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在论坛上讨论宾水西道到外环线间的宾悦桥，说这座大桥建成后，行车上桥意义不大，因为“直行、左拐、右拐的车辆都很少上桥，红旗南路左拐去体育中心方向的车辆只能走桥下，从华苑到快速路也只能走桥下，从宾水道上桥只能去外环线……”而桥下的车辆行人反而比没修桥之前更难走了。
宾悦桥让司机感到有些“头疼”，倒是桥墩上出现的许多涂鸦，为这座大桥平添了青春动感，也让这座大桥成了非主流文化的创作地带。90年代，美国的“红热辣椒面”乐队有一首摇滚老歌叫《大桥下面》，唱的是洛杉矶一座代表另类文化的大桥。天津也有一首同名的摇滚作品，同样也唱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每个人每天都会至少经过一座大桥，它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一直处于静止，但也总能给爱城市的人新的感触。从这个角度看，大桥是创作者最直接的灵感来源。
究竟哪里可以涂鸦，的确是涂鸦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60年代，涂鸦在美国费城刚刚兴起时，爱好者喜欢在地铁车厢和车站作画。发展至今，费城政府已开始有意识的引导，将涂鸦变成美化城市的壁画，遍及许多条街道。大脚说，现在天津也出现了被允许涂鸦的地方，比如宾悦桥下理工大学的宿舍区、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处动漫基地的工地围墙等。与几年前相比，作为青年潮流文化标志，涂鸦的生存环境也有了一些改善。
宾悦桥北端的理工大学宿舍区有一面涂鸦墙，是不久前学校组织学生和一些涂鸦作者创作的。大脚他们还把围墙旁边停着的一辆报废的货车四周都涂上了图案。大学的确是涂鸦最好的生存场所之一。在西青区津静路城建学院斜对面，将建成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处动漫基地。不久前，基地邀请北京和天津的涂鸦高手在工地的围墙上进行了涂鸦创作。这地儿太远了，工地四周一派荒凉景象，不过这面墙上的涂鸦的确是目前在天津可以看到的最具水准的作品。这也是商业对涂鸦创作的支持。还有，大脚有个朋友从小在天拖附近玩儿，发现天拖厂区南侧有长长的红砖围墙。墙很长，又不会被太多人注意，于是成了最自然、最理想的涂鸦区。天拖厂区很大，现代艺术与工业化建筑的交织纠缠，倒也最符合潮流趋势。
大脚小学四年级时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前些天杰克逊去世，他想做一幅和偶像有关的涂鸦来纪念。因为杰克逊，大脚开始接触美国黑人的街头文化，他的生活态度也由此改变。1996年初中毕业，大脚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留住年少记忆，于是买了两罐漆，爬到自家那座居民楼的楼顶，在一面墙上喷了一个漫画式的东西。“那个东西现在还在那，我有时候还会回去看看。”
大脚最重要的一次涂鸦创作便是从大桥开始的。2003年他遇到第一个合作者TAM，两人一拍即合，组建了“不二组”。第一次正式创作，他们选择了大光明桥下的一个通道。当时也没人管，那个作品竟然保留了3年，直到大光明桥改建之前才被刷白。那件作品让大脚找到了一种存在感，许多人知道不二组，知道天津也有涂鸦，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小海地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也都留下了大脚的印记。大脚说，在小海地那座大桥涂鸦时，被城管撞上了。当时他们也没法跑，因为油漆什么的堆了一地，来不及收拾了。这种涂鸦毕竟有别于“办证”，城管倒是觉得他们涂得挺好看，但还是要求他们用白漆把作品盖上。
赤峰道临街的墙壁上、万达影城后面的空场、津汇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东站附近的铁路沿线……大脚记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每一处涂鸦，不过其中的大部分涂鸦没存在多久便被覆盖了。这给了大脚一种“白费劲”的感觉。几年时间过去，渐渐成熟的大脚越来越觉得应该在能保存的地方创作。“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甚至二三十年以后，还是想看到自己以前的涂鸦。”在他看来，涂鸦不一定非要登大雅之堂，上升为艺术，但自己的用心去做的作品，总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欣赏、认同，如果总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就觉得很不值得。
大脚笑言，其实有些“菜鸟”的涂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容。但如果真能在城市的某个区域划出一片属于涂鸦的创作空间，那个地方最终肯定都会被涂成很棒的作品。
马植兰老人在同义庄（点击放大）·摄影/赵文杰老师
1949年阴历八月十六，就在这胡同的一间破房子里，我跟我男人结婚了。房子是租来的，四面漏风，破得不行。同义庄这片儿算回民区，住着一半回民，我妈说，闺女，这地儿咱住不了，还得找房子搬家。但没想到一住就住了60年。
结婚那年，我男人在营门东的“聚兴永”干货店当伙计，给东家炒大果仁儿。后来慢慢攒了点钱，自己在估衣街摆了个小摊儿，也是卖干货：卖花生、瓜子、榛子、核桃、大枣，不卖栗子，流动摊位没法炒。后来一点点儿辛苦挣钱，总算把房子买下来了。
当时这片儿胡同就已经差不多跟今天一样破。东头儿有个胶皮厂，拉胶皮的车夫也都把家安在了胡同里。还有打铁的，胡同口天天叮叮咣咣的响。胡同里还有兴隆、福源两家客栈，来来往往的小商贩大多住在里面。住在附近的邻居都是平民百姓，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谁家有事，大家也都特别热心的帮忙。我家卖干货，炒好后在房顶上晒着，掉下来的就有邻居孩子捡着吃，我就抓一把扔给他们，爱吃就多吃，别捡着吃。赶过年的时候也是，瓜子、花生、松子什么的，一家给一份。
大儿子、大闺女先后出生了，接着是二闺女、三闺女。后来不让摆摊儿了，男人分到立新食品厂。别提那时候了。钱也不多，窝头咸菜都吃不饱。我想我也得找点事干啊。西站那有个木箱厂，去那找了个活儿，用手推车拉订好的木箱到大桥道，18公里路，拉到那就累得动不了了，一天得走一个来回，也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又找了个工作，在清洁队，每天从西站沿着西青道扫马路，一直扫到杨庄子大堤再扫回来。
