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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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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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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1-07-2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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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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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腐败的原因与治理新论
(《中国不一样》第13章)
 

 

       本书第二部分所分析的败德是一种社会腐败,接下来第三部分要分析的贪污则是一种政治腐败。贪污腐败源自于人性的贪婪,所以,分析腐败的原因与治理,目的不是分析如何消灭人性,而是分析在人性既定的基础上,如何理解腐败的社会原因、如何控制人性的贪婪。

 

1,关于腐败问题的两次争论

 

关于中国的腐败问题有过两次有意思的争论,一次是张维为与福山的辩论,另一次是李世默与裴敏欣的辩论。

20116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的“文汇讲堂”上,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西方模式展开激烈的辩论(“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文汇报》201178日)。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师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他提出过质疑,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也是对他的一种回应。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场辩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中西方学者之间少有的针锋相对的直接辩论,从福山的主题演讲“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到张维为的批评和对答,两人大战四个回合,记录下的文字字数超过两万。其中,关于腐败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

福山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有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缺乏对下负责。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收集信息,但向下负责制最终还要靠选举来实现。

       张维为反驳说,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真正问责,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关键是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下,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永远不会被侵犯。中国的问责制比美国这种问责制要广的多,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普通百姓的财产损失了平均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几年过去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福山回应说,在比较政治体制的时候,要区分政策和制度。怎么才可以防止精英不是靠选贤举能而垄断国家的政权?在以往的十年当中中共做得很好。但整个制度也有很多的腐败,掌权者使自己的亲朋好友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向下问责制,这样就可以保证个人的关系不进入到政治制度从而损坏这个政治制度。

张维为说,腐败问题一定要纵向横向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高腐败的阶段,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中国震撼》这本书里面提了“第二代腐败”这个观念,比如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给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但美国的法律制度把这些问题叫做“道德风险”。美国如果把这一类问题作为腐败问题处理的话,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

横向的比较,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巴西、埃及、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希腊都是家族政治,经济就是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破产了。所以民主制度的问题,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承认,民主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遏制腐败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用担心那些权位很高的人会来恐吓你。民主国家当中有时候并不总是这样,意大利总理拥有了大多数的媒体,这样就无法保证媒体自由表达了。反过来也证明如果这个媒体是高度自由的,在这样一个民主体制当中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可以充分地遏制腐败,这在自由民主制度当中是最容易做到的。

张维为总结说,福山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中国模式是一个最不坏的模式”。

以上是第一场辩论的要点。201272日,在《大西洋月刊》老牌记者詹姆斯•法洛斯主持的美国知名智库“艾斯本学会”的一场辩论上,前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与上海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复旦大学博士李世默,就中国模式及其未来展开了激烈的另一场辩论。早在201171日,《》上刊登了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沈大伟所写的《中国共产党90岁了》和裴敏欣所写的《伟大的党,但共产主义在哪儿?》两篇文章,分析了即将在2012年面临新的权力交接的中共的挑战。李世默旋即在《》2011720日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五大误读》一文中,反驳了沈大伟和裴敏欣的观点。时隔一年,李世默与裴敏欣的辩论依然保持2011年的基本论点,在腐败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裴敏欣认为,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中国经济日益不可持续,制度让一小群掠夺性的精英受益而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随着腐败和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层面的矛盾,将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和损害政府的合法性。

       李世默回应说,中共自己也认识到腐败是中国的严重问题,但是这与集权统治有关吗?据“透明国际”称,全球最廉洁的包括了4个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新加坡、香港、卡塔尔和日本——其中有3个是集权政权。按照“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的廉洁排名(78位)比印度(87位)、菲律宾(134位)、印度尼西亚(110位)、阿根廷(105位)等其他许多国家都高。只比意大利(67位)低一点,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选举制的民主国家。显然,一党制的中国腐败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都低。

       裴敏欣认为,腐败到处都有,但“透明国际”的数据其实表明的是,最廉洁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民主固然无法消灭腐败,但专制则使有效控制腐败毫无希望,因为新闻自由、法治、公民社会这三大反腐要素都不存在于专制社会中。

       李世默提出,要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及持久性,中国实行的是向上流动最充分的“贤人政治”,“建设性的不透明”有优于“破坏性的透明”之处,相比之下,民主的透明度实际上只有利于“利益集团”。美国民主的脆弱,体现在兑现和确证其理想的能力的下降。其实,按照公认的民主标准(一人一票的多党竞选),许多美国总统都不具有合法性,这包括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

