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场以维护非户籍学生教育公平为核心的教育新政运动，开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逐渐升温，强烈吸引了全国民众的目光。以广州、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发达城市最近同时提出，要加大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以实际行为来降低外来工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的门槛。

　　

外来工子弟遭教育歧视

　　

　　这场新政，源于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急剧扩大的外来工群体持续呼吁改善其子女受教育权利的诉求给当地政府带来的沉重压力。

《中国改革》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国有2400万外来工子女异地接受义务教育，其中有244.08万就在广东, 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且每年以30万左右的增幅快速增长。

　　前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罗伟其也公开承认，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子女，已经给这些流入城市的教育部门造成了巨大负担。

在深圳整个义务教育在校学生当中，2／3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户籍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在媒体和官方的簇拥之下迅速走向募款救灾的前台。截至5月23日21时，该会系统内已接收到的款物捐赠达59个亿。逐日飙升的数字，让灾区民众喜极而泣：抗灾和重建的工作负担终于可以减轻许多了。
    然而，这样的开心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当全国各地的募捐活动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网络上突然抛出“行善中很可能出现猫腻”的声音。紧接着，媒体不断披露在赈灾中出现的各种丑闻事件，矛头直指红十字会、民政部门等一些掌握着大量救灾物资的单位。民众对红十字会组织的担心，由此被媒体推到了极致。
    5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闻发言人王平针对舆论的步步进逼，首度对管理费等问题作出回应，直言从善款中抽取管理费用，实为国际惯例。此言一出，犹如火上烧油。
    “中国红十字会享受国家机关待遇，根本不应该适用国际惯例？”
    “允许这么做，意味着几个亿的善款要被他们白白抽走？”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
     2008年，藉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名，社会各届掀起一股反思潮。一时间思辩迭出、言论鼎盛，社会浮起一派有如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五月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在《中国改革》发表题为《改革开放30年的回望与前瞻》的长文，直言中国的改革正面临国际、民生、民权和改革自身动力衰竭或机制改变等多重压力和挑战。要解决和化解这些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唯有深化改革，别无出路。袁先生进而提出，中国未来的改革可以从四个方面突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市民（公民）以下社会的培育与社会领域改革的新突破”。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袁则认为：“应当从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和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监管和逐步放开等等。

 

512汶川8级大地震，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无可估量。截至5月22日10时，这场举国同咽的灾难已造成51151人死亡，288431人受伤，累计失踪29328人，400万家庭流离失所，直接受灾人数1000多万。

据AIR Worldwide风险评估机构初步估测，地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肯定超过200亿美元。然而，笔者认为，比灾难对物和肌体带来的影响更大的是，抗灾救灾在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席卷的一场头脑风暴。具体表现在社会意识、权力意识和善恶意识的三重变化。

一、社会意识方面。

笔者发现，地震使境内华人的社会公民意识得到了一次全方位的考验。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起，灾

    2008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年。
    雪灾、西藏骚乱、火车相撞、手足口疫，地震……尤其是5月12日这场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次便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无数家庭在灾难中流离失所，更甚之，灾难所弥漫出来的强烈悲情，几个小时就庞罩了整个中国。有悲观者云，当前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大陆，还能不能成功地举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对于这类疑虑，笔者斗胆斥之为杞人忧天，完全多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这部跑车，从来都不会在灾难面前熄火、气馁。回顾建国初期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劫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比今天更巨，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沦落到夹着尾巴做人的窘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没有因此就裹足不前。
    不可否认，灾难在局部地区摧毁了我们的经济，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改变了我们的计划……然而，国家，社会，和人一样，经常会遭遇一些意外事故，伤痛只能损坏我们的肢体，却动摇不了我们的精神。
    有些东西，是灾难永远都无法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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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龙应台先生的《给我们一个政治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广州的杨恒均随即拍案而起，撰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前后两篇文章，我均细心比照研读过，结果发现，杨先生实际是误读和曲解了龙先生的意思。
    龙先生的文章继续张扬其贯有的深刻、尖锐、说理、思辩的文风，字里行间依旧闪炼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时常让我们忘记黑暗的火光。杨先生成名较晚，敢于跟龙应台争锋，让人肃然起敬。
    龙应台与杨恒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相信一接触到这场论战的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杨先生到底在反对什么？我大致疏理了一下，析列如下（以下四点只代表杨先生个人理解的意思，并不一定代表龙应台的真正立场）：
    1．杨认为，龙应台归纳了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一，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二，不管在野力量多么强大，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的认同。三，他要有能耐提出国家的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