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刘仁忠

    范长江，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８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前不久，在一次下乡采访时，偶然听到确山县瓦岗乡党委书记张杰提起，说范长江就死在该乡芦庄村，当地有很多群众知道范长江当年在此劳动改造和投井自尽的情形。

    带着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带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对新闻界老前辈的崇敬，在记者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确山县瓦岗乡芦庄村。

   一

    从确山县城往西２０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８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里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它房子仍然存在。据史料显示，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１９６８年开始选址、建立的。１９６９年３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５００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倪炳银，确山县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直接见证人。在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新闻素材。他说，１９６９年春天来的５００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范长江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５００人分为两班。一班是３００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２００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１９６９年８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２０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５０多公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三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７０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２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四

    在确山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是范长江经常挑粪、挑水浇灌的菜园子，菜园旁边是一口深７米、直径为１．４米的水井。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遂派人查找。早上７时许，有人在菜园边的水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已浮在水面上了，且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服。

    人命关天，可五七干校院内，并没有多大反应。上午１０时左右，干校的人从隔墙的芦庄加工厂叫了几个工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

    据尚大福说，当时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而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就这样，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

    １９７６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范长江-档案介绍

    原名：希天。

　　出生：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

　　死亡：1970年10月23日卒于河南确山。

　　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

　　人生经历

　　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 《益世报》等报撰稿。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发表通讯《陕北之行》等，第一次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10-23日跳井自杀。

范长江-性格特点

    范长江开朗热情，善交朋友。他常说，做记者重要的是交朋友，而且要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上至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闻来源越多，越能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从他的代表作《中国西北角》可以看出，长江的朋友无所不有：从政府的部长，军队的司令，以至土司、活佛、喇嘛、纤夫、水手等。他去采访时，还尽量帮助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经常同被采访对象保持联系。正是这种广交朋友的气概，使他采访路子广，新闻触角多，同时代的记者几乎无人能比。

范长江-个人事迹

    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一位报道红军的国统区记者。抗战中他是活跃在各战区的战地记者，周恩来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解放战争中，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当时他任新华总社总编辑，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回忆说：“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我和长江等人开会。他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长江都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这时报社闹稿荒，当时正好放映前苏联影片《大转变》，是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江抓住这个时机，提出报社工作也要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不少人对这个决策半信半疑，但长江坚持不动摇。几个月后，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范长江-《人民日报》记者的回忆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1950年初，范长江来到《人民日报》任社长。他不定期地举办‘飞行集会’,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者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该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从来也没有批评过我们这些新同志，他只要求我们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

　　范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有些人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也很不满意。也许这是长江的缺点，但也恰恰是他的性格。”

　　范长江还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他还说，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

　　范长江五十年前对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仍未过时，并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他指出“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

　　范长江认为，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范长江-死亡之谜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的一个井里发现了范长江同志的遗体，他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谜。

　　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范长江同志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这可以成为我们坚持真理，清正廉洁，正直正派的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范长江-西北采访的成果与意义

    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作这写施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1936年8月，他将这次施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帝国主义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他的通讯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

范长江-新闻记者的榜样

    范长江25岁时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川西、陇东、祁连山、河西走廊、贺兰山、到内蒙古……他走遍大半个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余公里的跋涉。这段劳途不亚于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如此，他还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采访。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又“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写下了大量战地通讯报道。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每想到此就不免令人心潮澎湃！

范长江-范长江新闻奖

    范长江新闻奖，是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设立的新闻奖。1935年，我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年代，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采访，他看到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连续发表了反映当地人民备受煎熬压迫、各界抗日激情高涨以及工农红军坚持战斗的通讯，引起国人的关注。范长江也因此一举成名。后来他又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奋斗几十年，一直到1970年逝世。他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他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著名的杰出的代表，用他的名字设立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开拓新闻事业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

　　本奖从1991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但自2000年起本奖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

一

   虽然，父亲终究离去了，但当我自己也走上人生道路时，却发现父亲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即使是在那个错乱失忆的年代。

