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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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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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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1-07-2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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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最新专著:
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
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2016年3月在京出版(淘宝天猫网北发图书网亚马逊京东网当当网豆瓣读书)(更正
政治崩溃的逻辑”在天则所引发辩论》

最新连载:
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抗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
欧美社科名著选读


《中国不一样》(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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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举:规范冲动不可能理解冷酷实证
中国政治模式能走多远?(《纽约时报中文网》)
反腐关键要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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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抗》第2篇
方绍伟:纳瓦罗与《致命中国》

 

国人很快会知道有个叫纳瓦罗的美国人。加州大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最近被特朗普任命为“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此君2011年出版了《致命中国:呼吁全球对抗巨龙》(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A Global Call to Action)一书,2012年制成影片,在政治和贸易上强硬反中。不过,他贸易上的极端立场在美国一直受到批评,被任命的消息出来后,他在外贸和增长上的一个核心观点立即遭到质疑。

       纳瓦罗在给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白皮书里说:“当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产生贸易赤字时,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2015年,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而不是取消贸易的方式来去除5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会使美国的GDP增长达到5.97%。”

       这显然是一个低级错误。一般外行看到经济增长的公式(GDP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进出口差额)后就认为,进出口逆差要从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会导致GDP下降。这是个典型的“会计幻觉”。实际上,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进口是外国的产品,所以不能算进GDP,进口对GDP的计算来说是零而不是负数,尽管在计算之外还存在复杂的替代品问题。经济增长的公式中要减去贸易逆差,那只是因为在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时,没有先把高于出口的进口部分排除掉

       但在反驳这个低级错误时也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能因此说:如果2015年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美国贸易平衡,GDP不是多了5000亿而是多了1亿。也就是说,假定美国2015年贸易平衡了,说GDP多了5000亿和说GDP多了1亿都是错的。因为,说GDP多了5000亿是纳瓦罗陷入了“会计幻觉”;说GDP多了1亿则是没考虑进口可能被国内产品替代掉。进口少4999亿,这个部分的需求完全有可能被国内的供给补上,问题是不可能被全补上,也不可能全都补不上但即便假定他国不报复,通过增关税降进口解决贸易逆差,还会涉及三个大问题:一个叫“国货的供给弹性”,一个叫“国货的需求价格弹性”,第三个叫“国货的需求性价比弹性”
   如果国内产能跟不上,国内供给弹性低,少进口的部分就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同类的国内产品价格太高,同时这部分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高(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最后,需要考虑的还有价格之外的产品性能和质量,这里存在需不需更好产品以及好坏产品的价格承受问题,如果国内替代品较少的好质量性能要求过高的价格,国内需求性价比弹性太高(需求对性价比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简化一些,第三个弹性也可以看成被包含在第二个弹性里。但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进口品会被国内产品替补上,结果不可能是GDP多了5000亿或多了1亿,而是GDP的增加部分会介于1亿至5000亿之间。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能否自动被接受。美国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反对贸易保护,因为会员中交纳80%会费的20%大公司反对,这背后的逻辑才是全球化的逻辑。知道有中国产品存在使美国国内的替代品变得更难被接受,而从其他国家进口则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许多进口品恰恰是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后返销回美国的。结论很简单:中美贸易冲突表面上是中美冲突,背后却是美国进口商和需求者与美国供货商的冲突

小布什以前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特朗普现在说中国拥有“大规模就业武器”。问题是,特朗普和纳瓦罗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泥坑?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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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抗》

题记:只有对支持或反对美国政府或中国政府毫无兴趣,才能说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背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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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9
方绍伟:朱海就在外部性和产权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朱海就先生在20161227日的《东方早报》上发表了外部性的主观性质:对科斯方法的反思》一文,批评了科斯及其追随者在思考外部性问题上的非主体主义方法。朱先生的文章从我在1122日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的《张维迎“否定市场失灵”论的偏失》一文说起,他没有直接讨论我的观点,而是想当然地以为我“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林毅夫教授等人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也是同出一辙”。

       朱先生是奥国学派的追随者,但我却不是科斯的追随者,我对哈耶克和科斯都有过批评,我的学术是无门无派的“冷酷实证”。一个学者如果心中有一个主义要维护,他就非常容易不顾公共逻辑而走上价值冲动和独断论朱先生对科斯的批评果然出现了几个偏差,本文以下将分别讨论该文的这些偏差及背后的原因。

 

1“解决外部性”还是“应对外部性”?

