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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短信里的人性战争【小说之一】

                

                                此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人物:某君,52岁,一权威学术期刊主编。

      某女,33岁,一著名高校副教授。

 


某女:怯怯地问下主编大人,小女子最近的这篇论文有消息了吗?

【潜台词:老男人不是都喜欢卖萌听嫩口儿吗?咱就来一下,又不失去什么。】

 


某君:真是不好意思,盲审编委没有通过你的稿子,提交编委会讨论。为表歉意,送你一本我新出的书吧。

【潜台词:某君庆幸其所任职的刊物,有着严格的审稿及编发程序。一个刊物的主编,当然不能是个大独裁者。一个人的脑袋可以摆平一切,早晚会出大问题。在刊物,可能是没有好坏标准;在政治,估计就是没有了是非判断。】

 


某女刚下课,才看到短信。文章被否有无具体意见呢看来主编大人您一点也帮不上忙啊,听到的又是另样的说法。实在很是很是郁闷。

【潜台词:上一篇被否时,说是一审编辑那里没有通过,这回又说外审盲评没有通过。跟我玩儿文字游戏吗?身为主编,若想帮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某君虽为主编,但我的权力实在有限。你若想问稿子的审读意见,可直接联系编委。上篇你也可直接问。我不知你听到了什么。总之,按我不违反规定的权限,把你的稿子转给编委,已属于抄了近路。

【潜台词:她说“另样的说法”是指什么?难得有什么人从中说了什么?现在这年头儿,人已复杂到难以相信了。不论怎样,实言相告也就是了。】

 


某女:怪我文章水平差,但你们的编委们看来似乎一直刁钻,让人近乎绝望!投来的篇中最早那篇,某名家看过,评价说最好的那部分被你们别的刊物。还有一篇被否,也其他学报了。还是怪自己能力太差!

【潜台词:我不信自己的论文会特别差。我得先委婉而直接地提醒你,被你们否的两篇,我都已拿到别的地方发了。这说明我没那么差吧?】

 


某君:在敝刊发,有时会有幸运的成分。但几率不高。此次我还同时转了别人的一篇,编委读后即说好,随后编入,提交讨论,很快就可以发表出来

【潜台词:刊物与刊物能一样吗?再说,一个作者的稿子,被此刊无情否掉,彼刊却乐于友情发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这种委婉的抗议未免孩子气了些。不必与之计较。】

 


某女:一直以来我知恩图报尊敬师长,老师们也待我不错。我一直相信真心换真心!我自是会继续努力!

【潜台词:我对你够尊重的了,从我一来到这个城市,就主动跟你联系,老公那里收的礼,烟啊酒的,也送过你。】

 


某君:这话对极!别放弃!

【潜台词:能听出话里有话,似乎觉得我不能真心相待。您总不能把我的是否真心,跟发稿子拴一块儿吧。发了就是真心,发不了就是坏心!这是什么逻辑?话自是不错,鼓励为佳。】

 


某女:当年博士论文我是专业优秀,每年系里只有一个,是校外答辩委员们无记名投票选的。遗憾!我不求幸运,只叹太不幸运了!

【潜台词:好女要提下当年勇,博士论文当时是系里唯一的专业优秀,怎么就到了你这里,要遭此不幸?让人生气!】

 


某君:不能拿这个当理由。不同的编委也好,盲审评委也好,角度时常是不一样。但对于好论文,是应有共识的。你不用着急,越急越写不出好论文现在,许多高校中人,写论文,常常是为了项目,为了职称,为了毕业,等等,这都能理解。因此,我知道也理解你的心情。但就我的权限而言,真是尽力了否则,论文也不可能跨过一审程序而直接到编委手里。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没有多少权力,否则,倒真容易出问题了。希望你能理解!

【潜台词:这话说得已显出不懂事来了。你那里的优秀,在这里就不见得优秀了。再说,来稿者中遥想当年的优秀者又何止你一个?怎么感觉有点儿要示威的意思了。】

 

 


某女:希望是吧!

【潜台词:显然是拿话来敷衍。谁信呢?我又不是小学生。】

 


某君:你好像是带着情绪,怪我不帮忙似的。如果你真这样想,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对的。

【潜台词:还是明确告诉你,我听到出来你的情绪。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某女:其实我并非要咄咄逼人,我只是说怕今年可能会因文章的事再错过学校的项目,明年我就超龄,不能再申报青年项目了,所以很诚心问过您可否或者推荐其他刊物,您似乎说可以推荐给什么刊物之类我确实想救急,愿将版面费托您转交,如果您帮我一把,我会非常感激不尽的!

【潜台词:现在许多刊物都收版面费,相信你心里有数,提出把版面费托你转,是要明确告诉你,你若面子大,人家发稿不收钱,版面费就自己干落;或者,你跟那刊物,随便怎么分。我是真急啊!】

 


某君:知道!我一直都在尽力帮你在敝刊发,你的稿子来了我看后即转编委,但编委通不过,我就没办法了。怕打击你,编委的意见我一直没直接告诉你,人家其实就四个字“稿子不行”。这样的答案其实对我也挺没面子,你明白吗?咱们互相理解好不好?我会继续帮你的,这个你放心!你的情绪我也理解。

【潜台词: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非逼着我说实话,实话并不好听。还是以宽以待人!】

 


某女:所以我想再次请问可否举荐,不方便就算了。祝,平安健康!

【潜台词:这人简直就是个大滑头,尽说些冠冕堂皇的屁话。不帮忙就算了,谁怕谁呀!】

 


某君:看来你是情绪大得听不进我的话。若如此,我也无语了。祝福健康平安!

【潜台词:今天是她例假吧,情绪这么反常?如果在家里跟老公这么闹,非得冷战到没了性事。谁有情绪陪她这么玩儿?】

 


某女:我其实早不对在这儿发抱希望,不用您打击,我有自知之明,只是一直不明白其他刊物为何也无消息。

【潜台词:您就不能行行好,赶紧利用您的人脉帮我,随便在哪家救个急都行?总说帮忙,却不见效,这不是耍人吗?】

 


某君:你是因心急把事情想得简单,现在哪家刊物发稿容易啊!?唉。不是名家稿,除了稿子别过差,就得人头熟!

【潜台词:我已经耐着性子,跟你说了这么一堆大实话。按道理,一家杂志的主编,犯的着跟一个作者这么费劲吗?若非与你导师还算熟,若非你我从一开始便像朋友似的交往,才不会跟你啰嗦这么多。看来,你不过是又一个钱理群先生所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你当初只是为了将来发文章的方便,才主动与我交往的。这样的朋友未免可怕。然而,现在这样的朋友得有多少呢?】

 


某女:并非我情绪大,您误会了。一切人事都有因果!您有佛缘自是懂得。每个人都会有基本的判断,我不是傻子,也并非听不到些负面议论!我虽是南方人但说话比较直接,也喜欢直接的交流,得罪处望海涵!

【潜台词:并非我一个人说你,我也听到有别人这么说你。若不是听到有人这么说你,本姑奶奶也不会生这么大气。现在谁傻呀?】

 


某君: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这些年我也经历多了。一些人有什么样的议论,我也不是不知。在这个位置上,这都是难免的。我不指着经我手发了稿的作者谢我,更不怕经我手发不了稿的恨我。我力求问心无愧也就是了!刊物不是我自家办的,不管别人怎样,有些原则我还是会坚持的。谢谢你的提醒!你这连珠炮似的短信,真像要示威。你听了并信了谁人说的什么负面议论,让你这样了!说实话,我很失望。

【潜台词:到底又是流言蜚语的丰功伟绩!人间许多事,是因人言起。善的人言,往往能成好事;恶的人言,则能将好事毁于一旦。前不久,曾将新出版的一本小书奉赠一些师友请正,也就是开头说要送你聊表歉意的新书。好友阅后,发来短信:“兄著拜接,先是妻子与岳母读,都说好,感情真挚,文笔细密!然后才轮到我看,字里行间见真性情,见向善心,这似乎是寻常之道,但世道扭曲,真情难觅,痞气流行。追求历史真相的路充满坎坷,但真善美的价值是永恒的。”现在人怎么会变得,总爱总愿以一己的私心私利,去胡乱猜测别人的善心呢?无论你怎么想,我心向善!

