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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馆的网络空间,在这里汇集展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一路走来的历史片影和温馨记忆,期待广大校友们的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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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6-01-31 12:57)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美术史研究

——怀念恩师著名美术史学家朱铭教授

                董占军

 

朱铭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数十年繁重的教学和领导岗位上,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美术史、美术原理、设计艺术学理论和设计艺术史研究上的具有开创性和独到见解,在国内学术处于领先地位,是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朱铭先生19379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溱潼镇,195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曾先后执教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1985年被聘为教授,1991年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1994年受聘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曾经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山东省委主委、山东省书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美协副主席等职。

我与朱铭先生结缘于199110月,那时的我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先生也是在那时刚从山东艺术学院调任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担任副院长,主要分管教学和图书馆工作。我们认识的过程也很偶然,先生在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过程中需要打印,打印需要计算机,而当时学校仅有人事处、图书馆两个部门有计算机运行,我是在图书馆工作,就因为这样一个契机我成为了他在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时的助手,成为了一名编外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管理者。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在学校各部门管理中陆续开始应用,大概是1994年,我的长城0520计算机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顺利地找到它自己的归宿。而同年,我有幸考上了先生与南京艺术学院合招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工艺美术学硕士学位,也就是今天学科目录上的设计艺术学专业,得益于先生的帮助,我的专业转型正式开始。在专业转型之初,在先生的鼓励下,我曾参与合译英国学者Philip Rawson所著的the creative design一书的其中四章的项目,后来我主导编写的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设计艺术文献选编》,也是在先生的鼓励下完成的。1996年,先生接到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邀约,撰写《设计家的再觉醒后现代主义设计》一书,先生主笔,我承担了资料收集及部分撰稿工作。1998年,我再度与先生合作,为山东美术出版社撰写了《壶中天地道与中国园林》一书。同年,奚传绩、朱铭、潘鲁生等国内知名学者牵头编写了《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我幸运地成为其中的撰稿人员之一,并承担了编务工作,该书于2002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我在利用撰写《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收集的资料的同时,顺利地完成了《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史》的撰写,于2002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有幸列入潘鲁生教授主编的高等院校设计艺术专业系列教材之中。纵观我的整个学术转型过程,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提携令我终身难忘。

在我近20年师从于朱铭先生门下的学习过程中,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给我他自己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尚情操使我受益终生。2011前后先生在病榻上亲自编辑了自己的文集《如是我思——朱铭自选集》(上、下卷)和《缝隙里的面孔》(回忆散文集),2011129,突发的病魔让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以及他自己心爱的教育事业,虽然未能看到已经付印的《缝隙里的面孔》一书的面世,但先生也算是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此,我结合为《美术观察》撰写的文章主题,重温朱铭先生的学术精神,供后人学习、铭记与践行,这是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一、因需要而从事外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

文革期间因需要被划成右派文革后因需要改行研究美术史;20世纪8090年代,因社会需要又分别在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创办设计系和设计艺术学系。朱铭教授最初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和山东艺术学院担任水粉和水彩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据朱铭教授回忆,1961年他到南京艺术学院师从我国著名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学习图案设计和书籍装帧时,对水彩画仍然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到南京玄武湖去写生,还时常跑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陈志华先生那里去求教。也就是在这次学习中,朱铭教授结识了我国著名外国美术史学家刘汝醴教授,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转折点。文革结束后,朱铭教授所在学校要开外国美术史方面的课程,而当时这方面师资力量很缺,图书馆里面的资料又以俄文居多,他是学俄语的,因此领导希望他能承担这门课。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并提出到南京艺术学院第二次进修的要求。1978年秋天,他第二次到南京艺术学院学习,师从刘汝醴、秦宣夫等著名学者。从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野牛岩画到塞尚、高更、梵高,开始了外国美术系统研究。随后,他在山东艺术学院率先开设了外国美术史课,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后又应邀在山东师范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这门课程。

朱铭教授不仅在山东艺术界开创了外国美术史教育之先河,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和系统总结,他的40余万字专著《外国美术史》于1990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外国美术史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为深入研究外国美术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美术史研究。

朱铭教授认为:美术史的研究包括美术发生和发展研究两个方面。美术史是研究美术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西方学者认为艺术作品和别的实践一样,是一段历史[①] 因而西方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密切合作的趋势,历史学家时常关注美术的问题,而艺术家则经常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和事实来帮助美术史的研究。东方民族研究西方美术史必须先把自己的理解力搭建到画家所具有的传统文化根基上,然后再同自己的习惯相比照,才能够在一个二者兼顾的基点上,寻找西方文化的东方语释文化人类学即是专门研究文化的人类学,文化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人类因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及习惯[②]

朱铭教授认为艺术发生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之上,其一要借鉴考古学的成果,借助地球上一些文明区域史前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分析;其二是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以现仍然存在于非洲、澳洲和美洲一些相对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原始部落的文化艺术行为和现象进行研究;其三是研究儿童潜意识状态的艺术行为,推测人类童年的艺术行为。同时朱铭教授认为利用这些方法研究美术起源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发现的人类早期造物结果,除了各种类型的石器之外,有的已经无从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审美因素也就无从谈起。以澳洲的土著人、非洲布须曼人和北极爱斯基摩人的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这又必须建立在原始民族或部落与人类文明初期时几乎处于同一状态的假设上,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即使是最原始、最封闭与世隔绝的民族和部落,总是以某种步伐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文明,澳洲土著人也在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介推销自己艺术产品因而把原始民族的艺术行为、结果和目的与人类文明初期相对照,是有很大差距的。对儿童艺术心理学方面所进行的分析,来研究艺术起源是建立在人的童年人类的童年等同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的智力和行为模式会在出生之始就存在某种差异,因而潜意识状态下的艺术行为模式会有很大差距。无论如何,美术史家对人类艺术起源的研究是一种人类自身对早期艺术现象的现代语释。朱铭教授认为,这种现代语释必须基于人类早期在生产生活斗争中所产生的艺术形态,主要是劳动工具的创造和基于原始巫术的仪式、道具之类,人类的审美意识就是他们在创造活动中逐步领会和把握自然界固有的完善、和谐和美好中发展起来的。 [③] 因而他认为应该把艺术现象与文化人类学、人种学、史前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艺术起源研究。

