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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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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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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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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0

方绍伟:《特朗普会整垮美国民主吗?——兼评福山、扎卡里亚、阿西莫格鲁》

原载澎湃新闻2017-2-9,细节略有不同)

 

 

       从特朗普当选到他就任后多个行政命令的发布实施,最近几个月的美国已经陷入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状态。本文用“特朗普乱局”来概括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示威抗议、街头打砸焚烧事件、电视辩论、校园冲突、媒体对抗、社区的忧虑不安等等现象。显然,美国的乱局比其他国家所出现的社会动荡要轻微和有序得多,但在精神价值层面,传统自由派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其中以围绕“七国入美禁令”所出现的纷争最为突出,人性中的争强好斗完全不比其他社会更少极端化。

 

1,美国精英大喊民主危机

 

  如果“政道”指的是基本政治制度的状态,“治道”指的是具体制度运行的状态,那么,美国的这场乱局到底是一种政道危机还是治道危机呢?特朗普会整垮美国民主的政道吗

       美国有不少知识精英纷纷偏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之外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民主已经陷入困境。即便多数言论并不真的指向政道危机,许多人的观点也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而变得含混不清。

      例如,在这场风暴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惊呼“美国已成失败国家”,认为特朗普乱局“可能导致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可能使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苦心经营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世人迟早会将这场动荡与一个世代之前共产主义的倾覆相提并论。......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极化效应和利益集团操纵效应。......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出现衰败。......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由教育程度所定义的阶级,......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起来报复‘自由’那一部分。”(“America: the Failed State”,载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

   美国政治评论家、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同样从体制危机的角度惊叹“美国的民主已变成非自由的民主”。他认为:“在西方,自由和法律、大众参与这样两个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自由民主。......维持民主的不只是司法保障和规章,还包括惯例和习俗,也就是民主的实践。如今,美国这一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权利法案》、最高法院、州政府和参议院都是对抗多数主义的后盾。但美国还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它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一些以相似方式发挥作用的非正式缓冲机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称之为‘社团’,......但眼下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民主,已经是一种在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和政治煽动面前失去了真正缓冲机制的样子。政党塌陷,国会萎缩,专业组织有气无力,媒体已变得无关痛痒。2003年在写一本有关‘非自由民主’的书时,我从民意调查中看到了美国人对美国三个最不民主机构表现出最大的尊重:最高法院、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军队。如今,前两家身上的光芒已丧失了许多”。 (“America’s Democracy Has Become Illiberal”,载《华盛顿邮报》2016年12月29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美国最当红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甚至对国会、法院和各州对总统的制衡也丧失了信心。他认为:“当代民主有自己的弱点,那不是一群校官就能图谋暴力接管政府的弱点,而是国家机构的破坏和变相个人统治的初步建立。......使美国容易受到这种威胁的原因,是我们对制度显著力量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当然,美国有更好的制度基础和独特的制衡措施,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土耳其则完全没有。但这些在对付目前的威胁方面仍然帮助不大。在对抗特朗普上,不仅美国的制度在这一刻特别无力,这些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就了他。......但美国在抵制个人统治方面最薄弱的一点,可能在于行政机构与构成政府核心的制度之间的独特关系:官僚本身。在许多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多数机构和高级职位都由非党派公务员掌握,国家机构在正常管理的同时仍然能避免个人统治的企图。美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特朗普正在任命他的人来担任4,000个公职和司法部门的高级职位,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他可以发号施令的官僚机器。......为什么美国在面对特朗普的威胁时如此无能为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国父们希望这样。......这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正的防御,我们有市民社会的警觉和抗议”。(“We Are the Last Defense Against Trump”,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年1月18日)

       最为离谱的是,奥巴马时代担任过国防部顾问现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撰文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特朗普,已经不失为一种哪怕是史无前例的可行方案,因为再等4年、弹劾、让副总统取代之等三种其他办法都完全不可行(原文3 Ways to Get Rid of President Trump Before 2020”,刊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130

 

2,自由派精英夸大了“特朗普乱局”

 

其实,在美国谈军事政变同谈加州独立一样,都是博弈论所说的“无效威胁”(美国联邦不存在退出机制,上次闹独立的结果是内战);这里奇思怪想可以花样繁多,但美国的制度信仰和制度力量超出一般的想象,触犯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其他“低制度代价社会”所无法理解,这也是美国自由派精英容易犯糊涂的地方。

