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最近云南有个领导兼代表在对外国媒体发飙，居然说民间环保组织一直苦口婆心地劝导“请云南在发展时注意生态保护”这一理念，是在盼望云南人民继续贫穷下去；是在盼望有人去云南“生态旅游”时，再看到云南人民“住在树上”、“穿着兽皮跳舞”，以满足其残忍的猎奇心。

类似的论调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过去报之以轻蔑的一笑，是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有些低级。现在，又一次看到一些人还满怀误解和敌意地对待民间环保人士，就免不得要出来饶舌一通。

这位领导兼代表说这话的目的，想来是给云南近年来大肆开发水电、矿产辩解，想来是想给其为了一点点纤维就出卖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辩解，想来是想给其为了一点点可怜的橡胶就出卖热带雨林辩解。

想来更是给其低劣的发展和保护的“智慧”辩解。

说这话的领导真是太不了解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了。在中国，最先感觉到环境苦难的人，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技术专家，更不是水电公司的人、冶炼公司的人、化工厂的人、焦炭公司的人、采矿公司的人，甚至不是每一行都活跃异常的各路学者，而是一些心性敏感的文人，而是一些“天生就是环保主义者”的女人。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先知先觉，也不是生来就具备穿透力，而是现实的苦难教会了他们，而是受难的自然界让他们看了心痛。

更重要的是，是人间的苦难刺激他们有心地观察自然的苦难。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类的困难，看到的是资源权不平等、致富权不平等、受教育权不平等、发展权不平等、话语权不平等。

而最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在中国，受难最深的人往往同时是环境伤害的直接承担者。资源权和不公和环境权的不公，关联度如此高，各类伤害后果如此残忍在叠加到一些群体身上，看着让人心疼，想起来让人愤怒，说起来让人血脉贲张。

也正因为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高度“文人化”，使他们讨论环境问题时，必然要同时讨论穷人的“平等发展权”的问题。他们心里很清楚，在中国，有那么一批人，在环境受难的同时，共同受难。要解救环境苦难，必然要同时解救这些人的苦难。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然要促进解决中国人的权利平等问题。徐刚是这么认为的，唐锡阳是这么认为的，梁从诫是这么认为的，廖晓义是这么认为的，杨东平是这么认为的，汪永晨是这么认为的，霍岱珊是这么认为的，马军是这么认为的，

有失风度的作家代表

——再评二月河的“作家免税论”

冯永锋

中国人一向喜欢推卸责任，自家门前的雪不是要扫到别人的门前，就者倒进公共的水沟里。推卸责任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无能、创作效率低下、优质品率低找到最好的借口。因此，当作家说到处说社会风气不好、待遇太低、税率太高、出版社克扣得厉害、刊物编辑素质不高、读者领悟力不够、悬赏的奖金不够养活一百代人，之类之类之类的“提案”“建议”，以给这个群体数十年上百年无法推出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找几滴社会同情的泪水的时候，你一定要报之以淡淡的一笑。

同时，你的心中，要对二月河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慢慢地升起一个疑问：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哭穷，要特殊政策，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一个人，最正常的活路是独立生存、自食其力地生存、顽强地生存、自然地生存，而不是依靠扶助来生存。除非，这个人遭遇了不可抵抗的残疾和病痛，或者生来是歪曲和邪恶的，才需要社会的公益力来特殊的怜悯和救治。

二月河其实没有什么错，因为所有的行业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都认为自己需要享受国家特殊照顾，发展得不好，是社会关心得不够，是国家支持得不足，是税率降得不够低，是补贴给得不够丰厚。

可是，如果你要反观历史、察看现实，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规律：有些人昏庸得太早，有些人腐朽得太快，有些人邪恶得太充分，有些人堕落得太用力，原因，往往都是身份太特殊、政策太优惠、生活太富足、权力太显赫、资源控制得太多的结果。中国是存在一种悲情的，富裕的花结出的往往是腐臭的果，温室里的花恰恰没有穿透力和竞争力，没有骨气，没有血性，不想负责任，害怕公正和开放。