六几年上山下乡，一儿子俩闺女都走了，后来学校还让我老闺女去，我说嘛也不让去了，总算是分到了一个街道工厂。这一晃又多少年，慢慢儿的条件好点儿了，儿子选调到学校当老师，闺女也都回来了。我在居委会干调解主任，别看是回民区，咱是汉民，但邻居关系一直都特别好。我家小院儿里栽着一棵香椿树，30多年种的，每年春天半条街的人都能吃着香椿。调解主任我干了12年。
你们是记者，你们可能也认识我孙子吧？他现在是红桥区综合执法大队的。前些年电视台来录像，还采访过我。九几年吧，我孙子那时在卫生局当执法警察。执勤时，看见几辆运煤车洒了一道儿的煤，就在那边儿那小马路上。我孙子拦住车，让司机下来把煤扫干净，司机不干啊，发动车子就要跑。我孙子那时候刚参加工作，20出头，拉着车门不让车走，那司机还就楞开车了。跟着就把我孙子挂倒了，车从身上压过去，后面的一辆运煤车也开上来压了过去。等于是在我孙子腰上压了两遍，没压死。后来送到医院做手术，开刀缝了42针，顶现在肝还是用塑料袋兜着。后来伤好了，电视台来录像，我孙子说，干那个工作什么事都遇到过，有人拿菜刀追着要砍他。我说这些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我孙子说，奶奶我能跟您说吗！
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我老伴是车祸死的，2001年，83岁。出去遛弯儿，在营门那路口人行横道上过马路，过来辆车，拐弯把他给带倒了。出事儿后没过一会儿，我老闺女正好下班回家路过那，先是看见了地上的马扎和草帽，一看他爸爸在那躺着了，赶紧叫车送民族医院。从医院回来他跟我说，妈妈告诉你点不幸的事儿。嘛事？你下岗了？不是，我爸爸让车撞了，脑出血……我这个人啊特别好说话……我嘱咐孩子们，别难为人家开车的，老头儿是该着杠着的。人家赔了5万块钱，14中队判的。后来那钱给我孙子买房了。
孙子最疼我了，我老伴去世后，把我接他家去住。楼房真是住不惯，每个礼拜都得回胡同看看。在那住了三年，索性又搬了回来。我外孙女跟我说，姥姥，怎么每回跟你出去，在胡同里都走不动啊！怎么人人都跟您打招呼。
前几天天我买了10块钱棒子面，蒸了一锅窝头，一家俩一家俩，全给邻居了，我爱吃，这么多年还是没吃够。邻居都跟一家人一样，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都给我端点儿过来。一个人在家呆着，根本用不着锁门。这么多年了，这块儿一直嚷嚷着要拆迁，要真是拆迁了，还指不定怎么不习惯呐。
没有穆旦的南开大学图书馆（点击放大）·摄影/朱一南老师
别以为摇滚酒吧就永远我心狂野，位于新意街的13CLUB开业至今一个多月，除了引领一众摇滚青年肆意挥洒激情之外，万晓利、马条、钟立风、王宝等民谣诗人的陆续登场，也给这个空间定下了人文基调。6月12日晚上，《假日100天》与“个”诗歌网站联合举办、诗人任知策划主持的“‘个’天津仲夏端午现代诗会”，邀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20几位诗人在这里朗诵各自的作品，张振海、贺刚、崔明美等歌手的弹唱，也让属于诗歌的舞台更加绚烂。朗诵会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13CLUB也因此成为天津诗歌的新地标。
诗歌离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远？徐志摩的第一首诗写于1914年，1916年秋天，他到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预科，第二年，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系学生。在天津不到一年的时间，徐志摩在北洋园里生活学习，他选修了中国文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课程，朝着诗人的方向迈进。位于北运河畔的北洋园，现在还存留着北洋时期的两栋教学楼和一座城堡式建筑，也许某间教室就是当年徐志摩读书的地方。南开中学图书馆二楼的墙上挂着穆旦和的辛笛两位诗人的画像，他们同是九叶派诗人，也都曾在南开求学。与南开中学有过亲密接触的另一位大诗人是何其芳。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到南开中学任教。他与卞之琳、李广田三人的诗集《汉园集》便多是这段时期创作的。1946年11月，36岁的卞之琳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的一年里，他发表了《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窄门》等译著，并翻译了《小说家》、《西面之歌》等诗歌。第二年，他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74年，郭小川被关到位于静海县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隔离审查，1975年9月，他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第2年11月，距诗人离世不到一个月之后，这首诗在《诗刊》发表，团泊洼也因此成为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诗人徐江在一份书面访谈中，提及自己的童年：“我很小的时候，最主要的乐趣有几个：让妈妈带着，走海河上的那些浮桥和铁桥，去劝业场楼上的影院看新闻电影，穿过解放北路的远东华尔街旧址、去老天津图书馆的楼前看鲁迅或别的什么人的塑像，在和平路新华书店磨着大人去买一本连环画……”
徐江儿时热爱的劝业场到解放北路、海河岸边一带，正是当年的法租界。上世纪初，法国大诗人保罗·克洛代尔曾在此写下不朽诗作。1906年11月，克洛代尔出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在法租界生活了3年之久。当年的法国领事馆留给天津的唯一印记，是位于承德道上的那座“法国驻津领事馆”大楼，不过，这座大楼建于1923年，而早在1909年，克洛代尔便与家人一道离津，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法国。
徐江说：“克洛代尔称得上是法国现代主义诗歌巨擘，他的代表作《献给新世纪的五大颂歌》，其中 ‘光明’、‘诗神即圣宠’、‘关闭的屋宇’三部分，都是在天津创作的。”正是由于克洛代尔作品的描述，许多法国诗人、作家和读者都对中国产生了美好向往。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也曾专程到天津追寻克洛代尔的踪迹。克洛代尔作品的生命也一直延续至今，今年4月，在北京的TNT剧场还上演了他在津期间创作的戏剧《正午的分割》。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任知，上大学时在图书馆发现了穆旦的诗歌，被其深深震撼，才知道这个学校还窝着一位诗人。几年前，有位浙江朋友着手写《穆旦传》来到天津，任知带着他，走遍了南大里可能会留下穆旦足迹的地方。
