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家住新泽西州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星期，略下功夫考察了一下他家所在的镇，把镇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地面和一些公共设施粗粗看了一遍。
小镇虽说是在新泽西州，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临近的纽约市上班。所以，按美国的说法，这里应该算是大纽约市的卫星城市，相对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通州之于北京，番禺之于广州，青浦之于上海。又因为全镇的面积绝大部分都是住宅和和居民相关的服务设施，因此称它为一个住宅小区也未尝不可。
小镇让我在看过第一眼就深感震惊的是它的环境之优美。我来美国前，在电话上对朋友说想看看美国的红叶，朋友却完全提不起兴趣。到了他们家我才明白，所谓红叶，秋景，不过是他们秋天里的寻常景致而已，早就看得无动于衷了。但我这个长期住在水泥丛林里的人看见就不免欢喜赞叹。真个赤橙黄绿，五光十色，满目皆是。要知道，这里是居住区，并不是山野之地。我相信我的描述没有夸张，国内的秋色我虽然看得不够多，但毕竟我也是见识过四川米亚罗的人。这样的居住小区，在世界上别的大都市我也没见过。
居民的住宅当然绝大部分是独立房子，而且大都相当大，充分反映美国生活方式的奢侈。这个是意料之中的。汽车时代以来，世界上民居的理想已经被媒体塑造成美国式的独立花园洋房了。这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房子的千姿百态，没有一栋重样，而且以几十年的老房子居多。虽然简陋的也有，但细心维护、光彩照人的居多，多半够得上上明信片的标准。更难得的是数量可观的数人合抱的大树，那么大，那么老，树龄总有三五百年，在很多国家，那样的树只有深山老林里才有。
镇政府和门前的池塘
有一天我一口气在住宅区走了四个小时。光线很好，房舍争奇斗艳，引人注目，绿草如茵，树叶五彩缤纷，吸引我拍了不少照片。
四个小时内，我见到7只松鼠，一只野兔，一只土拨鼠，但是只见到四个人：三个人跑步，一个人遛狗。主干的路上车比较多，但半天里我只听到一声汽车喇叭，那声喇叭是按给我听的：一个被我问路的老太太，看到我走过了我问的那条街，开车追上来提醒我。
和我隔三差五碰头的只有邮局的车子和邮递员和修缮房屋的建筑工人。
因为过两天就是鬼节了，很多房子都做了装饰，大门周围摆着骷髅、巫婆玩偶，窗户上爬着大的蜘蛛，门前的草地上插着牌子，上面写着：胆子大你就进来。
其实不必，那么大的地方，简直像没有人烟，又静得出奇，想想其实就有点瘆人。如果是我北京那些需要隔三差五找朋友吃饭、打扑克的同志，只要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可以确保把他们闷出毛病。
鬼节要来了
这般的“地广人稀”，房子如果这般盖法，放在北京通州，开发商就会要宣称：“只为XX位尊贵人士打造”。
作为图书馆迷的我当然不会放过镇图书馆。论规模、设备、藏书，我觉得应该拿中国的县级图书馆来和它比才行，而我去过的中国县级图书馆里，只有上海的青浦县图书馆可以跟它分庭抗礼。但是青浦县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46万，我觉得大概没有理由要求青浦县图书馆也像这个镇的图书馆一样给居民提供那么多的免费的课程和讲座：电子邮件入门，初级和高级微软word软件课程，Publisher初级课程，google docs简介，如何利用网上的商业和投资方面的资源，如何利用网上的旅行资源，秀兰·邓波儿的生平与电影，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和作品，新泽西的森林，作曲家维瓦尔第的生平和作品，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的生平和作品，法国旅行，等等。
镇图书馆
我路过镇政府的时候，到秘书室要了资料，得知这个镇有7家小学，两家初中，一家高中，还有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和一个消防队。
我立刻去交响乐托排练的场所参观。他们秉承欧洲的传统，排练和演出都常常以教堂为场地。那是个有四十多个职业乐手的相当大的乐团。演出水平呢，以我这个外行人的鉴赏水平而言，相当好。
资料还说，全镇的人口是29644人，面积6.29平方英里，约合16.3平方公里。
朋友介绍，美国的《金钱》杂志每年都要评选最值得居住的小镇，但是这个镇不够资格入选，因为经济性不好，也就是说，太贵了。这里的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是9万美元，我上美国政府统计部门的网站查了一下，发现，美国全国只有一半的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
镇上的孩子在课外运动
在五一、十一期间参加旅行团去过欧洲的人该会留下深刻印象：不管你到哪儿，只要是欧洲那些有名的地方，比如说罗马的西班牙台阶、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等，来自中国的游客骆绎不绝。这个事实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终于有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到世界各地旅行、消费了，挺给中国人长志气。忧的是，这些地方的中国游客往往相当吵，让外国的居民、游客惊讶甚至厌恶。
以笔者个人的见闻来说，中国游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条就是这个：他们常常声音很高，所到之处，景点、餐馆、酒店等等，常常喧嚣一片，让地主、让其他的游客皱眉、侧目、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细心的中国游客也许会注意到，欧洲有不少餐馆、酒店，中国客人一多，别国的客人就几乎绝迹。
如果中国游客被评为世界上最吵的游客，我们恐怕没有很多有力的证据帮助我们推翻这种判断。
但是，我们也许还应该看到，对这样的判断我们也不必太过耿耿于怀。到了异国他乡，文化殊途，风物迥异，到处都感到新奇、刺激，再加旅行时大幅穿越时空所带来的自由感、成就感，喜形于色、得意忘形，原也是人之常情，没有过错的，更何况中国人平常向来习惯于在公共场所享受红红火火的热闹场面。
如果说有问题，也只能说中国游客有时候对当地的习俗不了解，所以某些行为不合时宜。
眼下，提高中国游客的素质的呼声此起彼伏，说明中国人新的旅行观念、世界公民的心态正在萌芽，是可喜的事情。但是，旅行者基本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熏陶、教化，非一朝一夕可以办到。
凡是熟悉三毛的作品的读者，应该记得三毛笔下那些富裕以后初尝国际旅行的台湾同胞的恶劣表现。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但是，看看今天到内地来旅行的台湾游客，表现之佳，无可挑剔，足以担当内地游客的楷模。这个改善的轨迹可谓历历在目。我们持之以恒地努力，必然渐臻佳境。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可以收到速效的，也许是游客某些行为的迅速改变，比如在公共场合的喧哗。这需要正确而且得体的引导和“在职培训”。而这个职责，恐怕要我们的旅游从业机构和人员做最大的贡献了。
笔者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旅行团。那个旅行团绝大部分由大陆去的中国人组成，还有几个当地华人、几个美国人和一对印度夫妇。
当年轻的美国导游宣布旅行纪律的时候，他特别敦请大家不要迟到。他满面笑容地说：
“你一个人迟到，会有40多个人在车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吃西北风，等你。所以迟到5分钟要唱一首歌，迟到10分钟，唱两首歌，迟到15分钟，敝公司就要提醒你步行有益于健康，你就走路回家。但是，如果两天下来，没有人迟到，你们的导游就要唱一首国语歌，一首粤语歌、一首印地语歌、一首英文歌。”
