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来的时候 我都会蠢蠢欲动 觉得会有什么发生似的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觉得我错过了什么”
“我不会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一 文化与人
春天是萌动的季节,梦想也在这个季节里悄然生长。
然而现实的土壤却贫瘠而干硬——这是一个灰黄的城镇,在大片的民房之外是耸立的工厂烟囱,工业文明已经进入,但显然还没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国度的缩影——前现代。
当老文艺青年周瑜在离开工厂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了路边广播里的歌声,歌声对他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塞壬发出,他被击中,也被激活,春天的故事也随即开始。
女妖塞壬本名王彩玲,是县城一所中专学校的音乐老师,她拥有女妖的嗓音,也拥有女巫的容貌,她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结合体,她的梦想是“到北京去唱,唱到巴黎”。她是不屑于
汶川大地震祭——献给山区中的孤寂死者
宋石男
他们,死在汶川。他们,葬在青川。他们,群埋在北川。他们再见不到彭州的菜田。他们再不可能去什邡赶场。他们再回不了绵竹的家。
过去,现在,未来,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是冰冷的数字,含糊的数字,绝望的数字。他们是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看不见样子的死者,却是数万震灾死难者中的最大群体。生前,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贫穷与艰难;现在,他们应该享受至切的哀悼与关注。毕竟,生命没有斤两可称,死难者也没有轻重之分。
那些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老牛般忠厚,婴儿般纯真,泉水般干净。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开始,在泪水中结束。
停一停吧,不要再叫“他们”。死难者所流的每一滴血,都要流入我们的眼睛;死难者所断裂的每一根骨头,正在刺穿你们的心窝。“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地震中的每一具遗体,已在我们的国史上预订一篇墓
四、平等与民主
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第四个渊源是政治平等逻辑。本节将探究平等、尤其是政治平等与民主的关系。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无论左翼或右翼,都强调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和尼采是例外,因为他们不认同平等)。然而,自由和平等对不同思想家有不同意义。例如,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仅仅意味着道德平等,这在对平等的各种理解中是最基本的。大部分民主理论家都要求更多的平等。
大致说来,左翼思想家强调平等,而右翼思想家则青睐自由。尼采是一个极右翼的哲学家,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不认为平等有价值。相反,尼采认为民主式的平等是人类卓越性的障碍,因为它建立了“乌合之众的道德”,打击能人,而且许诺的远比人们应得的少。尼采说道,为了自由地发展和展示人类的卓越性,必须除去一切平等所加的限制:高贵的心灵不应因平等的缘故而和卑微的心灵相提并论。权力应通过自由竞争来进行分配;自然地,高贵的人会赢得胜利并成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
三、代议制政府与民主
在本文的开始处我曾提到,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四个影响深远的渊源:古典希腊民主制、共和主义传统、代议制政府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本节将集中探讨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并说明它与民主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前的二千多年里,学者和政治家们都没有考虑过代议制政府的问题。古希腊城邦没有必要为代议制花费心思,因为在这些规模如此有限的政体中,每一公民原则上都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及决策。事实上,古希腊人很可能是厌恶代议制的,因为后者与他们所追求的直接参政的民主相悖。古罗马共和国的例子令人费解一些。虽然古罗马共和国拥有广大疆域,它却从未关注过远离罗马的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是,大部分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从未参加过议事会议,这一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随意和倾斜式的代表制──居住在罗马附近的公民成为罗马共和国其他公民的实际“代表”。后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由于规模仍然很小,它们也看不到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
二、共和主义与民主
什么是共和主义?它与民主的关系怎样?正如我在本文开始处所说,共和主义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四大渊源之一。然而,共和主义并非古希腊的贡献。它起源于古罗马,进而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再现生机。古典共和主义并不强调“民治”(rule
by the people)或政治平等(古典民主则正是强调这两点),而是主张自治(self-government
)、混合宪法及一种不仅反映“多数”(人民)的意见,而且也反映“一人”(君主)和“少数”(贵族)利益的政府──后两者在前现代被认为是除人民(多数)之外的两个不同阶层。下面我对共和主义的这几个主要主张作简要介绍。
共和主义的价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彰显,目的是抵制君主及教会所宣称的“天生统治权利”。因此,“自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的第一重要主张。面对各种各样自称天生的统治者,共和主义主张一个政府除了向它所统治的公民外不应向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负责。自治的可行性和制度建设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同时,在“
当代最卓越的民主理论家之一的罗伯特.达尔认为,现代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有四大渊源:希腊的直接民主制、罗马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共和主义、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平等理念。本文拟对达尔指出的民主的四大渊源作一简单介绍和评论。
一、古希腊民主及其非自由主义
本节介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即古希腊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并在论述过程中对古典民主模式提出一些评论。
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民主是一个稀罕之物,先前的许多评论者对其理论与实践苛责有加。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下半期,人们才对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可欲性形成共识。民主普遍稀罕的一个例外是古希腊民主制。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发生了伟大的政治转型,那就是民主化改革。以达尔的话来说,这一改革的重要性“就象汽车的发明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在那时,希腊并非一个单一国家,而是由许多独立的城市国家(也称为城邦)组成。一般认为其中的雅典
(一)灵与肉
黄昏的长堤,漫步的两个人在夕阳中变成剪影。
水波中的一条船。看繁星在天幕上升起。远离了岸,夜晚变得纯粹而排他。这一刻,时光仿佛停驻,世界只是背景,片刻凝化为永恒。
来自东北边城的女孩余红考入了北京的北清大学,和同宿舍楼的女孩李缇结识,通过李缇认识了一个叫朱伟的男孩,爱情就这样来临,在那个时代:春树朗诵一首诗歌,左小诅咒唱着民谣,崔卫平正和学生们谈天说地……
成长的社会化过程将人裂解为自我、本我、超我。而余红却将三者合而为一、浑然一体。她率真而又任性,用身体来感知、认识和把握占有世界,也被世界占有和认识,她象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粉红的小动物,肆意的争吵、纵情的做爱。“我只想生活的强烈一些”,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最简单的诉求无疑具有挑战意味,也决定了她这个为爱而生的精灵的旅程.
