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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江南行迹1(2009-07-03 11:45)

  在安徽宏村,我像小偷一样对几个当地老太太举起相机时,她们极其恼火的骂我一句“妈个逼的,说个话也照相”,随即转身而去,随后在一家古旧的理发店,在上海闸北立交桥下拆迁中低矮老房子中一间做法事的民居门前,也遭遇了同样的“礼遇”。除了自己的技术问题,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心虚的入侵者,在人家安稳宁静的日常生活中,非要插进去一刀。谁的私人空间希望被偷窥与记录呢?于是很多年前,当我耽于可耻的举着相机拍人和生活而不是拍风景时,我就觉得旅游这件事情从古人自放山水蜕变成了“猎奇”,虽然技艺很差,但我希望我的每张旅游照片里都有当地人,尤其是老人孩子或身着当地服饰的人在画面里,那样这张图片里就有人的味道,有生活,而不仅是那些被一百万人次拍过的山水花草。
 

宏村的几位革命老太太站在祖宅门前闲谈,我举起相机就拍,伊们骂道“妈个逼的,说个话也照相”,
宏村的几位革命老太太站在祖宅门前闲谈,我举起相机就拍,伊们骂道“妈个逼的,说个话也照相”,

  所谓旅游是一件悖谬的事。我们还能看到自然风光吗?2007年我去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保护区时,那里最起码还是草甸丰满、牛肥马壮、空气极其清澈的圣洁之地。今年已经草木枯干、牛马皆无、土壤沙化的索然无味之地,过度的旅游践踏了太多地方。而跟随旅行团旅游几乎就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事,不说各种商业圈套,听着一路上SB导游半吊子地理知识外加荤段子的讲解,再美的风景都像是小沈阳的脸。
  于是我的游山玩水之心让位于猎奇和猎艳。每到一地,我关心的是“真实”,哪怕是繁琐的细节,比如繁华街头在垃圾桶搜寻空瓶但衣冠整洁的老者,看见有人注意到他,尚要保持一点尊严的背手而去;比如一进南京大学,就看到宿舍楼几乎每个窗口如彩旗般迎风招展的胸罩和内裤,蔚为壮观。比如某大学巨大的校园、极具工业时代包豪斯风格的教学楼、衣着时尚前卫的女大学生和校园周边生意火爆的出租屋以及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事图书馆内稀稀落落的借书学生。
  如果你从电脑、电视屏幕和报纸杂志前移开脑袋,像我这样抽一段闲暇时间,行走在与己无关的人群和城市之间,时代和生活的质感还是让我叹息想象力之不足。是为小序。
安徽宏村村口南湖
安徽宏村村口南湖
荒谬中生存着(2009-06-20 09:46)
“世味年来薄似纱”,除了不断体验世事的苍凉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荒谬,其他几乎都是不真实的。LQ昨晚的来电紧紧揪住我的心,一阵阵酸苦,杜兆植老师还是要面对这样一天,进退都很尴尬,对人间原初与刻骨的热爱化作满腔绝望,八十岁高龄(1929年生人)的老人居然无立锥之地,被堂堂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一众玩弄权术的肖小欺骗、侮辱,而几无反击之力,除却几个年轻学子的照料,在这世上居然孤苦无依。这就是人世,这就是天朝,当你被这权势裹挟、文化粉饰的其实赤裸裸的吃人之“阳谋”击中时,厚黑的历史中那些孤独的个体就成为同道。
  我跟李说,杜师是殉道者,那苦难、孤独是他必要承担的,无人替代与改变,杜师的家世和学养,五四与英美自由主义一脉的精神衣钵,形成杜师的人格,这是一种历时性的逻辑,这是宿命,我辈只能仰视,或者无可奈何。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形而上学,杜师肯定有,他幸福。   
  杜师的这个逻辑亦具有人世的荒诞性,其善良到了不懂得拒绝别人请求帮助的程度,无论多么无聊无理的编曲配器和其他请求,杜师都一律慨然相助。我多次见过各种单位和个人请杜师帮忙改一些无聊的音乐,或者来杜师家抱走大堆的唱片和乐谱,很少见其归还。这种慷慨是惊人的,就像李说,杜师在内蒙和在厦大经常干的事情,就是帮别人打杂。就这样一个淳朴无私的人,居然不能被厦门大学那群所谓的教授艺术家们容忍,可见其人格之卑劣下作!
  人性如此,人性亦有如杜师者。杜师就是光明烛身,彻照暗夜与我辈之心。

