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广州“岭南讲坛”作报告。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我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经媒体报道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者，网上讥刺谩骂更不一而足。本来，对一种说法或观点有不同意见，因而提出商榷和批驳，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非如此学术不足以昌明，真理不足以彰显。但所有我看到的反对意见，居然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知道，或者连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没有读懂，却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

    还是先讲历史事实吧！早在先秦时期，今朝鲜半岛上已有大量中原移民，特别是在与辽东毗邻的西北部。秦汉之际建立的卫氏朝鲜国，就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将领土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在辽东和朝鲜设置四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与内地的行政制度完全相同。东汉后辖境虽有所收缩，但在三国、西晋时又有扩展，还新设置了一个一级政区——营州。6世纪后高句丽迁都平壤，脱离中原政权。唐高宗时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一度进行直接统治。元朝征服朝鲜，设征东行省，但对内保留其国王。明、清两代以朝鲜为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才被迫承认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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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见《东方早报》报道：有媒体报道了“北京最大的倒卖进京户口案在海淀法院开庭”一事，在已被冻结的92份违规获得的北京户口当中，赫然有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名字。果然，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在办案过程中，他的户口被冻结，并且遭到警方问话，“说把我的本科学历弄成了研究生的”，“还有那个说我在北京航润达科贸有限公司服务，当然也是假的，我从来没去那里上过班。”并说因为户口被冻结，他无法办理去香港的长期商务签证，于是他和杜琪峰计划在去年合作的电影也就延期至今。王小帅不住地叹气，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

    据王小帅说他没有花钱，但因为是“沾亲带故”的朋友提出的，并不排除这位朋友代他花了钱，或者将钱转移到了其他买户口的人头上去了，否则就购不成“倒卖进京户口案”了。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一直认为户籍制度不能全盘否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户籍登记和管理还是必须的。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国民及外来人口进行登记和管理，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反对的是户籍制度的异化—

    曾经见到过报道，某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家中失窃，却不敢报案。后小偷被抓，巨额赃物暴露了常委家的不义之财，常委因此东窗事发，最终受到法律惩罚。报道发表后，虽有人戏言应给小偷颁奖，却并没有人以为小偷“偷机”不纯，或蓄意陷害领导干部。就是那位常委本人，大概最多自认晦气，绝不敢公然指责小偷别有用心。因为无论如何，常委的贪赃枉法是事实。

    可是近日却看到了不同的例子。事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造假、剽窃论文事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却指责打假者祝国光“动机不纯”，称“祝国光此次不遗余力地打假，根本原因出在自己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了祝国光所服务公司的商业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某药物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于是该公司试图收买李连达不成，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浙江在线2月5日报道）

    其实，祝国光动机纯不纯与他揭露的结果毫无关系，事实证明他揭露的内容准确无误。特别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院士，在这种情况下只应反躬自问，完全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更不应该将此事与商业利益联系起来。恰恰相反，这正暴露了李院士的

    多年来，社会各界与铁道部的争论之一，究竟“运力”严重不足是造成春运难、买票难的主要原因，还是其他环节也存在问题。直到这次春运开始，铁道部还是将运力严重不足列为主要原因。对此，春节前我发表过意见：要真是运力严重不足，那肯定会有不少旅客到除夕还滞留在车站，回不了家。再说，中国的交通工具不止火车，实在不足还可动用飞机、汽车、轮船、私家车。只要政府协调好各种运力，旅客总回得了家吧！

    今天已是年初四，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旅客滞留车站回不了家的报道。可见，即使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是事实，通过铁道部和民航、公路、水运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该回家的旅客绝大多数人还是在春节前如愿以偿。少数人因此而放弃了回乡念头，也提前改变计划，没有出现滞留车站的尴尬。看来运力足不足不是绝对的，不能说到哪一天就完全足了。或许到那时“春运”的量更大，因为利用春节长假出游的人会大幅度增加。而且，交通再发达、设施再完善的国家，每当全国性的节假日时也会遇到种种麻烦。总之，铁道部不能一味强调运力，也不能坐等哪一天来到，而要立足于调度化解。

    至于火车的售票

    大概9年前，某杂志社邀我去广东番禺市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该市风闻广州市有意撤市设区，即将番禺这个县级市改为广州市直属的番禺区，而该市意在抵制，正通过各种途径，动用各种手段，其中就包括召开“专家研讨会”，希望专家们从理论和实际各方面找到反对的理由，进而研究具体措施。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自然首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虑。番禺县设于秦始皇时代，当时就是南海郡的治所，距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直到撤县建市，一直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就历史而言，番禺的确比广州还早，因为广州的名称出现于公元264年（三国吴永安七年），先后作为州、路、府、市的名称。所以有人在会上说：“先有番禺，再有广州，现在儿子要吃掉老子了。”

