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价上调的背景下,民航想收“燃油附加费”在本质上是一种乘火打劫,而其危害和后果是刺破官方苦心经营的通胀防线。
为什么呢?在CPI和PPI指数下滑,在内需外需都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我们的GDP却在平稳快速地推进,这令人费解。其实很简单,因为4万亿的很多票子跑到楼市股市上去了——而楼市,是我们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GDP很漂亮;但是房价并不计入我们的通胀,所以CPI也好看。
我们的通胀防线其实就是这样构筑的:也就是说,楼市以及很多政府主导的固定投资得到了充裕的货币支撑,因此GDP很快雄起;货币的火焰祸水又更多地引到楼市股市的水库里关起来,不至于泛滥成灾。但是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多(这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错,全世界都在印票子),这道水库的堤坝不可能继续加高,也不可能永远牢固。于是,里边的祸水开始溢出来,石油价格上调首当其冲。
油价上调,其实就宣告了我们苦心维系的通胀防线是靠不住的,这一天迟早到来。而民航申请燃油附加费,就表示油价上调引起的通胀危机在通过物流行业向外扩展和蔓延。它就像一根针,刺破了蓄满流动性的池子的堤坝一个洞,这个洞看起来很小,但是会越来越大,于是水银泻地,于是通胀防线崩溃……
油价未涨到位是赤裸裸的垄断宣言
雪里埋
发改委接二连三上调油价,最近这次汽、柴油价上调幅度达到每吨600元,消费者一片怨声载道。然而,中石化咨询公司首席专家周若洪却表示,油价上调“仍然没有到位”,理由是按成品油价定价机制测算,汽、柴油出厂价本应“调整1000元/吨以上”。
周专家的意思很明白,发改委这次只上调600元已经“手下留情”,消费者应该知足甚至感激。考虑到周若洪的中石化首席专家身份,拿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站在中石化的立场说话并不难理解。然而,既然作为专家发言,起码要有经得起推敲、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油价未涨到位”又是什么逻辑呢?
这是“选择性失明”的逻辑。周专家仅仅看到如今“油价未涨到位”的现实,却不愿意回忆去年“油价远未跌到位”的事实。在当国际油价从147美元降到40多美元时,国内油价一直岿然不动。当时的理由是要减少推行燃油税的阻力,将燃油税改革和油价捆绑。等到石油巨头在高油价的平台上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半吊子的油价下调才姗姗来迟;而即使是如此山寨的“低价”时光也转瞬即逝。由于当时油价下调远没有“一步到位”
谁还能说经适房是“澡盆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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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段时间,当经济学家茅于轼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时,一度遭到众多网民和一些时评家的口诛笔伐。不过,现在是茅于轼先生正名的时候,一系列经适房丑闻的曝光让他逐渐赢回尊重,比如:郑州开发商在经适房地块盖别墅、武汉6个资格证号码相连的申购户离奇地全部摇中、重庆322套经适房交房8个月近5成出租等等,已经有时评家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向茅先生道歉。
这让人倍感悲哀:茅于轼没能靠力排众议的公开辩论赢得尊重,却要靠一系列既成事实的丑闻获得正名。这至少说明,有些简明的常识和朴素的逻辑并不是那么容易深入人心,以至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来验证。其实,所有这些经适房的丑闻并非现在才发生,只不过随着经适房的深入推进而集中爆发罢了。而经适房存在的问题,几乎是经适房政策与生俱来的,可以说,不取消经适房政策,就无法解决经适房存在的这些问题。
但那些支持经适房者坚称:经适房再怎么效率低,再怎么滋生腐败,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起到的保障作用不容抹煞;且其多数弊端都可以通过完善制度进行修补、完善,不能因噎废食、一棍
英特尔遭罚离中国真的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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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众矢之的”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比如,对于克鲁格曼“中国巨大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一说法,龙永图反击称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作为模式选择,并不意味着操纵汇率;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张维迎认为是美国人超前消费“印钱太多”“花钱太多”,而克鲁格曼则抱怨中国借给了美国太多钱,导致美国消费需求过旺。进一步地,克鲁格曼认为,积累了太多外汇储备而面临贬值风险,说明中国之前做出了错误判断,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
显然,具有“经济学家良知”美誉的克鲁格曼,在为国家利益辩护时也不能脱俗。而如果把一个经济学家当作美国利益代言者进行
没有像有些人吹的那么好,也没有像有的人骂的那么贱
但是感觉陆川的野心,缺乏厚重的历史来承载,最终成了有些东施效颦般的造作。辛德勒名单可能不是那么好模仿的,反思战争和人性化也不是徒有满腔热情能够表达的。
因为有野心,陆川自己当导演,同时当编剧。这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整个电影还有没有历史方面的和文化方面的顾问。面对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果没有一个甚至几个真正的历史学学者来参谋和把握一下,我不认为陆川有独自驾驭的能力。
不是一个“任志强”,是三个“任志强”
雪里埋
口无遮拦的任志强总喜欢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最近一次,是他在博鳌论坛上的那番“相比工资收入,房价等于没涨”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任志强“一贯藐视公众智商”,是“房产商利益的忠实代表”,挨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又是任志强成为民众发泄的众矢之的?难道公众真的对任志强恨之入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口诛笔伐,任志强为什么依然故我、死不悔改?难道他就喜欢找骂?
