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对于我而言，这个国家充满着许多的问号。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经沉浮，至今仍充满着各种纷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到今天与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似乎是我们听到的关于伊朗的所有了。而这一切又似乎离我们又如此的遥远。

或许是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

 节日是用来思念的：回绍兴过年小记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

       很久没写博客了，是我的朋友的人应该知道，博客在不短的时间里，大约是我抒发情绪的一个途径。虽然我也想不明白，为啥自己的情绪需要抒发，为啥这些情绪要说出来让别人知道？有一段时间，美国、香港、台湾，四处奔波，有时候带着小甘蔗，有的时候自己，虽然脚程很健，但漂泊中却会有许多空闲，孤独和动荡中更愿意把那些念头抒发出来。

       因为博客的写作，认识了不少的编辑朋友，许多文字后来变成了纸上的文字。说实在在发表前修改博客文字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迷茫，往往会回忆自己写那些文字时的想法，总觉得一旦以另外的方式刊载，似乎改变、流失了许多，变成另外的事了。

       有一些朋友是看了博客，成为知己的，这些也是写作的时候，所不能预见到的。人生中，总会有一些错进错出的事，自己也无法理解。有些人更适合面谈，有些人更适合看其文字。反过来说，有些人可能接受博客文字里的我，另一些人可能因为博客而逐渐疏远了。

      感慨是，这些博客文字的一大部分，在今年暑假会以图书的方式出版，在这

（一） 春节           

   我的印象，绍兴的春节大约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这个时候，正式进入年货准备期，各种清扫，各种祭拜，然后到大年三十达到高峰，穿新衣和得压岁钱。等待初一去显摆。

    小男孩淘气，基本上不会在三十前给他穿新衣服，否则到初一就变成旧衣服甚或破衣服。初二三四时走亲戚的时间。小时候父亲不爱走动，不喝酒不抽烟的他，是一个很闷的人。而我，伶牙俐齿，很少就呈现出以后要当教师的潜力，所以几乎是很受欢迎的客人。

    不过，久在外客居，与故乡亲戚们的聊天内容越来越少，而我既不是腰缠万贯，也不是地位显赫，所以，前来攀谈的人也不多，因此，我之回家过年主要是陪陪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幸的是，近十年来我的伯父、姑父们相继离世，去年，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亦在春节前撒手人寰，因此，近乡情更怯的怯，还包含着这些儿时记忆中的鲜活人物的消失，还好，我还有一堆兄弟。

当冯小刚举着刀，在冰面上跑动的时候，阳光是如此的刺眼，以致于他的小眼有点睁不开。但他的心脏可能更是承受不了他想完成的任务，就是手刃那个把他儿子打成脑震荡的什么叔。不过，还没跑到“战场”，他自己先挂了。

这是电影《老炮》的结尾，我有点心有戚戚，有心杀敌，可是力气在哪里呢？

电影的开头，“六爷”似乎很有面，摆平胡同里发生的一些事，似乎警察也很给他面子。但是很快，两件事就说明六爷所能解决的问题，几乎出不了胡同。一是他的哥们被关进去，要五千块钱，他居然要筹款。二是他想跟​相好震颤一下，却一下分了神。这几乎就是六爷的宿命，他对于新的世界的无力。

有些评论说，这是北京土著和新北京人之间的冲突，这样讲有些怪，因为北京几乎就是一个没有土著的城市，那些胡同里的人，那些大院里的人，他们或许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北京人，但是那些权贵、那些富豪，即使是在别的地方当官，而在北京飙车的人，何尝不是这个城市的斑驳的一部分。所以，电影所喜欢坚持的“规矩”都只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北京的。

所以，六爷的问题在于将规矩的转移放到一个胡同的背景中的时候，北京似乎

2015-10-26 14:27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康有为的孔教方案类似于卢梭的“公民宗教”。卢梭的公民宗教是一个补充方案，为了解决其所构建的现代契约式宪政的根基不稳固问题。与此不同，康有为的孔教方案除了为现代国家奠定精神根基之外，还有中国问题本身的考量——多元民族的现状。

米塞斯

徐斌/文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周年纪念。新文化运动本身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学术讨论，反而是它当年“征讨”的对象儒学在当今呈现出一副繁荣景象。比如2015年6月，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举办主题为“康有为与大陆新儒学的过去、现状、未来”的会讲，月底又在康有为家乡广东南海举办的首届康园论坛“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紧接着的8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和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联合举办暑期会讲，请国内政法学者就“康有为与世界秩序的大转型”的议题展开交流。

康有为的儒学思想引发学界关注并不是偶然的。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是古今中西交汇之处，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其思想不仅

“儒家的使命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会议日程

10月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29日 02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社会转型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景观，也对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文化评析”栏目将刊发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系列评论，约请专家，从儒学复兴、对外学术交流、比较文学等多个角度，谈一谈中国故事的“讲法”，以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提供一些启示。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中文名字叫杜瑞乐，对中国的中医教育很有兴趣，也曾去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了解中医教学的状况。经过几年的跟踪调查，他发现许多中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去做了西医。除了西医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个原因之外，杜瑞乐发现，按西医的教育体系进行中医的培养似乎是不可行的。

　　杜瑞乐先生将问题的思考推进了一步，他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西医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中医，目前中国大学的儒学教育体系能培养“儒生”吗?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儒学教育是要培养儒学的研究者还是新一代的儒家价值的传递者呢?在杜瑞乐看来，中医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大规模的课堂教育难

   北京晨报，2015年6月1日

   百年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起起落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自始至终的问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思想者们反复地追问和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康有为是新儒家关注的焦点人物。

《保教立国》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2015年3月

《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近日，北大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出版了两种有关康有为的作品：《保教立国》、《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在此之前，多位新儒家都研究过康有为，并有多部专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