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楼海尔希望小学座落在崂山风景区,很美,是很精致的那种美。空气中透着清香,四面环山,葱笼一片。一层薄雾挂在山顶上,很有仙风道骨的感觉。教育哲学十讲的第二讲“教师是谁”比较顺利地结束了。效果还不错。很健康地去,很健康地来。我开玩笑说,这次是经过动物检验检疫局的,不添加防腐剂,像海鲜一样活蹦乱跳。
讲座完很快地吃完饭去爬山。因为要赶下午四点的火车,留下的爬山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几乎是跑着上,跑着下,脸不红,气不踹。去了何仙姑的梳妆台,也只能是匆匆地看一眼。天眼泉则是无缘得见。进了华楼宫的院子,四颗参天的银杏树有环抱粗细,在狭窄的院子里耸立着,四周山峰环伺,是个很好的修行之所。
今天是母亲节。适逢生日。午饭时主人特地给我点了一碗长寿面。生日这个过法,比较有意思了。世间有很多混乱的东西,一接触是浑身发麻,一听到就头大如斗。讲座是公益性质的,也算是一件善举。以做善事的方式过生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过,心里也感觉很踏实
教育哲学十讲之第二讲“教师是谁”安排在了青岛崂山区的一所小学。本来是要去义务劳动的,意外生了场重病回来,现在想来还是心有余悸。
周六下午从闷热的济南赶到清爽的青岛,准备周日的讲座。海风习习,绿树遍野,鲜花满地,风气与土里土气的济南大不相同。好客的刘校长和区教委的杨主任设宴款待。一水儿的海鲜,吃得脑满肠肥。我向来是那样沾床就呼噜的人,睡眠质量不是一般得好。不过夤夜难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开始感觉腹胀如鼓,雷鸣不已。已经有了上吐下泄的症状。一个劲儿去洗手间,出来进去,进去再出来。很快就感觉周身疼痛,尤其后背巨痛如刺,坐卧不宁。能拉的全拉出来了。好不容易能躺下了,背疼得厉害,迫不得已叭着睡,胃又胀得难受。于是想尽千方百计,只为能暂时眯一小会儿。最容易完成的睡眠那会儿成了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贴墙站着睡了会,浑身酸痛,站立不稳。再到床上趴着睡,肚皮下垫个枕头。胃复痛。躺下着,后背再垫个枕头,背复痛。又坐着睡了会儿,即被疼痛扰醒。后来想起来瑜珈有个姿势,盘腿坐着睡,腰亦复痛。睡眠
话语是政治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构成了我们的生存境遇,在这一话语系统里,我们都是囚徒,或者海德格尔式地诗意地说,是看护者。政治的话语系统的本性是创新的。但所有创新的话语系统的本质则是不断地回溯,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只要我们的记忆还是我们生命的表征。从当下流行甚广的“自行离开”、“谈笑风生”我们看到了“是时候了”的召唤,历史就像一个拓扑学迷局,从当下里我们总能找到历史上那些若隐若现但依然清晰尖锐的影子。北大的1957,国朝的2012。那些朴实的理性诉求闪烁的人性的光辉,历久而弥新。那些生命以其年青的热血优雅地反抗,卑微而执着。
当我们在黑暗中回头,我们看到了那积淀已久的罪恶,那以正义之名对人性的戕害以及对人类尊严的摧残;当我们在黑暗中回头,我们也看到了那人性的希望,以及以生命对人类崇高信念的呵护。这是林昭给予我们的启示。四十三年前,林昭的生命被一枚五分钱的子弹剥夺;四十三年后,子弹依然在飞。
我们还能
谣言不是个社会学或者传播学的范畴,它彻头彻尾地是政治的并且只能是政治的。在政治的意义上,来自于屁民的谣言是屁谣,听其声闻其臭并禁止放屁的政治实践是辟谣。屁谣是权利,辟谣是权力。毛爷爷说,不准放屁,百姓有屁就放不得。不过有屁自然就会放,谨慎地放,奔放地放,公正放或者翻墙放,禁也禁不得。屁谣与辟谣,本身就是一组化不开的结,在国朝,尤其如此。
屁谣的合理自不待言,屁谣的权利是种自然权利,它和人的生理构造一样纯属天然。然而,有这样一种辟谣是需要加以围观的,并且百姓也是乐于围观的,那就是它的存在不多不少地证明了屁谣的真实性。那就是有种辟谣一出来,坊间的屁谣就可以笃定确有其事其人其因果。有了辟谣,屁谣就成了真理,每每如此。一旦有组织义正辞言地站出来辟谣,我们就完全可以不假思索地一根筋地相信,屁谣果然不屁。如果有组织不站出来义正言辞地辟谣,我们反倒纳闷了,感觉陌生了,再相信屁谣就很犹豫。辟谣的出现保证了屁谣的真实性。在屁谣与辟谣之间就发生了位置的颠倒,屁谣完成了辟谣的使命,而辟谣的倒是成
