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欧主义者的现在

周日是复旦国金系建系20周年的系庆。

系庆是国金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班长在两三个月前以邮件方式发了预告，具体通知是5天前才收到的。邀请函是以现任系主任名义发的。抛开“岁月如梭，物转星移”，以及“悠悠历史长河”、“白驹过隙”，读到的关键词是“早上8点开始签到”，“仪式在相辉堂”，以及最后一行的小贴士：“因学校车位有限，请各位系友返校时，不要开车。谢谢！”毕业已经13年，老师们好像还把我们当学生。有谁还能在星期天的早上起个大早，赶到复旦（且不要开车来），而且是相辉堂？好像当年要早锻炼敲章一样。

回复旦参加系庆是有点难为情的。在复旦的四年，我妈从我每周回家汇报的情况推断，我在复旦读的是体育学院排球系。从复旦毕业以后的13年，除了某年做过一个银行的咨询项目之外，所做的工作与当年的专业几乎没有半点交集。相比同班那群每月在搞陆家嘴论坛的同学们来说，偶至多只能说，当年我也在陆家嘴上过班。

相辉堂是故地重游。从开学到毕业，这个地方记录着我们在复旦四年最重要的一些时刻。几个同学一起走进去，纷纷在想最后一次来相辉堂是什么时候。还真没想到，好几个都说是替公司来做招聘的时候。我也是，上一次该是2003年最后一次给科尔尼做校园招聘会的时候。当时台下800多人，黑压压的一片。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再也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听众。

复旦本部很多大楼都修过了，唯独相辉堂一切照旧。真是惊讶。投影是直接投在墙上的，没有屏幕。四周的墙壁象是被一块布盖了十几年，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昨天刚刚有人揭了下来，掸了掸灰。地板上积累着一层一层的磨损，而椅背上还有整片整片的木片被剥落了。讲话听到一半，和一个同学去上厕所的时候，两人又感叹又有多少年没有上过这样的厕所了（70后从小学到大学都上的是这样的厕所）。突然想起在复旦的网站上为相辉堂修缮项目留的一个小广告，好像如果捐款，以后就可以在椅背上刻你的名字。原来还真有这个必要。

系里几乎 能来的老师都来了。当年的副教授们，现在都是教授了。当年才三个正教授的系，现在出席的大半都是教授了。久闻大名、而从来没见过的第一任系主任陈伟恕教授来了（原来当年他刚筹办完复旦国金系，就被调去筹办上海浦发银行了，当了浦发的副行长，接着又去接手上海实业了）。当年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马之騆教授也来了，已经88岁，拄着拐杖。

不过主席台上坐的级别最高的领导，竟然也只是经济学院的院长。且不说国金系为我国金融界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系主任说“我国各大金融机构的高管中都有国金系的毕业生”），甚至近十年来麦府上海分公司招募的新同学中几乎年年都少不掉来自国金系的名字，哪怕就是冲着国金系每年为复旦揽进的各地高考状元，总也该有个校级领导拨冗莅临一下吧！真还有些不平。

还在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教财务的朱老师。朱老师课上得好，待同学们也好，为人低调，大家都喜欢他。我走过去问好，说你还记得我吗？没想到他立刻说，当然记得，然后问了我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来了没有（我们的寝室长是其硕士研究生）。我一时惊讶，还以为老师可能客气，不过看着脸熟而已。后来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又碰到他。有同学毕业后一直在美国，跟朱老师说，大概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他了吧。我也附和。没想到朱老师立刻对着我说，你我还见过的哦！“……那天在上海证券大厦门口，你好像有个客户在楼上，我正好去开十大券商的评比活动。我还记得你穿了黑色的西装，好像是你刚上班不久的时候……”一时语塞。老师的记忆比我强得多啊！真难怪今天系主任在介绍到场的所有老师的时候，朱老师赢得了最响的掌声。