 

2,腐败原因的三个流行理论

 

       上述中国腐败问题的两场争论,把我们引向了腐败的纵向、横向对比。纵向地看,中国的腐败是所有社会发展都会有的腐败;横向地看,中国的腐败并不比有些民主国家高。这样一来,腐败的社会原因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具体观点变成了“中国腐败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都低”和“最廉洁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相对立,论者各执对自己有利的一端,事情陷入了“立场决定态度”的困境。

    这种认识困境,也与腐败社会原因的以下三个非常流行的片面观点有关:一是认为缺乏民主,二是认为没有法治,三是认为文化才是问题所在。迷信这三个理论的人非常多,这三个理论分别叫腐败的“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那么,我们能一口气就否定掉这三个粉丝众多的观点吗?能。有理不看人数,粉丝众多只能表明意见集中,但意见不是事实,意见更不是真理。要分析的是腐败的原因,不是对腐败的意见。证明观点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例外。99个例子也许能证实一个观点,但1个例外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尤其是当新的替代理论存在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民主决定论”。许多人以为,中国腐败是因为民主不健全,民主健全的台湾就比大陆廉洁。“透明国际”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确实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明显低于台湾的5.66.1。有一个推进民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自由之家”,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被它认为与台湾相近,都属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都非常腐败,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分别是2.73.52.73.01.93.0,通通比中国大陆还差。属于民主国家的墨西哥和菲律宾“廉洁指数”也比中国低,分别是3.03.62.32.6。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确立民主的国家海地,过去10年,其“廉洁指数”居然只有1.42.2,成了彻底推翻“民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在上面的两场争论里,“民主决定论”的错误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可是,从道理上看,福山说“遏制腐败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裴敏欣说“新闻自由、法治、公民社会”是反腐的三大要素,他们说的似乎也没错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就要轮到“法治决定论”了。“法治决定论”本来是用来反驳或补充“民主决定论”的,因为“民主决定论”确实经不住这么多例外的考验。“法治决定论”者最得意的例子是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民主,“自由之家”也认为它们还算不上是“自由的民主”,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却举世闻名,过去10年,它们的“廉洁指数”分别高达7.98.49.29.4。有一个推进法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世界正义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认为与香港和新加坡的相近,可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印度比中国大陆还腐败。印度就这样成了彻底推翻“法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的第一章,华人学者黄亚生在认为印度经济能超过中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印度有法治。令人自豪的印度法治,为什么偏偏就治不了印度的腐败呢?学术界的学者们,为什么偏偏就不能把逻辑进行到底呢?其实上文已经提到了,问题就出在,人们通常关心的是“对腐败的意见”,不是“腐败的原因”,他们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民主法治的热情,在真正的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妨碍了他们追究“腐败的原因”。

法治治不了印度的腐败,难道是印度的文化有什么问题吗?“文化决定论”认为,腐败是由“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决定的,同印度腐败是因为印度的文化基因很腐败一样,中国腐败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很腐败。所以,蒙古、印尼、海地都腐败,因为它们的“国民性”也很腐败。

可是,与“民主决定论”和“法治决定论”一样,“文化决定论”也存在例外的问题。突出的例子是: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可这些地方都比中国大陆要廉洁得多。如此一来,能够彻底推翻”文化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就不止1个而是4个。经常被提到的类似的反例还有一个,那就是南北朝鲜的鲜明对比。南北朝鲜不仅文化相同、地理相近,可制度的差别却导致了经济发展和腐败程度的完全不同。

    问题来了,以上3个理论的“判决性反例”都那么一清二楚、无可辩驳,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迷信者却依然那么执迷不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事情的真相,他们关心的是改变社会的某种愿望,他们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强化自己不满情绪的反现实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愿望和意见主宰的动物,决不可能是服从真理的动物,人服从真理的时候往往是愿望碰巧符合真理的时候,不是真理之光已然照亮大地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发现,“民主决定论”只看台湾、不看海地,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民主的愿望,不是腐败的原因。“法治决定论”只看香港、不看印度,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回避民主的愿望,不是探求腐败的原因。“文化决定论”只看大陆、不看港台,因为他们的文化观念里根本就不包含制度的因素。“文化决定论”不能认识到:坏的文化能使好制度腐烂,但好的制度也可以催生好的文化。