       用惊慌失措来形容美国精英对特朗普的反应一点都不为过,丧失理智甚至可能是这些美国自由派的更真实状态。特朗普对现实的冲击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二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调整(如传说中的“联俄制华”战略),三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颠覆(更现实地认可多元秩序)。就本文所关注的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而言,可以明确地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不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自由派夸大了这次危机。

       本文无意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在价值上争论好坏是最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认知上分析政治博弈的性质和结果。就本文作者对美国社会二十多年的生活观察和体验而言,美国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确已经处于走火入魔的边缘,中下层人民的相对劣势也在进一步加剧(具体经济分析将另外专述)。物极必反,特朗普的“权威型民粹主义”的兴起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和观念反弹而已。美国自由派精英的惊慌失措,反映的只是他们在立场至上、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时的一种集体选择性失明

       那么,为什么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而非政道危机?为什么说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福山所说的失败国家,也不存在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为什么美国民主根本没有变成扎卡里亚所定义的非自由民主,国会和法院也并不像阿西莫格鲁所认为的那样失去对总统的制衡?

       简单的答案是:特朗普乱局仅仅是美国基本宪政民主制度正常运行中的一种正常波动(“罗尔斯-诺齐克波动”),存在的只是一种政策危机而不是宪政危机,是一种运行层面的危机而不是规则层面的危机,是一种表层价值观念的危机而不是深层基本信念的危机

       美国特色的宪政民主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政治制度,但价值立场的偏见很容易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偏差。例如,在最近的“黑人大叔街头舌战反川普民众”事件中,那位“黑人大叔”的言论,就被有些人认为是“句句在理,而且头脑清晰、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推论,在一般民众中太少见了。”“黑人大叔”不满抗议者毁坏商店和汽车的极端行为,大声疾呼“政治正确是种病”,这些自然都无可厚非,但是,“黑人大叔”却远不是什么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他说“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就是曲解美国精神的一种典型的意气之词。

       美国的宪政民主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愿赌服输),二是一次胜负后仍有多次博弈(赢不通吃),三是总统主导下的多元权力对峙(分权制衡)。“黑人大叔”强调愿赌服输当然是对的,但愿赌服输根本就不意味着反对特朗普的人应该离开美国。离开美国显然只是竞选中选民发出的一句气话,可大选揭晓仅仅是政治博弈的一个段落,宪政制度所保障的随后的多次博弈,那才是美国宪政民主运行中体现分权制衡的主场戏。

所以,宪政民主的精髓不是愿赌服输,而是在愿赌服输之后分权制衡仍然得到确定的制度保障。换句话说,“黑人大叔”有权支持特朗普及其具体政策,可反对特朗普的人也有权继续用和平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宪政民主根本就不是个一次性的买卖。投票过后还要“死磕”那才是宪政民主,就像街头闹事一次躲过惩罚、再次难逃制裁那样(例如,伯克利地方当局已经开始调查警察对加州大学暴力事件袖手旁观的行为)。

 

3,自由派精英错在哪儿?

 

       我们自然不能过分苛求街头上一个普通百姓的认识,但自由派知识精英在价值冲动下的失当观点就要另当别论了。什么叫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什么叫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什么叫美国民主在变成非自由民主?什么叫美国没有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治煽动?什么叫对制度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什么叫国会和法院在失去对总统的制衡?什么叫公民社会才是对抗特朗普的最后防线?

       愿赌服输仅仅是“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在选举上的体现,但这一条的更普遍含义是:即便宪法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具体状况,美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规则依然确定不移;美国宪法当然还可以有修改、增添或不同解释,但基本规则中的决策规则(如简单多数规则)和实质规则(如合法拥有枪支)都无法不被遵守,正如规则运行的多元甚至对部分人来说是极端的结果都必须得到尊重那样。