(二)生命之轻与历史之重
爱情如同一场革命来到身边,但革命却不似爱情,或者应该说它是一代人共同的爱情,它也呼啸而至,在那一年的春天。
关于背景:《太阳》中是看不到历史图景的,整个故事挪移到另一时空也基本成立,下放和到乡间的度假并没有什么区别。撇离了时代(1958——1976)背景,姜文把幕布换成了绿树红楼的校园、神秘美丽的山村、歌舞飞扬的西部。社会人变成了个体人。大姜在这个布景前开始了“性的人”和“个人的体验”的讲述。
关于色彩:同样是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太阳》和《蓝风筝》的色彩运用是完全不同的,《蓝风筝》是暗淡陈旧的,而《太阳》是瑰丽绚烂的。《蓝》是小调,《太阳》是大调。这也应该是姜文和田壮壮不同的主观色彩。往大了说,姜文在诗意化一段历史。
关于荒谬:对于同样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相比透出不同的精神气质,虽然屁股被摸一段好象有点王小波。但陈冲贱的很是突兀,而暗恋黄秋生的电话骚扰者对黄的表白则明显是姜文对琼瑶的一次戏仿和反讽。
关于《天鹅绒》:电影中三段的组接勾连还是不错的。原小说《天鹅绒》只是山村一段,是皮肤和天鹅绒作为暗喻句的本体和喻体是
《黑社会1、2》(《龙城岁月》和《以和为贵》)是我最近才看的香港电影,导演杜琪峰也是我最近才关注的导演。杜以黑帮片闻名,他的电影我原来也没少看,但还是在看了《黑社会》后才对他刮目相看。
《黑社会》的英文片名是《election》。
《龙城岁月》说的是香港的黑帮“和联胜”的故事。“和联胜”按照传统(影片刚开始一位警督就有一个噱头:“和联胜”的选举比特首普选还早一百年)要通过民主手段选举产生新一任“话事人”(“和联胜”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决策人,从字面上看,相当于帮内的书记或主席)。当然既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选举不是帮会成员一人一票的普选,而是由以邓伯为首的N老来选。候选人有两位:梁家辉和任达华。两人性格各不相同。任沉稳老道,梁锋芒毕露。在交手几个回合之后,梁败下阵来,俯首称臣,任成了“话事人”。在将计就计帮任除掉旺角的原有势力后梁成了任的哥们。影片的最后他们一起去钓鱼,梁提出要设两个“话事人”,任笑了,偷偷抄起一块石头……
这是黑帮试图采用“民主机制”通过选举进行权力更迭的故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带来的却是另一位帮会领导的意外
89岁的伯格曼走了,在几个小时后比他大6岁的安东尼奥尼也离开了。这发生在7月30日这一天,很多人会记住这个日子。
伯格曼是人类电影史上的三圣之一(另外两位是老塔和费里尼,分别在86年和93年离世),是公认的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其影片以沉郁理性的哲学思辨和表现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著称,直指以下形而上的命题:人的个体孤独和与他者交流的可能性;人类的信仰与虚无(人格化上帝是否存在);关于生与死、善与恶的追问。如果说老塔把电影艺术提升到文学的高度,那么伯格曼则是将人本主义哲学引入了电影,丰富了电影的表现范围,深化了电影的表达能力。
伯格曼电影的故事情境一般是发生在一个小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的,人物较少,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剧情简单,情节推进无明显的戏剧化矛盾冲突,而是着重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其电影作品数量是电影大师中最多的,总计有40余部(老塔有7部半,而费里尼是八部半),我只看过其中的不到10部。
1982年伯格曼回到瑞典,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