 


某女:我觉得并没说什么示威的话,别人也没议论什么,不过都是我内心一些真实的感受罢了!毕竟您说过发文章的事没问题(也许您都忘了),但事实却越来越无望!实在太敏感了。抱歉让你误会了。

【潜台词:这家伙真够厉害的,一点点言语的蛛丝马迹都能明察秋毫。可明明是你当初说发文章没问题的。以你这样的身份,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某君:可我怎么知道你的论文人家看不上呢!这些年我转了不少的稿子给编委,审过后,不久即发,对他们自然是“容易”。从这个角度,当然容易!但论文若审不过,自然就不容易了。你的两位论文,分别被不同的两位编委否,这不说明问题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你编委的邮箱,可以直接问问他们,是不是我转了你的论文?是不是他们否了你的论文?再跟你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这些年凡我直接转编委的论文,极少发不出来的,因为那至少得先过我的眼。而你已经有两篇了。抱歉说了实话!

【潜台词:你怎么能说话越来越无理,而且是步步紧逼,为什么呀?我们认识之后,我是朋友似的收了点儿别人送你老公的中烟、洋酒之类。但对你,始终是相敬如宾,丝毫没有任何不轨的图谋。】

 


某女:我发给你的文章何止两篇呢?其实你也不要恼羞成怒,我够善意了!

【潜台词:你总在说两篇,可明明给过你至少四篇!】

 


某君:以前是为你着想,怕你难过,更怕打击你,一直没实言相告,是想着或许换一篇就可以了。结果换后还是不行!我完全知道并理解你的急。但你不能这样表现与表达急啊!开个玩笑,你的这个急,也快赶上那个人了。

【潜台词:那个人还是你介绍认识的,而且,那人邀我去讲学,我提的条件即是你也一同去。讲学回来不久,那人发来一篇论文,虽通过了一审,但尚未发表。那人便因大体如斯的“急”于结项,于不久前发来一封情急忘智的邮件,里面有“你来讲学时,我像个马仔一样鞍前马后地侍候着,接送飞机,陪吃陪玩儿,只想能得到点儿回报”之类的话。看后,我十分生气,还给你打了电话,说了此事。你当时的态度是觉得他不能不该如此的不讲理。重提此事,只想善意地提醒你,怎么事情轮到自己身上,也匪夷所思地歇斯底里起来。】

 


某女:自重,别人才会尊重你!

【潜台词:你扯这一堆,都是废话!】

 


某君如果你记得前后发来过四篇,那我告诉你,从来只转我看得上的论文,其他两篇连我都看不上吗,怎么转?我犯得上跟你恼羞成怒吗?我会自重的!谢谢你又让我长了见识!

【潜台词:确实真又长了见识!你作为一个博士毕业的大学副教授,可以为了一篇论文,如此死缠滥打,纠缠不休,不可理喻,利己主义真是高智商的了!你去年申报副教授职称时,你请我作为同行专家为你美言赞誉。像这样成人之美的忙,我不是二话没说吗?大概你忘了吧!】

 


某女你说那些话时我记得文章都发给你了,你讲学时这样说的。既然如此差,为何还要让人抱希望,岂不是耍弄人?

【潜台词:既然差,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某君:你已经误入怪圈里了,拼命追踪自己的影子,真有点儿,唉,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是把觉得还算可以的两篇转的而且你自己也说觉得上篇还好。是不是这样?

【潜台词:你已经让我失去耐性了!你是非要逼我说,看在那点儿烟酒和共同相识的有师有友的人的份上,保证给你发。可我下不了这个保证啊!我怎么会如此不慎交到你这样精致利己的“朋友”呢?】

 


某女:为何那人要这样?

【潜台词:你该想一想,那个人给你发那样的邮件,不是没有道理吧?你说人家缺教养,就你教养好?!】

 


某君:终于说出那个人了,你真够可以的。那人的论文是通过了一审的,发表是时间问题。他是等着急了。你们俩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再说,后来人家又发了邮件来,表示了歉意。

【潜台词:我的妈呀,若你有几分姿色,而我又动了心思,真的跟你有了点儿啥,那事情得弄成什么样?我看,你一定敢以私情相威胁。现在,许多被拉下马的官儿们,恐怕都是因为在那一时那一瞬没有Hold住。

 


某女:知道你会这样说。再说,你能不给那个人发吗?请不要再咄咄逼人,我也有承受限度。拖延那么久,再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为何不早点提修改意见?这是对学生辈及朋友做事!!!???

【潜台词:能说点儿新鲜的吗?用这个答案去对付“50后”、“60后”还差不多。

 


某君: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做事呢?上篇不仅提了意见,而且是把一审意见和编委意见都告诉你了。这篇是直接转到编委手里,难到这还不是帮忙吗?

【潜台词:你已经非理性了!真是可怕!干脆,你若觉得我哪儿错了甚至罪过了,直接往中纪委写匿名信告我得了。这样的信,我不是没有领教过。虽然我的行政级别很低,但在某些恨我入骨的人眼里,我的级别至少是副部,要不为什么把泼粪水的匿名信寄到那儿呢?也因此,我倍感荣幸,甚至受宠若惊。在这官本位的社会,匿名信能被一下子写到中纪委去,的确是一种殊荣!】

 


某女:以前那几篇呢?我发来何止两篇?要不拖延我也会四处投,岂会耽搁至今!自己投也有回音了。

【潜台词:你为什么就是不说“保证给你发一篇”?我恨死你了!】

 


某君:你现在需要的是先冷静一下自己。

【潜台词:我也是疯了,明明知道四七二十八的道理,干吗非跟认定四七二十七的这位,瞎耽误这么半天工夫。认识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回复短信到此结束,没有下次了。这让我想来自一位美国友人由国家强大而油然而生的一种自信。最近一次访美,与这位美国人随意聊天时,话题扯到了“911”。美国人淡然地说:“为什么会发生‘911’,是因为以前在美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是啊,以后这样的“朋友”,我也不会再交了!】

 


某女:我冷静两年了。

【潜台词:这下看你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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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部伟大作品能使诞生它的小房子变得伟大

     作家故居,简单说,就是作家出生、成长或曾住过的房子、居所,或大,或小;或长期,或临时。又因一个作家在其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不止一处故居,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故居往往更具旧居的意味。但作家故居之所以有了文学上的深远意义,甚至永恒价值,远不在于它仅是一个作家的出生地或居住场所,而更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赋予了它穿越时空的生命灵性和艺术魅力,使它自然成为了一颗又一颗伟大的文学“老灵魂”的归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作家的一部伟大作品,能使一所诞生它的小房子变得伟大,亦使这个作家身后哪怕一块小小的墓碑,同样变得伟大。这即是作家故居所独具的人性的魅力与深度,斯人已逝,其文学灵魂永在!
    从目前来看,中外的作家故居还多是以常设展览的方式,包括展出手稿、书信、日记、著作版本、影音资料、个人收藏,等等,艺术地呈现作家的文学生涯、生命历程、情趣爱好、家庭生活,等等。相较而言,由作家故居而生发出来的文学研究还前路漫漫,这值得期待。换言之,我们希望作家故居在是一处故居之外,更是一座文学的博物馆,哪怕它很小,很小。



笔按:“5.18”是国际博物馆日。一年前,由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袂主办的“5.18”主题活动,还依稀仿佛在昨,主题为“作家的故居与研究”的2012年“5.18”已在眼前。此文即为5月18日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10楼隆重开幕的“相聚普陀,相约文学博物馆”——全国文学博物馆馆藏精品联展”所写“前言”。此次活动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普陀区人们政府主办;中共上海市委普陀区委宣传部、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巴金故居承办;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上海当代作家作品手稿收藏展示馆执行承办。展期2012年5月18日-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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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见有报道提到北京、南京关于监测PM2.5地方的宣传,北京方面说,是选择街心公园,而像这样的小公园谈不上干净,于此监测出来的当然算是科学数据。事实上,监测只是个要讲诚信的手段,即选择科学的地方,并如实公布,而非目的。那目的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让干净的蓝天白云自己说话,到了那时候,便无需费人费时费力费钱地监测这令人尴尬的PM2.5了!

