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权力合作的，一类是与权力“躲猫猫”的，比较起来，道家气质的属于躲猫猫式的，他们比较倾向于退居山林，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庄子跟楚王的使者说，愿意在烂泥里打滚，而不愿意被当作“牺牲”，或是被弄在神龛里。

最近有两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是重庆的假民族身份考生问题。

     一堆有点权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弄成少数民族，这样，高考的时候可以加20分。类似的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可是重庆弄得太狠，导致去年上北大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和“运动员”，最终东窗事发，特别是今年的状元被发现是改过身份的，且其父居然是招办主任。更成为众矢之的。何状元（据说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他们的名字不被公布，何状元是不幸的，但我在这里也打个马赛克吧。），先是被港大拒绝，最是被北大拒绝，在受尽网络的追打之后，最终被重庆那边判定，干脆就失去了上学的资格。

     在中国，做坏事就一定要做在前头，等到民愤极大，就不太好办，何状元的问题在于时机错了，要是在去年就安全过关了。难怪家长觉得有点“冤”。

     不过，这两天舆论的口气变了，在小何失去上学机会的时候，突然有很多人开始同情何状元，认为其错误在父母，而不应剥夺他的的上学资格，甚至说这样的事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不会不知道北岛的名篇《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打开信箱，收到一封即将去广州工作的学生来信。

 

“干老师

 我上午去了一趟办公室，您没在，于是我把办公室的钥匙放您桌面了。 其实很想见见干老师您，亲自跟您道别一声再走，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的办公室再跟您说话。心里还是有万分的不舍，不管是对老师、同学还是对人大、北京。我明白，这样的感情与心境都仅仅属于此时此地，很快我就会被新环境的琐碎与繁忙所淹没，再也回不到现在了。新的总是要更换旧的，或许这样，生活才能更好的继续。那就把旧的都存留心底吧。

-------”

这封信中充满着对于过去的两年时光的回忆，其实，已经有一些学生毕业了，但是前几届的基本上都留在北京工作了，所以虽说是毕业，但是经常还能见面，在一起吃饭聊天，总没有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是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回到西安，硕士生去了广州，虽说是“天涯若比邻”，但总觉得见面之不易。

 

我从社科院到大学当老师，经常会被问到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同。以前我经常回答说，大学总是那么年轻，因为是始终碰到的是那一群20来岁的人为主体的人，不知不觉中也自己也会“不知老之将至”，但今年却多少有一些伤

   李连杰可能已经是新加坡人了，大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李连杰，你有很多选择国籍的机会，那么你是否依然想成为中国人。

   如果学究一下，“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在历史上，称“中国”更多意味着文化和价值上的优越，所以，说自己是中国人，则是相对于别的那些文化不甚发达的地区来说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夷和狄，他们是“有待于”被文明教化的人。（你大概听过厉以宁教授把人分为“富人”和“待富”的说法，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已，没什么新鲜的。）
    因此，当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很多朝鲜人和日本人纷纷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把人固定在某一个固定的“国籍”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长的时间。比如我们春秋战国时代，有秦国、鲁国等，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有一些人就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国家去寻找机会。那时侯很多人到秦国去找机会，比如苏秦、张仪还有后来的商鞅，有时候是一次不成再去一次。孔老夫子，就是因为在鲁国过得不开心，所以才周游列国，因为一直没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后记


        我第一次见到张岱年先生是1990年的上半年，当时我硕士即将毕业，做的是关于“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 ”的题目。我的硕士导师葛荣晋先生对张先生素来敬仰，而我又是葛先生的开门弟子，可能是出于让名家肯定的念头，葛老师便请张岱年先生为我的论文做评阅。所以我就拿着论文到中关园他那狭小的家里。与别人描述的一样，张先生热情的接待，并送了我一本当时出版不久的《中国哲学范畴要论》，并签上了大名。不过几天后拿到的评语，发现，张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不是很高，主要的意见是说对王畿的观点分析不够。对这个评语葛老师显然不太满意，所以他让我又请石峻先生写了一个评语，石公倒是比较肯定。
         硕士毕业后来我便去了北外和社科院，虽然也做一些研究，但一直不敢对张先生有所打扰。
         但或许是前世有缘，199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在职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方克立先生，众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