南大老图书馆是一座苏式建筑，对称的结构显得严谨而古板。就是这座图书馆与穆旦后半生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1953年，穆旦从美国留学回到南开，在外文系任教。1958年，他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处以3年劳改徒刑。劳改期满获释后，穆旦被降职到南开大学图书馆抄索引，整理图书，做杂务，写交代材料。他变得沉默寡言，但仍笔耕不辍，在抑郁中夜以继日翻译《唐璜》。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穆旦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抄家、强制劳动、扫厕所，一位诗人再也无法写诗。
任知还去过穆旦在南开期间居住的东村。整整齐齐的老平房，尽管已经破败，但仍能看出当年这里曾经的高贵。穆旦一直住在东村70号，文革期间被抄家，全家六口人被赶到一间17平方米的东屋居住。现在，东村的门牌号停留在了69号，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70号已被拆除。任知联想到导演维姆·文德斯在拍摄《寻找小津》时，拿着16毫米摄影机来到东京，东京到处嘈杂不已。他说，小津的东京已经没有了。
2007年4月28日，穆旦塑像在南开大学范孙楼后的花园中落成，背面刻着穆旦诗作《冬》——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鲁藜是七月派诗人，1949年随军到天津，后长期在津创作，负责作协的工作，兼任《诗刊》编委。天津诗人萧沉与鲁藜相识在80年代末。那时鲁藜和萧沉都住在体院东，只有一楼之隔，所以萧沉常去看鲁藜，听他谈诗，谈人生。“每次走进他的家，我总有一种酸楚的感觉。”萧沉描述说，作为一名副部级待遇的领导，鲁藜家里实在是俭朴、清寒，“只有一排老旧的书柜，一张写字桌，一把破藤椅和一张单人床。”
“只要一谈起诗，鲁藜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目光清亮、思路敏捷，笑起来像个孩子。”萧沉说，他还记得20年前鲁藜拉着他的手，给他朗诵刚写完的一句诗——一个能永远微笑的生命/是一个最难被打倒的生命。
这句诗让人想起鲁藜的坎坷命运。1955年，鲁藜因胡风事件被迫停笔，到板桥农场劳动教养；1963年他被安排到了天津拖拉机厂当了文书；文革开始后又被送到军粮城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重返诗坛。
一个多月前，萧沉写了一首诗纪念鲁藜：“邻居鲁藜在邻居们眼里/就是个小老头/没人知道他是诗人/他也是个老年病患者/常到社区诊所拿药打针/邻居鲁藜住体院东/我也住体院东/这个俗不可耐的居民区/怎麽会蜗着这么个大诗人！”萧沉说，看着鲁藜贫寒的晚年生活，再听着他阳光般的诗，谁都会心酸地想哭。但鲁藜似乎对贫寒毫无知觉，让你觉得他这一生，只带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足够了。
事实上，天津从来也不缺少诗歌与诗人。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穆旦写出了《老年的梦呓》，伊蕾写出《独身女人的卧室》，徐江写出《杂事诗》……只是身处电子时代的我们，常常遗忘了来自诗歌的感动。幸好诗人们总在坚持。如徐江所说：“当城市的路灯无法照耀诗歌，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城市上空最亮的那盏心灵之灯。”一直都是这样，诗人与他们的诗，让城市变得温柔，也更有力量。
70年前，建筑大师沈理源在设计民园西里联排别墅时，肯定不会想到，这里将会变成五大道上年轻人扎堆儿的创意产业锚地。原本已经略显破旧的老房子，进行了精心的复原，从5月至今，成立于纽约的Store front建筑艺术画廊、POP UP艺术画廊、31杯咖啡馆，以及蕙垅香道馆、51精品酒店相继在改造后的民园西里开业，原本安静的街巷变成了艺术与潮流的聚落。凝聚城市信念与力量的系列公益活动“我对天津有信心”，也以这里为根据地开始延伸。
青年作家、诗人魏风华曾经一篇文章中建议，将五大道开发为城市的“核心是文化创意功能区”，这种文化功能区应该是店铺式的，以一条或几条街道为载体，包括创意市集、书吧、咖啡馆、碟店、小剧场、动漫及周边、画廊及其他文化交流场所，外围部分则重在饮食文化。现在，因为民园西里的改造，这种设想，正在渐渐变成现实。它聚拢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来自于城市的文脉。或许，由此开始，静态的五大道会变成动态的、可参与的创意区，成为年轻人“同城活动”的新据点。
民园西里创意产业锚地开街时，住在6号的85岁的王燕华老人，去隔壁8号的POP UP画廊看法国艺术家的展览。一年前这里还住着她的邻居，现在，古怪的玻璃罩子扣在小院子里灯光闪烁，装饰一新的房间里摆着用砖头、筷子等生活中最常见的物体堆砌成的装置作品。画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后现代风格，听得老人家一头雾水。她发现，民园西里真的发生了巨变。
民园西里初建那一年，常德道叫做科伦坡道，又叫英租界35号路。这里原是一片沼泽，英租界工部局花了七八年时间，结合当时的海河清淤工程进行填筑，修建了这条路。此后，路两侧开始慢慢形成高级住宅区，建成了风格各异的小洋楼。
1945年抗战胜利，20岁的王燕华与天津大陆银行的总计核马长民结婚，一家人搬到民园西里6号。这处联排别墅建于1939年，占地2360平方米，是著名建筑师沈理源的作品。“当时这里是济安公司的房产，前后两排一共17个门，每个门都是一座独立的小楼，建设成本是1万大洋。我们花了400大洋租下了一所房子。”王燕华回忆说，当时大理道、睦南道都还是荒地，站在她家二楼的窗口，便可以看到马场道。
民园西里的每幢房屋由分户单元联排组成，每户有前院，直接进入，入口设有小过厅。一层有起居室、餐厅、厨房、佣人房和储煤室。厨房与餐厅之间有一个推拉窗口，当年大户人家的家庭厨师做好饭菜，就从这个窗口送入餐厅。“那时民园西里住的都是中产阶层。”王燕华说，“每家每户都有佣人、厨师，只不过有的家里佣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家里有汽车，路口也总停着黄包车。冬天取暖，院子里有一个小锅炉，一个冬天要用8吨煤。”直到现在，民园西里9号的院子角落，还能看到一个当年的旧锅炉。虽然生活富裕而悠闲，但那时候王燕华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她不喜欢出去玩，也不喜欢打麻将。