二月河更没有错误的是，他以代表的身份向社会发出的“提案”、“建议”，代表的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利益，他试图想代表着作家这个群体；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后面的某些“智囊团”、利益共同体，给他出的主意，写的“提文”。

全国人大代表之所以要有那么多名，之所以要从各行各业中选拔，显然是为了追求广泛的代表性。而全国人大代表之所以一定要当时社会认定的“优秀人选”，显然也是为了让这种代表性有某种精英的性质，通过层层的凝聚和提纯，把社会最精华的萃取出来，反哺给社会。自然，社会的智慧就提升了，前进的文明程度就高尚一些了，说出来的话，就会更有道理些

当社会不再需要新闻

——我看新闻自由度和新闻法

冯永锋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主持的《2005-2007中国新闻度观察报告》据业内专家说很有开创性，不管其研究方法是否太稚嫩，不管其研究结果是否需要找到更多“以理服人”的证据，但终究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研究，具有极好的突破性意义。

然而，3月2日下午的一场研讨会下来，我个人脑子中有一个突然冒出的想法像只苍鹰一样在我头顶盘旋不去：假如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虚构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得出了一个更加虚构的答案？

“虚构的敌人”是我一年前在力图写的一本小说，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触想一块模糊的区域：我们社会不仅有太多虚构的敌人、虚构的荣誉、虚构的成功、虚构的问题和答案，而且有太多虚构的评定标准和“研究体系”、价格观。这种虚构性在中国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有太多的人，毕其一生，无法与真正的知识靠谱，无法与真正的情感相通，无法得到真正的力量。最早我想写的“虚构的敌人”是军队，因为全世界有太多的士兵终身都在筑一道墙，并且非常严肃地相信墙那边有一群人试图侵犯他们的国土，试图颠覆他们所忠实服务的国家。后来，我又想，其实我们的商业场、我们的教育场、我们的名利场，我们的人生价格观中，其实也同样存在许多“虚构的荣誉”所织造的蛛网和陷阱，有许多人，一生都像“不存在的骑士”那样，在与“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

用这个想法来衡量“新闻自由度”的研究，有些问题就让我惊讶了：虽然我们好像在研究一个在中国有新意的问题，而且采用的是极为成型可靠的“科学方法”，有人甚至认为这个研究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和领先性。但也许，这个立题本身在当今时代是已经没有必要的，这种无必要性不是说“国外已经做得太多了”，而是，这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也许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潜意识中，仍旧把社会当成一个“非常需要新闻”的社会，或者说，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性夸大到略有神圣作用的社会，而事实是，也许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再需要新闻”的时代。或者说，就像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依赖性”越来越低一样，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依赖性”也已经越来越低。一篇写得好的新闻，与一篇写得平庸的新闻，不再像过去那么被人区分和品评，他们汇总在网络上一大堆的新闻仓库里，让你无从辨别；一篇写得及时的新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值得夸耀

作家应当上更多的税

——兼评作家免税论

冯永锋

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提出要给作家免税的“创意”的时候，我正好到这位优秀作家的故乡河南南阳，调查一个天然林破坏的事件。这个事件在河南已经上演了四五年，由于持续的偷盗和砍伐，南阳已经从一个生态良好市，坠落为生态灾难频发市。这个当地人引地为荣的作家，没有看到现实的苦难，倒是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提议，难免让我吃惊不已。

中国的写作，其实是要分成两个状态的，一个叫无目的写作状态，一个叫有目的写作状态。自从有了明确的稿费制和出版社之后，作家的群体意识在发生分裂。不敢说在清朝以前的写作都是无目的的、迫不得已的、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但至少，清朝以前的绝大部分作品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稿费，不是因为发表，不是因为攀功，不是因为谄媚，不是因为追求“留芳千古”，而是，因为一个人“美好自然的发泄”。