    以前看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喜欢这个电影，但不喜欢“单车”这个不知那里用的自行车“名称”。

喜欢电影里的高圆圆，有的人一辈子能演好电影，有的人一辈子只能演一部好电影。

   

     我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凤凰牌”，因为当时认识一个县里商业局的干部，他有指标。当时的东西其实不贵，就是没“指标”。

     后来到了北京，华大的校园不大。80年代时更小，所以用不着车。

     现在不能相信自己在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否是用献血的补助买的，反正依然是一辆旧车，当时的海淀有一个信托商店，专门卖旧自行车，不像现在主要靠“顺”。

 

     有一些故事，不让人讲，慢慢的人就淡忘了。这两天跟许多的朋友谈起一件事。有人说，每到有些日子，天会变得灰暗，心情会很坏，比较容易暴怒。

     我觉得，时间真是一个最好的遗忘手段，当感情变成历史记录，一切便会“抽象化”。

     但是，我这个人，素来缺乏抽象能力，喜欢具

     端午节假期，马来西亚的郑文泉（在拉曼大学教儒学）先生来北京，我和陈明、陈壁生请他在植物园旁边的“那家小馆”吃饭，谈到礼仪重建的问题。特别是节日和礼仪的关系问题。

     节日文化，最能体现文化传统中的因素，如何使中国的节日不致沦落为吃饭节，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2007年，我曾去香港给教育署组织的中学教师培训班讲过一次“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不想有人还记得。不过他们写的文章里，变成如何从传统节日里找到商机，这的确是一件有趣的时。

      转帖这篇文章，给自己的“意见迁移”做个纪念。

 

（1）
韩国前任总统自杀了
可是阿扁却一直在为怎样绝食而苦思

他俩都是出身穷苦，有人说现代民主不是穷人玩的，因为他们会受不了财富和权力的诱惑。
但是，阿扁的做法，虽然，我不会劝他一死了之，但也不能如此无聊。

（2）
阿扁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强调自己是台湾人。
从他的赖活的做法，他象一个中国人
但是做过总统，却被关起来，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只是因为贪污，这不象是中国的做派。估计这当口，他挺后悔，谁让他“自绝于”中国人民的。

（3）
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看是对谁说的
或者怎么说的，
如果对官员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到哪个国家也是扯，因为民主就是有人看，有人管。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相信，但是老百姓必须有对民主的“定义权”。

（4）
看徐复观说，儒家和法家在秦汉时期联手把中国的贵族制度给灭了
怪不得中国人的气质稍微烟火气一些。

（5）

5月23日，张岱年老先生100周年，张氏后人和他的弟子几其他相关人士20来人，在北大开会，边纪念边追思，想起臧克

      马六甲是一种香料树，现在则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旁边的海峡也以此命名。
      在接近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遗产的标志，而城市的风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到了一个南方的古城。
      我们到了华人集中的“鸡场街”，这个名字可不怎么好听，但是恐怕不会改了，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如果说别的城市有一个街道会被称为唐人街，如吉隆坡的“茨街”，但是马六甲，则应该是“唐人城”，这里，略有一些时间停滞的感觉，街上的小店出售一些工艺品和中国饮食。我们在这里的一家古色古香的饭店吃鸡粒饭，感觉到了海南的文昌。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里卖的东西能找到顾客，因为这里出售自己缝制的衣服，还有大力追风膏这样的传统中药。衣服的式样相当古旧。店面的装饰简单，由门口沿着房子向里延伸。在各色的店铺中甚至还看见了铁匠铺，在打制菜刀这样的家用厨具。
     在骄阳下，我们寻访着当时华人的足迹，在香林寺、三多庙的碑文中，能深刻地感觉到当时的漂流者，身在南洋，时刻不忘故土的感觉。在这里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