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毛泽东之路》,看看当年主席外出视察时随行摄影师侯波老人的回忆:
主席在河北新立村视察对浮夸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在放大炮!
并对站在水稻上的孩子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摔得越重啊!
六、敢想敢说敢干,一切经过试验
“一五”时期,从传达中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还是实事求是的。
1958年大跃进,是从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财政、金融、物资、商业等的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好几个讲体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直到晚年,王鹤寿仍表示对大跃进期间大办钢铁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作为当时冶金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自己负有重大责任。每一念及,深感愧疚。——颂剑注)。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
对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谷牧结合自己躬自反思这样说:
“我经常想,我们这些经济战线上的负责干部,既要贯彻落实党的决定,有应向上反映实际情况,促进中央正确决策,对于这次大挫折的发生,也应当严格检查自己,特别是应当从中总结吸取深刻教训。
“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又是他依靠他的战友和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来展开的。……像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干部,一是认识不高,对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东西不能及时识别,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执行;二是风格不高,即使对某些问题感觉到了,但囿于种种顾虑,不能亮明观点,甚至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助长错误的不好作用。我们绝对不应当把责任都推给毛主席。……我们应把自己摆进去,躬自反思,吸取应有的深刻教训。倘若摆出“一贯正确”的姿态就太不足取了。
当然,从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在“大跃进”中,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从上到下也学到了具有深远意义、现在和今后仍将发挥作用的宝贵东西。……还应当说到,经过大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铺开了一个比“一五”计划更大的布局,搞起了一批大中小结合的生产建设项目,
谷老回忆说:
当时,我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谈问题,一直开到下午4时才散会。散会后,总理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要求我们在两天内拿出方案来。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针对几个“大办”和浮夸现象——颂剑注),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
总理说:
“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
接着,总理又指出:
“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
2000年6月谷牧在临沂烈士陵园凭吊 缅怀牺牲英烈 追忆突围往事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000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1941年11月29日,抗大一分校移驻费东县大青山西侧的胡家庄、大古台一带(今属费县薛庄镇)。当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发起绿云山战斗,为免受损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后方机关也相继转移到大青山地区。敌人得知这一情报后,连夜调集重兵,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合围大青山。此时陷于敌人包围圈的我方人员中,大都是非战斗人员,所配武器数量少,质量差。只有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是有武装的学员队。在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