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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8-09-14 14:26)
分类: 人生感悟

近日,诸事不顺,心中有稍许郁闷。主要表现为在规则和权威面前连连碰壁,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静思数日,豁然开朗:缺乏敬畏之心,是我们这一代老年人职场后极易犯的错误,必须反思,并学会常存敬畏之心。

我们这一代老人,是在“人定胜天”的哲学逻辑下训导出来的,雄辩和抗争是那个年代获得尊严和自我意识的主要手段。实际上,这一代人的人生上,很少被强势者合乎规则地公平对待过,他们中的许多人转身又成为规则制定者。所以他们在职场时,往往沉醉在别人对他们的权利、地位的敬畏之中,而缺乏常存敬畏之心的自我约束和自律。

当我们这一代老人离开职场后,移动互联的网络文化,是以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方式来作为评判是非的准则,于是,这一代老人往往就四处碰壁:当我们还陶醉在这几十年过来的不容易,习惯于资源匮乏时代什么都要抢的行为方式时,新时代的知识更新,年轻人已经因为我们的知识局限和对新时代生活的不适应而宣布我们“出局”;我们还抱着“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取向,倚老卖老时,网络时代一旦落后就被谩骂贬低的“园艺式思维”,早已对我们进行了“残次一生”“坏人变老了”的脸谱化定义;我们还常常回顾贫瘠的过去、奋斗的不易时,年轻的一代对这些都不屑一顾,让我们慢慢学会知趣、忍受和宽容。

朱熹说过:“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即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要心有所惧,要懂得自警和自省。即使是老人,也得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要象欧阳修说的那样“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要学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向规则低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有良心善意,知趣识相。如此才能有忧才无忧、有惧才无惧,珍惜生命,难得糊涂地快乐生活,达到退出历史舞台后的新的精神境界。

我们这一代老年人,别期望通过广场舞、集体操、暴走团、老年大学、摄影旅游团等集体活动来寻找认同感,试图形成一个保守主义集团来艰难地捍卫自己的领地。还是记得康德所说“我一生敬畏二个东西:浩瀚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有所敬畏,有所退让,才能不再郁闷,夜夜安然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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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旧事回味

初夏的清晨,缓缓地走在梧桐遮荫的岳阳路上。几个少男少女,背着双肩包,骑着黄色的、红色的膜拜单车,伴随着欢声笑语,从我身边掠过。我望着那慢慢远去的自行车,脑海中浮现的是我记忆中童年时代的自行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我们那个城市主要的代步工具。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最大机电工业基地——上海闵行,每天下午4点,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面向50年代最宽阔的6车道的“闵行一号路”的汽轮机厂大门突然涌出数百辆自行车。穿着工作服、戴着鸭舌工作帽的壮年或青年工人;白衬衫、藏青长裤、戴着黑色框架眼镜的技术员;还有穿着背带裤,戴着圆形工作帽的女工们……,或将自行车骑得飞转,或坐在工友的自行车后的书包架上,下班的喜悦尽显脸上,女工们嬉笑的声音格外爽亮……。我们一群汽轮厂职工子弟们,坐在红园门口的石凳上,看着那如潮的自行车队滚滚而来,夕阳从那茂盛的香樟树叶缝中映照在产业工人的背影中,成为我童年等待父母下班的快乐记忆。

记忆中,我第一次学骑自行车应该是89岁的样子。我家只有一辆自行车,是父亲每天上下班的坐骑。我们早早地等在新村楼房门口,父亲回家车子还没放稳,我们就抢着接去学骑车。89岁的孩子,由于个子矮小,别说坐在车座上,就是坐在车杠上也够不上脚踏。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把左脚放在左边的脚踏上,右脚从自行车的上杠和斜杠中间伸过去,踏上右边踏脚,然后上下踩动,北方话叫“掏大杠”,我们称为“踏三角车”。但我父亲的自行车是一辆不知是捷克还是匈牙利的进口脚刹自行车,只要脚踏一往后,车即刹住倒下。所以我家三个孩子学骑自行车比别人更难,右脚从三脚架中穿过去,还只能往前踩,胸口基本靠在大杠上,双手掌握平衡。在后面扶车的也就是和我差不多的伙伴们,他们或许家中无自行车,或许大人不让他们骑车,他们十分卖力地为我扶车,我也很知趣地在骑了一会儿后,让他们上车,我来扶车,孩时的友谊就那么简单。

学会骑车后,我马上能体会交通工具带来的活动空间变化:尽管依然腚不着座,人不上杠,只能费力地从三脚架中伸进去骑车,但我们常常周末结伙骑车去北桥,一路飞驶、一路欢笑,在那北桥镇的桥下河边,三分钱买个海棠糕,坐在河边无限幸福地吃完后,满足地骑车回家。当我能跨上大杠骑车时,我已与表哥一起骑车去40里外的上海市区徐家汇逛书店、看旧货市场、兜小家电商店,那是一种纯粹的逛、看、兜,几乎从不购买,但很满足。当然,因为会骑车,家中买米,先是买煤球、煤饼,后来是换液化气钢瓶,也成为自行车伴我一直到上大学离开闵行的家务记忆。

当我稍大后才知道,那个年代,自行车绝对是一件稀罕物,拥有自行车是平民的自豪,是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那个年代,自行车是要凭票供应的,每个单位,每年为了那几张自行车票,争夺十分激烈,大多最后用抽签的方式解决那种供不应求。那个年代的自行车,同现在的汽车一样,由公安局直接发证,车上大杠上有钢印编码,车座后或后轮横杠上有白底蓝字的自行车牌照。我分配到闵行地段医院工作的第二年,幸运地抽签得到一张花色自行车票,欣喜地奔回家中告诉家人,以四个月工资的钱,购买了一辆28吋宝蓝色的永久牌半罩自行车,在那个时代,这是十分奢侈和时尚的,我总算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骑在车流中,那种沾沾自喜的感觉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36条腿”(一套家具)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结婚的必备,但“三转”都要凭票供应。单位照顾加上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求人,总算凑齐了所有。自行车更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记录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青涩、忙碌、亲情和快乐:无论住在新华路的里弄公寓还是虹桥路楼房,每天清晨都是用自行车带着女儿出门,送往远在东安路上的上医幼儿园,后来是襄阳路的向阳小学。多少次为了赶时间穿越虹桥路的铁路道口而惊心动魄;多少次我潜意识地错过东安路往儿科医院骑去,乖巧的女儿急叫:“爸爸,错了,过了”;更多的时候是在那自行车上,教女儿背唐诗、做口算、回答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享尽天伦之乐。

