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了趟四川震区的平武和北川，感受良多。此行主要是为我们大学同学为平武县坝子乡白鸭村小学竣工验收，并送去一个名为“放飞”的雕塑。当去年5·12地震发生后，我的大学同学们心系震区学子，纷纷慷慨解囊，要求捐建学校。所幸的是一年以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所以本届同学名义捐建的学校终于建成。我们总算为灾区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来后，有感而发矣。                               

                                         白鸭行

   自毕业二十余年，同学天各一方，友情藕断丝连。虽有十年一届同学会，有同城学友偶尔小聚，也有异地同窗千里来会，然终究不过歌舞洞天，酒来茶往，匆匆相见，

    尽管人所共知的常识是：看中国国家足球队踢球，是需要涵养、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血压不要太高、心跳不要过速等等必备健康条件。尽管我也知道，国足目前被隆重地授予“痰盂”之光荣称号。这个名字在日常生活中不愿提到，只有想吐痰时，才到处找痰盂。可是啊，谁叫咱是个没事找事干的老球迷呢。明知道看国足踢球，基本上是添堵的活儿，可但凡有国足的比赛，忍不住还是要犯贱。加之昨晚在南京，晚上没事，不看球又干什么呢？巴西和英格兰的比赛要到凌晨一点，葡萄牙和波黑的生死战则到凌晨四点半了。但我昨晚一夜看三场球的教训好比是一日中的三餐――中餐和晚餐是海鲜大席，而“早餐”则是喝到一碗“馊稀饭。”真TMD郁闷到了脑门。

    只想向这个大痰盂里吐一口痰。曲波手球进球了，电视回放昭然若揭，裁判们不知吃了哪味“药”，半天得不出个正确的结论。这也罢了。马拉多纳还有“上帝之手”呢。但人家是马拉多纳，是对阵英格兰这样的强队。因此人家的手是上帝回眸一笑，真心赐给的，是球坛的一段好气又好笑、可乐又可论的美谈。没有马拉多纳的那神来之手，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上帝之

    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退休时的身份是“范师傅”。而在共和国成立伊始，父亲是大地主家的阔少爷，在成都上高中，因此他那时的身份可以算作是学生吧。

    父亲去世于九十年代中期，癌症手术后拖了五年。我大学毕业后去云南工作，那些年只能利用探亲或出差回家看望父母。每次回去，都看得见死亡的阴影在父亲的身前身后徘徊，本来就瘦削的身子日益孱弱，最后的一两年连挪步都困难了。但过去一向严厉、甚至苛刻的父亲，倒显得愈发达观、沉静起来，尽管在家的母亲和姐姐经常向我抱怨，说父亲越来越古怪、暴躁，不好伺候了。母亲背地里对我说，我要被他拖死了，我会走在他的前面。

   可是父亲对归家的我，却总是有很多温情的话要说。忆旧大约是人生命快走到终点的人唯一的精神财产，在某次探亲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对坐孤灯下，父亲忽然向我提起了他的往昔。在过去，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我们从小没少吃苦头，父亲也从不谈

   从来没有写过诗，但中秋是个吟诗的日子，不是为了天上的月亮，就是为了心中的乡愁。于是也学着作诗一首，算是不辜负今夜的一轮明月罢。

                              四十七岁的月亮

                            我的四十七岁的月亮，

                            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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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斯蒂凡

　　1985年，一个叫斯蒂凡的法国高中生在波尔多的一个乡镇图书馆，看到一本中文版的《论语》，惊叹于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神奇美妙的文字，并且为之所着迷。

　　也就在这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了云南，开始了自己的作家梦。

　　二十多年后，翻译《水乳大地》的斯蒂凡先生到了昆明，让我终于和自己的书的译者有了沟通。他住在昆明一家我也不知道的小旅社，房费一百元一晚上，按我们的眼光看，它就是一家普通的招待所。但那里入住的老外超过任何一家上星级的宾馆饭店。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但是干净、安静，楼下有个小院坝，有网吧、酒吧，还有台球桌、乒乓球桌，楼道的墙上被各种文字到处被涂鸦，大意是哪儿是个好地方，去哪里需要征求驴友等等，就像我在藏区的客栈经常看到的那样。天知道这个法国佬在哪里得知昆明还有这种地方。

斯蒂凡先生是个中等身材的法国人，突出的是他的高卢人的鼻子和幽默感，那鼻子像个倒悬的惊叹号高挂在脸上。第一次和他见面就没有什么陌生感，反倒是他还有些拘谨。这是一个率直、好学、谦虚、目前在译界还没有多少名气的法国人。但他翻译过王安忆的《长恨

我的“藏地三部曲”已经在《中国作家》第五、第六期上连载，北京出版社也即将推出。承蒙余梅女士热心阅读，并做仔细探讨采访，现将访谈录发余此，也算是对喜欢读我的书的读者作一个背景介绍吧。