1948年，王燕华和马长民的女儿马晓华出生。共和国成立后，马长民到人民银行工作，民园西里也陆续搬来了新住户。1954年，王燕华参加了半年的就业学习后，被分到位于河东区的被服厂。她每天要步行到大光明桥乘摆渡，然后再倒4站公交车才能到单位。这样折腾了一年，王燕华跟组织提出申请，调到了仁立毛纺厂的托儿所，上下班的路程大大缩短，走路只要10分钟。
女儿马晓华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民园西里，30多年前结婚后，丈夫张国顺也跟着搬了过来。马晓华可以随口说出五大道上几十年来的每个细节。“外国人的房子都喜欢追求差异，黄、蓝、白，嘛颜色的都有，造型也不一样。以前民园西里对面是座白楼，小花园里有凉亭、楼上的阳台正冲着花园，特别洋气。旁边有条胡同，我们都叫它‘外国人胡同’。现在对面的滚石俱乐部原来是公安礼堂，以前民园街开会都去那儿。”
马晓华说，在民园西里住了大半辈子，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她闭上眼就会回忆起五大道上每一栋小洋楼当年的样子。她家紧邻民园体育场，以前天津队在这里比赛，她在家里都能听得特别清楚。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任贤齐在民园开演唱会，“天津市这么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大雨，那次算是浇透了。”
因为一直没换过房主，所以6号的房子内部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当年的细节。现在，王燕华老人和女儿女婿分别住在二楼的两个大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有20多平方米，木地板踩上去很舒服，也仍平整光滑。一侧的墙上有通透的3组6扇窗户。窗户从未更换过，厚重结实的铜把手活动自如。用了七八十年的老式铁床、方凳和80年代的大衣柜、酒柜组合在一起，让人能感受到时光在这个房间里流淌。靠里面的一间有门通向卫生间，不过这个门已经封存不用。宽大的卫生间里仍有老式的大浴缸，也堆了一些杂物，楼道算是临时的厨房。
尽管已是夏天，但房间里冬天取暖用的炉子还没拆掉。因为民园西里的整体规划，王燕华一家人也在等待腾迁。这爿街区的私人家庭生活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城区的公共创意空间，老房子也将迎来新的历史。
（摄影：我的拍档 赵文杰同学）
成人半熟，孩子早熟的时代，玩具被赋予越来越多符号化的定义。与时尚大牌、艺术大师的跨界合作，更被看成一种潮流趋势。玩具代表了生活态度——城市里有玩具店的地方必定是潮人聚集地，玩什么样的玩具，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玩具折射出的“半熟”，也是一种哲学，纷繁的创意只是表象，从迷恋中获得怎样的快乐，才是生活。
侏罗纪的塑胶恐龙、造型各异的变形金刚以及最潮流的公仔，同时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文化符号。这些不断升级换代的玩具，为设计师、广告人或时尚玩家的生活注入了灵感。这里面包含了童年记忆、收藏趣味、生活态度，甚至一种纯真的精神感动。
从设计角度看，平面2D图像到3D立体成形，一个玩偶的创作过程，需要在不停的创意思考的同时，融入材料、工艺等环节的精心打磨与坚持。不仅插画家、艺术家投入“艺术玩偶”的创作，玩偶与时尚领域的跨界合作，更为日常生活带来了令人叫绝的创意。难怪广告、创意公司办公室的桌子上往往都摆满了各式公仔，对于吃创意饭的设计者来说，玩具是一种迷人又富挑战性的表达媒介，所有装在脑袋里天马行空的怪诞思绪，都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电脑桌上那些塞满奇妙视觉趣味创意玩偶。
玩具这东西，也让压力过大的白领阶层，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找到了一种温暖的慰藉。就像憨豆先生离不开他的维尼熊，依赖玩具减压的白领越来越多。玩具不再仅仅是哄小孩儿的玩意儿，成年人的介入，让玩具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
人人都有儿童情结。台湾综艺红人黄子佼开了两年玩具店，梦想是成立一家玩具博物馆，他给美国涂鸦大师KAWS发邮件，希望能在台湾代理他的玩具。时尚达人李国庆搜集了数百个造型各异的公仔，出国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要去的就是玩具店。国内第一个平台玩具“火星叔叔”2007年在北京的一次创意市集上亮相，随即受到潮人追捧，短短几个月，玩家和设计师们用涂鸦和装置的方式设计出了200多款不同造型的“火星叔叔”。今年5月份，英国CuteBears Ltd公司推出了限量收藏款“越狱”纹身熊，以美剧《越狱》中的“米帅”为原型，成为粉丝收藏的热点。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讲述了一个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拒绝长大的男孩的故事，在这里，玩具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避风港。而拟人的玩偶造型，如奈良美智玩偶的眼神、暴力熊的手势，在它们的背后，也折射出了与玩偶终日相伴的一个个年轻人的心理倒影。
80后开始奔三张，连韩寒的公众形象也转化为一个成熟男人。搜狐针对年轻人的一项调查显示，56.6%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太成熟”，9.3%的人感觉自己“不成熟”，只有28.9%的人认为自己“成熟”。一方面，80后不得不面对社会扮演成人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又抱着玩偶装卡哇伊，干着幼稚的事。与其说他们是在留恋过去的自己，不如说是在对抗生活的压力。而更年轻的一代，那些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却都喜欢宣称自己“已经苍老”。
成人半熟，孩子早熟。其实，“不成熟”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保持天性中最纯真的一面，未必能获得更多，但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鼓楼为中心的老城厢曾是天津的根基所在，经历过600年的历史脉动，也有老城改造后的迷惘期。今年5月，南开区对鼓楼商业街再次进行提升改造，到7月份，这里将变成全新的商贸旅游文化新区。鼓楼东街主打青年创意文化，“大学生原创文化市集”已开始亮相；鼓楼北街延伸了古玩玉器、名人字画鉴赏交流展卖的传统；而鼓楼南街将变成夜市小吃一条街。同在老城厢的“河床酒吧街”会成为天津的“后海”，紧邻盛津园别墅区、号称天津奢侈消费第一街的“天街”也在运作之中。
