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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必一味严肃紧张

直选区级人大代表是公民对地方政治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理论上，这构成了国家制度之民主性的基础。

口 作者 刘洪波

    公民刘萍因参加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大代表选举，未被列为候选人，引起很大争议，由此也引发了多位公民宣布参选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此事虽过去一些时日，但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案例，仍有探讨必要。

    据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选举工作指导组当时回应：联名推荐刘萍的人数不够《选举法》的要求，本人不具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指导组的这个解释，其实存在着退出推荐签名的推荐人是否属于其完全自由意志的疑问。根据《选举法》，以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属于破坏选举的行为。此前有报道说，推荐刘萍的居民中“有推荐人接到电话，要求到居委会删除推荐”。疑问至今仍未得到证实。

    本来推荐人数不够一条，已足以说明刘萍不能被被列为候选人，指导组又出蛇足，“本人不具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完全不知何所依凭。《选举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除非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导组官员所说的“代表候选人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在《选举法》规定之中。指导组官员介绍，刘萍去年3次进京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三次，被新余警方拘留10日。这—情况也许可以说明她未“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吧。但上访是否应被训诫和拘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训诫和拘留处理得当，公民是否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影响其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不影响其作为代表候选人的资格。

    又据介绍，刘萍为获签名推荐，先后在公共汽车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超市等场所为自己拉票，还利用新浪微博等为自己寻求支持。这些都应当属于选民为争取成为代表候选人而进行的自我政治宣传，若无贿赂、胁迫、欺骗、伪造等情由，应视为正常的参选行为。代表候选人对选民听之任之，不作互动，那才是选举的不正常状态。   

    此前报道中，新钢选举指导组主任杨剑云对记者表示“既然是记者，你该知道选举的敏感性”，新余市选举联合委员会一名易姓主任对记者说“选举工作是可以随便报道的吗”。这些话，显示了对公民选举人大代表这—地方国家政治事务的心理上的紧张，行为上的拘谨。   

    直选区级人大代表是公民对地方政治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理论上，这构成了国家制度之民主性的基础。无论政党、人民团体推荐代候选人，还是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都归属于体制之内。   

    公民个人致力于获得联名推荐，成为代表候选人，是公开表示将个人政治活动加入体制的意愿，是努力将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在体制之内实现，非秘密行事，也不是在体制之外另求政治发展。对此，体制应以开放、包容、欢迎的态度积极回应，而不是强调其参选行为不是出于安排，更不应对公民公开谋求融人体制实现政治发展的意愿在心理上视为危险，在实际中多设阻碍。   

选举是严肃的政治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丰富活跃的表现。选举是公开的、和平的选票竞争，既有选战的激烈，更有投票日的喜庆，激烈的选战本身就是候选人说服公民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得以体现的标志，所以选举本身应是公民的节日，公民政治权利的狂欢。作为众人之事，政治不应令人起敬起畏，而应令人欣往乐从，政治生活不会一味严肃紧张，而是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心情舒畅、社会和谐、权利平等、个人自由的了。 

期待中共的新思想突破

日本社会主义者最终没能让理想开花，但中国留学生却把那花蕾带过大海，在中国绽放结果。我从一些历史书上了解到，原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有不少因缘。这么说来，日本对中共建党可以说也有贡献吧。

口 特约撰稿员 盐泽英一

    我很清楚地记得中共建党80周年时的点滴。 2001年7月1日，在北京临长安街的办公室里，我和同事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电视里播放着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讲话于上午9时开始，延续了3个小时。期间，江总书记说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符合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来……”听到了这个部分，我们十分兴奋，马上发厂速报去东京：中国共产党决定让私营企业家入党。

    此次讲话主题围绕江泽民总书记由2000年1月以来—‘直倡导的“三个代表”思想，让人耳熟能详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我认为其思想核心是共产党将要吸收不同阶层人士入党，踏上由阶级政党变成全民政党的步骤。这个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

    转眼间10年消逝，这10年间中国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在我看来，如果说过去的每个10年都有变化，以往主要变化在国内，但这10年的变化却主要发生在国际舞台上。80周年的时候，中国还没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还没主办奥运会，还没主持朝鲜核问题六边会谈：国际社会也还没关注中国军力，还没有要求人民币汇率回升。中国经济规模只不过是世界第7位(现在第2位)，国防费是第6位(现在第2位)。面对这种种变化，共产党将怎样发展?

    当年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一年后的十六大做了铺垫。在2004年3月修改宪法时，人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理论放进去。这样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一脉相承巩固了共产党指导理论地位。

    而今，胡锦涛作为党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我估计中共会以庆祝90周年为契机，为明年秋天的十八大作准备，开始进行巩固胡时代的思想活动。这种新的思想会是怎么样的?从理论上说，一个政党一旦接受了不同的阶层，就肯定会有冲突矛盾，因为各个阶层的利益不同。那么要调解的话，就得有更合理的、民主的机制和思想。现时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想的吗?我在等待答案。   

    在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我由衷期待中共宣布崭新的、有突破性的思想，真的能做到与时俱进。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但不得不说的是，普通的日本人包括一些媒体，似乎没有像我这么期盼。