中国人职业观念里的重要一环——“流品”(一点思路提纲)
    对于社会的分工、职业的选择,我们常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观念应源自西方,自由平等的共和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西方没有官本位,但一样有社会分工和阶层上的精英意识。以我有限的见识,比如美国人认为律师、医生、科技行业等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公平效率的职业是社会精英,而公务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只是少部分热衷社会事务的选择,甚至是一种维护个人与公共权利的不得已的选择。在欧洲很多国家和现代日本,教师也是社会精英。西方在职业上的平等价值,应有欧洲工商业促进民间社会早早成熟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有民主制度框架下 “权利”与“权力”清晰分疏的政治制度原因,亦有人文主义兴起人权观念不断伸张的文化原因。总之,这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说则说矣,终究是不合中国传统的,虽则一直在学习西方社会生活与制度种种皮毛,未必得其神髓,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那些实利主义的、形而下的价值观,随着对权力的无限崇拜一同水涨船高。“流品”观念即是其中核心部分。
   钱穆先生对于“流品”有一个准确描述,“直至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做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译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版P124)

 钱穆认为胥吏之“流品”始于元代而兴盛于明代,此前每个朝代政权当然各有具体现实,然而其官吏选拨考试制度,在大局上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深刻统摄,各级官吏应大多具有政治理想与职业道德,尤其历朝文官都会对皇权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衡。但是今天我们纵观国史,秦汉时封建与宗法的社会体制渐趋瓦解之际,推行法治的秦日渐重视断案之狱吏的重要始,魏晋时代门阀制度下品级之森严,都可见,流品观念其实可以推溯的更早。

 “流品”观念是等级观念的前身或变身。但最起码至宋代尚不像后来那么粗率与实利。宋太祖订立不杀士人的传统使文人有更多底气参政与议政,对民间管制的弱化使工商业蓬勃发展,因而今天虽给宋代扣上苟且偷安的帽子,但是海外史学家早已确认宋代是百姓生活最稳定的黄金时代,而且海外汉学家认为宋代实在是中国近代的真正开端,因为一国之强盛主要在于民间社会的成熟与富庶。然而自金元至明清,随着异族统治的加剧,皇帝专制权力的一再加强,“流品”之划分日渐细密,从官吏至社会,其中士人的地位尤其被注重思想与言论控制的统治者不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一方面科举取士注重经国之“文章”,另一方面却又要防备文人参政尤其是议政的尺度。

  而这“流品”观念的遗害是至深的。当然各朝各个时期有不同,即使如明清在制度上有所沿袭,但具体情势则不能一概而论。流品观最大害处,是其评判标准是出身,是门第,是师承,是人际交往,而不是个人品行资质,思想学力。这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一种积习。对于个人的社会评判掺杂诸多人事因素,陈陈相因,必对个人造成心理暗示。个人出身、攀附、社交能力重于个人思想、道德、实践之能力。发展为社会运转围绕权势政治的局面,社会资源绝非社会成员共有实为权势者掌控,于是也就以服务于权势为社会之核心事业,而权势因为得不到监督而穷奢极欲,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能从自己从事的事业中获得创造的快乐,最终就在各自位置上厮混度日,社会因而一再腐败没落下去,直到社会各方矛盾积聚至爆发。《红楼梦》《金瓶梅》之深刻都在于抓住了这个根源。这自然对进入现代工商社会的中国有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今日的人事、职业、考试等关乎社会发展的领域仍旧是权势和流品统治的前现代状态,而远未具有人人生而平等、有能力的差异但绝无权利差异的公民社会的状况。

