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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拥有明亮双眸的学者，头脑里堆叠着深沉的思绪，笔下流淌着智慧的言语；
他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哲人，喜欢在江边的灯火中踟蹰，也喜欢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涌”；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刚正不阿、实事求是，指引学生用科学的理论追寻人世的真理……
他就是国内哲学界第一位“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外国哲学专业教授、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优秀共产党员俞吾金。凭借着一份执着和眷恋，一种信念和姿态，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从教的30多年里，俞吾金始终致力于让科学理论入脑、入耳、入心。
哲学人生的党性光辉
一切思想和学术问题均源于现实生活。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邂逅”是如此，他毕生所从事的哲学思考与教研也是如此。
俞吾金出生在浙江萧山临浦附近的下门村，十岁
做学问的人自然不可能不读书。对于那些不愿意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几乎是一种精神苦刑。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大自然到处生气勃勃，难道还有比枯坐在书房里更痛苦的事情了吗？然而，对于那些嗜书如命、读书如沐春风的人来说，读书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享受。在世界上，难道还有谁比那个伴随着淡淡的墨香，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企盼已久的新书的人更幸福了呢？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黄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对我来说，两者之乐，皆不及读书。书可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而读的。”
旅德二章
路 与 道
大卫：
你好，接到你的来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到法兰克福已经半年，在生活上还刚开始适应，正如你在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对这里的一切我都有一种
笔者是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去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的。从1988年10月初离境到1990年9月底回国，在那里差不多生活了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整个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两德统—作为这一变化的大端、尤其引人注目。笔者有幸躬逢其盛，深深感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和启迪。
作为联邦德国商业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法兰克福座落在幽静的美茵河边。老城区古老的大教堂和新建区浅色的高层银行大厦相映成趣；遍布全城的地铁网，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和令人目不暇接的百货商场的华丽的橱窗，给人一种繁华、整洁而又秩序井然的感觉。法兰克福大学离市中心不远，像联邦德国的许
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1979）中，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从叙事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细小叙事”(petty narratives)。
那么，在利奥塔的论著中，究竟什么是“宏大叙事”，什么是“细小叙事”呢？众所周知，在利奥塔那里，“宏大叙事”，有时候也被称作“元叙事”（meta-narratives）。他这样写道：“所谓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意谓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作为对这种假想的“经济决定论”的反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以下两部著作《儒教与道教》（1916）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如果说，前一部著作阐述了观念的否定性力量，即儒家学说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后一部著作则张扬了观念的肯定性力量，即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尤其是韦伯的后一部著作，在国际理论界（包括华语理论界）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无论是港台新儒家提出的“内圣外王”口号，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掀起的一波波“精神文明热”、“传统文化热”、“以德治国热”、“经典阅读热”，在无意识的层面上都蕴含着对韦伯的观念论的认同，即人们只要把新的伦理观念确立起来，社会现实生活就会按照这些已然确立起来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不妨把韦伯心目中的“新教伦理”视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神话，而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神话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其实，肯定新教伦理在一定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韦伯只叙述了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即以诚实、勤劳、谨慎、俭节、守时和责任心为主导性价值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50）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die Achsenzeit）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希腊、印度和中国分别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各自为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制定了思想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氏把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轴心时代”。所谓“轴心”，也就是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的其他历史阶段围绕其旋转的中心。正如雅氏指出的：“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
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方法论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很少有人在“黑格尔的方法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做出深入的反思和严格的区分，而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进一步遮蔽了这种区分。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体系”和“方法”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后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时告诉我们：“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System）的人，在两个领域（指宗教和政治——引者）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der dialektischen Meth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