没有一种力量能比心灵的力量更让人感到纠结。它无疑是人类最热衷夸大的一种力量,形而上学的夸大、政治哲学的夸大、宗教哲学的夸大、精神科学的夸大,总之它会因为各种迥然不同的目的而得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夸大,直到人定胜天、人的圣者化、人的神化;心灵的力量无疑同时也是人类最热衷摧毁的力量,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向现实的投诚,——人为了更好的活着,必须首先活着。后面这个执着且谨慎的目的往往更坚硬,所以对心灵的摧毁也会无往不利,势如破竹。
近代文化与政治反思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危机”的认识与重建的精神基础上。那些关心人生事务的政治哲学家与不太关心人生事务的玄学家所开出的药方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制度的,二是心灵的。前者往往比后者更坚挺,因为与其相信人心是向善的不如不给他做恶的机会。所以制度研究一直很热络。但我们依然会面临制度性贫乏这个悖论。制度只能造就一个还算不坏的社会,这个社会只能是大致“尚可”,“说得过去”,比如象罗尔斯所论证的那样。要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就非得有心灵的力量不可。一个健全的社会发展平台是必须的,特别是社会有失公正
读《爱弥尔》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成长经历与爱弥尔竟然大致相同。十二岁之前没受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十二岁之后转入城市学校读书。那会儿精力旺盛得像小牛犊子,满山遍野地跑,跳水、滑冰、打架、做玩具、逃课,无恶不作。一个游戏能玩好几年,乐此不疲。随着心态的慢慢老去,那些小时候的乐趣却日渐清晰了,也慢慢习惯了很老态龙钟地说“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不太夸张地说,十二岁之前基本上就是玩着长大的,听着故事长大的。听父母讲,听老人讲,听同辈中懂事的孩子讲,也会逃课去听邻村集市上说书的人讲。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是也不是。故事的具体情节,大抵忘却了。然而那时听故事的心境,却犹在眼前。虽已物是人非,但那些已经扎根在心底的老故事,偶尔会在一个有着暖阳的午后,穿越岁月的尘封,依旧芬芳。
老妈不识字,她对我的童年教育宗旨朴实而且精到,“从小不是驴,到老驴驹子”,于是就听到了与此相关的隔壁邻居王老二或李老三到现在还是驴驹子的种种典故。这些有些八卦的故事早已忘在脑后,但这种从小看老的教育哲学却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现在已经很精通从小时候所受的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于知识历史演进背后的社会观念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野,概念或者范畴的出入恰恰是一个时代所能应允的思想界限。比如修正,本意是修而使之正,后来这个词就越来越被意识形态的使用着,如苏修或者中修,差不多走向了它的反面即越修越不正;比如人大代表,虽然它事实上代表谁不重要,但至少它在本意上或表面上代表着人民。你很难想象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会修正出来一个不仅反人民而且反价值的草案。刑诉法第73条的“不通知条款”被高票通过,一票反对,一票弃权,168人投了赞成票。从此之后我们可以被失踪了,堂而皇之,有理有据。根据这一草案,我身在历下区,可以合法地被历城区异地拘押;根据这一草案,我早上出门,晚上就可以不知所踪;根据这一草案,我以及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会随时失踪,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审理程序,不需要执法监督,连把赎金交给谁都不知道。
