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明辉兄“聆听贝多芬”系列演讲的日子，他讲的是“一段真性情，告而不别——从贝多芬第八交响曲说起”。讲的是“贝八”对海顿、莫扎特，对古典音乐风格，及对自我的告而不别。

我发现，像这样方式的“聆听”，对心灵精神真不失为一种洗礼或提升。在浮躁气日盛的当下，这种美妙感觉的获得或已是一种颇具奢侈感的享受。

明辉兄或许是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三个小细节，对我却深有触动，也颇为感慨。

第一， 古典音乐带给人们美妙的听觉与艺术审美享受，有一点是来自它的交响中的“有序”。事实上，“有序”对于一切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拿现在常常出现的有些社会问题来看，其实仔细想想，简单一句话，是可以归结为就是因为“无序”造成的。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何尝不是要让社会变得“有序”。

第二， 明辉兄以一个小例子提及到音乐教育上的的功利化问题，看似不大的问题，其实正反映出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上存在着不小和不少的问题。试想，如果一切教育都变成、变得唯功利的时候，还会有那种文学、艺术上的美妙感吗？那只能是一种被撕碎的感觉，或这种感觉根本就丧失了。它正在发生着，但可怕的是，我们似乎显得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第三，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一个文明的国度，应是立足于用第一流的文化艺术教养出第一流的公民；反过来说，也只有接受了第一流文化艺术教育的公民才会真正成为第一流的。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行政级别很高，但缺乏教养；一个人学历很高，却也教养缺乏。

教养，教养，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指人从好的教育而获得一种好的修养。不接受好的教育，势必很难获得好的修养；但即便接受了好的教育，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会具有好的修养。因而，当我们看到有为官者或学历高的人缺乏教养，也就很正常了。官阶与学历的高低，绝不能等同于教养。说一个人有学养，也不意味着他有教养。

想到这儿，我甚至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教养，更不敢说有了很好的教养。我越发觉得，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希望将来有人评价我的时候，最好的评价是说“这个人有教养”或“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什么。我同时希望，作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能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让一个人当官，比让一个人有教养，容易得多。官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了，但有教养的人真的是少了。

马悦然先生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这里仅举两个小例子。

第一，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那封写给台静农的信，是白纸黑字的文献，而马悦然始终以为此事只是口传，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他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是杨宪益翻译的，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这显示出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缺乏，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Ｃ·哈拉普公司出版的由斯诺编选，萧乾和杨刚协助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里面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

第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9卷本《老舍全集》的第15卷书信卷中，收录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原文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编者的脚注文字是：“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不知是否可据此推断，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并没有像他在许多年说的那样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是老舍，而非曹禺。

最后想由此谈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瑞典学院前院长埃斯普马克坦承：“这只是文学院（不知是否翻译的缘故，此处说的是文学院，而又不是瑞典学院了——笔者）设立的大大小小奖项中的一个，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其标准的确立也就更为谨慎。当年，炸药发明者诺贝尔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规定文学奖应当‘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这个标准无疑是相当宽泛和含混的，各个时期的评委会委员们（此处也没有说是瑞典学院院士——笔者）自然对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开头的一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为此委员们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时为时已晚，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按照委员们的看法，有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写出了不朽的佳作，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而把自己搞得声名赫赫，但实际上文学成就平平，对这样的作家诺贝尔奖是不能授予的。与其相反的是，有的作家虽没有什么名气，但写出的作品却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艺术上又独树一帜，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发现，把奖金授给这些作家，一方面帮助他们成名，同时也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着眼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着眼于未来理想这一原则。为此，我们把奖金授给了威廉·福克纳和写出了《荒原》的艾略特，尤其是前者在当时几乎鲜为人知，但现在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我以为，这段话十分中肯。除了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有失公允的存在，与一些世界文豪级大师失之交臂，不无遗憾。同时，也表明，诺奖又确实独具慧眼地挖掘出一些世界大师级的文豪。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否认，这也是许多作家都指出过的，诺奖在某些历史时段，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诺奖有失文学的纯粹性，也曾受指责成为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工具。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仍然可以拿鲁迅当年在致台静农信中表达出的对诺奖的那样一种态度，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诺奖。一，从总体上看，“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单从2000年以后这几年的诺奖得主来看，虽然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写作才华的作家，但与奈保尔（2001年）比一比，与库切（2003年）比一比，与耶利内克（2004年）比一比，与哈罗德·品特（2005年）比一比，与奥罕·帕慕克（2006年）比一比，与多丽丝·莱辛（2007年）比一比，以当下中国文学之生态，是否存在距离？三，世界上的优秀作家的确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也正因为此，马悦然在客气地殷切希望中国的文学教授和批评家们多为瑞典学院推荐优秀候候选人的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疑问：“难道我们的作家就是为了某种文学奖而写作的吗？现在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为什么非要瞄准某个奖项去写作呢？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前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同时，他提到，中国作家在过去100多年里没有获奖，跟没有好的翻译有关。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他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比如，像电视节目为收视率而迎合“大众”一样，为迎合美国读者“大众”的需求，《骆驼祥子》的美国译者，竟把小说原来最后一章的悲剧结局完全篡改，改成祥子跟小福子团圆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项国家荣誉，不错，它确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文学大奖，每到年终岁末，都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似乎对中国尤甚。毕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诺奖榜上还没有写下中国作家的名字。至于提名，顶多也就是个精神自慰，明明被放了鸽子，还一厢情愿地抱憾终生，何况有的可能还纯属子虚乌有。

