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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莫寒_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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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日前,《商界名家》特派记者与马赫蒂摩有了面对面的对话。

激励理论的中国化

《商界名家》:大卫教授是激励理论方面的巅峰级专家,能否请您用通俗的语言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激励理论。另外,以您个人的观察,激励理论对中国的哪些实际问题有应用价值,能否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马赫蒂摩:用一句话说,激励理论就是考虑当委托人不能亲自从事某项任务时,他需要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别人(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因此委托人就要提供某种激励来让代理人去好好完成工作。所以激励理论研究认为对所有的人都采用同样一种政策是不妥的,比较好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让人们自己去选择对自己最优的方案。

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很多大学要求所有的老师每年都要教学,并且教学的时间要基本相等。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每个教授的个人能力不同,有的教授是好的授课者,有的则是好的研究者。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每个教授可以选择多授课和少研究,或者多研究和少授课。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存在不对称信息,我们往往难以判断哪些教授是好的授课者,哪些教授是好的研究者。这时候就需要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让适合的人去做适当的事情。当然这个恰当的激励只有经过制度设计的创新,才能使现行的大学体制得到改变。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如此,一个公司里面有设计部门、营销部门,我们就需要分配恰当的人到恰当的岗位去做恰当的事情。

至于对中国的应用,我想举一个例子。考虑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出于激励的考虑,我们应该让地方政府做一些决定,比如该以什么方式发展当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法规该不该制订等。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地方的事物要比中央政府更加熟悉。当然,这种分权也不能太过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控制指导地方政府,让它们考虑它们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外部影响。比如说某一个省市发展工业可能会给河流带来很大的污染,这会严重影响到下游的省市,这时如果让他们自己作决定他们是不会考虑到对下游省市的影响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约束上游省市的决策。

《商界名家》:我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近年来一些城市房价飙升。很多想买房子住的人买不起房子,而另外一些人买房却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炒房。像这样一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用您刚才所说的理论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制度,使得真正想买房的人买到居住的房子?

马赫蒂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容易会想到限制每个人买房的数量,认为这样可以抑制为炒房而买房的问题。事实上这样做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炒房者可以花钱雇人去买房子,最终,房子仍然落到炒房者手上。

这种问题非常严重。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在我的家乡法国的图卢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住的地方不在市中心,在过去3年内,那里的住房价格上涨了40%。图卢兹的情况是这样的:市中心的那些老房子不断的被人买走拆除,重新修建更高的大楼以利于投机。很多人投机于房地产,其结果是其他越来越多的想买房子的人被迫往城外迁移,最后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直接的问题就是城市交通压力增大,这导致很多人连正常上班都很困难。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我们激励理论中逆向选择的问题。你可以设计两种不同的合同,第一种是长期合同,你可以买这个房子,比如10年后才能卖它,卖的时候不用缴税;第二种是短期合同,你可以在买房2年后卖掉它,但卖时你需要缴一笔重税。这样的话,投机者和普通的买房者就会自动选择不同的合同。

《商界名家》:有没有哪个国家真的采取这种方案?

马赫蒂摩:(笑)实际中有所不同。在法国采取的是类似的合同方案,在买房后5年之内你不能够卖,除非你能证明你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道德风险”和 “共同代理”

《商界名家》:关于您的理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想问一下它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有一些现实意义。是否有好的方法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何调动那里的职工干活的积极性?让他们感觉到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我想这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会有所启发。当然,中国私营企业的这方面问题也是存在的,但可能要好一些。

马赫蒂摩:我首先谈一下“道德风险”在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问题,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非常完全的契约,即概括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就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很多原因,比如私人部门的经费问题或者由于私人部门是风险规避的,从而在任命或者代理的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些摩擦,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加进来。比如我们有一个不太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和一个有效率的私营企业,它们的中间是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又不能只考虑效益问题。这几天我在给学生讲课时也讲到,我们需要考虑其他方面,比如说社会福利等。如果我们仅出于效益的考虑把所有的合同都给了私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最后很可能会破产或者倒闭,然后这就会导致大量的职工失业。而且一旦我们强迫私人企业要有更高的效率,他们往往就会解聘更多的职工。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在考虑效率的同时,应该把社会福利的因素加进去。

再让我们看看国有企业的雇员问题,他们存在非常少的激励去努力工作,这是因为缺乏竞争。在一个国有企业,职工的业绩往往缺乏参照对象,但在私营企业,由于存在很多的竞争者,经营管理人员做得好不好,可以和类似行业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不好的话就会被解雇。所以在国有企业之间也要形成一种竞争,这样相互之间就有一个比较,从而对管理人员进行筛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软预算约束问题。所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知道,一旦自己陷入危机或者快要破产的时候,国家政府肯定会全力帮助。这样就会使得整个激励被抹去。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而在私营企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政府不会去帮助他们。

另外一个也是关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问题,我听说过去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经理不管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是一个样,甚至企业破产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也会使得激励大大削减。所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着眼于上述方面。

还有一个是关于腐败问题,这在国有企业并不少见,因为东西是国家的,不少管理人员会偷偷把国有企业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而在私营企业,公司本来就是自己的,当然没有动机去做这种事情。当然,在西方社会,也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私营企业之间的腐败问题。

《商界名家》:关于“共同代理”问题,我知道大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共同代理”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比如一个人为一个单位服务,同时也为其他雇主工作。而这些单位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显然,这个人对单位不会隐瞒一些重要事情,他的行为可能给某一方带来损失。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马赫蒂摩: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父母和小孩之间,有时小孩会跟妈妈说,我爸爸要我这么做,从而争取到更大的自主权。而当涉及到CEO时,如果给CEO过多的权力这样做,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共同代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应用就是关于下游企业问题。比方说,两个竞争性的公司通过同一个代理商进行代理的话,这就会对消费者效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削弱了竞争。此外,共同代理唯一可能会带来好处的情况就是在两家公司进行联合项目时对同一个代理商进行委托。当然这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两家公司彼此非常熟悉,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制订一个联合策略让代理人去完成。另一个例子是不少大学教授自己办公司,这也是一个共同代理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种做法就是把教授在学校的职责规定得非常详细,这样您才能知道他每项工作完成得怎样。

其实,我觉得教授在外面有职务有时也是好事。比如说,一个物理学教授在实验室得出了一个很好的成果,通过创办公司可以把它投入生产,这样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让这个教授去做公司的管理者,他的身份还应是教授,他所提供的也只应是一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比如在法国,一个教授如果有一个好点子想投入市场,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他进行融资,负责管理等等。教授可以从公司处获得报酬,但是他不能做管理工作。如果他成为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就必须辞去教授的职务。

经济学家的好与坏

《商界名家》:您这么年轻就走上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高峰。我想问一问关于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您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少有学经济的学生甘愿去做纯粹的理论研究,他们绝大多数人希望从事于实际应用方面的工作,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和收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对年轻学生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马赫蒂摩: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国也存在。最有才能的年轻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而没有去搞学术研究。这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去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最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去教下一代年轻人,只会使整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差。解决这样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增加教授的工资。在我看来,法国教授的现在的工资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商界名家》:现在一个法国教授的平均工资大概多少?

马赫蒂摩:在法国,比如像我,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3000欧元,当然还需要缴纳各种税。其实包括很多私人部门在内都在享受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理应为此付费。中国可能和法国存在相同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最后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商界名家》:在中国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经济学家不停地在新闻媒体上露面,发表不痛不痒的看法,有时候还哗众取宠,似乎对国家经济的好多事情都能做出解释,几乎无所不知。结果使一些学生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而不是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您所了解的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

马赫蒂摩:法国在这方面又和中国类似。在法国,也有一群不学无术的所谓经济学家,整天在网络、电视和报刊上大放厥词。你可以做一个试验,你到法国一家书店去看经济类的书,都是那些所谓“经济学家”制造的一些垃圾。但是你如果去一家英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学书店,你会发现那里有不少好的经济学书籍。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做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也上媒体,去打败那些家伙,把他们赶出去,但这样我就没有功夫去做学术研究了,背离了我原来的职责;另一种选择就是教授自己的学生,告诉他们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长远来看,只有第二种办法才能使那些在经济学上不学无术的家伙逐一下台。

《商界名家》:那您能不能告诉大家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区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一个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马赫蒂摩:我觉得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看他们是否谦虚。一个不好的经济学家总喜欢在媒体前大放厥词,似乎对什么问题都要谈出自己的见解来,好像无所不知。但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般比较谦虚,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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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我曾经提出一个自己特别喜爱的理论:我们的大学教育被完全颠倒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却被要求学习许许多多的基础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在家里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洗地板—结果,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研究工作。甚至他们的假期,也必须用来挣更多的钱。等他上了年纪以后,他的学习负担减少了一半,他的日常文书工作都交给助手去做—但他的薪金却增加了一倍。到那时候,他通常不再做任何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桥牌水平或园艺技术。受人尊敬的罗马语权威学者皮茨奥先生赞同我的上述看法。他说,这些指控包含了不少真理的成分,但他认为,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要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为此,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大约30年前,一个名叫塞吉拉的年轻人成为某个南美国家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不久之前,他的父亲在这个国家资助了一次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塞吉拉过去一直是一个到处寻欢作乐的纹绮子弟,但是,令人们颇为吃惊的是,他走马上任后,马上变成了一个认认真真的改革者—真像是一位拉丁美洲的哈钦斯。他很快就开始想方设法进行改革,据皮茨奥先生说,这所大学接到了许多改革措施的建议,最后决定
  采取量才择优录用的办法。于是,他迅速发布了下面的管理办法。
  
  每年6月,学校全体教员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向他的直接上司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竞争考试。考试由一群公正无私的美国教授组织并进行评分。(塞吉拉校长告诉皮茨奥先生,之所以选择美国教授。目的是让教员们行贿的代价变得更高。)挑战者只要在竞争考试中取胜,他就与直接上司交换工作岗位,并相应地调整薪金水平。因此,一位有才华的研究生在连续几年里,可能先后变成一位助教,一位讲师,一位副教授,直到一位教授。
  
  这个管理办法公布后,在校园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一些年长的教员非常不满,他们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校长的职位不在竞争之列。不过,大部分年轻教员都对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皮茨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管理办法在9月份正式公布执行,实施的第一年就产生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物理学家安东尼奥先生特意购买了一副新眼镜,以便能够再次阅读字体较小的著作。经济学家卡丹先生过去一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经管一家面条厂,而不是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他却请了一位讲师(这位讲师在两年内不能向卡丹先生提出挑战),专门向他介绍过去15年里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化学系的那位资深教授充分地理解了管理办法的规定之后,遂于12月宣布,出于健康原因,他将于明年6月退休。还有其他几位老教授也紧随其后,宣布自己即将退休。
  
  图书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学术刊物—特别是美国的刊物—都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拿下来,有些人企图借走某个领域的所有现代论著,结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确实,这是改革造成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教员们开始囤积知识。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人讨论自己领域内的学问,除非对方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能够展开这些例外的讨论,常常归因于欺骗行为,如同归因于骄傲自大。研究生们则深受其苦:菲利波先生把这一年的高级函数理论课程,全部用来评论欧几里得;丹图先生成功地让许多主攻经济学的学生阅读阿尔弗雷德,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著作;理查德先生在他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上,不辞辛劳地专心研究弗朗西斯·培根的理论。
  
  
  
  到第二年6月,大家普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有益的。几位教员迅速地—如果说不是太快的话—走向退休。同时有谣言说,那位在考试中失败的、不称职的讲师乔丹先生正打算离婚,他的妻子是系主任的女儿。此时,皮茨奥先生已经当上了副教授。
  
  对这些结果,塞吉拉校长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教师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研究生课程转向空洞的、缺乏时代感的主题,塞吉拉先生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子是,他决定修改管理办法,增加规定:凡是一位学生在每年的竞争考试中取胜,就给他的教师增加5分的奖励(总计为100分)。引入这一项新规则之后,就要求教师们进行仔细的计算和比较:得5分的奖励有利,还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胜更重要?经过仔细考虑,一般认为,教授们占了便宜,讲师们吃了亏。在随后的一年,这个办法立即带来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杜尔尼先生同时遭到7个学生的挑战,并且7位学生参加竞争考试的得分都高于杜尔尼先生,但是,杜尔尼先生因此得到了35分的奖励,结果,他反而因为自己考试失败保住了职位。
  
  到下一年秋天,改革带来的另一个预料之外的后果,也变得更突出了。研究生的注册人数猛然下降。学校很快发现,凡是家里能够负担得起的学生,都跑到美国读研究生去了。教授们对这种花招感到非常愤慨,塞吉拉校长也颇有同感,并且发誓,一定要在次年春天修改规则。但同时,一片沉重的疑云在教员中间扩散开来:到外国学习的那些研究生.会不会专门学习将来要考试的问题?
  
  事实很快证明,这些疑问果真很有道理。在美国学习的61位学生中,有46位在次年春天的竞争考试中取得了胜利。事情至此,改革的结果也不像前一年那样受到普遍赞扬了。确实有几块化石正稳步地走向博物馆(有几位老教授逐渐退休),有几个年轻有为的人走上了更高的岗位(皮茨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天文学家斯托诺先生,在竞争考试中竟然败给了他的一个平庸的研究生,这位研究生—和主考官一起—把一年的时间全部用于观察几颗朦朦胧胧的变星。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年轻人伯尼先生也在竞争考试中失败了,原因只是,他熟练掌握的政治理论,没有深人扩展到新英格兰乡镇的详细情况。
  
  现在,塞吉拉校长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不允许学生们出国学习吧,就等于主动让他人批评自己主张地方主义和人才近亲繁殖;允许学生们像这样大量地到美国学习,就等于彻底摧毁了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随机挑选出一群教授,来组织学校的竞争考试。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研究生如果打算到外国学习,那么,在5次出国学习中,他会有4次猜错了国家。这次修改果然制止了大规模出国学习的现象,但它本身也遇到了麻烦。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一位社会学家在连续两年的竞争考试中得到了相同的考题,两次考试他都提出了同样的答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第一年考试后,他从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不及格;第二年考试后,他从美国得到了一份邀请书,聘请他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
  
  随着改革计划进入到第三年,一个更深远的后果也变得不容忽视了,这就是,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当然,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一位教师只要知道其他学者正在干什么,就很可能顺利通过竞争考试并获得高分,至于他自己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对于他通过考试没有多大帮助。因此,教员们变得特别注重博览群书,同时也特别缺乏进取精神。有几个突出的例外,表明了这些规则带来的间题。特里斯皮先生坚持不懈地、深入细致地研究果蝇,结果,他在两次竞争考试中都败下阵来。拉博诺先生终于完成了关于南美史的七卷本巨著,但是不巧,他在竞争考试中遇到了有关十字军的间题,结果也得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
  
  又过了一年,又有几个刻苦、认真的教员在考试中失败,这就迫使塞吉拉校长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人们的劝说,塞吉拉先生终子被说服,他又发布了一项新的修订规则:任何教员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得到2分;出版一本书.可以得到7分。他本来希望把这项奖励政策限定于教员们当年发表的论著,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十分强烈的反对。即使是年轻教员,也抱怨有效期不确定会带来有害的影响。教员们指出.发表论著是需要时间的—或许,甚至需要两年以上。于是,塞吉拉校长被迫妥协,同意将教员们在前10年出版的论著都包括在内。
  
  现在,教员们的算计变得更加复杂。是写一本书(得7分),还是培养一个能在竟争考试中取胜的学生(得5分)?写一本书可能濡要3年时间,可是,此后的每一年都可以得到7分,而培养的学生最终可能离开学校。最后,不同的教员得出的结论也是各种各样的。西莫尔的父亲拥有一家出版社,他在新规则实施的第一年里立即出版了两本著作,而且,鉴于他父亲在出版界影响很大,结果,对这两本书的大部分评论都是中性的。政治科学家布罗哲有一本书已经印出了校样,即将出版,但却被他撤了回来,他将全书的19章分别变成19篇文章发表。不过,比起卡丹(Cardan>先生来说,这些都投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卡丹先生干脆将阅读参考材料出版了一本书。不过不管怎么说,研究工作多少有些恢复。
  
  据皮茨奥先生说,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两件事,只要塞吉拉先生的不稳定的政治基础允许的话,这样一连串困难而充满希望的修改,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一件事情是塞吉拉先生突然领悟到,像这样拼凑起来的规则,正在逐渐湮没改革的整个目的。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年度的竞争考试中,有4位教授本来应该退休,但是,他们在前些年的著述挽救了他们,使他们重新登上学术带头人的宝座。从这一点上,塞吉拉先生对上述观点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针对这些情况,当然可以研究采取一项新规—可是,谁知道新规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事实证明,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更具有决定意义。塞吉拉先生觉醒后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南美最好的大学寄来的一份邀请书,请他去当校长。邀请书中写道:他的创造性和事业心已经享有国际声誉,他的试验取得的成功表明,他需要一个更大的用武之地。塞吉拉先生接受了这个新职位,不过,这次升迁更像是一次避难。
  
  我们想知道的是,塞吉拉校长此后会怎么徉?学校会怎么样?皮茨奥先生向我们保证说,塞吉拉先生将会变得像他的名声所允许的那样保守。量才择优录用制度怎么样啦?最终,人们只增加了一项修改规则:如果一位教员收到了另一所大学的邀请书,那么,他将得到一个永久性的奖励分数,只要系主任认为合适,随便奖励他多少分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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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探索

  “如果我看到一群人,我不会有所行动。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一定会的。”特雷莎修女的话抓住了让人极为不安的人性:我们中的大多数在了解某一个人的苦难后,会花很大经理去营救他;而当一群人遇到更严重的问题时,人们却会感到麻木,俄勒冈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保罗·斯洛维奇最近撰文写道。而这似乎正是达尔福尔正在经历的。在过去的4年中有20万无辜平民丧生,并有250万人流离失所。为什么这些恐怖的数字没有让我们采取行动呢?为什么好人会完全忽略大规模杀戳和种族屠杀的存在呢?

