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发 新浪博客

   都说灵魂会有一个出口，那音乐就是我的出口，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我才一直在这里。早晨起来突然听说她走了，我不敢相信也不该相信，因为昨晚K歌时还有人在我面前唱她的《hold me》我还说对这朋友说，这么老的歌你也会唱。

   惠特尼休斯顿是为数不多可以凭嗓音打动我的歌手，喜欢她是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像她那样把技巧和情感水乳交融，在最难以逾越的高音面前，别人是炫技而她是倾诉，而且动人心弦。

  我不想做一个乐评人，我只想当一名倾听者，把她唱的一些我最喜欢的情歌刻在一张盘上，这些歌在《零点乐话》的20年间曾不止一次的放过。今夜，让这张装有世界上最美声音的CD慢慢旋转起来，我不想缅怀，也不想介绍这些乐话的背景，我只想和你静静的把这张盘听完，不管是回忆还是祝愿，我只想沿着这个灵魂的出口出去，任凭她把我带到哪里。  

  听这首歌之前，请闭上双眼。

1《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永远爱你。我们身边谁是那个保镖呢？有，可惜保护的只是你的身体而不是你的情感。听惠特尼·休斯顿的歌你会忍不住感叹自己的爱情那样平淡，感叹自己为爱如此不勇敢。而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被感动得战栗——身体留在原地，内心不顾一切的朝爱情奔去….

2《Run to you》

  身体留在原地，内心不顾一切的朝爱情奔去，这是多么懦弱的范例。情感的不幸不在于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在于爱情溶化了内心，而身体却只能保持平静。

3《One wish》

  喉音的颤动让我想到沧桑的百灵鸟，我很享受这种被拨动心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离这样美的声音这么近很幸运，那些情感现实中的无奈由此显得那么可怜。我们为什么不能充满情怀，在这样的歌声掩护下冲过去亲吻心爱的她呢？！

4《Exhale》 

  难道只能“心”爱吗？用歌声揭开你的情感面具，我能做到吗？这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对你而言，音乐，歌曲，只是助兴的东西，就像酒或是烟。但这些歌大多都已陈年，唱歌的人也已渐行渐远，所以不知你是否经得起我这样一杯一杯的灌，一只一只的点燃.。

5《When you believe》

  多喝一杯，多抽一点,，当你想他的时候，这些歌可以帮你度过难关。

  她突然走了，当这束光芒熄灭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点亮十盏烛火，每一盏都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我不敢说情人节快乐，我只想说，这些情歌曾经帮过我，特别是当年在我失去爱情感觉内心一无所有的时候。

6《I Have nothing 》

  我拥有许多，有的还让人羡慕。听说我会弹钢琴，她说来一段。我说，来一段那是听相声，应该是来一首。她说，哈，没想到你还挺逗。

  我温柔的望着她，在钢琴前坐下。手指掠过琴键，然后问：你会唱这首歌吗？

7《A song for you》

  这首歌给你，你要对她好一点，要像惠特尼照顾这首歌一样照顾好你爱的人。听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它往往和心情有关，唱歌的人今早离开我们了，这些情歌是就她留下的遗言，它们在告诉我们：对爱，好一点，特别是当你被爱的时候。

8《You were loved》

  既然你已经爱了，就不要躲闪，要紧紧抓住她。

  这首歌唱于1984年，是惠特尼成功的起点，和他合作的这个男人叫Pender grass。在感情上，她和几个男人合作过，但结果都不愉快，而且还被其中一个男人带坏，有人说，就是这个男人毁了惠特尼。

9《Hold you 》

  除了音乐，剩下的是她生命列车的残骸，我试着用这些歌将它们掩埋。她怎么走的对我们这些远远欣赏她的的人来说并不重要，人走茶热，这些歌曾不止一次温暖过我们，无论她是因为什么离开的，如今她都已经远离痛苦和折磨了。

10《I m every woman》

  希望她在天上不再唱歌，可以做一个平凡的女人。

                                                            伍洲彤于北京午夜

                                                            2012年2月13日

不能这样糟蹋传统文化！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拜读了秋风兄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F31版。）和近日在网上推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后，不禁哑然失笑（以下引用这两篇文章，不另注明）。为了神化孔子和儒家，秋风兄横扫王国维、李济、张光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大师们百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先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成果！可是，除了惊人的勇气，孔子和儒家没有因而沾光，留下的只是不能这样治学的恶劣个案。

应该首先申明，研究先秦史，特别是西周、殷商和更早的历史，非常困难。金文、甲骨文、考古学、古文献学……必须有扎实基础；得出重大的新结论，应该有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王国维语），力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从开创者王国维，到改革开放后使中国大陆殷商、西周史研究重新起步、面目一新的张光直等大师们，就是以这样的学养和学风树立了令后学景仰的典范。海内外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长增高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方家们似乎对秋风兄的高论不屑一顾。笔者研究的范围是近代中国，对先秦史顶多是个不合格的小学生，对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仅是略知皮毛，这篇拙作不过是一篇上交老师的习作。学术求真的本性要求谦卑。敢于指出秋风兄的论述漏洞百出，一是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童心尚未泯灭；二是对学问始终抱着敬畏心态，死守说话有根有据的信念，不愿坐视肆意歪曲历史的学风横行。

秋风兄的孔子观依靠的是两条支柱：1.对西周社会的解释。2.对董仲舒和此后儒门弟子状况的估计。

让我们客观、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两条柱子的真实状况。

“自由的”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为了塑造“自由的孔子”，秋风兄需要一个“自由的”西周。像魔术师一样，一个“自由的”封建制的西周，果然在他笔下诞生。不过，魔术师申明自己玩的是魔幻世界，而秋风兄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这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的西周！”