坐在相辉堂里，我们突然又发觉，好像又有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了。不仅是开大会这样的形式，也是今天讲话的内容。第一任的系主任讲话，第二任的系主任讲话，第三任（也是现任的）系主任主持。忆苦思甜，讲国金系是怎么成立的。浦东开放，上海建立金融中心，这些只有在新闻里听到的东西，原来竟也是从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向国际金融系转变的伏笔。一届届学生的照片翻过，很多九五国金的照片被选上了。我们这一排人，高兴地指指点点，认出了当年的你我他。

我们都记得当年我们院顶着经济这么大一个名字，我们系顶着金融这么大一顶帽子，却常常捉衿见肘，经费总是不能和管院相提并论。还有人提起当年我们每人每月还有那么几十元的补贴，每次发补贴都高兴得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所以今天我们被邀请回来，不仅没让我们出一分钱，还请五百号人在当年还未诞生的复旦皇冠银星假日酒店吃自助餐，并为每人备了一份小礼物，实在已经让我们鸡冻不已。

今天的最佳讲话一要数陈伟恕教授。这个经历从学术跨越到金融和实业，在沪港两地又均长期工作过的资深企业高管，实在有太多的资格来给我们讲个好几天的课。然而作为过来人，他只讲了国金系成立的前前后后，又讲了他对于现在金融从业人员的一点期望，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去创造那些不该有的金融创新。

另一位是在国金系念了本科、硕士和博士、如今在浦东金融管理局工作的一位系友。他讲述了当年他如何从浙江的一个农村，奋发考上了复旦国金系（且是国金系在浙江省文科招的唯一一人），而进了复旦第一周就被英语分级考打击，意识到这里高手如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他讲到了很多老师对他的鼓励，也使得他最后在国金系念了整整十年。他提到了国金系追求卓越的精神。

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多么遥远，又毫无距离的四个字。他讲述的正是我们大学四年身边发生的故事。

最后他讲，今天是五月二十号，五二零，我爱你，国金系！

谢谢他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以前做咨询顾问的时候，做到并购后整合的项目，总要跟客户说，合并就象两个人结婚，并购后整合就象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以期那些有过结婚体验的中年客户能够回味起青葱岁月往事，迅速体会到整合是一项多么困难又棘手的任务，不论大事小事都要第一时间解决，不论西瓜芝麻都不能放过。客户无不感叹这个比喻之贴切。当然这是在偶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如今和某同学终于觅到一套新公寓。折腾了劳动节前后两三个礼拜――平时的晚上，周末的白天――终于又搬家了。以偶做过三个并购后整合项目的经验，以某同学咨询生涯最后三年都在做两家公司的整合工作，我们俩是站在科学理论的高度，以他人实践为基础，指导自己的具体工作。

结果……

整合前的准备工作就无比漫长。在上海租房子，说容易也容易，说难真难。在一番实际调查评估之后，发现符合我们条件且最value for money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区及周围（注：value for money原本该翻作“物有所值”，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不论租售，均“物非所值”，大家不过在寻找受剥削程度较轻的楼盘。）

找了中介，点名要小区里什么楼什么样的户型，结果足足等了四个多月。就当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再找候选方案的时候，中介说有房子空出来了。居然也就看上了。或者说是等怕了。这里不论什么房子出手都很快。房东也想快点了事，三下五除二，第二天就签了合同。

于是又要搬家。最近在上海的四年里，差不多每两年搬一次家。加上欧洲之旅，八年多时间里，已经搬了五次家。从上海去法国的时候，不过事先寄了一个大箱子、两三个小箱子，其他行李都是随身带的。辗转这些年，居然已经变成三十个箱子，还有沙发床、写字台、三个书架，等等等等。（这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小区里来回拉了近十次最大容量的拉杆箱和六、七个宜家购物袋的量的衣服及……其他）。