其间,有段时间自行车成了盗贼的发财之道,几乎每家都有“丢”过几辆自行车的窝心事。尽管我除了自行车锁,再加上了前轮的环锁,居然还是有一年连续二次“丢”了自行车,逼的我不敢买新车,去旧货市场淘了辆旧车,才数年没有再“丢”车。

记得1998年初,刚搬家到小木桥路的儿科公寓,女儿在市二中学上小初一,我马上要去美国费城访问学者半年。于是就买了辆24吋女式自行车,教女儿骑车。我扶着自行车后座,弯着腰,边推边跑,大声吆喝:“望前看,不要怕,爸爸扶着呢”。慢慢地,我的手已离开座位,但像“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那样,左右劈腿地保护着……。没多久,女儿即掌握了骑车的本领,每天自己骑车上学;高考也是自己骑车去徐家汇市四中学的考场;越骑越快、越骑越远……。相信,自行车也陪伴着她许多童年和青春的快乐。

进入本世纪初,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后,每天坐班车去复旦校本部上班半年后,我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那时自行车已渐渐被不要用力踩又跑得更快的助动车所替代,但我继续骑着传统的自行车,每天迎着朝阳沿着美丽而充满小资情调的岳阳路、太原路、汾阳路碾压着梧桐落叶驶向那让我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汾阳园;每天披着晚霞骑着自行车满载满足和快乐归去……。这几乎是自行车在我记忆中的最后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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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分类: 游记随感

甘肃的张掖,其名取自“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是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重郡,留下多少如霍去病讨伐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徐自为出五原修筑长城等壮歌。张掖更有举世闻名的七彩丹霞而吸引无数摄影爱好者。我数次经兰州去敦煌、登嘉峪关、饮月牙泉,却一次又一次与张掖失之交臂。这次兰州讲课,特去张掖采风,以了常思之缘。


朝辞兰州,动车2个半小时,午前已到达张掖。原本奔着丹霞地貌而去,但网友和接站的导游都极力推荐平山湖大峡谷,说其集自然奇观、峡谷探险于一体,比丹霞地貌更恢宏、震撼,被《中国地理杂志》喻为“比肩张家界”“媲美科罗拉多大峡谷”。于是午后趁着雨后天晴,先去平山湖大峡谷。


走近平山湖大峡谷,即被其特有的褚红色山岩所吸引,据说是中生代侏罗纪到新生代第三纪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整个峡谷以流水沟壑为特征,红色或褚红色的沙砾为背景。站在峡顶远望,一个个奇峰五彩斑斓,如巧克力做成的千层糕,让人感叹上天的巧夺天工;而突兀而下的沟壑,蜿蜒曲折。那种奇峰耸立、千仞万壑的陡峭艰险,比张家界的俊秀更多了几份北方汉子的豪迈和壮丽。


我们坐上履带式装甲车改装的探险车,从山梁上沿山道冲下谷底,在换乘了骆驼拉的板车、又骑在驼峰上在谷底行走了几千米。抬头望去,四周都是悬崖绝壁,那岩石层层叠叠,将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不断地变幻成狭窄的长方形、细长的椭圆形和瘦长的三角形……。当我们大汗淋漓地重新爬上云梯,回首那一望无际褚红色的峡谷万仞时,对大自然的恢宏之美的赞叹由然而生。

第二天清晨,当东方曙光刚刚露出一层乳白色,我们已出发去梦绕魂兮的七彩丹霞。曾记得,姜文执导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把张掖的丹霞用红色光影衬得疯妈在那如魔如幻的梦境中如痴如醉。


走上观景台,即被那抹五彩斑斓所征服:朝霞中,山石被染成一片片黛青色、暗褐色、丹红色,在柔和的晨光中不断变幻颜色,好象已被披上霓裳;一座座山脉,线条层理交错,如同彩虹,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幅灿烂夺目的图画,就象上天在甘州大地泼下七色油彩。丹霞的山丘不象峡谷那样落差大,而象波浪般连绵不断,形成了象形的景观,景区的指示牌赋予了它们“众僧念佛”“仙女散花”“猴子捞月”“蛤蟆观天”等动听的名字。而我,欣赏的是那在光影和阴影下呈现出来的迷人色彩。


我更喜欢的是丹霞的山体中由各种色彩交织,红的、蓝的、白的、紫的、灰的、青的,在山体上或斜形、或横条,层层染染。如果游人走上山坡,美妙的丹霞色彩就在脚下,真的可以左脚踩着红色,右脚下竟然可以是紫色,那岩土如条条彩虹,星罗分布,在雨后阳光的折射下,更加绚烂。


张掖的丹霞地貌,是红色沙岩经长期分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是巨厚红色砂,其沿垂直带理发育形成独特的丹霞奇观。如果说广东长老寨的丹霞是悬崖峭壁,湘桂青峰赤壁丹霞是奇险,新疆五彩城的丹霞是斑斓,那么张掖的丹霞则融三者于一体,她的绚丽多姿和灿烂夺目的壮美,令其在中国最美七大丹霞中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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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分类: 医管手记

不久前,一则《余秋雨:我病了,社会也病了》的帖子在网上盛传,以“余秋雨”在医院抢救的事例,对医疗体制、医疗服务、医患关系进行抨击。见文,我即对其真实性表示质疑:一则,因肝病住进传染病医院而撰写《我没病,是这个社会病了》的是贾平凹,文章反映的也不是医疗体制和医疗服务,而是社会对肝病病人的歧视;二则,因肝病住院的“余秋雨”治疗的却是冠心病,如此渊博的作家应该不会如此张冠李戴。果然,真正的余秋雨于8222:23在其微博“倾听秋雨”上发表声明:“该文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给予强烈谴责”。

