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承担之镜
胡桑
两位八十年代出生的四川诗人：阿索拉毅和郑小琼，都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诗坛上。这正好是两位我比较关注的当代诗人。阿索拉毅是“彝族史诗诗人”，以其“少数民族”身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小凉山深处；郑小琼是“打工诗人”，以“打工者”身份居住在中国经济的试验前线——珠江三角洲。其实，对于这两位诗人，与其说是“居住”，不如说是“隐居”。一位“隐居”在时代之外，一位隐居在时代之前沿。有必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隐居”与中国传统文人标榜独立品格而进行的“逸乐”生活无关，这里的“隐居”代表着与时代及当代心灵的关系。
郑小琼“隐居”在时代的最前沿。她在访谈中多次声称，尽管有很多次机会离开现在的工作环境到更加优越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选择东莞一家工厂的车间，来完成自己的与诗与人生。
我并不打算用身份政治来解读郑小琼的诗。所谓“打工诗人”对我来说有些虚妄。诗乃庞大之物，时代更为庞大。没错，诗人的宿命是自我。对于郑小琼来说，这个自我即中国南方的一家五金厂。但诗人宿命的涅槃处在于诗。所以，我们不能在起点上谈论郑小琼的外衣，而应在终点处与她的内在面对面。
与郑小琼相识许久，却从未谋面，只通过“诗”来认识她。我甚至经常想不起她是四川人。对我而言，她是一名与祖国、社会、工厂、经济以及钢铁做顽强抵抗的诗人。她在《生活》一诗里，写过自己的生活状态：“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就在同一首诗里，也写了故乡（“月光来自于四川”）还写过“孤独与疼痛”。这是她所谓的“打工诗人”的真实状态。但她的诗无论在语言的纯洁度上，还是在语言与经验的默契程度上，抑或在诗对历史的消化和瓦解意义上，都比一般的“打工诗人”做得很出色。郑小琼诗歌的词语显得很“合适”，不偏不倚，合适而不中庸，这来自她对现实的尊重，自我的敞开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时间的切身体验。在她的诗里，我读不到语言的自我繁殖，而遍布一些活着的带血肉的词。“时间”成为郑小琼的词语的承载物。她写着自足自为“神秘而缄默”的时间：
时间没有动静，它神秘而缄默
——《交谈》
（本文所选诗句均出自《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
一些命运不可思议的形成历史，时间偏向梦中
悲伤寄托扑翅之鸟，在遥远的大海尽头
——《蜷缩》
她返身看看回忆的造型，啊
多么透明！时光此刻也停顿
——《病中作》
草木还保留着旧有朝代的秩序生长
窗外的河流如秦朝时一样流动
啊，今天却已换走了昨天
它们挤出了时间的皱纹
——《草木还保留着旧有》
寂静的光阴穿越荔枝林，傍晚的光线
照亮落花，啊，遍地的落花与光阴
——《光阴》
一些往事从回忆中掉了出来，它们潮湿
忧伤，灯火已照亮眼角渐起的皱纹
——《时光》
郑小琼的“时间”是具有生命的，或者至少是实体的，它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进化轴线，而是事物栖息的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事物本身。郑小琼能够把事物写得真诚，即恢复事物的尊严以及时间的尊严。她的抒情主体没有自我关闭，也不具有暴力，而向事物/时间开放。当代诗歌中，这样的“自我”少有，我们有的是欲望宣泄，或者反向退入无自我的词语形式主义。短诗《安慰》可以视作郑小琼对“自我”的坚持和清醒：
我有一颗明亮而固执的心，它有自己的懊恼
忏悔，茂密的不幸与劳累，微小的怨恨
它们侧身过来，浸入我身体柔软的部分
成为遥远的事物，在我的血液和骨骼
转动，制造出希望，疼痛，疾病，幸福，
这些图纸，线条，器具，它们会对我说
在生活中我们相遇也将相爱，我在
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涌动如潮汐的
未来，我收集着的爱，恨，青春，忧伤
正被流水线编排，装配，成为我无法捉摸的
过去，理想，未来，它们与爱情，亲人纠缠
似一根古老发黑的枝条，等待某个春天来临
我的往昔已沉入蔚蓝的天空，剩下回忆似星辰