 

3,腐败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制度文化组合论”

 

    总结起来说:如果我们真想知道腐败的真正原因,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抵挡住任何美好愿望的诱惑,把美好愿望的诱惑与腐败的原因分析分开,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做不到这个“三重分开”,正是迄今为止大部分腐败问题研究依然混乱不堪、不可自拔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腐败原因和对策的时候,还有一个“地缘规模因素”经常被提起。它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弹丸之地,规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缘决定论”(“规模决定论”)跟其他三种理论一样迷人,但也错得一样不幸,因为海地的规模也小,可腐败的治理却一塌糊涂;而地缘规模大的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廉洁度却很高。

现在的问题是:在“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地缘决定论”中,有没有一个是“判决性反例”少一些、解释力强一些的?

    直观地看,“法治决定论”似乎反例较少、解释力较强。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法治程度高、法律体系健全的地方腐败不一定少,但法治运行好、法律执行通畅的地方腐败确实更少。有趣的是,虽然“民主决定论”反例较多、解释力较弱,但也存在类似于“法治运行好”的现象:民主制度齐全的地方腐败不一定少,但民主运行好的地方腐败确实更少。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民主法治的制度运行的好坏?

    这个问题一问,就等于又问回到了文化和地缘规模的特征,因为,制度运行,实际上恰恰就是地缘文化因素在制度执行上的体现。

也就是说,腐败的原因肯定与民主、法治、文化、地缘规模等4大因素藕断丝连,但回到地缘文化因素是为了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当我们过分强调民主法治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地缘文化因素就似乎作弄人似的开始发力;反之,当我们过分强调地缘文化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民主法治因素也好像作弄人似的开始做功。如果说,民主法治对人类来说是主动一些的制度建设因素,地缘文化对人类来说是被动一些的现实存在因素,那么,这两对主、被动的因素之间,就似乎存在某种张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边,另一边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制度文化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奇妙的“时点问题”:在历史的什么时点上,人类主动因素的作用可能开始超过被动因素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维科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摩尔根在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波普1957年的《历史主义的贫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戴蒙德1997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2005年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还是成功》、泰恩特在1988年出版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兰德斯1998年的《国富国穷》、诺斯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等等。

    “制度文化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叫“路径依赖”的重要观念,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叫“习惯成自然”,它描述的是诸如有些地方靠马路右侧开车、有些地方靠马路左侧开车这样的社会习俗,理论上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这也是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结合地缘规模所分析的“演化博弈均衡”。一旦“路径依赖”形成,初始条件就变成差别的起点,以后改变起来各种费用就非常高。

    总结起来说,“张力现象”、“时点问题”和“路径依赖”给探索腐败原因的启迪是:腐败的人性原因之外的社会原因和相对程度,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某种独特组合”,即民主法治制度与地缘文化因素的某种独特组合(简称“制度文化”),这就是本书提出的关于腐败社会原因的一个新理论:“制度文化组合论”或“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制度文化组合论”是“中国不一样”的最重要依据,这一依据放在“演化博弈”的框架内理解就更加清楚。

具体分析将涉及贪欲强度、公权范围、公权制约度、文化环境、文化规则等5个方面(见第十七章)。按照这个理论,人们不应以地缘文化为理由,反对民主法治的制度变革;人们也同样不能以为,民主法治变革能够脱离文化改造而制住腐败;因为腐败不是单一决定的,它是制度与文化所组合决定的。“组合决定论”使分析复杂化,却能够使问题清晰化;如果事物的本质本来就复杂,理论简洁的好处就必须让位于解释力强的需求。

    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这一点现在好理解,但为什么又要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呢?这涉及到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在进行反腐的对策分析时,我们通常假定存在一双“上帝之手”,反腐的一切运作都能够无摩擦、无费用地进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理念,现实的操作不可能如此。现实不理想,那这为什么会是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呢?

