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两个指数

    顷见《南方周末》载应是季羡林先生仙逝不久前以病体书写的“讲真话”，字体不漂亮，更谈不是书法艺术，但这歪歪斜斜的三个字的分量，真能以心读懂并深切感其深刻意蕴者，几何？

 说到这儿，先澄清一个不是真话的事实。从网络上见到有文章说我在季老辞世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提到跟季老交往有年，并曾邀请季老到文学馆讲座云云。此纯属子虚乌有！

事实是，第一，我与季老仅一面之缘。那是1999年4月27日的上午，在北大中文系教研室里访完钱理群老师谈老舍之死，骑车在燕园转悠，在朗润园与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真是可遇而求之不得也。我主动问候季老，说明正在做“老舍之死”的调查采访，问季老是否愿意谈一谈。季老欣然同意。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新版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里的《季羡林：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这篇访谈（附后），即是我与季老坐在“季荷”湖边的石头上完成的。第二，季老辞世以后，我从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无独有偶，在早些时候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也有媒体把我在一篇关于《新青年》的学术散文里的话，引用成是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请原谅我不点那家媒体的名，因为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初衷并无恶意。再者，好在记者引的是我的文中原话，并非臆造。而那篇有关季老的报道，就真的不是在“讲真话”了。其职业道德可以如此吗？我想这当然是个别记者所为，但这“个别”若是遇上几回，对记者恐只能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不过，若记者以这样的能为德行，你即使对世事保持沉默，他/他也有本事以引用你的话来制造你接受采访的事实。呜呼！

由此，我想到若“讲真话”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即先于沧桑人生受尽假话之累之罪之苦之痛，待年至耄耋，还须有放言无忌的“大老”资质（也不能为老不尊，胡编乱造，欺世盗名），“讲真话”没谁能奈何。晚年不遗余力倡导讲真话的巴金、冰心、季老等诸多文化老人，均如此。君可见，真话要等到老年讲！

换言之，是两个指数决定着能否“讲真话”，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年龄。前者常常是身在其中不可选择，后者是必须以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神经煎熬出来。这也就不怪乎人们时常慨叹讲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想至圣先师的孔子也是受过假话之害的，不然他干吗要在《论语》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俗语云，世上最开罪不起的是小人。不是吗？小人有本事把不说真话当成闲情逸致，时时躲在暗处施放冷枪暗箭，见谁射中倒下，便志得意满，欢欣鼓舞地寻找值得他/她煞费苦心如此辛劳的终极标靶。小人不讲真话并不可怕，怕的倒是善于听假话者，所谓三人成虎，不由得不信。这样一来，匿名信件、流言蜚语的杀伤力可谓大矣。且小人多亦为众，到众声难违，就更可怕了。就像季老以真话请辞“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众人”就是不答应，悼念追怀起来还是铺天盖的“国学大师”，好似唯有此才配得上巨擘辞世。因此，若环境指数不达标，也只好效仿恩师萧乾的肺腑之言“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年过不惑，我已渐渐咂摸出恩师此言的真滋味了，即有时连不说假话都是难上难的。

年龄指数一时半会是不能指望的，因为谁也没办法把自己一下子活成文化或什么老人。我理解季老“讲真话”的“真话”并非生活中随随便便的家长里短，而应是在面对大是大非时，敢于表明态度立场。这依然是怎一个难字可以了得！因为真话远比不上假话更中听。实际情况是，真话常常不管有多大的力度，说出后即被化于无形。无形可以模糊矛盾是非，以和为贵。

以上算是对季老“讲真话”的一点思绪感悟，最后以季老接受我访谈时所说的两段话作结语。第一段话：“‘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希望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可我没有把握。”

第二段话：“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

傅：您认识老舍先生是什么时候?