罪魁祸首当然是麦府。从法国到德国，从德国到上海，麦府包办了搬家任务。坐等有人上门帮你打包装箱（不是他们装箱的，他们就不承担保险责任了，所以我最多也就自己理理书），之后再有人送到新家卸货。两次都是德国公司主要操办，水平之专业，态度之严谨。且由于偶孤家寡人，家当再多，都敌不过拖家带口的，不论怎样都不会超过公司的搬家运送体积和重量标准。任何要装的东西，一定包得稳稳当当，每一只碗都包了三层纸，所有衣服直接跟着衣架就被挂进了专门象衣橱一样的大纸箱。从欧洲泛回上海，箱子已经是三十多个了。

其次要怪前两套房子里可以“塞”的地方太多了。书，衣服，鞋子及其他。至少两个大衣橱，甚至第一套房子里还有一个大约 4平方米的储藏室。毫无疑问，供给创造需求……甚至咖啡桌的夹层里，还留下了四年内买来的花花绿绿的上百本杂志。

再看某同学的家当。某同学在过去十年内也是辗转三大洲，搬了五次家。最近一年内，从荷兰搬新加坡，又从新加坡搬上海。最后这一次已经是完全自费，所以在联系搬家公司的时候不得不费了些思量。那些所谓的大家伙，床啊，沙发啊，书架啊，电视机柜啊，运到上海的运费都要高过这些家伙自身的价值。很多东西已经跟了他超过十年了，都坐过好几回远洋渡轮了，甚至连我都跟它们有了感情，但这一次不得不被忍痛割爱了。

即便是这样，搬家公司最后还是运来了三十多箱东西~!@#$%

试想一下我们新家的客厅里，搬家当天先是有一群操着像似陕西话的甘肃人在客厅地板上垛起了三十多个箱子――最后的那批全是书，重得连他们都只叫搬不动了，直接把箱子码在了门口。两天内把这三十几个箱子象变戏法一样地变没了，或者挪位到了一个小卧室――我们万能的“储藏室”。第三天，又有三十多个带着坡国海腥味的纸箱，在一个会说流利英文的主管监督下，被挪到了同样的位子。

接下来就是痛苦的资产清理和重组过程。这原本是并购活动能够产生价值的最大来源之一，是让咨询顾问起劲得上窜下跳的环节。但现在却把两个前咨询顾问难趴下了。

其一是关键资产重合度太低。比如衣服，比如鞋，比如书，比如CD。关于衣服和鞋的零重合度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是两个人挤三个衣橱。别说是奢望今年还能再去香港和欧洲shopping一次，根本的温饱问题是要把现在所有家当都塞进去，且确保某同学不会隔三差五地提醒我扔掉一点东西。

书的重合度低则是需要非理性思考的。按理我们共同看过的书还不少，但在“藏书”部分，重合的大概真的连10本都不到。而有些类别，例如旅游书，两人的联合“馆藏”真可谓丰富，光是Lonely Planet，加在一起就有26本，完全可以按字母排序了。于是作为PMO（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下一个棘手的任务，就是要再买两个书架。

其二是重合资产太难清理。谁都不肯丢，细数物品的种种来历，其珍贵性均言之凿凿，多是搬出当初送的人的来头讲得头头是道。到最后象打牌一样，出了小怪出大怪，连葡萄酒的开瓶器都能搬出当年的博导。而万能的大怪往往就是爸妈，而且往往还有同一类别双方均是父母送的案例，比如陶瓷餐具。再加上欧洲同志们对喝各种液体的器皿都非常讲究（这点类似我国古代人民，不然偶不会在上海博物馆里对着那么多英文都翻作wine vessels的中文字发呆的），喝水的玻璃杯要区分于喝果汁的玻璃杯，喝各种葡萄酒的酒杯都高矮胖瘦不一。清点了一下，在上博展馆可被称作wine vessels的玻璃器皿居然有接近上百件……

还有一类重合资产，写下来不知宜家是否可以送我们全球VIP尊贵礼遇。在我们两人的七十个箱子中，有来自6个国家宜家商场的产品（尽管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有一个系列的台灯和落地灯，我们两人都各自买过一模一样的一个台灯和一个落地灯。我们先后在三个国家买过一模一样的小勺。我们还找出了6个宜家蓝色购物袋……