    这与日本人的教育有关。日本人没有庆祝建立国家和党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到底日本是什么时候建国的，可能这是没有庆祝的原因。另外，日本的自民党虽有长期执政的历史，但我从未听说过有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我们的祖先从远古—直活在日本这个岛国，政治体制时有变化，但是我们没有强烈的所谓立国的意识形态。从日本近代史来看，最重要的关节算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但我没听过举国为此展开大规模庆祝活动。1945年的战败是很重要的转点，每年8月15日国家都举行纪念活动，主要是为纪念战争结束，而不是为其他。

    另—方面，日本国内普遍认为日本人和中共建党历史的渊源不深。今年又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日本人对后者关注较多。这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生活，跟很多日本人有交流。

    梅屋庄吉的后人小坂文乃所著的《做后勤革命的日本人》一书里有记载，日本企业家梅屋庄吉赞同孙中山为建设自由、平等、和平社会的理想进行革命，给孙中山提供巨额金钱援助，成为辛亥革命资金基础。据说提供资金相当于现在的1万亿日元(大约770亿元人民币)。他们相信“大亚洲主义”，认为辛亥革命是第二阶段的明治维新。

    2008年明，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和福田康夫首相在梅屋餐厅开私人晚餐会，并参观了二楼的孙文梅屋资料室。小坂文乃向胡主席介绍了梅屋和孙中山交流历史。胡主席在此挥笔：“中日友好，世世代代。”

    对于日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直到最近我看了—些历史书，才知道过去的理解错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也有不少因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出席人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共13个人。这其中4个人是留日派，同样那时处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是留日派。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是曾去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李汉俊的私宅。

    据旅日作家谭璐美撰写的《制造中国共产党的13个人》一书中记载：董必武、李达、周佛海、李汉俊曾到过日本学习。谭璐美为了解当时情况特地访问了周佛海留学的九州鹿儿岛第七高中，发现了在该学校曾有150名中国留学生。李大钊则去了早稻田大学，就读于政治经济系。

    1910年代，日本的生产力急剧增加，经济快速发展：但另—方面，社会矛盾、贫富差距扩大，劳资纠纷、维权事件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国情下，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活跃，成为新的思潮。官方为对抗这股思潮带来的危机，加大监视和镇压左派活动人士。当时清政府派遣的这批留学生可谓中国的精英，他们胸怀推动社会改革大志，用日语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吸收新知识，并将其翻译成中文，回国宣传。

日本社会主义者最终没能让理想开花，但中国留学生却把那花蕾带过大海，在中国绽放结果。我在学校里学过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历史，但却没有学过上述那段历史。现在的中日官方交流，也几乎没谈及过。谭璐美在书中指出：“当时的日本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源泉。”这样看来，日本对中共建党可以说也有贡献吧。

大陆婚恋类节目现状

《非诚勿扰》的成功，带动了大陆新一波婚恋节目热潮。

口 蘸水

    谈到大陆的婚恋节目，不能不提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从开播到现在，《非诚勿扰》创下了—个又一个收视记录，捧红了主持人和嘉宾评论，创造了无数的话题人物，也引发了几多对社会争议话题的热议。

而《非诚勿扰》的成功，带动了大陆新一波婚恋节目热潮。

婚恋节目历史

    有学者将电视婚恋类节目定义为一种以电视为节目媒介以爱情和婚姻为主要题材，集服务和娱乐为一体的电视综艺节目。它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将婚恋节目与旅游相结合让嘉宾在共同出游的过程中互相了解，例如《男生女生》：二是婚恋节目与游戏类节目结合，让嘉宾在游戏中增进感情，例如《当男孩遇上女孩》：三是以英国婚恋节目((Take meout))为蓝本，环节和布景几乎一样，采用多位女嘉宾对一位男嘉宾的方式，多靠话题人物提高收视率，例如《非诚勿扰》：四是以《玫瑰之绷为代表的较为纯粹的婚恋节目，“速配”功能相对突出。

    山西卫视1988年开播的《电视红娘》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婚恋类节目，它可以称之为我国现代婚恋节目的鼻祖。当时的电视节目制作相对简单，没有华丽的包装技巧，以“为人民服务”为工作准则，服务对象为“穷到找不到媳妇的单身汉”。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两三年后因为节目的运作问题而偃旗息鼓。

    随后便是1996年台湾的《非常男女》节目，这可能是被内地的广大观众所熟知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的婚恋类节目，它的独树—帜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火爆程度一时无两。此后，湖南卫视1998年开播的《玫瑰之约》等内地婚恋节目强势回归。《玫瑰之约》凭借娱乐化的定位和耳目一新的内容，在荧屏上掀起子—股“玫瑰热潮”。《玫瑰之约》火爆时，国内各电视台先后开过30多档婚恋节目。辽宁卫视的卜呗顺心》、陕西卫视的《好男好女》、山东齐鲁台的《今日有约》、北京卫视的《今夜我们相识》、河南卫视的《谁让我心动》、四川卫视的《特别心动》等相继亮相荧屏。爱情的玫瑰花在电视的包装下，开得无比热闹。《玫瑰之约》于2004年停播，由此婚恋类节目也暂时淡出了观众视线，即便有几档在播的类似栏目，也基本不成气候。

