过什么农活。很多孩子考大学，想进城，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厌恶农村，觉得太苦、太累。但是我没有对农村的厌恶，对土地和自然，我从小就是带着欣赏的。小时候跟同伴到树林里去捕蝉，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很美，它并不需要我们去改变它；看着土地，我会想：其实我不需要干太多的活，土地会养活我们的，作物的生长靠雨水，开花传粉靠风和蜜蜂，我们要做的只是把种子放到土壤里而已。
    我中专上了农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营农场里做技术员，在那里接触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在给农田打了除草剂之后，看到土壤里的蚯蚓很多都死掉了，我心里很受震动：难道我们非得用那么多的除草剂、杀虫剂，最大限度地杀死“掠夺”我们粮食的植物和昆虫吗？在我很粗浅、很狭隘的理解里，我们的粮食并不是缺得那么多，因为亩产已经越来越高，达到了1000多斤。后来我知道，饥饿并不纯粹是粮食产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政治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印度、非洲国家那么缺粮，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便花再多的钱在储存粮食上面，也是不会轻易卖给他们的，因为粮食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筹码。粮食和政治挂上了钩，这不是我们农民所能解决的问题啊！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却还有人说多少人没解决吃饭问题，那就不是土地本身和我们生产方式的原因了。
    2000年，我回乡承包土地自己种，我们家的50多亩地从来不施化肥，不洒农药，不用转基因种子，不用除草剂，杂草也不扯干净。很多人怀疑，说你这是在生产吗？我说，生产不是要做很多事，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是错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解读自然。我们在实验室里对生命的认识，是把它作为尸体来了解的。借助实验室里的仪器，你可以知道我骨骼的结构，但是绝对不知道我的胃什么时候动，我的心脏为什么按那样的频率跳，我自己也没有任何能力去控制身体的五脏六腑。所以，过多的外力作用往往是畸形化的过程，绝对不能长期依赖。作物的破土、发芽、开花、授粉、结果，全是人力以外的生命的一体化作用，这里面有昆虫的功劳，阳光雨露的功劳，甚至还有“杂草”的功劳，我有什么理由和能力去破坏它呢？而我之所以每天能吃上食物，是因为还有其他生命在养着我，因此我要求自己每顿饭只吃七分饱。
    我的孩子十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去学你喜欢的东西，但我没有那个钞票的能力，让你去上一年学费好几千、上万的高中和大学，然后读个收费的硕士、博士什么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我只能用残害自然生命的办法去生产。如果我能狠下这个心，没问题，我的50亩地绝对供得起你；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我的孩子很喜欢劳动，他说“行，我做农民不埋怨你”，最起码现在不埋怨我，我想以后也不会埋怨我。城市人要吃饭，不就有种田的嘛。如果学会了尊重人，尊重生命，他就回来做一个农民，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内心清静了，做农民就是跟自然植物打交道，不是挺美的一件事情吗？当然很多人说我很神经病，但我不觉得这对孩子是一种残忍，因为我没有压抑他本性中的真善美，也没有给他垃圾食物吃，作为父亲我不感到惭愧。

 

三

 