这个地方PM无需监测

这里也不用监测

这里也没有监测的必要

大理有设PM站点的必要吗?

大理的崇圣寺三塔,这里也用不着公布什么PM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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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去寻觅文学家的墓园。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蒙巴纳斯公墓,我寻访拜谒了几位我所喜爱的作家的墓地。站在墓前,灵魂穿越时空,遥遥相对,文学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会变得清晰起来。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获得一种心灵的澄澈。这是喧哗与骚动所绝不可能给予的。


在巴黎先贤祠的这个墓室里,长眠着三位法国作家,左侧雨果、右侧左拉、大仲马居中。他们的文学灵魂是不朽的,时时与之相伴,我们的生命里便不会失去文学。

2009年夏,我曾问过时任国际博协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法国人德克斯先生如何看巴尔扎克。他说,法国人一向认为巴尔扎克是通俗作家,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法国作家是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等。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蒙巴纳斯公墓中的莫泊桑墓地。站在墓前,一个日本老太太走过来用日语跟我打招呼。我用英语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继而问,台湾?我明确地说,我是中国大陆北京人!她转身走了。也许她心里在说,中国人来巴黎都该是疯狂购物的。

这座呈跪姿飞翔状的王尔德墓是拉雪兹公墓里的明星墓,它尤其深受女性的垂爱,墓上满是喜爱他的女性们的唇吻。见此,我心下竟有点儿嫉妒起王尔德来了。

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墓简单朴素到仅仅是一块长方形的墓石,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是多么丰厚而壮丽啊!人能在活着时,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又是那么难得啊!

因《情人》而被许多中国读者喜欢的M.杜拉斯长眠于此,她的灵魂不朽,是因为她让情在情人的心底成为了不朽。

萨特与波伏娃一生未婚,彼此也始终未结成伉俪。他们的灵魂却于此永远交融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爱,在许多今人眼里,或许已算不得惊世骇俗了。但他们的生命过程,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能认知多少呢?来这里拜谒他俩的人很多,有的献上鲜花,有的把地铁票用小石子压在底下,也有的用随身带的小纸片写上一句话,总之,这都是一种对话。可惜,像这样的对话,在我们扰攘的生活中,已经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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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笔按:陈思和老师为拙之小书《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写了篇大序《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感动、慰藉、支持与力量,更让我感到可贵及珍视的,是一种精神上细致温暖的体贴。陈老师的大序如下,贴与各位朋友分享:          


          

         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

          ——序傅光明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陈思和

 

傅光明先生的新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老舍》是一部奇书。我说它“奇”,倒也不是指它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指它的书写形式。最初,它是一份学术采访——一个正在撰写《老舍传》的著作者向另一位童年时代与老舍(舒公公)和赵清阁(赵姨)有过交往、后来又一度成为赵清阁忘年交的美国作家(韩秀)请教有关传记的细节;一个虚心请教,一个坦率相告,如此而已。这两位通信人都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交流是用书信(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书信又不似一般的电子邮件简短而直接,两人在书信里交流的内容逐步深入,远远超出了学术采访的内容,发展成为对人生、历史、社会、文学等方面广泛而有趣的交流,真挚、坦率友谊竟建构个纸上的“书信世界”。

再发展下去,书信变成了目前的散文叙事:傅光明成为这部书的叙事人,他给韩秀的书信内容经过他的叙述转换为散文叙事而韩秀——那位会说一口京腔的美国作家,她给傅光明的信件经过收信人的精心编辑整理,成为散文叙事中的一个特殊文本。这就是我们正在翻阅的这部“奇书”——从学术采访到书信再到目前的叙事形式,文体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蕴含了内涵的变化:关于赵清阁与老舍的故事,在书信里已经变得不很重要。

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从2009年底到2011年初这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它见证了一种普通人之间能够坦诚相见、互相信任、惺惺相惜进而发展起来的感人的忘年友谊。傅光明和韩秀,至今还没有见过一次面,仅仅是为了讨论老舍传记里的一个细节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谊,在今天到处流行着为争夺利益而分分合合、斤斤计较,不择手段的利用欺骗、攻击、背叛、造谣、匿名信以及人际的冷漠和隔阂等等恶俗风气下,这部散文叙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故事,愈加显得珍贵和清爽。读了这部书稿,我第一个感受就仿佛在清晨步出户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听到了第一声欢乐的鸟鸣,看到了沉沉天云外一道微微的金色晨曦。

这两位通信者并非生活在君子国或者温柔乡,他们在各自生活中都遇到难以言说的困境。韩秀两岁时从美国到中国接受中文教育,一直到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时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浩劫中又亡命新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吃尽苦头,直到“文革”结束后回到美国,后来又随着外交官的丈夫游走于世界各地,也包括在1980年代重返北京,与居住在上海的赵清阁重新续上童年时代的情缘。在她的中国经验里肯定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而傅光明先生虽然小韩秀二十岁,生活在比较幸运的“太平犬”时代,但是他的发展似乎也不是世俗眼睛里的“很顺”,尤其在2008年他从复旦做完博士后研究报告出站以后,可能是原先有些期待落了空,腹中自有块垒,这在给韩秀的信中也略有倾吐。但是他们都没有因为有不愉快的经验而影响了世界观——我指的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事的真诚信任。韩秀的经验成就了她的创作,而傅光明先生在某些方面的失落,可能会转换成另外一些方面的精神财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丧失了基本做人道德规范的世道里,所有的人伦关系似乎都可以转换为物质利益进行等价交换,所以,能在致命而炫目的权欲、物欲以及各种感官享乐的诱惑面前,要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及其内在操守变得非常困难。我试着想,假如傅光明先生少年得志,名利双修,整天作为一个名流这里开会演讲,那里宴席招待,满耳都是阿谀赞词,到处都是重酬邀约,顺顺利利,也许会享受到一些人生精彩的荣耀,但是这样的话,他绝不会有时间安心下来写一部老舍传,就是写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查阅一个细节而远隔重洋反复写信求教,更不会有时间在上班、写作、家务之余,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与一个不相识的异国友人倾吐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感受。谁都说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手机短信可以取代一切,但是表述感情的形式改变了,人类复杂而丰富的感情世界就会变得单调而粗陋,会慢慢失去品嚼、体会、倾吐和表达内心感受的能力,如果一个民族对感情的表达仅限于电视娱乐搞笑节目或者宴席上闹酒的水平,那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状。所以我答应为傅光明先生这部书稿写序,看重的是光明先生这种化委屈为淡定、化块垒为清流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内心转化过程中,异国的韩秀的温馨关爱和侠义支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部散文叙事所讲述的老舍与赵清阁之间的感情故事,本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同代人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不愿意去谈论。记得近二十年前,诗人牛汉正主编《新文学史料》,一次他来上海看望我恩师贾植芳先生,我在场陪着两个老人聊天,牛汉先生曾经说起过老舍准备在新加坡买房接赵清阁出去团聚的事情,牛汉说当时老舍给赵清阁的有些信件是通过文协梅林转的,所以梅林都了解其中曲折。我当时年轻,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些不可理解,既然两人相爱,老舍也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而且连梅林都知道这个方案,可见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他们都不是左翼作家,也没有承担什么必须留在国内的义务,老舍的朋友如林语堂等都在国外,老舍本人无顾忌,反倒是赵清阁犹豫了。这个谜团,直到这次在书稿中读了赵清阁的散文《落叶无限》,才有了一点点理解赵清阁的性格。从这个角度看,韩秀回忆中外婆对老舍的指责,其实是有误解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成为后来老舍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我在为傅光明先生的另一本著作《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写的序里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一点,老舍在“文革”发生前不久对巴金说自己是个“正派”人,隐含了当时有人诬陷他“不正派”的威胁,但这样的威胁肯定不是来自家庭的倒戈,因为家庭矛盾不可能影响到社会层面,只有当这样的“威胁”在社会层面上损害了好面子的老舍的声望,才可能使他感到严重性和真正的沮丧。在一个大的残酷时代里,个人的某些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周围人的命运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在社会大环境,甚至连这些个人行为本身,也是这个残酷时代的产物。要不,40年代的导火线怎么会在60年代才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行为作用,那反倒会转移了对时代责任和真正元凶的追究。