若隐若现，安慰着我孤独而温暖的心
这样的“自我”不侵略，甚至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因而不溃散、不漂浮，但分明有些忧伤。有趣的是，或许是出于疏忽，或许是有意为之，诗集《郑小琼诗选》里另有一首《明亮而坚固的心》与这首《安慰》大同小异，只是一繁一简，《安慰》可以看作是《明亮而坚固的心》的浓缩版。这可能是一首诗在不同时期的两个版本。而何者在先，何者在后，我不得而知。我更喜欢那个浓缩的版本，《明亮而坚固的心》里的“生活疲惫如一根古老发黑的枝条”在《安慰》里版本是“亲人纠缠似一根古老发黑的枝条”。在这里，即使没有传统，没有汉语的古典词语，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中国式的自我，一个“纠缠的自我”，与中国的价值、伦理意义系统相互纠缠的自我。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纠缠中，郑小琼的自我依然“明亮而坚固”，“纠缠”即交流，即开放。
在我的阅读视野内，八十年代出生诗人中，小雅的诗有些硬，老刀的太软，王东东的很散，茱萸的过密，阿索拉毅的激烈，方石英的温情，能够做到“合适”二字的，大概是唐不遇和郑小琼了。关于唐不遇的诗，我可能会另文撰述。这里只看郑小琼。
每一时代的诗歌总会抵达自己的高地，并在这里完成自己的表达任务。我想，郑小琼的诗不知其所以然地抵达了“合适”，她掌握了诗歌的一种“度”，或曰“平衡”。
所谓诗歌本身，郑小琼自然是不信的。我也不信。郑小琼的诗歌技术无疑是完美的，但去做一名技艺纯熟的当代诗人，这显然是她不以为然的事业，她对批评家热衷的诗歌本体论无动于衷。她的诗，在我看来，是承担者的诗。在中国，这样的诗，少有。中国的当代诗人不是迷失在语言中、遗忘主体，就是沉溺在主体中、遗忘时代，或者沦落在时代中、遗忘诗。郑小琼却能够达到这几者的平衡。这样的诗人不多。
郑小琼的诗是外在形式与内在灵魂、批判与抒情、形式与内容、时代的解剖与自我的放逐之间的平衡。其实，对于“批判者”郑小琼，我少有关注。而“批判者”郑小琼正是她备受称赞的长诗中汩汩外涌的形象：
在这个不祈求上帝的年代，教堂如雨后春笋一样拨地而起，啊祈求的钟声像飘柔香水一样雾气缭绕，它们清洗着我的背，它们在清洗着我的嘴。我信仰的诗集让一个时髦小姐撕了三页走进了公共厕所。官商们共建的楼群在不断的繁荣着腐败虫与贪污鸟。一个讨不到工钱的外来工从第四十八根铁柱跳了下去，他白色的脑浆迸地。此刻伟大的《劳动法》正在桑那女郎的三角裤里微笑。“向伟大的时代致敬吧！”报纸如此说。反腐的公仆和商人在卡拉OK搂着一个从乡下来的少女发泄他们的欲望，一个派出所长借助法律带走了三个妓女，然后将她们压在身下。贩卖良心与血肉的传销公司歇斯底里的呐喊：“我们要发财！我们要发财！”三个走私犯在说着走私过来的旧彩电，从国外殡仪馆的死人身上扒下的名牌衣服。一个海关员的情妇。用女血和童贞装饰的霓虹灯里的夜总会挂着的居然是某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的金字招牌，它在妓女们的淫笑中闪闪发光。人行天桥上八脚蜘蛛编织的人情八卦图中一个热血青年怀抱吉他在叫喊“大中华”他的一行热泪不能感动一个过路的行人，他的爱国热情像一片垃圾，让人扔进粪坑。
——《人行天桥》（长诗）
这里的引用已经十分保守。原文滔滔不绝、锋芒毕露、连篇累牍。这样的罗列将是可怕的，可怕的不仅是那种急速下坠的语流，更在于那种极为暴力的诅咒。同时这种罗列难以完结。一种平行的而不是渐次深入的写作是不可能完结的。而这样一种平行的批判在我看来，如同它的形式，并不那么有力。如此激烈的郑小琼偶尔也会出现在短诗里，但主要是在她几篇长诗里，比如《魏国记》的后半部分、《完整的黑暗》的中部、《幻觉者的面具》的中部、《村庄史志》的后面。此时，写短诗的郑小琼完全失去了理智，失去控制，自我开始糊涂。这大概可以解释为，长诗这样一种相对缺少规范的形式助长了在短诗里控制得相对较好的“批判者”郑小琼的激烈。形式不仅是一种策略，可能还左右着革命的有效性。
其实，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一直潜伏在郑小琼诗的内部，但这种紧张并未喧宾夺主，扼杀更为根本的“诗”：“也许你和我的心中，都对现实的不悦/却转身从遥远与虚无的事情寻找安慰”。（《胃》）
相比较而言，郑小琼在短诗里实现的比要在长诗里追求的东西更有力。原因在于，她的长诗所处理的时代是赤裸裸的，并没有通过诗的内在张力得以呈现出丰富性。而她的短诗不仅尊重时间，也尊重时代，或者在于时代的迂回纠缠中，实现对它的批判。