       失败国家是没有公开规则或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并出现失序结果的国家。特朗普乱局再乱,依然是公开规则被公开执行时价值偏向导致社会冲突的状态。这种状态远远不是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因为大众参与和大选结果根本没有威胁到一般的自由和法律,至多也只是不同人不同自由的程度变化而已(如保护部分人工作机会的再工业化要以消费者权益和资本自由流动为代价)。即便“七国入美禁令”限制了少数非公民永久居民的自由,州权和法院对总统的制衡依然在起作用。此案的最新发展是,在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民主党人)向当地联邦法院提交抗令诉讼、法官詹姆斯‧罗巴特(James Robart)宣布暂停执行总统令后,司法部要求恢复执行总统令的上诉被自由主义倾向最浓的第九巡回法院驳回,双方的较量将由最高法院作最后的裁决(即便他任命的大法官能赶上审理此案,特朗普也难有胜算,他现在有紧急上诉、普通听证、等待西雅图法院最后裁决、修改90天禁令等选择)。

       此案最好不过地表明,美国民主根本不可能变成“非自由民主”,因为非自由民主的特征是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特朗普权力再大,一个小小的法官就足以让他的行政命令失效。法官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恐怖分子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不是特朗普所认定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特朗普推特上“所谓法官”的轻蔑用词,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美国历史上也有过个别总统(如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试图藐视法庭的裁决,但最终都因为面临国会的弹劾而不敢轻举妄动。

可见,“没有了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治煽动”恰恰不是事实,特朗普可以继续推销他的反恐政策,他甚至可以用“恐吓战术”来蛊惑煽动,但缓冲机制遍布于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如果媒体言论和公民抗议无果,各州、法院、国会、甚至大公司都将是他的障碍。例如,已经有人呼吁国会要立法限制总统发动核打击的权力,国会和法院无论如何不会失去对总统的制衡。特朗普的总统令也遭到了近百家大公司给上诉法院的联署反对,如果他的移民政策妨碍大公司的业务发展,他的经济增长计划就更是一个空想。特朗普再雄心勃勃,政策间的明显矛盾也足以让他的激情落空。

美国人往往喜欢滥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来夸大自身的问题(独裁、革命、民主崩溃等)。只要有人可以公开指责总统独裁而不被专政,这本身已经表明独裁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制度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希特勒,文化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斯大林

       在这个意义上,“对制度的盲目和过时的信念”及“公民社会才是对抗特朗普的最后防线”这两个判断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制度信念与公民社会在精神上是同一的。美国制度的力量之所以总是大于个别人的力量,正是由于制度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民情”,这种民情导致任何潜在的独裁者都不可能通过浑水摸鱼而得逞,任何不轨企图都会因为代价太高而销声匿迹,这也正是制度崇拜与权威崇拜或强人崇拜的区别

 

4,自由派的“巨婴心态”与特朗普的好斗人格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到“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的话题。福山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利益集团和否决制对美国民主的侵蚀,本文已经证明,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现状只是一种“确定规则下的不确定结果”。更直接了当地说,福山把宪政民主的本质规定和强化力量,错误地看成了宪政民主的一种腐蚀剂。不管社会危机有多大,只要美国宪政民主的决策规则和实质规则不变,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作用就不会消失,多元制衡的格局也决定了它们无法对宪政民主构成任何威胁。

想要避免多数人暴政,又要抱怨少数人有否决权,这是“既要热汤又怕烫”的扭曲心理和“巨婴心态”,不是一种合理的批评。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如同民粹煽动的存在一样,都是美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因为,在由宪政民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下,平等机会有不平等价值是一种常形,利益集团的形成遵循的是“物质利益集中于团体而总量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行动逻辑,犹如民粹煽动的出现遵循的是“精神利益集中于个人而总体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信念逻辑那样。多数规则、少数否决、利益集团、民粹煽动等等都是美式宪政民主的常态,美国还年轻,只要时间足够长,宪政民主的确定规则,必定会有让不同人不同程度吃惊的不确定结果

特朗普的出现,只是一个琐碎偏执的好斗人格,碰巧赶上了美国的相对优势加速丧失的时候。忧心忡忡想重振美国的他,选择了跟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对抗所造成的这场治道危机,当然还远不是一种政道危机。这个世界上象低估中国模式那样低估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者实在多了些。现在谁都无法推测美国模式的“超稳定”何时会突变,但对制度运行结果的价值判断与对制度稳定状态的事实判断不容混淆,抽象地认为“美国模式不会万年长存”只能是一种反分析思维的懒惰惯性,因为“不会长存”一说太正确了,以至于根本就毫无意义

 

(作者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特朗普经济学”将意味着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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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共怎么可能稳如泰山?