中国人研究外国美术史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国内博物馆少有收藏外国美术作品,20世纪7080年代以前出国直接到外国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也是十分困难的。西方的绘画艺术在艺术观念和创作手法上与中国绘画艺术都不一样,西方古典绘画艺术讲究色彩、构图和透视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再现客观现实(达芬奇)。绘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哲学、宗教、文学等都有直接关系,要想深入研究西方的绘画艺术,除了对西方绘画的色彩、构图和透视等形式因素有所把握之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宗教(如基督教)、文学(如神话)等做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问题的难以解决,决定了中国学者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方)美术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中国学者20世纪初到8090年代的外国美术史研究著作看,主要侧重美术作品的本体研究和美术家艺术思想及创作主张研究,即以美术作品本身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作品的真伪、作者、创作日期、地点,解释作品的形式和象征特性及其功能。这也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内向观 是一种从作品本身出发,旨在描述作品本身性质的研究方法。朱铭教授认为,要彻底理解一件美术作品,应该以具体美术作品为切入点,研究美术作品本来怎么样?为什么这样?需要系统分析美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时所处自然、时代、生活、科学、文化和宗教等环境,以及美术家的主观因素,把美术作品和美术家本人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借助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如美术作品产生的时代和地区等背景知识,画家的生活经历、生理和心理分析、社会、文化和知识因素以及思想史等。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必须考虑当时的人文思想;研究中世纪的美术作品绝对不能忽略宗教的影响;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西方美术变革就要考虑摄影术的发明,社会思潮,以及中西方艺术交流带来的艺术观念变化的影响等等。否则,美术史家就无法认清美术发展的实质,也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由美术作品本身的研究,延伸到美术作品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过程,这就是文化人类学视野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于朱铭教授的著作《外国美术史》始终。朱铭教授认为任何美术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的继承、发展和变异。经过了许多次嫁接而出现的现代艺术,它的砧木,它的根本,仍然是来自远古的西方民族的传统文化根基。所以,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尽管会惊讶它的初始,但很快会接受它的存在,而平静于它的蓬勃。(见朱铭《关于艺术学的思考》一文。

     三、人文学科框架下构建设计艺术学框架体系。

1984年和1999年朱铭教授与潘鲁生博士等人分别在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创建设计系和设计艺术学系,这也是他设计艺术学研究的形而下形而上两个层面,一个是侧重设计实践教学,满足经济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要,另一层面则是将设计艺术学纳入人文学科框架,对设计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理论进行探讨。1994年朱铭教授与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奚传绩教授联合招收了我国第一批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他的设计艺术学著作《设计科学与艺术的结晶》、《设计史》,以及论文《设计学与设计史论纲》等为中国的设计艺术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设计学与设计史论纲》一文中,他对设计艺术的概念范畴,设计艺术学的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阐明了设计艺术学是一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交叉性学科。就设计艺术学学科体系而言,他认为是由设计艺术现象学、设计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行为学、设计艺术美学、设计艺术哲学、设计艺术教育学、设计艺术生态学七大块组成,在每一块中又有若干分支学科,如设计现象学中包括设计艺术史、设计艺术经济学、设计分类学等,设计艺术哲学涵盖设计艺术逻辑学、设计艺术伦理学等。

西方设计艺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没有设计艺术行为。中国的设计艺术教育开始于20世纪3040年代,最早以图案设计名称出现,60年代则把设计艺术称为工艺美术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传入中国,工业设计一词被广泛使用。1998年,我国对学科目录进行了系统调整,对以前以不同名称出现的与设计艺术相关的学科采用综合的办法,使艺术设计的名称包涵了工艺美术、工业设计和环境设计艺术等内容。设计艺术学科的建立,如果是从1919年在德国建立的包豪斯算起,尚不到100年的历史。而对于设计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我们则可以向前延伸到19世纪末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但是,国内在研究具体的设计艺术现象,如研究设计艺术史时,总会不自觉地把设计艺术的发展历史和设计艺术学科的历史等同起来,似乎人类的设计艺术行为只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因而,一部设计艺术史也就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断代史了。设计艺术史的断代研究本无可厚非,但是我国一些设计院校开设的设计艺术史仅仅讲授工业革命之后的内容就大错特错了。朱铭教授从“‘设计的起源应该叫人类设计智能起源’”的论点出发,认为人类自从其造物之初到其形式美感的系统把握,人类就有了系统的设计艺术行为。因而,一部设计艺术史是从人类造物活动之初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天设计艺术高度发达的现代设计。由此他把设计艺术的发展史分为:设计艺术的萌芽期、手工业时期、前工业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信息化时期)五个时期。在设计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上,他主张结合生活方式史和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设计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都深深印有设计艺术的痕迹,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无不借助人类设计来实现。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设计艺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他的著作《设计史》就系统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还曾经为研究生开设《人类生活方式史》这门课程,讲得十分生动。他还多次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人尺学,系统研究人的生理尺度、心理尺度、群体(社会)尺度,给为人的设计提供科学的依据,这也是朱教授设计艺术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论是对美术史和设计艺术史的研究,还是对设计学科的思考和建立,朱铭教授总能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合理的体系。他的学术研究是在的基础之上的。在具体方法上,他特别注重系统性和逻辑性,每次进入一个新的课题,总是先建立一个体系,构建框架,然后广泛搜集资料,进行比较,用严格的逻辑格式,推演出新的理论层次,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担任领导职务后,虽然社会活动非常多,但他总能在百忙之中不忘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不断有论文和著作与我们见面,令后学之辈难以望其项背。这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他勤奋的治学态度,敏锐的治学方法,独特的治学途径。作为晚辈和他的学生,对老师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方法深表敬佩,希望以此只言片语与众分享他的成就。

 

附:朱铭教授主要著作:

《外国美术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8年再版。

《现代广告设计》,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设计史》(上、下),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设计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山东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中外雕塑名作欣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设计家的再觉醒后现代主义设计》,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

《壶中天地道与中国园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中外名画欣赏》(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世界美术史》(合著,10卷),山东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

《如是我思——朱铭自选集》(上、下卷),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缝隙里的面孔》,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

 

(董占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生处处长艺术学博士)

 



[①] 《艺术是历史吗?》(美)阿尔帕斯 著 杨思梁 译 载于《美术译丛》总24

[②]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4页。

[③] 朱铭《外国美术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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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与历史情境

——关于校史研究的思考            王 任

 

                           

三、图像证史:大学文化的影像记忆

摄影术发明百余年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与现实的记录形态,“影像史学”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末《老照片》等“图像证史”出版物的风靡一时将中国带入了“读图时代”,从中也可看到历史影像价值的一个侧面。摄影特别是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是关于正在发生、发展和发现的事物现场的形象报道,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可以再现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而揭示人性的丰富内涵。

大学校史的历史文化记录与摄影密不可分,甚至会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印记。比如,1935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毕业班师生和裸体模特儿的合影,见证了曾经惊世骇俗轰动一时的著名的“模特儿风波”。以至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发布“寻人启事”寻访那张历史照片中的当事人和知情人,拍摄了题为《照片背后的故事》的人文纪录片,成为一部记录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和国人思想变迁的纪实力作。