    2009年，婚恋节目重出江湖，再次的强势，主力阵营包括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山冻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及浙江卫视的《爱情连连看》。“玫瑰”与情感在真人秀的制作模式下获得新生。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在节目形态上，现在的《非诚勿扰》与当年的《玫瑰之约》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制片人王刚被问到这档婚恋交友类节目与之前的同类型节目有什么不同时说： “虽然之前婚恋交友节目很火，但是我们现在的节目不是老节目的拷贝。”《非诚勿扰》已经不再是刻板的男女嘉宾数量上的呼应，满足于让男女嘉宾—对一坐着聊天，而是将这档节目做成了—场观赏性极强的真人选秀，男女嘉宾的牵手过程类似游戏闯关。男女嘉宾的配对已经不是这类新派婚恋节目的最大宗旨，在相亲这—社会热门话题下通过“作秀”获取最大的娱乐性才是这类节目的终极目的，而且从收视率上看它确实也达到了成功。《非诚勿扰》开播以来，其中一期以4．53％的收视率赢得了全国卫视综艺节目的收视冠军。

《非诚勿扰》成功的必然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能在收视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必然与其节目形态相关联。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8期全年共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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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上市公司巨额财政补贴

今年已披露年报的1570家上市公司中，有1454家得到政府财政补助，占比达到92．6l％。

口 记者 熊剑锋

    三年间，巨人网络游戏公司获得了超过2亿元的巨额财政补贴，而巨人网络今年一季度利润就高达2．6亿元。

巨人网络不是个案，仔细翻查上市公司披露的中报、年报等各种公开信息，一大批享受政府巨额补贴的公司浮出水面，而其背后的隐秘逻辑错综复杂：既有地方政府间的资源竞争，也有政企之间的博弈：既有官员政绩驱动的因素，也有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

1454家上市公司享受财政补助

    实际上，网游行业所获得的财政补贴并非第一次刺激国人的眼球。

    从2006年到2008年，中石化连续三年获得国家财政补贴，补贴金额总额高达273亿元，三年的补贴额度依次为100亿元，50亿元和123亿元。

    随后民间激烈关注中石化的垄断身份和对中央政府的强大游说能力，但实际上，如果将视线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政府补贴企业并不只考虑到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

    以2010年为例，享受政府补贴的众多企业中，获益最大的前两名不是国有企业，反而是来自广东的民营企业：美的和格力。

    由于国家从2009年开始实施空调行业 “节能慧明工程”，对符合标准的空调每台补助300-850元，从2010年明起调整为150元到250元。 

    在财新网整理的一份2010年补贴金额超5亿元的案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占一半，除了上述美的和格力之外，还有中兴通讯、丰原生化和雨润食品分别获得13．41亿元、9．3亿元人民币和7．13亿元港币的财政补贴。

    这只是沧海一粟，政府对竞争型企业的补贴已经成为普遍趋势。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4月份发布的审计情况显示，截至 4月17日，1570家上市公司已披露年报，其中，1454家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占比达到92．61％。

    仅对上市公司的补贴涉及总金额高达463．40亿元，平均每家公司获3187．09万元。上述1454家公司中，享受到政府税费返还和减免的有514家，涉及金额79．32亿元，平均每家1543．03万元。

    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大部分不在财政预算中显示，极为不透明，只有上市公司会披露相关资料。记者仔细查阅上市公司的历年公开资料，发现地方政府对竞争型企业的补贴形式非常复杂。既有一次性的财政拨款，也有通过税收返还，还有财政贴息、实物补贴等方式。

    实物补贴大部分是通过土地低价或者免费出让等方式补贴企业，而财政贴息则是财政支付部分贷款利息，企业支付本金和其余利息。由于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公众对这两种方式较为熟悉。

    但一次性的财政拨款则不公开，即使有所提及，也是在极为繁琐的财政预算报告中一笔带过，并无具体情况介绍。

    在具体项目上，地方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名目繁多，很多补贴项目里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支持、利用输入送的一个借口。

    从公开资料中一般可见的财政拨款类基金)、工业技改财政贴息、科技发展(研发)补贴等。

    企业扶持发展资金补贴一般是政府为了扶持企业发展社大，直接提财政拨款补贴给企业，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执行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政策。

    此种补贴数额往往很大，而且随意性也很大，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只要政府认为可以给，就可以现金形式给企业扶持发展补助，这成为地方政府给予利益支持的主要渠道。

    在网上随意搜索，即可得到大量地方政府给予企业扶持发展金的信息，如天津港保税区财政性情中从2007年到2009年连续三年以企业发展扶持名义给予天保基建  公司财政补贴。三年的金额分别为2128．7万元、2563万元、281呖元。

    在广州2009年的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就包括了“拨付南航新开广州直达国际航线补贴0．3亿元。拨付0．6亿元支持广州市港发展”等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发展扶持金的补贴手段还被地方政府大量用于补贴ST上市公司、保护上市公司壳资源的行为中。对上市公司快要摘牌的ST公司进行维持牌照式的补贴，成为股市—大奇观。