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问了爸妈是否可以考虑帮助清理一下资产。我们理出了第一批，在地板上摆了一溜。上星期天，领导们过来巡视了。结果看了一眼，决定照单全收了，其中不少正好可以完成爸妈家里的固定资产重置更新工作。

我们俩长舒一口气。终于找到国资委了。

劳动节似乎就是该劳动的。尤其是七天长假掐成三天以后。

要么加班，要么搬家。三年内第二次在劳动节附近搬家，这次伤筋动骨的事还多了一件。

上周六碰巧是公司全球服务月上海站活动。安排到一个比较大的社区搞社会公益活动。这类活动很像原来的红领巾少先队课外活动，什么打扫卫生、慰问老人、辅导小朋友之类。无非现在都是成年人，穿成绿衫军。三百多号人一到现场，还搭了舞台，奏了音乐，领导致辞，合影留念，附近的老人们透过家里的窗户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切掉声音，好像一部默片的开头。太阳辣火火地照下来，这里的平静已经被打破，偶怀疑这个活动又要象很多个这样的活动一样形式主义地收场了。

正式工作开始了。我被分到“蔬果入户”组，两两结成一组，每组要种四盆蔬果，然后送到居民家里去。两盆是生菜和茄子，两盆是草莓和鸡毛菜。送菜的时候，还要传授如何浇水施肥，顺便让住户做一份垃圾分类的调查问卷。当时正好和一位美国同事站在一起，我一看说明书是中文的，领队也在用普通话解释，就直接和她组队了。

种到第二盆马上发现，种蔬果绝对是体力活，站起蹲下，蹲下站起，铺不同的泥土，压实，接着提着五六公斤的蔬果盆再走很长一段路，甚至还要在老式公房里爬个五六层楼，好像不是每个形式主义的活动都要这么消耗体力吧。

起先我也怀疑，到底有谁会要我们种的东西。结果还没等我们的第一批成品出炉，已经有一支30多人的队伍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区周围，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当我们埋头填土的时候，总听到有阿姨老伯伯问，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啊？甚至到活动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队伍都还没散尽，有人没等到大体量的蔬果盆，就在等一棵一棵散种的生菜。当我们跟着我们第一个“顾客”去她家的时候，她点着路边的一个垃圾箱“小房子”说，你们老好的，你们一直来的，喏，这个垃圾箱也是你们弄的。

一席话说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来的人当然不是我们。事实上，负责这个社区附近门店的区经理和她的团队，刚刚获得年度社会公益奖。颁奖辞说他们难能可贵地把社会公益活动常态化地坚持下来了。不晓得他们做了多少象搭垃圾箱这类的事情，才能让一个普通的居民都记得他们。

说这话的是一个跟我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一副长袖善舞的样子，穿着演出服，正要折回去为下午的演出彩排。阿姨家祖孙三代，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儿。虽然事先小组长关照不要随便跟人家聊家常，以免一聊就耽误时间，可是仍然和这个阿姨聊了两句，末了，阿姨象叮嘱自己的女儿一样叮嘱我说：生孩子要抓紧，早点生！

第二户人家是一对近八十岁的老夫妻，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推门而入，已是满目翠绿，我的美国同事很高兴地说，这下不用解释浇水施肥了，我们为这些果蔬找了一个好人家。老伯伯在家里弄了一个修鞋铺，听说我们要他们填一张问卷，立刻架起眼镜，把问卷抵在小工作凳上，开始认真地填起来了。他的老伴就拿起两个红富士，为我们削苹果。我的同事在浇水。小天井里有一个水笼头，笼头有点松了，在滴水。老夫妻在下面接了一个塑料桶。屋子里静得就只听到滴水的声音。老伯伯继续认真地填着，他其实最后没有回答了多少题目。但是在“谁对垃圾分类的管理和知识普及负有主要责任”这道题上，老伯伯认真地写了一个不是选项的答案：楼组长。