旅程结束前，导游唱了四首歌，因为难听，反而皆大欢喜。但不管怎么说，他履行了承诺。因为两天的行程下来，没有一个人迟到。
笔者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乘船游览的时候，一有风浪，船员就禁止游客喝饮料、走动。她们跟客人是这么说的：
“把你的杯子给我好吗？别不小心烫着你的孩子。”
“先生，我可以请你坐下吗？”
她们不说：“坐下！”甚至不说：“请坐下！”
可以想象得到，结果是所有游客都愉快地合作。
我认为这正是值得中国的旅游从业者效法的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收入突飞猛进，硬件、软件多有改观，很多人提起中国旅游业也是一片谀词。其实，这个行业很能赚钱，进步巨大，这都是事实，但是和旅游业先进的国家比，我们要做的“实事”还太多了，先不必自我感觉太好。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度假观光区，一下飞机，四处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上面除了地理信息，还能看到一些必要的交通、食宿、购物、旅行社、景点的信息，对游客来说实在是惠而不费的见面礼。在中国，那么多的城市花了大价钱在国内外的电视上告诉观众它们是优秀旅游城市，可有一个城市肯花点钱在机场散发免费地图的？北京的“黑一日游”恶名昭著，屡禁不止，怎么就不会给游客派发一些免费地图，在上面推荐一些有经营一日游的合格旅行社呢？
中国的网民数量早早就居于世界第一位，可是好象谁也不在乎国内的旅客不通过中介，在网上都买不到一张火车票，也很难买到长途汽车票，更不要说从国外上网订购了。
在中国，很多游客视长途火车为畏途，诸多原因之一是，实在太委屈人。火车在中国都跑了100多年了，可现在绝大大部分列车的座位还是很不人道的直角型。更可怪者，除了票价昂贵的D字头车，连最新的火车座位也还是面对面式的，你想伸伸腿，就很可能要伸到对面旅客的两腿之间。机车设计的设计师好像谁也不觉得有问题。在乘客人次数以十亿计的中国，这种蔑视大众基本需要的座位居然依然大行其道，岂不怪哉？
在旅游业真正发达的地区、城市，为了方便人地两生的游客，公交系统往往提供一日、多日、一周的通票，可以让游客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地使用地铁、公汽、轮渡等公交工具，既方便，又实惠。可是我们看看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可有一个会来这么漂亮的一手？
在旅游业管理有方的城市、景区，到处设立、宣示游客信息中心，有游客提供住宿、交通、餐饮、行程、票务等一切与旅行相关的服务和信息，几乎是业界的惯例。中国的旅游业好像不大在乎这个，别的地方不说，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说北京有十几个这样的游客中心，我特意观察一下，发现他们踪迹难觅。
如果把收入和票价对比，中国的旅游门票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些年来更是涨得带劲。黄山门票200元，张家界门票248元，九寨沟门票310元，这样的价格水平在绝对值上几乎可以和人均收入超过中国近40倍的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各著名景点的票价相比了，也超过了中国绝大部分城镇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中国，一个穷人要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可办不到。
公营机构在全世界免费参观的所在皆是，像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自然博物馆、宇航博物馆那样规模宏大、展品精彩而免费参观的机构在中国自然绝无仅有，连像卢浮宫一样一个月一天免费，让穷人、让心疼钱的人也可以享受一下欣赏艺术的权利的地方在中国也是闻所未闻。
这些动辄向参观者（他们都是纳税人）收取几十块、上百块钱门票的机构，好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资本、运营费用全部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金，只管毫不客气地向纳税人卖全世界最贵的门票。
当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霍克斯到日本京都访问时，曾经问日本的首席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王国维当年旅居京都的住处遗址上，有没有建什么标志。那房子因为电车道扩建被拆除了，也没有立任何标志， 吉川先生因此有些惭愧。
其实，吉川先生大可不必愧疚。鲁迅在北京居住过的故居中意义最重要的八道湾旧宅被片瓦不存地拆掉了，你以为是几十年前谁干的蠢事吗？不是，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它被房地产开发商拆了盖商品房了。你现在去那里看看，可找得到任何标志？上海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长江公寓，还好好的在那儿，都离游人如织的外滩不远，她出生的大屋也基本完好无损（笔者几年前去过，不知现在还无恙乎？）现在可有任何标志？当然没有，可有任何人觉得惭愧？
中国旅游，要干到可以吹牛，还早着呢。
对准备在一个城市好好逛一天的游客来说，一张可以不限使用次数的地铁、公交通用的一日通票是东道主可以想出来的最好的礼物。它可以省却游客反反复复买票的麻烦，而且省很多钱！这是美国洛杉矶市在为他们的一日通票做广告：才3美金！（照片是几年前拍的，现在价格估计会涨了一点。）
伦敦摄政王公园。在伦敦，在英国，你找不到收门票的公园。
鸡车
旅行到危地马拉，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爸爸问：“危地马拉？没听说过呀。在非洲吗？”
爸爸不算没有地理常识的人，不知道这个国家情有可原：那是一个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许多无声无息的小国中的一个，面积和中国的浙江省差不多大，在常见的世界地图上小到几乎连国名都写不下，它在墨西哥南边，在连接北美和南美的狭窄的大陆桥的北头占据着不起眼的一小块儿。
危地马拉在中国籍籍无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和中国没有官方的关系。
要不是旅行需要临时抱佛脚做做功课，我对危地马拉的认识和我爸也差不到哪儿去。去那里之前，我这舞文弄墨的人甚至不知道危地马拉还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松图里亚斯，更不用说看过他的书了。而阿松图里亚斯和中国也不是毫无瓜葛的人，1956年，他来中国参加过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
等我到了危地马拉，看了他们几处著名的历史遗迹、殖民城市、自然风光，我才真正明白我对危地马拉有多孤陋寡闻。单说玛雅古典时期（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建成的都城蒂卡尔，套用当下的时髦说法，就足够让我“惊艳”：它的辉煌壮丽一定和中国当年的长安、汴梁不相伯仲。
难怪在危地马拉裔作家大卫昂格《天杀的热带日子》中，主人公马可斯还在无意识地不顾现代危地马拉的可怜处境、只会拿逝去的玛雅祖先的成就遮羞、轻视他们中美洲的邻国。
但是，在现实中，我的看法接近于马可斯的女朋友的判断：“这是个美丽的国家，但是危地马拉人已经半死不活了，他们了无生气。”
我在危地马拉各处见到的贫穷和贫富差距更支持了这种看法。
直到我下了去危地马拉城的长途巴士，我才明白，凭借一鳞半爪的了解和浮光掠影的见闻来对一国的国民下判断是多么地可笑和愚陋。
我是从危地马拉的旅游胜地、火山围绕的阿蒂特兰湖边的小镇圣佩特罗坐车去危地马拉城的，早上第一班车，7点发车。我起了个早床，吃了点东西，收拾好行李就朝发车地点镇中心的教堂走，到那儿一看，已经有另外几个西洋女生等着。车已经到了，我就上车了。