这个自由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四度玩弄穿越时空的魔术师手法。

第一．混淆西周封建制与前此一千多年的社会差别。

秋风兄断言：“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

短短两句话，一个大忽悠：

海内外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都知道，尧、舜、禹虽然文献有记载，但都是传说年代，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而且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何来“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由于“双重证据”稀缺，无法精确描述。直到传说中的夏代，大体上还是部落社会，国家顶多处于萌芽状态。秋风兄却一口咬定那就是封建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有证据吗？说那是“常识”，除了外行，在史学界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愿意承认这是“常识”。

殷商、西周、春秋分别约生存了554、275、294年，一共历时约1130年，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有无法抹杀的差别。迄今史学界的共识是：“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1]

王国维不愧为大师，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仍为史家认同：

“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2]

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始于西周，而且是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封建制。

为了证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否定西周封建制的宗法专制性质，秋风兄说得天花乱坠：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性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第二个忽悠是对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过程和性质的歪曲。

秋风兄振振有词说：

“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立这个约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见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

首先是时间上的忽悠。在殷商和西周建立初期，周公“制礼”——建立封建制度以前，君臣大义确实尚未真正确立。

王国维早就指出，直至殷商“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3]

武王逝世，按照殷商兄终弟及的制度，周公完全可以自己登基。但是，为了稳定政治体制，周公确立了嫡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秋风兄描绘的不过是这个制度确立以前的状况。王国维说得好：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4]

一再引起争斗的殷商嗣位制度被废除了；西周宗法封建制建立起来了，秋风兄说的“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的梦幻本来有很大想象成分，此后更不见踪影。

这个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后来者的认同。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考古学和殷商、西周史研究的泰斗。惨不忍睹的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在文革后重新起步，就是以他的学术成就的介绍和吸收为基础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5]

大师们的结论当然可以推翻。但是，您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来。秋风兄把绘画上的大写意手法用在最讲究证据的历史研究上来了，除了耸人听闻以外，能留下什么呢？

第三个忽悠是拿春秋（前770-前476）的史料用于西周。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年代——封建制度正在瓦解。像孔子那样十多年间，栖栖遑遑在各国之间游走，谋求一官半职的知识人比比皆是。

秋风兄说：“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周王作为“共主”，虚有其名。那时出现“臣一主二”非常自然，与西周大一统局面下的君臣伦理完全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第四个忽悠是文献解释上的随意性。

“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白虎通义》是汉宣帝于公元前51年召集儒生制定、由班固写成，宣帝最后裁决的，不是古文献的‘结集’，距离西周7百多年了。它虽然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却也没有切断血缘关系。这正是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特点。

第五个忽悠是凡是不合己意的史料，则干脆一笔抹杀！

孔子杀少正卯，不是孤证。秋风兄一句是荀子捏造的，就跳过去了。冷静地研究孔子多年、持论平和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说过一段话：

“此说是先秦两汉旧说，宋以来否定此说，皆出卫道，毫无根据。赵纪彬的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参看氏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6]

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必定把赵纪彬的论据和结论考查一番，提出自己反驳的论据。可惜，秋风兄没有遵守这条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从而自认为是得胜回朝的锣鼓，不过是学术门外自得其乐的叫嚷。

董仲舒是监督者还是依附者？

说董仲舒创造了一个足矣牵制皇权的共治体系，是秋风兄另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忽悠。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董仲舒究竟提倡什么？

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阴阳家和方士的谶书和儒生编造的纬书冶于一炉，编造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基本的一面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即使提醒皇帝提防天谴，也是忠诚地为皇上打扇。这个判断有没有根据呢？

1.在儒学历史上，他明确地树立三纲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基本架构。

孔子一直强调等级、名分不能逾越。后来的统治者把这个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秦之法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制，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7]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陈寅恪先生独具只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韩非子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

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

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有没有跳出儒法两家联手建造秦代制度的窠臼，而且把三纲确定为他的天人感应主张的重要基础。他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承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0]

三纲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赞扬或否定董仲舒可以从容讨论，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主张与保障人的自由为职志的宪政是背道而驰的。

2.孔子开创的名教，基本含义是教化子民，服服帖帖遵守名分——等级制。董仲舒秉承名教思想，指点执政者坚持政教合一，把教化被统治者放在首位。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说是：

“今陛下贵为天子……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1]

教的前提是坚持等级——名分。董仲舒为此对儒家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诠释：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12]

秋风兄不是把儒家的礼治捧上天了吗？他口中最伟大的儒家、缔造中式宪政的董仲舒揭示礼治的实质是：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13]

不要望文生义，把儒家说的义等同于正义。董仲舒说：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14]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5]

秋风兄口口声声说，西周的封建就是西方的封建，说董仲舒摆弄的是宪政主义，要害就在于掩盖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是层层的天，要跪倒在尊长脚下，而西方的封建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董仲舒不遗余力在揭露秋风兄没有领会他的思想的真谛。

3.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堵塞言论和学术自由。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秋风兄抄袭徐复观先生的论断，认为董仲舒的上述观点没有扼杀思想和学术自由。其实，他们玩弄了小小的障眼法：这是官方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开端；此后，“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或丢乌纱的。无论古今中外，人不是机器，总有不同的认识、主张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除了极少数备受打压的异端，其他思想流派都会恭顺地融入体制。中国古代的释道两家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在知识阶层中才作为茶点和清供而存在；而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道教，更是儒家的恭顺奴仆。而外来的异端——天主教与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不必多费唇舌了。至于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知识的合法来源而带来的禁锢头脑的罪恶，给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造成的困难，更是罄竹难书！