  这种流品观念控制着中国人职业选择的价值标准。也就能够解释“官员”社会和权力滥施的根源了。(未完)

 

中国历史书写的主流是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形成的传统就是以文学笔法记述历史,人们也就习惯于以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戏剧性心态对待历史,这对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们不能正视自身的平庸、卑微和苦难、挫折。但现实一再告诫我们真正的历史是冷漠的,庸常的,偶然的,琐碎的,反英雄的。

很明显,陆川并不想拍摄一部重复前人的作品。既不会重复所有华人导演对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和家国情怀;也不想重复好莱坞式史诗的煽情路数,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凭借一亿资金和今日的技术拍摄一部血浆飞溅、群情激奋、满场叫好的愤青电影,表达“中国不高兴”的坚定立场并不难。难在推进一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观念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陆川在做着中国导演甚至好莱坞导演也不敢的冒险,他颠覆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和国破山河在的历史观,推进到一种真正民主时代现代性的历史观,即还原人性。

这种历史感在真实的拉贝信件和伫立于地平线的废城上展开。电影开始于日军攻入南京城,“当官的”早已逃得精光,守城士兵大多踩着同胞的身体逃离,只有一群游魂野鬼般的士兵在毫无指挥的情势下负隅顽抗,向敌人放冷枪,很快就被日军大部队消灭,没有英勇神武的战斗英雄,没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大义凛然,有的是军人的职责和本能,但有一种东西在中国士兵尤其是日本士兵身上流动,就是“恐惧”,对生存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最基本的人性。这种恐惧伴随着更加浓重的绝望弥漫在电影的每个角落。这时候你能深刻的理解电影的英文名字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这个城市已经毫无秩序,残剩的人们只能像牛羊蚂蚁一样任人宰杀,每个人都只有一件事可做,想尽办法求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范伟饰演的唐先生身上,这也是观众唯一寄予希望获得戏剧性表演的角色,但是依旧没有,唐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一家老小出卖了难民营的同胞,但很快自己也难于幸免,于是他选择死亡来救赎自己的灵魂,他的全部台词也就是教大家说日语“朋友”“我是良民”和被枪决时的一句“我太太又怀孕了”。据采访唐先生的戏最初剪辑出来九十多分钟,但最终几乎全部删掉。

这座废城唯一的秩序来自于德国牧师拉贝先生的难民营,但这座奥斯卡辛德勒式的难民营,亦不能被充斥恐惧感和丛林原始意识的日军容纳,唯一的法则就是中国已经战败,中国人不是人的观念。于是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角川痛苦的选择了自杀,以获得在死亡和极限罪恶间无力越过的灵魂的救赎。一百名女子以奉献肉身换取其他人生的权利,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几个活着回来。许多观众大概头一次看到如此尴尬压抑的性场面,一件大房子内,仅仅隔着一道布帘子,日本士兵的兽叫声和身下慰安女子痛苦的呻吟以及性病的流传,让你作为的人的尊严和温情被击碎,人可以一瞬间堕为魔鬼。

于是期待观影快感和民族主义激情宣泄的观众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我就听到身后观众在说“没意思”。因为全片充斥的是令人压抑的历史真实,而且非常琐碎、冷静,编导惟一要做的就是逼近历史现场,就是记录。这就不能不提及贯穿始终黑白影调,有观影经验的人都熟悉这种呈示历史的影像风格,但是大多数导演不会放弃戏剧性,《辛德勒名单》里唯一的红色小姑娘,《鬼子来了》中结尾马大三血脉贲张,都让观众揪心。但从始至终的黑白照片般的色调,岩石雕塑般的人物特写,墓碑般站立的城墙,荒寒阴森的道路,都使全片进入一种孤绝的美学境界。

我想陆川要拍的不是一部卖座电影,他就是要书写一段真实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以留存于将来,无论何时重提这一段历史,都不会忽略这样一部电影的存在。这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需要最大程度的克制和客观,但同时为人性的历史赋予了必须的尊重和更广阔的意义。