要点:一般政权崩溃研究关注的是民变、官变和外侵,即便这种研究关注统治能力,它也不涉及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即不把统治能力与皇权制度相对接,更不可能分清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的主次关系。说限任一党制就能稳定是否“太简单化了”呢?这里,要害依然是要先理解皇权之下的家族终身制为什么无法保证持续统治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不管是家族的统治利益还是君主个人的终身统治利益,家族终身制都制度性地使持续统治利益不断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限任一党制把家族改造成一党,又把终身制改造成限任制,家族的“基因悲剧”消除了,终身制的“自残悲剧”也消除了,故持续统治利益不再制度性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是出现了利益与能力的稳定协调。

 

       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从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立场的角度写的。我当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显然无足轻重,而我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却与任何现有研究完全不同。如果说政治立场的逻辑是“愿望上的好胜”,那么学术研究的逻辑则是“实证上的好奇”。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在这篇文章里找愿望,这里只讲认识,不讲价值,价值问题要在认识之后讲。

       下面的分析是对我2016年的《持续执政的逻辑》(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一书的一种解读,也是给一朋友所持疑问的回应。复旦大学教授华先生提出疑问说:“皇帝制度的弊端我都讲了很多年了,这些都知道。限任制对我党很重要,我也讲了很多年了,有识之士也都知道。但是,如果皇帝是劣政的充分条件,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是必太简单化了吧?若此,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搞限任一党制岂不万事大吉?”

       华先生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问题,他切中要点的疑问,实际上包含了对一些读了我的书的朋友所持抱怨的回答。这些朋友抱怨说,书写得太复杂了,需要一把“奥坎剃刀”去简化。这个抱怨肯定是错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避免简单化答案的复杂政治史问题。在《兴盛与危机》一书里提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金观涛先生就承认,他对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很有把握,但对中国的当代发展完全看不清。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金观涛先生的理论太简单化了,他的“超稳定结构论”只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的某种重复。人们只知道“奥坎剃刀”,却在关键问题上不知要用上“奥坎反剃刀”。华先生对一个简单回答不满意,这表明这个简单回答背后,包含着许多复杂问题,并需要有充分展开的详细回答。下面转入正题。

1
,皇帝制度弊端的含义: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

       
皇帝制度的弊端我们确实讲了很多年了,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一文里就列举了历代亡国的十大根源(“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十曰宦寺盗柄”),同时认为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人深入一步地问:为什么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这一问就令人想起了吴思先生的一个回答:“一统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算上,平均寿命67年。死的原因,民变占40%,官变是40%,外敌入侵20%”。许多人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可实际上它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

        以上分析包含了中国政治史研究里的一个弊病:我们总把原因的表现错当成了原因本身。不论是梁启超的十大根源还是吴思的三大根源,都只是王朝崩溃的外在表现,不是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而当我们说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时,我们又把一个需要解释的判断当成了答案。

    这里的关键是:问题并不在于把亡国根源与皇帝制度简单对接,不在于可以把政权灭亡简单地归之于君主制度,而在于把君主制度之下的终身专权、家族继承制度的种种效应分析清楚,然后再与持续统治能力中断的制度必然性相对接。在梁启超的十大根源与皇权总根源之间,问题不在于事件的因方、果方大小悬殊,也不在于因方过于原则、果方过于具体,而在于大的制度原则只能在可能性无穷多的小具体事件(及相应的亡国类型)中体现自己,在于能否从世袭终身制的种种效应中找到逻辑中介;问题也不在于抽象原则如何大而无当,而在于能否把持续统治能力,当成政权灭亡的具体形式一再重复的要害

        所以,问题显然不是我们讲了很多年的皇帝制度的弊端,而是皇权弊端如何与政权崩溃相对接,而这个对接的要害不是别的,是一般政权崩溃研究所忽视的“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 一般政权崩溃研究关注的是民变、官变和外侵,即便这种研究关注统治能力,它也不涉及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即不把统治能力与皇权制度相对接,更不可能分清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的主次关系。实际上,一般研究都是就事论事,所以马上会陷入民变、官变和外侵的细节,马上会被统治成本的那些具体因素所吸引,结果马上会把统治成本当成了政权崩溃的主因。

2
,在政权崩溃上统治能力为什么比统治成本更重要?