出了第二家，我们手里拿着苹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么善良的阿婆的，我们只好一路走，一路偷偷吃苹果，希望在回到工作站的时候已经吃完。红富士又脆又甜。这下又回到了戴红领巾的年纪。

第三户阿婆年纪比第二户还要大，操着上海本地口音，已经80了，一个人独居。（我们的小组长叫我们不要打探人家隐私，又让我们去收集问卷，偶只好“顺便”看到了年纪和家中人口情况）。老人上了年纪都要有个伴的，幸好家里有条狗。狗俨然是家里的主人，客厅、厨房、卫生间到处都有放了点鱼骨头的小碗。

第四户又是祖孙三代同堂，外孙女放学在家。于是这张问卷是十来岁的小学生填的，所以填得格外仔细，末了，还只有她回答了最后一道开放式问题：你对垃圾分类管理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点子分享？花盆也搁好了，水也浇完了。四个大人站着等一个小朋友做完问卷。外婆和妈妈说：好了啦！够了！人家在等啊！小朋友依旧一脸严肃，毫不买帐。

到收工的时候，细细回数这四户人家。其实他们中哪家都不缺生菜，都不缺鸡毛菜。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几棵能够最后撑到一个月以后，即使种出来的茄子和草莓，究竟能不能吃。是否在那个时候还需要我们的区经理和她团队里的人为我们做“售后服务”工作。

汗滴下来。有一点点高兴，有一点点愧疚。下午四点的阳光依然很旺。

红色的水笔没墨水了。吃了晚饭顺道去买一支新的。

天开始下起小雨，仿佛就是可以在百货店里多呆一会儿的理由。于是再一次地，我的手指拂过一支支设计精巧的水笔、圆珠笔，一支支地打开，试着写两个字，再套上套子或者收起弹簧，接着再试下一支。好像我真的会把每一种都买一支回家。

从小就喜欢逛文具柜。一支握着舒服、书写流畅的笔，一本纸张精美、设计大方的笔记本，就是我“美化生活、提高生活品质”最简单的一步。工作以后，我基本上都有“指定用笔”和“指定用纸”，如果公司里不再定货了，我就会自己去买。周围的百货店不再进货了，于是我还会专门跑到福州路的文化用品商店去买。甚至有两次都是每种颜色十支、十支地买。

曾经有一位领导在和我一起做项目的时候，发现我用的正也是他最喜欢的水笔。于是，他跟我讲他和这支笔的故事。他说以前他考试还有不及格的时候，写着写着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要交卷了。后来他开始用这个牌子的水笔，发现真的很好用，考试的时候写得很快，居然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不及格的事情。他说这笔现在不容易买到了，你在哪里买的。第二天，我的笔果然又少了一支。

最近新认识了一群做设计的同事。排场果然更不一样。有人一排48色的木头铅笔，有人一打不一样的黑色水笔。有天我跟一个设计师一起开会。我看她手里的笔记本和笔，问是否是无印良品的。答曰是的，说爱极了无印良品的东西，各色水笔都是一筒一筒买的。接着叹气说，他们已经停产这种笔记本了。我看了看，A5大小的螺旋本，全白，没有任何线或者格子，大概是 150g的纸张，接近素描本。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不用Moleskine的本子，Moleskine应该有相近的替代品。她的眼睛马上瞪大了。我眼睛也瞪大了。想想Moleskine传说中催生了那么多画家和小说家，大概我说了多余的话。于是我紧接着问了一句，你不会有500本Moleskine吧？！她点了点头。“差不多。”

“Moleskine是很好。不过无印良品的这个本子螺旋比较大，正好可以把笔放在里面，很方便。用Moleskine我就不知道把笔放在哪里了。”我点头。每个人爱笔、爱笔记本的人都有很很特殊的偏好。我说我也用Moleskine，不过不会拿它来记工作笔记。我觉得那是对这个牌子的糟蹋。