    根据中国法律，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摘牌，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形象等诸多因素，不陪将财政资金大量投入—些濒临摘牌的ST公司。对于那些濒临退市绝境的ST公司来说，补贴与红包则成为其“救命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或即将上市公司的这种支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抑制本地区资金的外流，另—方面还可以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吸引到本地区。稻草”。

    在2009年年底，包括*ST华源、S*ST圣方、*ST方向*ST申龙、*ST鲁北、*ST偏转等9家上市公司，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发展金，上述公司获得的补助资金分别有230万元、350万元、2000万元、6000万元、8000万元和1亿元。

    在2010年年底，*ST丹化、*ST白猫等22家ST公司，也都纷纷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财政丰补助。

    另外，技改、研发补贴也是政府对企业实施直接财政拨款补贴的重要手段。广州市财政局在汇报200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时就披露，当年拨付扶持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资金1．4亿元，支持企业挖潜改造、创新能力建设，广东省东莞市在2010年的财政支出安排中也继续安排科技东莞专项资金10亿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技改挖潜。这些专项资金都将以补贴的形式拨给企业。

    此次网游行业补贴风波中的中青宝，获得的补贴里一部分就是深圳市政府为了鼓励网游产业等行业的发展而给予的研发补贴。   

    与上述补贴类似的还有出口补贴、中小企业担保补贴、中小企业出国展览补贴、商标注册补贴、专利补贴、培训项目和晶牌扶持补贴等。

从补贴的对象来看，高科技企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对GDP投入产出比较高的行业往往成为政府补贴首先青睐的对象，其次是能够大量创造就业岗位，有助于维护稳定的企业。另外，上市公司以及地方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地方政府补贴的重点对象。

政府间竞争补贴

    从法律上来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并没有任何障碍。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大陆法律除了规定不能担保和税收随意减免之外，没有明确的限制。

   驱动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补贴企业的动力何在?把财政资金补贴给网游等高利润行业，政府行为超出了国人的想象和逻辑能力，令人似乎难以理解。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地方政府想象成一个公司，那么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显得极具理性：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它门对公司的补贴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公司的没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地方政府领导者的晋升和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挂钩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关心的首要目标。

    在辖区内部，作为各地产业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各地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资金分配导向高利润和高发展速度的部门。

    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近年除了国家重大技改项目之外，在企业技术改造贴息、技术研发补贴的使用上主要倾斜于当地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精细化工业，而北京等地的同类补贴主要倾向于信息技术产业。

    当上市公司数量成为衡量政绩的参数后，对上市企业的奖励以及为了保住即将退市的上市公司壳资源的财政补助行为，既是出自于对资金资源的争夺，也是出自对政绩的追求。   

    企业上市能够融到大量资金，而偏偏是这些上市公司能够获得政府的补贴。今年4,9，迅雷传出要去美国上市的消息后，深圳市宣布，只要其上市成功，就将给予210万元的奖励。事实上，迅雷上市至少可以融到2亿美元。

    2009年，成都高新区出台一个政策，在该区注册的企业如果上市，给予300万元的奖励。另再加上四川省级200万元和成都市级500万元奖励，成都高新区的一个企业只要上市，就能拿到1000万元，几乎可以覆盖相当一部分的上市费用。

    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或即将上市公司的这种支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抑制本地区资金的外流，另—方面还可以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吸引到本地区。

    一份对地方政府补贴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研究报告表明，当上市公司处于再融资的边缘时，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本地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集更多的资金，有强烈的动机运用财政手段帮助这些上市公司达到监管部门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要求。

    除了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外，资金等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激发了地方政府间对有限的投资和公司以及税收资源的竞争，各种补贴措施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被抛出来。

    以总部经济为例，由于中国的税收体制，郁坟机构的企业其税收往往会从分支机构所在地向总部所在地流动，因而各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掀起了争取企业总部的热潮，争取手段便是向将‘总部迁入本地的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和财政奖励。

    1999年，北京出台《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从2000年至今，包括上海、广州、苏州、厦门和天津等十余个城市纷纷出台各种鼓励企业在当地设立总部的优惠措施，措施主要内容就是对管理人员的财政奖励、资助员工培训、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返还等。

    如2003苏州出台意见，建立专项财政基金用于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购置办公用房和购置办公用房的土地给予财政补助。2004年，厦门出台规定，对总部经济企：业给予一定年限、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对新设立的总部机构给予直接奖励，对新设立的总部机构给予直接财政补助。

    类似的区域间竞争的现象还出现在金融业。北京、深圳、上海以及广州都加入了对金融企业总部的争夺当中，手段仍然是各种补贴。由此而来的一个现象是，除了政府：间竞争之外，政府和企业之间出现了博弈，一些纳税规模较大的企业以迁出当地为筹码，向政府争取更优惠的税收和财政补贴，博弈的结果往往是政府补贴企业或者加大对企业的补贴力度。

    2002年左右，泉州知名企业(以七匹狼，菲莉集团、德华化佳美公司为代表)谋求迁往上海等地区，想离开泉州的企业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土地价格。