4.他是贻害两千年的政治挂帅的始作俑者。

他的名言：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7]后世儒者视为经典，把工商贬斥为末。甚至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宪政，即使在古代不完备状态下，也有两个要点：一是分权，特别是司法要独立；二是保障臣民或自由民的权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这两点都是没有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本人的遭遇充分证明，实际生活中有君为臣纲的绝对权威，却没有丝毫秋风兄想象的“共治”结构。历史留下的记录是：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18]
   生死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喜怒，人身安全毫无保护不，何来宪政体系？而且这不是董仲舒一人的遭遇。

董仲舒地下有知，一定会跳起来拍拍秋风兄的肩膀：比起吕步舒那个见啥说啥的榆木疙瘩，您的脑筋太好使了，要是您生在汉朝，俺一定向皇上推荐您当董学博士！

第二．两千多年来，儒生阶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基本状态又如何？

讨论政治思想，不论古今，总要回到人间，察看它的效果。

秋风兄说：“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后果是，皇权被置于儒生共同体之下。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

“由此，皇权与政府分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非常美妙的图景。可惜仅是秋风兄头脑中的幻象。

1.这是缺乏中国官制史常识的想象。

董仲舒编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是不是改变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皇帝拱手把大权交给儒生了？实际情况是，这套天人感应的说辞不但没有限制住皇权，反而成了皇帝或其他掌握实权的执政者打击臣子的大棒！

东汉期间，外戚宦官专权，位极人臣的三公（宰相）无权。但是，“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因灾异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后来遂成定例。无与职位相应的实权，却要代替外戚宦官负实际的责任，这也应算作历史的大滑稽。”[19]

皇帝有病，宰相吃药！个别年代，由于皇帝昏庸或幼小，相权会大一点。但基本态势是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双方是主奴关系，什么“契约关系”、儒生与皇权共治云云，不过是秋风兄过度灵活的脑袋的产物，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

2.这是对历代儒生位置和功能的歪曲。

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政权拥有教化大权），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学术和教育没有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和皇上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简单地说，儒生毕生做两件事：一把儒学作为敲门砖，务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是有幸成为官员，就忠实地为圣上效劳；无缘攀附，则授业解惑，为圣贤卖命。历代都有寥若晨星的独立特行之士，抗议统治者离开了圣人的教导；当社会危机尖锐之际，甚至出现太学生运动或东林党；孟子提倡浩然正气的熏陶，培植了这些民族脊梁。但这些都是罕见的异数，没有改变儒生依附皇权的基本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更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除非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现代政党更不可能在儒生中诞生。

秋风兄大言不惭地说：

“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

不幸，他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皇权或篡权者始终把用人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考察或举用，乃至后来的科举，皇帝都有最后决定权，儒生无从置喙。只要宗法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个基本态势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不是分封制。

在中国皇帝眼中，国，天下，都是他的家产。他们需要的是清客（文学侍从）和管家（能吏）。入选者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没有西方封建制下的权利、义务划分。除个别篡权者，总的说来，他们不可能变为半个主人。

第三．举出的是什么人？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有颇多共同点，确实为贫寒士子开辟了上升的良好途径。在独尊儒术体制下，儒术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儒生在数量上自然居多数。但是，由于它的存在背景是专制制度，腐败如影随形。当时就有人指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0]讲到近代中国，秋风兄更加信口开河了。他说：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说清末主张宪政最有力的是康有为，经不起推敲吗？在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总结了鸦片战争以降的启蒙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包括开国会在内的完整纲领，“君民共主”的立宪蓝图跃然纸上。其思想高度不输于康有为而稳健，时间则比康有为的有关著作早得多。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很快就取代康有为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立宪派无可争议的思想领袖和宪政有力的推动者，许多宪政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康有为则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民国初年，各政党和民间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康有为也厕身其间，在他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草案。他草拟的宪法草案绝大部分内容，同其他草案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但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开宗明义就要国民“各守名分”。

2.其他人的草案都说“主权在民”，他却强调“主权在国”。

3.选举人有很高的财产限制，并要缴纳十五元至三十元的选举税。

4.保留翰林院，或易名学士院，“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康有为却要把出版审查写进宪法！

5.“以孔教为国教”。

6.“凡中华国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者，未经民国议院特议删改，及核与民主政体不相违背者，一概照行。”

这些就是康有为对中国宪政的特殊贡献。其中哪些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不妨留待秋风兄慢慢考证。口口声声赞扬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愿意为之三跪九叩，这是秋风兄应有的信仰自由。不过，这些思想牢笼是稍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通公民无法接受的。

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许多朋友都在问：“秋风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秋风兄自己去解答。笔者有责任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和尖锐地批评他。概括起来，我的意见不外两条：

第一．学术是严肃的，不能肆意糟蹋。

秋风兄有很多“创见”，有些人颇受迷惑。可是，这些都是与严肃的学术不搭界的话语。如果不予揭露，仿效者蜂起，中国史学的基础很可能被摧毁。

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可是，这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从朱熹开始，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书，至清代经过阎若璩详细考证，遂成定案。把自己的论断奠立在伪书的基础上，不管多么辉煌都是建立沙滩上的大厦，可以耸人听闻，让外行拍手叫好，而为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所不屑。

又如，秋风兄为了混同中西传统社会，作出一个论断：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可是，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董仲舒口中的中国皇帝不在“法律之下”；而这恰好是有没有宪政的标志。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的法律的约束，既是中西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别，又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这样的论断，连形式逻辑都不讲，不加揭露，行吗？
第二．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些人兴风作浪，把自己打扮为传统文化的化身和捍卫者，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就是“汉奸”、“西奴”，不但是天大的谎言，也是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中外极端思维的私生子！