 

    该文说:“外部性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原因,而市场失灵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但实际上,认为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其很大程度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贯彻边际革命所产生的主观主义分析方法,把外部性客观化了”。

       主观主义分析方法指的是,在出现污染那样的外部性问题时,政府之外的市场主体能够从主观的角度把握产权界定等方面的成本,市场主体因此不必假定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去公正地界定产权。所以,“假如个体认为诉求政府来维护他的权利成本很高,他就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与当事人协商解决,重新确定产权,其中,‘从市场中购买产品与服务’可以说是个体应对外部性最常见的方式了”。

       那么,人们如何从市场中购买产品与服务去应得外部性问题呢?该文区别了“解决外部性”与“应对外部性”两种不同方式,认为“通常人们想到的是‘解决外部性’,比如把噪音消除掉,这是环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而不是经济学的,经济学要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当个体的支付能力提升,或对噪音的评价发生变化时,他就会选择其他方式去应对,比如从原来的‘关紧窗户’变为换隔音效果更好的窗户或住到其他清静的地方等等。”

    在我看来,“解决外部性”的思路转换成“应对外部性”的思路确实是一个主观主义的思路,但却是一种回避要害问题的错误的主观主义思路。象污染那样的外部性问题,要点是利益冲突和权利界定,该文在这里却说:如果权利界定成本太高,就未必要界定权利了,我们可以关紧窗户,换隔音效果更好的窗户,或者住到其他清静的地方,自己想办法解决吧。这不禁让人想起于丹的名言:“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该文到底想说什么呢?是说生活中人们只考虑“应对外部性”而不是“解决外部性”,所以我们就不应考虑“解决外部性”了?可这哪里存在该文所说的“与当事人协商解决,重新确定产权”的事情呢?难道就因为不能假定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去公正地界定产权,我们就干脆不解决雾霾之类的外部性问题了?显然,该文的这个实证分析是不彻底的,现实中的人们不仅自己在想办法“应对外部性”,也在呼吁政府出手“解决外部性”。

       该文的思路当然是自组织和无政府的,它心目中的政府最多是自组织的结果。至于自组织政府是否必然会通向人类历史所展现出来的集权和强制,奥国学派及其追随者一般都会偷偷地把问题变成主义,他们这时会把实证讨论规范化,所以在他们那里,问题不是集权必然会如何,而是集权应该如何。显然,于丹的不去麻烦政府,奥派的不要政府,最终都是心灵鸡汤,在价值冲动上是逻辑一致的。

 

2,财产权还分配权?

 

       该文为什么不去考虑外部性现象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利界定问题呢?该文给出的理由是:“在外部性问题上,传统理论所关注的是权利的界定与明晰问题,这一理论认为,之所以出现外部性,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或产权界定的成本很高,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政府的介入。但实际上,外部性与产权的清晰与否关系不大,可以说,即便在产权边界清晰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外部性产生。”

       什么叫“即便在产权边界清晰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外部性产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该文认为存在两种产权,一种是“物的产权”,另一种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产权”或“从行动中获得正当收益的权利”。

然后该文说:“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是从‘物的产权’的角度去理解的,根据这种方法,如权利边界能够清晰界定(或界定的成本比较低),那么就采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相反,则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它把权利界定清晰视为‘市场’的前提条件,不知道‘物的产权’边界一定程度的模糊是市场的常态,出现市场的前提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而非‘物的产权’边界的明晰。……在出现外部性时,政府或经济学家把它(产权明晰)作为一种‘解决外部性手段’意义上的产权清晰,它对应的是‘物的产权’。前面那种‘产权清晰’没有问题,但后面那种‘产权清晰’则不成立,因为这意味着有一种可以脱离现有的规则,完全根据政府或经济学家自己的‘成本计算’来确立产权,这样,就把正当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与当事人的成本无关的问题了。”

       所谓“从行动中获得正当收益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分配权,它不是一种与“物的产权”同一层次的问题。该文把财产权和分配权说成两种产权,如果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分看,这种提法显然并不奇怪。但奇怪之处在于,它在逻辑上否认“从行动中获得正当收益的权利”是一种分配权,甚至可能要认为“人力资本”一说是在污辱“作为人的人”和那些可爱的“企业家”。真累,如果连这些常识都要由一个主义去扭曲,确实就已经没有学术了。在这个意义上,奥派的追随者正深陷于一种伪宗教之中而不准备自拔