    上海方面开出的条件是，如果上海看中的外地企业在上海购买工业用地，每亩只需7．7万元，而泉州的地价是每亩约14刀元，泉州洛江万安工业区每亩12万元。

    在上海买地的价格只是在泉州的一半，此外还有每建设一平方米厂房政府给予补贴50元的优惠政策。这迫使泉州政府为了留住知名企业，在新增的购置土地价格上给予低价优惠。

    深圳也出现过类似政企博弈的局面。招商银行、华为和腾讯等深圳知名企业都曾经曝出过想迁离深圳的新闻，而最终都以政府提出更优惠的补贴条件告终。

企业外迁将导致税收和就业减少，造成基础设施闲置，政府维持本地区公共设施耗资巨大。为了避免出现企业为了奖金迁入，奖金到手后又迁出的行为，深圳市政府今年出台规定，要求申请一次性奖励、申诮购地自建办公用房补贴以及申请购置办公用房补贴的金融机构，均需承诺10年内不迁离深圳。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8期全年共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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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两大经济圈企业陷困

电荒、钱荒、人荒，这三个本不应同时出现的困难，在2011年夏，一齐裹住了江浙，珠三角中小企业。

口 记者 徐佳

    电话一头的霍总忙着要挂线。这位10年来在广东经营一家小塑料制品厂的老板娘实在是没有时间聊天，工厂缺一半工人，连她自己都要亲自上生产线，“一个人顶俩人用。”累，且心焦。老板娘说，新近开辟的新买卖，为海外做简易避震房，也不顺当。“真是找不到地方借钱，你有什么好方法，能不能教教我?”这下她反过来问。

    中小企业的艰难，不是新话题。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然死伤无数。而今年，浙扛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却称：“比2008年还要艰难。”其原因，媒介用三个词语概以总结：电荒、钱荒、人荒。

    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中国政府于2009年下半年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去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

    从政策出台的频率看，中国政府不可谓不努力。

四大难题

    根据国家工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工信部表示，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在中小企业数量庞大的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根据温州市经贸委的监测数据，今年前3个月，该市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同时，这些企业订单金额出现减少趋势，单笔订单平均金额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占16．7％。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四分之—有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从数据上看，经济总量连续22年排名全国第一的广东也不好过。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广东3．7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约923亿元，同比增长10．4％，增幅比1-2月下降12．5个百分点，同比降26．1个百分点。

“相对于2008年来说，今年的困局相对特殊。”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高博轩分析，从当前企业面临的内部压力来看，中小企业面临成本压力(原料成本、用工成本)、生产压力(电荒)、信贷压力(资金信贷减缩)、出口压力(人民币升值加快)四个方面的难题。从外部压力来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国家通胀问题严峻，全球消费意愿整体下降的缘故，广东对外贸易加工企业的订单量整体下滑；此外中国通胀情况亦不容乐观，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下降，内销压力也随之增加。  

其中，外贸加工型企业表现尤为明显，具有代表性的是纺织服装行业和玩具行业。由于此类企业资金链薄弱，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影响，同时内销的难度较大。—旦海夕沛场出现波动，经营状况会立即恶化。

另外，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近日在一份内部调研报告中陈述，浙江中小企业的资金偏紧问题还有其他原因。部分中小企业把工业企业当作一个融资平台，将部分企业生产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资本等行业。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但很多企业还有大笔的钱在里面，所以只好不断地抽走实业上面的资金，来保楼市里面的钱。

等贷之难 

“小草”，是一些企业家对中小企业打的比方。—旦有暴风雨，弱小的小草就会倒下；但是，春风吹又生，新的一批生长得迅速而广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认为，此次的“风”，来源于今年来中国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根缩紧的政策，意味着贷款总数下降，银行需要做出选择。相较于实力强大的“国”字军团，中小企业成为弃卒。 

“中小企业资金链小，遇到问题就会被卡一卡。”广州市华烨电瓶车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广东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常务副会长黎其洪说，“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一没有担保，二没有大订单，很难取得银行的信任，贷款自然比较困难。”

据了解，当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10—20％。银行借贷困难，民间融资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一般来讲，民间的贷款利率将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五六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高博轩表示，由于银行信贷减缩，部分中小企业出现盲目融资的现象，造成广东民间借贷年利率持续上九目前广东民间借贷年利率维持在50-200％(超过正常银行利率幅度)，短期融资利率甚至超过400％。等“贷”，成为中小企业等不起的痛。

    从经商的角度上来讲，银行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任何经济体系的产业下游都存在融资困难。”民生银行交通运输部产品经理刘海涛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商业银行的投资是基于对你过去的经营状况而对你未来的发展做出一个评估的商业行为。但是这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告诉银行过去发展的情况如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刘海涛举了—个例子，比如，现在很多交通物流行业的企业主只有两三辆卡车，没有报表也没有过去的经营记录，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做出评判，也就不愿意冒风险。另外，中小企业需要的往往是小额贷款。这种小额贷款令银行无利可图，热情也随之减少。

    事实上，银行也并非没有付诸行动。被民众视为“高门槛”的工商银行，其广东省分行就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该行“响应党和政府支持小企业融资的号召，大力拓展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小企业融资业务。