危地马拉城虽然是危地马拉的首都，但并不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没有专供外国游客坐的舒适的旅行车去，所以，我坐的是当地的交通工具“鸡车”（Chicken Bus）。是那种在拉丁美洲城市遍地都是、由淘汰的美国校车改的公交车。西方的旅行者都管这种车叫鸡车，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大家都这么叫。在50年代的艺术家描绘这种车子的画作里可以看到，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有带着鸡去赶集的的土著妇女。我猜这就是车子诨名的出典。如今，这种车子已经上了明信片，似乎已经成了危地马拉旅游的标志物之一。有机会尝试一下这种车子，我挺高兴，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危地马拉了，再不坐，没机会了。
跟着前面的女生，把 75升的背包也带进了车厢，寻思应该有位置。上车一看，的确就10来个人。美国的校车正反映了美国的铺张作风，宽大，结实，马力强劲，虽然已经是退役的车辆，在山坡上开起来还是比普通的面包车都快。经过改装，装上了轮船的汽笛那样的喇叭，司机还特别愿意使用，一按之下，我觉得我坐的不是汽车，而是一艘万吨轮。车身原来的黄色已经用五颜六色的油漆重新刷过，很能体现拉美人在使用色彩时最为钟情的热烈和喧闹的效果。
乘客完全不能满足我猎奇的心理，他们大都穿着和中国的长途车上的乘客没太大差别的西化的服装，看来是赶早班的上班一族。就一两个妇女穿着传统的带刺绣花卉图案的服装，算是勉强给了这辆车一点本地色彩。没有鸡，也没有别的动物。
车厢那么宽敞，所以我就心安理得地和我的背包占了个双人座。售票员过来指点说背包要放到车顶上去，我立即打算服从安排，但是坐我后边的一个法国女生坚决不从，而且对我说：你得非常小心，最好是把包放到你的脚下。她这么一说，我也真不好意思不接受她的好心的建议。但是，那么大的包放到脚下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也没必要。车上有的是空座。售票员一看法国女生挺坚决，也就没再说什么。
车子先从山脚下的小镇往上开，开到山顶的时候，往下看，200多平方公里的湖上雾气蒸腾，围在群山之中，像一个巨大的天坑。湖面反射着阳光，摄人魂魄。
但是没多久，我就无心欣赏大好的湖山了。
售票员毕竟是对的。大概因为是星期一一大早，往危地马拉城方向的人挺多，车开了不到半个小时，刚过了两三个村子，车子就满座了。不但满座，所有双人座全部坐上了三个人，还有人站着。
看样子这里的惯例是，当第三个人要坐到某个已经有两个人坐的双人座时，他只管往坐在靠走道的人的腿边挤过去就好了，什么都不用说。先坐下的人自动就会挤紧一些，腾出点空来。所以，我的座位也挤进来一个人。为了腾出空间，我把我的包倒着立了起来靠着车窗，车窗都遮掉半个。因为包的上部略尖，比宽大的底部可以少占一点空间。这可把我苦坏了，因为从圣佩德罗到危地马拉城的路全部是起伏、有时是陡峭的山路，而且没有一公里是直路。所以，我和我的包就一直东倒西歪，这一刻我往它身上靠，下一刻它往我身上靠。但是区别是有的：我有感觉，它没感觉。它头重脚轻，我头轻脚重。所以，我得抱着它，一手搂着它的腰，另一只手扶着它的肚子，免得它完全失控，就像抱着一个超重的女朋友。幸亏是在山区，天气凉快。即使这样，我上车的时候穿着的长袖衣，在我的女朋友靠上来几分钟后就脱了。如果我的右侧是个身材普遍矮小的玛雅妇女，我的日子还好过一点。但是，在大部分旅途中，我的右侧坐的是一位一直在打盹儿的壮硕的小伙子，他的头歪向我，左肩一直压在我的右肋上，而当我的女朋友从另一侧向我压过来时，我的呼吸就变得很困难。我真后悔没有听从售票员的劝告，并发誓这一辈子不听法国女人的话了。但是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车厢里已经挤得严严实实了，如果我想把我的包弄到车顶棚上去，至少得先弄三十个人下车。好在我的脚可以自由活动。我只好靠回忆更苦的旅行经历来聊以自慰。我想起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年我从北京坐车回长沙过春节，火车经过郑州的时候，从车窗涌进来十几个人，他们和从车门、别的车窗涌进了的人一起，像液体一样充满了原本就所剩无几的空间：行李架上、两排座位之间的小桌子上、我和对面座位之间、座位下面、过道上、厕所里，全部塞满了。那以后，十几个小时，我的双腿一直像是被冻结在水泥里面一样。从那以后，什么旅行的艰苦我都可以等闲视之。直到有一年我从尼泊尔到印度的边界坐小公共，那可怕的历史才又短暂地重演。可爱的印度司机只坐半个座位，另半个让给了一个乘客。虽然只有三个小时，但是我的腿完全被夹住无法动弹。想到这里，我赶紧在车上自由地挪动一下我的双腿，发现它们在座位下面自由自在，我立刻感觉好多了。而且，我想我的确没什么好抱怨的，站着的危地马拉乘客，没有任何人说：把你的包拿开，我要坐。和法国女生坐在一起的一位当地妇女下车前还特意跟法国女生说：跟你的朋友说，别忘了让售票员找他零钱。原来，她看到我给了车票钱，但是售票员因为零钱不够没马上找我钱。
车子那么挤，每到一站，居然还会有一队人上车卖东西：吃的，喝的。有的拿着一串用塑料绳串起来的塑料杯果冻。有的拿个塑料袋里面装一塑料袋糖果，一块儿一儿块卖。有的拿着十几包花生米，每包大约有二十颗。还有的妇女是头顶着竹筐买当地的玉米粽子。司机也很好说话，随他们上车叫卖。他们也真有本事，就为一毛两毛的买卖，挤来挤去，甘之若素。
车开到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已经在和左右两线的夹击下筋疲力尽，开始抱着我的女朋友打盹儿。也不知道迷糊了多长时间，突然耳边响起洪亮的说话声，我一惊，睁开眼抬起头一看，一位妇女站在我前面的过道上说话，准确地说是在演讲。中等身材，穿牛仔裤，穿着黑色的对襟拉锁毛衣，戴着一顶带檐迷彩军帽，墨镜，一看可知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女性。
她声如洪钟，否则不会把我弄醒。我一醒，就再也不想睡。因为，我估计，没有人会在她演说的时候无动于衷。她表情严峻，手势极为果断，说话铿锵有力，发音极为准确清晰，连我这个刚学了几天西班牙语的人都听懂不少单词。她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据我所知，她讲到了“您的工作”，“您的孩子”，“您的父母”。她还讲到和平，讲到自由。她显然用了很多排比句，虽然意思我不懂，但是结构是肯定可以听出来的。她让我想起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论演讲的感染力，他们绝对是一个级别的。自始至终，她声音的力度一点没减弱过，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震耳，我听不见车子开动应该发出的轰轰的噪音。只有在紧要处，她才有意降低声音，以表示强调。或者，非常有技巧地停顿片刻。那时候，她会用手指着我后面车座的某位乘客，好像在质问，也好像是在等待挑战，我相信，墨镜后面的眼睛一定是炯炯有神。她离我那么近，有时候脸朝我这边转过来，朝我看过来，我必须赶紧假装睡觉。我怕她突然向我发出质问：“你认真考虑过你的人生吗”，“你对被践踏的社会正义有何看法”，或者别的义正词严的问题，不管问什么，我实在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说：我听不懂。我猜她一定是个在发动群众的革命鼓动家。她演讲过程中，别的乘客也都没人吭过一声。说实在的，我都有点替危地马拉的男人们羞愧。看看人家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你们响应一下又怎么了？他们就那么一声不吭。那场面让我想起在美国的工会运动还在刚刚萌芽时期孤军奋战的启蒙者赫法。不过，也许他们多少跟我一样吧？如果你吭声，也只能是表示赞同。否则，他会被她的雄辩淹没。我估计谁也不想丢这个脸，所以谁都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她的为了庄严的事业孤身犯难、义无反顾的勇气让我感动。只是太可惜，我不能准确把握她说话的主旨。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亲耳聆听过这么大气磅礴的演讲。我为危地马拉感到庆幸。看大卫昂格的《天杀的热带日子》，让我觉得危地马拉真是个黑暗、压抑、没有希望的地方。看样子，志士仁人还是有的，希望还是有的。她的演讲唯一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她演讲过程中，有时候会插入一句修辞上的称谓以点醒听众：先生！如何如何。先生！如何如何。我看了，我们车上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乘客是女性。这么伟大的运动，怎么不发动一下女性群众呢？太忽视女性了吧？她自己也是女性啊。
