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的政协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会议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结束。

许多代表之所以“预料会议时间必甚长”，是基于前几次会议的经验，众代表争相发言，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党派、自己的团体争一席地——开国大典之后，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三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支持迟迟不发表，“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另一方面，能否发言，被视为此人是否被共产党接纳并重视的一种象征，如没有进入主席团的罗隆基，就力争登台发言。

这些代表将渐渐会习惯共产党人的开会方式：一切的思虑、讨论、考量、争议，都已在大会前的“摸底”与“吹风”直至小组会中成为定局，大会本身只是履行一种程序。如郭沫若等人的提案“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针对的是22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声明攻击苏联，这种立场鲜明的提案，根本无需讨论。

像之前9月12日的教育小组会议，竺可桢日记里注明“共谈四小时之久，对于各条一字一句均加以研究”，他认为太费时间，而事实表明，

自今日而观，新疆起义的政治逻辑与发展轨迹都很清晰。但对于当时信息睽隔的中国来，新疆的政局变化，无疑如一枚炸弹爆发，震动巨大。

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治理最繁难的区域。全国兵败如山倒，广州政府先是寄望新疆能在西北保留一块反共的“飞地”，在觉察省主席包尔汉意图不稳时，又希望能将陶峙岳部队调入关内，保留有生力量。没料到墙倒众人推，宁夏、新疆先后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

阎锡山此时提出辞出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职，透露出广州政府对战事、时局极度灰心失望的心情。但李宗仁仍于日前拒绝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司令，倒不见得是对福建战局尚有指望，而是对蒋介石的强行干涉行政、军事，忍无可忍矣。

据《李宗仁回忆录》，他曾于9月中旬与蒋介石在广州长谈了一次。李说，他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对蒋谈话的。除了批评蒋介石在内战中指挥不当，诿过于人，政府官员贪污无能，在李执政后又屡屡掣肘、擅自指挥军队之外，着重谈到汤恩伯的任命问题。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汤恩伯“宠非其人”，“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

政协会议期间，许多外界关心的问题，如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结果都已渐次浮出水面。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更于27日“全体一致通过”。

这并不代表没有异议。采用公历纪年，是毛泽东在21日开幕词里就已声明了的。但四朝元老张元济明确反对，他认为民国与共和国，都是以民主立国，“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而使用公历有两点不妥，“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现在看来，这正是一种“反全球化”、主张本土性的思路。

据说，毛泽东本人否定了许多人附议的国旗方案：在红旗上加一条黄色斜道，以象征母亲河黄河，以一颗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毛更喜欢“五星红旗”的创意。在25日的协商座谈会上，他说：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名问题，董必武在“关于中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以后来，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一个星期。

“团结”是政协会议的主旋律。认为将来人民代表大会一召开，政协会议就不需要存在了；或者“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这自然是头脑发热的议论，颇类似民国元年章太炎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不过，新政权已经高屋建瓴地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解的”。

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地代表，一方面肯定是心情激动莫名，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于国策、政事、民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共高层反映、转达，希望能对日后的治国、用人，有所鉴照。

柳亚子是其中著名的“牢骚派”，刚在几个月被毛泽东规劝“牢骚太盛防肠断”，在政协会期间，他又牢骚满腹，到处抱怨。他对着夏衍说，等到苏州一带局面安定，他就打算回吴江当隐士去。夏衍问他怎么会有如此想法，柳亚子直言对政协的某些人事安排不满

自9月13日起，决定华南战局的关键一战“衡宝战役”打响。这场战役一直打到10月17日，白崇禧部属的桂系实力在这场战役中丧失殆尽，同时也断绝了广州政府退往云南、贵州的退路。

这场战役中，白崇禧部出动五个兵团20余万人，东起粤北乐昌，西至湘西，筑起一道联合防线。它的两翼，分别是粤军余汉谋部队与蒋介石嫡系宋希濂兵团。

在桂系诸人看来，白崇禧的布防堪称牢固，无奈蒋介石根本不予配合，他不仅拒绝了白崇禧要求调拨武器、弹药与军费的要求，而且离间粤桂两军关系，下令宋希濂保存实力，擅自后撤，直接导致林彪的四野40万大军分三路迂回南下，白崇禧部队腹背受敌。这种说法得到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认同，史家认为蒋介石担心白崇禧的方案“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

桂系、粤籍诸将对于蒋介石自乱阵脚的作法怒不可遏，张发奎多次向李宗仁建议，将蒋介石诱来广州，“扣起来”。然而李宗仁认为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张气急大呼：“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

