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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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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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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1-07-2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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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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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1
方绍伟:《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困境》原载于《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2017/6/20

 

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多关注,相关的产业政策争论更是引人注目。新结构经济学主要体现在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等文集和著述里。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结构呢?

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所包含的后发优势论的基本逻辑是:经济赶超的要害是技术赶超,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是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进行适宜技术的引进,是无需从头再来、低本高效的技术模仿、产业模仿和经济制度模仿;如果模仿、引进和研发的技术创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落后国家就能避免低技术产品的陷阱,就能通过输入外部世界已知的东西,同时输出外部世界需要的东西,实现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最终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新结构经济学显然是为后进国家发展着想的。关于中国在1979 年前后的发展差异,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切都是封闭计划与开放市场的不同发展战略造成的。在它看来,只要了解如何根据本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的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加速经济增长。在提升禀赋结构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解决推动产业升级的先行企业可能面临的外部性问题,协调企业决策无法内部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

新结构经济学还认为,许多历史案例证明,宪政民主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对策

 

在后进国家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旧结构主义强调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优先,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把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试图为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对策和理论依据。除了国家干预和市场结合之外,新结构经济学还特别强调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禀赋结构、产业升级、企业自生能力等等。但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把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矛盾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于政府干预的现实必要性,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尽管市场机制如此重要,由于以下所说的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仍应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关于政府干预的历史必然性,新结构经济学确信:无论是像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还是像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帮助单个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事实上,现今的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仍扮演着这个角色。(同上,第118页)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干预呢?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说: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都失败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此种带有普遍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以找到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行业。事实上,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过于先进但却与本国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行业,这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从‘选优’的目标出发却以‘选劣’的结果告终(为了保障就业机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支持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这样的政策同样会面临着失败的厄运)。相比之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些特定国家的成熟行业,这些特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发展水平也未超越本国太多。上述国家的经验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从而新的产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迅速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同上,第118页)

    可在事前,政府又如何可能去制定出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呢?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同上,第135页)为此,它进一步具体提出了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

 

二、知识冲突问题还是利益冲突问题?

   

由上可见,新结构经济学把后进国家的发展失败,完全归于战略选择和产业政策的错误。在它的核心逻辑里,后进国家的发展问题,完全是一个知识冲突问题而不是利益冲突问题。这里所说的核心逻辑,指的不是它是否在认识上意识到利益冲突很重要,而是它是否把这个重要认识当成整个分析框架的主逻辑。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为它辩解说:后进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当然很重要,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因为,问题不是知道,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根本没把这个简单常识纳入核心逻辑。

    没有把利益冲突纳入核心逻辑,这当然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疏忽,这是由它的理论性质和基本定位所决定的。

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参照型理论、对策型理论、解释型理论。参照型理论是对假想条件下的经济问题进行数理分析的经济理论(如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政策型理论是对现实经济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解释型理论则是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因果分析的经济理论(如增长原因理论)。最常见的理论错误也有三类:一是由于基本分类的模糊而拿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二是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或解释型理论,装扮成以现实为基础的解释型理论;三是把对经济现象的一般描述和归纳夸大成一种解释型理论。

在本质上,新结构经济学是一种以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对策型理论,它的基本定位是为中国和其他后进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对策依据,不是为了从纯理论偏好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的发展或不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位是经邦济世,不是认知好奇。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假定,有一个或很多个需要发展的国家和政府,正在等待着有人拿出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和对策供它们急用。现在,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需求推动下的政策供给,它的任务是出招,不是去分析需要发展对策的国家和政府存在什么利益冲突,更不是去分析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将如何影响发展政策的采纳机制和实际结果。

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无形之中,这个经验基础给它的对策型理论性质添加了一种解释型理论的假象,仿佛新结构经济学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因此由其成功解释所包含的有效因果逻辑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真的成功地解释了当代中国发展了吗?当然没有。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中国经验基础而具有解释型理论的假象,恰恰不是因为它解释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原因及随后的经济变化,而是因为它没有解释中国的政治变革,这个变革就已经为它提供了发展历程能被它事后片面解释的基础:它没有解释金字塔的底层,却靠有选择地解释以底层为基础的部分顶层而获得了解释型理论的假象。