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建城开始，老城厢地区慢慢成为居住区。1846年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所绘，这里共有胡同近百条，大片青灰色的房舍簇拥着城中心的府衙官署。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知名度比较高的大宅门有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鼓楼东姚家、北门东海渡浪王家、东门里权家、只家胡同童家、二道街李善人家等。
当年的老城厢云集了金店、首饰楼、古玩、玉器作、学馆、笔墨庄、饭馆。以饭馆为例，鼓楼北面的同兴园、东面的聚兴园，东门里的双立园和德庆园，都是当时天津知名的饭馆，可惜现在连名字都已消失。
老城厢消失的地名有很多讲究，有因地近衙署及祠庙而命名，如府署衙、户部街、鲍公祠胡同；用商业、手工业门类命名，如铁匠胡同、盐店胡同、罗府铺胡同；有因地形地貌命名，如大水沟、石桥胡同、板桥胡同、九道弯胡同；还有的因居住者姓名身份来命名，如牛家胡同、孙阴阳胡同、杜张胡同、张志尧胡同、李夫房胡同等。
天津城被叫做“算盘城”，是因为城墙东西长，南北短，俨然大算盘一般。这个算盘城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老城厢所在地。城市不断升级，1998年重建鼓楼，老城厢开始了新规划。2003年6月1日，老城厢平房改造工程启动，拆除各类房屋69万平方米，原来在这里居住生活的12万居民搬进了新家，但是如今，他们发现记忆已经消失了，因为老城厢只剩下了地名。鼓楼和鼓楼商业街是仿古的，而建筑本身却是新的，幸好还有很少幸存下来的老建筑，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大算盘”里曾经的故事。
基督教会仓门口堂的正门被挤在鼓楼东街的店铺中间，与周围典型的中式建筑相比，这座中西结合的教堂显得特别突出。教堂大门敞开着，所以大多数游人会随时走进去。在通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后，迎面便是高高的教堂主体。教堂一般都是静谧的地方，进到院子里也会有一种难得的凉爽。史料记载，这座教堂正式举行献堂典礼是1910年10月19日，当时推举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工商界名流宋则久等10余人为董事。这是华北第一座华人自立的教会，因此被称为“自立会”。 1932年开始改建新堂，于1934年落成。现在教堂尖顶上还有清晰的“1934”四个阿拉伯数字，便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
历史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幢房子，还有她迷人的氛围。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更是一种人文气息。教堂破旧的砖瓦、小院子里苍老的树、楼梯上打盹儿的猫，无不让人感到时空交错的沧桑。相比而言，临近教堂不远，几经修缮的广东会馆和彻底翻新的老城博物馆，虽然也是古迹，却少了许多韵味。老城博物馆是冯骥才为留住老城厢记忆呼吁建立的，房子是清末民初英商天津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旧居，一座典型的四合院。这里收藏了老城居民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各类实物、照片等文物，时间断代从明代天津建城至2003年平房改造，包括百年石雕、砖雕，民国服饰以及老铜床、挂钟、手摇唱片机、收音机等生活用品。
“附近的旧房子差不多都拆掉了，城厢中路上的居士林算是保留下来的古迹，不过也是重新翻建的。”老城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居士林是老城厢最有传奇性的地方。这里最初是富商李春城的家庙，1933年，寓居天津的下野军阀勒云鹏、孙传芳与李家后人商妥，将这里改作了居士林。1935年，孙传芳在这里被施剑翘刺杀身亡。京剧名伶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来到天津，也曾一度避居此处。
可以说，在老城厢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老房子中，保存修缮得最好的是位于城厢西路上的中营小学校舍。整体青灰色的建筑排成三进院落，古朴的教室内重新铺垫了青石板。新建筑与老房子十分协调，原来老城厢的许多古木也移植到了校园内。另外，广东会馆旁边的鼓楼派出所，曾是东门里大舞台，从外面看上去仍保存了原貌。北门里买办孙世泽旧居是老城厢唯一保留的西式民宅建筑，重建后改成了一家饭馆。城厢东路新建的静德花园小区内，有一座中式结构的老建筑正在翻新施工，这是当年的慈善机构“蓝万字会”会址，后被改为南开区第三幼儿园，也是老城厢里具有标志性的老房子。相隔不远的文庙，修建工程也已经进入尾声。
中国记忆论坛天津版的网友“老街”记得自己少年时代就经常出入老城厢，他的几个同学就住在那里。同学家住的大四合院宽阔豁亮，其气派与建筑质量一点也不亚于北京的四合院。那时的老城厢整洁而有格局，有独特的天津卫城风貌。从70年代起，人口不断增加，院落空间越来越小，到90年代再进去，就全都变成了小胡同。
现在，站在鼓楼底下，总会想到当年胡同密集时里面究竟藏着多少故事，而今全都暴露在宽敞的街道中。实际上，已经很难从这个街区里发现历史空间带来的惊奇了。中国记忆论坛一位名为“天津老城”的网友统计出老城厢的老房子，还包括元升茶园的部分老建筑、王襄旧居的残存，以及隐藏在明清家具商店中的北门里乡祠卞家大院……不过，这些房子真的已经很难找到踪影了。
从新华南路到大理道、常德道，五大道地区的小洋楼里分布着卫生局幼儿园、公安局幼儿园、和平八幼、和平四幼、民族幼儿园等多家幼儿园。一代又一代孩子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幸运的是，这些属于历史风貌的建筑不会被拆除，这也让那些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在多年以后仍可以找到见证的地标。
市卫生局幼儿园有两个院儿，都在大理道上，一处是陈光远旧宅，另一处是訾玉普旧宅。陈光远旧宅是五大道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前楼通过走廊与后楼联通，楼顶上有一座中式凉亭。楼梯和扶手都是大理石，幼儿园特别在楼梯上铺了地毯，以防孩子摔倒。小楼里的光线通透，连楼梯侧面也有高大的玻璃窗，让整个楼道和房间都显得很明亮。訾玉普旧宅的这个院儿，紧邻民园体育场。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院内的门楼侧面，两株长了近百年的紫藤缠绕着越过院落上空，交错正面大楼的入口。进到楼里，就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与五大道上其他老房子相比，这里充满了活力。
