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
作者：刘省平
题记：今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坐在炕上聊天，提到了我已故多年的伯父。父亲说，你伯父经去世十六年了，每每想起他来就感觉心怀愧疚。我知道，伯父曾一手把父亲拉扯大，还供他上学，并在生活上给过他很多帮助；但父亲却一直没能好好报答伯父的恩德。接着，父亲给我讲述了伯父一生的经历，我听着听着不由得潸然泪下。回到西安后，我好几天内心惴惴不安，一心想把伯父的生平写成文字。今天，我流着眼泪写完这篇文章，伯父的音容笑貌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人总是在追求所谓的不朽，何为“不朽”呢？也许形骸已然化作尘土，唯一剩下的就是那种镌刻在后人心里的一段记忆，而唯有文字可以再现历史，可以让内心的记忆“不朽”起来。
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和奶奶，我所见过的我们家族里年纪最长的人是伯父。伯父很疼爱他的所有子侄,尤其疼爱我这个他最小的侄儿，常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他去世已经十六年了，我常常想起他。关于伯父的一生，我零零碎碎听说和目睹的事情很多，他可以说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长辈，也是我见过的最苦命的一个好人。
我的伯父，小名刘车有，官名建斌，生于1931年，具体生辰不详。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生育了三个孩子，伯父排行老大，姑姑是老二，父亲是老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伯父的童年自然也是没有多少幸福可言。那时候，由于家境贫寒，爷爷没有钱供伯父上学，伯父一生与书本无缘，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伯父十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生产劳动，曾跟着我爷爷给地主家打过短工。他当时还是个未成年的毛孩子，身板单薄，拿不起重活，曾多次挨过我们村上地主刘录的皮鞭毒打。等他年纪稍长一些的时候，爷爷却抽上了大烟。每当看到爷爷烟瘾发作的情形，伯父心里非常难受，就借钱买了一匹白马，经常去渭河南岸的眉县境内驮脚，用挣来的辛苦钱给爷爷买大烟泡儿。爷爷因为吸食大烟，严重损害了健康，在4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爷爷去世的那一年，伯父十七岁，父亲刚刚三岁。据说，爷爷年轻时，家里经济状况还算过得去，可自从他染上大烟之后，家道迅速衰落下去。爷爷去世的时候，家里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奶奶正值中年，却没有改嫁，而是与伯父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担。奶奶是一个裹脚的女人，地里的农活干不了，就在家操持内务，经常纺线织布，以补贴家用。伯父是长子，也是家里唯一能够担当的劳力，不但要忙自家地里活，还经常出去打短工。伯父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明理，知道念些书识些字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咬着牙硬是供我父亲上完了小学。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亿万神州百姓为此欢呼！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诞生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上，农民只能在地主的摧残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51年，社会主义祖国迎来了“土改运动”，农民真正要当家作主了，随后又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那个时候，伯父才二十岁出头，深受旧社会迫害的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刘家村的队长，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伯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虽然当上了队长，却从不摆架子，实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他干活勤快，在农业社里的集体劳动中身先士卒，从来不曾躲奸溜滑。他为人诚实，心肠很好，从不得罪人。在他当队长的那20多年，村里有一些人不服气，不服从他的领导，经常跟他对着干。但他对这些人总是嘻嘻哈哈，从不与他们计较，也从来不曾利用自己的职权去整人、害人。1966年，“文革”爆发，他被打成“走资派”，经常遭到“小将”们的批斗。有一次，伯父又被拉出来批斗，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一头扎进了村饲养室对面的那个大涝池，幸好被人及时救了上来。“文革”结束后，伯父被平反了，又当了十几年的队长，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生产，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全镇劳动模范”。
由于家境贫寒，伯父年轻的时候，只知道挣钱养家，把自己的婚事一直没放在心上。直到伯父30岁的时候，奶奶才着了急，四处托人给他说媒，最后经媒人介绍，说下了一门亲事。那天，媒人带他去西街村的一户人家相亲，有三四个女子坐在客厅过道里织布，媒人指着其中一个女子说：“就是那个。”伯父远远地瞅了一眼，没有上前去搭话，转过身只说了两个字：“能成。”于是，这门亲事就算这这么确定了下来，很快给丈人家缴了财礼。到年底，伯父就把那女子领回家拜堂成了亲。可是拜了堂之后，伯父才知道他的媳妇是一个说话口齿不清，脑子也不好使的女人。伯父心里懊悔不已，但是木已成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只好认命了。