    更明确地说,新结构经济学用知识冲突取代利益冲突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对策型理论的基本定位,而且在于其理论的经验基础,要求它必须回避分析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问题;而经济学的学科分工,也为它可以用学科导向代替问题导向的学术路径提供借口。

之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绕开了中国政治而似乎解释了中国发展,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变革,碰巧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利益冲突所可能导致的政治稳定问题。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发展问题看上去才特别像是一个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知识问题,不是一个利益主导者的政策选择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同时,还碰巧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利益问题。就是说,中国能成功发展,本来根本就不是选择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在条块博弈边学边干过程中确保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困境

   

但是,把经济发展的利益问题说成知识问题会产生严重的理论后果,这可能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未曾预料到的。

    首先,把利益冲突问题从理论分析中抽掉,发展的成果就会被说成是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选择正确的结果。这当然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事后理论总结,而且是一种片面的事后逻辑倒推。因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选择,都是一个利益冲突和政治协调过程,根本不可能是一种真理或知识的发现和选择过程。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某些政策选择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最多也只能说明,这仅仅是真理选择碰巧符合利益选择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的事后逻辑倒推 的尴尬还不在于它的事后诸葛亮,而在于它无论怎么详细描述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事前确定、谁来确定、谁去执行、谁因此获利更多等等问题都不可能是知识冲突问题。

    很明显,当一切被说成是知识问题时,消失的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承载利益冲突的主体;而当主体也消失时,真理和知识的发现过程也就变成一种客观主义的工程论过程,真相和施工操作就都是自明的。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身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主义胎毒。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时可能明灯四照,但主体缺席和客观工程论却不幸成了它的灯下黑

    没有主体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意味着政府成了唯一的主体,而由于利益冲突已经被抽掉,政府这个唯一剩下的主体,在逻辑上必然是不偏不倚的好人政府。同上所述,要特别注意,这不是说林毅夫不知道政府和官员有私利,而是说这个简单常识已经早就不在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里了。所以,这样的政府当然有能力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这恰恰不是因为现实中的政府全知全能,而是新结构经济学逻辑上要求自己沙盘推演中的政府要全知全能。政府已经被新结构经济学假定为一个有为政府,它能够时刻准备着为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好产业政策随时操盘下单。

    当新结构经济学回落到中国的现实时,知识决定一切以及政府与市场完美结合的假设就会面临严峻考验,它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强调也将很快陷入自相矛盾。这是一种有效市场的书面性与有为政府的现实性的内在冲突。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市场时可以表现得特别市场化,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为政府及其现实制度逻辑能让市场有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回避了要素市场的现实自由程度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和资源禀赋上,可产业结构、禀赋结构甚至于要素结构,恰恰都是制度结构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

在新结构经济学那里,对其市场逻辑的真正考验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场,而是类似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要素市场。它在理论上把市场逻辑书面化,却在实际上把政府逻辑主导化。市场逻辑书面化,就是所有市场有多重要的好听话它都说了,但在本质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市场逻辑中的市场是空的,要素市场依然由政府决定。可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强调的比较优势的识别,必须基于有效要素市场的存在,要素禀赋的发挥和提升在扭曲的市场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这里的要点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偏向了市场还是偏向了政府,这里的要点是:当一个理论在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不自洽时,它能否直面而不逃避问题?逻辑上回避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新结构经济学,还能不能自称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学?