看过五大道的很多建筑，市卫生局幼儿园的两座小楼算得上是其中保护得最好的。门窗、地板、楼梯等等全都保持了最原始的状态，没有进行过整体的翻修，但又特别干净。同时，因为孩子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也让老房子本身充满了活力。幼儿园办公室的储老师说：“很多家长都喜欢这种老房子，房间的高度、采光、通风都很好，纯天然的建筑材料也让人觉得很舒服。”孩子们也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的幼儿园就像座城堡，楼顶上还有个尖顶的白色凉亭”，“门口的小花园里有手拉手做游戏的小铜人儿”。
幼儿园的后勤主任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他特别怀念五大道最静谧的年代，那时候路上都没什么汽车，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阳光斜斜地铺洒在小洋楼的屋顶上，至今想来仍觉动人。
卫生局幼儿园建于1952年，最早是卫生局的托儿所。1955年从昆明路迁至大理道，也就是这座陈光远旧宅。到1973年，幼儿园筹建二部，搬入了现在的訾玉普旧宅。1968年担任托儿所所长的马秀英回忆说，早期的幼儿园条件很艰苦，桌椅、板凳、床铺都是从卫生局其他单位调拨来的旧家具。发展至今，卫生局幼儿园达到了可以招收300多名小朋友、十个教学班，其中两个为寄宿班的规模，还开设了家园俱乐部，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共同游戏活动的空间。
负责教学的于老师说，孩子们每天都要经过五大道来到幼儿园，为了让他们对这个特殊的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幼儿园常组织孩子们参观五大道。“五大道上的洋楼是谁建的？”“小洋楼的顶子为什么是尖的？”“小洋楼门前的大牌子是干什么用的？”好奇的孩子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五大道也变成他们童年时印象最深的地方。
小凡今年6岁，是天津市卫生局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儿。儿童节园里各班小朋友举行汇演，小凡所在班表演“太极扇”。在院子里彩排那天，孩子们穿上了黄色的功夫服，腰间系着长长的大红绸子腰带。小凡一直在华夏未来学跳舞，在小朋友中算是受过专业训练，于是就显得很出众。
两岁时，小凡第一次进了这个大院儿，在小小班。“刚来的时候天天哭，睡着睡着觉说哭就哭。”老师说。现在说这些话时，小凡在一边乐着做鬼脸。4年时间，她变成了一个聪明伶俐、爱说爱笑的小女孩。
在班上，小凡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冤家”。好朋友是泽宇，“冤家”是仔仔。仔仔大名郭俊豪，个子高高的，像个大孩子了。他活泼好动，但最喜欢的事儿却是看书。“他们都爱玩儿玩具，我自己看书，而且还是看一些百科全书。”幼儿园里有一个游戏是“交钱买书”，“钱”是老师为了教小朋友认识人民币特意做的假钱，每次“买书”，仔仔都要买“100块钱”的。“我可不是大忽悠，小朋友都管我叫知识分子，还说：你们文人就这样儿。”除了看书，仔仔还喜欢跟小朋友聊天。“前几天我爷爷带我去滨海航母，结果我回来就跟我们班小朋友说航母里都有什么——有鱼雷，有战斗机、直升机，还有军事体验。其实说真的，你们去完之后你们就觉得太晕了，我和我爷爷在里面走着走着就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对了。”
用仔仔的话说，小凡和泽宇就像“亲兄姐”一样，而自己和小凡刚认识的时候，俩人一见面就是吵吵吵。三个孩子在一起，小凡在旁边手舞足蹈地抢话，而泽宇一直乖乖的坐在那儿，憨憨地微笑。这是个略带羞涩的男孩儿，很安静。问他在幼儿园里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他说，去年汶川地震时，自己把存钱罐里的800多个硬币都捐给了灾区的小朋友。那一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还一起去了天津电视台录影，表演歌舞“感恩的心”，仔仔说：“光看见我后脑勺了。”
每天上午做游戏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跳皮筋、跳长绳、跳房子、丢沙包……经典的民间游戏居然一直延续下来。不过，三个孩子最喜欢玩儿的都是一种叫做“贴人儿”的游戏。吃饭的时候也最热闹。“我们幼儿园的包子特别好吃。”仔仔说，“我跟小朋友比赛，我说我吃4个，他就说他要吃5个，我说那我吃6个，我最多能吃8个包子。”为了教孩子们英语，幼儿园特别请来了很多外教老师。一个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老师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好时巧克力。
今年1月，幼儿园为小凡、仔仔、泽宇这些大班孩子举行了“小学生预备队”启动仪式，他们开始体验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模拟学校课堂的气氛，了解小学生行为规范，学一些基础知识。到今年暑假，他们就该离开幼儿园了，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毕业，告别最无邪、最简单的时光。“我要留小朋友们的电话，给他们打电话。”小凡边说边笑，这是她成长中一次快乐的告别。
三岔河口附近的河北大街三条石，是中国近代机械铸造业的发祥地。从此地出发，以海河为中心线向两侧延伸，天津百年地标工厂逐渐清晰。1860年天津开埠后，在机器轰鸣中，天津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全过程，也逐渐转化为工业型城市。至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高速发动机纷纷在天津诞生。辉煌的历史让城市性格变得更加厚重，更为如今天津工业的发展找到了脉络。在发展的同时，当年痕迹是否值得努力去留存？国际级的建筑设计理论家王受之给出了答案：“把工业建筑文化作为文脉的一个元素加以保护、发挥，如果能真的引起国内设计界、房地产业等行业的注意和共鸣，我们的城市就真的有希望。”