    不可否认，我们有那么多的非农业人口，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人不种田，生活在城市里。很多人问我，不用农药化肥，那么多城市人口吃饭怎么办？我说我有善良的愿望，但是我首先只能看到我眼下的所有生命该怎么办。某种意义上，人都是井底之蛙，总是逃不脱自己头上的那口井。我也是这样。我是农民，是自然母亲的一个孩子，我不管城市化有多少理由，有多么科学的逻辑和多么善良的目的，在对待农业生产与整个自然系统的时候，我必须说土地是有生命的，水是有生命的，空气是有生命的，露珠是有生命的，喜鹊是有生命的，蚯蚓是有生命的；在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最大限度地让所有生命都能活下来。为了让更多人吃饱饭，我们发明并使用化肥农药，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生产方式。但它不能无节制地滥用，因为它会导致生态不可持续。况且，使用化肥农药的过程中，附带也是有毒素残留的，城市人吃了这样的食物，活的质量又如何呢？如果今后的城镇化仍然只是硬件的机械化、化学化，那么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农民就只能用更多的化肥农药去保证更多的产出。
    也有很多人问我：你种的地不洒化肥农药也长得很好，农业部门和权威的科研部门去考察后，都说你控制了很多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疾病跟虫害，你怎么不去推广，把一个村里的其他人也很好地带动起来呢？我说老天爷没赋予我这个智慧啊！我本来就没离天地间，也没有弄个围墙，不许哪个人来看。再说我推广什么呢？我这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我其实一直是在强调一种系统，强调人是系统之内的一个生命，而系统不是要用“推广”这个词的。时代不一样了，现代人都很聪明，他们不需要那种奴役性的或者指令性的带动。并不是说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些东西，而是他们知道了也觉得很费事、很麻烦，获益很少。
    我们的农业部门、农学专家，包括社会、媒体等等，对农民的收入很关心，但是想没想过农民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从事这个行业呢？这不是形而上的、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最本质的问题。我们的土地有多少人是愿意种的？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带着无奈、带着抱怨去种的。每年说我们的粮食多么丰收，我有时候会很痛苦，因为这是在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总是觉得土地给得不够的心理，让农民拼命去提高产量。
    城市里的人有钱，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健康，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他们过度地消耗着自然资源。这最终又都反馈到土地上，变成了土地的压力。长期以来，农民不断地向城市输血，得到的收益却很少；不健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农村污染严重，还带来了各种疾病。现在农民身上有三座大山，第一是教育。孩子没上大学，做父母的觉得很愧疚，认为孩子会不幸福，因为他们看到上了大学的人都有不错的工作，待遇高，生活体面，所以借钱也要让孩子上学。第二是看病。得了重病，农民是治不起的。第三是房子。现在农村盖房子得十来万块钱，一般家庭十多年的积蓄才能盖一个房子，再给儿子娶媳妇，人这一辈子也就到60岁，没有更大的劳动能力了。这些事做下来，有的家庭可能就得背上债务。而这所有的花费，几乎都是要靠土地来获得的。这样，土地受不住，农民心里也顶不住，压力巨大。举债过日子的时候，过年过节连肉都舍不得买，只能节衣缩食，透支身体；然后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看不到一点光明和希望。
    这一切的因素让农民不再敬畏天地和生命，不再按照一个真正的农人的心态去种田，去给人们提供食物。农民种玉米的时候，说反正不是让人吃的，是给动物做饲料的，于是施很多化肥；小麦、蔬菜虽然是直接给人吃的，也大量用化肥。既然自己左右不了农产品的价格，那就只能靠多种来多获得一点收入。
    什么时候我们的食物才能真正安全？只有在农民安于做这个事情，很快乐地为城市的同胞去生产食物的时候。要说哪一种生产方式、社会环境、社会政策是真正对农村好的，我认为让农民安于此、乐于此就是最好的。我们的政府、社会等各种力量都要本着这个目标去做。如果我们整个社会不是用那种单一的量化指标来看待农业生产，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生命系统共同协作、生生不息的过程，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我相信我们的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人也会不同。

 

四

 

    农村到底要怎么建设和发展？近些年，不少环保组织和科研课题组下到基层探索，搞了一些模式和样板。社会上对它们有这样那样的质疑，说这是要把农村引到哪里去呢？其实，对于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声音并没有真正的份量。要是觉得别人做得不对，自己大可以去做嘛，去农村搞个一年半载的调查，跟农民一起研究怎么样让农村更加良性地走下去，不是更有意义吗？
    下一步，我认为主要是农村科研经费要往哪里投的问题。纯粹投一个垃圾分类项目，或者少用化肥的项目，我觉得作用不大，而应该投资于一个群体的整体性生产和生活。比如说建一个低碳村庄，有了启动资金，课题组可以和村委会、村民共同协商，制定一个方案，然后一起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两三年。这样的案例拿出来，大家再去讨论，才会比较有实际作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专家们并没有完全站在农民和农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不会想“如果我是农民，会怎样”，而是觉得我怎么会是农民？我是教授啊，是来指导你们的。而农民为什么配合呢？因为他们是有经费的，比如说搞垃圾分类，先发给农民东西，箱子、棉布袋等等，农民觉得反正也能得到点东西，就来凑戏，好像编排节目一样。他们心里也觉得你是外来的，甚至认为这是专家层面玩的游戏，跟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真的到农村，指导应该是相互的，专家只是眼光相对开放，或者说是另一个角度的开放。