   
政权崩溃的定义是“一个政治主体在政权独断上的终结”(故国民党没有崩溃,国民党政权却已经崩溃)。从个案或重复案例总结出来的政权崩溃论主要有十个:“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侵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系统崩溃论”、“松动崩溃论”、“原因不同论”和“偶然崩溃论”。前八个理论侧重于“内忧外患”,原因不同论强调政权崩溃直接原因的不同,而偶然崩溃论则干脆认为政权崩溃不可预测。偶然崩溃论是这十个理论中问题最大的,因为,自然及社会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所有理论假说都要面临的现实,拿所有理论假说都要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依据,等于是在理论竞争中举出了缴枪投降的白旗。自然之外的社会偶然性是通过社会必然性去起作用的,理论分析不是要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走极端,而是要通过发现事物的因果规律而提出更有竞争力的概然性理论。

这里要说的是,政权崩溃的原因存在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不同层次。如果把政权崩溃的原因限制在社会因素的范围内,排除纯粹来自自然界的偶然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残暴崩溃论腐败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和系统崩溃论仅仅涉及政权崩溃的间接原因,内讧崩溃论外侵崩溃论和松动崩溃论则仅仅涉及了政权崩溃的直接原因(详细分析见原书第一章)。而且,所有这些观点,都只从常态性质的统治成本的角度看问题,没能涉及使政权崩溃的那八个直间接原因一再重复发生的根本原因,即: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以及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制度背景政权崩溃一无例外源于统治能力的崩溃,政权崩溃的要害不在于一个政权是否面临常态性的内忧外患,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存在解决内忧外患的持续统治能力。

       一般的研究不看统治能力,看统治能力的也一般把它与统治成本并列,这类不分主次的研究源于以下五方面的疏忽

第一,政权的崩溃首先是政权主体或主权组织的崩溃,着重从政权主体和主体能力看问题是事情的本质要求。问题不是说政权主体所面临的统治成本不重要,而是说统治能力对政权主体的自我确立最重要(关于“政权主体论”的细节请见原书第二章)。

第二,统治成本涉及较多的社会主体,统治能力所涉及的主体却相对集中单一,从主体数量及其能力所起作用的方面看,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无疑是份量最重的变量。

第三,夺取政权时,夺权主体靠的是运用自己的能力把可用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实力而获胜,按照同样的逻辑,政权崩溃也是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断裂导致的崩溃。如果有一个单独的夺权主体破旧立新,这种统治能力的转换依然是在表明单个核心主体对掌控政权的关键作用。如果破旧而不能立新,那么,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只能表明新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不足以压倒统治成本。

第四,政权主体是最有权力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的主体,主体权力的运用效率取决于主体能力,包括“社会资源控制能力”、“内部竞争控制能力”及“外部竞争控制能力”,主体能力对主体权力的偏离最能反映政权能力的衰变状态。

第五,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不是相互独立的因素;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消长和互动,是理解政权崩溃的一个关键。如果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是相互独立的因素,那么,统治能力下降或者统治成本上升,都可能导致政权崩溃。但是,在现实里,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博弈的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统治成本对统治能力的“敏感依赖”,或者说,统治成本的常态性,导致统治成本对统治能力的依赖,要比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依赖更敏感。统治能力的突然下降,或者统治能力被试探者发现有机可乘,会极大地激发竞争和对抗力量等统治成本的上升(政策失误、道义名份等都可以成为试探的借口,如陈胜、吴广用胡亥篡位为借口进行反抗和壮大声势的试探)。相反,统治能力的突然上升,或者统治能力被试探者发现上升,会极大地压制竞争和对抗力量等统治成本的上升(如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平定)。统治能力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统治成本高度敏感的反应,而统治成本的变化是否撼动统治能力,这确实是在体现统治成本的作用,但却更是在体现统治能力是否足以镇住局面。