不过我也有郁闷的事，我接着说。我平时喜欢用Clairefontaine的笔记本。90g的纸，宽格浅紫色条纹，写着极舒服。不过现在上海基本买不到了。在法国的时候，家乐福这样的超市都有。在德国的时候，就在家附近的邮局买（说来有意思，我家附近的Deutsche Post分店，既从事正常的邮政业务，又卖纸笔、贺卡、还有Nici小熊）。而上海原本做Clairefontaine的经销商，现在已经把99%的精力去做Moleskine了。这个原本停留在凡高、毕加索、海明威手上的笔记本，现在已经变化出上百种单品，出现在无数多家小店里，边被翻毛了，橡筋箍环被拉松了。

我说我在淘宝上都查过了，大约只有香港还有人做代理。我这次在西雅图也没找到。我说或许要等到下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再去找了。

正好又要搬家。某同学问，你可不可以扔掉一点旧东西？（他其实说的是，你可不可以多扔掉一点junk?）比如五年没有穿过的衣服和鞋子。我说，这怎么可以啊，我还有一些礼服买来还没穿过呢！他说，那么你还有那么多过去的讲义和笔记本，你还有用吗？

说实话，大概都各只翻过两次。

不过我也舍不得扔。我爸妈家里还留着我中学时代的一些作业本。几乎也没再去翻过了。但是我知道其中有一本是初三几何作业本，第一页上老师打了一个勾，但还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圈，说我解的方法太繁了。这道题是要证明，一个圆中两条平行线相夹的两段弧等长。

不论我怎么解释，还是被先分配了四只宜家的储物盒。“这些装你的junks，不够再说。”

四只大概是不够的。现在制造junk的机会都不多了。连这篇博客都只是被轻轻敲在键盘上。没有Pilot，没有Moleskine，没有Clairefontaine。

最近一个月，每周忙不同的事，天天都象上了发条。为了照顾睡觉时间，博客就被牺牲掉了。现在连我自己都奇怪当初在麦府那么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写博客？

被通知三月底在西雅图有一次培训，而三月中我还在写战略。领导说，我们抓紧写完吧，一定要让你去参加这次培训。管培训的同事甚为感动，通知我已是大中华区硕果仅存的代表，其他人都临阵脱逃了。培训于是被上纲上线到了外交任务。

在讲述外交任务之前，先来写一下西雅图之行的各种无厘头。

之前来过米国很多次，但是没有来过西雅图。印象中和这个城市相连的关键词是西雅图不眠夜，和一年12个月中9个月在下雨。

到西雅图的第一天就有点后悔没有带太阳眼镜。太阳高照，白云朵朵。此地由于雨水丰沛，污染甚少，所以太阳和地球万物生灵之间毫无阻隔。后来几天，不是没有下雨，有一个礼拜还连着天天下雨，但一旦太阳出来，基本就毫无招架之力。街上总有人要为见到太阳而特别庆祝一下――在摄氏7－8度左右的街头，有一大群人穿着汗衫、超短热裤和夹脚凉拖。绝少有人象我这样还穿着短大衣、系着围巾。西雅图人把太阳和夏天当作同义词。于是也就明白了为啥有人还能在12个月中9个月在下雨的城市住了一辈子。

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担心是否时差反应会很大，真要变成西雅图不眠夜了。整理停顿，下午三点走到饭店对面的星巴克，准备喝一杯咖啡，然后在市中心走走。正要起身的时候，旁边一桌有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区来的同事，然后自我介绍是香港过来的，他们那桌上还有两个越南过来的同事。

当时我那个诧异啊！过去只有不认识的司机在法兰克福机场问我是否是麦府的，如今换了公司居然也被人认出来了？（后来才发现在此次培训的欢迎手册上印着每个人的大头照，所以那是作弊行为。）于是我就跟这群新认识的朋友去逛街了，完成了攻克时差的第一战役。