●天津重型机械厂 蒋子龙年轻时便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后来当过厂长秘书，车间主任。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工厂题材的作品，背景或多或少有“天重”的影子。天津重型机械厂位于北辰区，为运输钢锭厂区内还建有铁轨，很多铁轨上铸有“MARMICHE IV 1936 中华民国铁道部”字样，足见该厂厚重的历史。
●三条石大街 1860年以后，第一家铸铁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这条街上开业。随后陆续形成了为租界的建筑设施服务的铁工制造业。至1914年，三条石铸铁手工作坊已达10多家。最初的加工配套生产逐渐分化为铸铁业和机器业，这里也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的发祥地。不过如今已看不出任何当年的痕迹了。
●福聚兴机器厂旧址 华北地区唯一保留完整的旧工厂遗址，当年以生产各类农具和水车为主，销往华北城乡，产量、质量均居于同行前列。旧址保留有原经理室、柜房、仓库、车间和机器设备等。如今已经落架大修，重建成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意库创意园 位于湘潭道上，是目前天津最典型的LOFT建筑群。红桥区意库创意园成立于2007年9月，园区的前身是天津外贸地毯厂，厂区内保留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不同风格的16栋建筑，主要聚集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园艺景观、建筑装饰等为主导的城市空间设计产业。这里将规划建成天津创意街。
●天津第一机床厂 位于津塘公路一号桥的这家工厂建于1951年9月22日，原名“天津示范机械厂”。1953年5月开始试制仿苏1A62车床，1956年7月，改名天津第一机床厂。这座工厂占地26万平方米，相当于26个足球厂，原为前苏联式的工厂格局。50年代从德国、瑞士引进的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些老设备至今还在正常使用。
●天津第一热电厂 超大的工业建筑群和高耸的烟囱在海河边形成了特殊的风景。这里是始建于1937年的天津第一热电厂，占地面积20.4公顷。主要担负着向京津唐地区供电和向市内河东、和平、河西、河北等区部分地段的供热任务。
●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前身为日资裕丰纺绩天津工场，1935年由上海裕丰纺绩株式会社投资创建。1945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改名为中国纺织公司天津第一纺织厂。1949年改为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天津针织厂 前身是由日资企业昭和、恒盛、弘友、三和、莫大小、丸松、饭田、大洞等株式会社合并而成的天津被服总厂第十分厂。1949年改为国营天津针织厂。1951年在河东区十三经路建新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针织企业。
●天津自行车厂 建于1936年，先后生产“铁锚牌”、“中字牌”自行车。1950年10月出品了国内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飞鸽牌”自行车。
●天津钢厂 前身由日本人中山悦治开办，原名中山钢业所，俗称“老中山”。1935—1943年先后建成板镀金、翻砂车间和25吨平炉，成为小型综合性钢铁企业。1946年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管，更名华北钢铁公司。
●天津制药厂 位于程林庄道91号，原是1939年日商开设的若素工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改为华北试验总厂。解放后与其他5个厂合并成华北制药总厂。1950年底改名为天津化学制药厂，现为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局旧址 原址位于现军士交通学院内。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办，初名“天津军火机器局”。李鸿章接办后扩建，定名为“天津机器局”。1895年扩建改名“北洋机器制造总局”。《津门杂记》载：“地广数百亩，屋宇机器全备，规模宏大，井井有条，工作者约2000人，日费不止千金，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
●天津动力机厂 始建于1935年，1941年迁至河北小王庄，1944年改组为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工人增至400多人，为日军生产枪炮。1945年改名为天津机器厂。1953年9月改名为天津动力机厂。曾出品了中国第一台中马力4146型号的高速发动机，并到世界博览会上参展，誉为“华夏第一机”。大庆油田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红旗100推土机所配置的146发动机就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的。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他所乘坐的专机上使用的双脉冲调速器也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动力机厂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993年，当时全年生产柴油机7001台。目前，这里的厂房保持了原貌，还保留了日本昭和16年的机器。
●天津通信广播公司 位于河北区新大路，是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的诞生地。成立于1936年，前身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解放后一度改称为中央电工器材二厂，1953年改为国营天津无线电厂。1958年研制成功了全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接收机，1971年研制成功全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接收机。