 

五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农业土地分配方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农民为自己干活，这的确很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重视的仅仅是农业土地生产粮食的功能，却忽视了它还有平衡和调节整个生态系统，让所有生命休养生息的功能，即生态功能；而稳定的生态功能是生产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些年来，我们的农村形成了这样的土地分配方式：一个村有上中下三种田，好点的给你家一块，坏点的也给你家一块。这样是比较“公平”了，却把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给分割坏了。现在我们的农业部门在调整土地政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分配格局要改变，应该按照生态系统来分配。每家的田不能再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而应该是一家一大块，形成一个小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头进行间作、套种、倒茬、轮作。我做了十来年的实验充分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相对优化土地的生态系统，我们为推广农业技术所做的一切才能够体现效果。现在国家的粮农补贴很大一块是在化肥农药上，其实完全可以考虑逐步转移到生态补偿上，用于改善农业生态系统。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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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金磊，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农民，多年来实践自己独特的农耕理念，被认为是以农耕入禅境。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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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农村之路：城市化与新农村社会文化运动

姚  洋

    摘要：七亿农民，农业承载不了。人均几亩地，农民富裕不了。面对市场化、全球化双重高压，农民相对贫困化加重，农村无序化严峻。“人”的问题不先解决，环境好不了。让农民富裕、让农村低碳，农民进城才是根本。而城市化非一夜之功，农村要走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之路，离不开两个方面：靠科技推动农业脱碳，靠新农村社会文化运动走向有序。

 

一、城市化、低碳农村与节能减排

 