结婚后的第二年，伯母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大胖小子，伯父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颜。伯父不识字，就请我父亲为娃起名。我父亲给娃起名为刘宽余，寓意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宽余。我宽余哥小时候特别聪明，念书很好，一直上到了初中。但因家庭穷困，伯父已经无力再供他继续上学了，宽余哥很懂事，初中一毕业就回家帮伯父干活了。宽余哥从学校回来的第二年的那个冬天，镇上在渭河滩搞防洪工程，大队安排各小队出人去眉县汤峪拉石头。宽余哥跟着我父亲在汤峪干了几天活，没想到突然发起了高烧，我父亲赶紧把宽余哥带回家。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很差，要去县城里的大医院看病还得走上几十里路，就在村上的诊所看了一下，大夫给打了几针，吃了些药，可是一连两天宽余哥的高烧就是不退，急得家人团团转。万般无奈之下，伯父赶天黑前从邻村请来一个叫菊香的赤脚医生。宽余哥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一会儿冷得浑身打颤，要盖被子，一会儿又大汗淋漓，用脚将被子蹬开。菊香过来瞧了一下，也诊断不出啥病，就给宽余哥吃了几片止痛药，但没起到什么作用。为了让宽余哥安静下来，菊香又让给他吃几片安眠片。安眠片吃下去之后，没过几分钟，宽余哥脸色大变，医生一看情况不妙，就说家里还有事情，急忙告辞了。结果菊香还没走出刘家村，宽余哥就翻开了白眼，很快就断了气。伯父趴在床边撕心裂肺地不停地喊叫宽余哥的名字，但得不到没有一丝回应。只听见家里的那只狗不停地嚎叫，声音凄厉古怪。那晚，天上下了一夜的鹅毛大雪，伯父在院子里也哭天喊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宽余哥就被埋在了村子北边的一个土壕里。
宽余哥夭折之后，伯父有一年的时间总是没有精神。家里没了孩子，一下子冷清了许多，伯父就从前进一队种家村抱养了一个女婴，我父亲给这娃起名叫桂霞。过了几年，伯母又有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叫红霞，全家人将其视为掌上明珠。后来，伯母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宽省，小的叫宽劳。家里四个孩子，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伯父肩上的负担也越压越重。
父亲是二十岁结的婚，这是我奶奶和伯父一手操办的。我母亲当年才十八九岁，被人贩子从四川乐山拐骗到了陕西，几经辗转最后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之后，与我伯父、伯母等人在一个院子里一起生活了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们兄弟二人相处和睦，我母亲和我伯母相处得也很融洽，几乎从来没有为家庭琐事拌过嘴。那时候，伯父当队长，带领群众搞农业生产；父亲在大队当出纳，计工分、管灶，还给大队书记写材料。他们兄弟俩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帮助，共同赡养我奶奶，让村里很多人羡慕不已。直到后来有了我哥哥以后，家里人口达到了十三人，生活负担实在太重，我奶奶便给他们兄弟俩分了家，伯父一家住在上房，父亲一家住在后院。1977年农历五月，奶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伯父和父亲两人妥善安排了后事。第二年，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人从村北边的那座老宅院搬了出来，在村东边盖了一座三间大瓦房。从此，一个大家庭正是分成了两个小家庭，但两家之间来往十分紧密。
搬进新居后的第二年，我就来到了这个世上，家里又添了一个新成员。直到80年代中期，刘家村重新进行庄基规划，伯父一家也从老宅院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村南边的一座新盖的大瓦房里。伯父盖房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对此事记忆非常深刻。为了盖新房，伯父那一阵忙里忙外，操碎了心，我们全家人也给帮了不少忙。新房盖好后，伯父一家人很快就住了进去，但伯父明显苍老了许多。为了盖新房，伯父还在外面借了不少账，为了尽快还清借账，接下来的几年里，伯父特别辛苦，不仅在渭河滩上承包了好几亩地，种植辣椒、花生、西瓜等多种经济作物，还经常到工地干小工。
搬进新房没几年，伯父的大儿子也到了说媳妇的年纪。宽省哥小学毕业就参加劳动了，农闲时节也在工地上干活。在宽省哥的婚事上，伯父费了不少周折。好不容易给宽省哥娶了媳妇，但是大儿子和媳妇对他老人家并不孝敬，经常惹他老人家生气。宽劳哥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也回家务农了。过了没几年，伯父又张罗着给宽劳哥娶媳妇。等给宽劳哥娶了媳妇，一下子把他多年的积蓄花了个一干二净。但是宽劳哥结婚后，也和宽省哥一样对待他老人家。
我宽省哥和宽劳哥结婚后都住在一个大瓦房里，兄弟俩各占去了一间房子。伯父和伯母只能住在大瓦房前的那座楼板平房里。平房里有两间房子，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卧室。厨房和卧室中间有一个小墙洞，厨房的灶间和卧室的炕洞是相通的，厨房做饭的时候，卧室里的土炕就被烧热了，炊烟和蒸汽也就通过那个小墙洞流通了过来，卧室里常年又热又烟。冬天还罢了，一到夏天，那间小卧室如同蒸笼一般。我不知道伯父和伯母那些年是怎样熬过来的。