虽然冒用名人的马甲已被剥去,但“我病了”引起的社会反响应予回应。于是,我想起了根据沙叶新同名剧本改编的台湾电影《假如我是真的》。不妨把一个或许虚拟的“余先生”住院抢救折射的医疗体制、医疗服务、医患关系问题作一梳理,对我国医改的现状和问题作一客观分析和理性期望。

首先是医疗价格和个人支付比例。“余先生”在死里逃生后,对总费用30余万、个人支付15万耿耿于怀,与他理想中的“救死扶伤的组织”形象相差甚远。根据文章的描述,“余先生”应该是急性心肌梗塞,已晕厥,急诊介入溶栓后第三天再次并发肺栓塞或再次心肌梗塞,应用德国进口药物后,九死一生。如此全程在重症监护室进行的危重抢救,费用30万是高是低自有公断,但关键的是个人支付比例与社会承受能力是否匹配?让我联想起本次医改前夕,2007年北国哈尔滨的500万、南边深圳的120万“天价药费”,当时医院从院长到科主任均被行政处分,社会和家属质疑的的焦点也是尽管家属当初要求并同意使用最好的药,事后对用药的合理性和自己采购药物到医院使用的合法性。而当初中国医保覆盖率29%,天价医药费对没有医保的病人说来确实压力甚大。“余先生”相对比较幸运,通过8年医改,中国医保覆盖率已达98%以上,各省市根据医疗保障能力,医保支付比例普遍达到70%以上,报销上限从8万逐渐提升,不少省市达18万,甚至无上限按比例支付。如此医疗保障,对平均住院费用2万多国民的广覆盖、保基本是一个福音。“余先生”这次医保支付15万以上,除去不能报销的进口药等项目,报销比例应该在70%以上,尽管仍未达到“余先生”免费医疗的期望,他实际上仍是医疗保障改革的受益者。

其次,是贵重非基本药物的使用及其供应途径。“余先生”介入溶栓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生命岌岌可危之时,医院建议使用德国进口药(估计是替奈普酶之类新型溶栓药),尽管“医生话谨甚微,每一个治疗方案都征求患者家属意见,每用一种自费药都跟家属打招呼,征得同意后才能采用”,但获得重生的“余先生”在感恩医生大爱无疆的同时,对由供应商直接送药到医院的供应途径和昂贵的费用严重质疑。这里折射的又是一个“情法之劫”。此类新药往往是尚未经过我国FDA(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尚在临床验证阶段的进口新药。明知尽管疗效确切,但直接用于临床还是违规不合法的,但善良的医生往往会在病人危在旦夕或其它药物治疗无效时建议使用。从《我不是药神》中的印度仿制抗肿瘤靶向药格列卫,到上海医生违规将腹腔注射用阿瓦斯丁用于眼内注射,医生往往为了救死扶伤在“情法之劫”中站在情理那一边,岂不知在这些违规使用“假的真药”中,确有不良商人以“真的假药”谋财害命和投机敛财。医生的善意不仅踩上了违规的红线,也常被患者和社会质疑。

欣慰的是,“余先生”对忍辱负重、大爱无疆的医生的品质和医德高度褒扬,很大的原因是源于他们曾经跪求过的老院长拒绝了“余先生”事后真诚感谢的2万元红包,总算给已被描得很黑的医院保留了一点纯洁的白色。

尽管余秋雨已经公开辟谣,我假设“我病了”的作者描述的是真的,经过上述梳理后,可以对我国的医改提出若干理性的期望:

我们期望,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和以公益为导向的医院补偿机制改革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成为社会共识。公立医院作为一个差额拨款的非营利事业单位,在全国完成医药分开、药品零加成后,政府财政投入、在政府价格指导和医保支付下的服务收费是医院补偿的主要渠道。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在有限的政府财力和医疗资源与无限的医学发展和服务需求的矛盾中,按照效用最大理论,从机制上抑制医者非必要的诱导消费和患者过度就医的道德危害。更应该象上海、深圳、三明那样,对公立医院按照医疗质量和岗位工作量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后进行工资总额核定,切断医院收入与员工薪酬的利益链,让医者获得有尊严的价值,让患者对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和非营利机制充分了解和信赖。

我们期望,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在基本完成广覆盖、保基本的目标后,尽快向多层次、可持续、全方位的方向跨越。近日又有人转发某学者《中国医疗改革的失败原因》,矛头直指朱镕基总理1997年《基本医疗保障要低水平、广覆盖》的讲话,我真不敢苟同该学者的观点。睿智的朱总理当初制定的低水平、广覆盖、大病统筹基金封顶线、低收入者社会救济等原则,被中国医疗保障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广覆盖、保基本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随着政府财力和社会筹资的逐渐提高,在不断扩大基本医疗范围和内涵,不断提高支付上限、报销比例的同时,象“余先生”这样具有相当支付能力的患者,应当积极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更多尚未纳入基本医疗报销目录的昂贵进口药物、耗材、特需服务项目均能纳入商业医保目录。如此才能改变我国一边是医疗筹资不足,一边是发达国家医疗筹资三大支柱之一的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几乎空白的现状。对于贫困弱势群体,应当积极拓展民政、社会团体、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医疗救助,从体制上使关系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因病致贫的脱贫先行一步。

我们期望,切实加强对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控制和规范,尽快建立满足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昂贵药品和耗材也未必均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但对以提供基本医疗为宗旨的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项目,都以各种政策进行严格控制和高度集中。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准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政府对大型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有严格的准入、限制和监管。对关系到危重病人抢救、肿瘤治疗的昂贵进口新药,目前正在迅速推进的降低关税、简化FDA准入程序和缩短验证和审批时间、开展医保价格谈判,在切实降低价格后适时纳入医保的同时,必须规范医院流程,严禁不经医院采购的药品直接使用于临床的“体外循坏“和“红发票”现象,确保医疗安全。同时,推进社会办医,与商业医疗保险不断推广同步,建设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

我们期望,在继续不断完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同时,尽快应用互联网和卫生信息化手段,建立有效的与医保卡绑定的支付和信用体系。急诊危重病人抢救“先抢救后付费”的制度应该切实落实。积极推广与患者医保卡、身份证、手机绑定的电子钱包、银行储蓄卡和信用卡在医院的应用。医护人员在与患者和家属有效沟通和耐心解释的同时,应创造条件让患者可以通过自助查询机、手机APP等现代信息手段进行价格和医疗费用查询。