我不想对赵、舒之恋做什么评论,只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尊重个人隐私、只会炒作揭秘之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审美态度去接受的恶俗社会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最好还是沉默相守,因为两个人的情事只有两个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好与不好,应该与不应该,都他们自己来决定,旁人无从评说,更何况我们都属于后来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大变化,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这些历史现象。当然,从人的感情世界的进化历程而言,可能真正的变化并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前人的感情世界。那么,就让我们用美好的心灵去接近他们,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中,获取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吧。

还有一点体会,本书附录赵清阁晚年与韩秀的通信,以及最后两人还是以隔阂而沉默相待,活生生地揭示出赵清阁这一代老知识分子晚年的现实处境、精神追求以及风骨所在,他们通信的这一段时期,正是我的学术成长时期,我接触过不少老知识分子在大劫以后,壮心不已,执笔奋起的精神状态,但是随着时代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真正能够在晚年获得社会承认并且走红的老人(后来有一个名词来形容他们:文化老人)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在寂寞中默默奉献,了此一生。我的忘年交老人、翻译家毕修勺晚年曾经守着一大堆无法出版的译稿,只说了八个字: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而赵清阁晚年不断写作,力求开拓,希望海外出版她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追求。她晚年几次与病魔顽疾作生死搏斗,最后一封给韩秀的信里说:“我去年因患肾功能不全病住院八月之久,一度严重,经治疗,病情稳定,今年春出院,在家疗养。虽不见大好,总算还能起坐,又给你写信了。不过岁逾八旬,也衰老不堪了,写作已停,视力、体力不济,写信也很维艰!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勉强书此短笺。以后可能联系少了!”读之让人动容

“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这是老人最后对这个世界的遗言她没有失望,傅光明先生的这本散文叙事就是一个“活着”的证明,同时赵清阁为文坛所奉献的许多剧本、小说、诗歌本身,仍然会继续“活”下去,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的传奇。

 

                                                          2011626日于鱼焦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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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笔按:3月25日的《南方日报·读书》把邵宁宁先生原题为《追忆: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哀痛》这样一个有深邃意蕴的题目,改成了《赵清阁与老舍的情感“秘史”》。这倒真应了邵宁宁先生文尾的那句话,即这终究还是一个“杂色的世界”。现在,这炫人眼球的题目仿佛是说我写了一本赵清阁与老舍的情感“秘史”,而邵文的题目即昭示,绝不是这样的!这世道只有清者自清。邵文如下:



追忆: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哀痛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读后

                      

                                            邵宁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清阁的名字第一次和老舍并列在一起,或许是在抗战时期两人于重庆合著剧本《桃李春风》时。此后,有关两人感情纠葛的传闻一直在现代文学的某些圈子里忽隐忽现,但事实到底如何,几乎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说清。

2009年11月,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的傅光明经朋友介绍,开始了与现居美国的作家韩秀的通信。本名Teresa Buczacki的韩秀1946年生于美国,父亲是祖籍荷兰的美国人,母亲却是与赵清阁有亲戚关系的中国女性。从1948年来到中国,到1999年赵清阁去世,有逾半个世纪的时间,她的生活都与赵清阁、老舍有着某种奇异的交汇。透过韩、傅二人的这些书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惯常印象不同的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情感生活中都有着难以言表的无奈的老舍,而且也让舒、赵恋情这一颇近于“秘史”的现代作家生活佚闻第一次正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老舍在建国后的遭际,一般的叙事注重的多是他的创作热情和“人民艺术家”的声誉,只有像韩秀这样亲近的人才懂得“在我的观察里,他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他对政治运动自然是能回避就回避的。回避不过去只好敷衍,敷衍不过去,只好让人家作贱。被作贱到他无法忍受的时候,他还可以去死。对于老舍的情感世界,以往的描述也往往比较单纯,唯有她感觉他像沈从文一样,也是一个“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

可以预料,由于事情本身的敏感性和这些超出平常了解的内容,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若干人士对其中的说法难免会存有不同看法。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不同的解读判断:事实/想象、政治/文化、情感/伦理、世俗/唯美……不同的视角,自然有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这里涉及的决非通常意义上的“绯闻”。而无论我们对事情本身会做出怎样的判断,我们也都不应该怀疑通信者对于历史及人生的那一份真诚。

不难看出,通信双方其实始终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决不让它和任何卑琐的、庸俗的联想产生些微的牵连。无论是韩秀的追忆,还是傅光明的解说,突出的都是主人公那为今天的物欲时代所不易理解的纯洁、克制、自持。可以说,这里有唯美,有浪漫,有伤痛,有哀怨,唯独没有的就是今天一些人乐于寻找的庸俗与滥调。

看韩秀对自己早年印象的追述,不由不使人想起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那个作为生活观察者和故事串连者的“小英子”。“小英子”的眼光是明睿的,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同时受限于立场与视角,所见所思也不能不只是整个事情的某一方面。

如果说这里也可能存在某种局限,那就是作为见证人和讲述者的韩秀,始终明确宣称“站在清阁姨一边”,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她不可能以一种更宽容、更理解的角度去看待老舍的家庭生活及其情感困局,更不可能顾及和体谅另一些因被动牵入而遭遇尴尬的人的复杂心理感受。所有的历史记忆,都是特定角度的记忆。也正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真相”,也就更有待于更多知情者,从更多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各自的言说。毕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老舍生活、情感的每一细节,都已不再具有纯然的个人生命意义。当所有直接当事人都已离世,事情的披露不再会对他们造成现实的伤害的今天,与其让事情的碎片随风传播,不如请更多的知情人出来像韩秀一样鼓足勇气、打破沉默,以更负责、更客观、也更尊重前人及人性本身尊严的态度,对这一切提供更全面的证词。

比起老舍,赵清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气自然要小得多。除了早年写过一些戏剧、小说,她一生才情似乎都更多地用在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改编上了。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这样一些人,其人生的文学意味要远超于其创作的价值。像苏曼殊,像徐志摩,像林徽因,像石评梅,甚而丁玲、萧红,其“故事”本身的“文学性”,似乎都不在他们的作品之下。

赵清阁是其中的又一位。这些“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或出于对生命的一种不可救药唯美想象,或出于对爱情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浪漫追求,要么从一站到另一站不停地做情感的流浪;要么一往情深、孤高自持,刻意在现实与想象的边缘,构塑半梦半醉的诗意人生,而任凭岁月将生命的大好年华销蚀于空寂、无形。因为读这本书翻检有关资料才知道,我少年时代读到的《杜丹亭》故事的改编本——《杜丽娘》,原来也出自赵清阁的手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现在想来,赵清阁一生,或可引作安慰的,竟然是这古典的诗魂!

韩秀曾表示:“有朝一日,这篇文章被你收入一本书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这样写,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舒庆春,那更纯净、更亲切、更有情义。”的确,舒庆春与老舍虽同为一人,但其意义却并不全然相同。舒庆春是故事主人公的本名,是一个剥去种种“附加值”的更本真的情感自我;老舍则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想象与期待的“文化名人”。但书最后毕竟还是以现在的名字问世了。或许,一种诗意的纯美与浪漫,终究还是难见容于这个杂色的世界?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傅光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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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Beethoven 's Mus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day with all of you. It surely is my great honor and pleasure to have a second 

speech in an ICLM annual conference. The subject of my paper is "Beethoven 's Mus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You may not have heard of the Chinese name of Li Shutong who was a very exceptional figure, an extraordinary 

Buddhist monk at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Certainly, it is not quite easy for you to pronounce Chinese characters. Perhaps some of you might know more or less about Lu Xun who was the most famous modern writer in China of 20th century.I just remember that our president of ICLM, Lothar Jordan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u Xun´s prose poetry "Hope" from his collection of Wild Grass and a song of world famous Hungarian poet, Petöfi, with the same title “Hope”.   