政权崩溃本来就是“上层崩溃”而不是“中下层崩溃”,上层崩溃本质上是上层能力无法应付“上层危机”或“中下层危机”的政治崩溃。上层危机或中下层危机的具体原因很多,但君主的昏庸弱小是关键。中下层崩溃会导致局部的政令不通,“天高皇帝远”或“鞭长莫及”可能产生局部割据,但这种中下层危机依然是个上层能力问题。统治技术和统治成本当然也会影响统治能力的发挥(如先秦技术条件落后时的分封制),但统治成本高是常态,在统治技术提高和统治成本稳定时,统治能力的下降仍会导致政权失控(如秦汉前后分封不分封都出问题)。因此,用于保持被统治者满意和内外竞争者稳定的统治成本,就不是政权巩固的最关键因素,统治者的统治能力(甚至只是统治能力的象征)才是政权巩固的最关键因素。政权的确立,本来就是统治能力压倒了各种挑战之后出现的秩序,显然,也只有持续的统治能力才有可能应对随后出现的各种经常性的挑战。

总之,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是维持政权的两个互动侧面,统治能力下降会激发统治成本上升,但统治成本的上升会被更强大的统治能力所镇服,这就是所谓的“软柿子被捏效应”和“强人震慑效应”,这是一种强弱转化和强弱叠加的效应。之所以在同时注重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时更突出统治能力,那仅仅是因为政权的持续和崩溃,首先是政权主体及其统治能力的持续和崩溃。

君主的强弱不能在各个君主之间进行简单比较(如万历与崇祯比),这种比较明显可行,但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无法改变,“反事实假设”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制度必然性的作用。君主的强弱要在君主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情形中显现出来,君主可能因为面临更强的对手而由强变弱,重要的是,君主的衰弱也会激发对手变得更强,甚至使自己内部出现问题,这就是书中所分析的“无能诱发背叛效应”。

3
,为什么皇权制度无法再生产出持续统治能力?

   
政权崩溃的要害不仅在于首脑无能,而且更在于制度性无能的再生产。在君主制中,统治能力主要是政权首脑的个人能力,其次才是政权的体制能力。统治成本相对复杂一些,统治成本是一个政权在暴力、税收、货币和疆土四种垄断上所付出的代价和碰到的挑战,是用于维持政权运行和控制竞争反抗的开支;政权的制度组织建设要花费统治成本,对付外部的竞争反抗也要花费统治成本。

维持或提高首脑能力和体制能力的开支,的确也是统治成本的一部分,但增加这部分的开支,却并不必然能够维持或提高政权的首脑能力及体制能力。因为,增加开支对提高能力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即增加开支在一开始可能会提高很多能力,但继续增加开支所能提高的能力会越来越小;而增加开支本身,却有可能由于税收的跟涨而导致更大的社会不满或反抗,这反而会导致统治成本的循环上升。

所以,首脑能力和体制能力,往往不是靠增加开支就能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君主的个人能力是一种受家族遗传基因限制的、随机性较大的人文政治现象,而政权的体制能力则包含更多的官僚刚性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龙生龙、凤生凤,但播下的龙种也可能只收获到跳蚤。刘阿斗之所以扶不起来,因为零乘以无穷大依然等于零,一个小于1的数字乘上自己无数次也依然小于1

首脑能力会受到自然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体制能力会受到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开支对提高能力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所以,持续的统治能力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一个成本开支问题。如果说,政权巩固的关键是政权首脑统治能力(带有家族偶然性),那么,政权延续的关键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制度(带有制度必然性)。在君主制之下,这个制度就是终身专权和家族继承制度,即权力的世袭终身制

终身专权和家族继承的制度安排是从统治利益出发的,它只可能在照顾到统治利益之后尽量考虑统治能力,但它会因为统治利益而把统治能力放一边,夺权能力高也不必然意味着统治能力高,统治能力一时高也不意味着持续高;制度结构决定了君主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持续统治能力,无法顾忌维护统治利益会付出多高的统治成本,为自己的统治利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这就是君主制本身固有的“统治利益压倒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逻辑”。

由于被统治者和内部外部竞争者的挑战总存在,被统治者和内外竞争者是否威胁政权,就主要不在于挑战是否存在,而主要在于统治者能否驾驭这些挑战。正如“开支无法提高首脑统治能力”是理解政权亡关键在统治能力的一个要害,“内忧外患的常态性”也是理解政权亡关键在统治能力的一个要害;这两者的含义是:用制度改善而不是用开支增加去提高统治能力,用常态性的高统治能力去对付常态性的高统治成本,才是避免政权崩溃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统治成本的常态性也是君主制度所决定的:乱臣贼子是君主的心头大患,乱臣贼子同时也是君主制之下的必然产物(见书中对致胜同盟”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辨别忠奸会成为君主的一大必修课,也是为什么“十恶不赦”中的“十恶”基本上都是谋逆罪(更详细的层次分析见原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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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吗?

