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也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金牛区的唐福珍女士,面对金牛区政府组织的强行拆迁的队伍,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在自己身上淋上汽油,点燃了自己的生命。
2009年11月29日,唐福珍女士在医院中死去。
如此而已。
我有幸生活在一个每天都充满了奇迹的时代。短短十年,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房地产奇迹,充当了“大国崛起”的发动机,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飞速推进到了“盛世”。而且,据“专家”说,是“五千年未有之盛世”。用我们熟悉的颂歌来唱,就是“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
我有幸生活在一个每天都充满了耻辱的时代。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底线,每天都在后退,每天都被突破。突破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的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为房地产经济的开路先锋——强行拆迁。
唐福珍女士点燃了自己的生命,未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对我来说,她照亮了这个时代的耻辱,照亮了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黑暗。
《李广田文集》第5卷《杖履所及》,系作者1938年6月1日——1938年11月30日所作日记。10月1日,记勋阳事云:
昨日过江,与子中、养斋等在江边茶棚下吃茶,从西边来了几个担柴的,养斋便问以柴价,云六角。柴有两种,一种圆枝带皮者曰滑溜棒子,一种为已劈开之干柴,问以何柴,曰“栗柴”。我想起《诗经·东山》的“栗薪”来,朱注:“栗,周土所宜木,与苦瓜皆微物也,见之而喜,则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郑笺曰:“……栗,析也,云君子又见使析薪,于事尤苦也、古者声栗裂同。”《释文》:栗,韩诗作,力菊反,聚薪也。宋云彬《活页文选》曰:今案栗盖一声之转,《广韵》蓼同字,当读为‘予又集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传盖以为栗为之假借,以苦瓜乃在苦蓼之上,犹我之心苦,而事又苦,故曰‘言我心苦故又苦也。”笺以苦瓜为喻心苦,析薪为喻事苦,失传﹝﹞矣。
愚按众说皆不如朱说:薪与瓜皆微物也,……深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旦留下的是一个永远被“锁在荒野里”(《我》)的被围者形象。诗人一方面为“沉重的现实闭紧”(《海恋》),经验着被围者痛苦,一方面又以个体生命为支点,不断荒凉和空虚的现实展开殊死肉搏,渴求着突出重围,追求生命的真实与自由。然而,直到生命“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智慧之歌》),诗人“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冥想》)之际,穆旦仍然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突围自救的种种努力,最终“只搭造了死亡之宫”,自己仍然被围困在荒凉和空虚之中,等待着被拯救出“现在”(《沉没》)。纵观诗人的精神历程,在围困着穆旦的丛脞纷杂的矛盾中,个体生存时间的有限性和历史时间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为表现形式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又是最为核心的环节。正是“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手里化为纤粉”(《三十诞辰有感》)的时间,最终埋葬了诗人突围自救的种种努力,把诗人牢牢地钉在了“现在”的荒凉和空虚之中。
为此,值得探究的是:“小时常爱骑着一匹白马/走来走去在世界的外边“(《世界》)的穆旦,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从渴望着走进世界的局外人,变成了世界之中的“被围者”
我家附近的学校家具仓库,常有各单位拖来的旧家具堆积如山。所谓旧,大多只是式样过时而已,有的其实还是很新的。工人们奉命用榔头敲碎,然后用大车拉走。中国基本上每十年就有一代家具式样流行。现在流行的都是金属化、塑料化、标准化的家具,全木制、各式胶合板制的几乎通通要淘汰。