这个香港来的美国同事是西雅图土生人士，做做地导实在是小意思。我们跟着他去了有名的派克市场，熙熙攘攘的街市上，果蔬、鲜花颜色艳丽极了，简直以为是假的，一长溜的黄水仙沿着菜市场的屋顶上活泼地开着。街市里保留着很多手工制作和纯朴的叫卖方式。有一家鱼市场，店员都象是演舞台剧的，他们用眼睛和照相机镜头都来不及捕捉的速度在扔鱼，就象篮球和排球运动员在传球一样，不过他们扔的可是好几公斤的大鱼啊！他们还会齐声高唱。一个人会唱道：“嘿！我们收到小费啦！”于是剩下的伙计一起快乐地和道：“嘿！我们收到小费啦！”我们最后在一条狭长的菜市场的当中找到了当地一家小海鲜餐厅，坐下来歇一下。蟹肉和生蚝果然美味，而且一点都不贵。

之前早有同事给我写了一页半的导游指南，其中列了20来家海鲜餐厅的名字。我对海鲜不感冒，实在不能理解还有同事在这里疯吃海鲜能吃到小中风甚至一度瘸腿走路。不过有过这第一次，就大胆继续尝试了。

某天晚上，跟另外一群中国同事去有名的Elliott’s Oyster House去吃海鲜。那几个同事各自带了家属，顺便在公干之后休个假。家属们晚到，我们先占位，9个人的位子。我问同事怎么点，他们都说少点一些，刚刚在Happy Hour吃得蛮饱了，而且家属们在下午三点半才吃了午饭。我遵命只点了一打生蚝，一个三层海鲜点心塔，和一个大份量的色拉。一边等，一边在想9个人分12只生耗啊，一个人分一又三分之一只，我可不可以等会申请一个人要半打呢？

八点半，家属们登场。在还没有开动之前，就有大男生跟服务员讲再来两打生蚝。当第一批菜被风卷残云之前，他们又加点了两个超大盘的海鲜拼盘（注：是美国分量的超大盘，在中国的定义基本是锅）。一个男生看到邻桌有人点了长腿蟹，十分好奇，于是又加了一盘。那两只长腿蟹上桌，我看着实在惊异，蟹身不过5公分，蟹腿足有20公分。我的第一反应竟是长臂猿，第二反应是在T台上走路有气无力的豆腐西施。大家频频议论，这种蟹到底怎么长出来的，平时怎么生存的？大约是心理作用，我想起那吃海鲜吃到小中风的同事，于是开始担心明天会有啥不正常伐？皮肤过敏啊，嘌呤指数升高啊，心跳加速啊……就此打上休止符号，决定明后两天不沾海鲜。

当天家属们如此饿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全天都在Outlet里面血拼，体力消耗过大。现在来美国而不到奥特莱斯好像就是犯罪。事实上，上周六去Seattle Premium Outlets真还是我第一次去美国的奥特莱斯。奥特莱斯基本都在郊外，没有车很不方便。但中国高企的物价，已经让我把此次奥特莱斯之行定义为开支家庭节省的战略采购举措，不惜捣腾坐了大巴赶了过去。

Seattle Premium Outlets在市区的北面，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定好的大巴在州会议中心上车。那天又是阴雨，市内交通严重拥堵，大巴比预定时间晚到了25分钟。我简直怀疑我们这群人要被甩在这里了。在门外等车是蛮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穿个T恤套个运动衣就能在这种风头里站这么久。会议中心里面在搞Cosplay活动。各类超人、蜘蛛侠、骑士、战警穿堂而过，环肥燕瘦皆有，十分滑稽。若不是要等车，我倒是会在里面当个看客。

大巴终于来了。上车就昏昏欲睡。睡醒，车子仍然行进在大雨滂沱之中。我看着公路两边的景色，起起伏伏的山脉，片片翠绿，树丛中掩着房屋。还蛮可爱的，竟让人想起法国和德国的春天。原来辽阔的米利坚合众国，景色都在乡下。以前都是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好像有点错怪这个国家了。