    1．按人均收入算，城市比农村节能
    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城市化是最根本的出路。我们谈城市和农村的节能减排，也必须在承认城市化不可避免的这个大前提下来谈，而不能把城市化作为一个可选择的选项。
    从发达国家经历的整个发展阶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农业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是个普遍性的规律。像日本，农业由政府高度补贴，他们的农民还要兼业，农闲期间做一些非农工作，这样虽然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但其收入水平仍然比城里低。即使在美国，城市收入也是农村收入的1.5到1.8倍。
    中国的农民非常穷，生活极其艰难。如果单种粮食，一亩地满打满算，一年下来只有500块钱纯收入。按全国耕地面积18亿亩计算，农村人均也就两亩多不到三亩地，这样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仅仅是1500块钱。这么少的收入，农民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怎样才能让农民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城市化，让他们进城。
    城市是耗能，但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得耗能，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除非大家都穷，不开车、不修铁路，倒退到原始社会或过去的农业社会。有时我们讨论到底是农村耗能还是城市耗能，一些说法是模棱两可的。说城市耗能，有没有考虑收入水平？不要忘了，中国城市的收入水平是农村的3.5倍！按人均收入来说，城市绝对比农村节省能源、节约土地，因为它有集中的好处。
    城市里有些人把农村想象得很浪漫，坐而论道，讲农村多好多好，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从农民的角度去考虑。中国这么多农民，农业是不可能完全承载的，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就已经远远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得解决“人”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政府应该鼓励农民进城，在城里多给他们盖房子。农民在城里安定下来，农村的房子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退为耕地。这样他们是在城市占了资源，但农村又可以让出一部分耕地来；而且农村的居住空间都是铺开的，可能一家就占一亩地，而城里居住空间是垂直的，好多家才占一亩地，这样来说就节省了。当然，这其中要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
    2．建设低碳农村，重点和难点是农业的脱碳
    中国的农业已经是高度依赖石油的产业，特别是化肥的施用量非常高，一亩地一年大概是几百公斤。这也导致农村的污染很严重。我们最大的污染——水体污染，主要在农业而不在工业，其中大部分是化肥、农药的残留。
    “低碳农村”是个新提法，我不知道它具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我的理解，要建设低碳农村，主要是要更好地解决农村的能源使用问题。在农民的生活用能方面，沼气综合利用是做得比较有成效的。农村沼气利用好处很多，最直接的是提供了做饭、烧水用的气，而且也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前没有沼气的时候，农村人畜的粪便基本上是不分开而且乱排的，修了沼气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封闭，使环境得到了改善。沼气综合利用是一条比较有前景的路，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而农业生产要低碳化，第一步是农业的脱碳。以目前的条件来看，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达到无碳农业，更不用说有机农业；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农业生产对碳的依赖程度降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化肥的使用量。这个工作极其艰巨。因为少施点化肥，作物收成就会减少，这等于是让农民放弃一部分收入。我知道温铁军老师做过生态农业方面的实验，但是推广起来非常困难，它需要三年恢复地力——由于长期施用化肥，地力都下降了；三年恢复期间，土地的收入会非常低，三年之后还不一定有保障，那农民怎么会愿意？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得靠科技：通过科技研发投入更好的品种，让作物不需要施那么多化肥也能很好地生长；同时发明更好的肥料来替代化肥，例如用有机复合肥以及提高肥效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能源政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说要节能，一方面整个价格机制又在鼓励大家耗能。这两者之间肯定是矛盾的，不可能当能源很便宜的时候大家都去节能；而且这只会造成能耗更加不平衡。我们总说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吃亏了，放到城市与农村来说，就是农民吃了更大的亏。生活质量是依靠能源的，中国的油价、水价低，城里的电价比农村还便宜，所以城市耗能多、生活水平高。而农村呢？一方面，农业生产耗能并不低，一亩地一年用的化肥量达到几百公斤，按照产出（按GDP或附加值）来算，农业耗能比很多工业都要高，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本来就低，农民支付不起更多的生活耗能，所以生活质量很差。
    如果我们的能源价格机制不调整，就只会继续鼓励产业耗能，同时造成生活耗能更加不平衡、不平等。所以节能减排，首要的是把能源价格调顺。拿我们的油价来说，现在就是太便宜了，应该再高一点。这话老百姓当然不高兴听，要拍板砖，但是没办法。不这样，怎么能让大家少开车？中国人要都像美国人一样开大车，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条件承受不了。所以在油价问题上，我们就得向欧洲、向中国香港看齐。香港的油价十几块钱一升，比内地高出一倍多。提高能源价格不是让石油公司挣更多的钱，而是提高税收，收来的税可以再返回来做节能减排，改造我们的环境。

 

二、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失序问题

 