尽管，长期以来，我读的更多的恰恰是她的长诗，这些长诗对时代的批判痛快淋漓。可我现在真正关心的是，她如何承担这个时代。有一次郑小琼对我说，“对于时代，我们批评太多，承担太少。”这句话当时很触动我。这次，《郑小琼诗选》的出版，使我得以全面地阅读她的诗。在阅读中，我终于与“承担者”郑小琼晤面。她的诗在批判与承担之间亦取得平衡。这就是写长诗的郑小琼与写短诗的郑小琼之间的默契与统一。
事实上，在长诗和短诗之间分野的两个郑小琼是内在综合的，正是我的“批判”视野的作祟，才强行区分出了两个郑小琼。郑小琼就是郑小琼。批判者的郑小琼就是承担者郑小琼。一些批评家所谓的责任、良知与这时代的丑恶和弊病一起被郑小琼内化了，或者毋宁说是“承担”了。而“承担”的结果并非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傲慢，而被是一种被郑小琼称为“耻辱”（长诗《耻辱》）或“黑暗”（长诗《完整的黑暗》）的东西。以前，我比较关注郑小琼诸如《魏国记》、《完整的黑暗》的长诗，因为其对时代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令人过瘾。现在，当读完郑小琼的长诗和短诗，我发现，郑小琼的两个鲜明的姿态——批判或承担，直面或返回，并不是割裂的，同样不存在服从关系，而在进行内在的对话。我把这两个姿态看作“打工者”郑小琼和“回乡者”郑小琼的内在痛楚的真实书写。“打工”面临的是残酷的现实，“回乡”是在记忆的温馨回顾中的突然跌落。故乡已不存在。而故乡（村庄）的破坏，恰恰是她所置身的现代试验田的负面效应。
事实上，郑小琼的长诗并非铁板一块。《村庄史志》、《河流：返回》、《树木》之于《人行天桥》、《魏国记》就是异质的，前者是后退的，后者是激进的，而《耻辱》处在中间。向内的郑小琼保证向外的郑小琼的有效性。不然，《人行天桥》这样的批判的诗，于时代毫无痛处（诗改变不了时代的秩序），于诗则全然无益。而向内的承担的郑小琼用一种放弃自我的努力来赢得诗和时代的同情。她的自我放弃/敞开至少从根本上打动了我。如果她执迷于自我，而不懂得体验绝望，那么郑小琼就会完完全全退化为一名“打工诗人”或者“乡愁诗人”，而不足以成就如今的郑小琼。
这些年，我努力地
做一个纯粹的人，写诗，读书
现实的烟火却不断地呛着我
受伤的手指，失业，贫困，疾病
它们改变着我，我在迷茫中活着
偶然为一些远方的事情忧郁
在奔波中将自己花掉，让一些词
布满我的生活，它们是耻辱，忧伤
孤独，还一个安静的词：诗歌
——《给》
诗集中，这样的诗，无处不在。这样的诗不是语言的自我意淫，不是主体的自我狂欢，不是“现实”的凌空高蹈，而是承担了“耻辱”与“黑暗”的绝望之诗。批判的锋芒、诗的自主与主体的觉醒全部到场。或者说，这样的“自我”等待一切事物的到来和进入。现在的中国，幻觉和意识形态盛行，人们活在虚假的梦里。我们需要这样的诗，来澄清事物（或叫做现实）的基本面目。我把《人行天桥》等诗看作郑小琼等待事物到来过程中的焦躁不安的过渡期，她毕竟年轻，因为事物缓缓迟到，而改为主动进攻。于是就出现了《人行天桥》中事物的强行出场（比如一些当代名词的机械罗列）。如果，她一直按照这种强制性写作的路子进行下去，我想她将毁掉整个写作。幸好，写短诗的郑小琼一直在牵制着这个偶尔蹦出来的强制的郑小琼。诚如前述，在短诗里，郑小琼保持着对“时间”尊重，而不对时间进行宰制、凌辱和阉割。
郑小琼的诗，我曾经读得最多的是长诗《魏国记》，虽然我一直以为长诗不是诗的桂冠，但我喜欢这首诗。它一度改变了我对时代和诗的一些态度。如今，我无比重视郑小琼的短诗。她的短诗，声音沉静、质地均匀、意象坚实。这里面有爱情诗、怀乡诗、冥想诗，但贯穿其中的都有一个“承担者”郑小琼的声音：耻辱、忧伤、困于黑暗，一个开放的“自我”所承受的时代的重压，郑小琼的才华在于能身临其境地传达出这种压力，这让她的诗变得独特：
我只是一个空心人，已在耻辱中活着
难道还不够！还习惯了带面具的
举手与言谈，还要我抛下
青春与愤怒，我欠满愧对祖先的
债务，他们用血用生命用伟大的爱
换来的祖国，却滋养我这个寄生的人
我触摸着乡村与城市的边缘，面对
爱的残余，我们的沉默将是抹不掉的耻辱
——《耻辱》（长诗）
“空心人”是郑小琼经常写到的意象。这个借自艾略特的意象，是在中国当下现实里找不到意义的一群人的象征。长诗《耻辱》是比较晚近的长诗。整篇诗完成了对“耻辱”的体认。自此开始，郑小琼不再进行过于激烈的批判，尽管“批判者”的形象在中间依然若隐若现，但取而代之的更主要的已经是主动去承担这个充满谎言和毒时代的各种后果，即她已经知道了诗人和诗在这个时代的限度。虽然这样的“耻辱”她早就在短诗中写出来了。这种“耻辱”的体验是伴随着忧伤和孤独的：