●天津印染厂 该厂前身为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厂，实业家周学熙创建于1916年。这是天津第一座大型纺织厂，1931年改名为华新纱厂，1936年以120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更名为公大七厂。1945年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接收，改名为中纺七厂，建国后改为印染厂。
●纺织机械厂 位于万柳村大街。1946年，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将平津两地日资企业，包括钟渊、昭和、富源、大和、谦宝、大信兴、安源、昭通等8个铁工厂拨给天津分公司，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第一机械厂。总部在一区中正路（今解放北路）26号，第一工场（富源）在昆纬路七经路，第二工场（大和）在新大路庆记东里81号，第三工场（大信兴）在海光寺万德庄大街130号，第四工场（昭通）在海光寺六里台卫津路27号。1952年，将第一至第四工厂集中于现址。
●造币总厂旧址 位于中山路上。1903年，实业家周学熙买下130亩空地，进口全套美国铸币机器，建起了全国一流的“户部银钱总厂”。到1914年，政府改组全国银元局，铸币权归中央，成立天津造币总厂，管辖全国各铸币厂。自1914年开铸至1917年，天津造币总厂共铸“袁大头”1亿8千余万元，到1940年，造币总厂停产。厂址布局原为多进四合院，现仅存平房70余间。
●天津机车车辆厂 位于南口路一号。前身是1909年德国人兴建的“津浦路西沽机厂”，俗称“津浦大厂”，后为铁道部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工厂。目前靠近南口路的一座三层楼改为了艺华轮创意工场主打展览展示、环境艺术、研发制作、家居家饰、诗歌文学、网络科技、广告传媒等业务。
●天津建筑机械厂 位于南口路。1955年由天津机械修配厂发展建设起来。1958年，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履带式推土机，1959年即以生产推土机为主。1993年在国内率先实现销售推土机超万台。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位于天纬路上。1918年由直隶省长曹锐及章瑞庭等人招股集资创办，产品为“兰虎牌”棉纱和“跑车牌”帆布，质量较高，颇有名望。旧址占地面积75745平方米，现仅存四合院一座。
●3526艺术创意工场 位于河北区水产前街28号，始建于1938年的华津制药厂已经搬出，天津美术学院在这里改造建成了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动漫培训基地、动漫制作中心。聚集了大量热爱创造的年轻学生。
●美院现代艺术学院 2002年，在河北区月纬路一家金属制品厂的废弃厂区上建起了这座现代艺术学院。院子里的厂房排列整齐有序。学院开设了多媒体、摄影、公共艺术、数字媒体、综合绘画等不同方向的课程，学院里有一个由仓库改造而成的大展厅，经常会有各种作品在这里展出。
●仁立毛纺厂 1931年由北京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路（先人民体育馆附近）投资建厂，1934年开始生产呢绒产品。现已拆除，建成了清华园实业大楼。在大厦的一层还保有了一处当年仁立毛纺厂的标记。
●东亚毛纺厂 1932年宋棐卿在意租界成立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1935年在英租界墙子河外购洼地40亩，为新厂厂址，1936年建成迁入。素以科学管理和精良的产品质量著称于世。1954年公私合营。云南路2号的主办公楼仍继续使用，生产等环节已搬入新纺织园区毛纺织控股总公司。
●法国电灯房旧址1910年法国商人布吉瑞创建“法国电灯公司”，俗称“法国电灯房”，1921年开始发电。旧址位于现位于哈尔滨道，原建筑尚存机房、办公楼及布吉瑞住宅。机房外檐用红砖砌筑，坡顶西式厂房。办公楼及住宅均为法国风格建筑。现为天津市电力科学研究院所在地。
●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 1914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同年在天津办事处，1920年在赤峰道建成一座砖混结构三层西式楼房。现为乔治·玛莉婚纱爱情城堡所在地。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 因为马志明的相声，“天拖”成了城市公共记忆中最具个性的一家大型工厂。1956年1月1日，天津汽配厂正式更名为“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开始生产“铁牛牌”拖拉机。“铁牛55”是当时卖得最好的拖拉机型号，年产达到了10700台。
●天津市内燃机厂 在南京路的西端，也是繁华地带仅存的工厂之一。前身是1938年建立的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1945年改为交通部公路总局平津汽车修配总厂天津修理厂。1983年又引进了日本大发工业株式会社微型汽车发动机技术。
●天津手表厂 1955年3月24日，天津钟表厂手表试制组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只国产机械表，定名为“五一牌”。天津手表厂于1957年筹建，是中国第一家手表厂。50年代末，前苏联专家到天津手表厂援建，最终确定在复康路上绿树环绕的地带建厂，因为此地空气好，灰尘少，适合手表生产。现在复康路上水上公园附近的天津手表厂早已成为天津人的公共地标，厂区的一部分改成了学校，企业开始搬迁，只留下了办公和一部分生产机构。5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高技术含量、自主知识产权，海鸥表已经站在了世界顶端，为国货品牌赢得了声誉。
●天津市电梯厂 位于解放南路。1951年天津电讯器材厂开始试制电梯，1952年初制成的第一台电梯于“五一”节前安装在天安门。1956年4月，与其他6个小型企业合并，建立天津市电梯厂。后合资建成天津奥迪斯电梯有限公司。
●人民印刷厂 位于解放南路，原为日本协和印刷厂的一部。主体建筑为民国时期建成，此外还保有清末建立的厂部小楼及东光大楼。1949年后，一段时间暂为印钞厂，现为环球磁卡集团。
●水晶城 曾经天津玻璃厂所在地，现在是一个40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玻璃厂的厂房被改造成了社区的会所，包括网球场、游泳馆、健身房、台球厅等。小区里还保留了玻璃厂的一条铁轨，沿线是一组铸铁雕塑和展示了小区建设进程的玻璃镜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