让普世价值成为社会共识

读一读 413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65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保障大学生以及农民就业、严禁刑讯逼供等等,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具备的起码标准。但是,其中意义深远的是中央政府以法令的形式确认公民、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社会舆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最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受到制度的保护。这多少体现了制度建构上的理性以及一种变革的逻辑。

人们聚合为社会,建立契约而形成政府,为了保障每个人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而让渡自身的参政议政“权利”于政府,赋予其执政权力,即一种“公权力”。这个政府由每一社会成员经过“程序正义”的形式选举产生,以服务于其“选民”权利的责任伦理尽心的工作。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常识,早已形成颠扑不破的价值和传统。在这样的社会中,除政府需要受到严格监督和制衡之外,因为代表社会的不同势力,立法、司法、执法、工商、新闻、宗教、教育等等机构都具有独立性和各自严格的规则。

从保障一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基本权利的角度看,民主、法制早已是保障人权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只要其目标是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责任义务相当的发展,都是适用的。

因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有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地方。如1、中国将加大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完善特约监察员制度,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2、中国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3、在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上,中国还将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4、中国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对被羁押者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侮辱等行为的发生;建立并推广提讯前后对被羁押者进行体检的制度。5、中国通过开通绿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信访代理等多种渠道,使人民群众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表达诉求。

保障公民权利诸如就业、健康、再教育、改善城乡差距等等这早已是社会运转机制的基本环节。但是之所以问题丛生、让人失望,我想到两个原因;其一是基本人权观念有意无意被各级执政者、权力所遮蔽、忽略,这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无疑进一步确认其根本的政治意义;其二,就是对最高权力以及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不能监督因而不透明,体制缺乏最起码的流动性,因此也就缺乏向好的方向改革的动力。

仔细审读此文献,不难发现与今年某些社会事件、民间关注热点相对应。起码看到,最高当局还是有一种从善如流、源头活水的力量存在。(草稿,未完)

 延伸阅读“为“评论权”载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喝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77

普及人权知识的几种方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34

梦里回到宋朝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38

 

 

我看电视剧《潜伏》——他们其实比我们幸福

  近年国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除了戏说胡闹之流,很多都更耐看些。这是因为随着许多历史禁区的解密,史料的挖掘,推动了对历史人物、政治势力更多设身处地的了解与同情,也是对人性认知的丰厚与宽容。比如对国民党与两蒋的研究与描述早已突破党派意识形态,且随大陆对台战略的转圜,而渐趋理性,脱离妖魔化的桎梏。现在看蒋介石尊孔学曾、新生活运动、大力任用英美自由主义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等等作为;蒋经国赴台后对失败的反思、对原住民的怀柔和尊重和最终民主政治努力都证明了更悠远的历史正义和理性。
《潜伏》就是其中一例,主创者申明了不对历史和人物做简单意识形态处理的创作意图。谍战片吸引人的是险象环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具后面的赤裸人欲和你死我活。《潜伏》之神采就源于人性的厚度,站长、陆桥山、谢若林的贪欲牵扯权力政治的实质;而主人公余则成、翠平、左蓝以及李涯置身生死一线的危局中的舍身忘我,身上都流露着超越物质躯壳的理想主义,这被剧中人称为“信仰”,对各自党国与主义的信仰。这是本剧的最终理念。我的感触是他们比我们幸福,因为这“信仰”。
  但是随即我想到余则成活到49年尤其是57年之后的命运,他能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吗?基本没有可能。最近《南方周末》连续发表了已成禁书作者的章诒和女士的两篇回忆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卧底》,详细回忆分析了一直被认为在历次政运中抱持正义、良知的黄苗子和冯亦代,被高层秘密指派以亲密朋友身份对“反动分子”聂绀弩和章伯均家进行严密监视的“作为”,证据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和日记。读后之震惊使我几日缓不过神来,人性随政治形势的动变绝对超乎常人想象。同是有感情有血肉的人,在某一种趋向极端权力的政治体制下,人性之悖反与无常是完全形而下的,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于此可见,人类社会之发展绝非线性,权力和专制作祟,即使是人口大国也可以随时远离文明和法治以及基本的人性关怀。

