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马列哲学宗教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摘录

冷溶 主编

吕大吉：《从对天国的批判到对尘世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p224-269

p245-246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编，选集第3

P680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做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适应于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

p375（第二卷）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P376

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摘录

p4（第一卷）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p32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P92-93

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P136

我们把民粹

P387

1813年4月，普鲁士王室诏令，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用各种武器抵抗入侵之敌──特别推荐斧头、干草叉、镰刀和霰弹枪。每个普鲁士人都有义务不听从敌人的任何指令，而是以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破坏它。

P388

诏令明确说，与其让敌人从容支配所有部队，不如纵容“放荡不羁的家伙们的荒唐行为”。为了保护游击队员，应不惜采取镇压和恐怖措施以恐吓敌人。总之，这是游击战的Magna Carta（大宪章）。

诏令在三个地方特别提到西班牙及其游击战。游击战被解释为正当的自卫战，“一切手段皆为神圣”，哪怕引起全面混乱。

抵抗拿破仑的西班牙游击战、1809年蒂洛尔起

P230

在近四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精神生活具有四个不同的中心，活跃的思想精英成了各个阶段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在这几个不断变化的世纪围绕着不断嬗变的中心转。

从神学领域到形而上学领域，又从形而上学领域到人文-道德领域，最终达至经济领域。

P233

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成为把技术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

P234

在神学时代，只要神学问题没有搞乱，一切都会相安无事，其他一切都会“给予”人们。其他时代同样如此。在人道主义和道德时代，唯一必要的就是向人们灌输道德，于是所有问题都变成了教育问题。在经济时代，人们只需恰当地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所有道德和社会问题都变得无

P82

理智和理性主义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但是，技术思维与一切社会传统格格不入：机器没有传统。马克思在社会学方面有一个重大发现：技术是真正的革命原则；与之相比，基于自然权利的一切革命都不过是些老套的游戏。

P83

在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中，个人的最初权利是宗教自由。

不管人们给宗教什么地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表现出一种吸纳能力和绝对化能力。如果宗教是一桩私人事务，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私人性受到了尊重，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私有财产之所以享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恰恰因为它是一桩私人事务。

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只有宗教成为一桩私人事务时，绝对的私有财产才能获得无条件的保障，免遭被侵犯的一切风险。

《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摘录

（德）施米特 著 刘宗坤等 译

p3

17世纪的君主国家被看作类似于巴洛克哲学的上帝。

P6

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

P31

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

全能的上帝变成了全能的立法者。

法理学中的非常状态类似于神学中的奇迹。

P36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集体

P111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尤其重要的是鲁利亚（Isaak Luria, 1534-1572）的卡巴拉学对埃廷格（Friedrich Christoph Oetinger, 1702-1782）的思辨的影响，因为从这位“南方术士”出发，引出了与图宾根教会机构的直接联系。

（E.Benz，《基督教的卡巴拉：一个神学的弃儿》）

P111-112

在巴勒斯坦产生的鲁利亚主义的卡巴拉，在许多方面是对从西班牙被驱逐的经历的一种整理，它以独特的方式既复兴了灵知主义的思想进程，也复兴了终末论-启示文学的思想进程，以致我们无法肯定，这里究竟是传统主题的复活，还是从与古代灵知主义者和启示文学作者类似的内在处境和外在处境所作出的同源新创造。就连这种学说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相信世界既非与上帝完全分离，也非与上帝简单地同一，而是表现为

《马克思主义与灵知》摘录

托匹茨（Ernst Topitsch） 著 李秋零 译

载《灵知主义与现代性》（约纳斯等 著，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p99-129。这是1961年的文章。主要是指出了马克思思想中有神话因素。这种神话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来自灵知传统，一个来自启示录（末世论）传统。灵知传统主要解决神义论问题（或苦难问题），肯定了苦难的意义；启示录传统则要求世界的终结，推翻世界制度。这是从对特定的处境的反映来看的。从历史传承来看，则是新柏拉图主义-灵知主义、犹太教神秘主义等思潮历经两千年传到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从历史条件来看，德国由于落后于英法而一直隐隐存在着反启蒙的意识，而这与灵知传统起源时的处境是类似的，由于在现实上无力抵抗世界，因而用神话的方式抵抗。

P99

P85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

除非个性能够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信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

P86

时代中的一切政治变化都在促进同化。

P87

在促成人类普遍同化方面还有一个甚至比那些因素更有力的动力，就是公众意见在我国和其他自由国度里已在国家中确立了完全的优势。

P88

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岐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想到岐异了。

P91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