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的BLOG

     前些日收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的《水乳大》和《悲悯大地》，加之去年在该社出版的《大地雅歌》，我的“藏地三部曲”终于在一家出版社出全了。感谢十月文艺社的编辑们。他们让一个作家用十年的心血养的“三个儿子”整体亮相。也感谢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支持让出版社有信心再版已经出版了的书。一个作家的梦想可能不一定是要写出获奖的书，而是自己的作品能够尽可能长久地流传下去，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这就像一个人生命的延续。所谓作品的生命力，大约就是指这个的罢。现在的图书市场，作家的一本书就像扔到大海里的一块小石子，冒个泡便消失的无影无踪，能引起一点涟漪已算不错，再好点的，掀起几层波浪。现在谁也不敢奢望自己的一本小书能搞得惊涛骇浪、八级海啸了。

    因此我感到庆幸，自己的书还能再版，虽然印数不是很多，但说明它还有生命力，夫复何求也！

     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到腾冲的和顺乡，对它的印象并不像深刻。那时和顺就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就像你人生旅途中经常要路过的某些地方，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还没有好到具备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气质-——当然，它肯定早就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只是我那时还算年轻，没有修炼出一双发现它的美的慧眼。那次我们去和顺是为了一个本地农民作家段培东先生的一本书。这个老实巴交的地道农民，愣是在极端简陋艰苦的写作环境下，写出一部反映当年滇西抗战的长篇小说《剑扫烽烟》。那个年代即便是呆在城里的专业作家，出一部长篇都不容易呢。来自北京和省城的一帮作家、评论家、出版社的编辑们，自然要去祝贺祝贺，研讨研讨。那时我还是一个敬陪末席的年轻写作者，因此就把这次行程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见到了段培东，也到了和顺以及腾冲其他一些地方，睁着好奇的眼睛，学习和观察，迷惘和费解。除了段培东先生的那部鸿篇巨制让人震撼外，腾冲作为极边第一城，何以有那样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又何以有那样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对于彼时的我来说，始终一个谜。大约是因为年轻，因为才疏学浅，更因为还没有修炼出一双

　　《相――一个时代的藏人肖像》是一本很厚重的书――我情愿称之为书，而不是相册。它是一部由300多个藏族人的肖像汇集而成的大书。当我阅读那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我仿佛在读一则则人生故事，也在想象那个摄影者，她是如何站在这些藏族文化名人面前，摆弄着胸前的M6相机；抑或，她是如何站在一个民族的面前，努力用画面去展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精髓。

　　我和《相》的摄影者黄静薇女士并不是很熟，2006年在香格里拉的“撒娇诗院”客栈有过一面之缘。这个客栈是一帮喜欢生活在别处的诗人们开的，据说他们是“撒娇诗派”的代表人物。我对诗歌界的派别很生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是朋友。尤其是，大家都逃避了都市的喧嚣与红尘，在藏区寻找人生的真谛。这有点像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文人聚在了一起，又是在藏区，酒自然是少不了的。黄静薇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女娃子敢喝，还有点喜欢喝。既有点人来疯，又在娟秀中透着豪迈。

　　也许就是仰仗着这与身俱来的豪迈，黄静薇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作《相》。06年在“撒娇诗院”黄静薇并没有跟大家谈起她要做的工作，她那时就像一个到藏区来寻

    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各路英雄好汉，我其实只认得三个人――斯朗伦布和扎西尼玛，以及已经把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卡瓦格博雪山的马骅。我和他们有着亲兄弟一般的情义，每次不论是在昆明还是香格里拉、抑或德钦见面，哥几个总得醉翻一次。我在昆明时，经常会在半夜时分，接到扎西尼玛醉意阑珊的电话，“大哥，我又喝多了。”或者，“大哥，我们几个在澜沧江边听着波涛喝酒呢，你过来嘛。”我相信这些酒精作用下的邀请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种思念。它常常会把我的思绪牵扯得翻越了千山万水，萦绕在圣洁高远的卡瓦格博雪山脚下，像她身边恋恋不舍的云雾，久久不会散去。

（卡瓦格博的晨曦，人称“日照金山”）

   神山

     想了想，还是用最原始的采访问答吧。这次我希望我的问题与你的答案，更多不是小说技艺的思考，而是对以“碧色寨”为意象的这一云南边地历史境遇的思考与发现。

      问题如下：1、因为你不断在念叨，云南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云南。因为不同的地方，历史、风貌完全不同。而且因应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它们也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你所选择的百年前的这条法国人修的铁路，正是带来差异的重要原因。书写云南边地这段特殊的历史，在你的创作链条中，是偶然还是必然？最开始的触发点是什么？

 答：我想是一种必然。你知道，在完成了“藏地三部曲”之后，我面临接下来做什么的难题。我发现在短时期内，我已无法再写西藏。不是说我已经写尽了，而是我一时还找不到新的突破口，更不敢奢谈超越。一个作家总得写作，但写什么，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也害怕重复自我，更害怕质量下滑。写“藏地三部曲”时，从写完第一部，我就知道接下来第二部该写什么，第三部又该写什么。那是在心中酝酿了好些年的题材，目标明

