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09 01:18)
在《海妖之歌》一书中，音乐学家们为我们讲述了来自古希腊的神话音乐故事。关于演奏着竖琴的神话人物俄尔甫斯，他们这样写道：“他来了，周遭是原本混沌的声音碎片，他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声响，组合成为了音乐。有这音乐，野蛮和嘈杂，被一扫而净。”这样一个神话片段，告诉着我们：从古代人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区别——琐碎的尘世之声
vs. 充满爱与敬畏的音乐——之间的区别。 海妖之声与乐神的竖琴声的对比，告诫着人们去爱、去依存，去远离无序。
古代希腊人认为，“声音”与“音乐”是两种不同的介质，前者载有人性欲望的嘈杂，它们需要随时被清理；而后者，流淌着的是爱意与敬畏，它能启蒙人们内心的高尚。或因这一特质，赋予了音乐一个永恒的意义——公益性。
通过公益的音乐，人们找到自己的归属，懂得谦虚、关怀和爱。
我们每天都在消费着音乐——下载专辑、听音乐会等，但那些颂扬民族力量、鼓动跳舞的音乐最终只是一时流行，都是琐碎的。得以被反复传唱的音乐，或多或少是这些音乐具有的一份公益的心。
公益音乐的刻板印象
毫无
(2012-02-06 16:41)
民歌笔记第四十四期
作曲人和歌词
关于两首歌曲——《太阳心，月亮情》和《岁月恋歌》，张宁都谈到了根据歌词来创作音乐的过程。歌词不仅是她与词作者交流的基础；她对歌词的再阐释，也直接决定了歌曲的结构。
“我当时拿到这首歌词［太阳心，月亮情］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如果有方向的话，我希望是从上面、从高处，飘过来的一个东西”。——张宁
所有文化的根基都是语言。很多作曲人也都是在语言的世界里去赋予了声音艺术一种结构。从序幕到渐进到高潮再到尾声，所遵循的其实都是作曲人的语言习惯。张宁亦是如此。例如，她提到，她认为在《岁月恋歌》的歌词
“放声歌唱” 后，应该有一段 “啦啦啦” 的哼唱段落，以符合歌词中出现的 “歌唱” 的逻辑。
自己的文化？
和每一个我采访过的音乐人一样，张宁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 “自己的文化” 的思考。
(2012-01-10 19:12)
民歌笔记第四十三期。魏小石制作、主持。
汪静泉和阿尔麦部落
阿尔麦是一个生活在四川省阿坝州的部落。关于他们的历史和音乐，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互联网上略知一二。2008年，我第一次听到了阿尔麦部落的音乐－－那声腔虽让我感到好奇，但我更关心的是人们认识阿尔麦音乐的过程。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她听起来是现在这个样子？其中有哪些人和事情塑造了今天的阿尔麦音乐的形态？
这些，还是应该由亲历者来讲述。
汪静泉是一位亲身参与过80年代民间音乐集成工作的前辈、一位长期在四川藏羌地区工作的音乐采集者。这个系列的节目将会是关于他在80－90年代的在四川阿坝州的阿尔麦部落的音乐经历。在80年代早期，汪静泉作为集成音乐工作者参与收集了阿尔麦音乐以及周边的藏族和羌族部落的音乐。凭借着某种
“职业敏感”，汪静泉继续地探寻并展示了阿尔麦部落的音乐。这些早年的努力，在多年之后，成为了汪静泉在国家舞台上推广阿尔麦音乐的依据。
“这是一个非常
昨日，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邮件问候，来自一位叫叶娜的朋友，她目前供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民间音乐档案馆。我和叶娜认识已有快8年了。2004年，我对民族音乐学一无所知，只身莽撞地去参观国会图书馆的资料馆，是叶娜接待我的。她没有因为当时我对民间音乐学术的一无所知而冷漠，而是和我聊了足足一个礼拜。我当时对她的故事印象深刻。
1960年代，叶娜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钢琴专业的学生时，她准备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有人建议她去学ethnomusicology。于是叶娜去找到了当时的系主任
Mantle
Hood，一位英语民族音乐学界的奠基人，这位先生在60年代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音乐学系。就这样，叶娜成为了Mantle
Hood的学生。在她当时的科系中，叶娜尤其记得 Charles Seeger 教授（Pete
Seeger的父亲）为他们上的第一堂课。Charles
Seeger在黑板上划了一条线，告诉他们：“学者的人生啊，都是这样，从简入繁，再从繁入简......”