奥特莱斯到了，在赌场旁边。显然这两个是高度相关的行业，女人去血拼，男人去赌钱。当时在澳门的威尼斯人饭店就想到了。这个奥特莱斯，其实质量应该算一般，欧洲大牌基本缺席。不过这样也简单，就盯着几个美国牌子买所谓的基本款就可以了，今年穿不了的，明年穿就可以了。六个半小时之后，要坐回程大巴回市区。不出所料，被国内通胀压抑了很久的购物欲终于爆发了。我差不多是踩着点上了大巴，手中的拿铁都只喝了一半。

第二天收到招行电子邮件通知的时候，依然被惊人的信用卡手续费吓瘫了。1:6.3的市场中间价，最后能折到1:6.94！银行如此暴利，却还有那么多家美国银行破产。等我复苏之后，发现这样还是比国内便宜很多，更加无语。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来美国，花钱只有小心翼翼的份，呆一个星期可以用掉一个月的工资。看到芝加哥的黑人出租车司机喝着超大杯的星巴克咖啡，当时感叹美国穷人也比中国富人有钱啊！如今中国人民终于有钱了，可还是沦落到要到奥特莱斯来支援美国经济建设了，买的又还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真是又不经济，又不环保。

此行最最无厘头的就是西雅图的W Hotel。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美国的培训部最后帮我们挑了这家饭店。偶坚信，只有美国以外的W Hotel是适合正常人入住的，而美国境内的W Hotel都是为有自虐症企图体验监狱生活的人设计的――从纽约，到芝加哥，到西雅图。这家Starwood集团旗下走都市时尚风的连锁酒店，除了床睡上去是舒服的（这个Westin也做得到），其他什么都是没有的。他们饭店的电话机上有一个按键叫“Whatever Whenever”（其实就是客房服务），而他们整体的服务基本可以归结为Whatever Whenever Hopelessly Helpless。

前台是最佳例证。入住的时候，有一个亚洲人面孔稍有弱智的女生接待了我。我发现她有弱智，是因为她问我是否选择减少客房服务次数，比如两天清洁一次，每次可以多获得x积分，我说好的。她答：“谢谢你支持我们的环保活动，你一共住14天，这样你可以一共获得……获得……这样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积分。”天啊！7x的算数题，这么难做吗？真是替亚洲人丢脸啊！

又有一天，我拿着打印好的Outlet指南问他们是否能推荐如何预定shuttle bus。官方指南上写了三家shuttle bus的联系方式，但没有写市区哪里上车，所以原本想问一下更方便。这种问题，在亚洲任何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基本就是前台直接帮你打了电话定了。结果当天的当班听了我的问题说，哦，这个么，开车过去1个小时。我说我不开车，我要坐大巴去。他说，哦，这个么，我不知道。我说，这上面写了三家的联系方式，你知道其中任何一家吗？他接过Outlet指南，点着第一家公司下面的一行字说：你需要打电话给他们预定。我立刻接过指南，自己上楼打电话联系了。

再有一天，我去楼下取钱，居然发现借记卡就在这一周过期了，所剩现金估计撑不到回家的那天了。我拿着信用卡问前台是否可以预提现金。又是那个弱智的女生，旁边是她的领班。两个人一般都是在聊天的，不干活的。当弱智女生接待客人的时候，领班就低头看电脑。我说了我想用信用卡预提现金。“哦，这个我们这里不可以的。”弱智女生低头查了一下电脑，说我们这里只收支票。我说，这个在其他饭店都可以的，麻烦你再查查。弱智女生于是转向她的领班，她的领班终于把头抬起来了，说：“So… we only accept checks.”难道是你们两个人说了两种英语吗？

还有一次，让他们送一个洗衣袋用了20多分钟，我都差不多要睡觉了，准备在门外留张条让他们直接放在门外就可以了。还有一次，有同事给我留了言，留言灯闪个不停，我翻来覆去地按了留言键、Welcome Desk键、Whatever Whenever键，没有一个键是可以接通一个人的，于是我就拔掉了电话线（直接导致周末没有接到朋友的来电）。还有一次……

有一天跟一个美国同事聊起了W Hotel的Hopelessly Helpless。她问：“你去过他们的商务中心吗？”我愣了一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商务中心吧！”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