美联社曾于9月11日报道，称华南于一周内将发生大战，其结局于广州之命运，料有所决定。12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并往西郊吊祭党国元老戴季陶墓园。蒋这一举动，四川省府党部各长官都未接通知，以致来不及到机场迎接——近期多处地方起义投共，蒋介石对非嫡系的地方势力都难免存一份戒心。随后电召黄少谷、陶希圣等“宣传大员”来蓉，也反映蒋介石希望在成都的宣传攻势要做足，以收到鼓舞西南民心士气的作用。

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政府口头上宣称“决不放弃广州”，实则已在加紧经营西南，希望在那里重演“抗战模式”，从大西南发起反击，重掌全国政权。而同日陈诚视察金门，自然也表明了台湾作为最后退路的重要性——按照李宗仁及众多观察家的判断，蒋介石此时已经从意识上放弃了整个大陆，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台湾，但不能排除蒋尚有“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或者指望“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四川成为反共游击战的中心区域。

英美已经确定了尽力援助世界各地“自由国家”即全面反共的政策，但中国的实际状况却令各派政客踌躇。《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他是龙云之后的“云南王”，奉广州政府之令，于9月9日、10日制造了“九九事件”，解散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参议员、各大报馆、各大院校成员200多人，查封多家报馆，解散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及各中学，并在昆明实行宵禁。这不妨看作国民党经营西南反共基地的重大举措。

于是，自认为举足轻重的卢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要云南作为反共基地，则中央需立即拨付云南可武装十个师的装备、弹药，这十个师的师长均由云南人担任；云南三年内不向中央缴纳任何赋税；中央军全体撤离云南；云南实行高度自治。不难看出，在国民党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地方军阀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味。

蒋介石将湖南战局完全交给了白崇禧。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台湾，但台湾能否坚持到底，港报上有观察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广州尚可支持三个月，厦门将在一个月内落入共军之手，厦门一旦陷落，台湾将非常吃紧。因此蒋专门派心腹陈诚到厦门督战，务必要保住台湾在大陆上的最后屏障——他应该不会忘记明清之际，郑氏王朝失掉厦门后

在观望了近五个月（从南京解放起）之后，英美政府似乎下定了决心，以“反共”为远东决策的首要原则。象征这一决定的事件是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对“泛指的中国地区”新拨款项7500万美元，以“协助制止共产主义”。

但这一议案的背后，也充满着争议。就在议案通过的当日，美国前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署长赖普翰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新政权，反对再给国民党政府援助。对于支持该议案的美国国会来说，“承认共产党政府”早已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远东将成为西方在整个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然而，这用于反共的7500万美元交给谁，却是争议的焦点。民主党议员反对在议案中列明支援对象为“国民党中国”，而交由总统自由选择，意味着美国政坛的许多人也不看好国民党政府，而随时准备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

这一态势，对正在苦苦挣扎的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蒋介石之外的地方势力，这一议案也会引发额外的野心。

中共则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新疆。10日，毛泽

本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正式庆祝的建军节。这个带着象征意味的日子里，事件频繁，国共双方，都在对未来的形势发展，重新规划布局。

广州与台湾都没放弃对湖南的最后争取。蒋介石于本日直接指令国防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带亲笔信、银元和武器到长沙，希望引诱陈明仁坚守长沙，并挟持程潜去广州。

可惜的是，邓文仪等刚到长沙，便听说“长沙飞机场附近出现共军”，吓得立即逃之夭夭。就在这一天，原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以个人名义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呼吁西南、西北各省当局“幡然醒悟，继续和谈”。配合这一通电，陈明仁下令驻长沙的国民党军向湘潭、宁乡方向撤退。

广州流亡政府动作也很频繁，继七月底制订《骚扰解放区的全面游击办法》，要求在各解放区成立“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之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于8月1日通过了《保卫大广东》议案，认为“保卫华南为扭转局势之第一步骤”。在这次会上，国民党的改造、改造筹委会人选也提到了桌面上讨论。

在第一个建军

七月的最后两天，湖南失守已可基本断定。30日，广州政府正式免除湖南省主席程潜本兼各职。他们将挽救程潜及其部队“叛变”的最后一线希望，放在了代理主席陈明仁身上。于是，陈明仁任湖南省主席，成立湖南“绥靖司令部”，陈明仁兼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程潜为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虽说“五权分立”，考试院从来是一个点缀性机构。

白崇禧并于本日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白崇禧与广州政府的期望注定要落空。此时，陈明仁与解放军的谈判也进入了最后阶段。陈明仁提出了一些条件，如要求“和平解放”后仍担任湖南省临时主席之类，中共方面都表示同意。唯独在一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明显：陈明仁要求解放军不进长沙，由陈的部队继续维持秩序。中共认为“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是要进长沙的，否则无法维持好长沙的秩序”。

湖南和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如今中共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各方面干部、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早在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东北局根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