1944年,法西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已成定局。冯至在《小学教科书》中,为之添上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中国的读书人,讲究见微知著。这种小处
《孟子·尽心下》:
曾皙奢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谓同也,名所独也。”
何焯《义门读书记》释云:“羊枣非枣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黄,孰则黑,似羊矢。”此说虽广为人知,但不确。所谓的“羊枣”,其实就是黑枣。按植物学的说法,黑枣学名君迁子(Diospyros Iotus Linn),属柿树科、柿属,别名软枣、牛奶枣、野柿子、丁香枣等。《孟子》称“羊枣”,和“牛奶枣”的别名一样,取其形状“似羊矢”而言。“野柿子”与何焯的“柿之小者也”,则取其物性而言。因黑枣属柿树科,柿属,故可经嫁接后,培植为柿子树。反过来,柿子树之野生者,如不经嫁接,则退化而为黑枣。“野柿子”之称,得其物理。
就树形看,黑枣和柿子几乎完全相同,惟树干表皮较柿树粗糙。以果实的形状和内部构成而论,黑枣确
《老舍全集》第15卷,以《致X兄》为题,收录了老舍写于1942年11月30日一封书信。这里的X兄,应是陶雄。
这封信,最初刊载于1942年12月7日出版的《华西晚报·文艺》副刊第7期上,题为《作家书简》,信末署名作者为“老舍”,日期是“十一,三十”。从内容看,显然是《华西晚报·文艺》副刊编者致函老舍“索稿”,老舍回信,详细陈述自己不能从事报刊短文写作的原因。从信中可以看出,老舍婉拒编者的原因,一是身体欠佳,二是正在从事小说写作,拟出一短篇集,不愿意“今天友人向我索要八百字,明天友人又要一千字的短文”写作,打断自己的预定的写作计划。信的最后,老舍建议编者改向住在“文协”的臧克家、以群、梅林和宋之的、葛一虹等人约稿,并表示自己也愿意代编者想上述诸人催稿。《华西晚报·文艺》副刊编者在发表这封私人书信时,特地加了按语,称“这封信虽不是文章”,但却生动地“表现了老舍先生最近的生活”,故特此发表出来,“公诸关怀舒先生的同文好友罢”。
《华西晚报·文艺》的创刊时间是1942年12月1日,编者是陶雄。推测起来,应该是陶雄在副刊筹备阶段写
“打望”,四川话,闲中无聊到处看之意,大多指男性看女性。李劼人小说中,几个革命志士聚到一起,想不出作何消遣,便提议去喝茶,顺便还可以看好多女人,即属于标准的“打望”行为。
现代文人中,最厌恶“看客”行为的,当属于鲁迅。不过,另一群文人,似乎不太理会鲁迅的深恶痛绝,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打望”行为。第一个是废名。此君曾模仿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发表《忘记了的日记》。其中数节,记录的就是自己“看客”行为,或者对“看客”无意义行为的赞赏。1926年6月4日:
公园路上,一个姑娘低头看一阵蚂蚁,她的同伴好几个,催她走,说她没事干,她答,“你们有什么事干?反正不是来玩的?”她的话说得真好听。
6月10日,逛北海,
水果铺门口不上三十岁的女人把奶孩子吃,我真想走慢一点,瞧一瞧那奶。
走进北海,墙上失物登记的牌子,第一行:拾得戒指一枚。我隐隐听得我心上陡起的念头:“戒指!怎么我总没
汪曾祺《吴雨僧先生二三事》,记吴宓在西南联大逸事和传闻,绘声绘色,不少人辗转引述,陈陈相因,几成定论。但证之以《吴宓日记》,所记几乎都是传闻,虽“事出有因”,但却“查无实据”。关于吴宓晚年的记载,粗疏错乱尤为明显:
抗战胜利,三校(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起来的)复原,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没有回清华(他是老清华了),我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有一阵谣传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因为他字“雨僧”而赴会出来的。后来打听到他辗转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教书,最后落到北碚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厉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学衡派”,被鲁迅骂过。这是一篇老账了,不知道造反派怎么翻了出来。他在挨斗中跌断了腿。他不能再教书,一个月只能领五十元生活费。他花三十七块钱雇了一个保姆,只剩下十三块钱,实在是难以度日,后来他回到陕西,死在老家,吴先生可以说是穷困而死。一个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场,哀哉!
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