    1．农村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低度发展、高度和谐
    纯粹靠农业，农民的收入不可能提高；要想让农民提高收入，就得让他们进城。但是城市化的速度再快，我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把七亿农民都转移到城市。
    中国跟欧美国家没法比。欧美国家人口比较少，特别是美国，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农民，而且很分散；我们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快速地完成城市化。日本的城乡是割裂的，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几乎没有经历过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二战以前日本城市化的速度并不快，而二战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日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完成了城市化，大量的村子被遗弃，人们搬到了城里面，待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愿意留下来的。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解决了很多问题。
    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人口规模摆在那里。直到今天我们的农村人口还多于城市人口。可以预见，到2040、205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还会有四亿多人在农村。而且我们没有条件效仿美国那种“大农场”模式，哪怕再过50年，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农村仍然会是小农经济。
    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应该是低度发展、高度和谐。别想农村也高度发展、收入倍增；也不要遍地发展工业，因为农村太分散，而工业一定要集中起来发展才好治理污染。但是农村的生活水平一定要提高，农民要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比如说要有比较完善的社保，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乡村民主机制等等，都要慢慢建立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在农村安居乐业。这是可能的。
    2．新农村建设应该是文化运动、社会运动
    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不是收入问题，而是组织失序问题。一方面市场的大潮和发展的大潮把农民卷入了全球化，另一方面村庄开始瓦解，越来越无组织化。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还好一些，因为它们的城镇化速度很快；而中西部的农村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加上地处偏远，可能无组织化会加强。
    现在农村一盘散沙，有的地方村官已经没有权威，村庄事务也没有人来管理，村子里想让养猪的农户联合起来修一个排水沟，别让脏水随便乱排都难以做到，更不用说做更大的公共工程。城里人有单位，现在社区也慢慢发展起来了；农村没人有闲工夫管这些，社会生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赌博，有些人弄得倾家荡产，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是毒品。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把农民纯粹当作劳动力，让他们给城里提供粮食，进城给城里人干活，然后喊一些“提高农民收入”之类空洞而不现实的口号。我们基本上忘了农民也需要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整个农村都和现代化脱钩。很多新一辈的农民可能十几、二十年没看过电影，这是倒退。
    农村组织失序，怎么办？想靠农村自发地去生成新秩序，前途渺茫。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要来一场新的“社会运动”，重建农村社会，特别是要把村庄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让农村形成有序的格局，有序之后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我们的政府掏钱做了一些实事，比如说修了路，完善了农村医保，免除了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农业生物技术的投入也在加大，等等，但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投入还很欠缺。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外，它应该还是一个文化运动、社会运动。
    要真正形成一个运动，就需要有一批人去做。我们现在鼓励大学生去参军、去当村官，为什么不能组织一个农村文化重建的队伍呢？与乡村建设、乡村管理有关的各种事情，我们的大学生都可以经过培训之后去做。这些方面国家应该大力投入，但现在主要是民间在做。温铁军老师做了很多事情，我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但他们的顾及面的确太小，一年顶多培训一二百个大学生，再分散到全国去，就见不到多大的效果了。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当然政府也可能很警惕，搞“运动”会不会劳民伤财？但是给农民去放电影、演戏，丰富文化生活，谁会反感呢？而且有了一些公共活动之后，大家又会重新走到一起来，渐渐地交往多了，公共事务也就好办了。所以，政府应该在新农村建设里加上社会政治这一项。建国后头30年疾风暴雨、摧枯拉朽式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对我们农村的传统破坏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契合中国农村社会、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重建？怎么完善基层选举制度和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让乡村民主变成农民的自觉？这都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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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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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以我为主发展中国乡村

 

文佳筠

 

    摘要：我们不能指望一方面享受奢侈的消费主义生活，一方面又是低碳的。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至今没有大范围内低碳化发展的成功例子。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少，农村人口占一多半，不能走先大规模地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低碳发展的路。低碳乡村提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如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资源和文化，寻求可行的、因地制宜的、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是关键。

 

一、低碳乡村概念提出了发展方向与道路的问题

 