应该直截了当说清楚，从新左派到国学派，他们拿传统文化说事，都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想方设法修改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

尽管秋风兄吞吞吐吐，没有明白宣示他的意图，但蛛丝马迹已经显露。他把宗族描绘为公民社会，礼治说成是自由的保障。他把康有为和张君劢视为当代中国的典范，这两个人的主张，可能折射了秋风兄内心的真实追求。康有为贩卖什么货色，笔者已略陈愚见。他日有暇，亦当评说张君劢，以就正于秋风兄。

秋风兄借历史说事。我们审判历史，历史也审判我们。秋风兄向何处去，他究竟想干什么？包括笔者在内都在观察。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写完

本文见于《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第31版，发表时有删节

不能这样糟蹋传统文化！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拜读了秋风兄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F31版。）和近日在网上推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后，不禁哑然失笑（以下引用这两篇文章，不另注明）。为了神化孔子和儒家，秋风兄横扫王国维、李济、张光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大师们百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先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成果！可是，除了惊人的勇气，孔子和儒家没有因而沾光，留下的只是不能这样治学的恶劣个案。

应该首先申明，研究先秦史，特别是西周、殷商和更早的历史，非常困难。金文、甲骨文、考古学、古文献学……必须有扎实基础；得出重大的新结论，应该有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王国维语），力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从开创者王国维，到改革开放后使中国大陆殷商、西周史研究重新起步、面目一新的张光直等大师们，就是以这样的学养和学风树立了令后学景仰的典范。海内外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长增高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方家们似乎对秋风兄的高论不屑一顾。笔者研究的范围是近代中国，对先秦史顶多是个不合格的小学生，对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仅是略知皮毛，这篇拙作不过是一篇上交老师的习作。学术求真的本性要求谦卑。敢于指出秋风兄的论述漏洞百出，一是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童心尚未泯灭；二是对学问始终抱着敬畏心态，死守说话有根有据的信念，不愿坐视肆意歪曲历史的学风横行。

秋风兄的孔子观依靠的是两条支柱：1.对西周社会的解释。2.对董仲舒和此后儒门弟子状况的估计。

让我们客观、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两条柱子的真实状况。

“自由的”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为了塑造“自由的孔子”，秋风兄需要一个“自由的”西周。像魔术师一样，一个“自由的”封建制的西周，果然在他笔下诞生。不过，魔术师申明自己玩的是魔幻世界，而秋风兄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这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的西周！”

这个自由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四度玩弄穿越时空的魔术师手法。

第一．混淆西周封建制与前此一千多年的社会差别。

秋风兄断言：“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

短短两句话，一个大忽悠：

海内外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都知道，尧、舜、禹虽然文献有记载，但都是传说年代，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而且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何来“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由于“双重证据”稀缺，无法精确描述。直到传说中的夏代，大体上还是部落社会，国家顶多处于萌芽状态。秋风兄却一口咬定那就是封建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有证据吗？说那是“常识”，除了外行，在史学界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愿意承认这是“常识”。

殷商、西周、春秋分别约生存了554、275、294年，一共历时约1130年，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有无法抹杀的差别。迄今史学界的共识是：“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1]

王国维不愧为大师，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仍为史家认同：

“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2]

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始于西周，而且是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封建制。

为了证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否定西周封建制的宗法专制性质，秋风兄说得天花乱坠：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性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第二个忽悠是对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过程和性质的歪曲。

秋风兄振振有词说：

“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立这个约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见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

首先是时间上的忽悠。在殷商和西周建立初期，周公“制礼”——建立封建制度以前，君臣大义确实尚未真正确立。

王国维早就指出，直至殷商“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3]

武王逝世，按照殷商兄终弟及的制度，周公完全可以自己登基。但是，为了稳定政治体制，周公确立了嫡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秋风兄描绘的不过是这个制度确立以前的状况。王国维说得好：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4]

一再引起争斗的殷商嗣位制度被废除了；西周宗法封建制建立起来了，秋风兄说的“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的梦幻本来有很大想象成分，此后更不见踪影。

这个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后来者的认同。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考古学和殷商、西周史研究的泰斗。惨不忍睹的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在文革后重新起步，就是以他的学术成就的介绍和吸收为基础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5]

大师们的结论当然可以推翻。但是，您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来。秋风兄把绘画上的大写意手法用在最讲究证据的历史研究上来了，除了耸人听闻以外，能留下什么呢？

第三个忽悠是拿春秋（前770-前476）的史料用于西周。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年代——封建制度正在瓦解。像孔子那样十多年间，栖栖遑遑在各国之间游走，谋求一官半职的知识人比比皆是。

秋风兄说：“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周王作为“共主”，虚有其名。那时出现“臣一主二”非常自然，与西周大一统局面下的君臣伦理完全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第四个忽悠是文献解释上的随意性。

“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白虎通义》是汉宣帝于公元前51年召集儒生制定、由班固写成，宣帝最后裁决的，不是古文献的‘结集’，距离西周7百多年了。它虽然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却也没有切断血缘关系。这正是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特点。

第五个忽悠是凡是不合己意的史料，则干脆一笔抹杀！

孔子杀少正卯，不是孤证。秋风兄一句是荀子捏造的，就跳过去了。冷静地研究孔子多年、持论平和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说过一段话：

“此说是先秦两汉旧说，宋以来否定此说，皆出卫道，毫无根据。赵纪彬的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参看氏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6]