    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他们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所以,当有人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没有治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突然间“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起来,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不仅对他们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

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其实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与文化的惯性所淹没,廉洁就这样被混掉了。一个社会的廉洁,最后就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突变。但是,从“演化博弈”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败可以出口,廉洁却难以进口。社会的病要比人体的病难治得多,这也算是人性弱点社会化之后的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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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0

方绍伟:《特朗普会整垮美国民主吗?——兼评福山、扎卡里亚、阿西莫格鲁》

原载澎湃新闻2017-2-9,细节略有不同)

 

 

       从特朗普当选到他就任后多个行政命令的发布实施,最近几个月的美国已经陷入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状态。本文用“特朗普乱局”来概括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示威抗议、街头打砸焚烧事件、电视辩论、校园冲突、媒体对抗、社区的忧虑不安等等现象。显然,美国的乱局比其他国家所出现的社会动荡要轻微和有序得多,但在精神价值层面,传统自由派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其中以围绕“七国入美禁令”所出现的纷争最为突出,人性中的争强好斗完全不比其他社会更少极端化。

 

1,美国精英大喊民主危机

 

  如果“政道”指的是基本政治制度的状态,“治道”指的是具体制度运行的状态,那么,美国的这场乱局到底是一种政道危机还是治道危机呢?特朗普会整垮美国民主的政道吗

       美国有不少知识精英纷纷偏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之外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民主已经陷入困境。即便多数言论并不真的指向政道危机,许多人的观点也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而变得含混不清。

      例如,在这场风暴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惊呼“美国已成失败国家”,认为特朗普乱局“可能导致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可能使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苦心经营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世人迟早会将这场动荡与一个世代之前共产主义的倾覆相提并论。......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极化效应和利益集团操纵效应。......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出现衰败。......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由教育程度所定义的阶级,......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起来报复‘自由’那一部分。”(“America: the Failed State”,载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

   美国政治评论家、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同样从体制危机的角度惊叹“美国的民主已变成非自由的民主”。他认为:“在西方,自由和法律、大众参与这样两个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自由民主。......维持民主的不只是司法保障和规章,还包括惯例和习俗,也就是民主的实践。如今,美国这一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权利法案》、最高法院、州政府和参议院都是对抗多数主义的后盾。但美国还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它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一些以相似方式发挥作用的非正式缓冲机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称之为‘社团’,......但眼下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民主,已经是一种在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和政治煽动面前失去了真正缓冲机制的样子。政党塌陷,国会萎缩,专业组织有气无力,媒体已变得无关痛痒。2003年在写一本有关‘非自由民主’的书时,我从民意调查中看到了美国人对美国三个最不民主机构表现出最大的尊重:最高法院、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军队。如今,前两家身上的光芒已丧失了许多”。 (“America’s Democracy Has Become Illiberal”,载《华盛顿邮报》2016年12月29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美国最当红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甚至对国会、法院和各州对总统的制衡也丧失了信心。他认为:“当代民主有自己的弱点,那不是一群校官就能图谋暴力接管政府的弱点,而是国家机构的破坏和变相个人统治的初步建立。......使美国容易受到这种威胁的原因,是我们对制度显著力量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当然,美国有更好的制度基础和独特的制衡措施,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土耳其则完全没有。但这些在对付目前的威胁方面仍然帮助不大。在对抗特朗普上,不仅美国的制度在这一刻特别无力,这些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就了他。......但美国在抵制个人统治方面最薄弱的一点,可能在于行政机构与构成政府核心的制度之间的独特关系:官僚本身。在许多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多数机构和高级职位都由非党派公务员掌握,国家机构在正常管理的同时仍然能避免个人统治的企图。美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特朗普正在任命他的人来担任4,000个公职和司法部门的高级职位,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他可以发号施令的官僚机器。......为什么美国在面对特朗普的威胁时如此无能为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国父们希望这样。......这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正的防御,我们有市民社会的警觉和抗议”。(“We Are the Last Defense Against Trump”,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年1月18日)

       最为离谱的是,奥巴马时代担任过国防部顾问现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撰文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特朗普,已经不失为一种哪怕是史无前例的可行方案,因为再等4年、弹劾、让副总统取代之等三种其他办法都完全不可行(原文3 Ways to Get Rid of President Trump Before 2020”,刊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130

 

2,自由派精英夸大了“特朗普乱局”

 

其实,在美国谈军事政变同谈加州独立一样,都是博弈论所说的“无效威胁”(美国联邦不存在退出机制,上次闹独立的结果是内战);这里奇思怪想可以花样繁多,但美国的制度信仰和制度力量超出一般的想象,触犯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其他“低制度代价社会”所无法理解,这也是美国自由派精英容易犯糊涂的地方。