    近几年，低碳城市的概念很热，包括中国。比如前几年炒作得很热的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根据英国公司奥雅纳（ARUP）的规划设计，这座图纸上的城市将比普通城市减少60%的能源使用、88%的水排放、83%的需填埋处理的废弃物和60%的生态足迹（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整个城市将使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供电，并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可惜，这个看上去很美的项目无疾而终，而且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深入的研究报告讨论为什么没有做下去，以及其中的成败得失。现在，又出现了对低碳乡村的探索，希望它不要重蹈东滩生态城的覆辙，炒作得轰轰烈烈，一旦试图落到实处就无疾而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一多半。低碳乡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并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否一定等同于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城市化，是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人多地少资源少的矛盾，还是会因为城市人均资源消耗多，而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人多地少资源少的矛盾？
    有人认为，城市化有利于节能减排，因为城市集中，不像农村那么分散。究竟是农村、中小城镇的生活方式消耗的能源多，还是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耗的能源多？根据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一个致力于研究生态足迹和资源消耗的智囊机构）的研究，答案恐怕是后者。当然，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统计研究，用数据来说话。而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应该考察每一个产品的生命循环，即从生产到最后消费，对其所耗费的能源和资源进行全过程分析。因为城市里的很多能耗，其影响其实被外部化到了别的地方：比如城市人吃的粮食，不也是地里种出来的吗？城市人对饮食比较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肉较多，这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生产；同时，农产品长途运输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损耗及能源的消耗。但是在许多人的假定或印象中，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把它们的生产、运输等算作城市的耗费。这样得出来的数据，其代表性和说服力必然要大打折扣。再讲一个例子，中国城市人口生活用水是农村人口的20多倍，现在为了给京津地区供水，南水北调工程投入巨大，有没有人算过这造成了多大的生态足迹和碳足迹？
    那么我们是要学美国，先大规模地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来谈低碳，还是要先看到这种模式的问题，另寻别的发展路径？现在的欧美日，尽管在成功的工业化、城市化后不断地把制造业及其相关的碳排放外部化到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人均碳排放还是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或继续上升（比如美国），或缓慢下降（比如北欧的一些国家）。所谓低碳化，不少发达国家喊得很响，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为止没有大范围的成功例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滩生态城的无疾而终并不是局限于中国的个例。以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再来考虑低碳就可以做到，是不是对美国模式有太多盲目的信心？
    具体从农业来看，美国模式几乎是没有可能被中国模仿的。美国是极度人少地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农村是大农场模式。而这种大农场模式无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都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它是在殖民所带来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是殖民者把当地人赶跑了或者杀灭了，才形成了人少地多的格局，从而能做成大农场。而在欧洲和东南亚，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等，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形成大农场，更多的是小农模式。
    其次，这种大农场模式高度依赖机械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美国农地表层土壤在过去的50年里流失了一半。表层土壤是一种缓慢可再生资源，而现在美国表层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常常有人说，美国一个农民就养活了100多个人，多么有效率！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首先是一个翻译的错误，因为美国所谓的“farmer”，是指农场主，而不是指所有在农田里干活的人。美国农业的运转尽管依靠很多大机器，但除了农场主及其家人外，常常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即农场工人（farm worker）。这一块人口数量不小，但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算为工人，而且因为不少是季节性雇工，流动性很大，所以也没有很确切的数据，估计是200万到400万之间。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现在美国的农场工人70%以上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1/3以上是非法劳工，童工现象也很严重，大概有8%的17岁以下的童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非法劳工和童工的比率一直在上升。非法劳工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加州的农业重镇Fresno, 是美国城镇中人口贫困率和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聚居在这里的大量农业工人收入极低。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维持了美国这种农业模式的运行。