  答案或许要从人类心理学中来找。确切地说,人类没有能力理解数字,将它们和大型悲剧相关联,并让我们产生行动。相反的情况却比比皆是,看看人们愿意花巨大的精力来拯救困境中的某一个人,比如受伤的登山者。人们也不只是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人,肤色相同或者地理位置相近都不是必要条件:2004年底海啸事件的受害者都得到了大量援助。大规模屠杀事件反而未能得到及时制止。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人性是否有一个基本的缺陷,一旦我们找出它,就有可能克服呢?

  心理学中可以解释此现象的是决定学中的“影响和原因之舞”(the dance of affect and reason)。Affect指的是我们能立刻判断好坏的能力。麻木产生的根源在于这些正面和负面的情感与理性的分析的综合将指导我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杀戳和种族屠杀的数字不管有多大,都不能传达暴行的真正含义。这些数字无法引起人们的情绪和感觉从而产生行动。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达尔福尔的种族屠杀是真的,但是我们仍无法感受到它的真实性。

  斯洛维奇教授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饥饿的7岁非洲小孩的图片旁边伴随着一个数百万的数据,捐款额会大大下降。两名以色列心理学家也作了类似的试验。选择之一是为8名生病儿童捐助,另一种则是向一名儿童捐助。尽管两种捐赠的钱数一样,选择后一种的却大大超过第一种。同情的捐赠的钱数对于一组受害者比个体要少很多。危机所涉及的人数越多,人们对于每个增加的死亡会感觉得更少。

  当作家安妮·迪拉德挣扎着理解为什么世界会忽视大规模的人类悲剧时,她问道:“数字多大时就会让人产生同情疲劳?”而目前的研究显示,同情疲劳很可能从数字2开始。

  如果这一理论能被证明的话,死亡人数在几十万的悲剧没人理会就可以理解了。然而了解这种敏感的下降和理解它之后更为广泛的意义还是不同的。在我们历史和心理缺陷的警示下,是时候重新研究这一人性的弱点了。因为我们急需一个能促成对种族屠杀采取行动的引爆点。我们不能一直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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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八卦

 捆绑销售是tie-in sales在国内的译名。我曾经译作连销,因为连销有好几类,解释不同,不限于tie-in。但后来我觉得「捆绑」一词形容得比较深刻,使人难以遗忘,就认为国内的较为可取。先此声明,捆绑销售这里不单指tie-in sales,而且包括其它不同类的捆绑。

芝加哥学派应该是经济学历史上名气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了。那里曾经有九位学者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若把出自芝大的获奖者计算在内,人数可能倍升。这个大名鼎鼎的学派,从学术性质的角度看,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好些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说芝大高举自由市场,不对,因为那里有支持政府干预的学者;说是货币理论,不对,英国的剑桥与美国的耶鲁,都曾经出过货币理论大师。说对解释现象格外重视,是对的,但这来得太广泛,是程度上的分别,作不得准。史德拉与佛利民等芝大代表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来说去都说不清楚。

麻省理工学院的森穆逊(P. A. Samuelson,本科出自芝大),友善中自立门户,与芝大「敌」对,说芝大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思想状态(not a place but a state of mind,有贬意)。当时在芝大的夏理.庄逊(H. Johnson)响应:Of course we are a state of mind!(我们当然是),引以为傲。这是陈年旧事,说出来给读者过瘾一下。

芝加哥学派有什么明显地与众不同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捆绑销售。凡是对捆绑销售说得上是有贡献的文章或言论,不管对或错,必定出自与芝大有关的经济学者。我提到「言论」,是因为捆绑销售的分析,主要是起于戴维德(A. Director)的口述传统。今天年逾百岁的戴老平生很少写文章,他的思想鲜明,集中于解释世事,对认识他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在认识戴老之前,我对出自他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想了好些时日。对我来说,经济学没有比捆绑销售更耐人寻味的话题。后来我自己分析合约的选择,推出合约理论,主要是受到戴老分析捆绑销售的启发。再后来我到了芝大,认识戴老,对捆绑销售的来龙去脉就更为清楚了。

这一章我会否决芝加哥的两个关于捆绑销售的主要假说,提出自己认为是比较可取的。这样做没有贬意;正相反,我的关于捆绑的「思想状态」绝对是芝加哥的传统。希望读者可以在这章中体会到芝加哥学派是怎样的一回事。

第一节:捆绑要论奇哉怪也

严格来说,所有在市场可以买到的物品都是有捆绑的。买维他命丸,多种维他命绑在一起──就是买一种维他命也有胶囊、瓶子等绑在一起。买鸡蛋,蛋白与蛋黄是「绑」在一起的。买汽车,轮胎与数之不尽的零件是捆绑的。这些我们司空见惯,毫不奇怪,不是捆绑销售要分析的话题。

一般而言,凡是捆绑之物,都可以在市场找到分拆开来散买的。汽车你可以逐样零件买,自己装配起来,其总成本会高得多,但你有散买的选择。汽车你可以买一整辆,轮胎等要更换时散买。要用鞋带的鞋你新买时鞋带与鞋捆绑在一起,之后鞋带断了你可以散买新的。买照相机,有时标准镜头是与机身一起出售,但通常是单买机身可以减去标准镜的全价。有些照相机,镜头与机身相连在一起,分拆差不多要毁机。这样,你要单买机身其价比连镜头还要贵。这些都不是捆绑销售的话题。

捆绑销售的话题,是不同的物品或不同的部分,明显地可以散买,而事实上起码有某部分在市场是有散买的,但卖家坚持捆绑在一起,否则不卖。不一定捆绑一起算价。甲、乙两物品,顾客若要买甲一定要跟同一的出售者买乙,否则甲不卖。甲与乙之价可以分开来算,二者之量的比例不一定是固定的。你要跟我买甲,一定要跟我买乙,而乙在市场是可以随意散买的。这是奇哉怪也。

奇怪的捆绑销售有几类变化,解释不同,尽皆精彩。让我先谈屡见经传的那类吧。

第二节:万国商业机器的纸卡

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皮鞋穿带的小孔(通常有好几个)要镶上一个小铜圈,方便穿带与保护小孔。有人发明了一部机器,拿得专利权。这部机器开孔与压镶小铜圈一起做,节省工资成本。机器的垄断者不卖机器,只租给制鞋厂。但鞋厂若要租用机器必定要向租出机器的人买小铜圈,其它在竞争市场可以买到的同样的小铜圈一概不许用。问题是:租出机器的人,是否把机器的垄断权伸展到有竞争的小铜圈那方面去?

也是很久之前,办公室常用的油印机(今不复存在)要用一种蜡纸(stencil paper)。字打穿或写穿蜡纸,印刷时油墨从字痕穿过印在普通纸上。持有改良了的油印机的专利权的人也只让租用,也规定租用者要买他供应的蜡纸,虽然蜡纸在竞争市场多的是。又是同样的问题:油印机的垄断权是否伸展到蜡纸那里去?

最重要的例子,是一件打了二十年的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案(其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延)。主角是万国商业机器(IBM)。重点物品是这家公司发明而又持有专利权的计算机。起于三十年代,当时的计算机巨大如房子。这计算机要用一种纸卡,大约三吋乘六吋。数据打穿在纸卡不同的位置,其长方小孔是让电流通过的。万国也不卖计算机,只租出去,同时规定租客一定要买万国供应的纸卡。

计算机的租金以每月算,同型号的不同顾客付同样的租金。纸卡之价以每张算,不同顾客之价一样,但有些顾客多用多买,有些少用少买。纸卡是差不多所有纸商都可以供应的,但万国规定必须买他们的供应。依照估计,万国当时的纸卡价高出其它纸商的大约百分之十(这数字我记不清楚,因为有不同的估计,但万国供应的价较高是肯定的)。

这是最有名的tie-in sales的例子,有垄断权的计算机是tying product,没有垄断权的纸卡是tied product,一绑一被绑也。美国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控告万国,说这庞大的机构把计算机的垄断权伸展到纸卡那边厢去。万国辩护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供应的纸卡比较准确而优胜,但论据不成立,败诉。

对这个奇怪的捆绑现象,戴维德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有垄断权的物品,可不可以把这权伸展到其它物品上去?第二,如果不可以,为什么万国商业机器要把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垄断权的甲物品可不可以经过捆绑把垄断伸展到没有垄断性的乙物品那边去──答案是不可以。但这答案有两个看法。其一是没有垄断性的物品,供应者数之不尽,怎样被绑也只能绑市场的一小部分。那是说,不管万国怎样绑,纸卡的市场竞争不减。是的,要是捆绑销售可以伸展垄断到其它物品去,被绑的何止纸卡而已!天下垄断物品无数,竞争物品也无数,要是垄断可以用捆绑伸展,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竞争物品。在完全没有反垄断法例的香港,任何捆绑可以自由使用,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

其二是这样的。要是我们问:有垄断权的甲物品,若捆绑乙物品出售,甲物品的垄断租值会不会提升?我的答案是不会的。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看法是会提升的。这也是个有趣的争议,我要到第四节分析「全线逼销」时才讨论。

现在转到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问题:要是万国的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不是因为伸展垄断,那为什么要捆绑呢?

戴维德的答案有两部分,精彩而又富想象力,但我认为第二部分是错了的。第一部分说,捆绑纸卡是以纸卡的用量多少来量度一个计算机使用的频密度。我认为这看法不仅是对,而且是天才之笔。要知道一个计算机租客用计算机的频密度是高还是低,怎么办?读者要记得半个世纪之前是没有可靠的计量器(meter)的。简单的计量器据说是有的,但用家可以调拨,把该器上的数字减少。因此,可靠的量度就是捆绑纸卡,以计算机租客买纸卡之量为计算机使用的频密度。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量度计算机的使用频密度呢?戴维德的口述答案也精彩:价格分歧!

二十多年后(大约一九八○年)在西雅图遇到戴维德,他问起我对万国捆绑纸卡的看法。我响应道:「量度的假说是对的,但价格分歧我很怀疑,认为是错了的。」他点点头,说:「当年我也怀疑价格分歧之说。」这是芝加哥的「思想状态」的风范了。

(《经济解释》之五十九)

第三节:价格分歧相对保养合约

精彩的假说,很有启发性的,可以错。以价格分歧来解释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相当精彩。起码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分歧的阐释。其一是假如两个租用计算机的客户,月租与纸卡之价大家一样,但一个客户每月用卡十万,另一个每月只用一千,而每次计算(per calculation)二者都用纸卡二十。这样,以计算数量摊分总费用为价,月用纸卡十万的平均「计算」价比只用一千的低得多了。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计算机租金与纸卡之价两个顾客都相同。计算机的租用没有以「计算」的次数来表达价格。

上一章我说得清楚。价格分歧只能从价格与其直接表达的量来判断。如果以价格表达之量以外之量为量,那么市场的所有成交都是价格分歧了。苹果以只数算价,若从价格没有表达的每口算,不同消费者的每口价当然不同,但这不是价格分歧。我曾经是个照相机迷。当年购得的相机,大部分很少用,有些完全没有用过。同机同价你常用,我不用,以每帧相片算,你的「价」比我的低得多。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相机与胶卷之价大家一样。

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是用第二个价格分歧的阐释。如果每张纸卡万国赚一分钱(比竞争市场的高一分钱),那么月用十万纸卡的等于多付计算机月租一千元;月用一千纸卡的只多付计算机月租十元。因为纸卡的捆绑,两个用户的计算机月租不同,多用纸卡的付较高的月租。但计算机与纸卡直接表达的月租与卡价,两个用户都是一样,怎可以算是价格分歧呢?

这第二个价格分歧的阐释有吸引力。计算机使用较频密的客户付较高月租,顺理成章,但没有使用频密度的量度办不到,以纸卡量度是一种办法,要成事就要把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把纸卡之价提升高于成本一点,从不同用户赚取到的卡价,可看作是计算机的租金分歧隐藏在卡价之内。不发表文章而还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历史上只有戴维德一个人。他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现在让我把上述的价格(租金)分歧加剧来指出其谬误。假如万国免费把计算机借出去,不收分文,其收费全靠捆绑出售纸卡。只收卡价,其价当然要大幅提升,而每卡所赚的在成本以上的钱,也大幅提升了。把这些纸卡赚到的钱加起来作为计算机的租金,频密度不同算出来的月租分歧,远比计算机收月租而又捆绑销售纸卡算出来的总月租分歧为大。

但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计算机本身不收费,没有价格的表达。有价格的是纸卡,其价所有客户一样,计算机的月租只是间接地从纸卡之价算出来。这与我们说过的苹果若以每口算价会有价格分歧类似,只是倒转过来:苹果若直接以每口算同样之价,不表达价格的每只苹果会有间接的价格分歧。

在美国租用汽车,每日有租价,再「捆绑」里数收费。不同租客的日租与里价都是一样,但若以没有价格表达的量(例如每次用车)来间接算价,分歧是必然的。到餐馆吃晚膳,所有顾客可选择的菜式与价格都是一样,但以餐馆赚得的租值来说,每个顾客都不同。

价格分歧只能从同样的质与量所直接表达的价格来衡量。当然,同样的物品,出售的人可以用不同的量直接算价,正如西瓜可以磅算或以只算。转换算价的量度,出售者的收益往往不同,而交易费用通常是选择算价量度的决定因素。

说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不是价格分歧,可不是说这现象不需要解释。事实上,捆绑销售是一种价格安排,与一般书本上所说的很不一样,复杂得多。作学生时我听到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的故事,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欠戴维德很多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认为价格安排只是合约安排的一部分。得到这启发,选佃农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一开始我就把佃农的安排作为合约看,而佃农分成没有价格,当时我的看法是另一种价格安排,是选择的结果。合约选择的分析是那时开始的。又因为佃农是农业中的一种制度,所以制度也是选择安排的结果。后来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制度将会改变,其理论只是略比合约的选择复杂一点而已。制度的选择是卷三的话题。这里说到戴维德,思往事,我禁不住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回头说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我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一种保养合约的选择。当时是计算机初期,顾客对其正常运作没有信心,万国商业机器要提供维修保养才可以有效地推销。像好些新出的机械用品一样,万国不准计算机租客聘请外人维修。外间的市场当时没有专业维修计算机的人材,而计算机中有些秘密不想外人知道。只租不卖,这些就是原因。

计算机的维修当时是由万国的员工主理的。但维修的保证合约要怎样写是一件头痛的事。以维修工人花去的时间算,客户不容易相信时间没有夸大,或是不需要维修也来修理一下赚点钱。以出售一张维修保证书的办法呢?用量频密的客户当然乐意,但少用的就等于津贴多用而需要多维修的客户。万国的明智的选择,是「免费」担保维修,但把纸卡捆绑计算机的租用。纸卡的售价比成本高出的少许,是维修保养的费用。多用计算机的多买纸卡,等于多付维修费用。

我们提及过的镶鞋孔小铜圈的机器,捆绑小铜圈销售的例子,与油印机捆绑蜡纸销售的例子。这些都与万国计算机捆绑纸卡的例子类同。这个因为维修保养而捆绑销售的假说,是有支持的。凡有类同的捆绑,皆「免费」维修。凡是让顾客自由选择市场的维修服务的,没有类同的捆绑。凡是类同捆绑中的有垄断性的机器,只租不卖。凡是让顾客选购维修保证书的,没有类同的捆绑。

当年万国商业机器打那场反托拉斯官司时,有没有提到维修保养作为辩謢呢?有的,但奇怪地说得很含糊。他们没有提出上述的支持证据,而含糊的解释显得左闪右避。只租不卖有反托拉斯的问题;不准顾客用外间的维修有反托拉斯的问题;价格分歧是反托拉斯法例的大忌,不同的计算机租客要付不同的保养费用,是不容易有胆在反托拉斯的法庭上说出来的。(《经济解释》之六十)

第四节:全线逼销

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是另一类捆绑销售,其解释与tie-in sales的截然不同。好些学者认为通常散卖但被捆绑,是同类,应该有一般性的假说解释。能把理论假说一般化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梦寐以求的事,但不同类的现象往往要用不同的假说,强行把不同类的归纳为同类,差之毫厘,追寻一般性的假说可能白费心思。不同的现象是否同类,可否用同一假说解释,是不容易的科学研究历程了。

全线逼销也是芝加哥的传统,也牵涉到戴维德。主要的文献是柏思坦(M. L. Burstein)一九六○年发表的文章。此君在芝大获博士,文内感谢戴维德。他的全线逼销分析究竟有多少出自戴维德,在行内曾经是一个话题。据我所知,戴老只有小贡献,主要的论点是柏思坦自己的。

柏思坦的全线逼销分析不容易明白,有点强读者所难。写得不清楚,而我又是四十年前读过的,今天在这里分析全线逼销,我对柏氏的理解不一定对。但他的鸿文很有启发性,当年我读后想了好些日子,今天的记忆应该不会大错。我欣赏,但不同意他的分析。关于全线逼销,我自己要到一九七五年才找到满意的解释。

我曾经在全线逼销的捆绑现象上作过市场调查(主要是在香港),发觉这类捆绑与tie-in sales有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第一,全线逼销永远是把不同物品以固定的比例捆绑销售。捆绑的甲与乙或更多的物品有固定的比例,这与计算机捆绑纸卡截然不同:后者,计算机用户可选购不同量的纸卡。第二,被捆绑的物品,使用时不一定有关连:用甲时可以不用乙,这与计算机与纸卡、油印机与蜡纸、鞋孔机与小铜圈等例子是不同的。在美国,铁钉曾经与铁线捆绑;咖啡曾经与盐捆绑。第三,逼销不一定是卖给最终的使用者(end users)。通常是一个批发商(捆绑)逼销给零售商,而零售商把捆绑买来的物品分拆,散卖给消费者。

柏思坦提出的全线(捆绑)逼销现象,是从反托拉斯案件中取得的。显然与我从市场调查所得的类同,但上述的三个特征柏氏说得含糊。

大致上,柏思坦对全线逼销的一般解释,是榨取消费者盈余。他的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把这假说推广到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去:垄断者捆绑卖给消费者,卖给中途作业,卖给特权代理,卖给零售商等。同一假说,加上变化反复推理,是芝加哥「思想状态」的传统。问题是,以榨取消费者盈余来解释全线逼销是对还是错?