        
以上简单分析了为什么皇权之下的家族终身制是劣政的充分条件,那么,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吗?如果仅从统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看劣政和良政(政治优劣显然是另外的问题),那么,说限任一党制就能稳定是否“太简单化了”呢?这里,要害依然是要先理解皇权之下的家族终身制为什么无法保证持续统治能力。

简单地说就是,不管是家族的统治利益还是君主个人的终身统治利益,家族终身制都制度性地使持续统治利益不断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限任一党制把家族改造成一党,又把终身制改造成限任制(具体的历史演变见原书第五章),家族的“基因悲剧”消除了,终身制的“自残悲剧”也消除了,故持续统治利益不再制度性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是出现了利益与能力的稳定协调。

   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意味着政治基因库的扩大(精英吸纳机制能够广集家族之外的散布于社会的政道传人),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意味着政治首脑的年富力强;这个“双重制度变革”,突破了政治基因及统治时间对首脑能力的双重限制,故限任一党制从根本制度上,消除了颠覆世袭终身制之下统治能力的种种制度效应,统治者必会按照特定的规则去穷尽制度文化所允许的一切努力,结果,就必然制度性地加强了政权的可持续性,并且使持续统治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不会因为中国从农耕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而改变。

如果因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而怀疑双重制度变革的长期统治可靠性,就等于认为农耕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长期统治存在不同的一般规律,就等于认为农耕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长期统治有两套不同的逻辑。实际上,这个强调经济技术因素的看法,依然是一种夸大统治成本的传统看法,经济技术变迁固然提高了统治成本,但也更大程度地提高了统治能力,因为,政权在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上能更有效地采用和应对经济技术变迁。

任期制度、继承制度和政权主体的差异,使限任一党制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又部分拥有了其他制度的优势,当然也继承和保存了自己的一些制度问题。双重制度变革也许没有完全消除自上而下型制度所含有的“胎毒”(如信息过滤及不对称),政体单一制及地方首长的限任互换制也导致了政治短期行为和地方治理危机,但是:传统君主制和混合独裁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首脑能力”,政权首脑的持续统治能力会因为世袭制和终身制而断裂;多党民主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制度能力”,政权制度的能力会因为政权的公地特征、高法治要求和集团利益的冲突而断裂;而限任一党制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并在“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上获得某种有利的平衡。表面上,限任一党制无法解决权力自我制约上的“灯下黑”问题,但是,多党民主制也没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选民的选票制约最终也会在“代际公平”上陷入困境(如选民选择福利最大化而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

在当代中国,腐败问题是一个威胁长期统治的严重问题,但是,腐败泛滥不是腐败失控。腐败没有失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事前腐败失控不是事后腐败失控;第二,熟人社会的腐败泛滥不是生人社会的腐败泛滥;第三,腐败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制度文化问题,腐败泛滥是一个常态,腐败常态影响的是治道能力而不是政道能力。对于长期统治来说,腐败的要害不是泛滥不泛滥,而是可控不可控。
   
中国的政体单一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首先是忠诚,其次是政绩,最后才是廉洁,故腐败常态也是中央地方政治机制的“向上而非向下问责模式”的一个反映。地方治理危机与中央统治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是治道与政道的差别,地方治理危机不可能导致中央统治能力的崩溃。把常态性的地方危机当成中共崩溃的征兆,这正是所有中国崩溃论的误区和盲点常态性的地方危机不反映中央统治能力,因为中央统治能力的要害,是首脑的持续震慑力和相机调控力,能通过任期和继承安排而被制度性地不断再生产出来,而持续震慑和相机调控不可能消除“委托代理制”的信息不对称困境,不可能消除地方首脑“限任轮替制”所产生的短期行为(更多分析见原书第六章)。
    至于“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搞限任一党制岂不万事大吉?”的问题,是一个不同于政道的治道问题。治道与政道的区别,是治理制度与政权制度的区别,是施政体制(治体)与国家体制(国体)的区别。政道是国家主权问题,治道是国家治理或组织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政道与治道的区别是“元制度”与“具体制度运行”的区别。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福山、阿西莫格鲁、扎卡里亚等自由派精英纷纷感叹美国的宪政制度陷入危机,这在我看来是美国新一代学者不如上一代学者的失措体现。在罗尔斯、布坎南、普沃斯基等人那里,宪政制度与其下的运作结果之间是不同的,制度运作中的权威或民粹波动,根本不意味着宪政制度出现危机。顺便指出,任何关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都必须与政权的制度细节相联系,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存在重大缺陷(参见《阿西莫格鲁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

