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并且因为曾经赴日本、美国和前苏联访问演出，成为中国早期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京剧演员。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尽管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传记片，但是却因为以传记片的形式呈现，被很多人看成是有关梅兰芳一生经历的记录。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大众媒体做了大量的前期宣传，影片播出后，在中国戏剧界产生强烈反应，对电影与史实之间的距离，有诸多公开的和私下的批评。
电影《梅兰芳》与历史上的京剧演员梅兰芳之间的关系，因此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要把生活内容极其丰富的梅兰芳拍成一部电影，难在剪裁，难在如何平衡梅兰芳的戏和他日常生活的份量，电影用了四个片断，东拉西扯地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每段都有可看，还有悬念，难得。据说好莱坞的传记片也鲜有好看的，相比起来，《梅兰芳》就算是中上之品了。至于它没有在国际上获奖，那并不是用以证明一部电影优劣的唯一标准，完全可以不以为然。至少它有很好的国内票房，在日本等国的放映，也有很积极与正面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它获得了一部商业电影应该获得的成功。
2009年是南开话剧活动100周年，有关话剧在中国最初的传播，以及北方话剧活动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话剧的早期传播路径，涉及到话剧史以及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写法，因此一直有不同的声音。2007年我曾经撰写过相关文章，指出中国的话剧史不应该从1907年开始，尤其是不能单纯地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的戏剧活动为起点[1]，今天我们再来看南开的早期话剧活动，足以进一步展开这一话题。
有关南开早期话剧活动的资料并不少见，仅以马平的《张伯苓与南开新剧团》和《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两文而言，对南开早期话剧活动的记载，就已经足够引起注意。从学术史的角度以及从历史的公正叙述角度出发，希望能多地关注南开早期演剧的相关意见，也多有所闻。二十几年前，曹禺在文章中曾经转述过周恩来的意见，明确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有关话剧早期传播的历史叙述中的缺失。根据曹禺的回忆，就早期话剧历史的记载问题，周恩来“曾经一再对我谈，要把天
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有许多差异，其中一个特别显眼的差异就是，科学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因此，后一代的科学家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总是毫无疑议地超过前一代；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几乎完全相反，在不同民族、不同的艺术门类以及不同时期，我们几乎总是能经常听到的人们慨叹技艺的失传与文明的堕落，慨叹艺术家之一代不如一代，慨叹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风华不再。当人们谈论现在的京剧演员，尤其是那些熟悉京剧表演艺术及其传统的戏迷票友们谈论起现在的京剧演员时，经常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强烈的失望与伤感之情。
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代著名的中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站立在舞台中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已经逐渐成长为京剧表演领域的领军人物，身影日益清晰地成为京剧的当代象征，其中，就包括这组文章里所描述的各位深受观众欢迎的名家。
20世纪是个戏曲流派纷呈的世纪，诸多剧种各种流派的出现，一直被看成是戏曲艺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否形成了以自己命名的流派，一直被看成是衡量戏曲表演艺术家成就的重要指标；同样，是否出现新的戏曲流派，也一直被看成是当代戏曲是否繁荣的关键因素。但是，戏曲流派是什么，如何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流派，却有诸多需要清理的理论误区。
“流派”这个术语在戏曲领域里何时出现，我未及研究，不敢妄言。大致的印象是，清末年间京剧界有称某位有特色的演员的唱腔为某“腔”，接着才有称某“派”。至于从某“派”，延伸为某某“流派”，又是更晚的事儿了。各种误解，也是因为用“流派”一词称表演艺术家、用“流派”一词称赞那些优秀演员在表演艺术领域的突出成就，才开始出现。
但是当“流派”这个词被戏曲界的艺术家与批评家们普通使用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看到，戏曲表演中所称的“派”，与文学艺术领域的“流派”，截然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将戏曲中的“派”，解释
要精品，更要繁荣的市场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艺术的发展，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也留下同样多的教训值得吸取。讨论舞台艺术领域近三十年或六十年的经验与教训，那么，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创作与演出两者之间呈现出的强烈反差，无论是三十年还是六十年，都涌现出许多艺术精品，这是当代艺术生产领域不可忽视、也值得中国当代艺术家自豪的成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一直是制约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主要瓶颈。换言之，数十年来，艺术创作一直得到最多的强调，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演出的状况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演出行业虽不能简单地说在逐渐萎缩，至少它未能与国家其他领域一起同步发展，而无论是相对于国
“文化包工头”现象的原因与解困