《潜伏》的机巧之处在于举重若轻的拿捏历史和政治,党派之争和人事倾轧之玄机,其中穿插的温暖细节一再昭示希望与新生。但是从根本理念上看,余则成为晚秋、翠平以及他自己描绘的那幅充满鲜花、笑容的和平愿景,那种没有政治的单纯生活,相比于李涯“我运即国运,为党国效忠却落得如此结局”、站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谢若林“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的价值观,真的就高明和纯洁吗?这已经指向更加复杂和深远的地方。剧中人事距今已半个多世纪,其间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没有谁是赢家,也没有一种曾经的信仰和价值观是永恒的。这就是历史,就是人性聚合裂变之后的悲欢离合。普通人的命运被权势政治书写和改变,许多人在这张网络里腾挪。
  但仅仅将余则成、翠平、左蓝、李涯们的“信仰”,停留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歌颂,不做历史的反思,反思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种种抉择和关联,仍旧是《潜伏》一类影视和文学作品理念上的缺失。

能使活着的人感受到死者的美丽和温度的人,一定是艺术家。电影《入殓师》就将为死者理容、梳妆这个被世人忽略、歧视的职业,赋予了诗意与庄严。而这诗意来自于生命本身,在淡泊、工致的镜头之中,生命本然的尊严和无言大美自然流淌。

日本电影里总有一种凝练而透辟的审美,与传统相连的行云流水的形式主义深深吸引我。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台湾电影创作。

“让死去的人重新焕发生机,给她永恒的美丽,这需要冷静、准确而且还要怀着温柔的感情,在分别的时刻送别故人,静谧,所有的举动都如此美丽。”这是主人公大悟,在观看社长佐佐木为死去的人妻细细更衣、化妆时的彻悟。大悟是一名自认江郎才尽、仓皇失措的前大提琴手,为了谋生,携妻子从喧嚣的东京回到淳朴宁静的山形乡下。阴错阳差的进入NK会社成为入殓师佐佐木的助手。跌跌撞撞的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入殓师,并经历了某种内在的升华。

“升华”是全片的线索,从事入殓师之初,妻子、邻居、客户都鄙视嫌恶大悟的工作。当死亡从每个人身边掠过时,当大悟怀着强烈的庄重和敬畏感为自己死去的亲人一丝不苟、熟稔的换装、理容,一番忙碌之后,一副鲜活的面容、一身华美的礼服,令凋零、惨白的死者重获生机与温度时,人们理解了大悟、佐佐木和他们的职业。妻子终于理解了丈夫这份工作的价值

全片叙事摒弃了戏剧性,而仅用白描。摄影几乎无外是纪实味道的平视镜头,刻意采用日本海滩雨季阴暗苍凉的自然光,这也是小津一脉的日本电影传统。三个主角本木雅弘(饰小林大悟)颟顸真挚,山崎努(饰佐佐木生荣)庄重沉炼,广末凉子(饰小林美香)柔婉细腻,都很有章法。贯通了生命的内蕴之美的《入》的确是一部继承传统而又具有商业性的优秀电影。

为什么民众不以偷税为耻?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GDP平均每年增长却不到10%。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更低于GDP的增长率。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有的甚至陷入困境而亏损倒闭。不少城乡居民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截止到2008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2007年增长了26%。
    我们为什么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为何要收税?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对如此快速增长的税收的使用,中国公民能不能监督,如何监督?
    去年底以来,北京的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写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从税收的本质和来源入手,向公民进行“税”的普及,并探讨目前中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本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岑科。