柏思坦认为,如果甲是垄断物品,以没有垄断性的乙物品捆绑逼销,甲物品的垄断租值往往比单售甲物品为高。这要把甲物品之价减低,理想是减至甲之边际成本,然后把甲的垄断租值加在乙物品之价上。好比要收会员费的会所,非会员不能光顾,会所内的食品价格较低,垄断租值是会员费榨取到的消费者盈余。又好比迪士尼乐园,以入场费榨取消费者盈余,入场后每项游乐的收费较低。

我认为以榨取消费者盈余来解释全线逼销是错了的。有四个理由。其一是全线逼销的不同物品的捆绑量是固定的。固定了量的比例来捆绑,不同物品分别订价(通常是分别订价)没有意思。一双鞋子售价五百,出售者可以说左鞋四百右鞋一百,但一定要整双买;出售者也可以说左鞋五百,买一送一,右鞋免费。这些与五百元买一双在实质上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其二也是因为固定了不同物品的捆绑量而起。以入场费或会员费榨取消费者盈余,入场后或成为会员后的购买量是不固定的。要是固定了不同物品的量而捆绑,只能作为一样物品看。

其三,以固定的量的比例来榨取消费者盈余是可以的,但这是全部或零的安排。单以甲垄断物品作全部或零的安排来榨取消费者盈余,有同样的效果,用不把乙物品捆绑全线逼销。

其四是顾客要购买的主要是甲物品。把乙物品强行捆绑逼销,顾客若认为乙的附加价不值,逼销就弄巧反拙。会员费或入场费是「中」性的收费,只是付钱买「许可」,没有强逼顾客购买他不乐意买的物品。

一九六二年我开始推敲全线逼销的现象。一九七五年「破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该年我从美回港度长假,到朋友的手表商店聊天,老板朋友提出一个他面对的全线逼销的现象,我如获至宝,只问了几句,不到五分钟,就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可见真实世界的启发无与伦比,经济学者是不应该把自己关在室内而揣测外间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还记得当日与该商店老板的几句对话。我问:「老板,生意很好吧?」「有什么好的?一只名牌打火机的批发商发神经。他们的打火机款式一样,一金一银,历来我们要金造的取金,要银造的取银,大家相安无事。但最近他们规定取一金必定要取一银,一绑一逼销,否则不卖。」「是金造的好卖还是银造的好卖呢?」「当然是金造的,供不应求。」「是因为最近金价急升吧。」「应该是的,日本仔只要金的,不要银的。」

我再问:「你可以从批发那里只取银的吧?」「那当然,但银的我们要亏蚀,不强逼我们不要。」「你卖金的给日本仔赚很多钱吧?」老板笑了,笑得很开心。我继续问:「银的你大减价总可以卖出去吧?」「我们要亏蚀!」最后我说:「你不会那样蠢,告诉那批发商金打火机赚多少钱。」他哈哈大笑。

上述的简短对话是全线逼销的完整解释。翻为理论是这样的。一个批发商通常销售好几样物品。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某物品可能货源短缺,或市场的需求急升。这批发商拥有的一手讯息,是货源的情况及零售商取货的速度。要是货源出了问题或零售商取货突然加速,批发商知道该物品之价是应该立刻提升的。但一时间其价应该提升多少,他不容易知道。市场的价格变动讯息,零售商天天面对消费者,有一手的讯息。但假若批发商问零售商该物品的市价上升了多少,他不会得到可靠的答案。零售商永远都向批发商压价,千篇一律地说没有钱赚。

在这样的批发与零售的讯息不同的情况下,批发商有两个处理供不应求的选择。其一是以配额出售给零售商,卖个人情,而关系好的大零售商会获得较大的配额。其二是加价。但批发商不容易在短期内知道应该加多少。他可能要加好几次,又或是加加减减,调整批发价好几次才可以找到他熟知的正常去货速度。调整批发价的次数越多,交易费用越大,而这交易费用包括失信于零售商。(可不是吗?一家企业要减雇员的薪酬,减一次已不容易,一连减几次雇员可能反目成仇。)

任何物品,一时间供不应求,若不搞配额是要加价的。但批发价转变次数越多,交易费用越大。现在假如这批发商有其它物品滞销,卖不出去。卖不出是要减价的,但要减到哪个水平又是一个问题。这方面零售商亦比批发商有较好的讯息,但前者不会诚实地告诉后者。

在有一样物品去货急升而另一样滞销或卖不出去的情况下,要减少交易费用,批发商通常不会采取急销的加价与滞销的减价的办法。这是因为批发商对市场的零售价讯息不足,准确地调整一样物品之价已不容易,一样要加另一样要减更困难。他会一石二鸟,把急销的与滞销的以固定的比例捆绑起来全线逼销。这比例不一定选得对,可能要再调整。但因为有急销的与滞销的互相抵消,这调整费用一定会低于分别调整急销与滞销的物品之价。批发商有去货速度的一手讯息,捆绑的比例可以这速度为凭。滞销的拖慢了急销的,急销的带快了滞销的。捆绑得去货速度适宜,其隐藏的相对价格一定对。另一方面,零售商对市场的价格有一手的讯息。他们被全线逼销后把物品分拆零售,其相对价格与批发商的「适宜」捆绑隐藏的相对价格,一定是没有冲突的。

上述的全线逼销,批发商通常只能向经营所有捆绑的物品的零售商推行。得到打火机的启发,一九七五年在香港我继续发掘了其它类同的例子。一个新出的因为订价偏低而供不应求的照相机镜头,批发商把滞销的闪光灯捆绑逼销,固定的数量比例是一对三。一部渴市的照相机,另一个批发商把滞销的冷门牌子胶卷捆绑逼销,固定的比例是一对六十。我又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韩战爆发,香港有好些工业原料遭受禁运,能进口的要有特别的牌照。当时类似上述的全线逼销很普遍。跟打火机与照相机的例子略为不同的是,工业原料的全线逼销是卖给工厂(最终的使用者)。

在所有类同的全线逼销的实例中,滞销之物是可以向批发商散买的,只是不能散买急销的。这解释为什么被捆绑的物品还是分别订价。

以市场的讯息费用不同来解释全线逼销这现象,不能解释这现象可以持久。那是说,全线逼销一定是短暂或过渡性的。这是因为批发商对市场讯息的不足,假以时日会知得足够,而滞销物品的存货,清仓后批发商不会补货。事实支持这过渡性的看法。在我调查过的六项(连美国的在内)全线逼销的实例中,没有一项是持久不变的。

但有些行业会重复又重复地推行全线逼销,使经济学者以为是长期现象。最重要的例子是美国的电影批发。把影片批发到电影院去,大热和大冷是常有的。这样,影片的批发商喜欢把「热片」和「冷片」捆绑,全线逼销。看似长期,但每次捆绑的影片组合不相同。

电影行业的全线逼销称作block booking,在经济学上有名堂。我认为这现象的解释与上述的讯息假说是一样的。

(《经济解释》之六十一)

第五节:微软的捆绑销售

论及捆绑销售,我不能不略说一下微软(Microsoft)。其实微软的捆绑销售──计算机软件捆绑硬件、软件捆绑软件──算不上是捆绑,而就是作为捆绑看,其学术趣味比不上本章上文的例子。但微软近几年所打的官司,被称为反托拉斯(反垄断)历史上最大的案件,倒是正确的看法。需要略说,但不便多谈,因为对经济解释的贡献不大。

八十年代之前,主要的计算机硬件供货商都以软件捆绑销售。大计算机如万国商业机器、王安,个人计算机如苹果等就是例子。但当时硬与软的捆绑,只作为一件物品看,不是奇哉怪也的捆绑,反托拉斯法例管不。七十年代后期起,只供应软件的行业崛起。个人计算机的市场变得非常庞大,而不同的个人计算机有不同的性能。微软的兴起,是设计性能不同的个人计算机皆可用的软件,后来称为窗口。微软在商业上的成功故事,有口皆碑,不用多说了。

微软初遇反托拉斯的左右,是把成功的窗口软件以特低之价供应给个人计算机的生产商,但要后者出售硬件时只装置微软的软件,不装置其它的。这算不上是捆绑,因为顾客可以只买硬件,然后在市场上选购软件配上。微软这策略非常有效:其软件实在好,大特价有吸引力,而且好些客户不懂得安装软件,乐得购买有软件捆绑的。

上述的不是奇特的捆绑销售,以捆绑而言不是反托拉斯的话题。但有两方面反托拉斯法例是敏感的。其一是价格分歧。虽然大特价卖给硬件的制造商可说是量大折价,但价格低那么多,在形象上有问题。其二是拒斥(foreclose)。要硬件制造商答应不装置其它软件才可获特价优待,可以看作拒斥,而这是反托拉斯法例的大忌。

对早些时的反托拉斯案件,微软处理得不错,而过了不久他们就撤销了硬件制造商不装置其它软件的要求。这期间微软赚很多钱,大量投资研究,改良软件,精益求精,到今天雄视天下。

让硬件制造商自由选装软件,只以大特价鼓励安装微软的,不是拒斥。我也认为不是量大折价,因为量大折价不需要软件装置于硬件之内。我认为微软鼓励软与硬「捆绑」,是为了防盗。软件盗版易如反掌,捆绑硬件销售是防盗的可靠保障。

微软在中国的经验,支持上述的防盗假说。美国执行反盗版法例多年,虽仍有盗版,但微软来一个安装软件大特价,乐于捆绑销售(但客户可选不捆绑)的硬件制造商所在皆是。但在中国,微软窗口的盗版只售数元人民币,成行成市,硬件制造商就不容易捆绑软件而赚钱了。(据说年来有转变:中国大陆的名牌计算机好些捆绑窗口销售,但「低档」的依然故我。这也支持为防盗而捆绑之说。)

微软的世纪反托拉斯大案,更有关的是软件绑软件。是互联网兴起后的话题。Nestcape先得甜头,设计了Netvigator软件为互联网之用。微软要收购Nestcape,不果,自己设计了Internet Explorer的互联网软件,加进窗口之内「免费」供应。从任何角度我也看不出是违反了哪一项反托拉斯法例。

对竞争者不留情面,是经济学传统最支持的竞争。而市场的竞争手法变化万千,不限于减价或改良产品。一个魄力雄强的商业天才,可以把所有竞争者杀下马来。但这样的垄断是竞争的结果,在哲理上与反托拉斯的哲理是不同的。这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新兴的与科技有关的产品行业,其用法或迟或早会标准化。一件赢得众所认同的标准的产品,若得到专利注册及商业秘密的保护,不仅有垄断权,而这垄断可以维持很久。看来这是微软今天的形势。

第六节:其它的捆绑

转谈其它的捆绑销售,最常见的应该是由价格管制引起的了。甲物品的售价被管制在市价之下,供不应求,出售者往往把没有价格管制的乙物品捆绑出售。这与第四节谈到的全线逼销有类同之处,但解释明显不过,用不引进讯息费用。

若问:政府管制甲之价,把乙捆绑逼销不是明显地违法吗?是违法,但要杜绝不容易。困难是买家通常乐意被绑。政府要禁止吗?卖家会说:「不是我要捆绑的呀!是买家要求我这样做。」互相得益的成交,管制很困难。

七十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大事推行石油价格管制,动员达五万人!汽油站供不应求,排队轮购动不动要一两小时。懂得门路的顾客,把汽车交给汽油站作小「修理」,修理后油箱是满满的。

第二次大战之后,纽约市的楼宇有租金管制,引起了keymoney的盛行,以致这一词入了字典!租金被管在市租之下,业主出租时以奇高之价把公寓的钥匙作为入伙权卖给租客,因而得名。战前香港租管,业主更富想象力。他们发明了「鞋金」,说是因为找寻和服务租客,行来行去,鞋子行破了,要以奇高之价买新的。战后香港的楼宇租管,以「鞋金」买入伙权怎样夸张也不够高,业主就收取「建筑费」。这是要租客支付楼宇建造的局部或全部甚或高于全部的费用了。

香港昔日因为租管而产生的「鞋金」与「建筑费」的合法问题,我曾请教一位租务法庭的法官朋友。他响应道:「这类收费法律无从禁止。买入伙权,租客自愿出数万元向业主买一张残破椅子,法律管不。租客要签了租约,搬进了楼宇,租管法例才能生效。」

有些捆绑销售,其痕迹并不明显。为了招徕减价,要夸大其辞,不明显的捆绑有用场。「买一送一」其实是一价买二;一般的「赠送」品其实是捆绑之物,「免费」顾客却之不恭也。

这些年来,香港的饮食业不景,出现了「一元一只鸡」的现象。这是捆绑销售,因为此鸡既不能「外卖」,而顾客也不能坐下来叫十只,吃剩的带回家。一位朋友说他想试试,在一元一只鸡的餐馆内只吃鸡,因为没有说明不准这样做。我说:「你去试吧,我不敢试,因为不知道餐馆的厨房会做些什么。」

「一元一只鸡」有夺目的号召力。选鸡而不选鸭,因为鸡是远为普遍的食品,「逼销」的边际用值浪费较为轻微。要是在正常市价出售下所有顾客都选吃鸡的话,那么一元出售而把鸡的亏蚀摊分在其它菜肴之价上,传统的边际浪费只限于其它菜肴的减少消费。

无论怎样说,从边际消费的角度看,以一项食品大赠送招徕是不及把所有食品一起打个折扣可取。但以一项食品大赠送,夸张夺目,一时间有新意。我认为这种「新意」毕竟干预了食品的边际选择,是不会持久的。

(《经济解释》之六十二;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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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不一定是交易费用。在没有社会的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可能有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但某些讯息费用还是存在的。例如鲁宾逊可能要花时间走到高山上,远眺环境,希望多知一点明天的天气。

在多人社会中,不管有没有市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要解决,各出奇谋,讯息费用就变得大而重要了。因为社会的存在而产生的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但前文说过,一般而言,不同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这样,讯息费用只能从情况转变的角度看,而推理时我们要假设其它交易费用不变。

讯息费用是重要的,其题材曾两获诺贝尔奖。一九八二年史德拉(G. J. Stigler)获奖,是因为他分析讯息费用的存在使同样物品之价在市场有差异,顾客要花费找寻价格较低的。史氏指出物品愈贵重,找寻的意向愈大。他的分析没有错,但忽略了市价差异的大小──那所谓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的高低──是经过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寻寻觅觅而决定的。无疑,不同地点调整后,同样物品的市价有差异,是因为讯息费用而起。但这差异系数是最低的,是竞争及大家寻觅的结果。

这结果的价格差异系数高于零,某些顾客会寻觅。关键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这系数。为什么会高于零?为什么某些物品的价格差异系数有规律地比其它物品的高那么多?

二○○一年获诺贝尔奖的三位仁兄,其贡献是分析不对称的讯息(asymetric information)。这是指某方面的讯息我知得比你多,或另一方面你知得比我多,而这些不对称会引起欺骗及不信任的行为,使市场的交易受到障碍。问题是,当我们说市场有讯息费用,就是说讯息不对称。反过来,说讯息对称,就是说没有讯息费用的问题。

可不是吗?天下的知识或讯息算之不尽,甚于茫茫大海,要是每个人所知的都是一样,那么作为一项局限条件,讯息费用的存在对解释行为派不上用场。那是说,如果市场的每个人是智商零蛋的大傻瓜,或是无所不知的超级天才,市场不可能有寻寻觅觅的现象,也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行为。

是的,讯息费用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的影响行为的局限条件,是因为讯息不对称。说讯息不对称因为有讯息费用,是说了等于没说。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人的市场讯息会不对称?这问题不肤浅。因为讯息不对称会引起的「不事生产」的行为,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定理下,减除不对称可以使社会的整体得益。整体而言,我们不能漠视柏拉图条件:市场有压力向讯息对称那方面走。不对称的存在显然是受到另一些局限条件的约束,而存在的不对称差距,一定是局限下最小的。我们要问:市场讯息不对称的差距从何而定?