我们期望,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药品耗材回扣、伤医害医恶风能得到有效遏制。希望能有更多的医生像“我病了”文中的老院长那样,在拒绝红包后,自信地回答“我们医生没病”.让我们的白衣保持纯洁,让我们的医患回归和谐。

假如《我病了,社会也病了》是真的,在理性梳理后,应该对中国医改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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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人道博爱

2018510日,104岁的澳大利亚生态学和植物学家大卫·古德尔,在瑞士由他人协助实行了安乐死,理由只是“活得很没意义”。67日,台湾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仁,因不堪长期腹痛、腹泻的折磨,在瑞士执行安乐死,结束了自己85岁的生命,完成了晚年的最大愿望。于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颇多争议的论题再次成为热点,从历史演变、争议焦点、立法现状、伦理趋势,到与此相关的生前预嘱、缓和医疗。在众说纷纭中,确实有必要在认真梳理后作出与人性和时代相适应的道德判断、理想伸张和立法呼吁。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核心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其中对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被称为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而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被称为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

安乐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在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社会成员时,不少哲人、学者,乃至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和病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特别是16世纪后人文主义的兴起,秉承天赋人权的思想,安乐死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为了“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香肠”,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对残障人和其它民族的种族灭绝,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时更有忌讳。

20世纪80年代起,安乐死越来越被认可,其实施案例、伦理争论、立法呼吁也越来越频繁和强烈。其原因首先源于观念变革和文明进步,现代自然权利论、个人自由和自愿原则成为意识主流,正如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所言:“一旦生命不再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赐物,一个社会便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拥抱死亡”;其次,传统的医生具有决定性地位的医患关系向病人越来越居主导的医患关系的演变,病人权利意识增强,在死亡选择上希望拥有自主权;另外,医学技术发展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延长了患者生命末期的痛苦,自然死亡越来越遥远,技术控制下的死亡模式被许多人认为在生理折磨的同时,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摧残。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安乐死的合法化道路漫长,但人们给予病情危重而无法治愈的病人进行安乐死、以摆脱残酷的疾病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的采取同情态度。更多的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开展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给那些无法治愈的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照顾,帮助患者正视死亡这一自然规律,设法解除其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同时,生前预嘱已被广泛推广,即患者事先立下遗嘱,一旦患了不治之症、生命行将结束时,不再应用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这个以1983年世界医学会的威尼斯宣言和美国医学会伦理学法学委员会对与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的意见为标志。但这一切都属于消极安乐死的范畴。

在各种民间调查赞同安乐死的比例日益增高、对消极安乐死的行为默认、同情、赞同也日益成为常态的同时,关于积极安乐死的法理、伦理的争议异常激烈。安乐死的争议焦点主要为: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的争论、医生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医疗资源浪费与基本生存权利维护的平衡、尊重人权与人在一定情境下不理智选择的认定……。何况积极安乐死还涉及恶意利用谋杀、自杀的正当性问题、婴幼儿或植物人等无自主意愿患者安乐死授权的法律界定、人权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等敏感问题。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漫长之路。

如果说,在强调生命自主、死亡方式选择权利和生活质量、生命价值、人格尊严的现代生死观主导下,人们对消极安乐死更多的以默许和同情给予认可;那么,积极的安乐死,一直在变相杀人的人性践踏、弱势患者生命权利被迫剥夺、患者对疾病认识的局限和低落情绪对死亡选择的可靠性质疑中,以立法形式谨慎地缓慢推进。严格意义上讲,包括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瑞士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帮助他人结束生命都属违法行为,但对安乐死在严格条款被准确无误执行后,可不再追究法律责任,以此法律“豁免”形式达到所谓合法化的结果。1987年,荷兰成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制定了不治之症临近死亡、极端痛苦不堪忍受、深思熟虑后的真诚自愿、医师认可并同意实施等严苛的条款,并设置了最低12岁的下限。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当初设有18岁的年龄下限,但2014年比利时众议院通过《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方案,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2016年,加拿大国会通过允许医助死亡的安乐死方案,但严格限制于“身体状况痛苦不堪并无法治愈”的本国成人患者。在此期间,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一些州纷纷通过安乐死法案,其中瑞士是唯一允许对外籍人士实行协助安乐死的国家,所以古德尔和傅达仁都在无明确诊断绝症的情况下纷纷赴瑞士完成安乐死的愿望。但因为瑞士的协助安乐死组织——Dignity(尊严)和Exit(解脱)都不是医疗机构,只是非营利组织,其在安乐死执行上的公正性、权威性、合法性,尤其是组织宗旨、财务公开等问题近来受到广泛质疑。

中国的安乐死的情理之争和立法之路,同样客观存在、严峻而漫长。上世纪90年代的医务人员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92.53%50%认为病人和家属有权拒绝延长生命的人工手段,80%以上认为主要障碍是法制不全。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对安乐死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从上世纪末的6080%,到本世纪初已达8692%,安乐死立法的呼吁也日益强烈。从1986年陕西汉中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受死者家属王明成请求协助安乐死的医生浦连升最后以不构成犯罪结案,到当事人王明成2003年诊断胃癌晚期,正式申请安乐死,被医院以尚未立法拒绝,演绎的是我国安乐死现状的无奈与尴尬。中国最早的安乐死提案,是1988年全国人大上由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学的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提出,初衷就是“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和“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至今,每届全国人大都有安乐死的立法提案,联合提案人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32名到近年的数百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但因安乐死涉及复杂的道德、伦理、法律、医学问题,至今尚未纳入我国立法议程。

作为曾经的医生、医院管理者和红十字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人道,即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格的尊严,是做人的底线,这是跨国界、种族、信仰的第一道德和法律准则。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尊重生命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格尊严,即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原则。生命质量是决定生命的内在价值,人格尊严决定生命的外在价值。安乐死,就是生命尊严和生命主权理论的体现。很同意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所说:在无法表达自主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然而,除了各国共有的争议焦点,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与近代亲情理念的冲突,使中国的临终救治存在明显的资源浪费、生前预嘱执行遭遇到极大障碍。因此,中国的安乐死相关立法更为艰难、更为亟待并应当赋有独特的内涵。下面二个我身边的数据是这种亟待的折射:

我的博士研究生李芬在毕业论文《基于上海市老年医疗费用实证研究》中,对上海市临终期医疗费用的临终效应分析,上海老人临终期的医疗费用是老人年均费用的64%,高于美国的60%,远远高于瑞士的42%。提示中国临终期因人工延长生命的抢救措施的资源浪费客观存在。

在红十字会工作中,中国老人遗体捐献、器官捐献、生前预嘱的执行,常常被亲属和子女以传统伦理和亲情不忍而拒绝。上海遗体捐献实施率25.9%,生前预嘱执行率低于20%。这种拒绝很大程度是以牺牲死者本人意愿而使子女或亲属符合外在的道德评价,岂不知父母应拥有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尊重父母本人意愿才是真正的孝顺。

期望我国早日启动立法,首先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对拒绝不必要的抢救和人工延长生命措施的生前预嘱、器官和遗体捐献,在信息化、标识化基础上,以法律形式明确亲属和子女无特殊理由不得随意拒绝,医院在严格程序控制下按患者意愿和预嘱执行消极安乐死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严谨、慎重地适时推出以医生辅助为主的积极安乐死的相关法律。不忍再看着中国老人像古德尔那样穿着“Aging Disgracefully”的衣服,背井离乡、孤独寂寞地走向远方结束生命,更不希望有尊严的死只成为有钱人在瑞士才能拥有的特权。

衷心希望当我们将来离开世界时,我们的法律、社会伦理、传统亲情,能按照本人的意愿,以最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真正达到对生命珍惜和热爱的理想结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原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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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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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分类: 摄影爱好

自从与《中国卫生摄影》杂志社社长、中国卫生摄影“少帅”邵卫东相识,我摄影作品中被人赞为“大片”的摄影,如坝上行、汕头海边、武夷问茶、霍山杜鹃……,都是蹭他的摄影团的结果。这次随他去被誉为“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摄影,在期望着再有佳作的同时,也深知跟摄影团那种三更披星起、夜晚戴月归、负重攀野山、挥汗淌江水的艰苦之旅是必须的代价。

凌晨4点,MoningCall 如约而至,摄影团的人揉着朦胧的睡眼,背着沉重的摄影包和三脚架,跟着摄导——桂林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在那崎岖的丘陵山路上颠簸了近1个小时,五更时分即来到了桂林文化古迹胜地——田心村。田心村是一个秀峰环抱、碧水绕村、古石寨墙绵延三四里、家家户户黄皮果飘香的古村。我们直奔村口的状元桥,远眺山峰林立,似掌中五指,拔地而起,在晨雾中浓墨若隐,似笔架、似骏马、似将军;峰下树木郁郁葱葱、盈盈绵绵,如绿毯、如穹窿、如水袖,一幅绝妙的田园水墨画。

当朝霞在天边染红一方,倒影在田心村状元桥的水面上时,我们请来的老农、老妇、老牛、小花狗等训练有素的模特们十分职业地表演各种角色:桥前老农逗牛、桥下群鸭嬉水、老妇挑担抚狗,尤其那老牛居然可以按照老农的口令,把昂首、定位的角度、神态拿捏得如此到位。当我把一幅幅田园风光照送上微信朋友圈,以女儿为首的一群粉丝们,直接留言:最佳模特老牛!一丝不苟、神姿均佳。

傍晚5点,我们再次出发去拍摄乌龙泉夕阳。乌龙泉位于桂林阳朔峰林的核心地带,站在山腰的公路边,一眼望去,奇峰环抱,山清水秀,有人把它比喻为藏在丛林中的羞涩少女:夏日时那青青的一片水稻,静静地在青峰远山前,太阳从云层后透出,那种“耶稣光”的壮观令摄影人欣喜。但为了有更广阔的摄影视野,我们在摄导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只有一个人侧身而过的小径,向山顶上走去。原本没有路的山坡,被摄影人踩出一条小径,又陡又滑,不时有人滑倒的惊叫,而路边是悬崖。但摄影人都有如此一种对艺术和完美的追求。一边是不断的叮咛,一边是执着地继续攀登。在大汗淋漓、精疲力尽之时,终于到达山顶,那视野确实比山腰路边要开阔很多。当夕阳慢慢接近地平线,那一抹柔静迷离令人心动:乌龙泉的山峰,更像一块块大石头,但千奇百怪,每一块石头中似乎都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乾坤,令人揣摩。这种夕阳下迷人的山影,让摄影爱好者在相机的五棱镜里组成各种构图,在取景器里形成各种自己喜欢的弧线和色彩而乐趣无穷。


第二天,依然是凌晨4点,来到被誉为“漓江第一湾”的相公山,拍摄漓江的雨雾和朝霞。沿着修得很整洁的石阶路,登山12分钟,气喘吁吁地到达相公山五层摄影平台的最高层。尽管漆黑一片,观景台山已是人声沸鼎,三脚架及其各种高端相机的长焦、广角整齐排列。相公山位于漓江西岸,因其外形很像古代宰相的官帽而名。漓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看似在排列有序的群山中盘旋流淌。我们去的那天,乌云密布,云雾在群山的半山腰处缠绕,山峰若隐若现,那水墨漓江似诗中所述的“云中的神、雾中的仙”,加上观景台上层层叠叠的摄影爱好者,有另一种迷人和妖娆。

第二天的傍晚,我们来到被叶剑英元帅赋诗为“果然佳胜在兴坪”的阳朔漓江的摄影佳地。兴坪,被称为桂林山水之精华,在这里,漓江两岸群峰连绵、千姿万态、青山环列、绿水滢回,岸边翠竹成林、垂柳如茵,江中帆星点点,倒影成趣。让我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名句:“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我们直奔因1999年版人民币2圆图案而著名的九马画山前,江面逐渐开阔,水平如镜。我们坐着摆渡的游船,上了江中的浅滩。站在滩上向漓江望去,青峰倒影,江绿透底,山峦、翠竹、蓝天、白云均倒影江中,山水一体、水天一色。为了将那倒影拍摄清晰,又不想让浅滩的石头进入画面,摄影团的团友们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鞋子和袜子,把裤脚撩到膝盖上,赤脚进入滩边的水中。江滩上的石头又硬又凉,满地的青苔使其很滑,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在水中移动,到了机位后在水中支起三脚架和照相机。那种艰辛和执着,也是摄游的一种十分常见的写照。当夕阳慢慢从九马画山上落下,逆光中的红帆、撒网渔作、漓江红霞……,让我们站在水中2个小时的摄影爱好者们得到极大的满足。