    该行提供的数据表示，截至2011年5月末，工行广东分行小企业客户主要分布在小企业最为集中的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共有贷产数7145户，比年初增加542户。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670亿元，比年初增加87．3亿元，增幅达14．98％，较各项贷款增速(4．60％)高出10．38个百分点，贷款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尽管银行方面并非全无作为，但相对于广东省80余万中小企业这个庞大的基数来讲，仍犹如杯水车薪。

有订单与无订单一样愁

    实际中，也并非全部中小企业都面临融资难的问题。黎其洪所在的广州市华烨电瓶车有限公司，由于其公司出产的产品符合“新能源汽车”的新兴概念，不少银行都主动表示可以向该公司提供贷款。

    饶是如此，黎其洪仍然感受到经营的压力。华烨的电瓶车订单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出口方面，该公司生产的这类电瓶车是一种低速家用小车，符合美国居民在小区内活动的需求。这类电瓶车在美国出售一台即可获得2000美金的补贴。然而近年来国际市场的低迷，令黎其洪接到的订单减少。人民币汇率的降低，也使得毛利变薄。“我5000美金卖一台车，三年前和现在用人民币算下来，怎么会一样?”黎其洪说。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近日刚完成针对东莞塘厦镇企业的调研。在林江看来，中小企业的生存形势尽管并非外界“倒闭潮来临”如此悲观，但仍十分严峻。“接到订单和没接到订单的，都是一副愁眉苦脸。”

   “加工企业对电力的依赖很强。尽管有的企业为了应对电荒甚至自备小型发电机，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林江表示。并且，就成本而言，无论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或下跌，都会对这类企业造成影响。“比如，有些规模的企业会有囤积原材料的习惯。当国际棉花价格大跌的时候，这些企业用的还是原来高价买进的棉花。而人力成本等其他成本日益提高，企业却无提价的可能。”

    同样的情况在浙江亦然。浙江中小企业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部分纺织印染企业反映，受原棉、粘胶等原材料价格节后快速上涨压力，企业接单难度加大。该省企业原材料购进与产品出厂价格“高进低出”明显。一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分别上涨10．1％和6．4%，价差达3．7个百分点。在用工成本方面，全省多数中小企业工资涨幅普遍在10—30％之间，纺织行业工资涨幅尤其明显，挡车工工资从去年的1700元每月上调到2500元每月，涨幅超过40％。

    林江在调研中还发现：“不能根据订单数量来判断企业的生存现状，实际上，有些企业订单接得越多越会亏损。”在毛利甚薄并依赖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企业接到的订单质量不高，多数是短单、急单，为其发展埋下不小的隐陇。但是，为了支撑工人、机器、用电费用等，即使是亏单也只能继续做下去，越接越亏，越亏越做。有些中小企业无力面对这样的亏损，干脆停产结业，等待国际形势向好再开工。

    这类中小企业曾试图出口和内销同时发力，以期在收入上获得平衡。但内销比出口更难做，林江称，各地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设立行政壁垒，企业多数难以适应。

    企业不景气却还遭遇。人荒”。“人荒，那是真的荒。”黎其洪称，他经营企业的朋友，几乎无一不面对招工困难的窘迫。“广东的工资，在内地也能拿到。以前1200元就算是不错的薪水，现在1500元都招不到人。倒闭最惨的就是因为这个。’

同样，浙江中小企业局在温州调查855家企业，结果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较缺。中西部开发正令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丧失。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8期全年共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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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善大使彭丽媛

有关方面最初聘请彭丽媛担任艾滋病宣传员时，她还只是一位歌唱家。

口 记者 李光

    6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任命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演员彭丽媛为该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当天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接受任命时，彭丽嫒说，世卫组织为挽救结核病和艾滋病患者做了大量工作，她希望自己能为全球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做出贡献。

彭丽媛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待遇相当于少将。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妻子，她的任命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世卫组织看重其“潜在影响力”

    在国内，彭多年前就参与卫生公益宣传以及结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工作。2006年1月，她被中国卫生部聘为“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第二年，她又成为卫生部“结核病防治形象大使”。

    陈冯富珍在聘任仪式上说：“彭女士长期以来—直致力于这些疾病的宣传工作，涉及的领域从关爱艾滋病孤儿到艾滋病毒检测，以及采取适当保护性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她的个人奉献精神促使她到贫困地区访问结核病人。她为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捐助。她利用艺术家具有的激情和说服力与歧视现象展开斗争。”

    世卫组织遏制结核病司发言人Glenn Thomas承认，选择彭丽媛作为亲善大使“主要是基于其潜在影响力”。Glenn Thomas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从去年底就向彭丽媛发出了邀约，最终的任命是世卫组织与中国卫生部共同讨论的结果。

    包括彭丽媛在内，世卫组织共有7位现任亲善大使。他们大多是艺术、文学、体育界或其他大众生活领域中的知名人士，比如中国影星李连杰，英国流行歌手克雷格·大卫，埃塞俄比亚时装模特Liya  Kebede等。由世卫组织总干事每两年任命一次。

    不过，彭丽媛的任命仪式还是有所不同。Glenn Thomas介绍说，亲善大使的任命一般通过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任命信即可完成。但这—次，彭在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前往日内瓦接受任命。不过仪式仅有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参加，并未对媒体开放。   

