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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南风窗》杂志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专访张维迎老师的文章，值得一读，针砭时弊，力透纸背。

开栏话：

改革开放以来，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同经济学流派或思想和政策结合的结果，不管是货币主 义、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曾一度风光，但随着这些经济思想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缺陷展现，又都难逃被质疑的命运。现在，随着 中国经济步入转变发展方式的维谷，奥地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派的光芒又开始散发出来。但历史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是如此纷繁复杂和深不可测，每一个经济学流 派，每一种经济思想，可能仅仅只是在黑屋子里擦亮的一根火柴，只能照亮某一个小小的角落。要照亮中国经济前行的轨道，需要的是所有微光的汇集。这也是我们 开“经济学人访谈”栏目的初衷。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我们只是想把对中国经济不同角度的解读都呈现出来，以期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寻出一条再发 展的新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编者

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

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

政策还是价格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

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政府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

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 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政府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 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 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政府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

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政府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

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政府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

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 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 体是反市场的。

好政策还是坏政策

《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

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

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 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 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

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

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 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政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 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

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

《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

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 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 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

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无知还是利益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

张维迎： 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 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无耻。

《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

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政府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

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政府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

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政府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 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 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政府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政府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

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

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 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 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

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

理论还是结论

《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维迎： 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 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 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

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

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 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政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 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

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政府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 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 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 看到它的后果了。

现在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 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 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

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政府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

《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 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 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 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 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 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 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 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 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 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

弘毅生态农场宣言

蒋高明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300多年前，当曾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肯定无法想象，今天的人类较之他那个时代的人类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在哲学思想上探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试图恢复周王朝的礼仪，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发展的方向离他们希望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当今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表现在以下六大危机：

    其一是信仰危机    当今社会，人们缺乏信仰。如果早期的人们还信天、信命、信皇帝，有所敬畏有所追求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则是赤裸裸地信奉金钱，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爷。上帝成了顾客或客户的代名词，就是对金钱崇拜的最直白表现。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欢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这部分富起来的人是一群缺乏信仰，惟利是图的人。士农工商，而今这个顺序被打乱，农民成了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人们忘记了是农民提供了他们的衣服和食物，是农民创造了他们口袋里的财富，反将农民作为落后低俗的代名称。尽管有人开始转向信佛、道、儒，但都是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人们到庙里烧香求的是金钱和儿女，到孔庙磕头是为了儿女能够考上重点大学。当今的人们还信仰什么，要么是自我，要么是金钱。

    其二是诚信危机   现在最可怕的莫过于信任危机。人言可畏，那是说背后说的话足以致人于死地；即使当面的承诺，有多少是能够兑现的呢？“你放心”，当有人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千万别上当，他的话里已经透露了让你不放心，他凭什么让你放心呢？合同有用吗？律师能保护你吗？一切都是理想的状态而已。一张废纸合同，为什么要抓住它不放？无非是给律师和法官赚你钱的凭证而已。说过的话如果算数，要合同要什么用，如果社会是诚信的，连法律都是多余的。童叟无欺，言无二价，如果我们做到这些基本的东西，还需要做广告干什么？广告里有多少水分商家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人言曰信，可现在人类在其它动物面前是自愧不如的，人类的忠诚远不如狗；人类对爱情的忠诚也远不如鸿雁和天鹅。在自然界，没有一类动物能够像人类这样狡诈、这样撒谎、这样言而无信、这样欺上瞒下，工于心计。在信任危机面前，Made in China产品让人家打问号，优质的东西卖不到优质的价钱，只好造假的给你；在信任危机面前，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敌敌畏、甚至避孕药，等等各种有害的东西添进了我们的食物中，而且其销路远比正常健康的食品好。“卖盐的喝淡汤，卖席的睡床帮”，那是过去的穷人舍不得消受自己的产品，而今“养猪的不吃自己的猪肉，养鸡的不吃自己的鸡肉，卖菜的不吃自己的蔬菜”，其中添加的什么东西，他们心里很明白。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市场上充斥的都是有问题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