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有很多的天才，但肯定有更多“自然地写作”的人。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写作史，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除了较为流传的“经史子集”这样的容易被人强化认知的作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作品系列，就是无法入经入史，“集”部经常不愿意收纳，“子”部又嫌其不够荒唐曼妙的作品。这种写作和流传传统，我把它称为“断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系列书中，把它称为“历代史料笔记丛书”。其实这是一个人在最自由的状态下的写作境遇。这样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是偶然，更多的都是残篇断简或者干脆直接被焚毁和删节了事。而细细推断起来，清朝以前有太多的作品，其实都有无目的性。

这个传统延续的是写作最坚实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将其称之为“无目的写作”。

不管是文学还是科学，不管是史学还是经学，如果一个人创作一个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个暂时的工程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功利的话，那么这个作品的气场一定很低下，格局一定很狭隘。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其实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就够了：有目的与无目的。如果一个作品是为了完成某种信念或者任务，那么这个作品一定无法成为经典。如果某个作家是出于无目的或者不得已，那么这个作品就有成为优秀作品的前提。看一看老舍的《茶馆》和《西望长安》就知道，这两部作品的优劣，一比便知，而让其优劣出现的原

贪婪地挽吸吮雨水（《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章节选）

 冯永锋

北京是最近才开始化害把利，盛情挽留雨水。把雨水留在城市，而不是像过去，把雨水赶出城市。北京过去的建城策略，几乎都是驱赶型的，让雨水快速汇入管道，逐入江河，推入大海了事。而没有想过，其实地面之水天上来，雨水是天空给大地最仁慈的滋润。

2000年6月，世界环境日，国家环保总局把一些热心环保的人士，聘请为“环境大使”。李皓、汪永晨、廖晓义、唐锡阳、崔永元等都位列其中。聘请会上，“大使”们轮流发言，李皓说：“北京的地表全都是沥青，这样不利于水下渗，应当把所有的砖都换成透水砖，让所有的路面的雨水都能自由下渗。”不久，李皓又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发现，这段马路虽然在铺透水砖，但是施工队却是在铺了一层厚厚的水泥之后，再将透水砖铺在上面。硬化地面有四大危害，一是完全阻止了雨水直接渗透入地，不下雨时，地面又极为干燥；二是大量反射、吸纳然后释放太阳的辐射热，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三是由于雨水难以补充地下水，城市的地下水位难以回升，使城市的绿化需要借助外来水源；四是对于冬季降雪的城市，硬化地面易结冰，顺滑，交通出行困难，同时让雪水难以与大地交接，融化时无法下渗。

6年之后，北京开始尝到了雨水利用的好处，开始大面积铺设透水砖。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表面的砖被掀起，下面厚达几厘米的水泥被破碎后运走，现场清除之后，施工队再铺上厚厚拌有微量水泥的沙子，然后才铺上厚厚的透水砖。但是，根据杭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徐文霞的说法，“城市初次雨水”其实很脏，“我们测了一下，刚刚下到城市地表的雨水，COD在500以上，已经高于一般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口的水质标准。因此，这样的水似乎也需要处理一下再放归自然。”

2006年9月份的一天，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与北京市科协在著名的循环经济示范区蟹岛举行了一个公民科学素养方面的研讨会，中国科普研究所的专家翟立原公布了最新的公民科学素养“基本原则”。同时，北京朝阳区科协主席李春霞，很激动地谈起了科协帮助一个社区发展雨水利用的成功项目。她说：“其实在国内，一些出于公众的需求而引发的社区科普活动也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位于地势低洼地区，每到雨水季节，齐腰深的积水让居民们苦不堪言。社区特意请来专家研讨，并开展了‘雨水利用科普示范工程’，在每栋楼里、

新京报今天刊发我对此临汾村民下跪一事的评论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8/03-04/1180635.shtml