她演讲告一段落后，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叠十几本大约一百来页厚的小册子。我估计是他们的运动纲领之类的东西，她要分发。我打算要一本，看不懂都要一本，作为这次光明的旅行的一个纪念。书拿出来后，她先一本一本地介绍，我还是听不懂，直到她说：“二十格查儿（危地马拉货币）一本！”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其中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足球》。
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转过弯来，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和那些卖糖块儿、果冻、花生的人一样，不过是个小贩。我听到她在后面的车厢里说谢谢，显然，她有买卖成交。
等我从震惊中恢复的时候，她已经下车了。
车子开进危地马拉城之前，我一直在琢磨这位女士。我一边对自己听讲过程中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和瞎激动哑然失笑，一边对这位女士生出新的敬意：真是以搏狮之力搏兔啊，即使和最勤劳智慧的人比也毫不逊色。谁说危地马拉人都了无生气呢？
危地马拉城的女交通警
VT的图书馆
去弗吉尼亚州旅行的主要原因是那里有一个朋友要看。朋友在那里的一所大学的商学院读博士，为了养家糊口，也给系里的教授当助教。
这所学校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朋友介绍说，这个大学在弗吉尼亚州相当有号召力，但是在全美的范围来看，算不上多出名。
我跟朋友开了个有点过分的玩笑，说，你们从2007年以来，已经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了。 2007年4月16日，一个有心理障碍的美国在校大学生在校园持枪射杀了32名师生，消息传遍全世界。这件惨案就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大学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除了这个大学，一无可看。朋友招我前往的诱饵之一是，他帮我订了一场他们学校和同州的另一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橄榄球比赛的门票。他们大学的橄榄球队在全美大学中是一支劲旅。而橄榄球呢，在美国人的生活里，是一件国家大事。
我从来没看过橄榄球赛，而作为一个体育迷，到了美国，没看过橄榄球比赛，我多少是觉得有些交不了帐的。所以，朋友的糖衣炮弹一抛出来，我当然立刻被准确地命中。
到的第二天就看球。球场离朋友的家很近，就在校园内。去球场的路上，我看到到处都是被临时划出的停车场，数千辆车子停得漫山遍野。朋友说，球迷们头天晚上就从州内外驾车过来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露营车都停了一大片。这些球迷就在车子旁边安营扎寨，搭着帐篷，摆着桌椅，插着旗子，燃着篝火，喝着酒，吃着东西，聊天，游戏，像赶集，那种喧闹和欢乐的气氛，在中国似乎只有过年时的庙会才有。我举目四顾，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紫红色、印着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英文缩写）套头衫的球迷。紫红，那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标志性颜色。男女老少，紫红一片。看到那场面，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有人说，不了解美国的体育就不了解美国。
两万座位的看台几乎座无虚席。最便宜的票都要40多美金，黄牛票能炒到数百美金。在金融危机风声鹤唳的惨烈关头。
比赛分四节，和NBA的篮球一样。我看到第三节就出来了。天太冷，我穿得太少，又没有真正的球迷的热情。更重要的是，我根本看不懂。旁边的球迷们欢声雷动或者叹息连连的时候，我完全不解风情。我看拉拉队和乐队的表演看得更带劲。
凑热闹的目的是肯定达到了。说实在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赛场外那些社交场面。比赛的排场也把我看得眼花缭乱。两校球队都带着阵容庞大、训练有素的的乐队和拉拉队。比赛笛声响起前那一刻最是激动人心：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仪仗队由该校为美国陆军定向培养的士官生充任，他们身着西点军校学员相似的学生装，手持仪仗旗帜，威仪棣棣地进行队列表演。他们的同袍则在一旁预备礼炮，仪仗队离场，礼炮轰鸣，硝烟弥漫，观众的呐喊声和军乐队的隆隆鼓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的两只队伍，全副铠甲，迎面入场。那一刻，让我想起古罗马的斗兽场。
这么快就达到了旅行的目的，剩下的节目朋友简直无计可施，我只好自己安排了。既然到了大学，那就听听课吧。问朋友有没有什么课可以蹭来听听的，朋友正中下怀，说有啊，不但有，还是名师主讲。我一听也来了劲，忙问究竟。原来是全校性必修课管理和领导艺术，教师是一位获得《新闻周刊》2006-2007年度在校商业本科生票选全美十大教师的管理系的副教授。我正好赶上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不但可以去听，而且还可以帮他一个忙：帮他监考。因为听课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太多，有560人，他一个人管不过来。朋友说，这门课每年都开，学生多的时候能有1000人同时上课。我一听，更高兴了，我在中国监过考，从来没想过会在美国监考呢！
说时迟，那时快。离上课前半小时，我和朋友从他们商学院办公室拉了一小拖车试卷和问卷就先到了教室。一个大阶梯教室，讲台是舞台那样的形式。
开课前几分钟那位名师到了，开始在台上连接他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调试音响。在我的印象里，美国的名师有标准的打扮：合体、材质优良的西服上装，带袖扣的衬衣，不打领带，牛仔裤，精致的皮带，系带的休闲皮鞋。可是这位名师的行头实在出乎我的想像和经验：他大概四十多岁，头戴一顶蓝色的滑雪帽，穿一条裤腿相当窄的牛仔裤，一件长长的、深蓝的套头衫，一双黑色的高帮篮球鞋。
朋友跟他关系不错，看到他就给我们介绍，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叫内克，是那种很容易博得人的好感的人，课前准备、回答一拨儿一拨儿来问问题的学生的空挡还不忘到我的座位这边来跟我聊两句、开几句玩笑：“你跟他（我的朋友）待一块？他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你在VT待多长时间？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按我原先当教师的经历来判断，学期的最后一堂课肯定是要提纲挈领地回顾一下本学期学习的内容，然后高屋建瓴地激发学生们求知、进步的强烈动机。内克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做法再次打败了我的想象力。
他花了五分钟唱了一首歌，翻唱美国一个饶舌组合“糖山帮”（Sugar Hill Gang）的一首歌。当然他自己填词，填进鼓励学生学习、进步的话。他的演唱当然也是歌星做派，跟着乐曲快速有力的节奏一边唱一边满台走动，一边鼓励学生和他呼应。