秘密拘押是所有专制社会的共同特征。霍布斯曾论证说,公民对暴死的恐惧导致了国家的产生。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成就就是国家对公民安全与自由的保障。黑格尔在他的法
异乎寻常得忙乱,已经一个多月,貌似看起来还遥遥无期。有段时间不看书了,感觉面目可憎。找了不少借口,不过是苍白无力的安慰,比如人在江湖飘,或者现在的辛苦是为了将来的安静,诸如此类。天下攘攘,利来利往。唯物主义倒是为这个世界的浮躁做了哲学的诠释。于是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日子,在有生之年,可着劲儿地折腾。
犬儒主义的心灵自由、释家的心无挂碍是一种强大但卑微的意识形态。最纠结的不是站在这里,最纠结的是站在这里,看着那里。以彼岸的态度过此岸的生活,叫境界。就像第欧根尼让亚历山大不要阻挡暖阳,他知道他想要什么。纠结或是因为明知道想要的东西没有意义,但仍然抗拒不了诱惑,或者想要的东西太多,彼此之间难以取舍。总之很少有人能真正地做到淡定自若。为物质的东西牵绊太久,心灵就逐渐失去观照变得枯萎。每天阿Q式的为生计奔波。累,没有快乐。
现在的梦想是等装修结束以后,一杯清茶,一本闲书,晒着太阳,或坐或卧。看着物质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灵魂一
最近几年流行于大陆的炫富潮是疲软而暧昧的社会风气的最佳例证。青春貌美高调炫富的卢美美、郭美美以及高美美们与青春暴丑、口不择言、哗众取宠的凤姐们在本质上毫无区别。炫富和炫丑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它们不是挑逗道德心情的新颖案例,更像是证明自我存在的最后一棵无奈的稻草。这种在古典时期只有奴隶才借助的东西,在今天是现代公民所唯一借助的东西。它本质上因此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才是我们从各种美美的兴起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把它称为社会问题而不是中国社会问题,这并非一个无意的忽略,是因为我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已经被完全淹没在民众之中,当自我存在证明的能力已经丧失殆尽,个体若想证明自己在芸芸众生中的存在就只有通过搏出位的方式。近代政治哲学发明了“自我”,但又以其精明的控制方式消灭了自我,所以自我就只能变成个性。即那种毫无公共性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一演化方式本质上是公民身份的变化。
在古典时期,公共生活方式是公民的生活。在现
《动物庄园》是一部探讨革命的本质的寓言,革命者革命,革命者被革命者革命。
阿伦特是从隐喻来阐释革命的意义的,奥威尔相比之下要彻底得多,他干脆利索地把革命的过程与本质完整地摆置在一组隐喻框架之中,从而更有利于陌生地观看与反省。这与其说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技巧,不如说是它以最本真的方式体现了革命的荒诞不经。没有比以荒诞不经的表达方式呈现荒诞不经更适切的了。我想这是《动物庄园》更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革命本身不具有必然性,比如前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相处阶段,在这种前自然状态里,劝说和告诫是种更有诱惑力的方式。只有当不平等或者追求平等、自由成为自觉,革命才具有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不多不少地与正当性结合起来,正如李维对战争和暴力的辩护,如果革命是达到希望的唯一方式,那么暴力革命就是神圣的。所以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革命无一例外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正义基础。名不正则言不顺。反之,自由与平等也只有以革命的名义才获得其持存,人类历史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