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必定把赵纪彬的论据和结论考查一番，提出自己反驳的论据。可惜，秋风兄没有遵守这条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从而自认为是得胜回朝的锣鼓，不过是学术门外自得其乐的叫嚷。

董仲舒是监督者还是依附者？

说董仲舒创造了一个足矣牵制皇权的共治体系，是秋风兄另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忽悠。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董仲舒究竟提倡什么？

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阴阳家和方士的谶书和儒生编造的纬书冶于一炉，编造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基本的一面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即使提醒皇帝提防天谴，也是忠诚地为皇上打扇。这个判断有没有根据呢？

1.在儒学历史上，他明确地树立三纲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基本架构。

孔子一直强调等级、名分不能逾越。后来的统治者把这个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秦之法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制，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7]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陈寅恪先生独具只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韩非子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

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

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有没有跳出儒法两家联手建造秦代制度的窠臼，而且把三纲确定为他的天人感应主张的重要基础。他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承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0]

三纲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赞扬或否定董仲舒可以从容讨论，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主张与保障人的自由为职志的宪政是背道而驰的。

2.孔子开创的名教，基本含义是教化子民，服服帖帖遵守名分——等级制。董仲舒秉承名教思想，指点执政者坚持政教合一，把教化被统治者放在首位。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说是：

“今陛下贵为天子……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1]

教的前提是坚持等级——名分。董仲舒为此对儒家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诠释：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12]

秋风兄不是把儒家的礼治捧上天了吗？他口中最伟大的儒家、缔造中式宪政的董仲舒揭示礼治的实质是：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13]

不要望文生义，把儒家说的义等同于正义。董仲舒说：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14]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5]

秋风兄口口声声说，西周的封建就是西方的封建，说董仲舒摆弄的是宪政主义，要害就在于掩盖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是层层的天，要跪倒在尊长脚下，而西方的封建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董仲舒不遗余力在揭露秋风兄没有领会他的思想的真谛。

3.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堵塞言论和学术自由。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秋风兄抄袭徐复观先生的论断，认为董仲舒的上述观点没有扼杀思想和学术自由。其实，他们玩弄了小小的障眼法：这是官方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开端；此后，“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或丢乌纱的。无论古今中外，人不是机器，总有不同的认识、主张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除了极少数备受打压的异端，其他思想流派都会恭顺地融入体制。中国古代的释道两家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在知识阶层中才作为茶点和清供而存在；而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道教，更是儒家的恭顺奴仆。而外来的异端——天主教与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不必多费唇舌了。至于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知识的合法来源而带来的禁锢头脑的罪恶，给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造成的困难，更是罄竹难书！

4.他是贻害两千年的政治挂帅的始作俑者。

他的名言：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7]后世儒者视为经典，把工商贬斥为末。甚至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宪政，即使在古代不完备状态下，也有两个要点：一是分权，特别是司法要独立；二是保障臣民或自由民的权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这两点都是没有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本人的遭遇充分证明，实际生活中有君为臣纲的绝对权威，却没有丝毫秋风兄想象的“共治”结构。历史留下的记录是：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18]
   生死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喜怒，人身安全毫无保护不，何来宪政体系？而且这不是董仲舒一人的遭遇。

董仲舒地下有知，一定会跳起来拍拍秋风兄的肩膀：比起吕步舒那个见啥说啥的榆木疙瘩，您的脑筋太好使了，要是您生在汉朝，俺一定向皇上推荐您当董学博士！

第二．两千多年来，儒生阶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基本状态又如何？

讨论政治思想，不论古今，总要回到人间，察看它的效果。

秋风兄说：“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后果是，皇权被置于儒生共同体之下。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

“由此，皇权与政府分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非常美妙的图景。可惜仅是秋风兄头脑中的幻象。

1.这是缺乏中国官制史常识的想象。

董仲舒编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是不是改变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皇帝拱手把大权交给儒生了？实际情况是，这套天人感应的说辞不但没有限制住皇权，反而成了皇帝或其他掌握实权的执政者打击臣子的大棒！

东汉期间，外戚宦官专权，位极人臣的三公（宰相）无权。但是，“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因灾异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后来遂成定例。无与职位相应的实权，却要代替外戚宦官负实际的责任，这也应算作历史的大滑稽。”[19]

皇帝有病，宰相吃药！个别年代，由于皇帝昏庸或幼小，相权会大一点。但基本态势是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双方是主奴关系，什么“契约关系”、儒生与皇权共治云云，不过是秋风兄过度灵活的脑袋的产物，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

2.这是对历代儒生位置和功能的歪曲。

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政权拥有教化大权），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学术和教育没有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和皇上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简单地说，儒生毕生做两件事：一把儒学作为敲门砖，务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是有幸成为官员，就忠实地为圣上效劳；无缘攀附，则授业解惑，为圣贤卖命。历代都有寥若晨星的独立特行之士，抗议统治者离开了圣人的教导；当社会危机尖锐之际，甚至出现太学生运动或东林党；孟子提倡浩然正气的熏陶，培植了这些民族脊梁。但这些都是罕见的异数，没有改变儒生依附皇权的基本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更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除非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现代政党更不可能在儒生中诞生。

秋风兄大言不惭地说：

“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

不幸，他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皇权或篡权者始终把用人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考察或举用，乃至后来的科举，皇帝都有最后决定权，儒生无从置喙。只要宗法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个基本态势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不是分封制。

在中国皇帝眼中，国，天下，都是他的家产。他们需要的是清客（文学侍从）和管家（能吏）。入选者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没有西方封建制下的权利、义务划分。除个别篡权者，总的说来，他们不可能变为半个主人。