In fact, the two people introduced Beethoven in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name of this great German 

musician was firstly called in Chinese by Li Shutong who was born in 1880 and died in 1942. Li is a legendary 

and romantic guy. He is a pioneer of spreading the western music to China. He was a pioneer under a couple of 

aspects.. Beethoven is very wellknown as a Holy Musician in China. Li is the first guy to call Beethoven the "Holy Musician" in China. He launched the first music magazine Little Magazine of Music in modern Chinese music 

history during his study abroad in Japan in 1906 in which he wrote a short article entitled "Biography of Beethoven" with just only 300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giv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Beethoven 's career, he highly admired Beethoven 's preciseness to music creation and the powerful spirit of hard working,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puzzles, of struggling for final success.A charcoal drawing of Beethoven by Li appeared in print on the head page of 

magazine. This is the first picture of Beethoven in China.   

Li Shutong is the first teacher who introduce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painting and used the naked model to take a sketch class in art school. H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 the first

 drama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that was set up in Tokyo in the winter of 1906. He is seemingly an omnipotent 

artist who is a writer, a poet, a painter, a calligrapher and a composer. The song "Farewell" originally created by

 Li has become the classic one widespread in China until today. I prepare to sing this song at the our Farewell 

Dinner this evening if you like to.Li i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actors on drama stage of modern China who had 

performed the female leading role Margrete of the drama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that was adapted based 

on the novel of the same title by France world famous writer Alexandre Dumas fils.

Lu Xun is the second writer who introduced Beethoven to China. During his study in Japan in 1907, he wrote a 

very profound and highly influential article "Doctrine of Sciences History" at that time in which Lu Xun promoted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sciences. In a last sentence of la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Lu Xun advocated that modern 

China could not forget to develop the literary and art. He said that we not only needed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sciences but also to have knowledge about great masters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ture, fine arts and music, Shakespeare, Raphael, Beethoven for instance.

It was the last period of last dynasty Qing, and five years before establish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that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evolved in the ev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directly lead to the Renaissance of 

Modern China occurring ten years later in 1917. It was just this year that Cai Yuanpei, a great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was nominated to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Cai is the first person to propose the notion of 

education of aesthetics. He valued the music education very much. (He is the advocate of music education). Cai 

himself was an enthusiast and great admirer of Beethoven 's music. He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join in more 

extracurricular music activities outside class. And he even acted as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of Music Research of Peking University". With Xiao Youmei's idea, Cai organized an orchestra with only15 members. We should 

remember the day of January 19,1923, when the orchestra of Peking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time performed 

Beethoven 's symphony, the third movement of the "Pastoral" Sixth Symphony an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the

 "Fate" Fifth Symphony, in China.

In fact, I cannot give you a detailed report about the process of how China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increasingly

 got to know Beethoven 's career of life and music creating, and eventually comprehended the spirit of Beethoven

 through enjoying his music.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truth that today Beethoven has the most Chinese fans among all the western musicians. These lovely and respected fans know very well that Beethoven is one of the giants of classical music and also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18th century musical classicism to 19th century romanticism. 

The influence of his talented music is not only profound to the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composers but also to his unique strength of personality and is more encouraging to younger generations who are willing to explore the future and wish to make a success of their lives. They like listening quietly the “Moonlight Sonata” and joyfully soaking in 

the piano music “For Elise”. They especially prefer Beethoven 's Third SymphonyFifth SymphonySixth 

Symphony, and Ninth Symphony. They are crazy about Beethoven 's Symphonies perform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rbert von Karajan. In my view, Karajan is one of the best messengers

and transmitters of the soul of Beethoven 's Symphonies and the spirit of his powerful strength which God sent.

They know well that small Austrian town of Heiligenstadt, just outside Vienna, where Beethoven wrote his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a letter to his brothers which records his thoughts of suicide due to his growing deafness

 and records his resolution to continue living for and through his art. So they deeply comprehend how Beethoven 

could make the huge suffering of hearing loss to the source of a remarkable inner strength creating the extraordinary art works.

Perhaps all of Chinese fans of Beethoven know such a story about the title of his Third Symphony. In 1804, whenNapoleon 's imperial ambitions became clear,Beethoven took hold of the title-page of his Third Symphony and 

scratched the name Bonaparte out so violently that he made a hole in the paper. Later on, he changed the work 's 

title to Heroic Symphony, composed to celebrate the memory of a greatman. Many, many fans of Beethovenalso love sing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his Ninth Symphony as it features an elaborate choral setting of a 

German great poet, Schiller 's "Ode to Joy", an optimistic hymn championing the brotherhood of humanity.

Now I tell you another interesting story about the transition of Beethoven 's Chinese name. Due to the each 

different comprehens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Li Shutong wro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Beethoven 's name 

as 比独芬”, Lu Xun wrote as “培得诃芬”, Cai Yuanpei wrote as “贝多文”,  Li Shutong's famous student, more like Li's disciple, Feng Zikai who was a writer, painter, caricaturist, music 

educator, arts educator, translator.He edited and published two books introducing some of the western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detail in the end of 1920s that one is Great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World in 

1929, the other is Top Ten Musicians of Modern Times in 1930. He wrote Beenthoven as Chinese character “裴德芬” ,  and gave an insight into every movement of the Fifth Symphony, "The Fate”. The translation of Biography

of Beethoven written by the French famous writer Romain Rolland was published in 1927. That was the same

 year when this book was reprinted in the second English edition. The translator was Yang Hui who wa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d educator. He used this Chinese name“悲多汶” to call Beethoven. 

From then on, that book began to popularize Beethoven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ordinary people in China, most 

of all younger people full of spiritual pain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They kept such a story deeply 

in their hearts while read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described the two opposite kinds of attitude toward the Austrian empress and some attendant noblemen of Beethoven and Wolfgang Goethe when they were walking to meet each other in Teplize. Goethe stood at the side road, took off the hat and continuously gave a greeting to them. On the

 contrary, Beethoven kept straight on and passed through the crowd in a superior manner. Such manner of

Beethoven tickled the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s fancy in which they looked down on the nobleman and challenged the old Confucianism thought and authority. They loved Beethoven 's spirit and disliked the poet laureate 

Goethe 's action. 

Although thi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n English edition, the story of how Beethoven conquered the fate of great misfortune and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riumphing over the huge suffering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many Chinese readers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name of Beethoven was finally settled by an outstanding translator of French, Fu Lei, who has the 

same surname as mine. He went to France in 1927 and began to translate the French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at the 

beginning of 1930s after he came back to China from Italy where he had been invited by the Geographic Society 

to give a speech which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rule of warlord during his stayed in Rome in Spring of 1931. The total number of Fu 's translated book is more than thirty. The 15 novels of Balzac translated by Fu profoundly influenced man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his translations of four books written by the world 

famous French writer Romain Rolland have always been highly influential until nowadays, that are John 

Christophe (Jean Christophe), Biography of MichelangeloBiography of Tolstoy and Biography of Beethoven. At that moment, he gave a birth to this three Chinese character “贝多芬”. 

Now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little interesting story of what Beethoven 's Chinese name means. Generally speaking,  means treasure,   means many,  and  means fragrant. That and and  in one means many fragrant

 treasures. How a lucky Chinese name it is. Don't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Fu especially wrote an appendix for his own translation of Biography of Beethoven named "Beethoven 's works and his spirit" tha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Camel Bookstore, Shanghai, in April1946. The title of first chapter of this appendix is "Beethoven and strength". Fu believed that the focal point of Beethoven 's "strength" is that he could 

control himself by sheer force of will. Fu grabbed such kind of "strength" through the real story of Beethoven 's 

music creations, deafness and love affair. 

But unfortunately, shortly after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ook place all over China, some of the Shanghai 

Red Guards crashed into Fu 's home, searched for something invisible in the yard, beat Fu and his wife openly and 

insulted them continuously day and night for four days. On September 3rd, 1966, Fu together with his beloved wife committed suicide in their own home. Fu was only one of many many innocent writer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uring the ten-years long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August of 1966 to October of 1976,  many famous writers had to choose killing themselves in desperation with helplessness. Everyth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of course Beethoven, Balzac,Tolstoy and Romain Rolland etc. included, except Karl Marx and his books, wasl buried as history garbage in the eye of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ists at that time. What an inconceivable thing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Fortun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melodies of Beethoven 's music and many other western 

things began reechoing in China. In 1984, Beijing Central Symphony Band performed all Beethoven 's nine 

Symphonies at the performing season period for the memorial year of Beethoven 's 145 birthday. In 2003, the 

Chi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layed all of Beethoven 's nine Symphonies again under the name of

 "Immortal Beethoven". In 2004, the Youth Orchestra of the Central Music College was invited to Bonn, Germany, joining the "Beethoven Music Festival". They played Beethoven 's "Pastoral", the Sixth Symphony. From the moment Chinese people first heard of the name of Beethoven to this historical moment when Chinese Orchestra 

played Beethoven at his hometown, nearly 100 years passed away. Countless history dust had been blown off in the sky. 