这是学期的最后一次课，他的总结，除了这一首歌，唯一和课程学习内容有关的是他开始“讲课”前问了学生一个问题:“我们这门课是关于什么的？”
“达到目标。”学生们回答。
“我听不到你们。”教授把手做喇叭状放在耳旁。
学生们又大一点声回答一边，他继续说听不见，学生们比刚才大声一点再回答一遍。如是者三。
他的风格让我想起刘德华在演唱会的表现，他在舞台上走到右边问：“这边的朋友开心吗？”然后又走到左边，问左边的观众开心不开心。如果观众回答的声音小了一点，他是绝不答应的。
内克唱完，学生鼓掌，他就收拾东西下台走了。我正疑惑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临时处理一下，等一会儿还要再回来。我的朋友说，他下课了，学期结束了。下面就都是我的朋友和我的事儿了。我都有点转不过弯来：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时画龙点睛的一课，这就完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名师下课了。下面该我干活了。
先进行课程和教师的评价，用调查问卷。然后考试。
问卷调查我太熟悉了。参加培训、教育的人对问卷调查向来是大部分人是为了捧教师的场，或者虚应故事，只哗哗把选择性的答案填上就交回来，只会有少数几个人非常认真地谈他的真实感受，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这里也不例外，大部分学生5分钟不到就把问卷交回来了。我看了一些交回来的问卷。大部分的学生说：老师太了不起了，太棒了!我受益匪浅。但是，有一张问卷的自由表达意见那一栏有一个女生署真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内克博士是获了很多奖，他的授课评分也很高，我上他的课的确很兴奋，但是，问题是，他并没有教课，他只是讲故事，放电影。我实在不耐烦听JanSport的创始人来讲他每一次散步的故事。其实，上他的课，还不如自己在家看书来得有效果。
她的意见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也让我对原以为通通被惯坏了的美国大学生不敢妄下判断。
我给朋友看了这个女生的评语，朋友也表示赞同。但是，他也为内克辩护：内克有一项了不起的本事，他能差不多每次课都请来在管理岗位上的名人现身说法讲他们的管理、领导艺术。上面的学生问卷里的JanSport就是美国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除了他的创始人，他还请过赛百味、汉堡王的创始人等人，有一次居然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三个最有名的球队教练同时请来了，有一个教练第二天还有重要的比赛。那可不是谁都能办到的事儿：在美国的大学，成功的球队教练，大学校长都惹不起。讲管理和领导艺术的课，能吸取成功人士的亲身经验，一堂课哪怕就有一点有指导意义，那也一辈子受用不尽了。
这话也是诛心之论。
朋友顺便讲了些内克的花絮。他在学院不大受欢迎，因为，他爱搞特殊化，除了一个礼拜上这么一次课，系里的一切活动他都不参加。
他虽然大受学生欢迎，但就是评不上教授。
这也难怪，虽然他有他的特长，但光看他上的这一次课，的确反应不出什么学术水平。
考试的试卷也完全由我的朋友代出。朋友说，补考他也准备用一模一样的试卷。跟内克说了，他也大开绿灯。我看了看试卷内容，觉得即便我这样没上过课的人、凭常识考个及格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试题都是选择题（这样方便机器判卷，否则我的朋友就惨了），其中一道题是这样的：
内克博士讲了一个右臂残疾、用左臂赢得冠军的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女士的故事，博士旨在体现：
1、
2、
3、
4、
5、
另一道题是：
我们的特邀演讲人汤姆·比宾斯是从哪儿来的？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华侨取笑韩国的考驾照的书面试题。选择题：
如果开车碰到红灯，你应该
1、
2、
3、
4、
5、
大部分学生大概20分钟就交卷了，我也开始履行监考人的职责。我只要按照事先学习的程序一遍一遍重复就好了：我收下学生交来的试卷，请他或她出示学生证，然后说声谢谢就放人。说实在的，他们很多人在学生证上看起来都很像。如果他们谁请了枪手，只要不把枪手和真身的性别搞错，别把肤色弄得差别太大，我肯定发觉不了。不过，谁在乎呢？再说了，这样的题，请枪手是不是太浪费钱财？所以，我的底线就是，只要你打开一个学生证就行，谢谢！我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过得很开心，我希望你们也开心。
还真有几个学生一直跟我和我朋友磨蹭到最后一刻，看到他们那个冥思苦想的样子，我只能暗自发笑。就这样的题，朋友后来说，照样有人不及格。
听课回来，我特意上内克的个人网站浏览了一下，那里除了展示了他的教学、学术活动和成就以外，还有一点让我觉得这人有意思：他很喜欢跑步，跑过十几次马拉松！
附注：很不幸，就在笔者写下这篇文字的同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又发生了命案，这次的命案某种意义上说，比上一次还惨：被谋杀的人，该校一个北京去的女生，头被割了下来。而操刀的人（现在的时髦说法是犯罪嫌疑人），也是此校的中国留学生，博士在读。
VT校园内07年416枪击案死难师生纪念坛
内罗毕火车站
一切要从在学校念书的时代看的电影《走出非洲》开始。记得女主人公凯伦好几次说：我要去蒙巴萨。我要去蒙巴萨。好像多了不起的地方似的。要不是看这个电影，谁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地方叫蒙巴萨。其实，那时候，别说蒙巴萨，就连肯尼亚在哪儿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地名而已，凯伦回丹麦的老家要路过的一个地方。
但是，看了电影，对从蒙巴萨内罗毕往返的火车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铁路两边是广阔无边的非洲原野，土壤是红红的。偶尔有一棵亭亭如盖的金合欢树，在似乎空无一物的旷野里显得格外优美，也格外孤独。火车靠烧木柴提供的蒸汽驱动。你可以一个人包整个一节车厢，而车厢里布置得就像你的起居室加卧房，你会有一张大床，你可以带上你的睡衣和狗一起乘车。也许半路上会有人鸣枪要求火车停下来，结果有人扛了根一人高的象牙上车，请你捎到内罗毕去。
渐渐地知道蒙巴萨的来历了，知道了在东非大陆这个赫赫有名的地方的一些事儿。但是从来没想过它和自己有关系，直到某一天，我旅行突然到了内罗毕。
刚到内罗毕我就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去蒙巴萨，要坐火车去。我的朋友在内罗毕公干，他和他的同事去蒙巴萨都是坐飞机。从内罗毕坐飞机到蒙巴萨用不了一个小时，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他们从来不坐火车，他们甚至不知道火车站在哪儿。朋友告诉我，火车已经没人坐了，要么飞机，要么汽车。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要坐火车。
我当然知道，凯伦的时代早就成为过去，火车旅行的时代在世界各地都正在式微。即使有火车，也不过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而已，不会有童话一样的故事发生。我知道自己不是带着一大堆路易威登的箱子旅行的人，也没指望包一节车厢。但是我就是要坐一下去蒙巴萨的火车，算是对年轻时候的憧憬的一个交代吧。
内罗毕不大，火车站就在闹市区边缘，要找到很容易。
一排很旧的平房，门前有雨后留下的大片积水，行人寥寥无几。这里和附近拥挤、扰攘的汽车站相比，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没料到曾经辉煌的肯尼亚铁路会衰落成这个样子。它和高楼大厦林立的内罗毕市中心好像有一个世纪的距离。