最近，有关舞台艺术创作领域的“文化包工头”现象引起媒体的关注。谓“文化包工头”现象，指的是许多剧团（尤其是戏曲剧团）纷纷邀请有限的几位著名导演执导新创剧目，而这些导演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整支二度创作队伍，包括作曲、舞美、服装、灯光甚至化妆、道具等等，他们往往以一个群体的形式，由导演出面包揽剧团整个创作过程中的各环节。剧团出了一个新剧目，除了演员以外，其他的创作者都是外请“特邀”的，而这些外请主创又有相对稳定的组合。舆论暗示这一现象推高了剧团的新剧目创作投入，因为这些知名导演得罪不起，创作过程中屡屡要求增加经费，近乎勒索，剧团为其要挟，不得不忍气呑声。而在一届艺术节里
京剧与梅兰芳的文化意义
京剧是戏曲300多个剧种里最重要的剧种之一，在中国戏剧领域有着特殊地位。如果说中国戏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标志，那么，京剧就是这一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标志，而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艺术，多年来，已经成为京剧乃至戏曲艺术最重要的表征。解读京剧以及梅兰芳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构成和近代转型，进而认识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和典型的意义。
一：京剧是中华多元文化的结晶
京剧诞生于清中叶的北京，承接宋元以来历经数百年的中国戏曲一脉，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所谓“地方戏时代”出现的许多剧种之一。京剧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后，“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是京剧诞生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徽班进京”并不等于京剧诞
回归传统与思想解放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戏剧的发展主线
1978年，中国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改革开放为这个人口众多的古老国家打开了一扇窗户，在社会所有领域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的历程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就是其中值得认真总结的一个领域，回首三十年来中国戏剧的发展变化，寻找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轨迹，就可以看到，对传统的回归既是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也因之成为促使中国戏剧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老戏老演魅力渐显
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传统戏的命运以及对待传统剧目的文化态度是戏剧领域的关键问题，如何对待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始终与戏剧整体发展休戚相关。
如果说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决策者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经济道路做了一个关键性的抉择，那么，同样是邓小平为新时期拉开了传统戏重回戏剧舞台的序幕。邓小平1978年
我们何以走向世界却迷失自我
——中国艺术三个成功传播个案的解读
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困境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和知识界并不是引人关注的话题，因为传统艺术的困境并不是当代知识分子切身感受的困境。坦率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传统艺术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疏远。直到今天，至少已经有两代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民族传统艺术丧失了情感与心理上的认同，更缺乏成为本民族文明之链的传承与创造者的意愿。就在传统艺术与当代知识分子之间极端的疏离与隔膜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希望加入世界进程之中，中华民族艺术如何“走向世界”，一直被视为中国加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
然而，什么是“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冲动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内涵，这些内在的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意味着什么，却很少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这里想以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时的遭遇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化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可能的境遇。
用京剧唱出曹禺心声
——京剧新剧目《雷雨》的文学尝试与舞台表现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最负盛名的话剧作品，也是20世纪中国戏剧家最重要的创作之一。《雷雨》问世数十年来，已经被无数剧团无数次搬上舞台，对它的研究文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一直高居现当代戏剧领域所有剧目研究的首位。这是一部人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剧目，但它很少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部适宜于用戏曲表现的作品，至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部容易用戏曲搬演的剧作。然而，陕西省京剧团的新近创作的京剧《雷雨》，却用文学与舞台表演两方面的精彩表现，提供了以戏曲形式表现曹禺这部经典作品的一种新的可能。
《雷雨》描述一个畸形家庭的悲剧，这个家庭充斥着多重复杂的乱伦情感，并且因人物关系中刻意斧凿痕迹很重的巧合，更显畸形与更悖离伦常。但这些畸形的情感与巧合在大幕拉开之前就已经设定，因此，整部戏不是在叙述人物情感的发展过程，而是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