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经中的寓言

寓言是譬喻的高级形态，于寓教育于形象化的故事之中兼备叙事和说理之两长，又因其喻体之故事性特强而可成为独立完整的文学篇章。古印度人重视伦理训诲与智慧的启迪，故彼时次大陆寓言口头创作之富犹如大林深泉，有数不清的讽刺故事在通都大邑和偏僻乡村不胫而走，甚至远播周边今邦和欧洲大陆。佛教诞生于这样一个喜好通过移借物语曲喻事理的人文环境里，特别容易受到寓言文学之影响，受其沾溉也是势所必然。现存的，巴利文本《佛本生经》内的许多故事，最初实际上都是印度古代的民间寓言，佛经结集者仅仅是在一头一尾添加些宗教性内容。汉译佛典寓言分布较广，其中《旧杂譬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百喻经》等保存了大量趣味隽永、妙趣横生的寓言。其中有些寓言为中国人所熟知，如著名的猴子与鳄鱼的故事，

第二节  佛经的文学性

一、佛经中的偈颂

佛教历来就有用文学形式宣传教义的传统。佛教在宣扬其教义时采用了多种形式，以增强其影响力。《高僧传》卷二中，记载了鸠摩罗什与僧叡的对话：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由此可知利用诗歌来表达歌颂赞叹本是古印度的传统。引文中所提到的“偈颂”是一个利用梵汉对举方法创造出来的词汇，类似于中土之诗歌。“偈”原为梵语“偈陀”之简称，译为颂。梵汉双举名曰偈颂，偈颂在字数句数上有规定，以三字乃至八字为一句，以四句为一偈。（参《佛学大辞典》）又作伽陀、偈。意译讽诵、讽颂、造颂、偈颂、颂、孤起颂、不重颂偈。为佛教九部教之一，十二部经[1]之一。十二分教中还有类似于诗歌的祗夜，其意为诗歌、歌咏。旧译为重颂、重颂偈。新译为应颂。意指

第二章  萌芽期——汉魏六朝佛教文学

佛教与任何宗教一样，在产生之初，面临传教布道的问题。为了聚集更多的信众，佛陀及其继承者在传法布道上往往用精美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来吸引民众。佛陀从鹿野苑初次传法开始，采取的是口头布教的形式，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他身后。文学性的语言不仅有利于吸引信众，也有利于布道者记忆佛法。

第三节  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常识

一、基本教义
佛教有许多名相术语，在此只介绍对文人、文学等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四谛说
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形成时间较早，相传佛悟道的核心即为四谛。所谓“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意为“四条真理”，即苦、集、灭、道。其中苦谛是说现实生活的种种痛苦现象，即佛经里所说的“一切皆苦”；集谛是表示造成痛苦的原因或根据；灭谛是表示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涅槃，即消灭痛苦、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一种境界。道谛是说为了实行佛教的最高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在四谛中，苦谛是基础。佛教把苦的现象归纳成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其中生老病死是说人生命的自然现象和规律。怨憎会苦难指和不可爱的人或物会合的痛苦，爱别离苦是指和可爱的人和物离开的痛苦，求不得苦是说想得到而得不到的欲望的痛苦，五取蕴苦是指由构成人的色、受、想、行、识五种积蕴而产生的种种痛苦，即一切身心之苦。其中“色”是指物质，此指肉体，具体地说包括：地、水

第二节  佛教各宗的发展

中国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八宗。以下略述各派发展流变。

禅

第一章  佛教的产生与基本要义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也是产生最早的世界性宗教,它长期以来主要在亚洲地区流传,19世纪末,开始传入欧、美、非洲和大洋洲。据统计，现在约拥有3亿多教徒。

（一）学科意识不强。

（二）学科队伍不专业。基本是治文学史者

（三）佛教文学史的编写匮乏。

按：本节相关成果尚不成熟，姑且提纲之。

　　所传讲义系本人自为，所引用前人成果者悉皆标注。所传目的谨为便于学生参照。因所传讲义尚待改进，上传一周后即删除。

三、佛教文学学科院校佛教、学者及著作介绍

学术史的了解有时比单纯对某些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

国内研治佛教文学的学校有三大重镇，一为南开大学，以孙昌武为尊；另一为复旦大学，以陈允吉为首；一为四川大学，以项楚马首是瞻。另外地处西北五省中心(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近来在佛教文学建设上也颇有建树，代表人物为吴言生先生。中国台湾的一些院校在佛教文学方面起步较早，成绩斐然。

南开大学

孙昌武：

1937年生。现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专攻隋唐五代文学，并从事古籍整理和国外中国学著作译介，有多种成果面世。

【主要著作】

《柳宗元传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8月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天津百化文艺出版社　1984年4月
《唐代文学与佛教》（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版

《韩愈散文艺术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年7月《中国佛教文化序说》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年12月；2000年4月修订重版
《诗与禅》(论文集)　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　1994年8月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郭绍林，原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4年第10期

东汉初期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一事，历来被认为是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汉地的正式标志。关于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说：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他问起群臣，傅毅解释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明帝于是“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写佛经四十二章，……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后出的一些文献把早于明帝一个半世纪以上的西汉人张骞换成蔡愔，又冒出了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随同他一起来洛阳并译出《四十二章经》的情节，还说遣使在永平七年（64），三年后回国，佛寺也被称为白马寺。这些说法扑朔迷离，引起中外学者的疑问，但考察此前已有佛教初传汉地的记载，因而刮垢磨光后，依然能发现体现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