第三．举出的是什么人？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有颇多共同点，确实为贫寒士子开辟了上升的良好途径。在独尊儒术体制下，儒术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儒生在数量上自然居多数。但是，由于它的存在背景是专制制度，腐败如影随形。当时就有人指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0]讲到近代中国，秋风兄更加信口开河了。他说：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说清末主张宪政最有力的是康有为，经不起推敲吗？在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总结了鸦片战争以降的启蒙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包括开国会在内的完整纲领，“君民共主”的立宪蓝图跃然纸上。其思想高度不输于康有为而稳健，时间则比康有为的有关著作早得多。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很快就取代康有为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立宪派无可争议的思想领袖和宪政有力的推动者，许多宪政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康有为则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民国初年，各政党和民间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康有为也厕身其间，在他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草案。他草拟的宪法草案绝大部分内容，同其他草案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但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开宗明义就要国民“各守名分”。

2.其他人的草案都说“主权在民”，他却强调“主权在国”。

3.选举人有很高的财产限制，并要缴纳十五元至三十元的选举税。

4.保留翰林院，或易名学士院，“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康有为却要把出版审查写进宪法！

5.“以孔教为国教”。

6.“凡中华国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者，未经民国议院特议删改，及核与民主政体不相违背者，一概照行。”

这些就是康有为对中国宪政的特殊贡献。其中哪些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不妨留待秋风兄慢慢考证。口口声声赞扬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愿意为之三跪九叩，这是秋风兄应有的信仰自由。不过，这些思想牢笼是稍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通公民无法接受的。

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许多朋友都在问：“秋风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秋风兄自己去解答。笔者有责任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和尖锐地批评他。概括起来，我的意见不外两条：

第一．学术是严肃的，不能肆意糟蹋。

秋风兄有很多“创见”，有些人颇受迷惑。可是，这些都是与严肃的学术不搭界的话语。如果不予揭露，仿效者蜂起，中国史学的基础很可能被摧毁。

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可是，这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从朱熹开始，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书，至清代经过阎若璩详细考证，遂成定案。把自己的论断奠立在伪书的基础上，不管多么辉煌都是建立沙滩上的大厦，可以耸人听闻，让外行拍手叫好，而为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所不屑。

又如，秋风兄为了混同中西传统社会，作出一个论断：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可是，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董仲舒口中的中国皇帝不在“法律之下”；而这恰好是有没有宪政的标志。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的法律的约束，既是中西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别，又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这样的论断，连形式逻辑都不讲，不加揭露，行吗？
第二．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些人兴风作浪，把自己打扮为传统文化的化身和捍卫者，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就是“汉奸”、“西奴”，不但是天大的谎言，也是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中外极端思维的私生子！

应该直截了当说清楚，从新左派到国学派，他们拿传统文化说事，都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想方设法修改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

尽管秋风兄吞吞吐吐，没有明白宣示他的意图，但蛛丝马迹已经显露。他把宗族描绘为公民社会，礼治说成是自由的保障。他把康有为和张君劢视为当代中国的典范，这两个人的主张，可能折射了秋风兄内心的真实追求。康有为贩卖什么货色，笔者已略陈愚见。他日有暇，亦当评说张君劢，以就正于秋风兄。

秋风兄借历史说事。我们审判历史，历史也审判我们。秋风兄向何处去，他究竟想干什么？包括笔者在内都在观察。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写完

本文见于《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第31版，发表时有删节

一直在香港神学培训密集课程中。还有两天结束。周末在九龙城浸信会布道。请大家代祷。

姐妹传来苹果总裁Apple CEO Steve Jobs对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读后有些感动。他谈的，与其说是人生成功之道，不如说是超越人生成功之道，是比成功更重要的爱、感恩、信心、命运和死亡。但愿国人能读出个人成功背后悲天悯人的情愫——不管Jobs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种情愫显然是在基督教文明中积淀出来的。下面是他演讲的译文，我略有删节。 

今天，我只说三个故事，不谈大道理，三个故事就好。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生中的点点滴滴如何串连在一起。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待了六个月就休学了。休学十八个月后，终于退了学。我为什么休学呢？这得从我出生前讲起。 
 
我的亲生母亲是个研究生，未婚就生下我。她决定把我送给别人。她觉得收养我的人起码要大学毕业。有一对律师夫妇愿意，但最后一刻反悔了，他们想收养女孩。
 
候选的一对夫妻，也就是我的养父母，在一天半夜里接到电话，问他们「有一名意外出生的男孩，你们要认养他吗？」他们回答「当然要」。后来我的生母发现，我的养母没有上过大学，养父连高中也没毕业，她拒绝在认养文件上签字。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养父母保证将来一定会让我上大学，她的态度才软化。 
 
十七年后，我上了大学。但是当时我无知地选了一所学费几乎跟斯坦福一样贵的大学（听众笑），我那工人阶级的父母将所有积蓄都花在我的学费上。六个月后，我看不出念这个书有什么价值，却花光了我父母这辈子的所有积蓄，我决定休学，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当时这个决定看来相当可怕，可是现在看来，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决定之一。（听众笑） 
 
我休学后，没有宿舍，睡在友人家地板上，靠着回收可乐空罐的五分钱退费买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走七里路绕过大半个镇去印度教的 Hare Krishna神庙吃顿像样的饭。 
 
生活虽然一点也不浪漫，但我再也不用上我没兴趣的必修课，可以把时间用来听我有兴趣的课。当时里德学院有着全国最好的手书课。校园内的每一张海报上，每个抽屉的标籤上，都是美丽的手写字。我就跑去上手书课。我学了 Serif 与 Sanserif 字体，学到在不同字母组合间变更字间距，学到活字印刷伟大的地方。手书的美丽、历史感与艺术感是科学所无法掌握的，我觉得这很迷人。
 