季：三九年吧，我那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是齐鲁大学的教授。齐鲁大学不是在山东吗，有一次我暑假回家，反正是三一、三二、三三，哪一年我忘记了。回家之后，李长之、我跟老舍先生见面。他是教授，我们是学生。解放前，教授的工资很高，社会地位很高。所以有一个名词，你们现在可能都不懂了，叫“教授架子”，一种有经济基础，有社会基础的架子。当时教授都瞧不起学生的，不大来往。可老舍，根本也不是一个学校，给我们第一印象感觉到是著名作家、教授，对我们，我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的毛头小伙子，完全以朋友相待。这给我印象非常深。从那以后，就没再见面。

傅：建国以后有过交往吗?

季：那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美国本来有汽车，有洋房，有收入，《骆驼样子》的英文译本卖得也很好，有稿费，生活好得不得了。可因为爱国，回来了。50年代初，哪一年我说不出来，那时同老舍先生见面多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老舍是委员，我也是。当时还有叶圣陶、胡乔木、侯宝林，为推广普通话。他这人跟北京的平民接触很多，没有架子。他同下层社会的人，洋车夫、警察呀，有非常好的友谊。那时卖酒用大缸，上面一个盖，现在也见不着了。老舍就跟三轮车夫、片警呀下层人物，一起站在那儿喝。

傅：老舍这样一个没有架子，同情下层人民的大作家，最后竟是投湖而亡，您当时听到后有何感触?

季：感触，这样好了，你可看我《怀旧集》里的那篇文章，我就不说了。

傅：那我这书里，可以把这篇文章收进来吗?

季：可以，可以。

傅：您的文章中有没有谈及老舍的作品?

季：没谈，因为我也不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可他的作品我都看过。

傅：那您以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季：前些日子我写了篇文章，谈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要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光明日报》还登了挺大的广告。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日本有俩，印度一个，这很离奇古怪，一个歧视东方，一个歧视社会主义国家。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出版社莫名其妙，拼命地讲诺贝尔奖金，也不研究研究为什么。中国，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些人如果拿到诺贝尔奖，也是队伍里的佼佼者。这一百年来，得奖者也不能说没好的，有大师，可是，极坏的也有。总之，中国用不着宣传什么诺贝尔奖。

傅：建国以后，知识分子大都跌入政治的漩涡，老舍也未能幸免，有那么多作家、文化人，在政治斗争面前，表态、批判，互相揭发，您对此如何评估?

季：我不是专搞文学的，许多内幕不清楚。但我看老舍，是绝不会污蔑别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会去跳太平湖。另外，如果说知识分子互相揭发，那怪不了知识分子，这账也不能记在知识分子头上，他们是被迫。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

傅：我懂，也知道。

季：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

傅：您《怀旧集》里那一篇有没有分析一下老舍为什么会投湖?

季：没有。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在美国那么好的条件，为了爱国回国来，结果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我想当时他站在太平湖畔，要投湖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后来，胡乔木，我们是清华的老同学，他问我在怀念老舍的文章里是不是感慨很多，我说“感慨很多”这四个字不够，我的感想超过感慨。要这么一概括人世，你逼着他投湖，这个账怎么算。老舍只是其中之一，在“文革”中像他这样遭遇的人还不少。

傅：您今天回过头来看老舍之死，来反思“文革”给国家、民族及文化带来的灾难和摧残，我们应吸取怎样的教训?

季：这我早已讲过，“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希望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可我没有把握。

傅：我们现在对“文革”反思的态度似乎很暧昧，也很不够。中国的年轻人像日本年轻人不了解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样，也不清楚“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怎样大的一场浩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样下去，“文革”将来可能还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季：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

         [采访时间：1999年4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畔]

 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东安研究员约了系列三讲“近代史上的曾国藩”，今天是第三讲“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朱先生简要梳理了洋务运动的概貌，讲了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角色，讲了他是如何处理天津教案的。

 单就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是积极的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以下看几个时间数据：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

 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其实，1863年曾国藩便有此意，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难得的是，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影响日积月累，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孕育出思想界的启蒙与文学界的改良与革命。这是后话了。

从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并被载入史册。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覆灭的命运。