       奇怪的还在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界定,如何存在“完全根据政府或经济学家自己的‘成本计算’来确立产权”的问题呢?在奴隶制取消后,人力资本的产权界定难道不是现代政府所确保的基本权利吗?人力资本的产权收益难道不是市场契约所保证的吗?哪里存在一个“把正当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与当事人的成本无关的问题了”呢?很清楚,该文把分配权定义成产权,却没有把握好或拒绝承认分配权背后的人力资本属性,结果把产权界定概念搬用上来后,反而把自己弄糊涂了,最终以为分配权也存在物的产权运用时所伴随出现的外部性。由此,该文错误地推论说:

       “市场不是在物的产权都界定清楚之后才出现的,同时,市场也不意味着需要政府去把(物)权利界定清楚,甚至也不意味着出现外部性(个体的权利被侵犯)时必然需要政府的介入,其中,重要的是个体有没有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可见,外部性并不意味着市场失灵,相反,市场是个体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主要桥梁。”

奥派的市场是可以无政府的,所以这种推论我们只能当是另一种“黑板经济学”,而且是可以不要常识的那种。在常识里,人力资本的权利侵害问题根本不是外部性问题,人力资本的纠纷当然是通过契约仲裁或协商来解决的,进入法庭就意味着政府的介入。奥派思维的麻烦就在于,它的主逻辑是自组织和无政府的,但政府和法庭同时又可以是自组织之下的选项之一,同时,这个自组织政府在他们的过程逻辑里随时要准备着被解散,政治集权意志的持续和发展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一种反历史的和实证与规范问题一锅煮的伪逻辑

 

3,成本收益计算的主观性与成本收益所指的客观性

 

       该文还进一步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科斯方法的错误:“外部性的客观化与科斯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科斯经济学还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如此,就把个体的主观评价与企业家的创造性都排除了,在这种假设下,只有局外人(比如经济学家)的利益计算(社会总收益或总成本的计算),而没有当事人自己的利益计算,或者说,以经济学家代替了所有个体的利益计算。这种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方法是静态均衡分析。”

对科斯的这个指责当然不能成立,经济人的假设根本不必然导致“把个体的主观评价与企业家的创造性都排除了”;企业家就是广义效用观念下的经济人,企业家与经济人不是对立的。我在另外的场合里分析过,科斯的问题不是“没有当事人自己的利益计算”,不是“以经济学家代替了所有个体的利益计算”,而是他把成本和收益的个人计算及其效率结果客观化。

       该文还说:“根据科斯定理,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界定对结果才是没有影响的,但现实中,总是存在交易费用,因此,不同的产权界定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不能把产权界定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科斯定理只是说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界定对社会的“整体结果”不产生影响,而不是说对不同的个体没有影响,然而,在现实中,假如要进行产权界定的话,必然会对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总收益”的最大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个体利益的最大。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总收益”还是“社会总成本”都是虚构的概念,因为收益与成本总是个体的、主观的,因此,根据社会总收益或社会总成本的高低来界定权利,并以此来解决外部性问题都是错误的。”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清楚地分析了存在交易费用时的“科斯第二定理”,“不同的产权界定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是科斯的结论。该文强调不能拿产权界定去解决现实问题,那么,自组织的奥派逻辑,自然就要回到“关紧窗户,换隔音效果更好的窗户,或者住到其他清静的地方”去了。说奥派逻辑是“鸵鸟学术”应该不是在冤枉人吧

说“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都是虚构的概念也显然极端化了,难道雾霾问题背后的“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是完全虚构的?谁不知道成本与收益都是对个体的呢?但我们怎么可以用社会成本收益计算的主观性,去完全否定社会成本收益所指的客观性呢?是啊,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集体和加总,奥派思维就会紧张起来,马上想到集权和强制。问题本来只是对“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的认知,奥派思维却要走到取消这些表述的极端里去。

 

4“初始产权”还是“外部产权”?

 

       最后,该文是如何处理“即便在产权边界清晰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外部性产生”这个悬念的呢?

该文说:“通常,经济学家认为,当存在外部性时需要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包括产权明晰以及庇古提出的征收排放税等。但本文指出,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产权(行动边界)不明晰是常态。为此,我们对外部性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限制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或者说正当性规则被破坏,不允许规则得以改善时存在的外部性与相反情况下存在的外部性。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产权明晰作为市场交易(解决外部性)的前提,这是没有看到企业家才能的产权,没有意识到假如允许人们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话,市场并不需要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实际上,市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演进的。”