         同样道理,当政治立场压倒学术思维时,对中共稳定性的判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偏差,这包括只看统治成本不看统治能力,只看一时统治能力不看持续统治能力,只看一般统治能力不看统治能力的制度性再生产,只看治道不看政道(从而把治道危机误解成政道危机),只看政治愿望不看实证认知(从而用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等等。

最后说明一下,限于疑问的范围,本文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对权力限制的作用(第四章)、政权稳定和政体变迁(第五章)、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差别(第六章)不展开讨论。但要提醒读者的是:本文不给任何制度提供任何背书,是现实中人们的实际行为在给制度背书,不是我对现实的描述和理论概括在给制度背书。

相关阅读 1:《解读“政治崩溃的逻辑”》
相关阅读 2:《10年任期会被改变吗?》
相关阅读3:《你凭什么肯定一党限任制不会变回一党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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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抗》第2篇
方绍伟:纳瓦罗与《致命中国》

 

国人很快会知道有个叫纳瓦罗的美国人。加州大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最近被特朗普任命为“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此君2011年出版了《致命中国:呼吁全球对抗巨龙》(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A Global Call to Action)一书,2012年制成影片,在政治和贸易上强硬反中。不过,他贸易上的极端立场在美国一直受到批评,被任命的消息出来后,他在外贸和增长上的一个核心观点立即遭到质疑。

       纳瓦罗在给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白皮书里说:“当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产生贸易赤字时,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2015年,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而不是取消贸易的方式来去除5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会使美国的GDP增长达到5.97%。”

       这显然是一个低级错误。一般外行看到经济增长的公式(GDP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进出口差额)后就认为,进出口逆差要从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会导致GDP下降。这是个典型的“会计幻觉”。实际上,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进口是外国的产品,所以不能算进GDP,进口对GDP的计算来说是零而不是负数,尽管在计算之外还存在复杂的替代品问题。经济增长的公式中要减去贸易逆差,那只是因为在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时,没有先把高于出口的进口部分排除掉

       但在反驳这个低级错误时也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能因此说:如果2015年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美国贸易平衡,GDP不是多了5000亿而是多了1亿。也就是说,假定美国2015年贸易平衡了,说GDP多了5000亿和说GDP多了1亿都是错的。因为,说GDP多了5000亿是纳瓦罗陷入了“会计幻觉”;说GDP多了1亿则是没考虑进口可能被国内产品替代掉。进口少4999亿,这个部分的需求完全有可能被国内的供给补上,问题是不可能被全补上,也不可能全都补不上但即便假定他国不报复,通过增关税降进口解决贸易逆差,还会涉及三个大问题:一个叫“国货的供给弹性”,一个叫“国货的需求价格弹性”,第三个叫“国货的需求性价比弹性”
   如果国内产能跟不上,国内供给弹性低,少进口的部分就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同类的国内产品价格太高,同时这部分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高(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最后,需要考虑的还有价格之外的产品性能和质量,这里存在需不需更好产品以及好坏产品的价格承受问题,如果国内替代品较少的好质量性能要求过高的价格,国内需求性价比弹性太高(需求对性价比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简化一些,第三个弹性也可以看成被包含在第二个弹性里。但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进口品会被国内产品替补上,结果不可能是GDP多了5000亿或多了1亿,而是GDP的增加部分会介于1亿至5000亿之间。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能否自动被接受。美国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反对贸易保护,因为会员中交纳80%会费的20%大公司反对,这背后的逻辑才是全球化的逻辑。知道有中国产品存在使美国国内的替代品变得更难被接受,而从其他国家进口则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许多进口品恰恰是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后返销回美国的。结论很简单:中美贸易冲突表面上是中美冲突,背后却是美国进口商和需求者与美国供货商的冲突

小布什以前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特朗普现在说中国拥有“大规模就业武器”。问题是,特朗普和纳瓦罗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泥坑?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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