       用惊慌失措来形容美国精英对特朗普的反应一点都不为过,丧失理智甚至可能是这些美国自由派的更真实状态。特朗普对现实的冲击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二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调整(如传说中的“联俄制华”战略),三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颠覆(更现实地认可多元秩序)。就本文所关注的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而言,可以明确地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不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自由派夸大了这次危机。

       本文无意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在价值上争论好坏是最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认知上分析政治博弈的性质和结果。就本文作者对美国社会二十多年的生活观察和体验而言,美国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确已经处于走火入魔的边缘,中下层人民的相对劣势也在进一步加剧(具体经济分析将另外专述)。物极必反,特朗普的“权威型民粹主义”的兴起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和观念反弹而已。美国自由派精英的惊慌失措,反映的只是他们在立场至上、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时的一种集体选择性失明

       那么,为什么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而非政道危机?为什么说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福山所说的失败国家,也不存在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为什么美国民主根本没有变成扎卡里亚所定义的非自由民主,国会和法院也并不像阿西莫格鲁所认为的那样失去对总统的制衡?

       简单的答案是:特朗普乱局仅仅是美国基本宪政民主制度正常运行中的一种正常波动(“罗尔斯-诺齐克波动”),存在的只是一种政策危机而不是宪政危机,是一种运行层面的危机而不是规则层面的危机,是一种表层价值观念的危机而不是深层基本信念的危机

       美国特色的宪政民主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政治制度,但价值立场的偏见很容易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偏差。例如,在最近的“黑人大叔街头舌战反川普民众”事件中,那位“黑人大叔”的言论,就被有些人认为是“句句在理,而且头脑清晰、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推论,在一般民众中太少见了。”“黑人大叔”不满抗议者毁坏商店和汽车的极端行为,大声疾呼“政治正确是种病”,这些自然都无可厚非,但是,“黑人大叔”却远不是什么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他说“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就是曲解美国精神的一种典型的意气之词。

       美国的宪政民主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愿赌服输),二是一次胜负后仍有多次博弈(赢不通吃),三是总统主导下的多元权力对峙(分权制衡)。“黑人大叔”强调愿赌服输当然是对的,但愿赌服输根本就不意味着反对特朗普的人应该离开美国。离开美国显然只是竞选中选民发出的一句气话,可大选揭晓仅仅是政治博弈的一个段落,宪政制度所保障的随后的多次博弈,那才是美国宪政民主运行中体现分权制衡的主场戏。

所以,宪政民主的精髓不是愿赌服输,而是在愿赌服输之后分权制衡仍然得到确定的制度保障。换句话说,“黑人大叔”有权支持特朗普及其具体政策,可反对特朗普的人也有权继续用和平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宪政民主根本就不是个一次性的买卖。投票过后还要“死磕”那才是宪政民主,就像街头闹事一次躲过惩罚、再次难逃制裁那样(例如,伯克利地方当局已经开始调查警察对加州大学暴力事件袖手旁观的行为)。

 

3,自由派精英错在哪儿?

 

       我们自然不能过分苛求街头上一个普通百姓的认识,但自由派知识精英在价值冲动下的失当观点就要另当别论了。什么叫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什么叫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什么叫美国民主在变成非自由民主?什么叫美国没有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治煽动?什么叫对制度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什么叫国会和法院在失去对总统的制衡?什么叫公民社会才是对抗特朗普的最后防线?

       愿赌服输仅仅是“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在选举上的体现,但这一条的更普遍含义是:即便宪法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具体状况,美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规则依然确定不移;美国宪法当然还可以有修改、增添或不同解释,但基本规则中的决策规则(如简单多数规则)和实质规则(如合法拥有枪支)都无法不被遵守,正如规则运行的多元甚至对部分人来说是极端的结果都必须得到尊重那样。