总之，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绝非国际认证的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中国作家不必心理负担过重，不必心里泛酸，更不必感到尴尬与难堪，甚至患上精神偏执。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管人家诺奖怎么评和评谁，那是别人家的事，咱只眼瞧着自己，即便从宽泛的标准，也要看自己能否成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所说的“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国人常有一种心理，喜欢列数祖宗的伟绩，以向洋人叫板，无论他是西洋的还是东洋的，你说你现在牛，可我们祖上就曾经牛过。所以，现在封谁个什么最牛钉子户，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之类，其实都是我们在文化上的病象表征。

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自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发明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百多年来，榜单上尚无国人的名号。于是我们开始了牛人搜索，最牛则莫过于鲁迅，便有了下面这段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唯一恒定版本的话——“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不少国人由此推论，看人家鲁迅，根本连诺奖提名都拒绝，牛乎哉，真牛也！

我倒由诺奖的评选程序，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虽然跟诺贝尔先生是老乡，但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本身，面对的就是空穴来风。第三，即便真的获得提名，恐也是200人大名单中的一位，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便不能不说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

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

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

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

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

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

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

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

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以为，鲁迅80多年前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还做着诺奖白日梦的一些国产作家

来说，仍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

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自认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

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

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预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

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

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

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

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

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

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

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唯一通晓中文的马悦然先生，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之间，扮演着一

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

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诺奖还是

一次次地与中国作家无缘。

    如果仔细分析马悦然的话，是大可不必较真儿的，拿不远的最近一次来说，在曹乃谦

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以后，媒体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这

样一个只读到高一、会唱要饭调的‘乡巴佬’，（指曹乃谦），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

国人之一。’”

    我愿意相信马悦然说的是真话，也是客气话，他说的是“之一”，并非“唯一”。“之

一”是西方人的通行词令，比如，西方的大学教授给学生写推荐信，通行的体例是“这是我

所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马悦然似乎从未说过“唯一”。而国内媒体

常为了炒做的噱头，故意要将“之一”去掉。仅以这篇报道为例，记者明明已经在第一段文

字写明了“之一”，却一定要在醒目的大题目标明“诺奖评委称其最有希望获奖。” 

    不过，也许是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深有所感，又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

深切尊敬”，马悦然先生不惜“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

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

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

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认为，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但《中

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

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

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

很出色。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换言之，马悦然以1988年参评诺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身份，没等50年的保密期到，就公开

透露，沈从文在1988年成为了五位最终候选人中的一位。言外之意是，哪怕于1988年5月10日

仙逝的沈从文的生命能多支撑几个月，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得主。这

样，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浮出水面，即1968年（1966年？）的老舍差点获奖可能只是无中

生有，而沈从文在20年之后的1988年几乎获奖，则属货真价实。是也,非也?