影像资料对历史记忆与书写的见证作用,是弥足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但是影像的时空框定和取景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定并制约了校史编修的空间和可能。摄影作品难免带有摄影主体的理念、素养、倾向等精神层面的烙印。在整理图档和收集校史照片过程中,编修校史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历史现场”摄影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时代氛围。对诸多会议、接待、座谈、集体活动等的关注和聚焦,体现了对“大事要闻”的足够重视,但是对课堂教学、师生生活等日常场景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不计和淡化处理,使得几十年后难以找到一张师生上课和学生公寓场景的照片。聚焦非常事件、忽略日常生活,重视集体行为,忽略生活细节,这背后自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集体无意识”。当然,因部署安排、摄影技术等原因造成对重要事件的遗漏、差错和缺陷,那也会是无法弥补的重大遗憾。

在大学文化的影像记忆方面,一些历史时空中的“有心人”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北大“校史”中有一张北大女生在宿舍安静地织毛衣的老照片,它是著名摄影大师马克·吕布1965年走进中国大学校园时拍摄的。在一片“红海洋”的激烈与动荡中,马克·吕布独具只眼,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独特视角为一个时代留下了独到的风景和注脚。还有《老照片》发表的一张在阔大敞亮的图书馆里诸多学子埋首用功的没有主题人物的“空镜头”照片,它看似平静却真实地再现了1930年代清华学子日常的刻苦学习生活。在黄延复先生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反映旧日清华师生衣食住行的历史图档,包括教授住宅、师生衣着、学生出行、就餐场景、校园社团、校车留影等等,可看出当时拍摄者和存档者细致入微的历史意识。

为了“回顾匠心独运的设计历程,追寻学院文脉的历史踪迹,启迪温故知新的未来前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历经多年筹划编纂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19732013)》(简称《校史》)、《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鉴(19732013)》(简称《图鉴》)。其编纂过程中,也及时搜集和“抢救”了一批重要的影像史料。济南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和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原址在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东仓,在其后三十多年时间里校园原址几经易主,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校址。2007年夏秋,校史编修者历经多方寻访最终难以找到一张呈现济南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和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校门全貌及校园建筑环境的老照片。为了寻访旧迹、获得第一手资料,也是为了体验“现场”历史感,校史编修者在“十一”假期期间专程寻访了位于历山路东仓的校园旧址并拍摄了校门和建筑环境,留下了辅证历史的影像资料。当时,历山路拓宽工程正在紧张施工,置身其间已经感到紧靠马路的校门危在旦夕。果然,数月之后的20084月,1980级校友返校寻访旧址时,校门已经荡然无存,校内建筑也岌岌可危。记录校门影像和建筑环境的照片,留下了最后的珍贵记录,随即编印进了《校史》和《图鉴》。

在搜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资料的过程中,汇集整理了众多见证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和学者来访的历史图片。例如,19854月,著名学者、艺术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携夫人李承仙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李绵璐等访问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历史留影。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张不经意间留下的当年坐席安排的手写草稿,见证了现场来宾姓名和当时的座次,顿时给人“回到现场”的历史感。在教师事迹资料方面,搜集到了很多历史资料,诸如周成儦教授主创设计的银行储蓄徽、共青团团徽、楚启恩教授跟从张仃先生创作壁画《哪吒闹海》时的留影照片、褚璞教授设计创作的英雄山纪念碑等等。还搜集到了诸多校友的图片资料,例如校友刘文洁创作的全国美展金奖作品《物华》、校友藏恒望创作的全国美展银奖作品《三月三》、校友肖勇主创设计的2008北京奥运会奖牌等。这些都成为见证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果的重要史料。同时,《图鉴》分设“领导关怀”“重要纪事”“教学活动”“校园生活”以及“教师风采” “师生作品”“文献图录”等章节,即是努力兼顾到各个方面的历史风貌、文化记忆和人文价值。此外,校史编修成果的呈现方式以至版式编排也颇为重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简史》即以图文互证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50余年的办学成就和发展历程。《学院的力量——中国美术学院新时期三十年19782008文献集》则更多地以大幅满版的珍贵历史照片重温了80年的历史文脉。

四、以史为鉴:历史回顾的现实启示

校史的价值和意义,一般被概括为“资政、存史、育人”,具有彰往而察来、温故而知新的现实功用。应当认识到,校史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梳理,它可以通过还原历史文化情境,弘扬大学文化精神,再现学校的办学传统、文化氛围、师生风采、校友事迹,可为广大师生浸濡其间、构筑精神家园提供寥廓时空。加强校史编修和研究,可以提炼大学校风学风,可以丰富校园文化,可以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从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激发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影响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形成学校和社会所期望的诸多优良品质。正如有人论及的,“校史教育应是高校新生入学时的必修课、是育人工作的起点。一个学校的历史和传统精神、学术文化氛围和校友的榜样,都将对一代代学子产生终身铭记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校史编修过程中,校史文献与文物的长久保存和承传具有深刻而久远的现实文化价值。南京艺术学院根据1923年的历史照片在校内还原修复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门,体现出对学校发展变迁过程的见证和回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清华新址教学楼内易地移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期的红色古典校门,以校史旧物怀念和重温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中国美术学院在校园内多处复制镌刻了蔡元培先生题写的“国立艺术院”,体现八十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脉。清华大学则及时编撰出版《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推动清华人文学科的历史承传与现实复兴。

校史资料对于家事国事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交流,也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价值。比如,20054月,台湾连战访问北大时收到了校方赠送的其母赵兰坤女士当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的学籍资料复制件,令连战颇为感动进而增进了彼此情感的交流。同年9月文化名人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后,校方向李敖赠送了其父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照片,让李敖感到意外惊喜。校史资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现实的校史编修和研究是离不开历史文化情境和时代语境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仅这一句话在流传中即出现了不同的诸多版本,但是语词背后的精神实质是现在很多人共同关注和认可的。而梅贻琦一生主张的“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大教育理念,却是长期被讳莫如深,直至今天也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蔡元培先生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很长一个时期也是不被认可和接受的。长期以来,那种遵从长官意见、行政命令而奉命开展的校史编纂,时常干扰学术性的校史研究,难以保障秉笔直书的历史真实。所以,校史编修和校史人物评价总是难以摆脱现实的左右和时代语境的规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是有其深刻内涵的。