    1968年9月，我到内蒙古插队务农、做工，那时我不愿向他人提起自己的身世，担心有人在父亲的名字上泼更多的污水。但有一次，当我偶然与当地棋界一位温厚长者推枰对弈时，不经意说出“范长江”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竟露出惊异的目光，他十分感慨地说，“范长江！他是你父亲？那还是抗战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最关心时局，在学校天天等着，《大公报》一来，就找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写得真好，《中国的西北角》在30年代谁都知道的，人人都爱看。”他的话匣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第一次听素不相识的人对当年做新闻记者的父亲作这样正面的评价，不禁怦然心跳，也是我生平遇到第一位喜爱父亲作品的读者。大约从这个时刻起，我开始产生一种愿望：重新了解父亲当年不同寻常的报业生涯。
　　后来我实现了这个愿望。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新闻专业。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爸爸不再属于“牛鬼蛇神”。他的旧作被重新发现，发掘整理写进教科书，专家教授研究讨论他的生平，写成传记，给他很高的评价。人民大学新闻系有两位勇敢的同学首先决定重走当年的“范长江之路”，希望写出“今日中国的西北角”，随后媒体工作者开始一批批走上同一条西行采访之路。
  我在毕业后也从事新闻这一行，多年来使我特别惊奇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时常会有棋界长者那样素昧平生的人，听到我的姓，就立刻联想到父亲的名字，然后就像谈起自家老友，滔滔不绝，语中充满敬意。
  我在中新社做记者时，有次到湖南岳阳采访一位市领导，他在采访结束后突然对我提起父亲的名字，说“他和你一个姓，是过去有名的记者，文章写得好，现在你们年青人要好好学习他”。
  一次我到内蒙武川县采访，当地接待单位送给我一本厚厚的《县志》，我赫然发现其中原汁原味记录了“30年代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来访”的详细过程，捧着这本县志，我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它给我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新闻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90年代我到台湾访问，碰到一位学界老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我的身份，他竟开始活灵活现讲起我父母范沈两家民国时期的“逸事”，言谈中对我这小字辈的无知颇有几分遗憾。
  远渡大洋来到纽约工作，常会遇到一些从不相识的朋友，谈起父亲便说是“如雷贯耳”，有的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十分亲切熟悉。甚至不止一次，在参加社区的活动时我自己的名字被人混淆或搞错，在某地参加一项活动，我的座位上竟一字不差写着父亲的名字，当时我内心没有错愕，只有感动。
  一位曾在侨报编辑部工作过两个月的杨姓女士，离开报社之前郑重地送给我一本书——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她说“你一定喜欢”。果然，书中长达十余页的篇幅珍贵翔实地记述了作者在抗战时期、特别是在当年著名的国新社创办期间与我父亲相识交往的故事，读之倍感亲切。
  虽然70年过去了，我觉得父亲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仍然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里。

五十年代，毛泽东接见范长江时的照片

二

    在北京罗圈胡同12号有“适园”之名的一处宅院里，枣木参天，桃花飘香，匾联迎门，碑帖环壁，我们曾与父亲在这里共度过十余年的难忘光阴。

　　父亲书房的墙上，一直高挂着外祖父沈钧儒手书的白居易有名诗句《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徐步徘徊，低头沉思，抑扬顿挫地吟咏这首诗时的深沉的表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的家乡四川内江发现了范氏家谱，据说我家应是宋朝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人，父亲虽然一向不喜欢讲“光宗耀祖”，但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却是激赏不已。他曾对我们一再讲解，颂扬先贤无私无畏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兴之所至常会畅谈哲理和中外历史，还要与我们认认真真讨论一番。回想起来，那些道理是来自他异乎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是太遥远深奥了，而我那时对父亲的过去了解得那么少，对他的教诲理解得很肤浅，面对父亲的追问，我常因天性木讷而沉默以对，惹得他抚掌叹息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你们以后走上社会要多锻炼自己，才能明白书上的道理”。
　　早在文革之前，父亲曾不止一次向我们孩子们回顾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多次讲述过，最初他曾无意中参加了周恩来等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但从未有人告诉他这个学生兵谁是“共产党”，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同一战壕里的官兵一个个倒在自己身边，起义失败后他又糊里糊涂走进了国民党军队当过几天看护兵，他说当时曾经流浪街头几乎病饿而死。而最可怕的是政局混乱，各派军队都自称是“国民革命军”，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他一个小青年茫然不知生活方向，内心非常痛苦。他为此告诫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珍惜今日好时光，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记得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天鹅》的长诗，写的是池塘里有几只天鹅，由于人工喂养，翅膀僵了，失去飞翔天际的能力，他借此比喻，鼓励我们要勇于锻炼自己，永不懈怠。
　　在我上小学期间，他一直让我在附近一间“二部制”小学上学，这个小学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半天上课，操场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他说，为了让我更多“体会培养工农群众的感情”，不要滋长“骄娇二气”，不同意我转到其他条件更好些的学校，我就在这里上到六年级毕业，直到考取市重点中学北京四中。
  父亲在浙江下乡工作期间，回到北京家里，他还特意给我介绍了一位叫杜阿根的与我同龄的农村男孩子，要我和他保持通信，了解“农民的孩子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杜阿根一封封朴实和充满乡土气息的来信，当时对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确是打开一个新鲜世界。