本来,发展问题是制度决定的利益问题,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歧,其实更多涉及谁来主导经济增长而不是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分歧,这种暗含权利分配的分歧,导致有的经济学家偏向政府权威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有的则偏向政府权威最小化的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既然坚持政府主导的逻辑,其市场导向就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书面宣言。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没有成为新结构经济学诸多结构中的结构,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因此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两个外生结构,这就是它仅仅强调发展战略,并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革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根本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因为忽略制度运行问题而把制度相关的含义转化成政策相关,从而大力推崇比较优势策略,甚至把金融深化融资渠道这类高度制度敏感的问题看成了发展战略问题。

很明显,新结构经济学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金融结构、政府干预、企业自生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等等什么都说到了,偏偏就在最关键的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上,游离于书面宣誓与逻辑跳跃之间,仿佛市场经济可以没有要素市场化,仿佛政府结构嵌入市场经济的契约型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嵌入政府结构的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一回事。

这种不敏感只有没认识到故意没认识到两种可能。你不可能在默认户籍控制、土地管制、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同时声称自己是主张市场化观点的,除非你继续把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化硬说成权利加管制的契约型市场化,或者干脆用渐进市场化来搪塞,从而把问题的答案推给未来。但即便如此,渐进市场化的理论也需要在方向上把自己的逻辑展现清楚,并明确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是发展的阶段性所必需的,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之下还能大谈企业的自生能力。

可惜的是,知识压倒利益的起点假设,已经使新结构经济学中止了任何深入分析的可能。

 

四、小结

 

总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存在四个逻辑困境。

第一,依据参照型理论、对策型理论、解释型理论的经济理论分类,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以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对策型理论,它在学术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与解释型理论的界线,这使其政策理论显示出有可靠实证基础的假象。

第二,由于缺乏解释型理论的实证出发点,新结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落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陷阱,用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理想假设来分析现实,在发展赶超问题上用知识冲突过程取代了利益冲突过程,逻辑上导向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既倡导市场经济又强调有为政府,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思维,使它的市场经济逻辑成为表面文章和学术高调,最终在要素市场转型的关键问题上出现对策黑洞。

第四,新结构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缺乏政治分析和制度分析。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思维使它不能面对真正的政治现实,它的新结构里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现实政治结构以及被其决定的对应市场结构,这也是它只能强调知识冲突和发展战略的原因,更是它的招法很可能由于落后国家现实制度的不配合而落空的原因。


作者系旅美学者,代表作为《持续执政的逻辑》(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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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在理论扬弃中构建全新的经济发展解释体系 

1.      为什么不能全盘否定地理决定论?——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2.      哪种制度最重要?——爱泼斯坦的《自由与增长》

3.      近代中西差距是偶然的吗?——彭慕兰的《大分流》

4.      富者生存”能解释“英国奇迹”吗?——克拉克的《告别施舍》

5.      理论统一成功了吗?——盖勒的《统一增长理论》

6.      文化决定论只是业余社会学的火花?——莫基尔的《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

7.      要素价格论能解释技术突变吗?——艾伦的《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8.      欧洲真那么特殊吗?——琼斯的《欧洲奇迹》和《再度增长》

9.      如何理解欧洲的小分流?——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10.  只有国家最重要?——弗里斯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及宋丙涛的《英国崛起之谜》
(待续)



附录:《评中国学者对中国发展原因的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吗?
本系列是“经济发展逻辑”研究的一个主要副产品(详细内容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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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腐败的原因与治理新论
(《中国不一样》第13章)
 

 

       本书第二部分所分析的败德是一种社会腐败,接下来第三部分要分析的贪污则是一种政治腐败。贪污腐败源自于人性的贪婪,所以,分析腐败的原因与治理,目的不是分析如何消灭人性,而是分析在人性既定的基础上,如何理解腐败的社会原因、如何控制人性的贪婪。

 

1,关于腐败问题的两次争论

 

关于中国的腐败问题有过两次有意思的争论,一次是张维为与福山的辩论,另一次是李世默与裴敏欣的辩论。

20116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的“文汇讲堂”上,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西方模式展开激烈的辩论(“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文汇报》201178日)。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师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他提出过质疑,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也是对他的一种回应。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场辩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中西方学者之间少有的针锋相对的直接辩论,从福山的主题演讲“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到张维为的批评和对答,两人大战四个回合,记录下的文字字数超过两万。其中,关于腐败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

