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的博客

个税改革再次置于风尖浪口。近期，全国人大公布了个税修正案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据说，就在公布的当天，网上的留言已达到了数万条；而昨天全国人大的门户网站已经拥挤得登不上去了；就连上班，从路上到办公室也不停地有人地议论这个事。我凑个热闹，也谈谈对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正案的看法。

     说实话，这次个税改革本没有特别有趣、出彩的方面，值不得在上面放过多的注意力。原因有二，一是从税制本身来看，这次改革没有任何触及到本质性的变化，还是分类所得（甚至还是此前的

车船税改革方案尘埃落定。全国人大关于车船税修订方案（二稿）的主要内容是，1.0 -1.6L排量的汽车每年为300-540元， 1.6-2.0排量为每年

目前，有关税制改革的问题万众瞩目，各方讨论“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现行税制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税负较重

宏观税负是指全国税收收入占当年CDP的比重，反映的是政府与社会（企业、家庭、个人）的经济分配关系。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为6.31万亿元，当年GDP为33.5353 万亿，据此计算，宏观税负水平为18.81%。与前几年的数据相比，纵向提高并不明显，横向上看，甚至低于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

    最早知道于建嵘是2002年，那时我在财政部预算司实习，有领导推荐我读他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文章完全有别于我平常所看的温吞水，盛世危言但鞭辟入里，至今记忆犹新。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那里的中国学生学者之间常通过E-mail分享学术活动信息，有一天看到邮件里有于建嵘的讲座，于是非常激动地跑去听了。此后，有时吃饭、有时学术讨论，一来二去的，竟十分地熟络起来。

    于老师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但我更惊诧于他的研究方法本身。写《岳村政治》的时候，他前前后后到岳村连续调查了四年，写《中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他就沿着毛主席当年到安源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前后大约也是几年；研究信访制度时，人家就在上访村和那些上访者摸爬滚打几十天，这几年于老师始终关注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问题，基本上哪儿有事往哪儿跑……我身边不乏有经常下基层做调研的学者，但说实在的，功夫下到这么深，且长年坚持这么做以至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仅此一人。

    但我一直有两个疑问，一是我听说他家常年上访者云集，他怎么做得到常年面对这些悲伤愁苦的

     2010年 9月22日，在四川成都

在当下之中国，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数据为证：194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0%。而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0%。这意味着在全国13亿人口中，主要居住、工作在城市的人数为6-7亿。以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共32年计，平均每年有超过7000万的人转移到城市。中国城市随之而呈爆炸式的增长。

       我自2003年来一直关心财政体制方面的问题，这自然是源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财政部科研所那与生俱来的政策使命与天然高度。记得那时候写了一两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比如，政府层级改革难在何处，从政府治理模式的彻底转化中探求政府层级改革，等等，文章小有影响，多有媒体转载引用，也奠定了我今日的学术兴趣。在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中，对于财政体制已经从刚开始时关注的政府层级改革、中央与省的分税制等这样的大问题转向了具体而微的层面，比如，基层政府的事权问题。

2010年8月3日到10

近年来，关于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时常见诸于报端媒体。我在为研究生上《公共财政管理》时，曾详细介绍过美国财政管理、特别是预算管理方面的诸多做法，其制度设计 之精巧、运行之严密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但坦率地说，我自己心里也觉得相对于我国现行实际情况而言，美国财政管理过于高远，很难学习并真正落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些基本的理念、或者说一些重要的制度性条件在我国尚不具备。加上多多少少地分析了一些各地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华化的具体做法以后，我更是感觉到这些东西没有深入到内里，形式多过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