1992年，我家又一次盖了新房，搬到了伯父家的斜对面。我经常有事没事就跑到伯父家里去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伯父白天干完活回来，老喜欢蹲在门口抽旱烟；晚上，他经常睡得很晚，一个人坐在土炕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秦腔。每年正月初一，我都去伯父家拜年。伯父总是双腿盘坐在没有毛毡和褥子的芦席上抽烟、听戏。见我来了，伯父很热情地嘘寒问暖，给我倒他熬好的苦茶，还从被窝里摸出一把核桃、毛栗及糖果给我吃。等我要走的时候，他还会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票子，笑呵呵地说：“娃，这是伯给你的压岁钱，你别嫌少，装上吧。”我知道伯父的日子艰难，不好意思要，但他总会从炕上撵下来，硬把压岁钱塞进我手心里。
1995年春夏之交，伯父感觉身体不适，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不出来是啥病。后来，在父亲的陪同之下去了一趟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确诊是得了肝包虫病。医生告诉我父亲，说是幸亏发现得早，花四千元做一个手术就能治好。但是，我宽省哥和宽劳哥说是手上没钱，等回去之后想办法把钱凑齐了再做手术。伯父从医院回来之后，我的这两位堂哥却不再提说给伯父看病一事，也并没有出去问人借钱。就这样硬是在家里耽搁了两三个月，伯父的病情日益严重起来，半夜里经常会疼得大声呻唤。在此期间，父亲经常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伯父。父亲看着伯父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实在看不下去了，多次给他的两个侄子做思想工作，希望尽快筹钱给老人看病。刚开始，父亲给我的这两位堂哥说话时，他们还总是沉默，后来父亲说的次数多了，他们都恨起了我父亲，在大路上看见他就远远地躲开了。
那时候，四千元对一般家庭来说也不算是个小数目。此前，我家刚盖了新房，父亲手头也没有多少积蓄，可是父亲不愿看到他的哥哥病情继续恶化下去，于是就拿出了一千元，并鼓动我的三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也每人拿出了几百元给伯父看病。这样七拼八凑下来，做手术的钱还差多一半呢。父亲再次去劝说我的这两位堂哥，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予理睬，死活不肯往出拿钱。无奈，父亲又把他的两个外甥叫过来，大家一起给我的这两位堂哥做动员工作。我的两位堂哥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钱，也借不来钱，气得我父亲的大外甥抽了宽省哥一记耳光。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两位堂哥才同意去西安给我伯父做手术。可是，第二次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伯父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手术做不成了，只能回家慢慢调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从西安回来之后，伯父的病情很快恶化，刚开始他还能下床走动走动，没过几天就不能正常进食了，连大小便也无法自理了。就这样，伯父的身体日渐消瘦下去……
当年的10月初，正值秋播季节。那天下午，我和宽劳哥正在渭河堤岸附近用手扶拖拉机犁地，有人在地头大喊：“宽劳，赶紧往回走，你爹不行了！”宽劳哥听罢，赶紧撒腿往家里跑……等我回去的时候，屋子的过道里站了好多亲人邻居，宽省哥将伯父的头抱在怀里嚎啕大哭，宽劳哥也扑过去跪伏在床边大哭起来，接着全屋子里的人也都跪在地上大哭起了起来……
就在伯父去世后的第二年，宽劳哥在我家后面新批的庄基地上盖起了一座二层半洋楼。当年，盖这样一座房子至少也得七八万元，当初给伯父看病时宽劳哥老说自己没钱，没想到伯父才去世一年他就有钱盖新房了，但我想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记住我的这两位堂哥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父亲，我那老实本分的苦了一辈子的伯父！
伯父活了六十四岁，一生命运多舛，生活艰辛。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尽完了自己作为儿子、兄长、丈夫及父亲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却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一天清福也没享上，带着一身的病痛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人世。多年之后，村里人提起他来，总会说这实在是一个苦命的老好人啊！
其实，像伯父这样苦命的老好人在中国的农村还有很多很多，但他只是我所见过的那些人中最普通的一个，也是最值得我用一生去尊敬和怀念的一个。我愿他的英灵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假若人真的有来世的话，希望他下辈子的命运不再那么悲苦，也祝愿天下的如我伯父般的“苦命的老好人”来世幸福。
【作者简介】刘省平，生于1979年，陕西扶风人，现居西安。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陕西散文学会会员、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农资导报》特约记者。著有散文集《梦回乡关》。21岁开始发表作品，曾在《工人文化》《咸阳日报》《昆山日报》《番禺日报》《各界导报》《三秦都市报》《三秦广播电视报》《华商报》《西安日报》《民族日报》《秦都》《阳光部落》《西部文学》《陕西市政》《感悟》《鉴湖》《金台观》《咸阳文艺》《扶风文艺》《检察文学》《中国文学》《新叶》《荆山》《杨凌文苑》《榆林晚报》《华夏散文》等报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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