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份复杂的情结心绪，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单看一下我们的近邻，早有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此殊荣。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1994年，该奖再次垂青日本，大江健三郎登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有两位日本作家获奖，这尤其会让对日本充满矛盾情感的国人超不爽。若从被称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1978年算起，至今也已过去了30年，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始终被炒得沸沸扬扬，比如某机构提名谁谁为诺奖候选人了；哪个国际著名大权威发话说谁谁是最有可能获奖的了；还是鲁迅最牛，人家早早的连提名都拒绝了；最遗憾的是老舍，本来（1966年？或1968年？）可以获奖，结果投身太平湖，让日本人拣了个便宜（最近这个话题又被热度提及）；1988年，若沈从文不在诺奖揭盖儿前驾鹤西行，那年就非他莫属了……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数年前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学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再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获提名，王蒙获提名，李敖获提名，等等，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看来这并不符合诺奖的评选规范。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能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每年都接到无数的提名，抛去重复的，大概每年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也就是说，诺贝尔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为瑞典学院准备讨论用的大量材料，并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很容易就能对老舍是否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做出判断。现在流行的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版本大体是这样的：

1968年（最开始的说法是1966年），中国正值“文革”。而老舍就在这一年获诺奖提名，到了最后五名决赛名单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方面多方打探老舍下落，后推断老舍已经去世。按诺奖规矩，只授健在者，不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若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川端是拣了中国老舍的便宜。甚至会有国人心底在说，如果老舍在世，就轮不到日本人获奖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思考不简单的问题。而这听上去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想其中无法的解释的矛盾——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50年。既如此，谁有能、并如何能知道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评选的最后五人决赛圈？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奖提名，都无损于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天才小说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

国人对诺奖应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对一部文学作品，尤其经典名著，会有各自不同的读解。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读解，也会发生改变。我小时侯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水浒传》，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晁盖、宋江，而是林冲和武松，觉得他们是真正行侠仗义的绿林英豪，对鲁智深和李逵也颇有好感，还曾想过要拜个师傅，学几手猫脚功。现在，当然不是不喜欢读，但理解上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对“智取生辰纲”从没质疑，现在仔细一想，几位好汉确实并未用此劫富济贫，而是哥几个私分了；对李逵大斧子过处，噼里啪啦，人头落地，只觉得血腥得过瘾，从未觉得其刀下鬼是否无辜；对潘金莲也是觉得她是毒害亲夫的蛇蝎淫妇，最后被挖出心肝，是罪有应得的因果报应，绝不会想到什么女性正常的生命欲望；对“逼上梁山”的好汉，也是长大以后才深入分析过，许多人的被“逼上梁山”并不都是林冲式的，而是有多种类型；宋江窝窝囊囊，却靠玩弄权术，篡夺了水泊梁山的最高领导权，最后成为接受朝廷招安的投降派，根本就没在脑子里对他闪过“忠义”的念头，等等。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传》表现的主题不是过去常说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实际上是“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宋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史载最早的一个水浒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北宋末年徽宗时，奸臣蔡京、高俅、童贯当权，许多忠义之士被“逼上梁山”，结成以宋江为领袖的一伙儿36人 ，劫富济贫。这36条绿林英雄，横行一时，无人能敌。朝廷只得招安，命他们去征讨方腊。宋江因收方腊有功，官当到节度使一级。《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对宋江的英雄传奇也有提及。到后来街谈巷议，使水浒故事盛传各处，原先的36人一小伙儿，也演变成了一百单八将。可见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是《水浒传》的远祖，正如胡适所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末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历史上的宋江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这样解释：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答案也许很简单，读者只要花点心思拿小说里描写的水泊梁山大规模水军作战，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中国古代唯一一次大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作比，便可见分晓。

 因此，学者侯会以为，《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在创作过程当中，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显然，《水浒传》故事本身是从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可对于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历来毁誉参半，主要焦点集中在对他接受朝廷招安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农民领袖，还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是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顾大嫂；四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夫人贾氏；外加一贞烈的林娘子。从对她们的描写，尤其以陶然醉然之笔来写两位潘氏女性之死，强烈反映出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及女性观。