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东安研究员做客文学馆，主讲“曾国藩与湘军”。

有俗老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意思是行军打仗如果哪支队伍里没有湖南兵，就缺乏战斗力。湘军的创建者是曾国藩。朱先生以扎实丰富的史料为根据，讲了曾国藩与湘军的始末。他讲起“故事”如数家珍，但绝不是说评书。像这样挖掘史料的深功夫，是傻功夫，笨功夫，也是真功夫，非积数十年不能为。

通过朱先生所讲，不难发现，湘军之所以有着强悍的战斗力强悍，虽然它所错误也很严重，比如打了胜仗，杀降杀俘；攻下城池，烧杀淫掠，但总体说来，首先在于曾国藩治军严格，可以说一点一滴都从自己做起，也就是我们今天还惯常说却难以真正做到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同时，他非常注重在湘军中流淌出父子、兄弟等的嫡亲血缘关系，父子兄弟齐上阵，打仗能不玩命吗？还有就是，粮饷充足，战略对头，论功行赏。这也是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军和捻军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并不是曾国藩及其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而是他们把自己打败了。事实上，太平军最后战斗力的丧失，与八旗、绿营因贪图享乐而无斗志如出一辙。如此，当初一路过关斩将的八面威风，只能断送，从而成全了曾国藩，使湘军异军突起。

    可以说，曾国藩是清朝开国后第一位手握重兵的汉臣，最后能以善终，跟他崇奉理学、满腹韬略不无关系。用今天的说法，曾国藩攻陷南京击溃太平军以后，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帝年幼，慈禧刚刚掌权。身为汉人，重兵在握，若心有不臣，兴兵北上，讨伐朝廷，历史也许就就另外的写法了。但他为打消朝廷的顾虑，主动要求裁撤湘军。当然，这里也有着明显的内外因，外是早有防范的朝廷大兵压境，内是湘军内部“哥老会”盛行。不过，若当初鳌拜、年羹尧之辈，能有曾文正公如此这般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恐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曾国藩大概也是明白盛极必衰的道理。所以，还是老话说，天作孽，尚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呀！辨证地看，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一家之军，这种建军理念原则，被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所效仿，像李鸿章这位淮军主帅的外交、军事才能，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老师，即这位湘军主帅的熏陶影响；像袁世凯，在朝鲜编练新军，一切则都是按照“湘淮军制”来做。

    看来，不论多难，我们还是得努力并尽力地以辨证、多元的视角多看待和研究历史，这自然包括如何多元、负责地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至少在我有限的有生之年，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历史上的人或事，如狗屎般臭不可闻没多久，便又如陈酿似地香飘四溢了。

    这是历史的罪与罚吗？

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从1911年辛亥革掉大清朝的命往前推40年，即晚清四十年，历史的纪年刻在1871年。这一年曾国藩已至垂暮，第二年，便以61岁终年辞世。也就是说，晚清四十年刚一开场，他就从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他绝对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历史是有滋味的，而要咂摸出其中的真味道真需要耐心咀嚼与反复回味。曾国藩与李鸿章能算是一对师徒，能力出众却心性高傲的李鸿章，若非师傅大度能容、力荐提携，又逢时运，是否能上得历史的台面施展拳脚，不得而知。

1870年秋，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利，被调职。李鸿章接任了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开始进入晚清权力的中心。几个月之后，朝廷决定撤消以前专职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样，弟子一下子便超越了师傅，从“地方官”跃登国家的外交舞台，参与制定和实施大外交，逐渐成为后来习惯称之的“外交部长”或“国务卿”。晚清汉臣中能享有如此高位重权，李鸿章是第一人。

师徒俩不仅在人生事业的奋争竟逐上时有相似，在政治的旋涡中身处夹缝甘苦自知的境遇常如出一辙，就连生命的落幕都一样充满了悲情，身后又一样遭致谩骂、诟病，背上“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等一系列盖棺论定的历史罪名，九泉之下难得清净。