进了大门，心下稍宽：站台和电影里的样子倒是差不多，宽敞的月台，顶棚用高高的铸铁支柱支撑，看得出的英国铁路的风格。售票室的柜台也挺有年头，很结实厚重的木头制品，和暗暗的光线正好匹配。售票柜台内立着一个可以开合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是一排一排的横排的格子，每个格子里密密地排着待售车票，那种剃须刀片大小的厚厚的小纸卡车票。
只有夜车，晚上七点开，第二天上午10点到。我买了二等卧车的票。二等卧车是四个铺位一个包厢，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车票里还含一顿晚饭，一顿早饭。 520公里，要跑15个小时。票价约合人民币240块。晚饭是可吃可不吃的，不吃的话，票还便宜得多。
我拿着那张小纸卡车票，觉得很有亲切感：我以前上学读书的时候，坐火车用的就是这种票。
开车前半小时我就到了，先拿着票在站台上走了几个来回，看不出哪里是二等车，问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他拿着我的票领着我也转了个来回，还问了另一个小伙子同事，结果让我去售票处。我才想起来，买票的时候的确跟我说过要上车前先到售票处的，当时没怎么在意。果然，到了那里，换了票，票上注明了车厢和包厢号，另有一张晚餐券。
问了乘务员，是柴油机车。
按车票上指定的找到了包厢，打开门一看，居然还有一个中国人。包厢就我们俩人。没想到售票员还挺周到，估计车上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吧。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小伙子。互相打了招呼，我很热切地想跟他聊一聊。问了他几个问题，得知他来肯尼亚已经几年了，做进出口贸易，从蒙巴萨来内罗毕出差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来做贸易吗？”我说来旅行，然后他就自顾自看本来在看的书。和其他在非洲的中国人一样，他看的是一本很旧的中文书，类似读者精华本那样的东西，不知道换了多少主人了，书膨胀、卷曲地很厉害。他对我了无兴趣。
我也不想打搅他的雅兴，就仔细打量我们的包厢。
格局和国内的软卧车厢大致相当，略宽，卧铺也比国内稍宽。最显著的差别是，二等包厢只有两个人，我一路看到的包厢全这样。而头等包厢呢，只有一个人。另外，在两边卧铺之间的车窗下沿有一个小小的金属洗脸池，而在国内，这里该是个的小桌子的。卧铺是那种挺硬挺厚的人造革面的，很清洁，但是看得出是很旧的东西，可是又没有旧到让人怀旧的份上。
对我来说最新鲜别致的是我的卧铺上一个类似过去的邮包的东西，长方的绿色帆布包，对开报纸那么大，用绳子系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我的枕头和毯子。
开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从车窗望出去，哪里都是黑黑的一片。既无风光可看，车厢的光线又很暗，读书很吃力，要不是有晚饭吃，简直无事可干。
乘务员在车厢里摇着铃铛通知乘客吃饭。
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的火车上吃过正餐呢，所以赶紧往餐车赶。
餐车几乎坐满。我只能和两个瑞典西南海岸某个城市来的小伙子拼桌。他们是保罗和蒙斯，保罗是医生，蒙斯在一个公司工作，他们公司在中国大连有工厂，可惜我没听明白他们工厂生产什么东西。
吃的是西餐。先上奶油蘑菇汤，然后是头盘，炸鱼，然后是主菜：牛肉，咖喱鸡，配土豆泥、蔬菜，最后是甜点和咖啡。还有吐司。大概是英国风格，蔬菜是拿水煮熟的，什么作料也不搁，连盐都不放。
总的来说，这顿饭很一般：汤还行，炸鱼很好吃。牛肉十分的“坚韧不拔”，咖喱鸡也不正宗，但是还算好吃。甜点样子像奶酪蛋糕，但吃起来只比窝头口感略强。咖啡到是地道的肯尼亚咖啡。好在供应方式有点像自助餐，吃完了服务员分到你盘子里的菜，你可以再要。
餐具是银的，刀叉、糖罐、黄油碟子，咖啡壶，都是银的，带KR（肯尼亚铁路）的标记。
黑人侍者穿着白衬衣，打着黑领结，不停地在车厢里穿梭，一口一个先生、小姐。
看得出，为了旅游业，肯铁在勉力维持一个曾经有传奇色彩的传统。
也许来这儿吃饭的人也都不是奔饭菜来的，而是奔那份殖民时代的浪漫情调来的吧？我在别处的火车上可看不到这么多踊跃而兴奋的食客。车厢里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烁，这在别处的餐厅也是不常见的一景。
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再也不会有爵士、将军、大亨、社交名媛出现在这里了。今天的食客也是五花八门，操各种语言，有白人，有黑人，还有黄种人。不管肤色如何，不论男女，都是穿短裤、背心、拖鞋的居多。
没有相当的食客，这个传统还真难维持。所以，肯铁的银制餐具也没人认真保养，通通发灰、发黄，我的叉子的一个齿还是弯的。服务员的白衬衫也是皱巴巴、软塌塌的，饭后，一个穿领班制服的服务员立刻脱下制服，只剩下里面的T恤，背上写：“为澳大利亚而癫狂”。大概是哪位乘客随手送的礼物吧。
但是，谁会在意呢？娱乐时代嘛，大家开心就好。的确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保罗和蒙斯在我的建议下，和我一起要了肯尼亚的Tusker牌啤酒，我们边喝边聊，聊得很高兴，一直聊到保罗的曾祖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了自己的农场。
吃完晚饭，都快九点了。我回到包厢，我的同屋已经睡了。我在内罗毕奔波了几天，也累了，乐得早睡。
一夜酣睡，醒来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隐约记得夜里车子停过几次，刚开始我还想看看我们停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外边几乎总是漆黑一片，上车的、下车的都在黑暗中无声地行动。后来我也就死了心了，只管睡觉。肯定没有枪声。只记得夜里卧铺总是很奇怪地上下波动，像坐船。
起床赶快打开窗帘，想看看是不是满目热带的风光。奇怪的是，竟有点像戈壁。大平原那样的平坦，一望无际，东一丛，西一丛的灌木。偶尔有几棵大一些的树，也许会有几只羊和牧羊人待在树底下，而其他地方就正是电影里看到过的耀眼的红土！这样的配合，一直铺向天边。
但是没过多久金合欢树也出现了，果然是那样寂寞又美丽的样子。
景色变化很快，越靠近蒙巴萨，植被越密，树越大，偶尔还会有一棵猴面包树，在灌木和其他小树之上矗立着，树干庞大，树叶尽脱，虬结、灰白的树枝看起来质感类似白珊瑚一样华丽、坚硬，像贫民窟旁边的摩天大厦。
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平坦的地形也渐渐被丘陵代替。
村庄不断出现。有的只是树下的若干极其简陋的草棚。
村庄附近的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大都在小山丘的坡上，种的是玉米。农民用牛拉犁，用很短的锄头松土、除草。
几乎每个村庄的孩子都会在看到我们的火车后朝铁路边跑来。如果我们正好在某个村庄或小镇停靠的话，孩子们更是蜂拥而至，跑到我们外国游客的车窗下面。
有时候会有糖果、饼干这类的东西从某个窗口抛出去，车窗下的孩子就忙作一团在地上抢。更多的时候，是孩子们在索要。他们一个一个窗口走过，一边走一边喊：
“给我两先令！”“给我两先令！”
不知道他们能用这两先令来做什么。昨晚我们乘客吃的晚饭是每人1000先令。
还有的孩子是下意识地动作，他哪儿也不看，好像是对想象中的某个人嗫嚅：“给我糖。”你能看出来，那是习惯性的：有车子过的时候，就开口说几声。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在中国贫穷落后地区旅行，一样能看到这样的孩子。而那些抛洒糖果的人的呢，也许是出于好意，也许不过为了拍几张土著儿童的照片而已。
但是那场景让人看了不舒服。
比较有喜剧性的场景是，不少的小孩子，小的也许三四岁大，站在土坡上，一语不发，只是眼睛注视列车经过，一只手举起来，慢慢地摇，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的红卫兵。情况似乎是，火车经过，在这里的一天里，是一件大事，他们得有所表示。
快到10点的时候，路边有大工厂的厂房了，我的同屋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该尽一尽地主之谊了，指着其中一栋波纹瓦顶的大房子说：那是中国路桥公司的房子。五六十年代的破旧厂房的样子，整个就是北京798粉墨登场以前的模样。