对于当下的校史工作而言,亟需开展有规划、有重点、分层次、分步骤的编修和研究工作。首先,应当广泛开展校史资料征集工作。历史资料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整理和保存,即使非常珍贵和丰富,也会逐渐地流散和遗失,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校史编修不是应时行、应景性、阶段性的工作。在持之以恒的日常工作中,更需要切实加强校史馆、档案馆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确保良好工作作风的传承,确保校史资料的及时地严谨地整理、研究、刊布。同时,还应积极开展校史的专题研究和学校通史的编纂工作。既要展开时代背景、制度设计的“宏大叙事”,又要关注日常校园的丰富细节;既要分门别类地开展专题研究,又要高瞻远瞩地宏观总体把握;既要凝聚集体智慧,又不能搞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否则风格不一、参差不齐,导致众口难调、面目模糊、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总之,校史编修工作是一项严谨缜密、任重道远的长期性的工作。 

     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校史编修,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修复和建构,是对历史文化情境的复原和升华,是对当下现实的镜鉴和观照。心怀一种尊重和理解的态度,竭尽可能地去触摸、体会和感悟历史,从而较多地接近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境界。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对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样的境界,亦是校史编修者所应当追求的。

 

 

 

参考文献:

《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简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老照片》(190辑),冯克力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2013年出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纪事(1973201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鉴(197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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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与历史情境

——关于校史研究的思考              王 任


“校史”,简言之即是学校的历史,是体现一所学校的发展轨迹、办学理念、精神脉络以及人文气象的客观历史和记录文本。学校的历史应当是丰富多彩、多元共存、参差百态、包罗万象的,特别是大学的历史更是一所学校时间的历史、空间的历史、群体的历史、生态的历史,也是校园文化的历史、大学精神的历史、学术发展的历史。

 20世纪末以来,高校校庆特别是一些著名高校的校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在热闹的校庆景象背后,高等学校的校史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一所高校创建时间的溯源,一位大学老校长的名言,一句大学校训的变更,甚至会成为一时传诵或争议的社会热点。校史编修,作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视阈,已经成为诸多高校的“必修课”。校史编修,顾名思义是对学校的历史进行编写和撰修。校史编修的体例、原则、取舍、规范以至得失、评价,离不开历史文化情境和当下时代环境的客观条件,也不离开校史编修主体素养和尺度把握的主观因素。通过历史文献、遗存场景和影像记忆进行“还原现场”与“设身处地”的历史文化情境体验,是校史编修者对历史常怀“温情与敬意”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笔者对高校校史多有关注并参与了一些相关的校史工作。现在,结合个人的思考心得和有关校史编修的经历和体会,就学术视野中的“校史”及其历史文化情境,试述如下:

一、多元共存:校史编修的发展态势

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世纪末正式算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路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进行了重大的结构布局调整,随后经历了诸多动荡和坎坷。“文化大革命”之后,科教兴国,百废俱兴。1984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前建立的高等院校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于是,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校史编辑室,组织人员开展校史的编修与研究工作。1988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研讨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高校校史编修的学术团体“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 2003年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从此,全国高等学校编史修志工作普遍开展起来。就目前校史编修的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别:正史通史类、民间逸闻类、资料汇编类和学术研究类。

正史通史类:以学校党委、行政或校友会组织成立专门机构郑重其事编纂的“通史”为主,具有时间跨度大、涵盖内容广、参与人员多、体例周全、字数庞大、文笔庄重等特点,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山东大学百年史》等。就体裁而言,正史通史也是比较丰富多样的,包括史论结合的论述性的通史编纂、严谨纪实的大事记、翔实完备的综合志书、专题突出的人物志等。比如《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清华大学人物志》《南京艺术学院校史(19122012) 》等。但是,正史通史类的编纂容易造成面面俱到而失之笼统,突出重点而忽略一般,众人参与而风格不一的局面。此外,校史的“正史通史”有时还编纂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普及通行本,如《清华漫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山东大学百年简史》之类,这样更便于校史的传播流布和广泛普及,有的学校甚至做到将学校简史读本人手一册。

民间逸闻类:以师生员工的个体回忆文章和口碑流传的诸多逸闻趣事为主,叙事散漫,文笔畅达,注重细节和情境,以“正史”忽略不计的诸多细节来还原学校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但是,有时会失之琐碎和传说,甚至容易以讹传讹。但其中的精神内涵有时却可反映出一所大学的“真精神”。1998年前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一度出现了校史编修特别是大学逸事编纂的热潮。比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2月推出的“老大学故事丛书”,辽海出版社19989月推出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等。近年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月推出“中华学府随笔”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等。这些正史之外的“大学记忆”既迥异于官修正史,也不同于小说家言,颇有一些不可多得的人文价值。其中,陈平原先生的《老北大的故事》较具代表性。  

关于学校历史的个体的回忆文章,以其鲜活生动、真实感人、注重细节、富有个性和特色,而备受关注和好评。比如,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吴冠中《忆母校科班》、陈丹青《骄傲与劫难——陈丹青回忆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等等。1998年,北大校报编辑部编选的校友回忆文集《精神的魅力》修订再版,并出版了其续编《青春的北大》,一时颇为畅销,至今口碑甚佳。近年来,“校史” 的民间编修开始以更加开阔的人文情怀和思想视野向纵深发展。钟叔河编选的《过去的大学》、赵建林编著的《解读北大》等,都备受关注。近年出版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大学风貌和心灵史,在历史的追怀中不乏现实的镜鉴,可作广义的“校史”阅读。同时,通俗普及以至图文并茂的校园文化读本也一时风行,比如《清华地图》《北大那些人》等等。

资料汇编类:是对学校重要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刊布,侧重“述而不作”。这类校史资料编纂目前尚不多见,也是亟待加强的基础积累工作。主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等。其中,卓有成就的代表者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卷六册,300余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涵盖了1911年建校以来的政府文件、公文函电、办学规程、会议记录、历史图片、各类统计数据、信件、名录等等,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与论述性的校史著作相比,此类史料选编更客观、更真实、更完整。其实,如果没有资料汇编作基础,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是很难保证其编纂质量的。