    世卫组织称，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是世卫组织最为重要的工作。二者都属于致命性疾病，而且经常结合在一起，产生极大的协同作用，每种疾病都使另外一种疾病带来的后果得以扩大，加在一起每年使350多万人失去生命。  

    中国是一个艾滋病和结核病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世卫组织任命彭作为亲善大使的原因之—，也是希望以此来促进中国能够更好地解决艾滋病和结核病问题。“因为亲善大使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角色，但主要还是在其所在国发挥作用，代表世卫组织在其所在国开展工作。”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结核病患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一半。中国作为结核病大国的角色至关重要。

出席会议基本上有请必到

    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专职副会长蔡纪明眼中，彭丽媛对于卫生宣传工作“非常积极和热心，”需要她出席一些会议的时候，“基本上有请必到”。彭丽媛每年都会出席国际防痨大会和世界艾滋病大会以及在大陆召开的相关会议。   

    此外，彭丽媛还拍摄了—系列宣传海报和宣传片。2006年，彭丽嫒应卫生部之邀到安徽阜阳拍摄一则有关艾滋病贫困儿童的公益宣传片。片中彭丽媛的搭档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高俊，高俊的父母因为艾滋病而死亡，高俊从—降生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开始还有所顾忌的彭丽嫒歌和高俊相处非常融洽，以后高俊—见到她就叫“鼓妈妈”。

    彭丽媛说，接触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后，她开始明白这些儿童需要大人的关爱、社会的理解，他们是想做—个正常的孩子，去享受快乐。她坦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希望她参与拍摄的公益广告能起带动作用，令许多中国民众不要怕艾滋病，关怀这些孩子，并消除歧视。

    在加拿大举办第十六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期间，彭丽嫒还成立于—个“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委员会彭丽媛基金”。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委员会总干事Nigel  Fisher介绍，以彭丽媛名义成立的基金，其金额将以数百万元计，且没有上限。他说彭丽嫒基金主要致力于3方面的工作：为中国艾滋病疫情严重的127个县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奖学金；每年为艾滋病致孤的儿童举办夏令营；在社区层面支持和发展预防艾滋病爱心大使，防止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歧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彭丽嫒也多次提交与艾滋病防治有关的提案。2008年，彭丽媛提出《关于加强艾滋病致孤儿童社会心理关怀的提案》，并且在青联小组讨论会上亲自游说同组委员签名予以支持。彭丽媛发言说：“事实上，艾滋病致孤儿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很多力量只是忙于相关政策的落实，社会各界大量涌人参加救助，结果也造成形式过于繁多，甚至重叠、无序的状况，通过这些年与这些孩子的深入接触，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心理关怀最为重要，往往是一些歧视、冷漠的目光对这些孩子伤害最深。”

    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彭丽媛所起的作用远不止这些。由于一些地方领导意识不到艾滋病问题的严峻性，中国个别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已经接近非洲。如何让这些地方领导重视艾滋病防控工作—直是卫生部比较头疼的问题。

    郝阳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为了增强地方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卫生部经常组织人员给各地领导培训，卫生部的官员负责介绍防治政策，相关专家主要讲解基本知识，宣传员们则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讲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一位曾和媛丽媛一同对地方领导进行宣讲的卫生部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任命彭丽媛为宣传员后，效果确实不错，“我们一起到地方上做艾滋病的宣传工作，省里的领导非常重视，起到很大的作用。”

该官员告诉记者，当初他们聘请彭丽媛担任艾滋病宣传员时，她还只是一位歌唱家，根本没有料到她对地方官员能够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对于大陆的防艾事业而言，这显然是一件好事。

低调、低调、再低调

    郝阳评价彭丽媛、濮存昕等宣传员时说：“这些人都很投入，每年都挤出一定时间来跟我们做宣传，不计任何报酬。他们不仅自己经常给感染者献爱心，还会联系一些企业做贡献。但是每当我想要给他们宣传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宣传，非常低调。”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后，随着其从政前景的逐渐清晰，彭丽媛开始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促使她在本来就很低调的众多宣传员中，姿态更为低调。

    1980年代初，彭丽嫒以—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内地。但2007年之后，她淡出了几乎每年都要登台的央视春晚。2008年“两会”期间，有记者希望采访彭丽媛，被其婉拒，她笑着说要把份内的事隋做完，便拿起整理好的提案挨个请本组委员签字。

    在2011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活动上，彭丽嫒和世卫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一同出席了活动的启动仪式。这是彭丽媛近两年来鲜有的公开露面的活动。不过，她未做任何发言，活动刚一结束便匆匆离去。

    蔡纪明猜测，彭丽嫒以后出席的会议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多。据知情人士透露，彭丽嫒本人曾多次因为现在不便出席太多活动而向卫生部表达自己的歉意。

 Glenn  Thomas说，彭丽媛作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的具体活动安排需要在几个月后才能公布，“我们目前正在与彭女士和卫生部讨论具体议程，以确保世卫组织和彭女士都能对其新角色的要求和她能够发挥的潜在影响感到满意。”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8期全年共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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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秘书长落马疑云

