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如今报考公务员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用今天的时髦词应该称为“海归”。留学归来的鲁迅先在家乡绍兴的学校任教，后来到北京教育部当了一名公务员。不过，他这个公务员不是考取的。假如鲁迅像今天的莘莘学子那样考取公务员，我敢断定，他肯定名落孙山。
人官、狗官及贪官
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人大十届十一次全会闭幕会上，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先做人后做官。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为“人官”，而不会被老百姓骂为“狗官”。
如何做好“人官”，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两点：一是为官清廉；二是为民办事。这就涉及一个做官的目的。汪洋提到了唐朝被贬到广东做地方官的韩愈，号召领导干部应向韩愈学习。韩愈在官场屡次遭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然而他到了被贬地，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浑浑噩噩混日子，而是实实在在尽一方官员的职责，做了许多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事，所以当地老百姓很怀念他。
与“人官”截然不同的是“狗官”。所谓“狗官”，是人民群众对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或占着茅坑拉狗屎的官员的谴责和谩骂。汪洋说得好：立志做官的人，打的是个人小算盘，做的是享受特权、光宗耀祖梦。这种人是为做官而做官，冲着做官的特权而做官，冲着
不做官，让他们干啥去？
国人在学术科学方面鲜有创新，不能不说是官本位消磨了多少人的智慧和才华，不能不说是“万金油”式的官员把持官位、妒贤嫉能、压制人才酿制的恶果。
杂文家刘洪波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时评，题为《人们为什么想做官》。以往，谈起做官，论者多停留在做官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享受特权、贪污受贿这一层面。而刘洪波却引证很多新近案例，论述某些官员在舆论监督下引咎辞职后，不久便得以复出；某些官员涉嫌犯罪刑拘受审后，却依然保留着官位。刘氏的结论是：“人们都在寻找荣誉、尊严、利益乃至生路，而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只能按官级来分配这些东西，于是官道充塞着社会的少数。”
无疑，官员被问责，官员涉嫌犯罪，因为有官职这一层光环罩着，自然受到相关部门或某些官员的庇护。该处理的，换个地儿继续做官；该重判的，象征性地判他几年，然后还可以保外就医，再找个名堂获得减刑。这就是刘洪波所指的官与民的区别，
名人荐书：质疑精神商品的“托儿”
上书店买书，常常发现很多新出版的书籍在封面或封腰显著位置，大字号醒目地标出该书由某某某鼎力推荐，有的还写有评语。细观这些推荐者名单，有党政官员，有著名作家，有知名学者，还有不少影视明星，有的一本书推荐者竟达10多位。这种推荐跟在报刊写书评推荐截然不同，它更像站在街头小摊上声嘶力竭向路人叫卖的“托儿”，读者尚未翻书，已被一个个名家头衔先入为主做了购买导引。
也可能是笔者少见多怪，市场经济原本就离不开名人效应嘛。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渴盼出名，名利名利，相辅相成，一旦出了名，利也就随之滚滚而来。有的本人使尽各种招数出不了名，只好选择傍名人，依靠名人的社会名气提升自己的名气，抬高自己的地位，名人荐书大概就是该现象的折射。书籍是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一本书写得好与赖，涉及到主题思想、故事情节、叙述方式、文笔优美等等，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本书，有的读者读了赞不绝口，有的读者却连呼上当。而上了
60万元建“豪华厕所”为哪般？
解决拍脑袋建豪厕问题，需要媒体曝光，需要人大代表监督，需要财政预算透明，需要官员问责，需要法制健全。
马鞍山市环卫部门在闹市区修建了一座“豪华厕所”，四周环境绿化，外观造型别致，内部设施齐全，其中休息室配有沙发和液晶电视，花费了60多万元。然而，“豪华厕所”建成之后，市民如厕者却寥寥无几，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
笔者质疑：60多万元的“豪华厕所”是怎样出笼的呢？
其一，“豪华厕所”的修建由谁来决策？实践证明，马鞍山市这座豪厕建成投入使用后，并没有多少市民如厕。原因是豪厕附近既有超市，又有宾馆，市民内急都去了宾馆或超市的厕所，豪厕仅仅成为一个摆设。而豪厕内配有沙发和电视的休息室，市民更不习惯于到此休息。可见，在闹市区修建“豪华厕所”，并没有经过深入调研、科学决策，还是由相关领导拍脑袋定案。那么，决策者是环卫局长？还是分管副市长？还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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