    至于《水浒传》的文学魅力自不必赘言，明代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在第三回总评中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见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仅以贯华堂刻《水浒传》第28回金胜叹点评为例，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有古人说，“不读《水浒》，则不知天下之奇！”不过，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在他们身上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换言之，也就是《水浒传》弥散出来的浓郁的江湖气。学者王学泰即认为《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而在江湖游民的身上，又有着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里太多糟粕的东西，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关于知识分子反思？

巴金晚年的反思，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的一篇华彩乐章。为什么他会在晚年的反思当中提到过去一些时候自己不太应该的言与行？我想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在那样的假话、大话、空话泛滥的历史时段，吃够了苦、遭够了罪，心灵、人格受够了摧残、扭曲。当他劫后余生之后，认识到假话害民、误国，所以才以一种“忏悔录”的方式反省反思。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卢梭式的忏悔意识。耐人寻味的是，包括巴金在内，有很多知识分子，是在他们暮年进行了深入的忏悔、反思，包括冰心、萧乾、季羡林、韦君宜、周扬等，也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所忏悔的那些内容对其造成的苦难。但是他们的忏悔，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了多大的实际意义吗？我们接受了多少？我们能理解吗？接受还是漠视，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们应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汲取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树立起理性的、科学的历史观，要具有多元的、穿透性的思维能力。简单一句话就是，要有头脑，要有独立的思想和判断。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不能不长脑子”，不能把自己的脑子轻易交给别人。这也应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具有了某些因素，但是远远不够，在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引导性和引领性工作还远远不够。

     建设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心态？

我们始终渴望被世界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可能的自卑的基础之上。我们常常是觉得自己不行，才希望世界关注我们。从一些媒体的报道甚至学者在著作中使用的一些词汇，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比如我们十分爱用“举世瞩目”“誉满全球”这样的词，正反映出我们心态上的不自信。

我们已经能在某些专业领域很好地与世界接轨。在西方文明国家面前，我们的大众文化素养倒凸显出了文化软实力上的不足。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达富裕了以后，个人的教育、修养、教养需要跟上来，这同样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我觉得国家应制定一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政策，软实力光靠强调是上不来，一定要有引导，要有大的落在小处和实处的不计功利得失的投入。

不知是否我们的文化观念导致了我们在做人做事上常常着眼于“大”。“大”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一个特别喜欢标语口号的国度，做什么事都喜欢大张旗鼓地宣布出来、宣传出来，至于过程和最后能不能达到效果，似乎并不重要。宣传不等同于结果。所以，很多事情都变成了虎头蛇尾。这又与一些行政官员好高骛远、志大才疏有关。

    关于互联网？

我想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爱国爱党，在互联网上进行思想和理论的探讨都是可以的。现在很难预估，互联网所产生的辐射力量会有多大。总目前情形看，这一新媒体对传统纸媒以及电视传媒,形成了鼎足之势，是否后来居上也未可知。关于网民的素质，可以看到有些网民还是有着相对不错的修养和素质。在探讨一些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时，有些帖子确实是在谈思想和探讨问题，这都是很良善的。当然，还有许多人的网品网德有待提高。关于发表自由，我想在政府允许的网络公共空间中发表言论，理应受到保护。让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在公共空间中有意愿表到自己意见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这同样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一种健康状态。

     一个老问题的新形式？

不能只把“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停留在口头上，现在跟以前很大的一个不同或问题是，以前外行的行政长官领导专家学者是一种常态，现在虽然也还仍然有这样的现象，却常常变成了“作家”与“行政官员”的合二为一，“学者”与“行政官员”的合二为一。弄不好，会造成他们对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垄断，官本位在文化领域、学术界、教育界的体现也并非不严重，仅从媒体披露出来的各类文学抄袭、学术腐败，也可看出些问题的端倪来。