法院该支持环境污染案件了

冯永锋

这一次，山西临汾整整一个村的村民没有上访，没有“散步”，没有找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帮助上书，而是集体在一家化工厂面前跪下。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请这家没有通过环评的非法化工厂，停止生产，停止排污，停止伤害。

然而没有用，化工厂在众人的膝盖面前，仍旧肆无忌惮地运行。当地政府对这样的事件，仍旧不闻不问。

有意思的是山西省，去年曾经出台过一个政策，要对“节能减排”做出贡献的官员进行奖励，当时，他们认为山西最糟糕的是空气，因为，政策给出的风向标是：如果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好转，地方一把手可以得到200万元的奖金。这个奖励政策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也不知道最后执行了没有。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该重奖领导，而该重奖群众，对促进地方环境保护事业有突出贡献的群众，应当予以奖励。

而今天，面对一批整齐的膝盖，我的另一个反应是：环境责任追究不落实，法院不给环境污染受害案件立案，那么，中国的环境污染，就仍旧会蔓延下去，直到把全中国，都毒害尽光为止。

因为，全中国的法院，一听说是环境污染案件，马上就想出无数的办法推脱，不给立案。即使勉强立了案的，也是用“证据不清”之类的消解术，包庇施害方；按照最朴素的道理，也应当主持公道的政府和法院，却豢养着一批铁石心肠、缺肝少肺的人，居然依仗神圣的法律，继续伤害已经被环境污染伤害得求告无门的人们。

2007年6月份之后，国家环保总局陆续联合各有关经济要害部门，推出了一大批“环境经济政策”，从绿色信贷到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绿色税务，再到排污权交易、区域生态补偿等。据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经济要害部门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中来，费了很多谈判的口水，开了无数次的会，来往了无数份的公文。当一件件环境经济政策陆续出台的时候，有人开始欢呼，说中国环境保护口子终于扎紧了，以后，企业要想再污染，将变得非常困难；环境保护，将变得一天比一天容易。

然而，“绿色信贷”和“绿色

“洗水”其实是“造水”（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

冯永锋

北京共有永定河系、潮白河系、北运河系、大清河系、蓟运河系五大水系，涉及河流上百条。据北京市环保局2006年底的“水质月度公报”，在诸多河流中，潮白河系水质最好，水系范围内没有一条劣五类河流；北运河水系最差，几乎全面严重污染。

可能有人不知道，早在五十年代，北京就修建了酒仙桥污水处理厂。这是北京第一座污水处理厂。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00万吨，是全国目前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所有的人都知道，水流入一个城市，并没有消失，只是弄脏了。流进来的水量，应当与流出的水量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北京那么缺水？就是因为北京没有在污水净化上下工夫，“洗水”产业不发达，因治污而造水的能力太差。既然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迫害了沿途生灵，又让北京丧失了对其他地域的水资源补偿能力。如果净化了，即使不能够“中水回用”，只需要将其放归河流，在河道中自然更新一段时间，到下一个城市再使用时，也至少是“二类地表水”。可有意思的是，水流入北京，就像被北京给吞咽了、隐藏了似的，污水出城之后，似乎连进污水处理厂的力气都没有，就那样凭空消失了似的进入“北京排污沟”，与其他的排污沟一起，图谋把渤海变成死海。

1949年之后，北京城区内，垃圾和污水是污染最明显的。垃圾是搬运出城，污水的办法则有三招，一是把明沟改为暗沟，二是干脆把沟渠苇塘填平；三是兴建雨污分流的排水管。 

首先治理的是龙须沟。龙须沟自天坛西北角，向东南流处护城河，外城有大片地区的雨水、污水云集于此，当时是北京最大的明沟。龙须沟改为暗沟，在上面修建了翻身街和向荣街；工程竣工后，老舍创作了话剧《龙须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此后，大石桥、夕照寺、右安门内、陶然亭、铜法寺、李广桥、泡子河等7处明沟也都改为暗沟。