       失败国家是没有公开规则或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并出现失序结果的国家。特朗普乱局再乱,依然是公开规则被公开执行时价值偏向导致社会冲突的状态。这种状态远远不是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因为大众参与和大选结果根本没有威胁到一般的自由和法律,至多也只是不同人不同自由的程度变化而已(如保护部分人工作机会的再工业化要以消费者权益和资本自由流动为代价)。即便“七国入美禁令”限制了少数非公民永久居民的自由,州权和法院对总统的制衡依然在起作用。此案的最新发展是,在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民主党人)向当地联邦法院提交抗令诉讼、法官詹姆斯‧罗巴特(James Robart)宣布暂停执行总统令后,司法部要求恢复执行总统令的上诉被自由主义倾向最浓的第九巡回法院驳回,双方的较量将由最高法院作最后的裁决(即便他任命的大法官能赶上审理此案,特朗普也难有胜算,他现在有紧急上诉、普通听证、等待西雅图法院最后裁决、修改90天禁令等选择)。

       此案最好不过地表明,美国民主根本不可能变成“非自由民主”,因为非自由民主的特征是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特朗普权力再大,一个小小的法官就足以让他的行政命令失效。法官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恐怖分子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不是特朗普所认定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特朗普推特上“所谓法官”的轻蔑用词,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美国历史上也有过个别总统(如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试图藐视法庭的裁决,但最终都因为面临国会的弹劾而不敢轻举妄动。

可见,“没有了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治煽动”恰恰不是事实,特朗普可以继续推销他的反恐政策,他甚至可以用“恐吓战术”来蛊惑煽动,但缓冲机制遍布于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如果媒体言论和公民抗议无果,各州、法院、国会、甚至大公司都将是他的障碍。例如,已经有人呼吁国会要立法限制总统发动核打击的权力,国会和法院无论如何不会失去对总统的制衡。特朗普的总统令也遭到了近百家大公司给上诉法院的联署反对,如果他的移民政策妨碍大公司的业务发展,他的经济增长计划就更是一个空想。特朗普再雄心勃勃,政策间的明显矛盾也足以让他的激情落空。

美国人往往喜欢滥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来夸大自身的问题(独裁、革命、民主崩溃等)。只要有人可以公开指责总统独裁而不被专政,这本身已经表明独裁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制度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希特勒,文化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斯大林

       在这个意义上,“对制度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及“公民社会才是对抗特朗普的最后防线”这两个判断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制度信念与公民社会在精神上是同一的。美国制度的力量之所以总是大于个别人的力量,正是由于制度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民情”,这种民情导致任何潜在的独裁者都不可能通过浑水摸鱼而得逞,任何不轨企图都会因为代价太高而销声匿迹,这也正是制度崇拜与权威崇拜或强人崇拜的区别

 

4,自由派的“巨婴心态”与特朗普的好斗人格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到“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的话题。福山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利益集团和否决制对美国民主的侵蚀,本文已经证明,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现状只是一种“确定规则下的不确定结果”。更直接了当地说,福山把宪政民主的本质规定和强化力量,错误地看成了宪政民主的一种腐蚀剂。不管社会危机有多大,只要美国宪政民主的决策规则和实质规则不变,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作用就不会消失,多元制衡的格局也决定了它们无法对宪政民主构成任何威胁。

想要避免多数人暴政,又要抱怨少数人有否决权,这是“既要热汤又怕烫”的扭曲心理和“巨婴心态”,不是一种合理的批评。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如同民粹煽动的存在一样,都是美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因为,在由宪政民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下,平等机会有不平等价值是一种常形,利益集团的形成遵循的是“物质利益集中于团体而总量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行动逻辑,犹如民粹煽动的出现遵循的是“精神利益集中于个人而总体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信念逻辑那样。多数规则、少数否决、利益集团、民粹煽动等等都是美式宪政民主的常态,美国还年轻,只要时间足够长,宪政民主的确定规则,必定会有让不同人不同程度吃惊的不确定结果

特朗普的出现,只是一个琐碎偏执的好斗人格,碰巧赶上了美国的相对优势加速丧失的时候。忧心忡忡想重振美国的他,选择了跟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对抗所造成的这场治道危机,当然还远不是一种政道危机。这个世界上象低估中国模式那样低估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者实在多了些。现在谁都无法推测美国模式的“超稳定”何时会突变,但对制度运行结果的价值判断与对制度稳定状态的事实判断不容混淆,抽象地认为“美国模式不会万年长存”只能是一种反分析思维的懒惰惯性,因为“不会长存”一说太正确了,以至于根本就毫无意义

 

(作者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特朗普经济学”将意味着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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