有集装箱堆积如山的仓库了，集装箱上显著地标着各国那些远洋货运巨无霸英文缩写。有炼油厂了，炼油厂里燃烧废气的大烟囱吐出熊熊大火，数公里之外都耀眼夺目。
这时候我才能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在蒙巴萨了！多少世纪以来，蒙巴萨是东非海岸上最大的海港，至今在东非经济体系里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7世纪至18世纪盛行的奴隶贸易中，这里是可以和美国纽约的埃利斯岛比美的地方，无数的奴隶被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贸易传统里的很多成功人士，我猜，正是那些在铁道边讨糖吃的斯瓦希利孩子的祖先。
开往蒙巴萨的火车上的餐车
靠近南非大城市德班的一个加油站墙上贴的招贴：收银机里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现金，保险箱的钥匙在别处保管。它是给谁看的，不言自明。
他这么说，应该不是光看统计数字，因为，据他自己说的，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书。两年时间，他被抢了三次。
“你不要坐他们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都有枪！”
我在心里嘀咕：如果两年抢三次，那似乎并没有传闻那么糟，虽然也够不走运的。
说实在的，他的反应并没有让我多吃惊，因为那以前，我已经读过我的旅行手册。
我的旅行手册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城市为世界抢劫之都。书中给去该国旅行的人提供的安全建议是：舍不得被抢或丢不起的东西就别带在身上。别戴珠宝在街上走。别脖子上挂个照相机在外面乱晃，如果你想在城里拍照，你可以坐双层观光巴士，在露天的巴士顶层，你想怎么拍就可以怎么拍。别穿得像个有钱人，哪怕看起来有点贵的T恤都别穿。躲开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不要试图抵抗抢劫者。如果在路上发现形迹可疑的团伙迎面走来，哪怕不走人行横道，你也应该横穿马路躲开他们……
我去过数十个国家旅行，还是头一次被这样严重警告呢。
但是，公平地说，这样让读者神经高度紧张的安全建议并不是空穴来风。我的一个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多年的朋友听说我要自助去那里旅行，也好心地警告我：“他们连外套都抢，所以，你别穿值钱的衣服去。最好是就穿短裤、T恤。”
我的旅行目的地是南非。
最后，我还是打定主意要去，原因有二：第一，我发现了一张便宜机票，这种便宜不是想什么时候捡都可以的，必须当机立断。第二，适当地有点危险，旅行有时候更有意思。
但是，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像肉包子一样扔给路边正闹饥荒的野狗。
我事先做了些安排：第一站开普敦，我让我住的旅馆安排车子到机场接我，这样我就不至于带着我的金银细软、大包小包坐公车或者跟出租车司机打交道了，我甚至都不用在街上步行。等我安全抵达旅馆以后，我就可以轻装行动，见机行事了。
我还带了一把锁自行车用的链子锁，这个东西在很多年前曾是小混混们械斗时用的武器。
飞机下午在开普敦降落，我一出到达航班乘客出口，很快就有人手拿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笑眯眯地迎上来：旅馆派来的司机。
司机殷勤有礼，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向我解释：他把我送到旅馆后，要立刻返回机场接另一拨儿客人。我一边恭喜他生意兴隆，一边心里嘀咕：他生意这么好，可不是什么好征兆。接近市区的时候，他还充当起导游的角色：“我们的左边是开普敦大学。你看见那边山上的斑马了吗？那是一个动物保护区……”虽然有点心神不宁，我还是注意到，这是个清洁的城市，空气清新；公路质量非常好，路上的车辆速度也都很快。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旅馆。旅馆所在的街区让我惊异：是餐馆、酒吧、商店集中的地方，行人一如世界上任何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并无任何异状，欧洲风格的街道、房屋一尘不染，在午后的斜阳照耀下呈现一派祥和之气。倒是旅馆的两道电子密码锁的门，好像依然在谨慎地发出某种警告。但是，旅馆内部和中国、欧洲、美国同类旅馆中的佼佼者不相上下：舒适、整洁、有格调、功能齐备。接待人员也亲切周到，办事效率很高，让我觉得值得信赖。
在房间里安顿好，我立刻走路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些日用品。这时大概是附近的中学放学的时分，很多中学男生、女生在街上走，两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士在街边的一家商店外面叽叽喳喳地议论橱窗里展示的货品，肩挎时髦的小包，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四处观察形势，旁边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人们在悠闲地喝咖啡、看书看报，生意人模样的男士提着公文包从容地步行……
虽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还是马上做了决定，这就出发去海边。那里是开普敦最热闹的所在，相当于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和大连的星海广场。我得步行大约6公里，穿过整个市区。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投宿的地方是个平静的孤岛的话，我总要见识一下真实的开普敦。我相当紧张和兴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过我也没有忘乎所以，还是采纳了我的旅行手册的建议，把我的护照、信用卡、大部分现金留在旅馆，不带照相机。我就带了相当于5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那是我准备被抢的预算。这也是我多年前在国内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光顾时损失的钱数。实际上，扣除多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因素，我的预期损失会比多年前小不少。但是即使如此，我的做法也应该算仁义了。外国强盗也是人，我觉得我应该一碗水端平。再说了，我也不敢囊空如洗地上街，据传，如果剪径的好汉一无所获，可能会很生气，后果极难预料。
晚上9点多，我步行回到旅馆，身上带着在海边吃了一顿便餐后剩下的零钱，和没带相机的遗憾：海边的夜景很美，我却空手而回。我发现了新大陆：有旅行者挂着相机在街上走，也有年轻的女孩一个人在走夜路。这太不真实了。
所以，第二天，我也马上变成了标准的旅游者，脖子上挂着相机满世界溜达，我度过了最让人兴奋的摄影之旅：桌山，克里夫顿沙滩。开普敦在他们的推广资料上宣称他们是世界上八个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想宣布，经过一天认真的勘察，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们的评比标准是什么，但是，我要说，伦敦、巴黎可没有桌山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壮丽的风光，而以海边风景著称旧金山、悉尼、巴塞罗那可没有开普敦那么多美丽的海滩。
我唯一需要确认的是，它真的不是书上、传说中那样的危险泛滥的地方。没有人会无端编造那么多的不实之词，对不对？
离开开普敦的前一晚上，我决定再夜游一次，这次我带上了我宝贵的照相机。