    美国平均一个农场面积在400公顷（即6000亩）以上，比中国一些小规模村庄的面积还大；中国没有“farmer”，美国没有农民——当然会有例外，但总体上如此。这些条件都决定美国的主流农业发展模式和中国没有可比性。
    而由于西方模式的种种问题，一些比较“另类”的发展思想也在欧美不断涌现。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自愿简单生活运动”，有上百万的追随者。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反思消费主义，反思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所造成的对资源的极大消耗和对人的异化，而提倡过一种简单生活，在满足温饱之后更注重于精神上的追求，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提倡回归对物质的低需求，有人甚至把它叫作“自愿贫困生活”。但也有不少实践者反对这种提法，在他们看来，现代生活已经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自愿简单生活”把人从对物质无限追求的桎铐中解放了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建设互助互动的良好社区、关注精神生活、享受闲暇等，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富足的生活。这方面我本人也有一些体会：我曾经在硅谷某全球500强公司之一从事高科技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同事们谈论的不外乎股票、房子、新车之类，非常无聊没有意义；后来终于听从内心的召唤改行从事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尽管收入大幅度下降（曾有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评论说是从中产阶级打回原形到无产阶级），但新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和事，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做的事情又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确实是比以前快乐多了。
    最近由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一个起源于英国的“过渡城镇运动”正方兴未艾，意指从高碳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低碳的生活方式。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人们回到农村，回归农业、回归土地。当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强调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在适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小城镇化，使得大多数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做既从事农业又从事一定程度工商业的兼职者，或者一个家庭里有人做农业，有人做其他。这个发展思路，许多方面和上一辈著名学者费孝通的想法不谋而合。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本来就是低碳的，现在农村的碳排放相对于城市，无论是总体还是人均都要小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城市相比，乡村要实现低碳发展是有优势的。但要实现这种优势，需要我们许多人向当年的费孝通学习，在真正了解乡土中国的同时放眼世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
    我们不能指望高科技让我们一方面享受极端奢侈的消费主义生活，一方面又是低碳的——最起码现在的科技达不到。我曾经问过一位美国能源专家，“按照IPCC的建议，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要降到2吨甚至1吨以下（现在美国人均大约20吨，中国5吨）。如果你所知道的新能源以及最高效最节能的科技全面推广，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回答说：“像我们现在这样飞来飞去当然是完全不行的了（当时我们是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向阿米什人学习重新过当地社区生活（local community living)。”阿米什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群，现在美洲大约有十万人口，他们最早由于宗教原因从欧洲移民到美洲。按照他们的信仰，人应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不能有太多奢侈，所以他们过去400年来一直保持着传统农耕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们耕田和代步还是依靠牛马的畜力。作为一位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方面的专家，我的美国朋友当然不会完全赞同阿米什人拒绝现代科技的态度，但他都说哪怕最节能的科技全面推广，我们也需要像阿米什人那样过社区生活，实在是非常发人深省。另外，美国著名农学家、2000年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获得者Wes Jackson在考察了全世界多种农耕方式后，发现阿米什人的农耕方式造成的水土流失最小，在生态可持续方面是极为先进的。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的关系，在阿米什人身上表现得如此辨证和有趣。
    而无论是低碳城市还是低碳乡村的发展，正需要我们重新辨证思考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除资源瓶颈之外，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还有不少。简单举几个例子：北京人的单向通勤时间已经高达97分钟；长三角经济发展之星江苏省，以不到全国6％的人口，却有全国12%的癌症病人；过去十年内全中国忧郁症发病率翻了不止一番。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这能否给我们带来幸福？有没有西方模式之外的另类现代化可能？