简言之，历史就是过去的人和事。而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它只是沉沉地睡着了，几乎听不到脉搏的跳动和轻微的喘息声。只有触摸，才能进入。深入挖掘历史的人与事，才能激活历史，并使之具有张力。细节尤为重要，虽然细节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繁复细节的历史，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

细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历史的时间不会具有先天的巧合性，但不妨事后诸葛亮般地用时间来勾勒历史的轮廓。历史的轮廓不仅可能会变得清晰起来，重要的是，会发现历史的人与事在时间的巧合上似乎真的就是先天注定了的。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卸任与接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870年到1871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像这样的巧合，应该有理由相信，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而复杂的逻辑关联，只是我们有可能不知藏而不露的秘密。

也正是在187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修好条约》、《通商条约》，这实则是虎狼之心的日本人羽翼未丰时的缓兵之计。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将李鸿章亲手创建的北洋海军战败，他真正开始了为清廷充当“裱糊匠”的苦日子。30年后的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奕劻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以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主要内容的“卖国”的《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后的11月7日，老迈抑郁中的李鸿章因病去世。

有趣而令曾、李师徒俩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国藩的教子之法，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伴随着“国学”虚热和官场“厚黑”，徒增了热度。不过，这样一来，也使后人对他们悲情的历史遭际徒增了复杂的心绪，发现给历史人物下结论还真不能像合上棺材盖儿那样简单。另外，随着近年来对历史不断地“戏说”、“大话”，“草根”史家浮出水面。与书斋里正襟危坐的“信史”家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根”走笔出来的“史”，变得好看、有趣和鲜活了。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二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

对于晚清四十年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晚清四十年做一个完整的全景的真实叙述，但的确应努力把其中人与事“许多背景的组合”挖掘和呈现出来，而非简单、肤浅甚至盲目、武断的因果。

不妨截取雷颐笔下李鸿章的具体个案来看晚清。当失势后的李鸿章从欧美风光出访回朝，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谈了亲眼目睹的欧美繁华与强盛，且有的放矢地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他的远见卓识不仅未引起重视，更没有如愿地被重新重用。1896年10月24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名衔挺大，却只是个无实权的见习大臣，被戏称为“伴食之宰相”。从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落到“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巨大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自然超不爽，拖了八天才去上班。可就在任命他的同一天，朝廷接到了有人打来的说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的小报告，对他加以严责：“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吏部已准备好几天后将他革职，光绪拟下旨：“罚俸一年，不准抵销。”真是宦海艰险！

与此同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勃兴维新运动。对维新，李鸿章心下不无同情甚至支持，但他毕竟深历宦海，老谋深算，知道参与维新必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争，恐到时想自保都难。另外，他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和之间积怨多年，加之甲午战败，遭朝廷冷落，地位已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紧急政治关头，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政治前途，打定主意力挺维新派。因此，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有私交，将此书告李鸿章，李鸿章回信，一方面表示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同年8月，为进一步推动维新，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李鸿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却因此时名誉受损遭拒。后来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但一方面，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另一方面，他对与翁同和的恩怨始终耿耿于怀，尤其对甲午战后遭“帝党”官员抨击一直心存报复。所以，他又暗中指使人上疏抨弹帝党骨干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的一个。慈禧见此，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录用。慈禧意在打击和削弱帝党力量，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对光绪最忠的官员，这样做，也算罚鸡警猴了。李鸿章出手也够狠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是既支持维新派，又为“泄私愤”而打击维新的坚强后盾帝党。政治的凶险与人性的复杂在此处历历在目了！

李鸿章暗中支持康梁维新不仅有思想，还是有具体行动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史称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李鸿章，李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的事告诉了康，意在提醒康谨慎留神。另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被同时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若皇上听从必有大害；同时，他说李鸿章“多历事故”，应能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当即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后又将此密告康有为。

我喜欢阅读品味这样复杂细密到精致入微的历史，这无疑是活的历史。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 

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厘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随便说一个历史事件，又似乎都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及过渡、转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等，对它们的各类评价论争始终不断。这该是是历史吸引人的地方！

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

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