我没期待这些东西能在我生活中起些什么实际作用，不过十年后，当我在设计第一台麦金塔（Macintosh）时，这些东西都设计进了麦金塔里，这是第一台能印刷出漂亮东西的电脑。
 
如果我当初没沉溺于那样一门课，麦金塔可能就不会有多重字体跟等比例间距字体了。又因为 Windows抄袭了麦金塔（听众鼓掌大笑），因此，如果当年我没有休学去上那门手书课，大概所有的个人电脑都印不出现在的漂亮字来。当然，当我还在大学里，不可能把这些点点滴滴预先串连在一起，但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一切就显得非常清楚。 
 
我再说一次，你无法预先把点点滴滴串连起来；只有过后， 你才能把那些点点滴滴串在一起。

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经历的种种，将来多少会连结在一起。你得相信，直觉也好，命运也好，生命也好。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有关爱与失。 
 
我二十岁时，跟Steve Wozniak在我爸妈的车库里开始了苹果电脑的事业。我们拚命工作，在十年间扩展成了一家员工超过四千人、市价二十亿美金的公司。在推出了我们最棒的作品，麦金塔电脑后一年，我被解雇了。那时我刚三十岁。 

 
我怎么会被自己创办的公司给解雇了？（听众笑） 
 
嗯，当苹果电脑成功后，我请了一个在经营上很有才干的家伙来，他在头几年确实干得不错。可是我们对未来的设想不同，董事会站在他那边，就这样把我给解雇了。 
 
有几个月，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见了创办HP的 David Packard 跟创办 Intel 的 Bob Noyce，跟他们说很抱歉我把事情给搞砸了。我成了公众眼中失败的示范，我甚至想要离开硅谷。 
 
但是渐渐我发现，我还是爱那些我做过的事情。我决定从头再来。 
 
现在看来，被苹果电脑开除，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成功的沉重被从头来过的轻松所取代，我进入这辈子最有创意的年代。 
 
接下来五年，我开了一家叫做 NeXT的公司，又开一家叫做 Pixar的公司，也跟Laurene谈起了恋爱，后来她成了我老婆。 Pixar接着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 Toy Story），现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製作公司（听众鼓掌大笑）。然后，苹果电脑买下了 NeXT，我回到了苹果，我们在NeXT发展的技术给苹果电脑带来了复兴。 
 
我也有了个美妙的家庭。我很确定，如果当年苹果电脑没开除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这帖药很苦口，可是我想苹果电脑这个病人需要这帖药。有时候，人生会用砖头打你的头。不要丧失信心。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当我十七岁时，我读到一则格言：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过，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对的。（听众笑）
 
这对我影响深远，在过去33年里，我每天早上都会照镜子，自问：「如果今天是此生最后一日，我今天要做些什么？」如果连续多天都觉得没事做，我就知道我必须有所改变了。 
 
提醒自己要死，这是我在面临重大人生决定时，所用过最重要的方法。因为几乎每件事：外界期望、名声、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死亡面前，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实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 
 
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惧陷阱里的最好方法。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没理由不顺从。 
  
一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上七点半作断层扫瞄，在胰脏清楚出现一个肿瘤，医生告诉我，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种不治之症，预计我大概活不到三到六个月了。医生建议我回家，好好跟亲人们聚一聚，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建议。那代表你得试着在几个月内把你将来十年想跟小孩讲的话讲完。那代表你得把每件事情搞定，家人才会轻松。那代表你得跟人间说再见了。 
 
那天晚上做了一次切片，从喉咙伸入一个内视镜，穿过胃进到肠子，将探针伸进胰脏，取了一些肿瘤细胞出来。我打了麻药，不醒人事。我老婆后来跟我说，当医生们用显微镜看过那些细胞后，他们都哭了，因为那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可以用手术治好的胰脏癌。我接受了手术，康复了。（听众鼓掌） 
 
经历此事后，我可以比先前死亡只是一种想像时更肯定地告诉你们：没有人想死，即使想上天堂的人，也想活着上天堂。（听众笑）（注：基督徒确实是活着上天堂。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
 
但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有人逃得过。你们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设计的生活里。不要被教条所局限，盲从教条就是活在别人的设计里。不要让世上的观念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要拥有追随自己内心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直觉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听众鼓掌） 
 
我年轻时，有本神奇的杂志叫做《Whole Earth Catalog》，当年可谓经典读物。出版了好多期后，很自然的，出了停刊号。停刊号的封底有张照片，清晨一条乡间小路，照片下有一行小字：若飢，若愚（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 注：有人译成“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意窄不达）。我总是以此自勉，我也以此祝福你们。（完）

后记：关于若饥、若愚

若饥
馬太福音7:7-8：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福音1:50-53：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飢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若愚
哥林多前书3:18-20：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四 帝国没有董事会

○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招开“股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五 系铃偏是解铃人

○ 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把君臣从雇佣变成主仆的，是儒家吗？是。谁干的？董仲舒。董仲舒干了什么？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五常”。只不过在他那里，是三纲和五常分说。到宋代朱熹，则开始联用。此后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为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因此，如果说董仲舒在历史上有什么“创造”和“奉献”，当“唯此为大”。

这玩意一提出来，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因为三纲之首，即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帝国好比渔网，君是总绳（纲），臣是网眼（目）。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总绳的？也只能总绳让你张你就张，让你闭你就闭吧？