夜幕降临,请来的渔翁及其竹筏上几只驯养好的鱼鹰,点起渔火,那营造的漓江渔火和白胡子老渔翁,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夜渔图。虽然是因摄影需要有意而为之的演绎,但仍让人叹为观止。

第三天在完成卓笔峰日出拍摄后,我们乘车返回桂林,乘上中午的航班凯旋返沪。望着舷窗下慢慢退去的桂林山水,想着两夜三天艰辛而有充实的摄游经历,尽管几乎夜不深眠、日常废食,跋山涉水、忍辱负重,却依旧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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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分类: 体育杂谈

睁开朦胧的睡眼,正午的阳光已经照在床上。晚上22:00看完法国对阿根廷那场惊心动魄的1/8淘汰赛,抓紧时间入睡2个小时,凌晨2:00又起身到地下室影视室看完了乌拉圭对葡萄牙的精彩对局。与我的赛前预测完全一致,梅西和C罗双双出局,我心满意足地再次进入梦乡。如此神魂颠倒的世界杯的快乐日子已经几天。

我以“我的人生几乎就是那每4年一次世界杯的串烤”为注释,把4年前撰写的《世界杯的记忆与感悟》又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次。球迷的生命如果就是那串在竹签上的烤肉,世界杯这把杀猪刀,就在每4年的那个夏天,把我们的生命切成整齐划一的一块烤肉。我们的青春就在那一块块烤肉中悄悄溜走;我们的岁月就在那一块块烤肉中慢慢移过,无论加了多少调料、蘸了多少佐料,总有一天,竹签上再也串不上新的烤肉,一辈子也就如此过去,留下的也就那么一、二十块烤肉而已。

我过去总把球迷对世界杯的这种痴迷,认为是荷尔蒙的作用,让男人们在和平年代作为渴望对抗、宣泄野性的需求。近10块世界杯烤肉品尝后,发现并非如此,因为痴迷世界杯的女球迷真心不少,那种没有雄性荷尔蒙支持的痴迷,依然如此狂热、激情;另外,似乎我们对世界杯的热爱,也未必在青春期达到高潮,而随着荷尔蒙逐渐衰退的中老年,对世界杯的痴迷愈加浓烈,依然雄壮。于是,我又开始重新探索世界杯让我们如此痴迷的真因。

世界杯给我们的快乐,缘源于它可以演绎我们梦中的理想。4年一次,许多背井离乡、效力于各个俱乐部的球员们,纷纷披上自己祖国的战袍,进行一次为了祖国荣誉而战的演示:在如此一个强权世界中,只有这里,演绎的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运动员不论种族肤色,在充满“足球是圆的”的不可预计性中,享受魅力无限的快乐。

世界杯给我们的快乐,缘源于它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我喜欢的偶像。在那一块块世界杯的烤肉上,每一块都刻上了我心目中的绿茵男神。这种欣赏和崇拜,不用人云亦云,不会千篇一律,往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甚至彼此大相庭径:当许多人为“阿根廷疯子”而痴迷,甚至为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辩护时,我却独自欣赏苏格拉底、济科、法尔考“巴西铁三角”的优雅和灵巧;2006年世界杯,当人们不看好“角落里的大师”齐达内时,我以充满敬仰和怜惜之心欣赏着他给亨利送出的那个漂亮弧线球,他那梦幻般的勺子点球…,即使在他“秃头撞胸”被红牌罚下,突然终止了他世界杯的绝唱,最后法国队在点球决赛中输给意大利而屈居亚军,很多媒体用“丑陋”“不理性”对他进行抨击,我则以《大师的怒吼》把他奉为血性男儿和个性大师;当人们都为贝克汉姆、罗纳尔多、C罗、梅西欢呼之时,我却对一贯严谨、勤奋、朴实、低调的克洛泽情有独钟,把他封为足坛圣人、男球迷的英雄信仰、女球迷的浪漫偶像,当他默默离去时,我陪他流下百感交集的泪水……。

转眼年过花甲、二鬓霜白,已离开职场、平稳退休,世界杯仍然如约而至,那一块被4年的岁月切得整齐划一的烤肉再次串上。依然激情、依然火热、依然快乐。老年人原本睡眠时间少和外科值班练就的着枕既能入睡的优势,加上再也没有第二天上班的压力,重新恢复了只有在校园暑期时代曾经有过的一夜看两场比赛的快乐世界杯。

依然快乐,在我们慢慢老去中,有世界杯永远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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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分类: 游记随感

空中之城中的圆满句号

201855日 从马其顿斯科普里到希腊卡兰巴卡 56日从雅典返回上海)

 

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车行6小时,赶到希腊北部小镇卡兰巴卡已近傍晚6点。天上飘起茫茫细雨,这在初夏的希腊十分罕见。尽管导游和百度上都说卡拉巴卡有类似中国喀斯特地貌的石笋,雨中朦胧望去,也就象中国桂林、三清山相似的石笋石岩,想着就写个几行字的后记,结束这次巴尔干半岛的游记撰写。


6日清晨起床,雨已停,远方的石岩云雾缭绕。我揣着相机,走进卡拉巴卡小镇,竟有意外发现:位于迈泰奥拉山脚下的卡拉巴卡小镇,清晨时分十分宁静。走在石街上,感觉格外整洁,尤其每家的庭院中,都有主人精心培育的鲜花,红色、黄色、粉红、橘黄的月季、和玫瑰在窗前、阳台上竟放,把整个小镇打扮得富有情调,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趣的追求。


走到迈泰奥拉山下的一个小村前,一座红色的教堂十分醒目,是拜占庭式的红瓦白墙。站在教堂前摄影时,突然发现教堂后雨雾缭绕的山顶上有许多建筑,在初升的旭日的照映下,尽管遥远,但可以看出是有相当年份的古建筑,忙问导游,告诉我:那是希腊的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空中之城。