台儿庄战役中，范长江（右一）、陆诒（右四）与关麟征军长（右二）合影。

三

    在父亲书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示意图，我想在这张地图上不仅记录着中国革命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壮举，也保留着父亲自己深深的足迹——当时他作为大公报记者，与北上红军前后交错，在战火硝烟中只身踏过祖国这片万水千山。在他书柜里，存放着封面泛黄的30年代旧版《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本书是由他西北之行以及访问延安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汇集而成的。这两本书解放后一直没有再版过。父亲不知为何也从没有给我讲解过这两本书。
　　父亲60年代曾写过一首诗，追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事迹，感叹后人对其功过褒贬不一，争议不休，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树碑掊碑常反复，扪心无愧乐悠悠。”我想这两句诗既是咏叹历史，也可能是对他自身命运的表白甚至是预感吧。
  不久，史学界关于李秀成的学术争论演变成一场政治公案，并与学术界的其他争议一起，一步步引向“文化革命”的爆发。渐渐地，我不祥地意识到，父亲对自己以往新闻事业的经历保持缄默，可能是别有情由的。

　　“文化革命”开始后，父亲很快就“出问题”了，被宣布停止职务。后来我们才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都是这些“白纸黑字”惹的祸。 

    包括那首《忠王李秀成》在内，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
  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他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了上去。
  他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新疆的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父亲。文化革命开始后父亲重翻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很容易引起他人“误会”，因此也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他的“罪名”。
　　父亲终于被迫起来应战了。
　　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新闻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助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
  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
  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
　　对于那些向他头上泼污水的人，父亲始终嗤之以鼻。
　　那时父亲被长期关在机关“牛棚”不让回家。1968年8月以后，我和大哥苏苏、弟弟小军、小建分别到内蒙、山西插队去了。1969年我插队一年后回到北京，突然得知，父亲要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了，机关通知家属可以去见他，行前还允许他回家住一天。
　　我跟随妈妈到机关去看望父亲，那里一位“负责人”在对妈妈和我“训话”时，始终把双脚翘在桌子上，满口污言秽语。我真难以想象父亲在这些人手里每天如何度日，心里十分难过。
  但久别的父亲在见到我们的时候，大概怕我们担心，却极力做出轻松开朗的样子，他说由于自己过去从小什么苦都吃过，现在快六十岁了，每天重体力劳动都不怕，能像青年人一样挖土坑担担子，身体还不错，以前的血压高的老毛病也没有再犯。
  他听说我到内蒙农村插队，便谈起他以前多次去内蒙旅行采访，他说那里是个好地方，鼓励我好好磨练自己，虚心向农民学习，建设好新农村。但面对那位“负责人”，他毫不客气，还以颜色，与那人对拍桌子，气得对方当场大叫“范长江太嚣张”。他对对方的评论是：懂什么？二流子！
  在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回家来了。他突然手提着被服、脸盆等简单的行李走进家门，他是自己一个人找回“新家”来的。那时我家已迁出罗圈胡同，搬到阜外大街南营房，与原来的老邻居、当时一同遭难的孙起孟副委员长一家，合住一处三居室的小单元房。父亲经过无数难捱的日子，终于与妈妈以及当时在北京的我和弟弟小军一夜团聚，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
　　为了给父亲“饯行”，我们买了一条鱼，我自报奋勇给父亲烧个菜。经过一年的农村生活，我已多少学会起火造饭，但其实不过是熬稀粥，煮土豆，这却是我平生第一次烧鱼——不知怎的，眼看我额头上的汗珠都渗出来了，鱼却似乎总是半生不熟。这时父亲走进厨房看了看，先是鼓励我说，“自己学会做饭了，不错嘛”，然后告诉我：“没放油吧？没关系，加点油再试试，做鱼油要多一点才行。”他的口气非常平和，毫无责怪的意思。