我也把链子锁揣在了裤兜里。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我旅行回来说，我的照相机在南非被抢了，这会让我在喜欢旅行的朋友中间非常与众不同。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在南非英勇地挫败了举世闻名的南非大盗，我的形象说不定会更加伟岸。
我也准备了应急预案：如果有枪或者刀直接戳在我的胸口上，强盗要什么我就给什么，绝不讨价还价，只要他们不惨无人道地拷打我，我就不打算做无谓的抵抗。其他情况下，我想灵活一点。
夜里十点多，我一路频频狼顾，神经过敏地在穿过街道，最后毫发无损地回到旅馆，完成了我心目中的世界上最危险的旅行。想想自己在街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可笑样子，自己都暗自摇头。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实际上，原以为是一次冒险，没曾想留下的只有温馨的记忆：每次向当地的黑人问路，都得到详尽、耐心的指点，有时候，临别的时候，对方还会拍一下我的肩膀，说：“享受你的夜晚吧，我的朋友。”
唯一的一次小小的波澜是一个乞讨的半大小子，大概十四、五岁，隔街看我走过来，他快快地跑过来，说他很饿，要我给他点钱买吃的。看他跑过来的样子，像在草地上吃饱喝足的小动物跑起来那么轻捷，看他的快活的眼神，绝无饥饿的任何迹象，我微笑着坚决地拒绝了他，他看我态度坚决，跟我走了几步就跑开了，跑开前，他也拍了拍我的肩，说：“OK。要不明天咱们见面的时候你再给我吧？”
明天我已经坐长途车走上了“花园之路”，在10天的时间里我把我的夜游经历扩大到了莱丝纳、伊丽莎白港、德班、约翰内斯堡。结果每次都让我欢欣鼓舞。
南非的夏天真太好了，那是天堂的夏天。记得我在开普敦的海边逛的时候，一个戴着头盔的建筑工人模样的小伙子，苦着脸、懒洋洋地对同伴说：“今天太热了。知道吗？天气预报说气温会达到25度。”我在旁边差点气死了。如果他在长沙，如果他是我的手下，他要敢说这个话，我就敢扣他的奖金。我敢担保，全世界除了开普敦的人，没有人同情他。盛夏的开普敦，凉凉的海风一刻不停地吹过来。那风，如果在六月的长沙，只要吹上一个小时，我相信全体长沙人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才二十几度，太热了，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工人谁好意思说这种话？如果考虑到他身边就是开满鲜花的山坡和美丽无比的沙滩，他的态度尤其不可原谅。
离开南非前，收到朋友从美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寒暄语是：你被抢了吗？
我回邮说：“我没被抢，我好着呢！我建议你也来看看，开普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它也很安全。你来不来我不管，反正我有一天回再来，好好地旅行一遍。”
我说的是实话。
但是，旅行者的故事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我的故事也不例外。离开南非前一天，我去约翰内斯堡附近两小时车程的太阳城，途中在路边的卖酒水饮料的小店买喝的，随便和店东，一个中年妇女，聊了几句。
她的收银柜台像中国旧社会的当铺，台面以上全部是铁栏杆，开一个小口收钱、交货。看她那个壁垒森严的样子，我由不得跟她聊起来治安。
我谈我的旅行经历，好意地宽慰她说：治安应该是好转了。她立刻反驳，说几天前附近一个小卖部的主人被人朝脚上开了一枪，把钱抢走了；另一家店的狗则被人谋杀了（这是她用的词，谋杀）。来她的店偷酒的人，无孔不入，他们甚至会为偷几瓶酒揭开房顶进来。
我抬头往上看，正常应该是天花板的地方，是一层铁丝网。
晚上在开普敦海滨开生日会的当地中学女生
西班牙南部的安塔露西亚地区有一个小城格拉纳达蜚声世界，因为那里曾是摩尔人统治北非、西南欧700年的都城，更因为那里现存的摩尔人王朝留下来的精美的阿兰布拉宫。但是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尼加拉瓜也有一个格拉纳达，西班牙殖民时代建立的城市，它就在尼加拉瓜首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尼加拉瓜湖畔，在尼加拉瓜它也是响当当的地方，是尼加拉瓜的文化之都。情况类似的国家在拉丁美洲还真不少：比如，危地马拉，它有一个政治首都危地马拉城，还有一个文化首都安提瓜；巴西，政治首都巴西利亚，文化首都里约；智利，政治首都圣地亚哥，文化首都瓦尔帕莱索。我原先去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看阿兰布拉宫，真是喜欢地紧。这次去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又赶上刚刚离开挺精彩的危地马拉的文化首都安提瓜不久，说实在的，对这个格拉纳达二号并没有抱太高的期待。即使这样，到了那里还是有点失望，觉得整个城市出彩的地方实在不多。照片上的这条街可说是本城的第一街，国内外游人最集中的一条街，它让我想起中国国内各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古文化一条街”，虽然并不是样样重新建造，但也实在没什么古雅和独特可言。
大概因为旅游业的规模不大，整个城市就没怎么开发，大部分的街道、建筑都不过是当地居民的过日子的场所，也就和中美洲各处的城市一样拥挤扰攘、凋敝陈旧，只有三两条街道被认真地铺砌、粉刷、装饰，一言以蔽之，开发了，建筑相对整饬鲜亮，鹅卵石铺路，路面洁净，街边布满做外国游客生意的旅馆、餐厅、店铺，就像照片中这样。
既然叫格拉纳达，当然得和真的格拉纳达扯上点关系，当然得有一家阿兰布拉命名的酒店。
还有一家酒店的内部装饰模仿阿兰布拉的桃金娘宫，虽然有东施效颦之嫌，倒也雅洁可喜。
街上有个小伙子在沿街兜售穿山甲。我没弄错吧？似乎这种动物在拉丁美洲挺常见，我在巴拿马城的郊区也碰到过一只在路边逡巡，看到我也不大知道走避。大概它也还是不错的食物，在巴西亚马逊河地区的农贸市场我也见到过有人宰杀出售。
去一家教堂观光的时候，街对过有一家理发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进去看了一圈，那宽大的空间和铸铁制造、很重的转椅让我想起小时候我老去的一家理发馆。理发师傅见到我的长发也跃跃欲试，大有除之而后快的欲望。经过讨价还价，2个美元成交。
其实格拉纳达最独特的景观在城外，在浩渺的尼加拉瓜湖中，两座一千多米高的火山肩并肩地立于湖面，一大一小两个圆锥，模样很像，哥儿俩一样。乌云密布、浊浪翻涌的时候，乘坐不大的木船上岛，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为一个对尼加拉瓜几乎一无所知的游客，我在尼加拉瓜的首都的收获就是“到此一游”式的一瞥。这一瞥主要集中在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马纳瓜市旧的市中心广场及其周边的几条街。这张照片是从尼加拉瓜的国家博物馆的大门往外拍的，广场远端的建筑是我在尼加拉瓜看到的最为堂皇的一幢建筑，尼加拉瓜议会大厦。
广场这头的尼加拉瓜博物馆在给即将开展的桑蒂诺生平事迹展做宣传。桑蒂诺在尼加拉瓜是毛泽东式的偶像式人物。在当年尼加拉瓜内战打成世界主要报纸头条的年代，桑蒂诺的名字也随之广为人知。仗打完了，桑蒂诺和尼加拉瓜一起，再无人提及。我到了尼加拉瓜才发现，这段历史看来还远远没有被遗忘，而桑蒂诺的画像、雕像到处可见，风头之健可比已逝的毛主席和正火的朝鲜的金将军。
广场的一侧是马纳瓜的大教堂，70年代被地震摧毁以后一直没钱重建。我的旅行手册的作者不知何事被尼加拉瓜得罪，说话相当刻薄，说，每当有外国的国家领导人来马纳瓜访问，尼国都要安排来此参观，希望富有的参观者能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来修复这个教堂。
马纳瓜的旧市中心地处宽阔的马纳瓜湖畔，这个湖似乎总是风浪很大，所以湖水浑浊。照片里是在湖中打渔的当地居民。
头顶肩扛着冰镇的袋装水的小贩，准备跟等绿灯放行的车辆驾驶员做一笔小买卖。看市容和老百姓的营生，马纳瓜的发展程度大略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的中等城市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