早餐后,导游用大巴士把我们拉上迈泰奥拉山顶,走上那里,一种震撼之感顿生。原来迈泰奥拉悬崖是地壳运动和海水冲击后产生的石林,其高耸的岩石形成许多悬崖。公元9世纪,就有许多隐士因为追求静心修行和躲避战争和异教徒清洗,来到这里悬崖,在离地500多米处凿洞修行。到了12世纪末,这里已成为苦行僧们的修行圣地。到了13世纪末,这里形成修道院群,最多时这些岩石、悬崖上修建的修道院达到24个。数百年的沧桑、战火、历史变迁,至今仍有6个修道院矗立在迈泰奥拉山顶,成为世界宗教的一个圣地和被希腊人称为“离上帝和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们走进大迈泰奥拉修道院。它建在迈泰奥拉山最高的悬崖上,由于1382年塞尔维亚皇帝西米恩乌龙斯捐出所有财产建造并成为该院一个修道士而闻名天下。走进大迈泰奥拉修道院,那精美的壁画、圆顶上的耶稣像、存放所有死去的传教士的头颅骨的圣屋、修道士生活的酒窖和运输食物的吊蓝、修士们每天撞击的木板和编钟……。所有一切,是那样的神圣、不由想起日本音乐家宫崎骏在这里创作的音乐作品《天空之城》,那种神圣的悠扬飘渺,让人不由产生膜拜之情。


站在大迈泰奥拉修道院的平台上,可以遥望对面的瓦拉姆修道院,她几乎独自伫立在对面的悬崖上,在晨曦中显得格外肃穆峻险;而我们走进HolyMonastery修女院,那里可以把整个卡拉巴卡俯瞰,那挑空的木质悬空阁楼和天顶、精致和秀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修女院旁的观景平台,山下卡拉巴卡的红瓦白墙、从山脚由近向远伸向远方的雪山下,而中间奇骏的石林平地而起;正前方的雪山上的云雾还没完全消失,在阳光下皑皑白雪微微泛光,真正能体会Meteora在希腊语中“悬在空中”的涵义。


去希腊的人,或许太多记得大卫城的沧桑、圣岛和米岛的蓝天白云和湛海落日的浪漫。但我相信,来过迈泰奥拉的空中之城的人,一定会被这种奇境和神圣所震撼。欣喜地站在距离上帝最近的空中之城,为这次巴尔干半岛之游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6天的巴尔干半岛之游圆满结束,那美丽的蓝天白云、湛海翠湖、欧式建筑欣赏之余,希腊和中欧的宗教文化、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沉浮史、宗教融合和一带一路外交政策影响的感受……,这些知识学习、历史反思,收获甚大。更为欣喜的是:尽管我已退出职场,而且不可否认的会慢慢老去,但我十分的快乐,我不再有少年朦胧的焦虑、青年无我的艰辛、中年事业的压力、职场人际的烦杂。现在的我,可以尽情地享受去看看世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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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分类: 游记随感

在巴尔干小国中亲临童年电影实景和体会一带一路影响

201852日从萨拉热窝经杜米托尔公园到黑山波德戈里察

3日经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到奥赫里德  4日到马其顿斯科普里)

 

这次巴尔干半岛之游,导游小卢为我们精心刻制了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经后期修复后的DVD,清晰度比当时的电影版还高,尤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刘广宁、李梓、乔榛等一批老演员那充满磁性和魅力的配音,把我们拉回了童年。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脚印》《广阔的地平线上》,这批摄制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文化荒芜的70年代初,只有1516岁的我们如饥似渴,这批译制片是当时我们对外国电影的全部印象。四十多年后在此重温,尽管那思想内容和语气语调很符合我们文革时期的激进思想,尽管那熟悉的对白我们旅游团的每个人几乎依然背诵如流,但对影片背景、内涵,尤其艺术水平的理解,已显示童年的我们还是太多的娱乐而少了几分内涵。最惊喜的是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小国的旅游中,能亲临当时电影的旧景,顿生几分亲近感。


走进萨拉热窝老城区,那清真寺旁的钟楼,钟楼下那9个绿色圆弧状屋顶,让我们马上联想起瓦尔特在那上面机枪频扫,从钟楼上绳索滑下,在绿色屋顶上跳跃的矫健身影;老城金属品小市场依然还在,瓦尔特和游击队员混入其中,一片金属敲打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在黑山共和国的杜米托尔公园,我们来到了塔拉河谷大桥,那就是电影《桥》的真实发生地和拍摄地。在欧洲最深的河谷中,绿色的皮瓦河在谷中流过,呈瑰丽的绿色,两边植被郁绿,一条公路桥横跨河谷之上,凌空飞渡。桥墩就是那个德国士兵所说的“像屁股”的高拱形桥墩。让我们意外的是桥头的半身南斯拉夫军人雕像,显示当初《桥》中的游击队长“少校老虎”的原型——中尉祖季奇,在这次炸桥任务中英勇牺牲,而桥的另一侧的墓碑,是参与炸桥的工程师的。看着这一切,耳边响起的是“啊,朋友再见…,假如我牺牲,把我埋在山岗上……”


来到地拉那,中心广场那熟悉的建筑,童年时无数次出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而地拉那的石子街路,让我想起米拉、阿尔黛大夫等许多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人物和顺口即来的电影台词。巴尔干半岛游,把我们一次次拉回童年的银幕和上世纪的许多带有英雄情结、由电影译制演员用动听的中国话说出来的外国故事。

从黑山到阿尔巴尼亚,贫瘠的山地、破旧的房子、许多像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兵营式楼房。可见,即使黑山共和国加入欧盟和欧元使用国,更不用说阿尔巴尼亚继续“独立自主”,仍然十分贫穷和落后。上溯几百年,无论是黑山共和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被塞尔维亚出卖而被占领,到南斯拉夫解体后被抛弃;还是阿尔巴尼亚以巴尔干半岛原住民身份,始终游离在南斯拉夫和欧共体之外,以落后、愚昧、懒惰而被欧洲人歧视。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和地拉那市内,到处可见霍查时代留下的钢筋水泥碉堡,让我们想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有点啼笑皆非。所有的一切,诉说着巴尔干小国在大国挤压中生存的艰难。