边讲着这样的故事，叶娜对我说：选择了这条路，要承受的就是经济上永远承受不完的压力。她说，“
前几日，我来到一个成都的音乐退休教授家去访谈。一切都很顺利。在结束阶段，这位教授拿出五卷开盘磁带(open-reel
tape)，问我，是否知道有地方可以将它们转录成CD，其中的内容，他也
“不是很确定”，大概是一些80年代的民歌讲座和田野录音。他还说，你转录了，你自己可以留一份，也可以用于你的电台。我当时心里一喜，非常高兴，感激这位教授的给予。
后来，我就去询问成都哪里可以转录宽磁。毕竟成都不是北京和上海这样要啥有啥的大都市，找到一个可以转录宽磁的地方还是需要费一番工夫的。后来，我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中国唱片成都公司，那里正好有宽磁机。录音棚的要价是100元一个小时。这个价格，对比来看是相当便宜的。五盘磁带差不多五百块可以搞定。
于是我带着教授去看了看录音条件，看完之后，教授对我说：“我做这个事情，都是在支持你，这几卷磁带，我就不收你钱了，你就把转录磁带的这笔钱付了就可以了。”
我当时一楞，我的第一反映是：“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他的意思是让我来支付录音费用？当初我的印象好像是他在找我帮忙啊。”
我赶紧和教授确认是不是这个意思。教授慢条斯理地用宜宾话对我说：
(2012-01-03 00:40)
掘火电台第二十五期
当提到南美洲秘鲁的音乐时，我们往往躲不开“印加王国”这样一个标签。但那些印第安人的排箫、笛子做出来的高原音乐，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秘鲁的海岸音乐文化，也就是秘鲁城市中的黑人音乐。1529年，55名黑人奴隶帮助西班牙统治者扩张到了秘鲁，编年史作家们这样写到：“对于黑人的到来，土著人感到异常惊奇，甚至都想去帮助黑人擦洗他们的皮肤”
(Bowser, 1974,
4)。时间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个时候，几乎已被遗忘的黑人音乐传统又回到了舞台上。这一次，带给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惊奇，而是黑人民族记忆中的伤感、热情、和自尊。
在音乐的特色上，非洲裔秘鲁音乐主要是在criollo音乐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比如吉他的使用、乐式构造、三连音和扫弦技法等等，都算是南美的欧式风格。在节奏部分，非洲裔秘鲁音乐的打击乐基本上再现了西非的音乐风格，比如多重节奏和呼应式的人声歌唱，都能让人联想到
(2011-12-31 00:29)
民歌笔记第四十二期。魏小石制作、主持。
作曲人张宁
张宁是一位来自安徽淮南的女孩，她怀揣着音乐理想客居北京十多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来走上了职业音乐家的道路，同时，张宁还是一位高校的音乐老师。我和张宁认识的缘分来自于对世界民族音乐的共同爱好。自从结识张宁，我就不断地听到她所创作的音乐－－其中既有深邃的、颇有思考力的箜篌作品，也有轻松一些的钢琴演唱小品。我想，这些音乐都值得分享，因为音乐的世界大无边际，每一个人的音乐创作都有着丰富的思考，何况是这样一位职业的作曲人。
箜篌
张宁创作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曲目叫“七声解语”，由著名的箜篌演奏家吴琳演奏。之所以称为“七声解语”，是因为张宁希望能展示中国音乐中七声调式的一面。张宁的这种音乐想法的承载
(2011-12-29 11:09)
“好” 的公益音乐不存在谁去利用谁的问题，而是不分彼此地存在着。1000多年前，当世界还被 “游牧与定居”、“野蛮与文明”
的对立意识形态主宰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音乐的部分意义是为安抚、扶弱而存在的。虽然历史上不少音乐是为宫廷服务而成为了权势的下酒菜，但最终成为历史记忆的音乐（也就是能被口耳相传的音乐），或多或少有着一份在现在看来算是
“公益” 的心，并且这种音乐的 “公益之心” 是这些音乐能被流传的一个原因吧。简单地说，在历史上，是 “公益”
照亮了音乐，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是音乐照亮了 “公益”。
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多种多样，因此也混沌了人们对音乐的 “公益之心”
的感知，让人们忘记了两者从未分家的历史意义；人们开始分别将 “作为艺术的音乐” 独立出来，也因此出现了 “可以用作公益的音乐”
这样一个音乐哲学概念。比如，往往宣传越大声的公益音乐，越让人感觉 “拉郎配” 般的牵强：五
几年前，我曾经约见过一个土_耳其的音乐艺术家，他小有名气，并且在经理着一个口碑不错的唱片公司。我的教授介绍我和他认识，我想也许我们能互相开拓视野，互通有无。但是，他用冷漠来回应了我这位来自远东的访客。
“我们只关注安纳托利亚相关的音乐....”
“cem音乐和商业XX音乐的区别，你听一下就能听出来，没什么可说的....”
“喔....”
显然，这是一次非常无聊的见面，我们只谈了不到10分钟就散了，颇让我想起和中国官员会面的感觉。虽然这位先生同时是个商人，却一点没有商人热络活分的感觉，倒是非常有着艺术家自我保护的屏障。这一点，我当然不是第一次见，也不是最后一次见。
每次当我以 “学术”
身份去拜见艺术家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大多是不友好、冷漠、甚至是敌意。比如，当我想问清楚音乐中的一些细节或者一些 “为什么”
的时候，艺术家大多是不愿作答的。他们会说：“我们创作的时候从来不想为什么”，或者，“我的音乐从灵感而来，说不清楚”。在一开始我会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来提问。但到了后来我明白，并非是所有人我都可以用语言来接近的；
(2011-12-06 01:25)
一场宿醉后，我和阿满来到成都的武侯祠大街，这里有美味的藏餐，阿满最喜欢那里牛肉饼。和成都街头的汉餐相比，藏餐对我俩来说才算是真的食物，没那么多的添加物。吃起来，能感觉到原材料和手磨合的热度。作为既成的吃货，我当然没必要述说我俩抹嘴的幸福感。我要说的是这次饭间和音乐的短暂接触。
由于餐厅的室内人满，我和阿满坐在了街头。我们的庞大身姿引来了不下20个乞丐向我们乞要钱财 －－
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我和阿满一概都回绝了，我就说我没有零钱。阿满吃着对我说：“其实国家对极底层的人，待遇还是不错的，至少饿不死。他们不愿意去接受国家的帮助，去正经做点事情，是他们的问题。”
对此，我基本同意，我这之前面对乞丐的原则也基本上是不捐助青壮年，对老年和残疾人适时给点。
不过，有一类人，是我无法不向他们敞开内心的，这就是行乞的音乐艺人。今天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就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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