第一节:物品讯息与交易讯息

讯息费用可分两类:其一是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讯息;其二是交易讯息:价格的差异、合约的保障、买家及卖家等的讯息。让我先说前者吧。

任何物品,要多知一点是学问。少年时,我对照相机的镜头下过工夫,有点研究。但今天的我就不懂了。不仅不懂先进科技的镜头,就连先进的照相机怎样用也不清楚。今天购买照相机,我是要求教于朋友的。

一个人没有花过一段时间研读纺织行业,不可能对布料的质量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市场任何物品,就是平凡如买水果、鲜花之类,要真的懂得选择,总要牵涉到一些学问。十年前我替儿女选购两部普通的唱机,左问右问,花了两个小时才作出决定。

一般而言,对物品的质量缺乏讯息,而讯息费用在物价的比例上过高,不值得支付,质量往往是按价格判断。一般人的判断,是类同的物品,较高之价质量较高。这看法不一定对,但对的机会很大。这是一般人的经验,也是市场竞争下不适者淘汰的结果。这个因为讯息不足而以价判质的意向相当重要。本章第四节分析讨价还价时再作讨论。

以价判质只是讯息费用引起的其中一种现象。比较贵重的物品往往有保证书,商店重视商誉,而名牌的声名可以价值连城。在市场竞争下,值大钱之物其成本一定高。商誉与名牌的建立是不容易的。这可见市场的讯息费用也是价值连城了。

为了理解物品的讯息费用,一九七五年我曾经在九龙广东道买卖玉石产品。这选择是因为玉石的讯息费用不仅高,而这高费用看来是市场的参与者刻意地造成的。是难得一见的特别市场,其中怪现象来得很夸张。以解释某现象来推出一般理论,我的习惯是选取比较怪异而夸张的。这种现象把问题的重点放大,而又能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得到解释后,就可试行一般化地推展到其它现象去。

广东道玉石市场的调查是二十七年前的工作了。当时没有下笔为文,美国的朋友多年只闻楼梯响,表示失望。本章第三节回顾当年,分析玉器市场的现象,可惜是用中文下笔,昔日的朋友还要失望。

以「夸张」的现象来调查市场的物品讯息,十多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古书画与古玩或文物。这些物品的讯息费用极高,其研究让我解释了重要的讨价还价的行为。一九六五年我向艾智仁(A. A. Alchian)提出,经济学不能解释在激烈的竞争下,市场可以有频密的讨价还价现象。他同意这观点,大家研讨了好些时间也得不到答案。后来其它朋友继续与我研讨,几次认为得到答案都证实不行。二十年来,博弈理论普及,讨价还价的分析受到重视。但这些新理论不是关于竞争市场的讨价还价,药不对症,博弈就只是数字游戏罢了。在亚洲常见的、激烈竞争下的大幅讨价还价,在西方不多见。我是一九九八年才找到比较满意的讨价还价的解释,历时三十三年。有关的分析见本章第四节。

第二类讯息费用──交易讯息──是史德拉关注的那一类。我没有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虽然本章的分析,会牵涉到决定市场价格差异系数的因素。交易的讯息费用与广告行为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在广告的行为上作过一项小调查,结论是市场有意图减低讯息费用。

那个小调查很简单。报章的分类广告,出售物品的绝大部分是由卖家刊登。另一方面,聘请员工的广告绝大部分由雇主(买家)刊登。物品由卖家刊登,劳力由买家刊登,那是为什么?我的答案,是在分类广告中,物品是个别的小量──例如一辆某年某款旧汽车、某牌子的旧照相机等──可能的买家人数远多于卖家。聘请劳力的广告却相反。说什么打字员、文员、工程师、经理之类,卖家甚众,而雇主(买家)则比较少。人数少的一面出钱刊登分类广告,可以节省讯息费用。这样,物品的广告由卖家刊登,而劳力广告则由买家刊登了。

道理明显不过。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定理下,一个人若能做一些减低讯息费用的事而使大家得益,这个人是会做的。但假若这个人做一些增加市场讯息费用的事而单使自己得益,他也会去做。这是本章的重点了。

森穆逊(P. A. Samuelson)曾经说:「上帝铸造了什么?柏拉图至善点!」(What has God wrought? Pareto optimality!)然而,同样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派别。我对柏拉图的阐释,是他的「至善点」可以是国富民安,也可以是人类灭绝。

关键的问题是生产费用(或成本)与交易或讯息费用(或成本)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生产费用,只要以私产为局限,个人的决策永远要减低费用。生产交易,自利一定对社会有好处。这是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格言了。但交易或讯息费用的性质,是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才能产生的。这种费用,甲的行为会影响乙。如果我为自利而减低讯息费用,社会得益;但如果我对你说谎自己可多赚一点钱,说了自己得益,但对你却有害。为自利而增加讯息费用,可以使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经济解释》之六十三)

第二节:造价的行为

故老相传,市场价格的主要功能,是引导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使用。到艾智仁,市价增加了另一项重要的功能:作为断定谁胜谁负的准则。这后者我在卷一谈及,到卷三会更详尽地分析。

故老传统忽略了的,是市价可以误导!因为有讯息问题,市价当然可以误导。别的不论,单是股市之价可以发神经地暴升暴跌,股民如瞎牛乱闯,不是罕有的事。但这要说的,是人为的刻意误导:造价。大致上,「造价」有两类。其一是刻意地以假的高价成交,使不知就的人以为是真价,盲目附从,以高价买入类同之物而中计。这种造价在艺术市场很常见。其二是「造势」。让我从后者说起吧。

「造势」在香港的地产市场很常见。建筑商卖楼花时喜欢制造出众多买家要抢购的样子,手法不一。有时出钱请人排队轮购,装模作样;有时说只出售楼宇的一小部分,话犹未了又加销;有时把红点贴在多间楼宇单位的号数上,还未卖出也说是卖出了;有时将某部分开低价,增加申请者与供应量的倍数,造出供不应求之势。

股票市场也有造势的现象。新股发售,代理商可能制造万人轮购的大场面,无知的妇孺排队通宵达旦,结果血本无归。三十年前,芝加哥某银行开张,只刊登一小广告,说先到先得,首二千名每人可获美金二十元。结果是排队的无业游民数以千计,搞得交通大乱。派出去的钱合共四万美元,换得报章头条新闻,是否明智很难说。

好些时,热门的新潮歌星或乐队喜欢以「供不应求」之低门票价,鼓励歌迷露宿街头轮购,场场如是,其势可观。问题是,这些热门歌星大可加价而还场场爆满,为什么要扰乱社会秩序呢?我认为除了造势外,热门的新潮演唱听众也是演员。主事者希望听众在场内疯狂,大哭尖叫,不仅增加场内气氛,而且增加电视传播时的号召力。大哭尖叫的听众,通常是愿意在街头露宿的青年。这样,以「供不应求」之价鼓励露宿轮票,是选择听众的好办法。

转谈直接造价的行为吧。最常见的造价,是艺术作品拍卖。还健在的艺术家,有前途但还不是举世知名,其作品的价格很武断。要卖得高价是人之常情,但要说服顾客作品值钱,应该投资,是不容易的事。这些艺术家或代理人喜欢选拍卖造价(不是说所有类同的都造价),有下述原因。其一是拍卖有公正竞投的形象,尤其是大名的拍卖行。其二是拍卖在一室之内集中竞投,而事后成交公布,是宣传价格的理想地方。其三是好些人误以为拍卖而得的作品,投得后再交出去拍卖,若不赚钱也不会有大亏损。

这第三点很有趣。拍卖之价可信,因为拍卖造价是少数。珠宝是从来不造价的。古玩或古书画也很少造价。但一位英国的画商告诉我,一位已故的大名画家的不见经传的真品,物主先拍卖,自己造高价购回,损失大约百分之二十,过了几年再放出去拍卖,可有奇效,而先造高价其后再卖不是罕见的。另一个拍卖之价可信的原因,是有些人能在拍卖中赚钱。如果你在一九九六年购入林风眠的画作,二○○一年卖出,时来运到,扣除了佣金你可赚一倍以上。有一位朋友,对中国国画的认识比拍卖行多知一点,可以从拍卖购入,补加介绍再拍出去而使生活有。这是不简单的学问,但有人可以做到就增加了拍卖价的可信性。

大名的拍卖行不会乱来。明显是膺品他们不会接受,但如果卖家能说服一件艺术作品有机会卖出,这样的生意他们是会做的。事实上,在拍卖场所内,为了制造气氛,无人问津之物拍卖官会指前指后、指左指右,说有人在叫价,虽然半个叫价的人也没有。这是说,拍卖行是有意图协助造价的。

回头说健在艺术家造价的行为,他们可以自己处理,或由代理人从事。两种造法。其一是由朋友协助叫价,不是真正的卖出而是自己以高价购回。这样,任何被拍卖行接受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奇高之价「成交」。朋友,你要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书法家很容易,只要拍卖行肯处理你的书法作品,请几位朋友举手叫价至港元十万,你就是举世无敌的还健在的高价书法家了。这样做,你的成本大约是港元两万。要不要试一试,过瘾一下?

第二种造价之法,是出售作品的人预先约好买家,说明买者要叫到某价,但私下却答应买一送一,或回送金钱,打个折扣。这种「内定」了的造高价,出售者往往制造气氛,约好了一群朋友在拍卖场举手,说明其手可以举到哪个价位而止。「举手党」之称是由此而起的。据说有一次在北京,举手党成员是门外汉,收到的指示不够详尽,到作品拍卖时二、三十只手高举不下,然后到某价一起落下来!

经济学的问题是:上述的造价究竟有没有效用,或可不可以多赚点钱?答案是可以的,但也可以有反作用。「可以」是说短暂可以,长期不行。英谚云:「你可以短期欺骗所有的人,或长期欺骗一小撮人,但不可以长期欺骗所有的人。」如果造价不可能多赚一点钱,造价的行为不会历久不衰。好些时,出售者在拍卖行刻意造价,会引进「飞来蜢」跟价叫个不停而购入,使出售者喜出望外。在香港,某富人曾经在拍卖行外出千多万购得一幅造价油画,高出市值数十倍。在拍卖行内,另一幅油画曾拍出高于「举手党」约定之价一倍多。另一次拍卖,某日本人见那么多人举手,不知是举手党,中了计。

短暂而言,造价是可以使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之价上升的。但长久来说,艺术作品之价,市场自有公论。然而,短暂的甜头也是甜头,先升后跌可能比从来不升好。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实在好,无名之际造价上升,跟市场认同,作品之价高企不下。这后者更有说服力地鼓励造价的行为了。

另一方面,造价很容易会有反作用,所以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尝试。造价若不能真正地卖出,血本无归,不一定能使其它的供应升价。最头痛还是造价时成功地卖出了一些,又或朋友给你面子高价买了一些,但此后不再,你怎么办?不大幅减价完全卖不出,而大幅减价又失信天下,对曾经以高价购买的朋友是不容易交代的。

我自己的书法作品,曾经有朋友要求交出去拍卖,担保高价竞投。我说:「你此后不再,我怎么办?」今天我卖书法,价格够低而有问津者。我尽可能写得称意才交出去,同样的收入,其时间成本远高于卖文章。艺术作品是不容易赚钱的。

我与老师艾智仁谈及卖书法的事,指出一项经济学者漠视了的现象,是前文提及过的。我说近几年书法没有寸进,但若有人肯付钱,自己就拚命写得好,书法跟明显地有进步。我的解释,是朋友免费求字,我只应酬地下笔,但若有人付钱,其诚意有明显的说服力,就是要把钱捐出去我也写得格外用心。我的结论,是「诚意」本身是一个价。艾师不仅同意我的分析,还长篇大论地来信举出其它有关的例子。

(《经济解释》之六十四)

第三节:从玉石市场看隐瞒讯息

玉石在中国起码有五千年的传统,但今天中国人视为装饰珍品的玉石,是翡翠(jadeite)。翡翠玉石全部产于缅甸,于清代中叶传入中国。这里分析的玉石是翡翠,是香港人熟知的在广东道成行成市的那一种。不是所有这类玉石都是珍贵的:劣品甚多。

缅甸的玉石不是从石矿开采出来的,而是在某山上挖掘出来的独石。独石是零散的石块,从数安士到数百磅不等。经过不知多少亿年埋藏于土下,独石有石皮,而石皮之质与皮内之玉截然不同。石皮通常不透明,从皮外猜测皮内的玉质是湛深的学问,就是专家也是猜错的机会大,猜对的机会小。猜不准,但专家比非专家的准确性高很多,所以猜不准也值得花长时间研习这猜测游戏。猜不准但算是专家的大约要研习二十年。这是很高的讯息费用了。

我调查玉石市场的起因,是玉石原件若被切开来,真相大白,不用费时研习那猜测游戏。那为什么原石不切开来才出售呢?卖家为什么故作神秘,鼓励买家研习猜测?一个答案是切开可能切坏了。这答案不对。虽然不同的玉石产品有不同的开石切法,但哪一类的原石适宜造哪种产品,众所周知,一般不会切错。事实上,运到香港的原石出售时,通常在石皮上开了一个或更多的小坑,是可以稍窥玉质的大约三公分长不到一公分阔的「水口」。这水口是磨出来的,去皮见玉,让买家看到一小点玉质。水口或深或浅。如果卖家选开较多水口,或把石皮全部磨掉,石内的玉质就披露较多,但还是远不及切开来的真相大白。为什么卖家不把水口增加?在缅甸原石出土成交时,通常是半个水口也没有。运到香港出售,原石加上水口,而有时不切开石再转售,水口说不定会加上去。这些现象的解释是后话。

回头说作为独石,每石之玉有独特的面目。不计其数的石块,切开造成零碎产品后,大致上专家可以辨别哪几件零碎产品是出自同一石件的,虽然在色泽上出自同一石件的零碎产品往往不同。有可以辨别的特征是玉石有价的一个原因。然而,如上文所述,翡翠玉石很多,大部分是劣品,有些根本不值钱。可以作为装饰品的起码是中上之选。专家可以辨别是一个重点,而同样重要的是专家可以有准则地排列玉石产品的质量高下。

判断质量高下的准则,是由数百年的中国品味传统与不同质量的供应多寡决定的。有些我们认为很美观的玉石,因为供应比较多,或与传统的品味不合,不大值钱。同样,日本与菲律宾的品味与中国的不相同,但因为这些地区的需求量不够大,主要决定质量的品味还是中国。最值钱的质量是那些深绿、有光泽、有厚度而又通透的产品。这种产品非常难得。「绿」通常是玉石块中的叶脉或纹理,精彩的要找到一丝也不容易,而要有厚度、够绿而不带黑、有光泽而又无裂纹,就真的是难求了。

购买玉石产品的人不只求装饰美观(入色的可以非常美观),也求保值或作为一项投资。没有专家的鉴别及专家们的认同,玉石产品不可能有今天见到的高价。因为讯息费用高,要成为一个玉石专家是二、三十年的功夫,而如果专家们对产品的判断不认同,专家就有等于无了。是个重要的结论:纯以品味而成价的产品,在有讯息费用的情况下,有专家认同其价值会上升。

一九七五年研究玉石市场时,我曾经拿十只大小相同但质量不同的玉手镯,给五个玉石专家排列价值的高下。他们排列的次序完全一样,但在同样的次序中他们的估价却有颇大的差别。这估价不同不是因为对玉石本质的讯息不同,而是因为市场的讯息不同。专家们各自专于不同的产品。手镯、挂件、蛋面等产品是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市场讯息。同类产品的玉石专家,估价是远为接近的。

要解释玉石市场的「怪」现象,我可以推出两个基础假设。其一是要成为一个专家,对玉石质量的讯息要下相当长的时间投资。虽然专家之间有不同的判断水平,他们每个都是靠专业为生,以「眼光」餬口。他们自己在玉石市场买卖而赚取差价,又或收取费用作顾问。其二是玉石的物主拥有讯息披露的权利,物主会审时度势,看看买家是谁,市场的竞争对手等而决定讯息披露多少,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样的讯息披露,免不了有欺骗的痕,小则隐瞒,大则入色。

玉石原件不切开来出售,是因为在讯息不足的情况下,切开剖白能获得的价在预期上会低于隐瞒某部分的讯息。如果原石的物主预期切开剖白的价值较高,他会切开来出售,但这情况不多见。最常见的情况,是物主选原石中最大机会披露高质的位置,开一个小水口,以蜡磨得光亮而出售。选择这水口位置要由专家决定,而如果原石预期是珍品,高级的专家会被聘用,选一个水口位置的费用可以高达数万港元。如此慎重处理,专家选错了位置还是时有所闻的。

原石开了一个水口后,要不要多开一个是以能否使原石增值为依归。要是一个水口见佳质,多开一个预期会有同样佳质的,物主大都选择多开。要是第一个水口见劣质,多开预期会改善,那就更要多开了。通常缅甸的玉石原件运到香港后,出售时每件有水口一至二个,虽然多达数十个的也有。多开一个水口,见劣质而使原石之价暴跌的例子也时有所闻。

考虑购买原石的人当然知道水口位置的选择是出售者认为是披露最佳质量之处。但这买家可能是更高的专家,认为水口位置选得不对,购入原石加开水口再出售。无论怎样,单看水口而猜石内之质是很难猜得准的。我见过一件多个水口尽皆精彩的原石,一位专家朋友说石内多半是劣质,果然说对了。另一方面,缅甸的玉石有不同类的品种,某些品种质量比较稳定,或远为容易观其外而知其内。再另一方面,市场的专家往往专于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要用不同的石料,所以专家们大都集中于自己懂得的产品市场来选购原石的。

无论怎样说,因为观原石之外难猜石内之质,稍知一些的到原石市场下注,赌一手切开来是有机会赚钱的,而好些瘾君子这样做。二十七年前我作过大略的估计,能这样赚钱的机会不及到马场赌马。这可见真正专家在玉石上的讯息投资不是白费的。是时间很长的投资,通常是靠家族的玉石生意传统,从小练起。如果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原石切开来才出售,玉石的讯息投资会只限于鉴辨产品的质量,讯息费用据说可减七成以上。但大公无私的人不存在,各自为战,市场的讯息费用就激增了。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玉石市场是一例。

但玉石原件不切开剖白,隐瞒讯息的例子,虽然奇异夸张,可不是玉石市场独有。所有产品的市场皆类同,只是不够奇异夸张,我们不注意罢了。

我可举水果店卖红苹果的例子。美国华盛顿州所产的红苹果运到香港出售,水果店把之擦得光亮,然后一个个整齐地堆起,每个选最可观的一面向顾客。顾客若翻动是不欢迎的。其它例子读者可以想出来,不用多举了。