To me, as a Chinese writer and scholar, I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Beethoven 's music, particularly by his spirit of 

"strength". I clearly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in the 1980s, (now I am not old), I put a typical bust of 

Beethoven on my table as many Chinese young people did. We hope to gain continuously the powerful encouragement of his spirit of will to better pursu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areer, to arouse the state of life passion and to

 make personal enterprise successful. 

Now, the new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Celebrity by Romain Rolland that  put his biographies of 

Beethoven, Michelangelo, and Tolstoy together in one book has specified the list of compulsory reading, ten 

books, aimed at teenagers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China. But there is the problem that a lot of letters 

and quotations were translated from German into French by Romain Rolland. The Chinese translator has to 

translate these into Chinese from French, not from German. Maybe such second-hand translation would

 make the impact of the spirit of Beethoven a little bit imperfect. 

Immortal Beethoven 's music. 

Immortal Beethoven 's "strength".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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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贝多芬的音乐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

                                                             

笔按:此文为拙代表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于2011928日在意大利基亚拉瓦莱市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所作的英文演讲,年会主题为“文学与音乐”。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16日以《贝多芬与中国现代作家精神》为题发表了此文的修改整理稿,此为演讲原文。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与各位相聚。能第二次在国际博协文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甚感荣幸。我的主题演讲是《贝多芬的音乐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

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李叔同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初中国著名的弘一法师。当然,对你们来说,中文发音并非易事。但你们中有些人对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或多或少地有了了解。我还清晰地记得国际博协文学专业委员会罗瑟·乔丹主席,在上一次年会的主题发言中,特别提到了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散文诗《希望》,与世界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同名诗歌《希望》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正是李叔同和鲁迅两人第一次将贝多芬介绍给中国。李叔同生于1880年,卒于1942年,他是第一个写下这位伟大的德国音乐家中文名字的人。李叔同的经历富有浪漫传奇色彩,他是广泛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在他身上,有许多个第一。贝多芬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乐圣”,李叔同便是称其“乐圣”的第一人。留学日本期间的1906年,他创办了现代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份音乐杂志《小音乐杂志》,他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仅仅300字的《贝多芬传》。他简短介绍了贝多芬的经历,同时高度赞扬贝多芬音乐创作严谨认真同命运抗争、追求最终胜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杂志的扉页上是李叔同用炭笔画的贝多芬像,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张贝多芬像。

李叔同是第一个讲授西方音乐知识和在艺术学校写生课上使用裸体模特的老师。他是1906年冬天在东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柳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几乎是个艺术全才,他是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作曲家。他作词的歌曲《送别》已成为了经典,传唱至今。如果你们想听,我会与我的中国同事一起在今晚的告别晚宴上演唱这首《送别》。李叔同还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在话剧舞台上男扮女相的演员之一,他饰演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改编的同名话剧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

鲁迅是第二位将贝多芬介绍给中国的作家。1907年,留学日本的他,写下了一篇思想深刻并在当时影响深远的文章《科学史教篇》,他倡导科学救国。文章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主张现代中国不能忘了发展文学和艺术。说,中国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科学也需知道西方文学美术音乐领域的大师们,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洛菲罗(拉菲尔),和培得诃芬(贝多芬)等。此时是清朝末年,距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尚有五年,中国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正置身于思想启蒙的前夜,正是思想启蒙直接导致了10年之后1917年起开始发生的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恰在这一年,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美育”的人,他十分重视音乐教育,并身体力行。他酷爱贝多芬的音乐,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他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外的音乐活动,亲自担任由学生组织的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在萧友梅的提议下,他组建了一支只有15人的管弦乐队。我们应该记住1923119日这一天,这支管弦乐队在中国第一次演奏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三乐章和《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二乐章。

诚然,我无法向你们详细报告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不断地了解贝多芬的生平经历和音乐创作,并最终理解音乐中的贝多芬精神。

我想告诉你们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所有的西方音乐家中,贝多芬拥有最多的中国乐迷。这些可爱的、值得尊敬的“贝粉”们十分了解贝多芬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巨人之一,同时还是18世纪古典主义音乐向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天赋的音乐不仅对与他同代及后代的音乐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产生了他卓尔不群的个性力量,这对于意在开拓未来并取得人生成功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他们喜欢静静地聆听《月光奏鸣曲》,舒心地沉浸在《致爱丽丝》的钢琴曲中。他们特别钟爱贝多芬的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九交响曲,尤其喜欢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在我看来,卡拉扬是上帝所赐贝多芬的音乐灵魂和强力精神的最佳信使和传播者之一。

还有很多中国的“贝粉”知道维也纳郊外那个叫海利根的小镇,贝多芬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著名的海利根镇遗嘱——一封写给两个弟弟的信。这封信纪录着他因正在丧失听力而打算自杀的想法,纪录着他继续为艺术和通过艺术而生的决定。因此,中国的“贝迷”们深切地理解贝多芬是如何把由丧失听力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变成了其卓越的音乐艺术创作卓越的内在力量。

或许所有的中国“贝迷”都清楚第三交响曲题目的由来,1804年,当拿破仑称帝的野心变得日益明显,贝多芬愤然将标题页上原题《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中拿破仑的名字刮去,纸上留下一个洞。后来,他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当然,还有很多贝多芬的忠实“粉丝”喜欢唱贝多芬根据德国另一位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谱曲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这是为“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的人类大同世界所唱的圣歌。

现在,我告诉你们关于贝多芬中文名字的演变,这也十分有趣。由于对贝多芬名字发音的各自理解,李叔同写的是“比独芬”,鲁迅写的是“培得诃芬”,蔡元培写的是“贝多文”。

在李叔同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是丰子恺,他更像是老师的信徒。丰子恺像老师一样多才多艺,他是作家、画家、漫画家、音乐教育家、艺术教育家、翻译家。1920年代初,他编辑出版了两本详细介绍一些西方音乐家及其音乐创作的书,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另一本《近世十大音乐家》。他把贝多芬的中文名字写成“裴德芬在书中介绍贝多芬时,他对《第五交响曲(命运)》的四个乐章,逐一做了深入的音乐分析。

19273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在法国重版,同年7月,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杨悔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本《贝多芬传》问世,他用的中文名字是“悲多汶”。

从那时起,这本《悲多汶传》便为众多中国读者,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充满精神痛苦的年轻人所喜爱。当他们第一次读到贝多芬和歌德在特普利策散步,与奥地利王后及随从的贵族们相遇所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便在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歌德站到路边,脱帽,频频致意。相反,贝多芬以一种高傲的态度从人丛中径直穿了过去。这种高傲,令蔑视权贵、意图挑战传统孔教秩序和专制统治的中国青年一代兴奋无比。他们敬佩贝多芬的精神,而对桂冠诗人歌德的行为嗤之以鼻。

尽管这部传记是根据英文本转译,但贝多芬征服巨大的不幸命运和战胜痛苦的斗争精神,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重大的深远影响。

贝多芬的中文名字最终在杰出的翻译家、与我同姓的傅雷笔下尘埃落定。傅雷1927年赴法国,1930年代初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开始翻译法国文学。1931年春,旅居罗马期间,曾受地理学会的邀请,发表过严厉批评当时中国军阀统治的演讲。傅雷的全部译作超过30本,他所翻译的共计15部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中国现代许多作家及其创作,影响巨大。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创作的四部作品《约翰·克里斯多夫》、《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和《贝多芬传》,从出版到现在,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和广泛影响。也是在出版傅译《贝多芬传》的那一刻,傅雷使这位德国伟大音乐家的中文名字——贝多芬——诞生了!这个名字的中文意思也很有趣,贝意味着宝贝;多意味着许多;芬意味着芬芳,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许多芬芳的宝贝。多么吉祥的一个中文名字,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傅雷译《贝多芬传》19464月由上海骆驼书局出版,书中有傅雷写的一篇附录,题为《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第一章节的题目是“贝多芬与力”。傅雷认为,贝多芬的“力”的焦点在于,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意志力。傅雷通过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失聪和恋爱,来捕捉并展现这种“力”。

