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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
最近云南有个领导兼代表在对外国媒体发飙,居然说民间环保组织一直苦口婆心地劝导“请云南在发展时注意生态保护”这一理念,是在盼望云南人民继续贫穷下去;是在盼望有人去云南“生态旅游”时,再看到云南人民“住在树上”、“穿着兽皮跳舞”,以满足其残忍的猎奇心。
类似的论调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过去报之以轻蔑的一笑,是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有些低级。现在,又一次看到一些人还满怀误解和敌意地对待民间环保人士,就免不得要出来饶舌一通。
这位领导兼代表说这话的目的,想来是给云南近年来大肆开发水电、矿产辩解,想来是想给其为了一点点纤维就出卖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辩解,想来是想给其为了一点点可怜的橡胶就出卖热带雨林辩解。
想来更是给其低劣的发展和保护的“智慧”辩解。
说这话的领导真是太不了解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了。在中国,最先感觉到环境苦难的人,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技术专家,更不是水电公司的人、冶炼公司的人、化工厂的人、焦炭公司的人、采矿公司的人,甚至不是每一行都活跃异常的各路学者,而是一些心性敏感的文人,而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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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风度的作家代表
——再评二月河的“作家免税论”
冯永锋
中国人一向喜欢推卸责任,自家门前的雪不是要扫到别人的门前,就者倒进公共的水沟里。推卸责任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无能、创作效率低下、优质品率低找到最好的借口。因此,当作家说到处说社会风气不好、待遇太低、税率太高、出版社克扣得厉害、刊物编辑素质不高、读者领悟力不够、悬赏的奖金不够养活一百代人,之类之类之类的“提案”“建议”,以给这个群体数十年上百年无法推出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找几滴社会同情的泪水的时候,你一定要报之以淡淡的一笑。
同时,你的心中,要对二月河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慢慢地升起一个疑问: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哭穷,要特殊政策,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一个人,最正常的活路是独立生存、自食其力地生存、顽强地生存、自然地生存,而不是依靠扶助来生存。除非,这个人遭遇了不可抵抗的残疾和病痛,或者生来是歪曲和邪恶的,才需要社会的公益力来特殊的怜悯和救治。
二月河其实没有什么错,因为所有的行业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都认为自己需要享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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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不再需要新闻
——我看新闻自由度和新闻法
冯永锋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主持的《2005-2007中国新闻度观察报告》据业内专家说很有开创性,不管其研究方法是否太稚嫩,不管其研究结果是否需要找到更多“以理服人”的证据,但终究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研究,具有极好的突破性意义。
然而,3月2日下午的一场研讨会下来,我个人脑子中有一个突然冒出的想法像只苍鹰一样在我头顶盘旋不去:假如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虚构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得出了一个更加虚构的答案?
“虚构的敌人”是我一年前在力图写的一本小说,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触想一块模糊的区域:我们社会不仅有太多虚构的敌人、虚构的荣誉、虚构的成功、虚构的问题和答案,而且有太多虚构的评定标准和“研究体系”、价格观。这种虚构性在中国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有太多的人,毕其一生,无法与真正的知识靠谱,无法与真正的情感相通,无法得到真正的力量。最早我想写的“虚构的敌人”是军队,因为全世界有太多的士兵终身都在筑一道墙,并且非常严肃地相信墙那边有一群人试图侵犯他们的国土,试图颠覆他们所忠实服务的国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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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当上更多的税
——兼评作家免税论
冯永锋
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提出要给作家免税的“创意”的时候,我正好到这位优秀作家的故乡河南南阳,调查一个天然林破坏的事件。这个事件在河南已经上演了四五年,由于持续的偷盗和砍伐,南阳已经从一个生态良好市,坠落为生态灾难频发市。这个当地人引地为荣的作家,没有看到现实的苦难,倒是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提议,难免让我吃惊不已。
中国的写作,其实是要分成两个状态的,一个叫无目的写作状态,一个叫有目的写作状态。自从有了明确的稿费制和出版社之后,作家的群体意识在发生分裂。不敢说在清朝以前的写作都是无目的的、迫不得已的、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但至少,清朝以前的绝大部分作品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稿费,不是因为发表,不是因为攀功,不是因为谄媚,不是因为追求“留芳千古”,而是,因为一个人“美好自然的发泄”。