　　工程在乱哄哄的局面中展开，这些中国劳工真的就像是从格列佛的小人国里招募来的，他们中最高的也高不过大卡洛斯的肩膀，多数人似乎只到他的腰胯间，大卡洛斯认为他们一点也不可爱，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看不出颜色的棉布长袍又脏又臭，虱子一抓一把，令人生厌，让大卡洛斯随时有一把将他们拎起来――不是一个，而是三五个――远远扔出去的欲望。不过他得管理手下的这三百个“中国猪”好好干活，驱赶他们像猿猴一样爬上陡峭的悬崖上去打眼放炮，用铁锹、钢钎、扁担、箩筐、手推车、十字镐以及炸药向大山要路。数个工作日下来，大卡洛斯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劳工忍受苦难和艰辛劳作的毅力惊人，尽管在诸如教会他们吊在悬崖上打眼放炮、安放炸药这样危险的工作时，经常闹出人命，但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

第一章  蟒蛇年（1）

　　“澳大利亚人”号邮轮驶进海防的码头时，船上的人们欢呼雀跃，终于来到传说中神秘富饶的东方了，每一个人都有哥伦布当年抵达新大陆时的狂喜和希望。对大多数两手空空到远东来冒险淘金的乘客们来说，他们还漂泊在大海中时，就谋得了一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工作。被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属下的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招聘的人们，一下船就有专人接送，每人分配到一辆人力车，由一个头戴竹斗笠的本地人健步如飞地拉到一个空旷的营地。在踏上东方这片神秘的土地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两手空空，身份只比一个难民好一点，现在他们却找到了做上等人的感觉。

　　“看啊，咱们的老爹说得真是没有错，在一个没有白种人的地方，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是老爷。”大卡洛斯对他兄弟说。

　　铁路公司给每个新招聘的雇员提供一个小房间和一个仆人，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简单的培训，包括如何管理中国人和一些汉语对话。他们被告知，法国铁路公司即将把铁路修进去的地方在中国的云南省，那里是一个物产丰沛、气候宜人的地方

 　　在完成人生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藏地三部曲”之后，我开始关注云南的一条沉寂多年了的老铁路，这条上个世纪初中国第二条通向境外的铁路，曾经承载了太多的梦想和传奇，太多的屈辱和希望，太多的浪漫和孤独。我想，在我暂时在藏区的马背上难以找到新的出路时，就让我们去搭乘一趟缓慢行驶在1910年的老火车，去看看云南的另一面风景。《碧色寨》一书即将上市，《十月》也有刊载，这里先发本书“引子”部分，既算是给我这懒于打理的博客灌点水，也算是投石问路罢。

引 子

　　卡洛斯兄弟背着简单的行囊赶到克里特岛的伊腊克林港时，天上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地上泥泞不堪，到

梨 花 白 马

     慵春，一白马误入梨花阵，与满树梨花浑然一体。王子于坐骑上如梨花飘落，衣裾搅动一树梨花骚动不安。溪边一浣洗少女，洁如梨花，眉含花蕊。恰似梨花之上更多一点的白，梨叶之间更多一点的绿。王子马放梨花阵，至溪边，与少女嬉戏调情。间或远望其马，不分何为梨花何为白马矣。乃问少女：“吾马安在？”答曰：“梨花像白马，白马似梨花。”天将黑，王子欲归，马早已远遁。唯见一树梨花，暗笑晚风。

     此故事取材于南国哈尼族民间传说，略加改动。原传说是讲在人神不分的时代，一个叫“俄咀”的天上之人（姑且视他为骑白马的王子），来到人间参加一个叫“苦扎扎”的节日，这本是一个哈尼人庆祝春暖花开的节日。且说那王子将白马拴在一梨花树下，与俗界人神共娱。尽管他在享受

    为一名在职的官员写“印象”什么的，一般会担较大的风险。既可能给官员添乱，也保不准坏了一个文人的所谓“清白。”向毛主席发誓，这样的文章我可从没有写过。我可能写过某某作家印象之类的东西，多说好话，多给予鼓励与赞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年头，能甘于寂寞当作家的，如果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至少值得大家的怜悯。因此你把该作家吹得天花乱坠，没有人当多大回事，更没有人会骂你，就像你赞美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低收入者。靠写字吃饭，不容易啊呵呵。

    现在要来写一名在职的官员伍皓，刚刚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派到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样一个敏感的职位，我知道很多人深表质疑，并且打算拍砖。但我想，这篇短文，如果还能有点用，就当是解点惑罢。

    从这月上旬起，我因为要写一部关于哈尼梯田文化方面的书，在红河州的红河县跑了将近半个月了，被这里的酒、歌、雾、冻以及泥泞的道路搞得颇为狼狈。回到州府所在地蒙自市，听说伍皓履新。想起大约一年前和他在昆明吃过一次饭，大家相见甚欢。那次是因为我在北京的一个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