山东高层对齐鲁银行案及省政府秘书长撤职一事，至今保持了高度的敏感。

口 特约撰稿员 耿至光

    5月27日，山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发布公告，决定撤销张万青的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这—则人事异动消息，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布。按照《公务员法》，若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违法违纪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可以依法给予其撤职处分。然而上述公告却并没有透露张万青任何具体的违法违纪行为。个中缘由，引人遐想。

齐鲁银行案是导火索

    熟悉山东政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此前的4月12日，张万青与妻子一同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而导火索正是震惊海内外的齐鲁银行案。

    2010年12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齐鲁银行报案，称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由此揭开子—起特大金融诈骗案的惊天黑幕。

    随齐鲁银行案件侦破的深入，济南市公安局公告中指称“此案涉及济南多家企业”，包括中国重汽集团、山东高速、淄博矿业集团等大型地方国企，而张万青曾执掌的山东黄金集团亦赫然在列。

    齐鲁银行案的核心在于，银行一方面通过高息揽储提高存款规模，另一方面选择支付较高利息的客户(该类客户往往资信水平相对较差），以增加贷款收入。在此案中，作为掮客的犯罪嫌疑人刘济源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以高息诱惑企业向银行提供存款，又通过伪造存单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进而进行各种投资。

    如果这个游戏能—直持续下去，无疑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刘济源自不必说，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存贷款规模同步扩大也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而对于企业而言，这其中的玄机就有些微妙丁。

    据银行界人士透露，银行的高息通常是在支付正常同期存款利息之外，再作账外支付，多出的利息在存款记录中并不体现，而是直接打入存款人指定的账户，成为企业账外资产。这无疑属于变相的商业贿赂，预埋了存款人职务犯罪的风险。

    2010年12月16日，即齐鲁银行案案发后的第十天，淄博矿业集团董事长马厚亮被山东省纪委带走接受调查，2011年1月上旬被“双规”，此后被移交济南市检察院。消息人士称，马厚亮将淄矿集团的10亿元资金存人齐鲁银行，由此收受齐鲁银行给予的巨额回扣。   

    随后，山东黄金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杨青山也因牵涉此案被“双规”。有消息称，很可能是张万青指使杨青山利用黄金集团或下属子公司的资金，参与了齐鲁银行的相关存贷。熟悉内情的人士指称，由张万青牵线从齐鲁银行贷出的贷款多达十几亿元。此外，张万青私下持有齐鲁银行干股3000万股。但该说法未得相关部门证实。 

    51岁的杨青山是张万青多年的部下，2000年4月，时任山东黄金集团财务部部长的杨青山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集团董事长薛玉泉，薛随即被立案侦查，2001年5月以搏用公款、重大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死缓。时任集团副董事长的张万青由此取而代之，成为山东黄金掌门人。   

十年后，杨青山在“双规”过程中的检举揭发，导致张万青在通往副省级的征途中落下马来。   

涉案缘由成谜

    消息人士指出，尽管张万青落马确实肇始于齐鲁银行案，但导致其被撤职的案由或另有隐情。由于杨青山跟随张万青多年，其供述的事实可能非只一端。此外，纪检监察机关在“双规”过程中，亦可能获取更多的情况。有关方面至今对此讳莫如深，侧面显示出齐鲁银行案及省政府秘书长一职所涉内情高度敏感。

    公开资料显示，在张万青执掌期间，山东黄金曾以多元化为名大举进入酒店、装饰、传媒、教育、IT、医药等众多行业，然而收效甚微。山东黄金集团2010年审计报告显示，在70家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中当年获得投资邮益的仅只有7家，4．87亿元的长期投资当年收益仅有450余万元。

    山东黄金集团曾投资教育领域，分别与山东财政学院和山东经济学院合作办学，建设独立学院。张万青离开后，与山东经济学院的合作即告中止。

    2002年，山东黄金集团投资《财富时报》，由于经营不善、管理混乱，该报于2004年宣布停刊。

    2003年，山东黄金集团远赴重洋投资委内瑞拉的门德斯金矿以及苏里南的地方矿，数年后无功而返，损失额据称在亿元以上。

    山东黄金集团旗下的山东黄金置业公司在2002年曾开发一大型楼盘黄金时代项目，由于手续不全导致房产证延期而引发业主诉讼。有业主指称，黄金置地曾在2004年通过股权变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黄金集团旗下地产旅游公司所属山东黄金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济南开发的黄金99项目，2009年未获预售证即告售罄，据称业主均为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此类利益输送行为，为张万青在当地官场赢得口碑。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情况与张万青被撤职一事有何种关联度。在张万青被“双规”的同时，其妻子亦因涉违规对外放高利贷而被“双规”。有消息称，其妻在“双规”期间交代了张万青在黄金集团任上若干违法乱纪的事实。此外，张万青之弟张万里亦因涉嫌经济问题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张万里系中国联通济南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一位官场人士向记者透露，张万青家族在济南、青岛等地拥有众多房产。另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被发现有新的问题，张万青于6月初再次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如果案件进一步发酵，不排除有更高级别人士牵涉进来。”

    对此，记者未能够从山东政府方面得到证实，也未能找到张万青本人。由于相关内情尚未公开，缭绕在张万青和齐鲁银行周围的迷雾依然没有消散。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8期全年共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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