   不过，尽管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今天的地理是历史地理发展的结果，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现实，特别是像行政区划这样现实性很强的制度。广州市有这样的计划，主要的出发点自然是现实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番禺由县改市后，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归广东省管辖的，广州市只是“代管”。既然是“代管”，番禺县级市就不完全是广州市的下辖单位，至少还能将广东省作为向广州市争取一定自主权的筹

    2007年5月29日太湖蓝藻大暴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尽管政府和民众痛定思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无锡市今年打捞到的蓝藻已从去年的19万吨减少到了5万多吨，太湖的水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划上句号，既有近忧，也有远虑。

   蓝藻暴发当然有外因——去年入夏后太湖水位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加上连续高温少雨，导致湖水富营养化加剧。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长期、大量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流入太湖，造成湖水富营养化的结果，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增加的工业废水所所造成的污染。

    那些造成污染的产业曾经给太湖周围地区带来数以亿计的财富，使当地的人均GDP大幅度增长，也使大片农村迅速发展为城市，这一带完全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群。但二千多年来闻名于世的太湖美景美水已不复存在，一旦外界条件适宜，蓝藻还会暴发，而湖水中的重金属、有毒化学物质、生物污染物更非短期间可以消除。究竟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才能使太湖和太湖流域的水环境得完全的恢复？专家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甚至是得不

    连续几年都会写有关春运的文章。有一年我曾写道，何时春运不再成问题，让我们在新年以后、春节之前能写点轻松的话题。今年尽管我已就春运接受过电视和电话采访，但一直不想动笔。可惜事与愿违，现在还是不得不说几句话，因为我不相信铁道部开出的支票，我认为光靠铁道部解决不了春运难题。

    铁道部声称，春运之难在于运力不足。所以寄希望于铁路建设，待运输能力提高到能满足客流需要时，春运就不成问题。在铁道部方面，或许并没有算错，因为到2012年能铺好多少公里新铁路，建多少新车站，改造多少旧铁路，最终能达到多少运力，不会有什么误差，多大的运力可以输送多少旅客也不难计算。而且确定这样的目标后，也便于向国家要钱——除非国家不想保证春运，否则就得有这些投资。

    但是我不知道铁道部是怎样估计2012年的春运客流量，是根据目前的数字，还是按照多大的增长率增加的？可这是一道谁也没有把握的难题。比如今年的客流量和提前量，就明显受到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事先有几个人估计到了？那么到2012年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春运的主力“农民工”会增加还是减少（尽管可能性不大）？如果

    前几年开始，我们学校就要求处级以上人员每半年申报一次收入。我忝为研究所所长，也在申报之列。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已经相当普遍，但几乎没有效果，因为申报的结果从来没有公布过，更没有人因为申报不实而受到过批评或处分。我甚至怀疑，这些申报材料会有谁看，会保存多久？即使主管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查阅，他们也怎么能知道数以百计的处级人员的实际收入，又怎样确定申报是否如实呢？当时我想，如果所长的申报表要张贴在所内，书记、校长的申报表要张贴在校内，结果就不一样了。最近见到报道，新疆阿勒泰的党政领导和公务员已经将收入公布，在报道中见到了他们具体的分类收入数字。

    这固然是可喜的第一步，但真正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党政官员、公务员收入申报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该申报什么。理论上说谁都明白——一切收入，但实际掌握起来就不太容易。尽管申报的要求中会包括工资、津贴、奖金、酬金、利息等各种类型，但难以包括各种非货币的消费卡、礼品、实物、服务等等。如果平时没有极其明确的规定和折算标准，这些实际上的收入完全可以超过货币收入，却根本不会反映到收入申报

    不久前，记者汪晓东与我谈及“山寨文化”。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觉得可以发表，整理在稿子后经我改定，发表于《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的“新语”栏目中，居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包括一些批评意见。

其中一点，是认为我没有顾及民间的话语权和草根自娱自乐的需要。其实我当时已经说了与批评者类似的观点，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限于篇幅，发表时被删去了。我说：

    “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人的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

    另外一些意见，我至今不能苟同。但稍作分析，我发现其实我与他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对“山寨文化”有着

（供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新语”栏目）

都搞“山寨”，谁来创新？

    在网络的助推下，“山寨”俨然成了当下一个社会流行语。它发端于“山寨手机”，后来出现所为“山寨版刘翔”、“山寨版周杰伦”，现在又出现了“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于是也就有了“山寨文化”一说。

    其实，“山寨文化”之说过于笼统，“山寨”是不是有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也有待探究。从目前看，“山寨”产品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商品，比如手机等；另一种是文化和精神产品，比如百家讲坛、春晚等。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还有一种分法：以赢利为目的和不以赢利为目的。比如，有的人搞“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版功夫熊猫”，并在网上传播，制作者纯粹就是为了好玩儿，或者满足一下自己的表现欲、表演欲。

    “山寨”产品为何畅销？就拿手机来说吧，很多人受经济条件所限，买不起名牌手机，但是自己又有某种对于名牌的心理需求，那么，“NCKIA”、“SAMSING”就很适合他们。看上去和名牌手机差不多，性能可能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价钱便宜很多，“性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