一、三部曲的由来

1、一条峡谷的故事，为什么写成三部曲？一部小说，那怕写得很长，也不能容纳得下你要讲述的内容吗？三部作品的书名怎样解读？

答：对于滇藏结合部多元文化和多种民族共生共存的一条峡谷来说，它本身就是一条文化走廊。对这里每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的解读都可以是无穷尽的，何况几部小说呢？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蕴藏丰富的文化宝藏，也许我只挖掘了一百米深，采到一些表层的矿藏，也许，将来还会有人凭借自己的慧眼和更先进的技术，还可以挖掘到二百米深，采撷到更多的富矿。它可以是无穷尽的，看各人的慧眼和功力了。

   三部曲中每部都以“大地”做名，是由于那片雄浑的土地让我深受震撼。苍凉、险峻、博大、高远、切割纵深。相信任何一个初到此地的人都会为之惊叹、感慨。它展现出的是一种大境界，大写意。而不是某种小盆景。因此只有用“大地”才能准确表达出我对它的礼赞和感恩

这篇文章是四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出版社举办的纪念“世界读书日”的演讲稿，承蒙北京出版社老总吴雨初先生的邀请，我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滥竽充数，谈谈自己对读书和写作的一些感受。主人给出的题目是“厚重阅读，”这正是这个快餐文化时代缺乏的东西。在我现在就读的鲁迅文学院，一个培养中国作家摇篮的地方，需要的也许就是一种厚重吧－－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

文化发现的阅读和写作

读书是一个人的心灵之旅，拿到一本书看到书名时，就像在长途汽车站的站牌上看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它意味着什么，暂时你还不知道，你只是向往。然后你打开书本，仿佛踏上一段陌生而新奇的旅程。人们旅行的目的千千万万，人们读书的嗜好也千奇百怪；最

实在有些对不起那些经常来我的博客上浏览并一直关心着我的朋友们，春节以来我一直在做第三部书的修改工作，心无旁骛。自三月初后又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这是一个喝酒谈文学的好地方，一帮和我一样痴迷于文学的兄弟姐妹们，自然是要在酒桌边推杯换盏，饮酒高歌。我感谢鲁迅文学院，把我从写完一部作品的短暂空虚中解脱出来，来到一群志趣相同的同行中，否则不知在昆明还要因为喝酒惹下多少祸事。当然在鲁院因酒闹的事儿也不少了，但是大家都是活得不容易的作家，想必更能体谅一些罢。以下这篇文章，是我为“藏地三部曲”之第三部《大地雅歌》写的后记，算是是对十年来藏区写作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此书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今年第五、六也将连载，感兴趣的朋友可去找来读一读。

从慢开始，越来越慢

　　文人写了书，大凡都希望读者能看到，朋友能知道。文人出书一般有两种出路，一放市场，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二赠师长朋友，请那些关心你的人不要对你失望，哥们没有白活，还在干着哩。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人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呕心沥血写的书没有多少市场了。到如今，中国最顶级、最纯粹的作家文人，出版社起印数也就几万册，任凭你有多大的名望，做多大的宣传，泱泱大国十几亿人，你也就这渺渺数万人的“粉丝”。文人又不是当红艺人，连绯闻都没有人关注，除非你去卧轨自杀，兴许还有一点涟漪。其余的事情，谁关心？

　　文人的书出来后，大多是比较落寞的。书像卖不出去的落伍产品，积压在出版社的库房里，积压在写作者的心头。这个事情论起来读者怪文人，他没有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文人抱怨市场，大家都去追捧快餐文化，对人类真正的精神文明、精神文化遗产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在当今统领一切的网络文化面前，伏案写作这门曾经很高贵的艺术，现在不啻于农耕文明时代驾牛耕地、扶锄撒种的古老手艺。落伍是必然的，不挨打（饿）就算捡了个大便宜了。

　　因此，现在很多文人，书出来后没人买，就送，总比

　　　　　　　　　　　　　阅读与拯救

我上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那时还是一个白衬衣蓝裤子军用黄书包的纯真年代。我们像一些青涩朴实的果子，幸运地搭上共和国人才加工的流水生产线，在“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豪迈歌声中，懵懵懂懂地跨进了大学的殿堂。

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进大学图书馆，刚刚在教室里被先生吓了一大跳，古今中外的名著，开了一系列的书单，哪些是你们看过的，哪些是没有看过的。如果没看过的超过了一半，你们就要想想自己是否入错行了。先生在讲台上如数家珍，就像在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财宝，我在下面汗颜，四大名著只看了部《水浒》，还是“批宋江”时才有机会看，《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只是残缺不全地看了些小人书，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那些外国名著许多更是闻所未闻。你来中文系念什么书啊，趁早跳楼去吧。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地去跳楼，好不容易才挤上这趟时代的列车呢。我一头撞进图书馆，就像走进一个迷宫，单是办一个借书证，学会怎么索引查找想要的图书，就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那是一个读书的年代。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刚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