       奇怪,什么叫“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外部性本来就是在“初始产权”明晰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初始产权”使用过程中对外部产生了伴随性质的正负影响而导致的。例如,工厂生产是初始产权的使用,排污的空气污染权是完全不同于初始产权的另一个产权,即“外部影响权”或“外部产权”。所以,外部性说的是“初始产权”明晰,但“初始产权”的“外部影响权”却不明晰,外部性是要解决“外部影响权”的不明晰问题,哪里来的“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市场交易当然可以进一步明晰“初始产权”和“外部产权”,但说“市场并不需要以产权明晰为前提”还是那个奥派思维在作怪:它的主逻辑是自组织和无政府的,产权是无需政府来维护的,但政府和法庭同时又可以是自组织之下的选项之一,同时,这个自组织政府在他们的过程逻辑里随时要准备着被解散,政治集权意志的持续和发展是不被允许的奥派思维的悖论就在于,它所钟情的“企业家才能”恰恰可能是一种集权强制的才能,企业家完全可能成为“政治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天使,在“人作为人”的情况下企业家完全可能是坏蛋

现在清楚了,所谓“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只是该文把“初始产权”与“初始产权使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产权”完全混淆的结果;我们确实可以说产权是在市场动态中确定的,但因此无视这个常识区分,要么是一时糊涂,要么就是不准备讲理了。总之,所谓产权明晰说的不仅是“初始产权”的明晰,而且是“外部产权”的明晰。说“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是错的,因为这时的要点是“外部产权”,不是“初始产权”。

 

5,小结:主义之害

 

    本文可以看成是“主义之害”的又一个案例。一个学者如果心中有一个主义要维护,他就非常容易不顾公共逻辑而走上价值冲动和独断论,不管这个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还是奥派市场乌托邦的,甚至也不管是新制度主义的还是苏式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中国也许象古今中外的任何时候一样,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太充分,以致于偏执狂都不够用了。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附录:

朱海就:《外部性的主观性质:对科斯方法的反思》

     方绍伟先生在11月22日的《上海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张维迎“否定市场失灵”论的偏失》一文,批评了张维迎教授对市场失灵的看法,对此,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外部性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原因,而市场失灵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但实际上,认为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其很大程度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贯彻边际革命所产生的主观主义分析方法,把外部性客观化了,而方绍伟先生正是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同时,林毅夫教授等人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也是同出一辙。

  从理解“成本”开始

  方绍伟先生把“产权界定的成本高”作为外部性存在的理由,这话听起来似乎不错,但问题是,这句话中“成本”的主语是谁呢?也即,“界定产权成本”的主体是谁呢?对此,我们设想有两种可能,一是假如这里的主体是指政府,那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去界定产权,但政府真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政府去为个体界定权利,出现的一种可能情况是个体会尽可能多地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会导致政府不能获得有关正确界定权利的真实信息,从而也就无法进行有关权利界定成本的计算,但最根本的,可能还不是计算问题,而是政府分配产权必然意味着政府用它所认为的公正取代一般性规则所确定的公正。

  二是假如这里的主体是指个体,那么情况又如何呢?通常,人们认为由于外部性,个体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因此需要政府出面来维护他的权利。但实际上,“成本”是个体的、主观的概念,个体自己判断他实现某个目标的收益与代价,然后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手段,这时才会出现“成本”。假如个体认为诉求政府来维护他的权利成本很高,他就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与当事人协商解决,重新确定产权,其中,“从市场中购买产品与服务”可以说是个体应对外部性最常见的方式了,但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没有把这种方式与外部性问题联系起来,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大都没有从主观的角度去认识外部性,把“外部性”客观化了。这一错误认识可追溯至科斯,对此,后面将会具体予以说明。

  外部性会进入个体的主观评价

  外部性首先进入个体的利益计算,而不是经济学家或政府的利益计算,个体会判断他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他所认为的外部性问题是最经济划算的。以马路上传来的汽车噪音为例,大多数人只会关紧窗户去应对,而不会因为有了噪音就去换个房子,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应对噪音最经济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区分“解决外部性”与“应对外部性”,通常人们想到的是“解决外部性”,比如把噪音消除掉,这是环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而不是经济学的,经济学要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即个体应对外部性的角度去思考。前面说过,个体会采取他自己认为最经济的方式去应对外部性,以使自己的损害最小或利益最大,再以噪音为例,当个体的支付能力提升,或对噪音的评价发生变化时,他就会选择其他方式去应对,比如从原来的“关紧窗户”变为换隔音效果更好的窗户或住到其他清静的地方等等。他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变化会被企业家发现,企业家会把与之相关的产品生产出来,满足他的需求,可见“外部性”对企业家来说意味着利润机会,当企业家获取了利润时,也就意味着那些购买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的收益增加了。