学术研究类:校史编修和研究,近年来已经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并出现了诸多校史研究专家和学术研究专著。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先生数十年执着于校史研究,出版有《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的校长们》《清华风物志》等专著,成为了解和研究清华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教育史家苏云峰先生以扎实的教育史学素养从事“校史研究”,代表专著有《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等。200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以严谨敦厚的著述,总结了现代中国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诸位大师的办学思想和人格风范,其中对校史、校风的概括阐述不乏精彩篇章。近年,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深入大学历史的研究。比如,王东杰博士的学术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该书将大学史放到社会史、教育史和学术史的开阔视野内加以考察和研究,以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联为场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史料扎实,论述谨严,成为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学专著。其中,不仅充分利用留存档案,更以报刊、文集等各类文献相互比证,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做出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此书已经超越了校史编修的层面,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佳作。其他同类的学术著作还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重镇,其相关成果蔚为大观。2012年翻译出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由美国的易社强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综观校史编修和研究的现状,可以说呈现出正史通史、民间逸闻、资料汇编和学术研究多元共存而又互补互动的良性格局。正史通史、民间逸闻、资料汇编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方式方法,也可以为正史通史的编纂所借鉴。通读了正史与逸闻、汇编和专著,大概才可看出一所大学的真面目和真精神。同时,为保证“校史”的客观公正和严谨真实,不为现实力量所左右,积极倡导校史编修和研究的独立性、学术性品格,也是值得关注和考量的。

二、文献钩沉:“回到现场”的史料整理

在多元共存、丰富多样的校史编修格局中,应当看到,与诸多综合大学相比,艺术院校的校史编修工作相对起步较晚、成果较少。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纂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为数不多的也是较为重要的一部艺术院校简史的汇集之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艺术院校的校史编修工作随着校庆、评估、考察等重要机遇的来临而得到了重视并编著出版了诸多成果。但是,在重视程度、编纂体例、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经费投入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国美术学院是十分重视校史编修并且成果颇丰的。该校先后出版了《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华》、《与历史同行——中国美术学院建校75周年图片选辑》等校史著作。2008年,在80周年校庆之际编纂出版了一系列书籍,主要有《学院的力量——中国美术学院新时期三十年19782008文献集》《漫歌怀忆——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回忆录》《域外艺履》《南山肖像》南山博文丛书》等。中央美术学院在即将迎来100周年校庆之际,《中央美术学院院史丛书》、《中央美术学院老艺术家艺术调查和资料抢救工程》、《关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精神”研究》被列入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其他艺术院校也较为重视校史编修工作,比如已经出版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史(19561991)》《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简史》《四川美术学院校史(19381989)》《中国音乐学院史(1989­1999)》等。

但是,综观近十年来艺术院校的校史编修工作,总体看来,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学校史料的发掘整理存在较大缺憾,直接影响了校史编修的资料储备和立论基础。在日常的史料征集、档案保存等方面,很多艺术院校没有建设校史馆和档案馆,没有专设的校史编修机构,没有专门的校史编修人员。长此以往,日积月累,不被重视的大量的校史资料随着时间推移、人事更替而日渐流失,最终难以收集整理。所以,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开展“老艺术家艺术调查和资料抢救工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校史编修中的史料抢救工作,值得其他高校借鉴学习。 20134月,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北平艺专与民国美术”学术研讨会以及在此前后举办的《北平艺专精品陈列》系列展览,一时备受瞩目,以其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对北平艺专校史和民国美术史的发掘与升华。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在南京艺术学院100周年校庆之际,一套 南京艺术学院校史研究丛刊”正式出版,首批包括《上海美专研究》《苏州美专研究》《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专研究》和《南京艺术学院早期校刊校报研究》四卷,还另出版有《上海美专艺术文集》、《上海美专名人传略》、《上海美专音乐史》、《图说上海美专》等。该校史研究成果以专题专刊的形式,通过文献选刊、专题研究、人物钩沉以及口述历史、史料辑录等多种方式展开,对南京艺术学院的三个重要源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和山东大学艺术系以及作为南艺前身的华东艺专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和挖掘,力求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为南艺校史研究提供新的深度和视野。出版系列校史研究专刊,既是对南艺百年校史进行的系统研究,更是对南艺百年校史进行的系统整理和保护,其意义十分深远。历经多年的史料考索和沉潜钻研,该系列丛刊以其严谨、扎实、厚重的学术风格,令人肃然起敬,堪称当下艺术院校校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正如史家所言,“史学便是史料学”,校史编修首要的工作还是学校史料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没有史料,校史即无从谈起。史料不扎实,而高谈阔论,任意发挥,大书特书,只会歪曲历史的真实。只有史料打好基础,方可开展史实考析和史论阐述的深入研究。史料主要包括文字、图片、影像、实物等,史料的来源主要包括学校各类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征集、当事人口述历史、校报学报等出版资料的历史记载等。史料记载着岁月长河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或过往人物,无论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场景或庸常琐碎的日常小事件,抑或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只要进入了历史研究意义上的史料收藏,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被记录、被记忆。在众多史料中,经过甄别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历史档案的权威性与真凭实据的特征尤为突出,它是某段历史的重要注脚和原始凭证。在史料的储备和运用方面,《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中,筹设经过与沿革、人事网络与权力组织变革、校长人选与继承风波、经费与校舍及设备、学生素质与社会背景等章节内容,充分利用了中研院近世所藏外交档、学部档、清华大学藏档案以及五百余期《清华周刊》等历史文献,考据严谨、立论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相类而言,在笔者参与校史编修的过程中,应当说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档案馆的各类档案,特别是图片档案和人物档案的建立,也为校史编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建校初期、1983年之前档案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有些档案价值的有限性,也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相关校史编修的文献空间。此外,校报《山东工艺美院报》、学报《设计艺术》多年来的及时整理装订以及精选作品集的编辑出版,都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文献系列的编撰和学校年鉴编辑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持。

文献钩沉和史料考析,是校史编修打基础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基本功”。在其过程中,求真务实、小心求证的严谨的工作态度至关重要。比如,北大历史上辜鸿铭拖长辫且持复辟论,但仍然在校任教。在转相传诵这一事例时,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得益于蔡元培之“兼容并包”。但是史实却是辜氏任教北大在蔡元培长校北大之前。所以,史实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相当然的。另外,从反面来讲,对具有档案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擅自处理,特别是对一些现场“孤证”的刻意修饰和加工,都会严重影响历史的真实原貌。比如,近年一些院校根据不可靠的文献盲目地、牵强附会地“追根溯源”、有些重大事件簒用其他学校的历史照片等。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史料运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差错务必及时更正,以免以讹传讹,以假乱真。

在史实考证方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纪事(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鉴(19732013)》的编纂过程中遇到了众多需要考证的历史细节。比如,为确定“当代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工艺之路” 座谈会召开的准确时间,编辑人员专门查阅了《装饰》《设计艺术》等学术期刊,根据当时报道文章的准确记载查证为199611月。再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2007年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召开之际,与会专家在参观校史馆时见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当年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的合影照片。而这幅照片也是工作人员用心搜集并经过了认真查考的。还有一张在学校操场举行招生考试的历史照片也几经考证,其拍摄时间最初误注为19864月,后来在考证时咨询了当年教务处、学生处的有关人员和监考教师,但是当事人的记忆也存在差异,有的记作1985年,有的记作1991年,据回忆当时的考题和羊年有关,由此可以推测为1990年或1991年,最后经查阅1990425《山东工艺美院报》才确定了准确的时间。