    其三是环境危机  工业革命短短不到300年，人类在享受了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外，古人不曾经历的过的环境问题也史无前例的爆发出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生物圈中，长期的生物进化出现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类群，在其功能上也形成了物质生产、物质消费，和将一切死亡有机物分解的三大类群，分别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来完成。然后，生物进化出了以现代科学武器武装的人类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制造的许多物质如塑料、农膜、电子垃圾、芳香烃类农药、二恶英等，自然界中的微生物没有办法降解，积累或埋葬在我们的周围。最可怕的是一些有害物质进入到了大气，水体、土壤甚至我们的食物中。比这更糟糕的是，小小的碳让人类措手不及，以二氧化碳，甲烷为主的碳的无机化合物以及氧化亚氮、一氧化氮等氮的无机化合物正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快速升温，这个速度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几万年。人类在享受冬暖夏凉、乘飞机旅游、驾汽车兜风等等现代文明的时候，他所排放的污染物也正在包抄我们的星球，使得人类在地球上称霸的时间开始倒计时。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担忧人类能否平安度过本世纪。中国、印度等经济大国的崛起，追逐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大大加快了地球生物圈的恶化。许多人在忙于享受，却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到来。

    其四是能源危机  当代社会，化石能源驱动了汽车、轮船、飞机，甚至农民的拖拉机，然而我们利用的是大自然几亿年前为人类准备的光合产物，现代文明仅满足了人类一两百年的高消费，就带来了大量环境问题。人类对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采利用，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我们的后代将没有化石能源可以利用。英国人利用煤炭奠定了工业文明基础，美国人发动石油战争，引领人类走向高消费，造就的现代文明繁荣神话，那么，中国人呢？我们的石油显然是劣势，而煤炭尽管有一定的储量，但大量人口超前消费，注定了我们煤炭能源根本不可能持续。生物质能是否是中国的选择呢？传动的农耕文明产生的大量生物质被农民在田间地头焚烧，这些能源将是我们重点开发的领域。

    其五是粮食危机 “民以食为天”，几千年来，中国首次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避免了农民因饥饿而发动暴动造成了政治循环。但是，粮食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粮食始终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最为紧迫的问题。这是因为，新的问题出现了：农民开始不愿意种地。随着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从30年前的4倍多，到今天的40多倍)，农民发动了另外一场无声息的“起义”，即他们不情愿地地抛弃了生育与养育他们的土地，进城做三等公民，留下了大量“空心村”。现在伺候土地是是老弱病残孕，是“3860”部队，长期下去，将动摇我们这个人类最大国家的粮食基础。有人说我们应当走美国那样的农业路子，让占据2%的人口种植98%人群需要的粮食，过美国式的现代文明生活，那样的话，我们将需要106.6亿亩耕地，可我们只有18亿亩，且这些耕地正受到城市化的严重冲击。

    其六是学术危机   现在的学术界，少有人认真研究学问，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研究权术，学术向权术低头。如果得不到权术，就去走后门，做“三赔”（陪酒、赔笑、赔尊严），向上司低三下四，而得到大量研究经费。得到经费后，不是设想怎么利用资金做好学问，而是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如何花钱，并琢磨下批的经费。有学问的没有研究经费，有研究经费的没有学问，知识分子请客送礼、走后门、抄袭成风，学术腐败充斥科技界。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去认真研究。申请经费认真认真，花经费大大方方，实施起来则马马虎虎，项目验收时小心翼翼走过场。在利益面前，学术被奴役，学问被商品化。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有识之士以死抗争，但他们的死也难以唤醒人们麻木的意识。社会呼唤良知，人们渴望真正的学术。

    由此可见，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正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人民的信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地球生命正遭到来自自私的人类恶意攻击；全球在变暖，生物多样性在消失，食物安全受到影响。我们不顾自身力量的渺小，从小事做起，从一个小小的农场开始做起，带动我们所在村落、乡镇，甚至县域。我们利用生态学原理，经营农业，为农民制造就业机会，为农业大学生创造就业岗位。为了这个目标，弘毅生态农场将严格遵循下面的原则从事农业生产：

