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美丽的“五月花”号

 傅国涌

虽然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隔几百年后，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以新闻叙述的笔调，如同现场特写一般，重现了“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新大陆生存、挣扎乃至流血，终于建立起新生活、新社会的一幕幕……这一切无疑都对所有渴望了解美国，认识美国历史、文化及其起源的人们，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我拿到这本书，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放下手头的事，先睹为快，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诱惑。

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读本》，开卷就是《五月花号公约》，在数百篇“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当中，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篇。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帆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飘荡了66天之后，很快就要在陌生的新大陆靠岸前夕，他们在船上签署了这份共同契约，在上面签名的有41名成年男子，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教徒，其中一

政府等于国家吗？

——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的笔战

 傅国涌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

重温“易卜生主义”

傅国涌

[按：此文写于2003年春天，今天翻出来，世道如旧。再贴一次.]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6页）这段话发表于八十六年前，简直就像是特地为今天而写的。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为“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 “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傅国涌

宋教仁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的要角，中部同盟总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他被暗杀，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如流星一般划过了中国的夜空。

一、

    武昌起义发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是后悔莫及，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为了保障民国的大权不落在旧官僚、旧军阀的手里，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但他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民国成立之前他真正显露出政治才干，主要还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动。1911年12月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就是调和联军。南京城下后，在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

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

                                            傅国涌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

站在精神史上的雕像

——读赵诚《长河孤旅》

傅国涌

1949年以后，红太阳普照大地万物，《东方红》唱遍每个角落，绝对权力笼罩了整个华夏民族，代表一个民族元气的知识分子纷纷缴械投降，几乎是一败涂地，能在铺天盖地的权势和一浪接一浪的运动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直到大灾难的一页成为历史之后，人们蓦然回首，才不无吃惊地发现在民族精神史上出现了一段长长的空白，顾准、陈寅恪的被发现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事件，虽然“处江湖之远”、在民间草根阶层，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到王申酉、李九莲、武文俊（还有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为思想而惨遭虐杀的志士一直没有中断过，她（他）们的存在为这一段满目疮痍的精神史挽回了一点荣誉。但“居庙堂之高”，在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过去我们只知道——梁漱溟为农民仗义执言、面对毛泽东的威压和咆哮要求“雅量”，马寅初为《人口论》罹祸、以八十高龄单枪匹马要为真理辩护，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要捍卫学术独立、断然

“天意从来高难问”

傅国涌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将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这两派自然就有介于这中间的一派，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此消彼长，起起落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各有进退，直到1989年，改革派全军覆没，从此权力舞台上变得干净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没有分歧，没有争论，没有不同的路向选择，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么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要么一起沉船，葬身鱼腹。掌权者的面目渐渐模糊，一夜之间，再也没有人是保守派，当然更没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赞同改革，所有人对改革都充满恐惧，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说几句改革的好话，改革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编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浑水摸鱼，改革的旗号再也不鲜明，如同保守的旗号偃旗息鼓一般，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是非标准，天下熙熙，都为利来，天下攘攘，都为利往，权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戏剧，如果不是奔着利而来，讲什么抓不住、摸不着的国家

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傅国涌

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傅国涌

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在此前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曾引起相当的关注。1918年1月，胡适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发表过同题的新诗《人力车夫》，1920年4月，陈绵在《新青年》发表短剧《人力车夫》，鲁迅也曾写过《一件小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那么比他们更早，1915年，北京青年会下面一个社会实进会的服务团，就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做过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了一份英文报告。根据这次调查，社会学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写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调查报告《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当时北京一共有人力车夫2万多人，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调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约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