回头说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行为不限于不切开原石出售。因为玉石的讯息费用高而玉石的本身珍贵,其它隐瞒讯息的行为也就比较夸张了。最有趣的是买卖双方议价时价格不公开,而是用毛巾或报纸掩盖买卖双方的每人一只手,以看不见的「无形之手」讨价还价。隐瞒价格显然是买方的要求。我是专家,愿意出某价购买某玉石,你知道我是专家,若价格公开你跟我出的价提升少许竞购,我的专家讯息岂不是给你免费利用了?玉石产品的议价往往用无形之手;玉石原件议价,若有其它人在旁观望,无形之手是一定用的。

广东道的玉石原件拍卖令人叹为观止。是四百平方呎左右的小室,中央方桌一张,没有椅子。地上放二、三十个篮子,每篮之内载一至五、六件原石,每件都有小量水口。室内有几枝吊灯,让顾客在拍卖前以灯光照射来猜测石内之质。大约有两天的时间给顾客这样审查,拍卖时是以每篮子内所有的原石算一价。

拍卖官是个顶级专家,在玉石市场声誉卓著的。他的服务是由卖家雇用的,所以他要争取最高的出售价。拍卖开始,十多个卖家环绕方桌而立,一个工作人员把一篮子原石放在桌上。拍卖官拿出毛巾,掩盖右手伸出去。竞投的人逐个把右手放进巾下,以手指出价。一个一个地这样做,动作快得惊人,不到一分钟所有的人都出了价。拍卖官每个买家都认识,而每个买家所出之价他都记得。

在拍卖官的身后有一间仅可容身的小房子,有布帘,卖主藏身其内。一轮出价后,拍卖官转身把巾下的手伸向小房子。布帘伸出卖主之手在巾下与拍卖官的相触。大家不说什么,但触手的时间比较长。拍卖官在巾下传达给卖主的讯息,是顾客所出的高价为几,不同顾客出价的差距大小,以及拍卖官认为应该卖或再作第二轮竞投的意见。卖主的响应也在巾下传达了。要是决定出售,拍卖官叫出价高者的名字,这价高者不能反悔。

一般来说,如果第一轮竞投有几位高价的价格相近,第二轮竞投同一篮子是必然的。凡起一轮重投,旧一轮的出价皆作废。那是说,只要拍卖官没有叫你的名字,你在重投时所出之价可以低于早轮的。第二轮的巾下出价比较慢,拍卖官常叫触手者出高一点,是有议价的性质了。第二轮过后,拍卖官又再转身与卖主的手在巾下相触。

在我参观过的两次上述的玉石原件拍卖中,每篮平均大约有三轮巾下触手。任何一轮之后,一叫人名就卖出,卖出后之价是要公布的。卖不出就只把篮子搬开。拍卖完毕后卖主请所有在场的人晚宴,是惯例。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晚宴我鱼目混珠地吃过一次。

隐瞒讯息是讯息不对称的主要成因。

(《经济解释》之六十五)

第四节:讨价还价的行为

讨价还价(议价)是常见的现象,有多种不同的理由。大部分的讨价还价不难解释,没有多大科学的趣味。例如需求有季节性的产品,卖家的订价不一定跟需求的变动而修改,买家例行地压价,其成功机会也有季节性的变动。又例如酒店有空置的房间时,有门路的顾客可以成功地取得可观的折扣。批发商向工厂订购货物,大都试行压价,而订单量大的或是有良好关系的成功机会较大。好些时批发商订购的是新产品,制造商的成本不容易算得准,而批发商对市价只能猜测,议价的过程可能为时甚久。

在分析上头成本时,我指出下了注、覆水难收的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但下了注的一定曾经预期可以收复失地,否则不会下注。然而,既然下了注,上头成本只能从租值的角度看。这样的租值是收得多少算多少。一个比例上租值较高的行业,而顾客又是个别分离处理时,讨价还价的行为会较为常见,而开价与成交价的差距也会较大。

因为压价的行为普及,好些时出售者刻意地把价高开一点,让顾客有一点议价的空间。问题是,讨价还价是有费用的,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买卖双方都要支付。这种费用与上一节分析的玉石的讯息费用不同,不是我瞒你对我会有好处的那一类。一般的讨价还价对买卖双方都没有好处。如果讨价还价是协助市场找到均衡的市价,那对大家都有利。但一般的讨价还价是长存的现象,如果卖家决定不二价(不容许议价),买卖双方都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这样,不管是竞争还是垄断,价格是会下降的。

因为有讨价还价的行为,价格的厘定,在不同的商店或不同的出售者之间会有差异。这就带出了史德拉(Stigler)所关注的寻觅低价的行为,而这寻觅也是交易费用。因为市场的人寻寻觅觅,开价与成交价的差距,或不同出售者的价格差异,会受到约束而下降。

不是所有的商店都可以议价的。超级市场或庞大的百货公司,一般都不与顾客议价。老板不在场,售货员与顾客议价可以从中私下取利。在超级市场购物,顾客云集,就是老板在场也是不能议价的。到餐馆或酒家用膳,一般不议价,因为厨房还没有做菜,压价不知会压出些什么来。

近代经济学对讨价还价的分析,前有核心理论(core theory),后有博弈理论(game theory)。这些分析都以出售者有垄断性为起点。然而,有垄断性的议价不难明白:单从垄断租值不是直接成本的角度看,加上讯息费用,就会有解释。我想了三十多年的现象,是在激烈的竞争下不仅有议价,而且有大幅度的讨价还价。这些现象在西方远不及亚洲那样盛行。

当年我与老师艾智仁及后来跟同事的辩论,有离奇而曲折的发展。考虑如下的例子吧。在一整条街上所有的零售商都出售类同的物品。假设某物品的来价是每件二元,而依照一家商店的销售量,加上店铺的租金与售货员的工资等,平均售价要每件五元才可以生存。竞争下,平均售价会是五元的。问题是,若商店在某时只有一个顾客,出价三元,否则不买,该店多半是会出售的。三元比来价高一元,可以帮补租金与工资,但如果总销量不变,这商店会关闭,因为平均之价要五元才可生存。这家商店于是开价十元,与顾客议价,不同顾客之价是二元与十元之间,平均之价是五元。

问题来了。某商店高举横额:每件五元,不二价。结果是:所有其它商店都开价五元或以下,但首先倒闭的是实行五元不二价的商店!这是因为其它商店有空闲的售货员,五元以下出售会以增加销售量来弥补租金与工资。问题又再来了。实行不二价的商店不会坐以待毙。见生意急剧下降,这商店坚持不二价,改横额为三元。客似云来,生意急升可以弥补租金与工资。无论其它的商店在三元以下怎样应对,总有一个不二价的价位,会使好些类同的商店倒闭。淘汰后的几家适者生存的商店,都客似云来,大家都不二价。

如上的例子,是说与议价有关的,是商店过多。但究竟是因为商店过多而议价,还是议价使商店过多呢?为什么商店选择与顾客讨价还价,但求平均之价足以生存?有垄断性的议价不足为奇,小幅度的议价上文提供了几个解释。但在竞争下,大幅度的讨价还价是令人头痛的现象。在香港尖沙咀游客区内的珠宝商店,一件饰物开价十万,你够胆可以还价五千,成交价可能在二万元之下!

我今天的解释有两部分。其一是在物品有高讯息费用的情况下,好些顾客喜欢以价判质。若开低价,这些顾客可能认为价太低,物品的质量不可信而不买。不是价够高他们就下注,而是他们认为商店开出来的价位使质量可信才议价。其二是不同类的顾客对物品有不同的讯息,因而心目中有不同的价位水平。出售讯息费用高的物品售货员,经验老到的,见到顾客可以不太离谱地猜测一个顾客大概是属于哪个价位水平可以有机会成交。有时判断错误,开价奇高,吓跑了顾客,但吓不跑的或可以很低之价成交。

卖手表,名牌子众所周知,不能开天索价,议价的范围不大。但少为人知的有独特设计的手表,情况就不同了。香港有些手表商店,对后者的处理是手表以小线连带一小纸牌,写几个外人不知所谓的中文字,这是从两句五言诗(十个字)抽出来的。这五言诗的第二个字代表「二」,第七个字代表「七」,等等。小纸牌上的几个字解了码,就是手表可以卖出的最低价钱了。顾客进店,售货员笑容满面,但目光却如福尔摩斯,细察顾客是哪一类的人。他会让顾客先说话,希望先知顾客的购买力及对手表的认识才开价。

最明显的以价判质及衡量顾客开价而大幅议价的,是古玩或古文物市场。我在这个市场研究了十多年。古文物的鉴辨实在困难,而如果我自己不懂,什么调查云云可能白费心思。真的懂得古文物的专家远比懂玉石的为少,而凭什么我可以相信专家会坦诚相告?

一只在名拍卖行估价三十万港元的唐三彩马,某商店或小贩以二千港元开价,你信不信是真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会说不可能,但我的调查认为是可能的。事实上,开价二千的商店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物品讯息的费用奇高,开价二千顾客议价后以一千成交,他是当假货买。开价四万,以二万成交,顾客会认为有机会是真品,要求卖家给予保证书。同样重要的是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讯息或经验,以价判质有不同的价位水平才考虑议价。

上述的情况,开价是为讨价还价而开的。开得过低或过高会吓退某些顾客。高价吓不退的可能最后以相差甚远的低价成交。开价于是成为一门学问,往往以顾客的品类而别。不同的顾客付大为不同之价,是因为讯息不同而导致价格分歧。商店的生存是以价格分歧后的平均售价与销售量为依归。因为讨价还价之后的平均售价一定高于客似云来的不二价,竞争的商店一般地有空闲的售货员,产生了商店过多的形象。不是因为商店过多而引起议价,而是议价无可避免地使商店过多。讯息费用可以导致社会的损失,何其大也。

也是在上述的情况下,不二价的商店不能生存。你实行不二价,价不够低行家把你杀下马来,而不二价下降太甚,顾客因为不相信而不增反减。这没有违反需求定律,我在卷一第六章解释过了。

三十年前牛顿大学发明的热释光验证,量度陶瓷大约在多少年前被烧热达摄氏四百五十度之上,是今天盛行的鉴别古陶瓷之法。理论逻辑井然,是高科技。虽然实践上有疑问,但市场今天是相信热释光多于信专家。如果我们接受热释光的判断,我可以跟任何人打赌,天下间没有一个专家可以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鉴辨唐三彩。以肉眼鉴辨是今天仿造的还是百年以上的不难,但鉴辨是千多年前唐代的还是三几百年前的就不容易考六十分。这带来一个无可避免的疑问:古玩或文物的专家,其鉴证是否一般地不可靠?

专家不可靠不是问题。只要市场一般地相信专家,就算专家其实完全不懂市场也深信不疑,讯息费用就只是专家的费用。只要市场相信,大错特错也无关宏旨,价格的差异不会大得惊人。但热释光验证的发明与普及,使专家们很尴尬。不仅在陶瓷方面他们频频失误,举一反三,其它的古玩文物专家们都失却了昔日的光辉。

热释光验证使讯息的增加,反而有减少讯息的效果。这高科技验证不相宜,只能鉴辨某些文物,增加了讯息的不对称,使古玩文物的市价差异上升。

(《经济解释》之六十六;卷二完)

卷二后记

生产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的供求分析与物品或产品的供求分析只有一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合约的安排不同,而转到生产要素的合约,我们就不能不谈制度的变化了。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而关于物品市场的本卷所论是我知的大概,虽然有好些零散的题材我不能方便地加进去。

跟而来的卷三会集中于合约与产权的变化与选择,所以该卷的书名是《制度的选择》。那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我决定以高斯定律起笔。把高斯定律放在生产要素之前,颇有新意,但主要是我认为这样的思路可以走得较为清晰。

搞学问要讲吸引力,要搞得过瘾精彩、紧张刺激。经济学最苦闷的地方,是先要打通基础概念与理论的经脉。之后一动拳脚,潇洒利落,千变万化,得心应手,苦闷尽去。

日思夜想,太累,《经济解释》只写三卷。

卷二的名目是《供应的行为》,字数大约比卷一多百分之五十,其中分析「租值」与「上头成本」这两个重要理念时,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不明白。我已在将要出版的书中作了补充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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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什么是价格分歧?

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指同样的物品,对不同的顾客或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经济学课本通常说价格分歧要在不同的市场才能推行,因为顾客知道有高低不同之价,取低舍高,分歧不能成立。

以分析价格分歧而知名于世的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你们不可能在一家商店之内,找到同样物品有高低不同之价。」一位坐在后排的学生举手响应:「就在大学邻近的那家电影院,说明成年人收费二元半,学生一元半。电影是一样,座位是先到先选,电影院是同一家。」史德拉听后,在讲台上尴尬地行来行去,行了好一阵,突然大声叫:「我会把那电影院烧掉!」

同样物品,同一商店,可以有不同之价,但必须能成功地把顾客分开。香港的地铁,老年人与学生都是半价。这是价格分歧,但超过六十五岁的老人要以身分证为凭,学生有学生证,顾客是被分开了的。一九八四年初的农历年宵,我带一群学生在香港的街头卖桔。同时同地,同样一盆的桔子,我们开高价,与顾客讨价还价减下去,差不多每个成交顾客之价都不一样,同一时间,最高与最低的相差三倍。这也是价格分歧。我和同学们与顾客议价时尽可能分组隔离几公尺,而有时说些谎话是免不了的。

看来简单不过,任何人应该一见而知的价格分歧,其鉴别往往非常困难,就是经济学大师也往往搞错了。我们要分辨哪个现象是价格分歧,哪个不是,是因为不同类的现象要用上不同的假说作解释。指鹿为马,解释就有失误。我可以举出三个大原则来协助价格分歧的鉴别;三个原则都符合,鉴别差不多万无一失。我说「差不多」,是因为好些时其它的因素混在价格分歧之内,使观察到的不是纯为价格分歧而起。

(一)物品要相同

同样一只手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商店,价格可能不同(就是撇开讨价还价也可能不同)。这通常不是价格分歧。不同的商店有高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服务,不同的保证信誉等等。把这些与手表加起来,同样的手表就变为不同的物品,而顾客购物往往不是单看物品决定的。

香港的医院及医生收费,与好些外地的安排类似。头等病房与普通病房不一样,前者的收费高出好几倍。这当然不是价格分歧。但医生的收费跟病房收费的图案走。同样的病,医生收诊费,头等房客比普通房客也高出几倍。虽然医生诊治富有的病人可能比较用心,或对头等房客多诊几分钟,但诊金相差那么远,而医生又是同一个,价格分歧的成分是存在的。

有些经济学者说国际飞机的头等票价比普通位的高出四倍,是价格分歧。这是不对的。但究竟有没有价格分歧的成分呢?几年前我坐在飞美的头等机舱内,为了好奇在机上走来走去,作过大略的估计,答案是没有价格分歧的成分。一个头等位所占的面积,比普通位所占的在四倍以上。服务员的分配,以乘客的比例算,也是四倍以上。食品的供应头等远胜,而头等位在机前,震动与声浪也较低。近两年来,好些长途飞行的国际班机,把头等位改装为商务客位,定价减半。

我自己的书法作品交出去,同样大小的不可能写得一模一样,同与不同只能以水平论之。同是四呎整张,要不是免费送出去,就是收价数千。但通常这不是价格分歧。免费的应酬作品,要不是碰巧写得好一点,就是应酬罢了。收费呢,不碰巧,而是写得拼命。国画行内的所谓「应酬画」,可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但我不能否认,我有些应酬书法作品,碰巧地写得好。这算是价格分歧(同样是零价),但可不是刻意地这样做。另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象,是「诚意」可以代替价格。一般而言,无论你怎样说喜欢我的书法,总不如出个价来得有诚意。但有时不出价的诚意明显,我就不作为「应酬」地下笔了。

(二)成本要相同

物品一样,但因为成本不同而价格不同,就算不上是价格分歧了。价格分歧永远是指同一个生产出售者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顾客。既然是同一生意者,同样产品的平均成本应该一样。若成本不同,产品在质量上应该有点分别,那就算不上是同样的产品了。

问题是好些时我们看来是完全一样的产品,同一卖家,其成本却不相同。因为成本不同而向顾客卖不同之价,不是价格分歧。

回头说我和学生在街头卖桔的例子吧。年宵之夜,桔子市场的需求变动得非常快,晚上九时之后客似云来,十一时后散去,午夜后又再回升。在前文我说同样的桔子在同时同地以不同之价出售,是价格分歧。这里重要的是「同时」。不同时间,顾客多少不同而引起的价格不同,就算不上是价格分歧了。客似云来之际,卖出的桔子的平均售价上升,是因为成本上升!我出较高之价你不买,有人买,我不会低价卖给你,因为他人愿意出的较高之价就是我较高的机会成本。

同样,打长途电话,繁忙时间的收费是较高的。这也是因为卖家的机会成本较高,不是价格分歧。在经济学上,这种因为在时间上需求上升而升价的现象有个名堂,叫作peak-loadpricing。明白成本是什么的经济学者知道这不是价格分歧,不明白的就说是了。

给同学们出一个试题吧。香港的电影院,星期二大减价。这现象是不是价格分歧呢?我认为是价格分歧。理由如下。星期二的电影票价低于周末的,不是价格分歧,因为周末是peak-load时间,机会成本较高,但星期一、三、四的市场需求应该与星期二的没有多大分别。我说是价格分歧的主要证据,是不同的电影院都选在星期二大家一起大减价,而这决定是由香港戏院商会提出的。不是自由竞争的选择,不反映成本的变动。