龙须沟边的金鱼池被填平，修建了金鱼池街；南护城河全部改造成了盖板河，上面修建了前门东大街和崇文门东大街；东西护城河也因为献身给了环城地铁和环城道路；广渠门内的明沟填平后，修建了广渠门内大街。1971年，太平湖在修环城地铁时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

当然，北京也陆续疏浚了和人工改造了一些地方，比如“六海”疏浚、陶然亭公园整治、凉水河疏浚、紫竹院废田还湖工程、故宫的护城河—

北京的水格局（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

冯永锋

1908年，清朝还在，当时的农工商部大臣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折，请求兴办“京师自来水”。10天之后，奏折批准下来了，官督商办，采用“招商集股”办法，拟招华股银300万元，分为30万股，每股10元，由天津银号担保；为保障民族利益，不接受外国人投资。但中国的水工程能力非常差，因此，整体由德国人设计、建造，购买的设备也都是“德国造”。水源选在孙河（沙河与清河汇合后，流到北运河前，称为孙河）。水厂设立在东直门外。1911年开始供水。随后，不断扩增；由于地表水的水质一直受到质疑，加上夏天的河水多沙，秋冬时容易上冰，1937年后，水厂陆续开始打深井取水。到1949年前，北京自来水公司日供水能力8.6万吨，用水人口63.6万人。绝大部分居民，并未受这些新文明的恩惠，仍从井中打水，或者从手推车、售水站买水使用，而京城内的这些水井，主要由山东的“水阀”控制，获得生活之水，并不那么自由。

北京城过去主要饮用井水，光绪年间编纂的《京师坊巷志稿》统计，当时内城有井701口眼，外城有557眼。不过这些井水大部分是苦水——因为地表水受污染下渗所至；只有少数是甜水，因此，北京的胡同里老回荡着让人怀念的“卖甜水”的声音。

而现在，北京城区有11座水厂，郊区有9座水厂，同时有大量的自备井，自来水设计供水能力约300万立方米/日。北京自来水集团的资料说：“首都供水安全可靠”。

北京一直是缺水的城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北京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的讨论中，反对者中就有一派原因：北京自金、元以来就缺水，水源制约着北京的发展，而工业都是耗水和污水的。当时，尚未想到“人业”问题，也就是人口过度集中的瞬间需水量的问题。

北京又是受水灾威胁的城市，1686年，康熙皇帝将“无定河”改名为“永定河”，希望它不再泛滥。然而，永定河堤防仍旧经常漫溢溃决，危及京津。

这边找水源解干渴，那边治水害、防洪水，是建设首都的首要条件。因此，能想出来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修建水库，控制洪水，均峰匀谷。

1951年10月，北京首先在西北部建设了官厅水库，它是永定河流域的骨干工程，总库容22.7亿立方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加固之后，总库容增至41.6亿立方米，但据2006年11月份的一份公报，只存有水1.4亿立方米），控制永定河流域面积的97%，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

北京水现实故事（4） 侯仁之院士救水（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章）

  冯永锋

    当然，北京也在拼命救水。

    “让北京水系恢复生机”，历史地理科学权威、北大教授侯仁之院士，不少精力放在研究北京历史变迁，他一直在呼吁北京市的管理者善待北京水系。

侯先生自己也是深受北京震撼的人，1984年他给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序时说：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做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达到了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地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象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时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

    但实际上，学者的“雨露”反哺着北京旧城，是他们柔弱的两臂，每每力挽狂澜于既倒。

    1949年，当侯先生乘船飘洋过海回到北京三天后，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不久，应梁思成邀请，侯仁之参加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当时在首都规划中，有一项是以海淀镇为中心建设文化教育区，而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海淀地区进行地理考察。侯仁之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在上交的报告中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正是在这项研究成果的指导下，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开始发展起来。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目的是承认缔约国境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作予以保护。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