     在文献的钩沉与整理中,历史的“细节”往往更能凸现时代的风貌。不同时期的校徽、招生简章、入学通知书、学生刊物、毕业生作品集以至成绩册、饭票、晚会演出节目单等等实物资料,对于还原历史场景、体验历史情境都具有独特的价值。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发展史中,“大学一览”、校报、纪念特刊等经常出版物的历史价值,尤其值得后人关注,其中丰富的历史细节,尤可看出时代的文化风貌和精神表征。陈平原根据校史资料所写《老北大的自画像——“校庆感言”解读》便是“朝花夕拾”重新解读历史细节的校史研究佳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诸多校史体裁中,逐年编纂的年鉴具有及时总结、便于检索的优势,是见证发展进程的权威文献和检索工具书。但是,年鉴的编纂时间短、要求质量高,并且涉及学校的方方面面,其编辑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年鉴》(20032004200520062007)五卷的编纂工作为例,从20074月开始启动到20089月基本定稿,时间跨度一年多,但是实际工作日只有数月。期间数名兼职编辑人员承担了五卷年鉴、近120万字的编纂工作。其中,各个撰稿部门和单位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是影响年鉴编纂工作的重要环节,并且撰稿者主体素质的参差不齐会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稿的整体质量。如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工作不到位,匆忙应付、草草了事,年鉴编辑们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交稿迟缓、体例不一、错字连篇等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稿件催交、反复修改、关系协调以至稿件撤换上。年鉴编纂工作需要思想统一、体例明确、统稿严谨 、配合有力,是编纂思想统摄全局之下的集体智慧结晶,也是校史编纂体裁中每年出版、最具“时效性”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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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祝华的工业设计情结
——写在我校工业设计教学暨沈祝华从教回顾展开幕之际

                                                                                                    潘鲁生

 
    今天看了“工业设计教学暨沈祝华从教回顾展”,有很多感触。我和沈祝华教授都是1983年到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我是毕业分配,他是从临沂调入,两人都有着地方工艺美术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有种特殊的情结。当年同住在老校的筒子楼里,其实是学生公寓,单位给我们安排的临时往所。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直率秉性,直来直去,常常谈天说地,纵论工艺美术发展,工作生活显得轻松而愉快。我们都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初学校从中专到大学的艰难转型,经历了从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前沿的转变过程。虽然彼此相差十几岁,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不同的是我留校后到了校实验厂进了车间,做了团的工作,他开始组建我校产品设计专业,学有所用,圆了他多年的工业设计情结。基于专业思考,彼此时常沟通交流,那个时代的校园文化俭朴,尊师重教,教职工与学生亲如一家,大家相处来往如亲朋好友,筒子楼的生活也不分彼此,互相关照,互相体贴,有种难忘的亲情,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印迹,一名教师留下的将是他教书育人的经历和影响。沈祝华教授有工业设计的情结,在学校工业设计专业建设上有四个方面的贡献,是这所年轻大学宝贵的财富,尤其值得年轻教师用心研读和学习:其一,他是山东省工业设计专业的筹建者。早在1983年工业设计系始创阶段,就担任主讲教师,是学校工业设计系和产品设计专业的筹建者,也是首任工业设计系主任,许多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成果开拓充实了工业设计的相关专业,填补了山东省工业设计教育的空白。其二,他是我校工业设计专业国际交流的先导者。早在1985年就提议学校邀请英国设计委员会顾问彼得•汤姆逊,日本筑波大学构成教育专业主任、国际设计界著名构成教育学者朝仓直巴来校举办学术交流活动,1987年编辑出版了国际研究班的设计作品集,并在八十年代就参与了世界设计大会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他始终把国际交流与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系列关于设计基础教学的改革思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三,他是工业设计教学与科研的践行者,任教期间出版了《设计策划》和《设计过程与方法》等设计学专著,还编写了《产品设计》和《展示设计》等系列教材,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扎实的成果。其四,他是艺术创作“适度美”的倡导者,把艺术创作与设计学的思考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坚持绘画创作,退休之后又创作了一批油画和水墨作品。他主张艺术的真谛离不开美,适度的美才是真正的美,这是艺术理论层次的思考,也是设计理论的创见。一个大家,往往在科研、创作、设计每一方面都是优秀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时,工业设计也需要美术的介入,科技与美融为一体。沈祝华教授通过教学实践、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为我校工业设计专业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开创了许多先河,对我校工业设计专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教回顾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沈祝华教授的教学思路、教学经验和学术成果,这些都是一所教学单位和专业建设的可贵财富。在教学与研究中,他开风气之先,在工业设计方面有创见、有引领,建立和开拓了我校乃至山东工业设计教学的格局。他积极践行,把国际交流与专业教学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和教材编纂、教学工作结合起来,把理论思考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一点一滴,都落实到教学上来,落实到课程里,这是教师的魅力,也是学生的福分。而且,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作为大学教师不能停留在经验层面,必须深入到学术的、理论、技艺的层次,有轴线、有纬度、有视角,有学术的深度和教学的广度。这也是沈祝华教授教学回顾展给我们的启示。
    当前,工业设计有不少新特点、新形势、新机遇。2014年可以称作中国的设计元年,设计发展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大力推动设计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这对我们的设计教育落地实施提出了要求,如何在人才培养上实现对接,把设计人才的需求落实为课程,进一步打破文理分科的格局使产品设计、生活方式、审美取向融为一体,实现设计的文化引领,都是需要切实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伴随信息、材料、工艺等一系列技术发展和生活方式变革,工业设计发生着具体而深刻的变化,设计走向“集成创新”和3D打印时代,工业设计教学不能停留于“创意”和“造型设计”层面,必须集合文化、创意、技术、消费、管理等要素,形成综合性创新。同时,设计“信息化”发展,工业设计教学需培养关于“智能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实现“大数据”在设计上的应用,培养综合能力。而且在互联网时代,创客文化兴起,设计的“明星制”已经被打破,设计逐渐“去中心化”,工业设计教学需培养互联网资源的整合与运用能力。总之,设计教育必须有开拓的热情朝气、扎实地推进和理论的深化发展,真正做到设计服务社会、引领生活。
    从根本上说,教授的成果就是大学的高度。沈祝华教授在工业设计专业教学、育人、科研、创作及学术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是我们工艺美院大学文化、教学和科研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往知来,作为工艺美院人要传承好、应用好、发展好这些经验成果和思想精神。我们的学校办学历史相对较短,发展的基础还相对较弱,现在的师资队伍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确实需要沉下心来在专业上开拓创新,在教学上踏实付出,在科研上敏锐深入,使学校发展有传承,有底气,有精神,有动力。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我们曾为自己在传统文化根底和现代科技的掌握上感到不足,今天的青年教师们也面临着当今时代工作、生活等新的压力,但共通不变的是要有踏实学习的进取精神。看一看我们前辈教师在教学上的敬业、在学术上的投入、在现实条件下的开拓之举、乃至退休之后在创作上的不懈追求,应是一种最有力的启示。
    光阴如梭,韶华易逝,我们从1983年入校工作,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一起从事共同的教育事业是种缘分,我为有沈祝华教授这样的同事和老友感到高兴,希望这样的从教展览能带给学校师生更多的启示。
                         