(三)价格安排要不相同

这项是我发明的,因为比较新,懂经济学的可能不习惯。

首先回到我在上一节提出的,一个出售者可以同时供应多个不同的包装,量之大小不一,而每包的总价及包内的平均价不一样。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不同的顾客有同样的选择。你的平均价比我的高,但你不选我的,自愿付高价,出售者对你没有「歧视」。香港电影票价的例子又怎样了?我说是价格分歧,因为你要在星期三才有空看电影,但不能选付星期二的票价。

一个苹果,市场售价二元,你和我付同样之价。但我吃十口才不再吃下去,你吃了四口就放弃了。以每口算,我的价是每口二角,你的价是每口五角。大家每口之价不同,但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苹果之价你和我付的都是一样,每个二元。这苹果例子似浅实深。好些经济学者将类似的例子看作价格分歧,指鹿为马,分析就有失误。要记,这里苹果例子的价格表达,是以只数为量。价格分歧只能从只量的安排算。

甲用信用卡,等到要算利息的前一天付款;乙用同样的信用卡,到期前两星期就先付了款。甲的费用比乙的低,有经济学大师说是价格分歧。这不对,因为甲乙二人的信用卡的收费安排都是一样。

甲到某餐馆用膳,获赠券五十元,说明再光顾可减价五十;乙受到同样的待遇。但乙回家后遗失了赠券,再光顾时要比甲多付五十元。也有大师说类似的现象是价格分歧。也错,因为甲与乙有同样的价格安排的选择。

觉得浅吗?不见得吧。在下一章分析捆绑销售时,我会指出这个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大名鼎鼎的话题,众多高手认为是为了价格分歧而「捆绑」的,是犯了苹果以每口算价的失误。

(《经济解释》之五十七)

第三节:价格分歧的理论

传统上,价格分歧有三等。第一等与第二等大致相同,所以传统的分析大概只有第一等(first degree)与第三等(third degree)。在现实世界中,价格分歧的现象不限于这三等,但三等之外的通常与交易费用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漠视交易费用,顾不及也。且让我从传统说起,然后谈传统之外的价格分歧。

第一等又称作无瑕价格分歧(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这就是我分析过的榨取全部消费者盈余的行为了。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需求曲线,无瑕的价格分歧是按不同的需求曲线收取不同系列之价,或向不同顾客收取不同的入场费,又或收取不同的全部或零之价。

第二等(second degree)价格分歧与第一等的相若,但有瑕疵。这就是顾客的需求量以梯级算价,例如量从零至五十收一个平均价,五十至一百收一个较低的平均价,一百至一百五十再较低的平均价,等等。因为不同顾客的需求曲线不同,价格分歧是指不同顾客付不同的梯级价。好些地方,电力供应就以这第二等价格分歧收费:工业用电与住家用电有不同的价格梯级。虽然有瑕疵,这第二等也有榨取消费者盈余之效。

第三等是经济学书本上最常讨论的。实际上,凡是提及价格分歧而没有说是哪一种的,必定是指这第三等。价格分歧的理论起自度比(J. Dupuit, 1844),经过陶锡(F. W. Tausig, 1891)与庇古(A. C. Pigou, 1920)的分析,到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 1933)就成了新古典传统的最终理论。但价格分歧这题材在经济学上的普及,主要的推广人是史德拉。

第三等价格分歧(最常提及的)是指同样的产品,出售者对顾客订出不同之价,每价不限购买量,这与前两等的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安排是不同的。这第三等的理论很清楚,逻辑井然。一个有垄断性的生产者面对不同的需求曲线,总产量是以这些需求曲线加起来的总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的。总产量决定了之后,出售时面对不同的顾客或不同的市场,争取最高的总收入是要使边际收入相等。这样一来,要是不同顾客或不同市场的价格需求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相等,价格就必定一样。所以这第三等的价格分歧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不同顾客或不同市场的需求弹性系数一定要不同。这也是说,付较高价的必定有较低的需求弹性系数。差不多所有经济学课本都提供这个分析,这里不用详述了。

推广价格分歧的史德拉,认为「服务」不容易转卖,所以比起可以转卖的产品,服务较为容易推行价格分歧。这观点是对的。但史氏也认为价格分歧不是常见的现象,却是错了。一般而言,西方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现象的观察远不及我们身在亚洲的。这可能因为西方地广人疏,市场不够密度而使现象不够明显;可能因为西方人比较诚实,不像亚洲好些行业不说点谎话就做不成生意;更可能因为西方人的时间成本较高,付不起讨价还价的时间代价。在美国,一般的商店是出门可换,不仅可换物品,也可换回付出了的金钱。这些年来,美国一些商店说明顾客购物后,若在其它商店找到同样之物有较低之价,原售的商店会退还给顾客价格的差额。这些现象亚洲是见不到的。

回头说上述的三个等级的价格分歧,以我之见,只是价格分歧的行为的一小部分。要是加上讯息或交易费用,价格分歧触目皆是。我和同学们在街头卖桔,同样一盆盆的桔子,同时同地,讨价还价之后盆盆之成交价不同。一般而言,讯息费用较低的顾客付价较低。讯息费用较低,顾客的价格需求弹性系数大致上较高,所以会付较低之价。这与上述的价格分歧的结论相同,但理由有别:上述是需求弹性不同,卖桔是讯息费用不同。同样,时间比较宝贵的顾客,以或然率算,成交价会较高。这也勉强可以阐释为时间宝贵的顾客有较高的讯息费用,从而导致较低的需求弹性系数。但这只是或然率的推断,不能肯定。无论怎样说,有些顾客会像我一样:时间很宝贵但喜欢信口开河地「杀价」。这种人往往付价较低,但不一定有较高的需求弹性系数。

凡是讨价还价的市场,价格分歧通常是后果。说价格分歧非常普及,绝不夸张。讨价还价(又称议价)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有不同类的议价,其解释也不同。我要到本卷第九章才作分析。

这里我要提出一项在大致上与需求弹性没有关连的价格分歧现象,好叫读者能体会到新古典的传统分析不够全面。我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大陆,有好些酒店,尤其是一些办得非常有水平的五星酒店,同样的客房租给不同的顾客,每天的房租往往大为不同。旅游团的优惠价有量大折价的考虑,暂且不谈,但同是单租一个客房的顾客,其价格差距可以很大。比方说,客房价是每天二千元人民币,但不同顾客付二千到五百元不等。

这个大差距不是一高一低的两个价,而是二千与五百之间有多价的存在。这现象显然是客房常有空置才会容易地发生的。一个客房的清理与折旧,大陆因为员工的薪酬低,每天不到一百元。但酒店还有好些其它成本,包括庞大的上头成本,收一百元血本无归。一般的估计,若一家酒店要连本带息打个平手,平均的入住率要近六成。减除了佣金后,这家高级酒店若以长满计,其平均房价要近千元才可以还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客房若有空置,收五百总比空置优胜,但要尽可能秘密地从事。

这里要澄清的,是有空置而对某些顾客打个大折扣算是价格分歧,不是上一节所说的peak-load pricing的机会成本不同的现象。这是因为同样有空置,一些不速之客付价二千,而在另一个极端一些据说是有「关系」的,或是常客,又或是「贵宾」(VIP),其价可下降至五百。这些所谓关系、常客、贵宾,显然是一些借口,把顾客分离来分歧价格。举个例,几年前经朋友的介绍,上海某名酒店把我列为「贵宾」,打个七折。但两个月前到上海去,遇到什么亚太经济大会的场面,贵宾不贵,我要出尽「关系」,于同一酒店付高于通常订价一倍才能拿到一个房间!

旅游团与酒店的安排我没有作过调查(这显然是个很好的论文题材)。虽然量大折价存在,但我认为也有价格分歧的成分。在旺季旅游团的收费较高,反映因为空置率下降而减少价格分歧。

凡是空置常出现而又有办法瞒天过海的行业,格价分歧司空见惯。二十多年前我坐飞机回港,坐普通位。因为「关系」非凡,买到半价之下的机票。在机舱内我好奇地向前后左右的乘客查询,竟然发觉票价最高的是我!

史德拉曾经指出,价格分歧的平均价可能高于不分歧的平均价。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可能是出售者的生存之道。我认为这观点没有错。但史氏认为这样分歧对社会或有不良影响:以价格分歧而生存,可能把不采取分歧的杀下马来。这「不良」论点在经济学行内曾有颇大的争议,一般建议采取某些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既可增加生产,又可避免分歧。我不同意,是因为这些建议忽略了交易费用。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你给我杀下马来,我是个优胜者,怎样看我对社会的贡献都比你的大。

(《经济解释》之五十八;第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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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反垄断的法例
 一八八二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将与他有关的四十家企业合并在一家信托公司之下,集中管理,成为有名的标准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仿效信托做法的人甚众。这个合并热潮使美国政府认为有以大欺小的可能,于一八九○年通过了Sherman Act这个大名鼎鼎的反垄断法例。二十年后,标准石油被怀疑施行掠夺性减价(predatory price cutting),以本伤人,政府起诉,标准石油托拉斯于一九一一年被瓦解。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称为反托拉斯(antitrust)是那时开始的。

一九一四年美国国会通过Clayton Antitrust Act,一九三六年通过Robinson-Patman Act,三管齐下,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威不可挡。虽然称作反托拉斯(反信托),但有没有信托(trust)的存在是没有关系的。反托拉斯就是反垄断。虽然世界上有好些国家有反垄断的法例,但有关的话题永远集中在美国。那里的法例最广泛,执行最严谨,而差不多每一件案都是学者的研究题材。

我很不愿意在美国的反托拉斯问题上下笔,因为摸不准其性质。但这一章是关于垄断的,总应该分析一下。另一方面,我是个如假包换的专家,作过研究,也曾经为两件反托拉斯大案作过理论顾问,凡六年之久。专家摸不头脑,门外汉却津津乐道。这反映反托拉斯的深不可测。在我所认识的美国经济学大师中,反对所有反托拉斯法例的有佛利民(M. Friedman)、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等人,支持的有森穆逊(P. A. Samuelson)、夏保加(A. C. Harberger)等人。这些学者大智大慧,都是朋友,但所持的观点各走极端,为时甚久,也可见反托拉斯是不容易理解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重视市场的传统上,交易费用被漠视了,不完善的市场历来都归咎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见卷三),及企业的垄断。前者在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之后不再有大争议,而垄断就成为市场的罪魁祸首。但政府与经济学者是不能一般性地反对垄断的。事实上,所有我在本章指出的垄断,政府都不反对。这就是美国政府大事推行反垄断(反托拉斯)法例不容易明白的重心所在。

且让我再列出本章所说的几种垄断的成因,看看谁支持谁反对。

(一)垄断是因为政府有法例或牌照的保护而成的。这组垄断政府当然不反对,但大部分经济学者是反对的。既然政府是这组垄断的始作俑者,反托拉斯不可能是为之而设的。

(二)垄断起于上苍赐予的天分,或特殊环境,或个人的勤修苦练。这组垄断政府不反对,而经济学者也是不反对的,所以不可能是反垄断法例的理由。

(三)垄断是因为有发明专利,有商业秘密,或有版权或商标专利的保障。这组垄断政府不反对,而大部分经济学者也是不反对的,所以也不可能是反垄断法例的理由。

以上三组是我可能想到的有「成因」的垄断,再想不到有其它。说有成因,是说有基本的条件,有资格,可以垄断而赚点钱的。但这些都不是反托拉斯法例针对的。那么美国的反垄断究竟是反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同的经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反托拉斯反对的大致有两类。

第一类:某企业的甲产品有上述的基本条件的垄断权,但这企业要将甲产品的垄断权伸展到乙产品或其它没有垄断权的产品那里去。又或者,这企业为恐外人参与竞争,削弱其垄断权力,就诸多留难,阻碍他人参进。这一类是说,垄断者要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去扩展垄断或维护垄断。

第二类:某企业没有垄断权,基本没有上述的垄断条件,但这企业用上述的条件之外的办法去争取垄断。换言之,反托拉斯反对的这两类,是垄断的动词(monopolize)而不是其名词(monopoly)。

以我之见,上述的两类行为不是没有,但一般来说不可能成功,而好些看来是垄断动作的行为,其实不是为了垄断,又或者是竞争的手法。且让我举一些实例吧。

例一,我将会在第八章分析的,捆绑销售(tie-insales)。这是我曾经称为「连销」的现象了。有名的天下大案是三十年代IBM强迫租用其计算机的顾客购买他供应的纸咭,被反托拉斯法认为IBM是将计算机的垄断权伸展到没有垄断权的纸咭上去。官司打了二十多年,IBM败诉。更有名的天下大案是一九九八年五月起的微软(Microsoft)官司。微软把有垄断性的软件捆绑在不是他生产的硬件之内,被指为阻碍其它软件的竞争者。微软也败诉(后来上诉后官司要再打,最近商谈庭外和解)。我认为上述的两项「捆绑」都不是要伸延或加强垄断,法庭的推理是错了的。捆绑销售是第八章的话题,到时再详述。

例二,美国电话公司(AT and T)的天下大案,起于该企业拒绝卖电话给行家,及不准行家把线路通入他的线路上。当年有技术上的问题,这里不能详述。另一方面,AT and T历来认为他们的垄断及行为是政府特许的,但打起官司来政府却否认特许过什么。官司打了十年,庭外和解,AT and T要瓦解,丧失了大部分的垄断权。

例三,中等之案,柯达(Kodak)停产了一种摄影胶卷,使另一家企业所产的照相机没有胶卷可用。柯达的解释是该种胶卷市场太小,生意做不过。柯达败诉,但我是同意柯达的解释的。

例四,也是天下大案。一九一○年标准石油被控以本伤人,掠夺性地割价,要把行家杀下马来。标准石油也败诉,要瓦解,后人的研究证明标准石油从来没有掠夺性割价,而若这样做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把行家收购相宜得多。

掠夺性割价一般是指售价低于成本。这样做来霸占市场而垄断,不需要先有垄断权,信之者大不乏人,但成功都是神话。一个香港的例子倒也过瘾。两年前黎智英搞「苹果速销」,以低于成本之价送货上门。黎智英当然不会那样蠢,认为以本伤人可以垄断。他的目的是争取市场,表演服务,然后加价。殊不知遇到财雄势大的超级市场,减斗减,结果苹果速销输了十亿港元,关门大吉。

有人认为超级市场把苹果速销杀下马来之后加价,是垄断者。这观点是不对的。据我所理解,若超级市场完全不减价,苹果速销也是要倒闭的。这是因为后者的送货成本太高,根本不可能生存。

例五,收购企业好些时是犯了反托拉斯法例。一家企业如果没有任何垄断条件,要以收购的办法来成为垄断者,是异想天开。收购有时可以减少产品的平均成本,或减少交易费用,藉收购而垄断却是傻瓜:没有资格的垄断,收购竞争者是购之不尽的。

例六,与行家协议订价(price fixing)是犯了反托拉斯的大忌。但好些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在某些竞争的情况下,协议订价是一种生存的办法。如果大家在基本上没有垄断的条件,协订之价若持久地高于参与竞争的成本价,必将惨淡收场。

上述是一些反托拉斯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例子,说得很简略,还有其它怪诞不经的──如某食品企业被认为广告卖得太多──不用多说了。一家企业持有基本条件的垄断权,可不可以把这权扩展到没有垄断权的产品而赚更多的钱?一家有垄断条件的企业,可不可以用这权限之外的手法来维护既有的权利?一家基本上没有垄断权的企业,可不可以杀退或收购竞争者而成为垄断者?我的答案是其一不可能,其二不清楚,其三也不可能。

我认为整个反托拉斯法例的传统,是基于一八八○至一九五○那个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看法。这传统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竞争的行为会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于是,见到行为有点不妥,或来得古怪,或与书本上所描述的完善竞争的行为有所不同,这传统就认为市场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要以反托拉斯或其它法例去修改这结构,从而改变竞争的行为。

我自己的研究所得,是上述的传统本末倒置,把整个问题看错了。正确的看法,不是市场结构决定竞争行为,而是竞争行为决定市场结构。市场有持有垄断条件的竞争者,也有没有垄断条件的竞争者。他们一起参与竞争,市场的结构就形成了,而他们的行为全部是竞争的行为。经济学者与要改进社会的君子们很少到市场走走,体会一下市场的运作。他们不明白竞争的行为包括讨价还价、价格分歧、大出血、捆绑销售、协议订价、收购合并、政治买卖,凡此种种,对市场的结构都有影响,有决定性。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对社会为祸最大的垄断是政府以法例或牌照约束竞争而造成的垄断。但这些政府视若无睹。我们因此不能不怀疑政府以反垄断法例来改进社会的意图。以价格管制来约束垄断物价是反垄断法例之外的事,但我们知道价管的得益者历来是政府官员。

第五章我们提及,因为有潜在的竞争者,只有一个供货商存在不等于垄断。同样,在有多人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优胜者可以单一胜出,淘汰了所有的其它竞争者。这就是我曾经说微软的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只是表面上的「垄断」。当然,除了精于竞争外,微软的产品是受到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保障的。

不严谨的证据,支持反垄断法例对经济发展帮不到忙或帮倒忙的看法。两个例子有说服力。其一是香港的经验。毫无天然资源的香港,在九十年代之前的工商业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香港从来没有反垄断的法例。其二是八十年代的美国。那时有列根总统执政的八年,是美国经济难得一见的大好转时代。列根执政,反托拉斯的案件大幅度地下降了!反托拉斯法例是那样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执行与否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老板不喜欢就没有谁大叫大嚷的。