 

二、对建设低碳乡村的思考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国家的资源分配越来越向城市倾斜，精英和资金日益集中到城市，发展方向是工业化、城市化，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也是导致今日农村破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中国整个农村都面临着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宁愿居无定所、受尽歧视地在城市打工，也不愿意回到农村。而低碳乡村可以说提出了一个乡村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低碳乡村的实践能做出一个小范围的模板，能证明在农村也有可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么就会起到激励作用，吸引很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当然，低碳乡村还是一个新概念，它的建设需要一批先行者去探索、实践；而同样关键的是，国家的政策也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反思和改变。因为乡村的发展需要资源，如果我们不改变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现状，那么少数人的实践不管怎样成功，都很难得到推广。换句话说，要推广，就一定要用国家的资源带动更多的人去做。
    低碳乡村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并立足于乡村的本土资源优势与潜力，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地、盲目地追赶城市模式。自从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我们在过去几年确实对农村的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形式化的东西需要改善。比如大学生村官项目，试图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农村，立意很好，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很多。首先，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基本上是和农村脱节的，然后又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庄挂职，学以致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甚至先不说学以致用，他们在任职期间能够沉下心来试图为农村做点实事的可能性多大？我今年国庆期间到河南某县某村，了解到该村的大学生村官任职以来只在村里住过一个晚上，平时住在乡里，每星期到村里来一次。更让人无语的是村支书告诉我，“XX是我们这里的优秀村官。不少大学生村官一个月才到村里一次呢。”政府有很多措施希望鼓励这些大学生村官驻村，包括直接发被褥及其他生活用品，但至少在这个县效果不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下去只怕不但大学生村官起不到应该的作用，还会引起基层干部人心不稳：比起他们来，大学生村官工资不少，头上光环也很多，却不做或少做实事，这似乎很不公平。
    类似的，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做做样板，把房子粉刷一下，或者盲目照搬城市模式搞建设，这些表面文章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前不久听到一个在海南做农业的朋友提到一个相当好笑的例子。那里的橡胶林里本来都有天然的杂草，有维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土等好处。而新农村建设里村容整洁这一项，当地干部的理解是要搞得很整齐，居然要求把林间的杂草全部除干净。这肯定是不符合生态的，也是不低碳的。村容整洁当然应该做，我能想到的因地制宜的例子包括：建设粪尿分离的厕所、沼气池、堆肥等，在改善村里卫生条件的同时把人畜粪尿、农业废弃物、有机垃圾等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村里的绿化，尽量采用当地物种，有多种生态功能而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维护，而不是盲目学习城市搞单一草种草坪之类的耗水耗肥耗资源的“绿色沙漠”。大学生村官、新农村建设等这些政府投资巨大的项目必须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反馈修正，才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现在，农村生态农业、绿色生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充分发挥出这种潜力正是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要发挥这方面的潜力，一方面需要政府正确的投资和引导。比如对农业的补贴，是补贴于化肥农药这些长期不可持续的科技，还是补贴于综合害虫治理、有机生产等帮助农民减少农业投入、向可持续生产过渡的科技，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导向。再讲一个例子，是一位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告诉我的。他和同事们做的一个很成功的科技改良项目，大田试验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减肥（化肥）减药（农药）30%不减产，这对帮助农民减少投入（效果等同于增收）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都有巨大的作用。但在进一步大规模推广的时候遇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现在基层的农技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卖化肥农药的利润，所以他们当然对推广这项科技不热心，应付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我们的制度改革，如何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深思。
    另一方面，支持生态农业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意识到我们要为真正好的食品付出更高的价格，而不是为垃圾食品付账单。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有机食品现阶段价格比较高，但在城市里，父母们花很多钱让孩子吃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垃圾食品，喝可口可乐这种对身体毫无好处的饮料，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购买健康食品呢？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改变食品支出费用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改变观念，把食品支出放在支持当地产品、有机产品上。这样的消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对生产者、对整个农业的生态良性循环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这一点是城市的中产消费者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人花在购买碳酸饮料上面的钱，一年大概是1500亿，其中一大半利润是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拿走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花这个冤枉钱，而把钱花在支持有机农业上，将是多么大的潜力！也许有人会说，可口可乐为中国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实现了多少利税，如果大家都不喝，政府收入会减少，有不少人会失业。可是，把喝可口可乐的钱用于购买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而且没有跨国企业抽取利润，完全可以创造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利税，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不仅仅是城市消费者可以做，农村消费者也可以从改变自身的消费习惯做起，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今天，哪怕是在非常贫穷的地方，垃圾食品也无孔不入。无论是在贵州雷山苗族自治县的苗寨，还是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城乡结合部，我都看到很多的塑料垃圾。从其中的食品包装袋可以看出，那里的小孩也吃不少冰棍、膨化食品之类城市卖到农村的垃圾食品。而雷山当地出产的一种山梨，清甜可口，有农业专家做了鉴定，其营养价值可以和猕猴桃媲美，但就因为个头小，卖相不好，所以在附近城镇没有太大市场；当地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平常，大的挑来吃一点，小的随手丢掉也不觉得可惜。如果当地的孩子从小就得到正确的教育，知道电视里吹得天花乱坠的垃圾食品远远比不上山梨，许多家庭可以在改善孩子营养的同时节省开支。而节省下来留在当地的资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比如合作社之类）集中起来，可以用于产业升级：选种育种，进一步改良山梨品种；制作太阳能果蔬烘干机，在农产品的保存加工方面发展，等等。这样的发展，因为立足于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是低碳的。
    藏区的情况也是类似。在一位藏族朋友扎西多杰家里，我喝到了最美味的酸奶，是牦牛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可是，当地超市里的奶制品，大都是伊利、蒙牛等千里之外运来的，甚至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如果不是扎西有朋友是自己制作酸奶的牧民，我会和当地大多数城镇人口一样，很难有机会喝到牦牛酸奶。讽刺的是，我曾经读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个外国企业家看中了青藏高原牦牛奶制品的营养价值，正策划着包装后推向国际市场。藏区的城镇人口吃的主要是千里万里运来的奶制品，而本地的奶制品又试图千里万里卖到国际市场上去，浪费，高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收益会被中间人拿走而不是返还给生产者，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过程。为什么不能创造条件，让当地的消费者支持当地的奶制品产业呢？扎西多杰现在正致力于发掘当地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里的积极因素以推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藏区也要发展。我们不是不要现代化，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由外部市场强加给我们的现代化，而是以我为主的现代化。”我想，这正是中国低碳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资源和文化，寻求可行的、因地制宜的、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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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佳筠，留美学者，“2030”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009年《绿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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