    第一，我们尊重所有物种生存的权利。我们知道，“害虫”和“杂草”是人类冠以他们不希望的物种身上的贬义之词。作为物种，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着生长、生存、繁殖，享受阳光、空气、水分和食物的基本权利。我们将用生态平衡的方式控制恶性膨胀种群的扩张，管理生物多样性。在生态农场，我们将告别农药和除草剂，利用物理与生物方式相结合的方式，管理物种，将曾经造成危害的物种资源化利用起来，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二，我们保证耕地的高生产力，用地更要养地。我们知道，化肥虽可以在短缺内提供了作为需要的养分，但是过量化肥的使用损伤了耕地，化肥中不含有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生长需要的养分；农膜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土壤温度，但农膜焚烧制造的致癌物，以及长期近距离接触农药已令成千上万个农民患上了癌症。癌症在30年前，农民听都没有听说过，至今他们依然不知道得癌症症的根本原因是环境恶化。我们要将被农民焚烧的秸秆等废弃物通过大型反刍动物转化，将产生大量的有机肥，返回农田，从而保持土壤的水、肥、气、热，和土壤生物多样性；用有机肥养地，让耕地变黑，而不寄希望于转基因这样的技术，对耕地生产力造成新的威胁。弘毅生态农场将拒绝使用转基因种子，拒绝转基因产品进入食物链。谁都知道“杀鸡取卵”来得快，但这绝对不是可持续的做法。

    第三，我们带动农民利用家门口的能源，而远离煤炭、天然气、以及用它们发出来的电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们知道，中国农民是全球最勤劳的人群之一，而今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与城里人一样，大量使用煤炭、液化气、电力，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环境恶化的开始。沼气含有的成分与天然气一样都是甲烷，秸秆、粪便中含有这些成分，利用生物发酵方法，我们能够得到廉价的甲烷供农民做饭、取暖、照明之需。瑞典、瑞士人可以将沼气装进轿车、公共汽车里驱动发动机，我们也已成功将沼气通入农户。国家一方面开采更多的煤炭、建设高坝来发电，利用太阳能、风能、甚至高风险的核能发电，殊不知，电力的重要缺口会因富裕的农民而不断扩大，引领农民利用家门口的传统生物质能才是大势所趋。

    第四，我们要引领农民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埋葬在耕地里。我们有18亿亩耕地，这些耕地除了基本满足13亿人吃饭问题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可将困惑人类的全球温室气体埋葬在地下。中国的传统农村，是将死人埋葬在地下的，现在如果我们恢复了生态循环，植物秸秆固定的碳，还有大部分粮食中的碳，经过人类和动物消费后可以通过有机质还田途径，从大气抽取聚合并固定在土壤中。如果我们经过10-30年努力，将土壤有机质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则意味着每年有10-30亿万的二氧化碳埋葬在土壤里。这个耕地固碳作用是有机质养地，提高作物产量的副产品。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勤劳的农民如果充分动员起来，对温室气体减排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耕地固定碳的潜力到底有多大，需要生态科学家用第一手的数据来说话。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搞的是乌托邦式的农业。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纷纷推进“搞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的农业，国内也很多鼓吹者推崇这样的模式时候，我们却坚持“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低补贴”的农业。我们渴望政府对我们进行的模式进行高补贴，但这样的钱可能被不同的人截留。我们不等、不靠、不要，我们是当代的愚公，我们要用事实和数据感动我们的“天帝”，最终来搬走人类进化道路上的各座“大山”。

    我们同时还要带动农民，让他们辛勤劳作的土地上产生更大的效益。当然，我们必须拿出两到三年时间给大自然一个调整的机会，在等待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弘毅生态农场正在承受或已经承受了。我们要用一个生态学的办法，打败“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6项技术之和，其效益还要翻倍，乃至翻三到五倍。也许有人说我们是不自量力，痴人说梦，是拿鸡蛋碰石头。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真理，坚持信念，这个升值肯定会实现，这样的升值一定要实现。

    弘毅生态农场就是这样一个研究型农场。这是一个科技型农场，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农场。在这里，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留学生，甚至清华毕业的本科生在这里与农民一起试验，我们要向土地要效益，向生物多样性要效益。我们杜绝急功近利，我们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消费者的判断能力，更相信物种的力量。我们知道，人类即使非常能，但集中全球的财富，集中全球的科学家，也不能制造出来一只苍蝇这样小小的物种。实际上弘毅生态农场是名副其实的有机农场，但当生态这样的词汇在商品社会纷纷贬值的时候，我们宁愿回过头来使用生态这个词汇，而不用“有机”这个术语，因为有机毕竟是生态过程的一个小小环节，尽管我们的产品也经过大量国家的有机认证。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的事业才开始，我们要走的路很艰难，但我们有光明的前途，我们要为中国的现代农业寻找一条人与自然、人与人协调发展的农业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