福山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有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缺乏对下负责。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收集信息,但向下负责制最终还要靠选举来实现。

       张维为反驳说,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真正问责,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关键是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下,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永远不会被侵犯。中国的问责制比美国这种问责制要广的多,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普通百姓的财产损失了平均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几年过去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福山回应说,在比较政治体制的时候,要区分政策和制度。怎么才可以防止精英不是靠选贤举能而垄断国家的政权?在以往的十年当中中共做得很好。但整个制度也有很多的腐败,掌权者使自己的亲朋好友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向下问责制,这样就可以保证个人的关系不进入到政治制度从而损坏这个政治制度。

张维为说,腐败问题一定要纵向横向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高腐败的阶段,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中国震撼》这本书里面提了“第二代腐败”这个观念,比如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给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但美国的法律制度把这些问题叫做“道德风险”。美国如果把这一类问题作为腐败问题处理的话,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

横向的比较,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巴西、埃及、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希腊都是家族政治,经济就是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破产了。所以民主制度的问题,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承认,民主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遏制腐败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用担心那些权位很高的人会来恐吓你。民主国家当中有时候并不总是这样,意大利总理拥有了大多数的媒体,这样就无法保证媒体自由表达了。反过来也证明如果这个媒体是高度自由的,在这样一个民主体制当中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可以充分地遏制腐败,这在自由民主制度当中是最容易做到的。

张维为总结说,福山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中国模式是一个最不坏的模式”。

以上是第一场辩论的要点。201272日,在《大西洋月刊》老牌记者詹姆斯•法洛斯主持的美国知名智库“艾斯本学会”的一场辩论上,前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与上海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复旦大学博士李世默,就中国模式及其未来展开了激烈的另一场辩论。早在201171日,《》上刊登了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沈大伟所写的《中国共产党90岁了》和裴敏欣所写的《伟大的党,但共产主义在哪儿?》两篇文章,分析了即将在2012年面临新的权力交接的中共的挑战。李世默旋即在《》2011720日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五大误读》一文中,反驳了沈大伟和裴敏欣的观点。时隔一年,李世默与裴敏欣的辩论依然保持2011年的基本论点,在腐败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裴敏欣认为,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中国经济日益不可持续,制度让一小群掠夺性的精英受益而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随着腐败和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层面的矛盾,将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和损害政府的合法性。

       李世默回应说,中共自己也认识到腐败是中国的严重问题,但是这与集权统治有关吗?据“透明国际”称,全球最廉洁的包括了4个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新加坡、香港、卡塔尔和日本——其中有3个是集权政权。按照“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的廉洁排名(78位)比印度(87位)、菲律宾(134位)、印度尼西亚(110位)、阿根廷(105位)等其他许多国家都高。只比意大利(67位)低一点,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选举制的民主国家。显然,一党制的中国腐败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都低。

       裴敏欣认为,腐败到处都有,但“透明国际”的数据其实表明的是,最廉洁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民主固然无法消灭腐败,但专制则使有效控制腐败毫无希望,因为新闻自由、法治、公民社会这三大反腐要素都不存在于专制社会中。

       李世默提出,要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及持久性,中国实行的是向上流动最充分的“贤人政治”,“建设性的不透明”有优于“破坏性的透明”之处,相比之下,民主的透明度实际上只有利于“利益集团”。美国民主的脆弱,体现在兑现和确证其理想的能力的下降。其实,按照公认的民主标准(一人一票的多党竞选),许多美国总统都不具有合法性,这包括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

 

2,腐败原因的三个流行理论

 

       上述中国腐败问题的两场争论,把我们引向了腐败的纵向、横向对比。纵向地看,中国的腐败是所有社会发展都会有的腐败;横向地看,中国的腐败并不比有些民主国家高。这样一来,腐败的社会原因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具体观点变成了“中国腐败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都低”和“最廉洁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相对立,论者各执对自己有利的一端,事情陷入了“立场决定态度”的困境。