(《经济解释》之五十五;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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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价(price searching)是指一个出售者不愿意以市场或行家之价为依归,或市场没有同样产品之价作指引,而要自己找寻出售的价格。换言之,这出售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不是平的,而是向右下倾斜。传统的看法,是出售者若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就是个垄断者。我可不那样看。没有错,一个垄断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但在一个有很多竞争者的市场,只要讯息费用够高,出售者与购买者都要觅价。觅价当然不会有一条明确而平坦的需求曲线面对出售者。有讯息费用存在,不是垄断也可能面对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有时出售者不知道需求曲线的大概位置。好些时,因为有讯息费用,一个供应者单对一个购买者要讨价还价。购买者不知市价,或只知大约,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总会有一部分是向右下倾斜的了。

在原则上,我们大致可分开觅价是因为产品有垄断性而起,或是因为有讯息费用而起。但通常是垄断市场也有讯息费用,或是一个竞争市场因为有讯息费用而使竞争出售者有点垄断性。这样,要分开觅价是因为垄断,还是因为讯息费用,就不容易了。我们于是只能在原则上把二者分开:垄断的觅价与讯息费用的觅价。这分别是重要的,因为觅价的理由二者不同,觅价行为的解释也跟有别。

第一节:垄断的觅价行为

我要以一些简单的数字来示范与批评传统的垄断觅价分析,然后提出芝加哥学派与我自己的观点。数字简单,而事实上整个问题也不湛深,但因为变化不少,说起来相当复杂。读者要细心地体会,跟进。有些浅问题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先看下列的数字吧。

 

产品数量

1

2

3

4

5

6

7

8

边际用值(出售价)($)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平均用值($)

8.00

7.75

7.50

7.25

7.00

6.75

6.50

6.25

总用值($)

8.00

15.50

22.50

29.00

35.00

40.50

45.50

50.00

消费者盈余($)

0

0.50

1.50

3.00

5.00

7.50

10.50

14.00

边际收入($)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总收入($)

8.00

15.00

21.00

26.00

30.00

33.00

35.00

36.00

边际成本($)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总成本($)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总租值($)

3.00

5.00

6.00

6.00

5.00

3.00

0

-4.00

社会利益($)

3.00

5.50

7.50

9.00

10.00

10.50

10.50

10.00

全部或零总租值($)

3.00

5.50

7.50

9.00

10.00

10.50

10.50

10.00

 

产品数量是指需求量,这里可看作一个消费者或是整个市场的需求量。边际用值(marginal use value)这里等于平均换值(average exchange value),也即是出售价(price)。这些概念我在卷一的第五章说清楚了。量越大,边际用值越低,代表面对垄断者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

要注意的是这需求曲线之价,是任顾客选购多少的不限量之价。价$7. 00,顾客选购三件;价$6. 00,顾客选购五件;等等。为了简化,我们假设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二者是同一平线,每件$5. 00。垄断者要赚取的是最高的总租值(monopoly rent)。以这些数字为例,租值最高是$6. 00($26. 00总收入减$20. 00总成本)。这是边际收入(marginal revenue)等于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的那一点。那是说,争取最高租值的售价是$6. 50,顾客买四件。

以上是传统的结论。这结论的一个要点,是垄断会导致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或引起浪费。产量四件,边际用值(出售价)是$6. 50,而边际成本只是$5. 00,增加生产会对社会有利:生产第五件社会多赚一元,第六件多赚五毫。我们以总用值减除总成本来求出社会利益,后者最高是$10. 50。这是产量第六或第七件,边际用值($5. 00)与边际成本($5. 00)相等。但如果售价$5. 00而任君选量($5. 00选购七件),垄断者的总租值是零。租值最高的$6. 00是售价$6. 50,产量四件。

从垄断租值最高的产量四件到社会利益最高的产量七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死三角」(dead weight loss)。那就是生产第五件社会可多赚一元,第六件多赚五毫,加起来是一元半。可赚而不赚,是浪费了。垄断历来被谴责,这就是原因。

因为垄断有浪费,五、六十年代以戴维德(A. Director)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者就考虑垄断者以榨取消费者盈余(extraction of consumer's surplus)的办法来增加产量,减少或减除死三角。三个明显的办法我们在卷一第五章分析过的。其一是跟需求曲线收费:第一件卖$8. 00,第二件$7. 50……等等。第七件卖$5. 00,与边际成本相等。消费者盈余是零。其二是收一个会员费或入场费。上述的数字例子,会员费最高可收$10. 50(最高的消费者盈余),产品售价$5. 00,顾客选购七件,死三角就消失了。最后一种办法,是全部或零(all-or-nothing):要就一起买七件,平均售价(平均用值)$6. 50,否则一件也不准买。这样,消费者盈余被垄断者榨取了,死三角不再存在。

以上三种办法,第一种(每件收不同之价)显然不容易;第二种(收取会员费)要做多一重手续;但全部或零的交易费用并不高于订一价而不限量的安排。那是说,与不限量相比,以全部或零的总价或平均价出售,不会有额外的交易费用。困难是一般而言,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需求曲线。订出一个全部或零的安排,一些顾客可能选零而不买,另一些购买的可能还有消费者盈余。如果只有一个顾客,或所有顾客天生一样,有同样的需求曲线,全部或零的安排会很容易地消除那死三角的浪费,而全部或零能赚取的租值($10. 50)比不限量的租值($6. 00)为高。

原则上,就算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需求曲线,选取一个全部或零的安排,让一些顾客选零退出,另一些有消费者盈余,垄断者所获取的租值,可能比订一价不限量的租值为高,而那死三角的浪费也可能减少。因此,采用全部或零的安排的困难,不单是因为顾客的需求曲线不同,而是不同得有很大的差距,从而使全部或零的安排所带来的租值,低于订一价不限量所得的租值。

因为以上的缘故,经济学者认为要清除或减少那死三角的浪费,价格分歧是需要的。那是说,顾客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垄断出售者要以不同的全部或零的安排,或不同的入场费或会员费,才可以达到边际用值近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生产量。但价格分歧显然不容易施行,而在一般观察上,全部或零或收入场费的安排并不普及。芝加哥学派的启发,是使我们联想到迪士尼乐园与乡村俱乐部等榨取消费者盈余的个别例子(见卷一第五章),但除了这些垄断的死三角仍在。

上述的分析有启发,但因为一个失误就对世界看错了。这失误是因为过于重榨取消费者盈余,忽略了全部或零的平均售价可以低于不限量之价而带来较高的租值。所有关于全部或零的分析都有这个失误。以上文的数字为例,不限量之价是$6. 50,产量是四件,消费者盈余是$3. 00,垄断租值是$6. 00。另一方面,全部或零的安排的最高租值是$10. 50,平均价也是$6. 50,产量是七件,消费者盈余是零。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没有死三角。但如果增加需求曲线不同的顾客,则需要用价格分歧的安排才可以减除浪费。

现在让我们考虑三个低于不限量之价($6. 50)的全部或零之价:$6. 25、$6. 00、$5. 75。其它的数字如上文,但如下的数字代表三个固定不变的全部或零的平均价,然后以每个不同的量作为全部或零的全部量。那是说,不同量的总收入不同,但全部或零的平均价都是一样。

 

 

产品数量

1

2

3

4

5

6

7

8

$6.25全部或零

总收入($)

6.25

12.5

18.75

25.00

31.25

37.50

43.75

50.00

消费者盈余($)

1.75

3.00

3.75

4.00

3.75

3.00

1.75

0

租值($)

1.25

2.50

3.75

5.00

6.25

7.50

8.75

10.00

$6.00全部或零

总收入($)

6.00

12.00

18.00

24.00

30.00

36.00

42.00

48.00

消费者盈余($)

2.00

3.50

4.50

5.00

5.00

4.50

3.50

2.00

租值($)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5.75全部或零

总收入($)

5.75

11.50

17.25

23.00

28.75

34.50

40.25

46.00

消费者英语($)

2.25

4.00

5.25

6.00

6.25

6.00

5.25

4.00

租值($)

0.75

1.50

2.25

3.00

3.75

4.50

5.25

6.00

 

先考虑$6. 25的全部或零的平均价吧。因为这平均价高于不变的平均成本($5. 00),垄断者的租值是产量越大越高。但消费者盈余到了八件(买八件或零)就下降至零,再加量消费者就会选零,一件也不买。在这个约束下,垄断者所能获取的最高租值,不可能高达上文的$10. 50。另一方面,因为全部或零的平均价($6. 25)低于不限量之价($6. 50),产量可能高于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造成产量「过多」的另一个死三角浪费。

让我们考虑$6. 25这个全部或零的平均价以六件为「全部」。这里消费者盈余是$3. 00,与前文不限量的价$6. 50产量四件相比是相同的(也是$3. 00)。那是说,消费者不限量买四件与全部或零买六件都是一样,但后者的垄断租值是$7. 50,比不限量的$6. 00为高。产量六件,死三角的浪费是零。

再看以$6. 00为全部或零的平均价。这里若「全部」是七件,租值($7. 00)与消费者盈余($3. 50)都比前文的不限量的($6. 00与$3. 00)为高,而浪费也是下降至零。最后看以$5. 75为全部或零的平均价,「全部」八件的租值是$6. 00,与不限量的一样,但消费者盈余是$4. 00,比不限量的多一元,而浪费也较小。

上面的分析有三个相当重要的含意。第一,量较大而平均价较低的情况,通常被经济学者认为是平均成本较低,是量大折价(quantity discount)的现象。量大折价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是全部或零的安排,以榨取少许消费者盈余的办法来减少或减除死三角的浪费。上文可见,全部或零的平均价可以低于不限量的平均价而增加租值。

第二,因为全部或零的平均价可以低于不限量的,垄断出售者可以不限量与全部或零的两种安排并用,或以多个不同的全部或零的包装一起用,由顾客选择。到市场买啤酒,可以买一瓶、两瓶、三瓶……任君选择,也可以买一盒六瓶。散卖之价高于一盒六瓶的平均价,后者可能是量大折价,可能是全部或零的安排减少垄断的浪费,也可能是二者的合并。

第三,全部或零的平均价如果低于不限量的,前者的安排可能导致边际用值低于边际成本的产量「过多」的浪费。然而,只要垄断出售者推出多个自己有利可图的不同的全部或零的包装给顾客选择,而不同的顾客各自选消费者盈余较高的,在市场尝试了一段日子,卖得不好的包装被淘汰,余下来受欢迎的加起来,生产的总量会在市场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的邻近。有些顾客散买,其它的各选各的包装,大家的平均价格不同,但不是价格分歧,因为所有顾客都有同样的选择。

综观市场的一般现象,不同的包装花多眼乱,而讨价还价的行为很多时是以购买量的多少议价的。有垄断性的生产者永远看市场的整体作决策,觅价很少是单觅一价,而是觅多种包装(全部或零)与价格的安排。

「死三角」的浪费买卖双方都受损,若交易费用容许,双方都要把这三角清除。没有交易费用,死三角不可能存在。有交易费用,市场有数之不尽的包装与价格安排。我认为因为完全漠视了交易费用,传统的垄断觅价(不限量觅一价)分析对解释行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经济解释》之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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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解释卷第二
 生产成本是经济学上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这可不是因为题目本身湛深,而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生产所知不多。世界很复杂,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生产程序,不同的生产方法。一般经济学者连一个行业也没有作过研究,又怎可以将多个行业的生产成本规律或其成本曲线一般化,而一般化是有广泛解释能力的理论必需的。

虽然以史密斯(A. Smith)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在欧洲兴起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搞了一段日子,但古典经济学者对生产的分析,主要是农业。当时,他们的兴趣是劳工与土地的收入分配及使用,而这些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到了二十世纪,生产成本曲线的分析还是集中在劳工与土地的层次上,提到工业生产就把土地改为资本。这种墨守成规的分析没有大错,问题是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复杂得多。把简单的分析搬上复杂的层次,不是不可以,但在细节上遇到好些问题,使我们不容易理解复杂生产的成本。

复杂的世事是要以简单的理论解释的。简单的农业生产成本理论,解释不了复杂的工业生产成本,可不是因为简单的过于简单,而是因为简单的没有经过复杂的蹂躏,以致简单的或忽略了重点,或用错了假设,或作了错误的阐释,我曾说若要懂得运用简单的理论,我们往往要先向深处钻,然后深而浅、浅而深地来来回回几次,以至浅的理论有一个深的层面,浅的就变得大有用场了。理论要用浅的,愈浅愈好,但要是我们不从深的简化而变浅,除非你是绝顶天才,浅的会因为内涵不足而没有大用场。同一个样子的成本曲线,其内容要怎样阐释对解释行为有决定性。

且让我从浅说起,进深,然后复浅地来分析一下生产成本。

第一节: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又称为回报率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这大名鼎鼎的定律万无一失,是一个「实证定律」(empirical law)。「实证」是指定律之内的所有变量(variables)在原则上是可以观察到的,是事实,非抽象之物也。在卷一我们数次提及,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意图之物,是抽象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却没有这种困扰。话虽如此,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虽然是事实,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但一般来说只能在一个有控制的实验室之内才可以量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容易或不能量度的。有这样的困难,运用边际产量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又要讲功夫了。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说,如果有两样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土地与劳工,一样要素增加而另一样固定不变,那么总产量会上升,但这增加会愈来愈小(边际产率下降),然后总产量达一顶点,再其后总产量会因为只有一样生产要素继续增加而下降。

四岁时我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建造一所小房子,那么两个人建造需要多少天?我当时知道老师所要的答案是五天,但怎样也不肯答,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老师认为我太蠢,不可教,要留级。后来我留级的次数成为香港西湾河的典故。

一个人十天,两个人五天,十个人一天,一万个人需要多少天?让我告诉你吧。一万个人挤在一块小地上建小房子,一亿年也建不出来。这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母亲在生时常说:「人多手脚乱!」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能,说的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但这定律可不是我不识字的母亲发明的。

要证实这定律的必然性,我们不妨反问:假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不对的话,世界会有些什么现象呢?答案是:如果这定律不对,我们可用一平方公尺的土地,不断地增加劳工、肥料、水分等,而种出可以供应全世界的米粮。这类现象显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来没有被推翻。

记,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固定不变,或不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都自由变动。在这个大前提下,这定律有好几方面的变化是重要的。

(一)以甲、乙两种生产要素为例,如果甲之量是二,乙之量是一,其比数是二比一。甲增至四,乙增至二,其比数还是二比一,定律无效。甲增至四,乙仍是一,四比一,定律有效,因为乙之量不变。甲增至八,乙增至二,比数也是四比一,但乙之量是增加了,定律如何?

答案有两个。其一是吹毛求疵的。那就是在某种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我很少用)下,在某一段产量中,甲、乙的比数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甲的边际产量下降。其二是不管生产函数怎样,只要这比数不断增加,甲的边际产量迟早会下降。这样,一般而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一种要素之量固定不变,而是适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比数转变。

(二)如果生产要素不限于甲与乙,而是有更多种的,那么一种要素不变而其它的几种皆变(增加),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否同样有效呢?答案也是两个。其一也是吹毛求疵,某种生产函数下,在某一段产量中,这定律可能无效。其二是只要不变的继续不变,其它增加的几种要素继续增加,到了某一点边际产量必定下降。

本章第三至第五节分析生产成本时可见,上述两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两种生产要素其中一种固定不变而另一种增加。这定律还有两个变化。一、增加生产,要素的比数有所变动,边际产量下降迟早会出现。二、只要有一种要素之量不变,其它的要素不管有多少种,它们的增加迟早会带来边际产量下降。

(三)定律是说两种生产要素之一不变而另一种增加时,总产量(total product)曲线的上升是弧形似山:边际产量上升率下降,总产量达一顶点,其后曲线下落。这样,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曲线与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曲线皆向右下倾斜。然而,自奈特(F. H. Knight, 1921)之后,经济学者喜欢把总产量曲线画成先弧上然后再弧落——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而后下降。

定律是指边际产量曲线下降的那部分,开头上升那部分是违反了定律的。怎么可能呢?这是个难题。奈特的解释是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或indivisibility)。这是说,一个劳工就是一个,不可以把他斩开来解体生产。这也是说,因为要有一个起码的生产要素单位,「团性」存在,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而后下降的。这个解释很牵强,难以置信,因为一个劳工或任何生产要素,不需要用刀解体,而是可工作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分钟或甚至几秒钟。这样,「团性」是不存在的。

我不反对边际产量曲线有上升的那部分,而是反对「团性」的解释。我认为困难的所在,是传统的边际产量分析是假设生产的方法不变。一般经济学者误解了边际产量曲线,误解了成本曲线,也误解了供应曲线,以为这些曲线像需求曲线那样,是需要假设某些因素不变的。不对。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不同的一个重点,是前者的好些其它因素大可自由。这是后话。

要是我们让生产的方法自由转变,开头一段的边际产量曲线上升就没有问题了。一个人拿一卷软尺量度土地,其产量是量度了的土地面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法。多加了一个人,软尺还是一卷,量度的方法一样,两个人交替用同一软尺,产量的边际上升必然下降。但如果两个人合作,各执软尺的一端来量度,其量度得的土地面积(产量)会比一个人的产量乘以二为高,但生产的方法是改变了。若继续多加人手,软尺还是一卷,无论生产方法怎样变,边际产量是必定会下降的。

(四)奈特以「团性」为理由来解释边际产量曲线开头上升,目的是要支持他认为是重要的生产「三部曲」。甲、乙两种生产要素,在那最常用的线性倍增(linearly homogeneous)的生产函数下,若甲的平均产量达到顶点,乙的边际产量一定是零;倒转过来,乙的平均产量达顶点,甲的边际产量是零。这个有趣的规律其实是P. Wicksteed于一八九四年发明的,后人称之为the 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