    受访人:岑科(研究员)
    采访人:实习记者陈小瑾
    1.我们习惯说“中国政府养活了13亿人口”,而你这本书则希望所有人有一个意识: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为什么?
    岑科: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包括今天的世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但那不是正常的税收关系。
    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角色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公路、街道、路灯、治安、消防、环保等等。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
    2.一般中国人理解个人所得税是交税,其实这笔税收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我们还交了哪些税?
    岑科:在中国,所有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所以无论是谁,每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例如如果花100元买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3.“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这句话如何理解?
    岑科: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
    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本次全国政协大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费出国消费、政府会议消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消费、能源和资源消费等六种政府消费行为,例如公务用车方面,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4.和这些高税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岑科: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缺乏生活保障,所以,名义税负低,但是实际税负很高。
    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中国的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许多农民因此看不起病。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报道。中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较少。
    5.书中阐释了一些概念比如“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例如各种罚款、收费)等,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哪些其他收入?
    岑科:主要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
    除了行政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我们估计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
    各种暗税加起来,足以让中国的名义税负增加10个百分点。
    6.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供需比年年提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公务员报考的火热现象?
    岑科:公务员成为社会就业的热点不是好事。道理很简单: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而企业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官员致力于讨好上级,企业家却要讨好消费者。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
    7.你的书中写到,“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如何理解?我知道其实现实生活里人们的交税意识很弱,常有偷税漏税发生。
    岑科:不能监管的税收,严格地说不是“税收”,而是掠夺。被掠夺当然谈不上光荣。
    这是由现行税收体制的弊端决定的。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
    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8.中国公民对税收的审核和监督如何体现?
    岑科:从名义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实体,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能起到多大监督作用呢?
    9.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如何?
    岑科: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10.中国现行税制体系的弊端有哪些?
    岑科:不经纳税人同意,政府单方面制定税收种类和税收标准,并强制征收,而且不向公众提供对于税收的申诉和抗辩渠道,是目前中国税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税收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税收立法上,存在着行政法规多、国家立法少,以行政立法取代国家立法的状况,结果是,征税的行政本位突出,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使得税收的合法性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有大量“暗税”,其运作过程非常混乱和随意。
    这些弊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了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第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的征稽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第三,一些暴力执法式征管和变相征管等政府不良行为,恶化了官民关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南方人物周刊

 始终有人想回复传统文化和道德,如海外新儒家一脉一直在做所谓复兴儒教、发扬孔孟道德的努力,而且多少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此即是不满于现实就仍旧是复古的路数。但历史发展不可逆,我国传统学术自身更不可能开出民主与自由来,因为儒家思想之寄托就是复古,中国社会就讲究“贤均从众”,笃信少数贤人而忽略大多数的意见,“民”在“贤者”眼中是完全被忽略的。中国古代之学术与思想惟重道德修养与自我觉悟,而没有西方学术对社会、制度纯粹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理性传统。
  读钱穆著作给我的启示是一国的制度必形成于其自身的人事、文化,他国的制度直接移植来我国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也自有其来龙去脉,在统一与分裂中,中国的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不能以“专制”一概而论。然钱穆之学术仍旧立足于复古与精英意识,与古希腊罗马以下的民主政治与现代英美的自由主义等等有根本的不同。
  国人的思维至现代方引入逻辑与操作之思想,中国的学术也才渐脱出宗教与伦理的单向度桎梏。基本的个体、人权、权利观念进入宪法,民主的议政理念等这些现代每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所秉持的最基本的普适性的观念,正在一波三折的融入国人的价值世界中,这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有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诸事正在倒退向原点,因为集权以集中资源财富于少数人的趋势,正在腐蚀制度本身和人们的理性。因为集权必使社会回到市场经济之前,以伦理、血亲、亲缘关系确认为社会运转的基本规则和动力的状况,使改革以来自由市场积聚的民间社会的弹性与活力,以及民众的信心,在刚性的制度和权力运作中被消泯。
   儒家传统已绝不可能回复,古代中国人的伦理与信仰已经断裂,存留的是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当下的困境是以西方非主流的哲学作为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发展到一种空前的集权的非科学的操作。当我们延续古人作自我道德神化时,便不愿正视人性的复杂与阴暗,多数的政治虽有弊端,但可以避免少数人的自我神化。制度就是操作,就是利益,其中没有道德和宗教。