    这种认识困境,也与腐败社会原因的以下三个非常流行的片面观点有关:一是认为缺乏民主,二是认为没有法治,三是认为文化才是问题所在。迷信这三个理论的人非常多,这三个理论分别叫腐败的“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那么,我们能一口气就否定掉这三个粉丝众多的观点吗?能。有理不看人数,粉丝众多只能表明意见集中,但意见不是事实,意见更不是真理。要分析的是腐败的原因,不是对腐败的意见。证明观点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例外。99个例子也许能证实一个观点,但1个例外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尤其是当新的替代理论存在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民主决定论”。许多人以为,中国腐败是因为民主不健全,民主健全的台湾就比大陆廉洁。“透明国际”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确实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明显低于台湾的5.66.1。有一个推进民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自由之家”,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被它认为与台湾相近,都属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都非常腐败,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分别是2.73.52.73.01.93.0,通通比中国大陆还差。属于民主国家的墨西哥和菲律宾“廉洁指数”也比中国低,分别是3.03.62.32.6。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确立民主的国家海地,过去10年,其“廉洁指数”居然只有1.42.2,成了彻底推翻“民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在上面的两场争论里,“民主决定论”的错误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可是,从道理上看,福山说“遏制腐败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裴敏欣说“新闻自由、法治、公民社会”是反腐的三大要素,他们说的似乎也没错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就要轮到“法治决定论”了。“法治决定论”本来是用来反驳或补充“民主决定论”的,因为“民主决定论”确实经不住这么多例外的考验。“法治决定论”者最得意的例子是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民主,“自由之家”也认为它们还算不上是“自由的民主”,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却举世闻名,过去10年,它们的“廉洁指数”分别高达7.98.49.29.4。有一个推进法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世界正义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认为与香港和新加坡的相近,可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印度比中国大陆还腐败。印度就这样成了彻底推翻“法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的第一章,华人学者黄亚生在认为印度经济能超过中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印度有法治。令人自豪的印度法治,为什么偏偏就治不了印度的腐败呢?学术界的学者们,为什么偏偏就不能把逻辑进行到底呢?其实上文已经提到了,问题就出在,人们通常关心的是“对腐败的意见”,不是“腐败的原因”,他们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民主法治的热情,在真正的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妨碍了他们追究“腐败的原因”。

法治治不了印度的腐败,难道是印度的文化有什么问题吗?“文化决定论”认为,腐败是由“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决定的,同印度腐败是因为印度的文化基因很腐败一样,中国腐败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很腐败。所以,蒙古、印尼、海地都腐败,因为它们的“国民性”也很腐败。

可是,与“民主决定论”和“法治决定论”一样,“文化决定论”也存在例外的问题。突出的例子是: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可这些地方都比中国大陆要廉洁得多。如此一来,能够彻底推翻”文化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就不止1个而是4个。经常被提到的类似的反例还有一个,那就是南北朝鲜的鲜明对比。南北朝鲜不仅文化相同、地理相近,可制度的差别却导致了经济发展和腐败程度的完全不同。

    问题来了,以上3个理论的“判决性反例”都那么一清二楚、无可辩驳,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迷信者却依然那么执迷不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事情的真相,他们关心的是改变社会的某种愿望,他们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强化自己不满情绪的反现实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愿望和意见主宰的动物,决不可能是服从真理的动物,人服从真理的时候往往是愿望碰巧符合真理的时候,不是真理之光已然照亮大地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发现,“民主决定论”只看台湾、不看海地,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民主的愿望,不是腐败的原因。“法治决定论”只看香港、不看印度,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回避民主的愿望,不是探求腐败的原因。“文化决定论”只看大陆、不看港台,因为他们的文化观念里根本就不包含制度的因素。“文化决定论”不能认识到:坏的文化能使好制度腐烂,但好的制度也可以催生好的文化。

 

3,腐败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制度文化组合论”

 

    总结起来说:如果我们真想知道腐败的真正原因,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抵挡住任何美好愿望的诱惑,把美好愿望的诱惑与腐败的原因分析分开,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做不到这个“三重分开”,正是迄今为止大部分腐败问题研究依然混乱不堪、不可自拔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腐败原因和对策的时候,还有一个“地缘规模因素”经常被提起。它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弹丸之地,规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缘决定论”(“规模决定论”)跟其他三种理论一样迷人,但也错得一样不幸,因为海地的规模也小,可腐败的治理却一塌糊涂;而地缘规模大的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廉洁度却很高。

现在的问题是:在“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地缘决定论”中,有没有一个是“判决性反例”少一些、解释力强一些的?

