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加载中...

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个人资料
方绍伟
方绍伟 新浪个人认证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156,485
  • 关注人气:1,053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方绍伟简介

旅美独立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1982-1986年于国际关系学院获英美文学学士,1986-1989年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1994-1997年于北伊利诺伊大学获信息管理硕士;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友情连接:
评论
加载中…
访客
加载中…
博文
置顶: (2011-07-20 03:29)
标签:

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最新专著:
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
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2016年3月在京出版(淘宝天猫网北发图书网亚马逊京东网当当网豆瓣读书)(更正
政治崩溃的逻辑”在天则所引发辩论》

最新连载: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
欧美社科名著选读

《中国不一样》(2013)(
淘宝天猫网卓越亚马逊网当当网新华书店
王云举:规范冲动不可能理解冷酷实证
中国政治模式能走多远?(《纽约时报中文网》)
反腐关键要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南方都市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1

方绍伟:郑永年的“政治垄断”陷阱

 

       我是在20098月开始注意到郑永年先生的逻辑问题的。当时郑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民主的现实考量”,我一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85研”,我曾经是北大国际经济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楼或“学三”之类的地方见过面。他的宪政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只作纯逻辑分析,我感兴趣是他的学术逻辑的彻底性,不是他的规范主张的具体内容。

1,西方宪政民主有没有统一的模式?

       《世纪大讲堂》的那场演讲,郑先生突出讲了两点:一是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宪政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种“民主有益论”确实是一般中国大众比较容易认同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果然,几年来,我在网上真没少见郑先生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5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2013618日的这篇《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让我从头一步步分析。什么叫“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这句话说的不是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句没说的话,即:新加坡和中国也可以有不同的宪政民主模式。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连读书人恐怕也难以反驳。

       郑先生确实高明,能让人上当不算什么,但能让人上当、又能让人不知是如何上当,他就厉害了。这里的门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逻辑前提上,所谓“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般人看不出来,因为模式两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原则意义上的含义,二是具体机制上的含义

中国人为什么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因为《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讲的“使用价值”也有类似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也像郑先生那样,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具体的含义上。当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使用价值”就给绕没了,结果,马克思就把大家绕到了劳动价值论那里。考学生和学者的逻辑能力,《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不可多得。同样,郑先生把大家都绕进了“具体的宪政民主模式”,“抽象的宪政民主模式”就给绕没了。

我手头上有很多本郑先生的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永年评论集》等等,他的研究领域碰巧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没有读到郑先生写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或文章,所以,我把郑先生定位为一个知识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先生当然不缺乏智慧,但在宪政民主模式这个核心问题上,郑先生的理论水准让人吃惊。下面让我直奔问题所在。

       具体的宪政民主模式,可以涉及共和制-君主制、总统制-内阁制、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联邦制、简单投票制-复合投票制等等。在这些具体的方面,西方的宪政民主模式确实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各国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们的差别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大。但是,一个学者如果从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各国的宪政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逻辑能力问题,也可能有人品诚信问题,甚至两个问题兼而有之。

       为什么?因为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的意义上确实有、而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西方宪政”、“西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议会民主”等等。西方宪政民主在具体机制上是不统一的,但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原则上是完全统一的。西方宪政民主的这个统一的抽象原则包括四大方面: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特别是前三条,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西方宪政民主”。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须驾轻就熟的基本功。

2,宪政民主问题的要害在哪儿?

       关键的地方到了。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专门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在“西方宪政民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区别开,而是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通通称为“宪政民主”,然后把背后最关键的“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抛弃。

       是因为“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说起来麻烦吗?是,也不是。“非西方宪政民主”说起来是不方便,提“东方宪政民主”也确实有点别扭。但更重要的是,大家似乎都觉得“宪政民主好”,所以,提“宪政民主”而不提“非西方宪政民主”就有名正言顺的考虑,名正言顺的考虑也就是混淆视听的考虑,混淆视听的考虑就是糊弄大众的考虑,糊弄大众的考虑也就是学者立场至上的考虑