F大调第六交响曲，又名“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标题《田园》是他亲自命名的。本曲大约完成于距今201年的1808年，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各乐章均有标题的作品，也是其九首交响乐中标题性最为明确的一部。此曲也是1808年在维也纳首演，贝多芬亲自指挥。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此时的贝多芬听力已完全丧失，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天灾。贝多芬何以能创作出他交响曲中的另类之作“田园”呢？

曾几何时，我在某座著名城市看到过一些令我产生恐怖感却又是强调除旧布新的横幅标语，诸如“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以人为本，全民动员，早拆、早建、早受益”、“拆出文明，拆出品位，拆出和谐，拆出发展”、“‘五拆一改’是改变城市面貌的利民工程”、“政府推动，舆论鼓动，群众主动，社会互动，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头，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带头，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若要改变一个城市的旧面目，建设出城市的新貌相，使出这样的吃奶劲头儿，我挺难以理解的。

但对于聆听贝多芬来说，像毕明辉博士这样的“拆解”却带来了新奇的感受。明辉兄在北大艺术学院任教，对音乐有独特的感受和讲解能力。我请他以“聆听贝多芬”为题在文学馆做个系列演讲，今天是讲如何欣赏“田园交响曲”。他别出新意地从“田园”里“拆解”出来的用“老鼠”、“猫”、“大萝卜”“噼里啪啦”等字眼儿命名的节奏，使现场座无虚席的听众获得了崭新的听觉美感，也十分有助于走进贝多芬的音乐人生。

事实上，对于贝多芬我们或曾有过许多的误听，一如我们对鲁迅有过许多误读，又何止他们，在我们身上，许多历史人物都遭遇过这样的命运。换言之，有不少历史人物，都在我们身上产生过一个被神话化的过程。遗憾的是，有许多神话的过程还在持续当中。许多中国的“贝粉”，尤其知识层向来把贝多芬作为精神偶像来崇拜，他是产生精神力量的泉源，当遭际命运不幸和世变沧桑的时候，常常是贝多芬帮我们扼住命运的咽喉，催我们昂首奋进。

我很心仪明辉兄由贝多芬讲到的这八个字：“热爱生命，常念田园”。说得真好！我想在这个意义上，1808年对于贝多芬，对于音乐史，以至对于整个人类，都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年头，因为就在这一年，贝多芬以他的天赋才华，完成了他的“命运”与“田园”两部交响曲。他不是一个光会与命运抗争做狮子吼的英雄般的疯子，他同时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了孩童般依恋的侠骨柔情之人。恰如鲁迅，他不是一个谁也不宽恕的冷血的杂文家，他更是一个心中蕴满了无限爱与热的诗人。不能理解他们，并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我们是那么的卑微与渺小。

贝多芬在“田园”首演的节目单上写到：“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他在总谱的扉页上特别注明，“主要是感情的表现，而不是音画”。贝多芬怕人们误解他的音乐，更明确地说：“《田园》交响曲不是绘画，而是表达乡间的乐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当然，他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非描摹自然。

人与自然应该是，而且也是能和谐的。从“田园”的表现也是如此，大自然是那么的美丽曼妙，但它会有暴风雨，但暴风雨过后，自然又回归于宁静。人生不也如此吗？在经历过世事的沧桑风雨后，我们或许会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

然而，是否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物欲时代，我们有多少时间精力来体验、感悟与享受自然呢？即便是周末，我们呼朋携侣地开车去乡间度假了，我们是否能静下心来，聆听淙淙的流水和山间的鸟鸣，与自然和谐交融呢？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直到1827年去世，在这里生活了35年。他的全部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完成。他在维也纳多次搬家，最后也是葬在这里。维也纳与贝多芬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音乐的生命体，活在世人心中。在人们纪念的贝多芬生活遗迹中，有一条著名的“贝多芬小路”。贝多芬常在这里散步，他的“田园”交响曲就是在漫步遐思中产生灵感。“贝多芬小路”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斯塔特，这个地名对于他来说意味深长，因为1802年他就是住在这里时写下了“海利根遗嘱”，当时他几乎自杀。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租了房子隐居下来，第六交响曲“田园”又在此诞生。

我希望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能有一条这样的可以漫步遐思的小路，也希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田园。“热爱生命，常念田园”，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