　　但多少年了，回想起那个难忘的夜晚，我却感到永远的遗憾：
　　如果不是那么笨手笨脚，我或许能为爸爸做一桌他最喜欢吃的川菜；
　　如果不是那么孤陋寡闻，我或许能给他多讲些乡间野趣，使他略感宽慰和轻松；
　　如果不是那么蒙昧幼稚，我会认真再认真地倾听他重温如烟往事，领会生活真义；
　　哪怕他曾有一点点暗示，希望我今后有志做新闻工作，我一定会聚精会神请他多讲一些当记者的经验与甘苦……
　　
  但是，那个夜晚，虽然有一家人重逢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困惑、担忧和沉默。对我来说这一切太矛盾太复杂了，我那时还无法真正理解，父亲究竟为什么受到这样可怕的责难，他究竟有没有错。我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说的话——是自己热爱尊敬的父母亲，还是那些权高位重的人物，我也没有能力和眼光清楚地辨别黑与白，功与过，真与假。
　　妈妈和我们更是没有想到，这一晚竟是与父亲最后的离别。
　　父亲去干校后，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内容是关于他自己学习革命理论的体会。而我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见到这封信。我想其实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妈妈以及我们孩子们谈谈心里话。但是他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父亲1970年10月去世。几年之后，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妈妈的反复申诉和抗争，父亲的冤案受到重新审理，他的“错误性质”才得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大哥和我被获准代表妈妈前往父亲去世的地方——河南确山，根据一位好心人的记忆指引，在野草萋萋的山麓找到父亲遗骸，骨灰在当地火化后由我们带回，存放在北京老山骨灰堂。直到1978年，经中央正式批准，父亲的沉冤终于完全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骨灰重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如今京城现代化的巨大变迁，当年罗圈胡同的“适园”已经不复存在，我自己也在新闻界游荡一番，多少尝过其中的酸甜苦辣。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觉得对父亲多了一层理解。
  结语：
　　在30年代的血腥内战时期，年仅26岁的父亲不顾生命安危，穿越崇山峻岭，踏遍尸骨横陈的战场，历尽千难万险，写出一篇篇西北纪行，客观真实地向全国民众报告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的消息。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他又只身闯入危机四伏的西安，并作为第一个国统区的大报记者辗转进入延安，遍访中共领袖，并与毛主席彻夜深谈，随后向国统区读者第一次报告中共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正是这个政策的转变和宣示，扭转了民族的危机，开启了全民抗战的新时期。在今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父亲当时的所作所为都完全是无可指摘的，他是在最险恶的时局中，在最困难的处境下，最出色地履行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
　　每当细细重读父亲及其他报界先驱们的著述时，我慢慢体会到，以“客观”“真实”为圭臬的中国近现代报业，承载着通舆情、启民智、益社会的崇高使命，但是在百年变迁里，中国迟迟没有形成报业正常发展所必须依存的理性、民主、法治和宽容的社会环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依同理，文至清则无报，报至清则无史。在剧烈而无休止的战争、政治冲突的挤压震荡中，报业的生存何其艰难！“文化革命”的悲剧尤其说明，没有完善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保障，即使有最高领袖的亲笔信，也不能成为一个正直的报人免于迫害的护身符。
　　“文化革命”的阴霾已经散去，当年猖獗一时，抓住只言片语便定人死罪的文字狱制造者们，反而成了历史的真正罪人。
　　父亲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父亲70年前义无返顾地投身报业的时候，曾怀着为中华民族解放振兴而呼号的满腔热望。虽然历史的道路远比人们设想的更曲折更漫长，但是中华复兴的理想毕竟在一步步走近现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愈加活跃，愈加开放，监督权与知情权的意识日渐加强。父亲如果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兹仿五言句遥寄悠思：
　　     怀念父亲
　　西行足迹在，旧事久弥新。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
　　百年烛长夜，万里报烽云。“适园”今何处，故国草木春。
 （本文2004年3月写于纽约，现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