上帝仍然活泼而乐观
我们用诗歌承担着他带来的忧伤
——《耻辱》（长诗）
谁来安慰我们内心的孤独与迷惘
——《耻辱》（长诗）
在她的短诗里，这种“忧伤”是我们这个时代给予的，它经常与“铁”和“异乡”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铁”这一意象是郑小琼勉强能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铭记，那么，“忧伤”又使得“铁”这一意象脱离了“打工”的束缚，开始自由飞翔，沉重的飞翔。这种飞翔是痛苦的，正如她笔下的“鸟”，这只“外乡的鸟”，带着“肉体里的忧伤”起飞。
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
和莫名的忧伤钉起，把打工者的日子
钉在楼群，摊开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
——《钉》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生活》
去年，已随着它入海，荔枝林间
青葱的树叶将它照得发亮，有鸟在水边
照见它羽毛里忧伤，这只来自外乡的鸟
触摸到肉体里的忧伤。
——《水流》
对于郑小琼来说，“忧伤”是内在的，本质的，庞大的，并非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与“耻辱”一样，是对生存的概括。郑小琼的诗和其他八十年代出生诗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她喜欢用大词，而这些大词在她那里并不令人尴尬，或者说，她能够恢复词语本身的尊严。这也是我前述所谓郑小琼之诗“合适”特征的表现之一。比如“黑暗”这个词，是她常用的大词之一：
黑暗扭结缠绕，我走在它们中间，走在悲伤的沉默中
——《蜷缩》
近处的灯也不肯泄露时代的悲剧
只有冰冷的眼眺望着裸呈的黑暗
——《图书馆》
无声的黑暗吞没了多少万户紧闭的乡村
——《深夜三点》
在黑暗中，与我的命运抱在一起
——《河流》
沉滞而耸立的黑暗，它似锋刃
——《耻辱》（长诗）
通过细读可以发现，她很少在物理和视觉意义上使用“黑暗”这个词，“黑暗”常常是“忧伤”、“悲剧”有关。它甚至可以是一种命运，或者一种大于我们的力量。在一首诗中，她终于把“黑暗”和“祖国”（她很少用“中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祖国的焰火仍将你灼伤”，身为中国人，无论是工人还是诗人，这种“黑暗”的痛楚是无处不在的，它时代深处的一些东西：
祖国像一场梦被悬挂在黑暗中
百姓们的朝代还在蛹中，我沉缅于
身体的回忆，山河在飞蛾的翅膀里
颤栗，如果风吹皱鹅毛一样人民
风中坚强的少女还在忍受饥饿与耻辱
青草弯曲在树叶间的黄昏一束光
淋湿了黑暗，它无声地转身
在水面，逆向飞行，在淡蓝的火焰间
你不是飞蛾，祖国的焰火仍将你灼伤
——《蛾》
这样的“黑暗”我们可以具象化为中国南方的一家五金工厂或者叫做一个“黄麻岭”的村庄，或者是一位“打工者”的痛苦和绝望。但这都不足以明示郑小琼诗歌的意义。对我而言，外在的现实固然重要——它造就了郑小琼的诗是这个时代的诗，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分明感到了，在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接近郑小琼的诗的时候，令我难以释怀的，不是令人愤恨的工厂、零件、机台、人行天桥、妓女、断指和偷情，甚至也不是那些令人忧伤的故乡的树木和河流，而是所有这些事物加起来在郑小琼诗歌内部所折射的耻辱、痛楚和绝望，再加上她对诗歌形式的天生敏感（天然的“合适”），使得她的诗是成为“佳构”，使得她的诗不仅记录了时代，更呈清了时代的心灵状态。所以，郑小琼不是一面被动或主动“反映”的镜子，而是一堆因时代的重压而破碎的镜子碎片。我们除了窥视镜片中五彩斑斓的时代，还应看到镜子本身因为承担而招来的破碎。“那么多被历史磨损的面孔，他们/留下那么点点的碎片，像在旷野/闪忽着的火花，照亮冰冷的被篡改的历史”。（《交谈》）对于郑小琼来说，“嚎叫”其实是哭泣，“爱”其实是孤独，“完整”其实是破碎。这些能击溃我们的诗歌神经。
2008.5.30—31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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