进步源自信仰(2009-03-08 11:33)
     愈老愈坚执、超然、冷静的老牛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奉献了一部伟大的电影,全片源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地方政府腐败的黑暗现实。安吉丽娜•茱莉将主人公从孤独、绝望逐渐走向坚毅的过程表现的饱满而隐忍,虽然后半段略显失色,但全片看来,还是一扫我对她暴力花瓶的印象。    电影作为文本亦可成为历史的见证。影史里有许多超越于商业娱乐桎梏的作品,出于社会责任和历史正义,透过光影和戏剧性阐扬将真相和反思传递给大众,美国电影尤其如此,其根源是电影工业的独立,其血脉是植根于民意的生命力。    《CHANGELING》讲述了寡居母亲克莉丝汀娜与可爱的儿子沃尔特相依为命,当儿子因为没有父亲受辱而还击时,母亲教育儿子“我们不惹事,但是谁惹我们,我们奉陪到底”,柔弱中透着坚毅。随后儿子失踪,母亲报警,而警局漠然置之,草率敷衍,延误了寻找孩子的时机,随后遭到当地圣保罗长老教会牧师布里格拉伯的痛斥。在媒体报道后,迫于压力洛杉矶警局声称全力搜寻后,送来一名男孩并强迫克莉丝汀娜在媒体面前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儿子。这个弱女子面对强权的压迫和欺骗不知所措,茫然就范。但是随后她马上清醒,并在布里格拉伯牧师的帮助下,毅然到警局否认这是自己的儿子,随即立刻被投入精神病院,被强制承认自己是精神病患者,除非在一份承认自己错误警局正确的供状上签字。此时靠近美加边境的小镇发现了大量被害男童尸体,杀人元凶威尔在逃。洛杉矶警局与市政府勾结草菅人命的黑幕逐层揭穿,在民众、议会、律师、法院、教会、媒体多重力量的声讨、监督的巨大压力之下,克莉丝汀娜得以伸张冤屈。    这是发生在1928至1935年间的事情,克莉丝汀娜在权力遮蔽了人性的警局队长逼迫下必须承认眼前这个面孔陌生、矮了四寸、已经割了包皮的男孩就是自己疯狂寻找的儿子,而几乎孤苦无告;当奋起反抗时不由分说投入精神病院,强制药物甚至是电击神经的摧残。如此真实而骇人的细节让我想到诸如《飞越疯人院》等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然而这一切指向的是现实,一部主流电影坚定的自然的呈现社会真相,创作者的诚实背后更有整个社会道德和良知的存在。     克莉丝汀娜本是一位软弱、朴实的母亲,面对强权的警局队长、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除了反复几句“你撒谎”之类的絮叨,她并不能用更有锐利的言辞痛斥对方,一直支撑他的是布里格拉伯牧师和多次跟政府打官司均胜诉的律师哈恩,这两个人同属于公共知识分子(我国语境下被称为人权律师)。前者在电台节目中毕其一生之力鞭笞政府黑暗;后者因为为民众争取权益抗争政府,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享有极高的律师代理费,但他不是金钱的奴仆,可以无偿为克莉丝汀娜辩护。该片深刻的阐扬了在民众争取之下,各自独立而互相监督的行政、司法、执法体制,以及独立的植根于民意的新闻体系,共同带来的巨大社会动力。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是看其高楼豪车之林立而霸占小民生存空间,乌烟瘴气的声色场所和麻木低俗的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当弱者受害时,代表公共权力和正义评判的那些势力如何做出选择,正是评判其合法性的唯一依据。虽则物欲严重腐蚀的人心,依旧需要一种信仰最终的裁判,对正义、对终极真理的信仰。所以在此片的社会背景之后,更站着不受一切世俗权力支配的普世的宗教信仰。无论上天抑或彼岸世界,仍旧是被物欲、强权和科技折磨之后个体的救赎之途。    此片戏里戏外折射的仍是:现代政治背后需要的是独立的公民社会,救赎之途亦在此岸,但是距离我们尚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