从阿尔巴尼亚进入马其顿,看着路边整洁的黄瓦白墙的农舍,开始期望被人称为“欧洲令人神往又藏于深闺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奥赫里德湖和斯科普里。奥赫里德湖十分浩瀚,位于巴尔干半岛郁郁葱葱的丘陵海岸中,湖畔的奥赫里德市是一个有悠久宗教文化的城市。湖光中,游艇开过带出一个人字形的波纹,教堂、修道院及许多湖畔建筑倒映于湖中。尤其当我们来到山顶的城堡,俯瞰湖面,那郁蓝中微微泛黄的湖光,与四周的建筑,尤其春日的绿茵,留下令人难忘的风景。


漫步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被城市数百个雕像所吸引。从中央广场到瓦尔达尔河两岸,到处是巨大的青铜雕像。瓦尔达尔河上的拉丁桥、各个时代君主塑像的君主桥和由近代文学艺术家塑像的艺术桥,尽管有点过于密集和拖沓,但还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马其顿尽管曾经有腓力二世时的强盛,但斯科普里今日之城市建设,一则是来源于1976年马其顿地震后,铁托号召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的鼎力援助,重建斯科普里;更主要是近年马其顿融入欧盟一体化,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欧洲发展速度较快和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在黑山和马其顿这些巴尔干半岛小国旅行中的另一体会是:我国近年推进的“一带一路”国策,我们在国内的人体会不深,甚至误解为只是一个外交政治口号。走出国门一看:克罗地亚从本土到飞地杜布罗夫尼克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工承建;黑山波德戈里察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高铁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承建;深山谷中的桥墩和山前中国建筑工人的营房和醒目的中文标语,让我们顿感自豪;马其顿的公路上的大客车都是中国造;华为的广告在马其顿和黑山的中央广场上高高闪烁……。无论是旅游大巴司机,还是早晨河边钓鱼的大爷,说起我们是来自上海的中国人,都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是他们最好的朋友;马其顿的公路边用英文标识“丝绸之路”。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输出和政治影响,大大出乎我对“一带一路”的印象,这是这次巴尔干半岛之游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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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分类: 游记随感

在波黑的战争痕迹中寻思民族交融与大同文化

201851日从杜布罗夫尼克经莫斯塔尔到萨拉热窝)

 

讲到波黑、萨拉热窝,人们想到的是如果说巴尔干是欧洲的火药桶,波黑就是火药桶上的导火线;想到的是长达3年多震惊世界的波黑战争;想到的是70年代中国人人皆知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枪战腥雨……


波黑的全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共和国”,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是其特点。国民主要有信奉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至今的波黑共和国,有波、塞、克三个民族的三个总统和三个总理,需商得一致共同签署法令来进行国家治理。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民族多宗教的冲突,在历史上演绎出许许多多的恩怨纠缠和战争冲突。

当我们驶进波黑,即看到四周黑山,稀疏的植被与赤裸的山土,让人感觉得到它的荒芜;而路边的许多建筑的墙上,留有波黑战争留下的明显的弹痕,密密麻麻,让人想起这几乎是离我们最近的现代战争;车行的公路是来回两车道、高低不平而且十分窄小……,所有一切都在提示波黑是巴尔干半岛经济发展滞后、正从战争创伤中复元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先来到这个被称为比萨拉热窝更适合旅游的莫斯塔尔小城。那是一个典型的奥斯曼街区:依河而建的街区,河上大小两座石拱桥是莫斯塔尔的标志,被联合国列为文化遗产。整个莫斯塔尔小城的大理石路上,游人如织。拱桥上的垂直高台跳水,勇敢的跳水表演者从桥上跃下,溅起河中阵阵水花,游人们在清脆的快门声后不禁拍手喝彩。但莫斯塔尔两岸的民族宗教对立仍可见一斑:整个小城到处清真寺林立,伊斯兰文化标识明显,空气中也洋溢着穆斯林人特有的烤肉烟雾和气味,穆斯林的建筑和新建的清真寺主要在内雷特瓦河的东岸;但西岸克罗地亚族新建的天主教堂十分张扬的刺向蓝天,那是一种不同宗教的示威和挑战,还是包容和交融?


当我们慢慢驶近萨拉热窝,看着四面是被希腊人奉为祖先神山的奥林匹斯山围成的山城,想着上世纪90年代的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长达3年多的围城内战,1万多人丧命、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等平民血流成河,直到199511月在美国代顿签署的《波黑和平框架协议》,波黑战争画上句号,萨拉热窝在曾经的创伤岁月上逐渐恢复。


走进萨拉热窝的城内,到处是宗教冲突和战争创伤的沧桑,也处处是宗教交融的见证:米里雅茨河上的拉丁桥,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此桥头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开创了波黑成为“巴尔干半岛火药桶”的先例;老城区到处可见的清真寺、低矮的商铺、蜿蜒的街巷、烤肉的飘香,让我们联想起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加上街上包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走过,将奥斯曼帝国四百年统治留下的伊斯兰文化明确昭示;老城区西边由奥匈帝国从19世纪开始建起的新城,天主教堂气宇轩昂,街区布局和风貌完全是欧洲风情;东正教堂也以其独特的“洋葱头”风格给萨拉热窝抹上一层姜黄的色彩;更有一座相当规模的犹太教堂矗立……。所有的建筑显示萨拉热窝曾经有一段对各种宗教容忍、共存,被称为“欧洲的耶路撒冷”的和平期。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和国时期,波黑和平稳定四十几年,许多文化和教育设施均衡配置,放眼而去依山而建的红瓦公寓层层叠叠,城市面积和经济有长足的发展,是一个至今令人们留恋的和平发展年代。尤其是1984年成功举办的冬奥会,成为萨拉热窝人再也没有过的骄傲。


站在萨拉热窝城中半山坡上,看着徐徐落下的夕阳,想着这样一个多种文化、不同宗教交织、多次成为世界大战、国家内战焦土的城市,联想中东、巴尔干、东欧、亚洲各国的民族冲突的恩恩怨怨,思考着:人类能否安然包容和存异求同的和谐,倡导大同和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人们是否应该从战争悲痛中有更多的领悟,让更多的莫斯塔尔、萨拉热窝能走上共存发展的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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