如果在寻章摘句的新闻报道之外,到任志强洋洋洒洒的博客浏览一番,恐怕会发现一个与“公众形象”大异其趣的“任志强”。这个“任志强”,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头头是道,像个道貌岸然的经济学家;同时,他又分析房产政策,不忘指点江山,又像一个正襟危坐的行业主管者。也就是说,在房地产商的任志强之外,还有两个“任志强”:学者的与官员的任志强。而任志强挨骂的真正秘密,正在于此。
不言而喻,作为房地产商的任志强,他的言行随时都代表着这个行业及其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追求企业的最大化利润,“我没责任替穷人盖房子,只替富人建
“政府垄断停车场”戕害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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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23日建议,政府的消费政策应与环保政策衔接,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不造成更多的环境压力。她的一个主意是建议政府垄断城市路面停车场,大幅提高停车收费,增加的收入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城市空气污染该不该防治?当然该防治。政府该不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当然该发展。吴晓灵立论的目的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为了达到正确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说,由政府垄断经营城市停车场的手段对于治理污染是行之有效的,那么政府限制甚至禁止开办停车场的手段就更加立杆见影——车都没有地方停,还买车干什么?为了环保,我们是不是也要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
“政府垄断停车场”的问题还不止于这样的“惟目的论”,更在于它戕害了社会公平。
从操作层面讲,现存的停车场大多各有其主,如果政府要强制垄断经营必须收归公有,这必然对市场主体有关产权和经营权益造成侵害。当然,政府可以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补偿,姑且不说这笔资金如何筹集,即使政府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也未尝不是对于公共财政的一种挪用,
央企上缴利润的“主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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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中石油、移动三大央企去年利润均过千亿,入榜全球十大赚钱公司,但是只上交国家200多亿,这不免引来舆论“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的追问。国资委的一名官员在回答央视主持人有关“是否立法要求国企上缴更多利润”的问题时,表示“条件还不成熟”,“还不到时候”。
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法理常识来讲,讨论这个问题都显得有些荒唐可笑。因为国企(尤其是央企),其产权明白无误地属于全体国民,实际上就是全体国民将资产委托给政府代理,国资委不过是国务院下面的又一级代理人。也就是说,全体国民作为央企的真正主人,分享其利润和收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国民需要行使这样的权利,根本不存在“到不到时候”的问题;即使“条件不成熟”,那么国资委本着代理人职责,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前提。
姑且把这个前提放在一边,国资委官员的理由也值得商榷。比如,央企上缴的利润最多10%,那么剩下的90%到哪里去了呢?回答是积累和企业再生产。问题是,企业用得了那么多年复一年的利润积累么?按照国资委解释,国有企业在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尊重市场是对农民最好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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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产。而为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同时指出,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储备最少要有100天,最好能够达到半年。
袁隆平的建议,涉及到的是对农民按照人头或者耕地面积进行直接补贴,还是用保护价收购粮食进行价格补贴的问题。袁隆平认为,价格补贴更有针对性,更能提高农民积极性,更能提高粮食单产,因而更有效率。显然,为把超级杂交稻提高到亩产900公斤而殚思极虑的袁隆平,希望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得到更充分的应用,用更高的粮食产量来造福国民,其拳拳之心和急切之情溢于言表。但也因为他过于关注粮食产量,而忽视了粮食市场的内在规律。
与他“政府来补,不会影响市场”的想法完全相反,价格补贴的方法恰是对粮食市场的直接干预。因为粮食市场是一个完整的市场,而不应被任意分割。政府出面收购粮食,并不能独立于粮食市场之外;当政府用高价收购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