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有很多的天才,但肯定有更多“自然地写作”的人。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写作史,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除了较为流传的“经史子集”这样的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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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地挽吸吮雨水(《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章节选)
北京是最近才开始化害把利,盛情挽留雨水。把雨水留在城市,而不是像过去,把雨水赶出城市。北京过去的建城策略,几乎都是驱赶型的,让雨水快速汇入管道,逐入江河,推入大海了事。而没有想过,其实地面之水天上来,雨水是天空给大地最仁慈的滋润。
2000年6月,世界环境日,国家环保总局把一些热心环保的人士,聘请为“环境大使”。李皓、汪永晨、廖晓义、唐锡阳、崔永元等都位列其中。聘请会上,“大使”们轮流发言,李皓说:“北京的地表全都是沥青,这样不利于水下渗,应当把所有的砖都换成透水砖,让所有的路面的雨水都能自由下渗。”不久,李皓又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发现,这段马路虽然在铺透水砖,但是施工队却是在铺了一层厚厚的水泥之后,再将透水砖铺在上面。硬化地面有四大危害,一是完全阻止了雨水直接渗透入地,不下雨时,地面又极为干燥;二是大量反射、吸纳然后释放太阳的辐射热,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三是由于雨水难以补充地下水,城市的地下水位难以回升,使城市的绿化需要借助外来水源;四是对于冬季降雪的城市,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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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今天刊发我对此临汾村民下跪一事的评论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8/03-04/1180635.shtml
法院该支持环境污染案件了
冯永锋
这一次,山西临汾整整一个村的村民没有上访,没有“散步”,没有找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帮助上书,而是集体在一家化工厂面前跪下。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请这家没有通过环评的非法化工厂,停止生产,停止排污,停止伤害。
然而没有用,化工厂在众人的膝盖面前,仍旧肆无忌惮地运行。当地政府对这样的事件,仍旧不闻不问。
有意思的是山西省,去年曾经出台过一个政策,要对“节能减排”做出贡献的官员进行奖励,当时,他们认为山西最糟糕的是空气,因为,政策给出的风向标是:如果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好转,地方一把手可以得到200万元的奖金。这个奖励政策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也不知道最后执行了没有。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该重奖领导,而该重奖群众,对促进地方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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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其实是“造水”(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
冯永锋
北京共有永定河系、潮白河系、北运河系、大清河系、蓟运河系五大水系,涉及河流上百条。据北京市环保局2006年底的“水质月度公报”,在诸多河流中,潮白河系水质最好,水系范围内没有一条劣五类河流;北运河水系最差,几乎全面严重污染。
可能有人不知道,早在五十年代,北京就修建了酒仙桥污水处理厂。这是北京第一座污水处理厂。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00万吨,是全国目前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所有的人都知道,水流入一个城市,并没有消失,只是弄脏了。流进来的水量,应当与流出的水量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北京那么缺水?就是因为北京没有在污水净化上下工夫,“洗水”产业不发达,因治污而造水的能力太差。既然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迫害了沿途生灵,又让北京丧失了对其他地域的水资源补偿能力。如果净化了,即使不能够“中水回用”,只需要将其放归河流,在河道中自然更新一段时间,到下一个城市再使用时,也至少是“二类地表水”。可有意思的是,水流入北京,就像被北京给吞咽了、隐藏了似的,污水出城之后,似乎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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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水格局(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问水”)
冯永锋
1908年,清朝还在,当时的农工商部大臣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折,请求兴办“京师自来水”。10天之后,奏折批准下来了,官督商办,采用“招商集股”办法,拟招华股银300万元,分为30万股,每股10元,由天津银号担保;为保障民族利益,不接受外国人投资。但中国的水工程能力非常差,因此,整体由德国人设计、建造,购买的设备也都是“德国造”。水源选在孙河(沙河与清河汇合后,流到北运河前,称为孙河)。水厂设立在东直门外。1911年开始供水。随后,不断扩增;由于地表水的水质一直受到质疑,加上夏天的河水多沙,秋冬时容易上冰,1937年后,水厂陆续开始打深井取水。到1949年前,北京自来水公司日供水能力8.6万吨,用水人口63.6万人。绝大部分居民,并未受这些新文明的恩惠,仍从井中打水,或者从手推车、售水站买水使用,而京城内的这些水井,主要由山东的“水阀”控制,获得生活之水,并不那么自由。
北京城过去主要饮用井水,光绪年间编纂的《京师坊巷志稿》统计,当时内城有井701口眼,外城有557眼。不过这些井水大部分是苦水——因为地表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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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现实故事(4)
侯先生自己也是深受北京震撼的人,1984年他给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序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