    直观地看,“法治决定论”似乎反例较少、解释力较强。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法治程度高、法律体系健全的地方腐败不一定少,但法治运行好、法律执行通畅的地方腐败确实更少。有趣的是,虽然“民主决定论”反例较多、解释力较弱,但也存在类似于“法治运行好”的现象:民主制度齐全的地方腐败不一定少,但民主运行好的地方腐败确实更少。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民主法治的制度运行的好坏?

    这个问题一问,就等于又问回到了文化和地缘规模的特征,因为,制度运行,实际上恰恰就是地缘文化因素在制度执行上的体现。

也就是说,腐败的原因肯定与民主、法治、文化、地缘规模等4大因素藕断丝连,但回到地缘文化因素是为了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当我们过分强调民主法治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地缘文化因素就似乎作弄人似的开始发力;反之,当我们过分强调地缘文化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民主法治因素也好像作弄人似的开始做功。如果说,民主法治对人类来说是主动一些的制度建设因素,地缘文化对人类来说是被动一些的现实存在因素,那么,这两对主、被动的因素之间,就似乎存在某种张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边,另一边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制度文化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奇妙的“时点问题”:在历史的什么时点上,人类主动因素的作用可能开始超过被动因素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维科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摩尔根在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波普1957年的《历史主义的贫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戴蒙德1997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2005年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还是成功》、泰恩特在1988年出版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兰德斯1998年的《国富国穷》、诺斯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等等。

    “制度文化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叫“路径依赖”的重要观念,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叫“习惯成自然”,它描述的是诸如有些地方靠马路右侧开车、有些地方靠马路左侧开车这样的社会习俗,理论上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这也是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结合地缘规模所分析的“演化博弈均衡”。一旦“路径依赖”形成,初始条件就变成差别的起点,以后改变起来各种费用就非常高。

    总结起来说,“张力现象”、“时点问题”和“路径依赖”给探索腐败原因的启迪是:腐败的人性原因之外的社会原因和相对程度,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某种独特组合”,即民主法治制度与地缘文化因素的某种独特组合(简称“制度文化”),这就是本书提出的关于腐败社会原因的一个新理论:“制度文化组合论”或“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制度文化组合论”是“中国不一样”的最重要依据,这一依据放在“演化博弈”的框架内理解就更加清楚。

具体分析将涉及贪欲强度、公权范围、公权制约度、文化环境、文化规则等5个方面(见第十七章)。按照这个理论,人们不应以地缘文化为理由,反对民主法治的制度变革;人们也同样不能以为,民主法治变革能够脱离文化改造而制住腐败;因为腐败不是单一决定的,它是制度与文化所组合决定的。“组合决定论”使分析复杂化,却能够使问题清晰化;如果事物的本质本来就复杂,理论简洁的好处就必须让位于解释力强的需求。

    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这一点现在好理解,但为什么又要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呢?这涉及到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在进行反腐的对策分析时,我们通常假定存在一双“上帝之手”,反腐的一切运作都能够无摩擦、无费用地进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理念,现实的操作不可能如此。现实不理想,那这为什么会是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呢?

    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他们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所以,当有人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没有治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突然间“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起来,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不仅对他们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

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其实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与文化的惯性所淹没,廉洁就这样被混掉了。一个社会的廉洁,最后就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突变。但是,从“演化博弈”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败可以出口,廉洁却难以进口。社会的病要比人体的病难治得多,这也算是人性弱点社会化之后的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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