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学的BLOG

“‘问题’与‘主义’：重审1940年代诗歌学术研讨会”预备邀请函

各位同人：

我们决定以“‘问题’与‘主义’：重审1940年代诗歌”为题，于2012年10

出于对中国新诗研究现状的关注，我们平时联系和交流较多的几个朋友，决定发起“中国新诗研究论坛”，致力于探讨中国新诗发展和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切实提高新诗研究质量。

1.我们的目标，是推出最好的新诗研究成果，注重真问题，探讨真学问，切实对中国新诗发展及研究有所贡献。在具体方式上，不搞宣言式和口号式运动，提倡以具体的成果和案例，揭示新的研究可能。

2.由于这是几个朋友私下交流中形成的

钱钟书先生曾说，古今种种堂而皇之的体系型理论大厦，往往并无多少值得汲取的理论价值。倾倒之后，其中往往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值得捡拾起来，作为新理论的一砖一瓦之用。反过来，不经意的零星言语，却往往说出了堂而皇之的理论大厦费尽言辞才能道出的点滴真理。

我这里加上一句，种种堂而皇之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并没有响应的史学价值。倒是文人骚客无意之中的一两句话，更能道出历史的本相。孙犁关于根据地军民关系的描述，就是例子。

一

通常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是从卢梭对启蒙运动全面而猛烈的批判开始的。以赛亚·伯林虽然把这种批判，推进到了长期默默无闻的约翰·乔治·哈曼身上，把后者尊奉为“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但并未改变浪漫主义的基本定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和攻击。而我们知道，“思想正犹如对于人一样，真实的情况乃是除非他们都站在同一块大地上，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战斗。在不同的理解层次之上的思想彼此交锋，是不会发生冲突或互相伤害的，因为它们永远不会发生接触，永远不会冲撞。”所以，问题不在于循着编年史的方向寻找浪漫主义的起源，——伯林自己，后来就把对启蒙运动的攻击，推进到了意大利的维科身上——而在于找到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交锋的战场，那共同的思想根基。列奥·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三次浪潮的描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共同的根源上。施特劳斯认为，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和攻击，不是克服，而是沿着第一次现代性的方向，推进了现代危机，开启了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

施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晓行夜宿，跋山涉水前往西天求取真经。不一日，来到“小子城”。但见每家每户，门口俱设鹅笼，关的却不是鸡鹅之属，全是男孩，大者不满七岁，小者只有五岁。询之驿丞，得知此方原名比丘国。三年前，一妖道携一美女前来，进贡与国王。国王爱妻美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不分昼夜，贪欢不已”，累坏了身子，命在须臾。各种药方均无法医治。妖道乘机献上海外秘方，以延圣上性命。“前者去十洲、三岛，采将药来，俱已完备。但只是药引子厉害：单用着一千一百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这些鹅笼里的小儿，俱是选就的，养在里面。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儿城。” 唐僧听罢，“止不住腮边泪坠”，痛苦不已，伤心欲绝。

倒是八戒冷静，走近前来安慰唐僧道：“师父，你是怎的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门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

如何才能让狗抓老鼠？《吕氏春秋·士容论》记录了一个特别的方法。

齐国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

这个方法，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尝试。也不知灵不灵？

《吕氏春秋》意在以各种各样的事例，阐释道理。职是之故，事例可能千奇百怪，但道理却相当正常。吕不韦既然在秦，其门客假借齐国的事例来阐释道理，也就如同今天的骗子和专家，往往总是借外国事例和理论来说明极其常识化的观点一样。根据需要，或神圣化，“遵西人如天帝，视西籍如神圣”，大白话话可以说清楚，也得借外国人之口出之。或者妖魔化，明明是自家欲望，却假托是外国异风之类。

吕不韦的门客编造齐狗取鼠之类的奇闻异事时，其实也在齐国人面前塑造自己撒谎成性的狡诈形象。——如果

《同情》，是李劼人几乎不为人关注的一部中篇小说。从艺术上看，小说尚未在题材和语言之间成功地建立起我们熟悉的“地方志”与“龙门阵”风格，——相反，却残留着“五四”日记体小说的随意和散漫，只能算是早期探索阶段的不成熟之作，自然是它遭到忽视的原因质疑。不过，考虑到现代文学对“思想性”的高度偏爱，以及对“艺术性”相应的破例宽容，不少粗糙随意的即兴之作均被“反复收入各种选本”，“被研究者不厌其烦挖掘出多种宝贵精神和意蕴”^[1]的事实，李劼人对异域生活的充满热情的赞扬，或许才是《同情》在“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文学中长期遭到忽视的根本原因。

而这，也正是重新认识《同情》独特的现代性体验的意义之所在。

一

这部最初连载

“五四”新文学是都市文化的产物，从内地城镇到现代都市，一直是现代作家走上文坛的共同道路。抗战爆发后，上海、平津和武汉等文化中心相继陷落，聚集在现代都市的新文学作家们，“在生活上失去了保障，他们不能不纷纷离散，有的跑回自己的故乡，有的投奔到前线去” ^[1]，从内地到都市的现代文学之路开始出现了逆转。从都市到故乡的回乡运动，把新文学的种子分散并带到了内地乡村，“使文艺活动的范围得到了更为实际，更为广泛的开展”，而投奔前线的参战运动，则“在战地建立了新的活动区域，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 ^[2]，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促成了战地文艺的诞生。

一

早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希望文协能够“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 ^[3]。社长潘梓年也对文协提出了建立“战壕文艺”的要求，认为“抗战期中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于建立与发展各战场的战壕文艺”

成语“五十步笑百步”，典出《孟子·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梁惠王尽心为政的目标之一，乃是吸引邻国之民前来归附，壮大实力。故此才有“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疑问。两者对举，一增一减，可见“民”是一种流动性相当大的社会阶层。搞好内部政治吸引邻国之民的可能性，就在于此。

这里“民”究竟是一种怎样性质的社会阶层？其流动特征何在？历

阿毛为每一首标注的写作时间，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她经常连续几天，甚至一个月之久，停留在同一个主题上，展开持续的的反复书写。枯坐冷板凳的时间长短，决定了学者的思想深度。田间劳作的时间长短，决定了农民的收获。在同等条件下，诗人沉潜在某种情绪体验中的时间，同样与思想和写作的深度密切相关。——有意思的是，阿毛曾把诗人的写作，和农民的劳作相提并论：“没写一个字，就像农民没种一分地。/这没法交代。”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变奏》充满了春天、蚂蚁、露珠、落叶、月亮、青草之类的自然意象，以及浪漫主义诗人必不可少的花朵。尤其是弥漫着春天的江汉平原自然气息的油菜花。这种集实用性和乡村唯美主义于一身的花朵，对阿毛的重要性，几乎不下于向日葵之于梵高。无需多说的是，阿毛还一次又一次地写到了爱情，这个宿命，也是最模式化的主题。

问题在于，《变奏》标志性的风格特征之一，就是突兀、强烈，而又充满了逻辑性和确定性性的转折。“所以”、“因此”、“但是”、“问题是”、“问题在于”、“顺便说一句”，诸如此类逻辑关系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