奈特以图表示范的「三部曲」如下:第一部,甲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乙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第三部(没有印错,不是第二部),乙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甲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重要的是中间的第二部:甲与乙的平均产量皆下降,二者的边际产量都一定是正数。这样,生产一定是在一与三之间的第二部从事,因为在第二部之外,必有一种要素的生产贡献是负值,不用胜于用也。

以上的分析有点技术性,读书考试的学生要理解,但对解释行为来说,重要的可不是那「三部曲」,而是其中的一个含意:不管生产函数怎样,若一种生产要素增加时其平均产量下降,另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必定上升。这含意重要。

想想吧。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永远都是以边际之量来推理的。边际产量虽然是事实,但在真实世界不容易观察到。有了Wicksteed的发明,我们可从甲要素的可以观察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推断乙要素的看不到的边际产量转变。我作学生时写《佃农理论》,凭这一招,加上变化,表演神功,把老师吓了一跳!当时我有的是台湾多种农产品的几年数字,很详尽,但都是土地的平均产量。理论推断了的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转变,有的资料只是一种要素的不同产品的平均产量转变,但我能以这些「平均」资料证实了理论推断了的所有边际产量转变。

技术归技术,含意归含意。解释世事要把含意拿得准,懂得简化,懂得一般化,也要懂得加上变化。只管技术而不管含意内容,是一种游戏,与科学验证是扯不上关系的。

(五)向右下倾斜的某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曲线,若乘之以产品之价,就可看为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factor demand curve),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你若要多玩游戏,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种,变化不同,复杂之极,但还是向右下倾斜的。这些复杂变化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不谈也罢。

这里要提的,是物品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再要简化我们大可取消后者。论需求,数十年来我只用一条需求曲线,坚持向右下倾斜,不管是消费物品需求,还是生产要素需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你说粥与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二者皆是也。

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基础的边际产量理论,还有其它重点要说的,但我决定推到本书的卷三、分析不同的合约——如分成合约、件工合约——时才讨论。本章要分析的是生产成本,这一节先给读者在生产的规律上打个基础。

(《经济解释》之三十七)

第二节:传统的成本曲线

传统的成本曲线有短线(short run)与长线(long run)之分。短线是指一种生产要素之量可变而其它要素之量不变;长线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皆变。那是说,短线的成本曲线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约束,而长线的则没有这个约束。

是马歇尔(Marshall)的传统发展出来的。可能初时经济学者以为只调整一种生产要素时间较短,而调整所有要素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以时间分短、长的概念今天已遭淘汰,不是因为调整不需要时间,而是我们无从肯定调整一种要素所需的时间一定比调整多种要素为短。再者,传统的成本曲线图表,其横轴代表的产量一般是没有时间的一剎那(one instant of time),而就算横轴代表一段时期的产量,传统的图表永远是把短线与长线的成本曲线画在同一图表中。因此,时间是相同的。

短、长与时间无关,今天的短、长之分是用以示范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与多种要素增加的不同效果。不变是经济学者不让其变,不是不能变。这一点,有些书本说不清楚,引起混淆。更重要的,是有解释力的成本曲线的阐释,要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大致吻合,因为成本是局限条件。

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或最高利益)的公理(postulate)下,任何生产者的任何产量,其成本一定是生产者所能控制得到的最低成本。这是套套逻辑的定义,没有可以更改的空间。在真实世界中,一个生产者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某些生产要素之量不变。但这是生产者的选择,不是不能变,也不是经济学者不让之变。对解释生产行为有用场的成本曲线,一定要从生产者的选择入手。经济学者是没有资格教生产的人怎样减低成本的。传统的成本分析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显浅的哲理,但经济学者历来都有「自以为是」的意识,在生产成本的分析上没有集中在选择那个角度看。

回头说那传统的短线成本曲线,其形状是由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决定的。事实上,这些成本曲线与上一节所说的产量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将一个轴的名称改为成本,然后对镜子看。

上节提及的产量曲线,是以纵轴为产量,横轴为生产要素量。现在把横轴之量乘以一个要素之价,称为成本。把这成本横轴转九十度成为纵轴,然后对镜子看,纵轴是成本,横轴是产量。

成本曲线有三条: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知一可以知三,总成本曲线可以不用。平均成本是总成本除以总产量,边际成本是总成本的变量除以总产量的变量,二者的量度单位相同,都在纵轴,所以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这两条曲线可以画在一起。这是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了。

如果我们接受奈特的「三部曲」,让边际产量先升而后降,那么边际成本曲线是先降而后升,而上升的那部分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先降而后升,是碗形(U-shape),而有关的平均成本曲线也是碗形的。平均下降,边际一定在平均之下;平均上升,边际在平均之上。这样,在下面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会穿过平均成本曲线的碗底。

经济学课本把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升的某部分向右横加,作为该产品的市场供应曲线。说是「某部分」是因为课本拿不准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要从哪一点开始算才是个别生产者的供应。这不重要,因为只是学生的技术习作,与解释行为扯不上关系。真实世界不会无缘无故地只让一种生产要素转变的。这可不是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对生产成本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书本把这定律误用了。

传统上的「长线」成本曲线──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的──不受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技术上,长线与短线的曲线关系复杂精彩,但不重要,这里不花笔墨了。有趣的是一九三一年,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J. Viner发明长、短成本曲线时,请一个名叫Y. K. Wong的中国学生画图表。该学生说教授想错了,技术上画不出来。教授坚持己见,学生于是照画,成了大错。这典故在经济学行内很有名。后来该名满天下的文章重印,老教授故意不改错,以脚注说明当年应该听那位中国学生的话。

内容上,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比短线的有更大的麻烦。问题是这样的。要有多个生产同样物品的人在市场竞争,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一定是要碗形的。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断下降,产量越高售价可以越低,其它的竞争者不敢问津,垄断是必然的效果。如果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平的,生产者可以是一个或是数之不尽,无从决定。这是说,要有多人生产竞争,而又要决定生产的人数,长线平均成本曲线必定要是碗形的。

碗形是说平均成本先下降而后上升。怎么可能呢?一般观察上,我们都知道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是会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但怎样解释呢?好些书本走奈特的路,说长线平均成本下降也是因为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或indivisibility)。我在前文提及,以「团性」解释平均成本下降很牵强。解释长线平均成本下降不容易,解释其上升更困难。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当年在课堂上,为了应付我在这「上升」的难题上节节进逼而发明了如下的一个例子:一只小草蜢跳一次高二呎,跳三次加起来是六呎,但若草蜢大三倍,跳一次其高度可不及六呎!

困难是这样的。大量生产如果可以减低平均成本,而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是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没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那么不断地增加生产,平均成本充其量是平的,不会上升。传统的解释,是若产量不断上升,企业管理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总会出现问题,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个解释不可取,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既然长线是让所有要素增加,增加管理有何不可?

我认为解释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整个困难,是经济学者作茧自缚,坚持一些假设,而在这些假设下,碗形的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不可能成立的。他们或明或暗地用上四个假设。

(一)生产的方法或技术不变;

(二)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

(三)生产要素是以同效率的单位(efficiency unit)来量度(生产效率一半,算半个单位);

(四)增加任何要素没有任何困难(交易费用是零)。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传统惹来的祸。这个以马歇尔为首的伟大传统有一个习惯,喜欢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用以分析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理解一个分析的步骤,这习惯有其可取之处。问题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事,把变素分割开来理解可以,但再组合时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要以解释能力为依归了。懂得分开来,但忘记了更重要的为解释而组合,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

我们知道若容许多个竞争者生产同样物品,那所谓「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要碗形的。但在上文提及的四个假设下,该曲线会是平线一条。以什么「团性」、企业管理困难等来把曲线「碗」起来,不仅牵强,也不容易明白,更谈不上以事实验证了。书本上的含意,是上述的四个假设若取消任何一个,另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就会出现。这是对的。但我们要的是一条,由生产者自己选择而成的那一条。

这里我必须带读者回到本书卷一的第五章所分析的需求定律。该定律是指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其实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条,向右下及向右上的加起来不少,每一条都有不同的变或不变因素的假设。但我们要的是一个有解释力的定律,其力越强越好。该曲线向右下倾斜还不够,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变的因素。只要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可变的因素永远是多胜少。但有些因素不能变:我们不容许连天大雨对雨伞需求作为该定律的一个变量,因为这变量会明显地推翻定律。连天大雨,就画另一条雨伞需求曲线吧。

成本曲线可没有这种规限。我们有的只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定律容易接受。但平均成本曲线在真实世界是可以在市场需求的范围内,不断下降而带来垄断的。长线的供应曲线也可以向上或向下。既然不需要再有规限,上述的四个假设是作茧自缚了。

(《经济解释》之三十八)

第三节:艾智仁的贡献

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发表过好几篇举世知名的文章,但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篇──Costs and Outputs(成本与生产,1959)──却少见经传。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该文不是发表在正规的学报,而是在一本向B. F. Haley致敬而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文章结集,发行量不多。其二是艾师的分析相当复杂,不容易一般化。其三,最重要的,是该文过于创新,与传统的生产成本分析格格不入。

这里我要把艾师的思维尽量简化,作点补充,然后试以新的修改传统。我的结论是,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可以保留,但在阐释上传统之见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艾智仁的分析有三个基础:

基础一。生产成本没有长线与短线之分,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选择调整。不用传统的「一剎那」,有时间性,而时间对成本的决定十分重要。有时间,不分长线短线,但要看有关的时间程序(the relevant run)。这个基础我完全同意。

基础二。成本永远向前看(这是对的),而向前看的是一个生产节目计划(program)。生产节目有三个层面。一、未生产前的准备时间;二、预期的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三、预期的快慢生产率(rate of output)。

这基础我大致上同意,但要作两点补充。其一是艾师考虑的节目是未投资生产之前的考虑。投资生产开始了,世事变幻无常,再向前看,成本的考虑往往要用上租值的理念。这个重要的变化我会在下一节分析。其二是生产的「节目」,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知何日才终止的。你开一家餐馆,不是打算一年或两年或三年就关闭。

基础三。有了预期的「节目计划」,所有成本都是以利率折现的现值算。这点可取,但不容易处理。有了一个清楚地界定了的生产节目,确定了,现值成本不难算出来。但若开始生产后前景有变,加上有「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成本就会有更多方面的考虑,不容易以一个清楚的「节目」为凭。

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的第二及第三个基础,产品的平均成本只得一点,画不出一条曲线来。从解释生产行为的角度看,一点也已足够。然而,没有成本曲线,就没有供应曲线,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变化就不容易较全面地看。艾师的分析在行内不能一般地被接受,是创新的代价。我会以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补充,加上自己的,用艾师的思维画出成本曲线,有点牵强,但比传统的有理得多。

在上述的三个基础上,艾智仁提出九个生产成本的建议(propositions),太多太复杂了。可幸的是,其中七个建议不重要。重要的有两个,三十多年来逐渐被行内的专家重视。只谈这两个建议吧。

建议一。生产率(rate of output,每段时间的产量)不变,增加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平均成本必定下降。这建议容易接受,有四个原因。

一、艾师提出的,总产量越大,可选用的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越多。有不同方法的选择,生产的方法会因为总产量之变而变。方法成本下降,平均成本就下降了。

二、熟能生巧。这观点可能始于史密斯的《原富》(1776)。量大容许增加分工专业,也容许生产的人有较多的练习机会。我调查过香港与大陆的件工生产运作,绝对同意熟能生巧这个观点。凡是订单量越大的,分工专业(每工人所做的不同部分)有分得比较多的倾向(其实这也算是改变了生产方法),而专于一种新产品的某部分,开始时不习惯,但几天后生产的速度会因为手熟而增加。

三、这是我补充的。总产量越大,平均产量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越低。例如,以每天算,长租的合约的交易费用不仅可以摊分开来而下降,而租金本身会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减少。聘请员工也类似:短暂性质的工作不容易聘得效率好的员工,就是聘得到其所须付的工资也会比较高。

四、这也是我补充的。以生产的订单算,生产有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而量大摊分,平均成本会下降。本章第五节会以出版行业示范。

以上四点,解释总产量上升(生产率不变)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是与传统的成本曲线分析截然不同的。传统假设生产方法不变(有变则要画另一曲线),漠视了熟能生巧,不管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不管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

建议二。总产量不变,生产率增加(加速生产,但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必定上升。说「必定」显然有点问题,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率上升,在初段平均成本可能下降。这个小节艾智仁今天是同意修改的。这小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总产量不变,增加生产率到了某一点平均成本是必定会上升的。

英谚云:Haste makes waste(赶急造成浪费)。艾智仁的观点是:赶急不会造成浪费,但会增加成本(Haste makes a higher cost)。这观点很好,很好。有钱万事通。工可以赶,可以赶得很快,但产品的平均成本会升,甚至急升。这个生产率升(总产量不变)而平均成本升的建议,也有四个原因。

一、艾智仁的分析含意的,是加速生产率,生产要素不容易一起调整,或不容易保持同一的比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会发挥其效能,使边际与平均成本上升。我们日常生活可见,短暂的生产率急升,生产的企业或商店是不会调整所有生产要素的。例如在农历新年的前几天,理发店顾客急升,酒家客似云来,但这些店子只增加临时员工,其它的生产要素大致保持不变。

二、艾师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把他的增加总产量会容许选用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倒转过来:增加生产率赶工,可能会迫使生产者采用成本较高的方法。

三、又要再提我的交易费用了。艾智仁认为若要赶工(提升生产率),聘请职工(或增加其它生产要素)时其价(或工资)会上升。没有错,但这是交易费用上升而引起的。市场有信息费用,有议定合约的费用等。因为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作了「错误」或成本较高的选择,在赶工的情况下是比不赶时远为容易发生的。

四、要赶工,上文所说的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可能要重复。这一点我也会在本章的第五节示范。

以增加生产率(总产量不变)来解释产品平均成本上升(近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手忙脚乱」),与传统的长线成本上升的解释相去甚远。严格地说,传统是什么解释也没有的。

老师赫舒拉发同意艾师上述的两个建议,但把艾师的「节目计划」更改一下,画成了一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赫师认为一般的、大多数的企业生产,没有预期的终止日期。如果生产是无限期的,那么生产率上升,总产量会同步上升。总产量上升(产率不变),平均成本会下降;产率上升(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会上升。以纵轴代表平均成本,横轴代表生产率。因为生产是无限期的,横轴的产率上升时其含意的总产量也一起上升。开始时加量的平均成本下降效应会比加率的平均成本上升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下降。继续增加生产率(量也齐升),到了某一点加率的效应会比加量的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样,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横轴的生产率是有时间的(例如每天产多少),不是「一剎那」。

不分长、短线,不约束生产方法,不固定生产要素之价,不界定要素的效率单位,引进熟能生巧,面对交易费用,加进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让量与率齐升──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碗底,而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起来,就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了。要把市场需求曲线放进同一图表,其横轴要用同样的有时间内涵的需求率。

(《经济解释》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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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解释卷第二
 

一口气写完了「需求」,告一段落,反复重读,自觉不让前人,拍案而起,仰天大笑。遂决定以《科学说需求》这个名目出版「卷一」,修改呀,设计呀,校对呀等等,搞了几个星期,跟又在大陆东奔西跑,作了多次讲话,筋疲力尽矣!片刻安宁,休息了两天,再贾余勇,正要在《经济解释》的「卷二」动工,却想到《壹周刊》的《南窗集》快要断稿!于是又振作起来,抢先替《南窗集》写好了几期。

是的,《经济解释》不可以断断续续地写。向前看,我要有三几个星期没有干扰,才能把思维集中起来。今天晚上屈指一算,前头有四个星期。刚交了《南窗集》的稿,思维还未能集中,但动了笔再算吧。以往的经验,是动笔之后一两天,思维是会集中起来的。

《经济解释》的「卷二」,分析生产与供应,然后再与需求合并起来。我要先用两章的篇幅,细说有关生产的多种价值(value)概念。这些包括利息(interest)、收入(income)、投资(investment)、财富(wealth)、资本(capital)、成本(cost)、租值(rent)、盈利(profit)等。都重要,要解释清楚。

卷二的第三章是分析生产成本的。这章最困难,不容易写得有分量。这是因为经济学者很少在工厂内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更何况生产的行业各各不同。要将不同而又不深知的一般化,谈何容易?我自己在研究件工合约时,跑过好些工厂,但也没有信心可以把生产成本分析得好。尽己所能试写吧。

过了生产成本的那一关,从卷二第四章起我就驾轻就熟了。这章及以后的是关于垄断、专利、竞争等行为,而最有趣味的是关于价格的安排(pricing arrangements)。后者是关于觅价(price searching)的各种现象,包括榨取盈余、讨价还价、连销组合、隐瞒讯息、价格分歧种种。

一提到觅价,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就要摆出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局限条件会在「卷二」开始分析,而「柏拉图情况」会有一个新的阐释。价格管制也会在「卷二」分析的。

我目前还不能决定的,是关于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的需求与合约的安排(例如件工、分成、分红、小费等合约)应否放在「卷二」。这是因为提到这些合约,就无可避免地要分析公司(或企业)的本质。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应该以另一卷处理。

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那重于泰山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目前我还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那是关于产权问题的,应该放在「卷三」;但那也是关于成本的,应该放在「卷二」。另一方面,不先谈高斯定律,读者不容易明白我要分析的价格管制。

一个可以考虑的安排,是把高斯定律放在「卷二」结尾的前一章,结尾的一章是价格管制。这样,「卷三」可以由佃农理论(分成合约)起笔,然后带到其它的生产资料合约及公司的本质那方面去。

我谈到自己的「举棋不定」,是希望读者能提供一些建议;还有几个月可以考虑,而学生的意见可能很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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