甲午冬至午夜 于历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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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业设计教学暨沈祝华教授从教回顾展举行


2014122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业设计教学暨沈祝华教授从教回顾展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美术馆开幕。长清大学城高校师生和南京艺术学院、江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专家学者参观展览并座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是全国高校较早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九所院校之一。工业设计专业教学在1980年代中期填补了山东省工业设计教育专业的空白,相关成果曾获得国家首届教学成果奖。沈祝华教授是山东省工业设计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首任系主任,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资深教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专家。沈祝华教授学术著作有《设计策划》、《设计过程与方法》、《产品设计》、《展示设计》等,设计代表作有银座商城标志等。

展览回顾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工业设计教学30年的历程,并着重展出了沈祝华教授的主要学术文献、设计作品和140余幅绘画作品,是对三十年办学成果和学术贡献的总结与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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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9 00:01)



  耄耋老人褚璞追忆———

为毛主席塑像的日子

【人物资料】
  褚璞,1929年生,山东滕州人,1949年考入山东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1952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建筑设计院工作,工程师、高级建筑师。1985年调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1991年离休。从事设计工作40余年,在纪念性建筑、雕塑等方面颇多建树,为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的设计主创人员,曾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山东师范大学与赤霞广场毛泽东塑像的建像工作。

    每到12月26日——— 毛泽东主席诞辰日,赤霞广场毛主席塑像前都有许多市民自发前来举行纪念活动。作为山东师范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位于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塑像,自然也吸引了无数目光。近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建造这两座毛主席巨型塑像时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日前,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王任老师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一位当年参与这两座伟人塑像建像工作的建筑师——— 耄耋老人褚璞。作为当时的建像顾问,褚璞参与承担了重要的工作,例如将塑像小稿准确放大为巨型塑像等。时至今日,褚璞还保留着当年他撰写的“雕像施工总结”,泛黄的纸张正静静诉说着陈年的往事。
    塑像衣襟朝东朝西争论不休
  已是耄耋高龄的褚璞老人,至今保留着许多四五十年前的资料,这些资料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成为当年岁月的见证。一期出版于1967年10月25日,山东师院革命委员会、文革串联指挥部主办的《黄河评论》,扉页为一张“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照片,它记录了一个瞬间:众多群众站在主席塑像前欢呼庆祝——— 在半个月前,这座主席塑像落成。
  褚璞翻开一本泛着旧色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巨型雕像落成纪念”、“山东师院革命委员会、文革串联指挥部,1967年10月11日”等字样颇为吸引人的注意。“这是当年主席雕像建成当天的纪念品,当时没有几个人领到,我是其中之一。”之前,褚璞成为建像办公室的建像顾问。
  褚璞回忆说,建造主席塑像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仅塑像的形象就引发了众多争论。“当时有很多济南雕塑家参与设计,我记得有50多个方案,”褚璞说,争论具体到每一个细节,“被风吹起的衣襟是朝东还是朝西?这关联到‘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选中山师一名学生设计的高2米左右的雕像小稿。”“雕塑家设计出小稿,是定下了基本造型形象,但放大为巨型塑像,需要考虑建筑材料、防震等多方面,这就需要建筑师、工程师的参与。”褚璞说。
    数次更改力求完美
  不久,连同底座9米高的第一个雕型建成,但因“雕型和环境不能突出伟人的形象”而被众人否决,拆除改建高16米的。褚璞回忆说,要建16米高的塑像,可体育馆的高度容不下,只能往下挖地基,向上则拆掉房梁,但这样做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透视变形,无法从一个点看到塑像的全貌。褚璞解释说:“头部在房顶之上,脚部在地基之下,站在体育馆里,怎么能把握住塑像的整体形貌呢?”
  在众人热火朝天的干劲中,第二个雕型很快塑成,但褚璞对眼前的塑像并不满意。褚璞回忆说,“当时就想,需要找专家来看看,于是,我与几个人一起到北京请来雕塑家张松鹤等人。”那时,北京市美术公司的张松鹤已经参与过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巨型毛主席像的塑造。
  塑像的“雕型粗糙,不够完善”很快成为共识,但褚璞表示,他对塑像不满意但是他不敢直接说拆,“能随便说‘拆’吗?我要直接说‘拆’,很可能就转变成我的问题,后来还是张松鹤表态要‘拆倒重来’,建造更高质量的主席塑像。”随后,张松鹤等人设计出塑像小稿,褚璞与山师的老师等人将其放大定稿。
  “小稿是重要环节之一,是准确刻画放大为定稿的基础。”褚璞说,当时从塑像结构、比例关系、动态、气息、面部表情刻画到每一条衣纹、每一个细部,都认真研究、仔细推敲、反复修改,直到众人满意为止。在褚璞保留的“施工总结”上,详细记载着大小塑像的各部尺寸对照:“头长、脚长、肩长”,“下巴—眉弓”,“大衣口袋处周长”,“手指到地面”等各处细节均无遗漏。
  为了避免在室内造成的透视变形问题,第三座塑像改在现场台座上直接塑造,但同时又有新问题出现。褚璞说,“防晒、防风、防雨需要考虑;必须日夜不停地喷水,使泥塑保持可塑性,防止干裂。很多需要注意。”
     站在校门口是观像最佳视点
    “大型塑像取材通常有石雕、木雕、石膏、金属铸造等,而最后选择钢筋混凝土,是考虑它更适合当时的人海战术,可塑性强、耐腐蚀等。”褚璞说。
  当时的塑像还根据采光条件刻画伟人形象。褚璞表示,由于塑像面向北,采光条件较差,在面部刻画、衣纹处理方面适当硬了一些,“体面关系、高点低点、阴面阳面、线条转折处理特别明确,并有许多稍微夸张之处”,而这些处理就是为了适应背光环境的需要。“彩色水泥、白石子、松香石、黄沙”,在“施工总结”中有一张表格清楚记录着当时混凝土的配方比例。褚璞说,当时特意选择花岗石石子,以求视觉效果更好。在塑像拆模之后,又通过“剁斧”将水泥浮浆剁去,并解决某些细节问题,“需要特别仔细地剁,剁出的线条力求整齐,使塑像衣纹和谐统一。特别是面部,更需要采取细剁斧的方法。”
  “塑像达到了我理想中的效果。”说到这句话,褚璞爽朗地笑起来,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兴奋。“在整个建像过程中,塑像的选点、高度、比例、尺度、色彩等方面不只做了多个方案,还特别考虑了雕塑与周围建筑环境的特殊性,为了实现最优化的视觉观察角度,选择了合理的垂直视角和平面视角,解决了移动视点所产生的透视变形,在周围各个角度都能完整地看到毛主席塑像的全貌。”褚璞笑着说,现在学校正门位置的观测效果最好,“因为视点正是基于正门”。
  山师主席塑像的落成,消息很快传向全国。在《黄河评论》中,刊载着一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贺信”,信中表示,由于工作非常繁忙,使他们不能有机会前来参加毛主席巨型雕像落成典礼大会,致以敬礼。
    原班人马再建展览馆塑像
  很多济南人知道,赤霞广场上的主席塑像是在1999年由山东省工业展览馆搬迁而来,而这座塑像的塑造当年也有褚璞的参与。“山师主席塑像落成之后,我们原班人马应邀到展览馆承担第二次建像工程。”褚璞说,因周围环境规划的需要,展览馆的塑像略低,“像高8米,基座高4米”。
  褚璞表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建造第二座不再那样困难,但还是遇到某些意外情况。“展览馆那里周围有泉群,地下水位高,施工挖地基时竟然挖出泉水来,大约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来紧急排水。”
  说起建造主席塑像的日子,褚璞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当时吃饭需要粮票,在山师建像时,工地管粮票,饭随便吃———与达到理想效果的塑像一样,吃饭管够也成为这位耄耋老人的记忆。