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另做解释的。比如韩国学者赵骏河，便认为“纲”是“模范”的意思。君为臣纲，即君为臣之模范；父为子纲，即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纲，即夫为妻之榜样（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却不知如何运用于限政。比方说，汉武帝要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要从宰相那里夺权，你咋办？顺着来？那就限不了政。拧着？又没拿皇上当榜样。

其实“三纲”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服从，至少也得顺从。孝顺，孝顺，不顺，则不孝。同样，不顺，则不忠。所以，就算有个别官员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也得先顺着，再慢慢想办法。但顺着顺着，没准就把自己给顺进去了。这也正是历史上虽有士大夫“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却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集体沦为奴仆的原因。君为臣纲，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汉武帝还只是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董仲舒却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而且，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是被强化，士大夫和知识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阳痿。难怪“马仔”会变成“奴才”了。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嘛！

能够成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气节。这倒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你有气节，我有屠刀；你的头多，我的刀快。谁硬得过谁？不要说什么“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里只杀你一人！

所以，气节也不总能靠得住。更何况，即便是“武死战，文死谏”，也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针对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就更少。因为在这里，同样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皇权要不要维护？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皇权是皮，他们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又没有别的“皮”！

这就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当这些“皇权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会把皇权当命根子。想想看吧，没有了皇权，钱怎么捞，租怎么寻？因此，维护皇权，是“朝廷命官”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们又不是议员，谁听他的？

既然“限政”（限制皇权）只能以“维权”（维护皇权）为前提，则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所能做的，也顶多只是给日益加速的专制倾向，制造一点摩擦力。但这也多半是出于“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敛过度”，不要“与民争利”，多少也算维护了一点民权。但离“宪政主义”，则只怕还有十万八千里。

何况皇权的日益膨胀，儒家原本就“与有力焉”。想当年，刘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临天下。是叔孙通制定礼仪，让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也让群臣“莫不振恐肃静”。此后，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举的旗帜。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坚持的理念。好嘛，你让他黄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脱下来，岂非“与虎谋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却要跟他讨价还价，岂非“痴人说梦”？

六 风物长宜放眼量

○ 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我们犯不着在一棵树前“守株待兔”。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限制绝对权力这事，指望皇帝自觉，是一厢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的气焰。结果是什么呢？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如果他们真有那想法的话。

这当然难免让人沮丧、郁闷、苦恼、纠结，甚至愤怒。秋风先生说──

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这个反问有道理，我完全赞成，而且也不难回答。

第一，中国并非“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专制”。战国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汉以后，也不都是，只不过总体倾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但即便专制独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专制，事事独裁。松动之处有，开明之时有，可圈可点之事，也有。这里面的情况一言难尽，原因也错综复杂，很需要慢慢梳理。不过可以肯定，对于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何况儒家也有先后，有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岂能一概而论？

第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或不曾有过“尊严和自由的意向”。这种意向，我们从来就有。儒家有，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更强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讲得多，还是道家讲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讲得多，还是墨家讲得多？再比如尊严，是孔子讲得透彻，还是孟子讲得到位？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甚至就连秋风先生不喜欢的法家，只怕也非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发掘中国历史中“向上的传统”，无疑是对的。但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我们应该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尤其要注意发掘那些“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传统”。那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至于有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倒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难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没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族群，只配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虽有“尊严和自由的意向”，却其实不能实现，甚至也从未实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逻辑不通。一个“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族，是创造不出伟大文明的。同样，如果说这套技艺，我们不但拥有，而且完美，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是专制，越是独裁？这又讲不通。再说了，如果当真先前什么都好，那么，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么变革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岂非多余，而且有害？

对此，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创造自由生活”和“构建良好制度”的技艺，我们从来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称“身怀绝技”。但也正因为如此，就难免有缺陷，难免出问题，也难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文明之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此，很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分析，需要客观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前提下，我同意秋风先生“新生转进”的说法，并认为果能如此，我们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

不过这事说来话长，还是从长计议，且听下回分解吧！

刊载于2011年7月11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戴志勇

           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                   

                   ——《注目礼——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序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这是我第二次为介绍注目礼理论的书作序，早在2004年底，我还邀请君山到“天则双周论坛”介绍注目礼的理论，之后也多次作过评价，我一直认为，注目礼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不是一些经验拼凑起来的说法，而是一座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大厦。但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没有基石。而且关键是基石要稳，否则，逻辑严密的理论大厦也会倾倒。这正是注目礼理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君山抽掉了经济学大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经济人”假设。

    尽管经济人的内涵如今也十分丰富，但核心的和现实上信赖的还是认为人在追求物质享受。君山返本归源，提出人是“注目礼人”，追求相互比较，未必只是为了本人的物质享受。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就是在公平社会，“人比人”的现象也仍然存在。注目礼的厉害就在于扣住了一“比”字。

理论基石不一样，逻辑演绎自然就不一样。从注目礼人出发，君山进行了推演，得到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可以解释许多人生和社会现象。这有点出乎意料，可以说整个颠覆了经济学，也可以说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的边界。

    经济学最成功的地方是双赢创造财富，借用君山的话说，如果“我”不能为别人创造价值，那“我”就不可能获得别人的注目礼。注目礼人的演绎从“我”出发，紧扣人际互动，把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演绎到了极致，有望从根本上结束长期以来对公私问题的争论。

    应该说，君山博览群书，见解独到，触类旁通，学养很深。但奇怪的是，学术界至今不大愿意接纳。以我几年来的思考，越来越觉得注目礼理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不仅开拓思想新境界，也能为生活与工作带来新启发，让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一些，更加快乐一些。（管理员：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