不幸的是,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不久,一些上海红卫兵闯入了傅雷的家,在他的院子里搜查子虚乌有的东西,并在4天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公开殴打和侮辱傅雷夫妇。196693日,傅雷与他所爱的夫人一起在房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傅雷是文革中众多无辜的牺牲者之一。在19668月到197610月的10年文革期间,许多作家不得不在无助的绝望里选择自杀。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眼里,除了马克思和马列著作的西方世界的一切,当然包括贝多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等等,都被作为历史的垃圾被埋葬。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然而,幸运的是,“文革”结束以后,贝多芬的音乐旋律和许多西方的东西,开始重新在中国回响。1984年,北京的中央乐团在纪念贝多芬诞辰145周年的演出季,演奏了贝多芬的全部九大交响曲。2003年,中国爱乐乐团再次在“不朽的贝多芬”的主题下,演奏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受邀赴德国伯恩,在“贝多芬音乐节”上演奏了《第六交响曲(田园)》。从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名字,到中国的交响乐团在贝多芬的家乡演奏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时光走过了近百年。无数历史的尘埃已经随风而逝。

对于我,一个中国的作家和学者,我一直深受贝多芬音乐,特别是他的精神的“力”的滋养与影响。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年轻时的1980年代初,现在也还没老,我像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将一尊标准的贝多芬石膏像摆放在写字台的桌案上。我们希望贝多芬那坚韧、强大的精神意志力,能够很好地鼓励我们去追求并达到人生的目标,提升我们的生命热情,取得事业的成功。

现在,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和《贝多芬传》三传合一的新译本《名人传》,已被列为教育部的青少年十大必读书之一。 但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贝多芬传》的许多书信和引文,都是罗曼·罗兰从德文翻译成的法文,中国的译者则是从法文而非德文转译成中文。这对贝多芬精神的传播和影响来说,算是美中不足吧。

不朽的贝多芬的音乐!

不朽的贝多芬的“力”!

谢谢各位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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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4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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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卢浮宫让你感觉到人在艺术里的渺小。这样的美好感觉,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是难觅的。我们能否把焦虑、急躁、狂骄在人体里所造成的PM2.5浓度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与艺术相伴,与卢浮宫相伴。两年中两次两个整天泡在卢浮宫里,面对艺术的浩瀚,脑子竟变得痴呆起来。


2011年岁末,远在美国的亲密友人给我寄来的圣诞礼物,是印制精美的《卢浮宫藏画全集》,喜出望外之余,更多的是感动,因为她知道卢浮宫对我的生命感觉意味着什么。这使我能经常与卢浮宫相伴,尘间的庸俗人、龌龊事,在这里,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

卢浮宫与故宫的最大区别,我感觉前者是博物馆,后者似乎还不能令人充分感觉到是。也难怪新上任的故宫院长感叹,故宫的游客中很少有人把故宫当博物馆。徜徉在卢浮宫里感受更多的是丰厚浓郁的艺术韵致,而故宫给我的感觉,更多的还是明清的皇宫遗迹。

卢浮宫本身就是艺术品,它是艺术的建筑,也是建筑的艺术。无论在里面,在外面,总不想离去。与它分别后,你感觉它却始终与你相伴,一刻也不曾离开。这样的感觉,是故宫从未曾给予过我的。我想,这样的感觉,不全是艺术带来的,应该还有历史,有文化,更有思想。当然,在这里,PM2.5值已没有监测的必要。人的感觉,比表面的数据准确得多,更灵敏得多!

这是达·芬奇创造的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现在,我们还能创造这样的微笑吗?能以这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吗?月薪1万多都缺乏幸福感,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后顾之忧,谁还有心情微笑呢?

天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用一座玻璃金字塔,将卢浮宫广场变成了现代感十足的艺术品。它是有生命的,至少我能倾听得到它的呼吸。在卢浮宫,作一个匆匆的旅游过客,会错过太多太多。这样的错过,我以为是天大的可惜。试着把自己变成一只幸运无比的蚂蚁,尽情地在卢浮宫这块巨大的艺术蛋糕上享受与感动艺术和生命的丰富、美好。与之相比,一切的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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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8.两位表哥 

 

      

      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来了两位冯姓表哥。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家人都很高兴,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面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洗酒杯了吗?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一滴都不成。” 

      “记着哪。”张妈说,“我看这酒不够喝的,莲花白还剩一点儿,双溪陈酿也只半瓶,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还得再打一坛子陈酿和虎骨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拿一坛子陈酿,她说虎骨酒冬天喝好,这会儿都打春了。虎骨酒由黄和几种草药酿成,能舒筋活血,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陈酿。酒坛用竹网包着,上面有两个竹提手,拎起来像个大篮子。坛口封了几层纸,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合的,专用来封洒,可使酒香不跑。 

 

      双溪陈酿有股特殊的香味,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我爱看他们先洗了手,然后小心地揭去封泥,刚一拿开盖子,屋里便溢满一股沁人的奇妙酒香。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馨香时,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妈接过一小杯酒。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知道酒一定很香。妈把杯子递给我,说:“你着急了是不是?去搞些‘笑兰’的嫩花苞,撒在上面。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若放在枕头底下,准保你梦着酒仙。” 

      妈说话常能丰富我们的想像。 

      妈耐心地看张妈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这种酒瓶多由白或白银制成。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味似葡萄酒,喝前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它常用来佐餐,能喝酒的人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都很有才华。我们在北京住时,他们常来。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年长两三岁。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通晓数国语言,回国时才三十五岁。虽然他常穿中山装,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而且,他还爱拄着根文明棍,说话时横在手里,好像随时要打谁,有时令人讨厌。他进屋便脱了帽子,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倒使我们有机会戴着它玩。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个子比康贤矮些,讲话很快,与论敌争辩,言辞犀利,诙谐睿智。他虽年纪尚轻,可资历不浅,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相交甚厚,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而且,他还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配过戏。两位表哥天资聪颖,学知渊博,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已经功成名遂。但待人谦逊,从不倨傲。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每次来我家,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如果去,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爸还没回来。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她已盼了好久。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而且,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都要问他们。她常对我们说:“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来跟我们说说话。”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找们,“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康贤表哥说,“都三年了,我记得上次见你时,你还梳着两条小辫,像个小娃娃。时间过得真快,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听说,你还是个学生运动的头头。我是老了,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去看姨妈,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康贤说,“如果跟中国人似的,头一次见面,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非露怯不可。即便是个男人,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妈叹了口气,“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康光转向妈,说,“姨妈,真该祝贺您,眼下要想超过别人,除了学习,还得干点实事。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男女都一样。” 

 

      “梅表妹,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这主意不错。”康贤打断话头说,“我前天去东城,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翠绿的琉璃瓦,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门窗漆得鲜艳猩红,华美壮观。我要是年轻十岁,变着法儿也得进去享享福。你想,从外面看,辉煌如皇宫,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热澡、冷浴、空调、电气炉子,中餐、西餐,随你吃。” 

 

      我和梅姐听得入了迷。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康光开玩笑说,“干脆你假装生病,我把你送进去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康贤打趣说.“你没听说,那儿的护士都很漂亮,她们全是大家闺秀,风韵迷人,思想开放,会讲外语,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好像跟那儿呆过。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去过一两次,是看一位病友。只能呆一刻钟。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这时,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爸把帽子和外衣交给妈说。“接着说, 

      我就爱跟家里听你们说笑话,整个下午跟那帮诗人在一起,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这是他从以前天津德国租界的家具店买来的。他想躺着舒舒服服地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无聊的诗人?是银行家还是军阀?”康光问。 

      “都有。他们以前只想赚钱,钱赚多了,就来买名誉。他们觉得写诗不错,可以扬名,还以为自己写诗同赚钱一样有天分。” 

      “我敢说那些人的诗乏味之极,真庆幸回家能摆脱那帮所谓的诗人。”康贤说。 

      “够扫兴的,瞧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爸说。 

      “姑父,我要是你,就把这包扔到火炉里。”康光叹了口气。 

      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饭厅。 

      在我们家,吃晚饭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爸常说:“吃饭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劳累了一天,干嘛不好好松松心。”因此,他不论多忙,总惦记着晚饭吃什么。我和梅姐下午一放学,他便问我们晚上想吃什么。有时为做菜,他能不厌其烦地跟妈唠叨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梅姐说干嘛跟吃饭上花那么多时间,真是瞎耽误工夫。 

 

      妈马上说:“俗话说‘当官为嘴,做贼为饱’,谁不想吃好点。怎么是瞎耽误工夫?” 