  外部性问题中的两种产权

  在外部性问题上,传统理论所关注的是权利的界定与明晰问题,这一理论认为,之所以出现外部性,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或产权界定的成本很高,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政府的介入。但实际上,外部性与产权的清晰与否关系不大,可以说,即便在产权边界清晰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外部性产生。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如没有产权的界定与明晰,怎么可能有交易?如没有交易,个体又怎能“经济地”应对外部性问题呢?我们说,这种观点混淆了“物的产权”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产权”,前者容易理解,通常指的就是财产权,后者是指从行动中获得正当收益的权利。由于外部性不可避免,也即物的产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侵犯,但只要个体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产权,他就会“经济地”应对他所遇到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从外部性总是存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的产权总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当一个人可以获得他发挥其创造性才能所获得的回报时,我们就可以说其产权是清晰的,换句话说,产权清晰的含义应该是指后面这种权利的保障,而不能仅仅从物的产权边界是否明晰的角度去认识。

  本文区分这两种产权,只是说明在外部性问题上存在“物的产权”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产权”这样两个不同的视角。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是从“物的产权”的角度去理解的,根据这种方法,如权利边界能够清晰界定(或界定的成本比较低),那么就采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相反,则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它把权利界定清晰视为“市场”的前提条件,不知道“物的产权”边界一定程度的模糊是市场的常态,出现市场的前提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而非“物的产权”边界的明晰。但笔者并不是说不需要保护“物的产权”,实际上,“物的产权”的保护是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的重要前提。

  对应于这两种产权,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产权明晰”,一是“作为正当规则”意义上的产权清晰,当存在正当规则时,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规则判别究竟是谁侵犯了谁,它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相关,同时,正当规则也规范了企业家行动的边界;二是在出现外部性时,政府或经济学家把它作为一种“解决外部性手段”意义上的产权清晰,它对应的是“物的产权”。前面那种“产权清晰”没有问题,但后面那种“产权清晰”则不成立,因为这意味着有一种可以脱离现有的规则,完全根据政府或经济学家自己的“成本计算”来确立产权,这样,就把正当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与当事人的成本无关的问题了。

  当个体能够发挥其自身的企业家才能时,也就意味着个体有机会对他所受的外部性进行评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时就出现了市场秩序的扩展,所以,市场不是在物的产权都界定清楚之后才出现的,同时,市场也不意味着需要政府去把(物)权利界定清楚,甚至也不意味着出现外部性(个体的权利被侵犯)时必然需要政府的介入,其中,重要的是个体有没有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可见,外部性并不意味着市场失灵,相反,市场是个体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主要桥梁。

  在市场中,一些权利不断地被界定清楚,但同时也有很多权利保持在模糊状态。权利是否需要被界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被界定,也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如当事人觉得权利界定对他来说是“经济的”(有利可图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去界定那些之前难以界定的权利,如使用防伪标识码等来防伪。个体的权利边界是在行动中不断地,也是自发地得到调适的,如政府人为地去界定个体的权利,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个体自由的干涉和侵犯。

  对科斯方法的反思

  外部性的客观化与科斯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科斯经济学还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如此,就把个体的主观评价与企业家的创造性都排除了,在这种假设下,只有局外人(比如经济学家)的利益计算(社会总收益或总成本的计算),而没有当事人自己的利益计算,或者说,以经济学家代替了所有个体的利益计算。这种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方法是静态均衡分析。

  另外,根据科斯定理,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界定对结果才是没有影响的,但现实中,总是存在交易费用,因此,不同的产权界定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不能把产权界定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科斯定理只是说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界定对社会的“整体结果”不产生影响,而不是说对不同的个体没有影响,然而,在现实中,假如要进行产权界定的话,必然会对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总收益”的最大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个体利益的最大。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总收益”还是“社会总成本”都是虚构的概念,因为收益与成本总是个体的、主观的,因此,根据社会总收益或社会总成本的高低来界定权利,并以此来解决外部性问题都是错误的。

  通常,经济学家认为,当存在外部性时需要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包括产权明晰以及庇古提出的征收排放税等。但本文指出,外部性即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产权(行动边界)不明晰是常态。为此,我们对外部性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限制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或者说正当性规则被破坏,不允许规则得以改善时存在的外部性与相反情况下存在的外部性。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产权明晰作为市场交易(解决外部性)的前提,这是没有看到企业家才能的产权,没有意识到假如允许人们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话,市场并不需要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实际上,市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演进的。

 

东方早报,201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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