《济南时报》专版报道—— http://jnsb.e23.cn/shtml/jnsb/20131226/12339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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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8 23:51)

黑白的灿烂——读周东申教授的木刻版画作品

                                                      潘鲁生






      周东申教授在同学们眼中是时尚洒脱的引领者,他看起来总是那么乐观自信、精力充沛。他又是一个勤奋耕耘的艺术家,毕生追求版画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将自己所有的生命激情与想象力都融入到版画创作中,构筑了一方充满生命质感的版画天地。透过周东申教授所创造的黑白版画世界,人们能够体会到一种灿烂的心境,这是艺术家心性与气场的投射,其中,饱含着深沉而又热烈奔放的生命情怀,给观者带来震撼与启迪。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版画具有创作过程的独特性,因刻制刀法而形成的艺术语言显得更加纯粹而具有艺术美感,这也是周东申教授之所以迷恋版画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东申黑白二色的版画创作,计白当黑,以小见大,以画传神,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对于色彩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生命的气度与格局。读周东申教授的版画,感觉黑白二色也许就是人们潜意识中的生命底色,如同张仃先生晚年对焦墨山水的钟情,周东申的版画也是仅用单纯的黑白二色。虽然以版画为创作载体,作品人物形象和自然风物皆饱满鲜活,气韵生动,没有丝毫的迟滞之感。从创作手法上看,周东申教授的版画刀法犀利、明快,正如他的性格一般,爽朗麻利。
    在周东申教授眼中,版画创作是以艺术的形式“与灵魂对歌”。他从生活中广泛的吸取营养,同时又将自己关于生命的体悟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他版画创作独有的美学趣味。《春之祭组画》、《绿色保姆》、《三月的歌》等作品,用刻刀讴歌自然,体现了对自然体察的细致入微,同时也蕴含着一种诗人的情怀。《采访惊世作家M》、《十字坡酒坊》、《山东李逵》、《警察与小偷》、《雄狮》、《儿子》、《朋友》、《皇帝的新衣》、《皮德的礼物》、《巴黎圣母院》、《第四十一》等作品,有的题材来自生活体会,有的题材来自中西文学作品读后感,都以一种夸张的生动感传达出人物性格的张力。
    版画创作来自西方,从鲁迅先生1930年代在上海带领美术青年倡导“新兴木刻艺术运动”以来,中国版画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宣传艺术形式,到今天成为并列于国画、油画、雕塑的独立的艺术创作形式,是一代代版画艺术家执着耕耘的结果。周东申教授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执教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两所艺术殿堂的人文环境中,把版画创作当作自己的事业,将东西方版画艺术的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周氏版画的独特面貌。从周东申版画艺术作品以及他能够在中国和西方都能得到认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版画艺术真谛的艺术家。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校40周年之际,举办周东申教授版画展,我们敬佩他五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创作精神,也感谢他三十年教书育人辛勤付出。祝愿展览能够对工艺美院师生有所教益,祝福周东申教授的艺术之树长青。

《山东画报》专版——
http://www.sdhbs.com.cn/html/painting/bestwork/2013/1129/2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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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专题报道:
http://www.sdhbs.com.cn/html/people/peopletopic/2013/0926/2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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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4 10:1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座谈会举行

     6月20、21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座谈会在千佛山校区办公楼会议室举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裴新锋主持座谈会。院长助理王立果出席会议。老领导、老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参加座谈。会议就校史编纂工作听取建议并展开热烈讨论,取得积极成效。
    为迎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校40周年,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高度重视并积极启动校史编纂工作。当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纪事(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鉴(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友名录(1973--2013)》的编纂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展》展览设计正在加班加点,积极推进。为进一步征集史料、征求意见、促进校史编纂,学校领导安排校史文献组组织举行了校史座谈会。
    座谈会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裴新锋恳请老领导、老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对校史编纂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座谈会听取了院长助理王立果关于建校40周年学术活动周总体安排情况的汇报,还听取了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文献组组长王任关于校史编纂具体内容和工作进展情况的详细汇报。
    与会老领导、老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充满感情地回顾了学校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史实。重点回忆了济南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时期教学情况、从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的具体过程、千佛山校区兴建的具体情况、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情况、专业设置和教材建设、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以及1980年代、1990年代的校风学风等,还深情地缅怀了孙长林等老前辈在学院创建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精神品格。
    与会老领导、老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热情地畅谈了对校史编纂工作的建议。希望校史编纂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做到“真、全、准、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突出办学特色和发展成果,要在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中理解和记录发展的进程,并建议系统总结学校的校风学风和大学文化精神,同时重视总结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的精神财富。座谈会上还提出了进一步广泛征集校史文献和图片资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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