      中国有句古话:“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我们家找的广东厨师有二十多年了,我记得都叫他宋师傅。他做的都是家常菜,但样样鲜美可口,色香俱全。他善烹调,最拿手的是做肉、鱼和鸡,不失原味,还飘散出不同的植物香。我们都喜欢看他做鸡时的忙乎劲儿,他将雏鸡切成小块,用酱油调浸一个小时再放到油锅里煎炒十分钟,放上蒜末、洋葱、青椒和辣椒,那味闻着特香,吃起来真是味道好极了。看上去倒不难做,他只是摇着油锅,鸡的颜色稍稍变黄,就算成了。这便是烹调。他在酱油里加了许多种调料,尝起来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他炒的菜家里人都爱吃,有一种特有的风味。 

 

      我最爱吃他做的清蒸鲜鱼和油炖糖醋鱼。梅姐爱吃他做的油爆羊肉,里面放了蘑菇、胡桃、竹笋和青蒜。她老让他给做爆羊肉和烙饼。有了这,她别的什么都不吃了。 

      妈做的几样菜,我们也都爱吃。除了招待贵客,她很少做。这天晚上,她做了两个菜招待表哥,一个是野鸡肉,放上米酒、生姜、干蘑、干笋,用微火炖一整天,一揭盖,肉香飘溢。另一个菜是鱼丸子汤。鱼丸子用鱼肉、火腿、洋葱加蛋清调制,再洒上盐和胡椒粉,放入汤中。那丸子看上去清亮透明,吃起来味道鲜美。汤中再撒上香菜和水芹。奶白的丸子与青菜相配,真是好看。 

 

      两位表哥都夸菜做得好吃。康贤对我们说 :“表妹,生在这个家,你们可真有福气。你们的妈妈结婚前就做得一手好菜,你们的爸爸又那么会点菜。” 

      “你们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还能看上我做的菜?”妈谦恭地说。 

      “是真的好吃,我有许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康贤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太谦虚了,姨妈。人家西方人可不这样说。给你们说个笑话,去年在巴黎,中国的总领事在一家大饭店设宴请客。他按中国的习惯致辞时说,准备的饭菜不好,请多海涵。第二天,饭店经理对那位领事提出控告,说他侮辱了饭店的名誉,影响了生意。” 

 

      我们都笑了。 

      “这是真的,还是你编的?”妈问。 

      “这是真事,如果你们想听,我还能讲好多。”康贤说。 

      “就是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事。”康光说。“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去东京,跟新认识的一个日本人打招呼,问人:‘吃了吗?’那日本人很惊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没回答,但显得很尴尬。他们也没再谈什么,分手时人家说再见,我那朋友说‘明儿见。’跟北京,这话听起来多亲切,道声别而已。可那日本人又误会了,他第二天给我的朋友拍了封电报,说很抱歉,今天不能见。” 

 

      “有位英国朋友跟我讲,他有一次对一个温柔的日本女人发了通脾气。”康贤说,“他到东京访友,朋友不在。他有急事,就问朋友是否留了条。给他开门的女人什么也不答,只是按日本的礼节连声说:‘是,是’,但她越说‘是’,英国人越恼火。他最后不耐烦地问:‘你傻了?’那女人还说:‘是’。” 

 

      我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爸说。“你们知道,李鸿章老早就清楚东、西方礼仪上的差异,打手势都有不同,西方人叫你来时,手指向上,手掌对着自己,而中国人手指是冲上,手掌却对着你。” 

 

      吃过晚饭,我们都来到客厅。康光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问我女子师范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我告诉他想教书。我觉得教育在中国最为重要,它可以多种方式救国。 

      “我看你教书不好,你还没老到要做一个女教员。”康光说, 

      “为什么不画画呢?缪素筠老师对你寄予了厚望,希望你将来成为大画家。除了你,她可从来没夸过自己的学生。她常给在北京的侄儿写信,问及你的情况。” 

      第一次去访缪素筠师,就是康光带我去的,现已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与缪师作画,多么令我沉醉,幼小的心灵充满抱负,生活特别富有诱惑力。可我不想告诉表哥我正在想什么。 

      “我觉得画画对中国的困难一点用没有,它只是和平时期的职业。” 

      “我不同意。”表哥说,“我认为每个人都该充分发挥天赋才能,画画也并非没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美的事物表现出来。它对我们以及社会改革家都是有帮助的。我要是你,就不放弃画画。当然,除了画画,还可以学别的,例如文学,你不是也很喜欢,努力吧。” 

 

      “孩子,表哥说的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妈说,“一跟生人说话脸就红,哪当得了什么社会改革家和教员。” 

      “你的那些姐妹们上的什么学校?” 

      “九姐去年跟三妈去了上海,上了个特别时髦的学校。那个学校还教英语、法语,每年都培养出一大批时髦小姐,能歌善舞,有的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这种学校是专为时髦女孩开的。”表哥说。“重复你的话,对国家一点用没有,对九妹也没好处。”他转向妈说:“我看让梅表妹去学医,她将来准是个好医生。” 

      康光的判断十年之后得到证实。九姐成了交际花,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梅姐成了著名医生,同一位知名科学家结婚。我真为她骄傲。 

      康贤回北京前,又来看我们。那是个下雪的星期天,除了爸,我们都在家。花园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硕大的假山石看去好似北极的一个小岛。家里的两条蒙古黑犬那天可着劲儿地撒欢,在花园里串上跳下,雪地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狗爪印。我爱看狗在一起戏闹,更爱看它们厮咬。客厅里飘散着梅花、水仙和菊花的香气。猫眯躺在俄式大火炉旁,沉沉地打着鼾。妈正在竹绷子上绣着花,绣针穿过绷子的声音正好与猫的鼾声合拍。这种静谧的和谐,常使我想起北京。 

      突然,我们听到火车驶过。我们家离车站只有二里地。妈放下绷子,叫了口气。“我就是受不了这汽笛声。” 

      “那干嘛不回北京?”康贤从屏风后面转出来说。他先进了爸的书房,爸不在。“她们该在北京上学,你和姑父也都没必要住这儿,尤其是姑父,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能受得了?他们现在正想拉他入伙,对他没好处。我劝劝他,跟你们一起回北京。” 

 

      “就怕小六从南方回来不让他走,她儿子跟这儿上学。”妈说。 

      “我看姑父对那孩子根本不上心,不爱搭理他。那孩子太笨,考试两次不及格了。让他们娘俩待在天津,甭管他们。” 

      听康贤这么说,我特别高兴。但看的出,他对爸感到惋惜。 

      爸回来以后,康贤跟他谈了好长时间,爸听得很专心,并说来年(1929)回北京。他让康贤在我们回去前跟北京找一处小点的房宅。 

      我和梅姐听到爸的决定高兴坏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跑到花园,跟那两条大狗可着假山石上下追着玩。花园里装上了电灯,照得通明。小树、山石、花坛和西式台阶、阳台上,披着一层白雪,银装素裹,晶莹皎洁,真是迷人。我以前竟从未注意过。 

 

      “住在北京,能去西山看雪景了。”我说。 

      “下雪天,我们去长城吧。”梅姐说。 

      “看那无垠的山峦披着白雪,天放晴了,还能看到野鹿奔逐跳跃。白鹤、金鹰从紫禁城飞到郊外。” 

      “春天来时,御花园里有美丽的孔雀伴行漫步。” 

      “怎么会呢?”我问。 

      “你不知道御花园已经开放了?” 

      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 

 

                                             (根据The Hogarth PressLondon 1969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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