       事情明摆着,一般老百姓,谁搞得懂宪政民主应该全部包括“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呢?这只是其一。其二是:笼统而言,“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确实可以统称为“宪政民主”,特别是把背后最关键的是“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抛开的时候。

       但是,专家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远糊涂,专家却必须时时清醒,因为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专家除了知道“笼统而言”外,他还应该知道什么叫“具体实质”。宪政民主问题的“具体实质”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宪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宪政民主”;即便你抛开了这四条,“政治垄断程度”问题也抛不开。

       郑先生一定要把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往“宪政民主”那靠,好,我没意见,但我有理由要求郑先生,老老实实把新加坡“宪政民主”称为“非西方宪政民主”或“东方宪政民主”。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规定的逻辑,我是在用郑先生自己使用的逻辑。郑先生的逻辑是:文化不同,东方的宪政民主可以与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一样。对,好极了,是不一样。在学术界,“宪政民主”的四大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为了使郑先生所强调的“不一样”更加清清楚楚,我们大家就谁也别混,干脆彻彻底底地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分开,让本来就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起来。

       看一个学者讲不讲理的关键时刻到了。我上面用的完全是郑先生一直信誓旦旦的“东方宪政民主可以与西方宪政民主不一样”的逻辑,按照郑先生自己的逻辑,他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希望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分开,并用“非西方宪政民主”或“东方宪政民主”去称呼新加坡的政体。但是,我就不,我郑先生就不这么做。你方绍伟说我混,我就混,我就是要把“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混掉。

       显然,学问做到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真理问题了。那又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问题,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包括精神利益)。碰巧,在我的书架上,郑先生的那几本书正好与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放在一起。搞清楚了郑先生的大逻辑后,我再翻读韦伯的书,就会有更加不同的心境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卷只是手稿,有人认为马克思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卷和三卷之间的矛盾,所以,这部耗时40年的巨著没在他生前全部出版。将心比心,40年的心血变成一个逻辑矛盾,有谁愿意自我否定呢?马克思尚且如此,不要过高要求郑先生好不啦?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在北大时,发现大家对陈岱孙老教授十分敬仰,我也感觉他为人特别好,但我认真研读了他发表的唯一专著《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敬仰起来。这些大学问家,逻辑糟起来,那真的不是一般地糟啊。马克思、陈岱孙、郑先生,我认人只认逻辑。群众认为伟大的人,在我这要经过“欺佛踢圣”的关。虚名都是有水分的,虚名喜欢无脑,但虚名最怕的是逻辑。

3,郑先生的大麻烦在哪儿呢?

       当郑先生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郑先生的大麻烦就来了。我当然知道郑先生说过,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搞出了不少“劣质民主”,这些我们都看得到。但新加坡的的确确是“非西方民主”,郑先生最多只能说“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最关键区别是什么?“宪政民主四条”中的多党竞选和分权制衡,可以象新加坡那样硬作假,所以,区别的关键是第三条:自由舆论,包括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结社自由最重要自由舆论也是判断“政治垄断程度”的关键。

       新加坡的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差的一档,相邻不太远的菲律宾,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好的一档。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无法与新加坡比美,所以,许多人也象郑先生那样,说新加坡的好,接着还说自由舆论的不好。可是,“是非”是一回事,“好坏”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你认为新加坡好,就把“是非”问题与“好坏”问题混起来。我在这些问题上也含糊过,但我主张知错就改,我主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西方宪政民主就是西方宪政民主,不是就不要死撑,别混,老老实实称之为“非西方宪政民主”,因为称为“专制”或“威权”是不大好听。

       郑先生的大麻烦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听的“专制”或“威权”他不用,二是好听的“宪政民主”他要,三是“宪政民主”里最实质性的“自由舆论”他不给。得,天下数你最聪明,好东西全是你的,高调子全是你唱的,然后别人想要的自由舆论你就是不管,并硬说那东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

       郑先生著作等身,但他居然说:“民主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奇怪,没有自由舆论,还有竞争可言吗?谁跟谁竞争啊?李光耀和李显龙自己跟自己玩吗“政治垄断程度”问题可以装作看不见吗?能因为你觉得新加坡的一党垄断好就硬说竞争不必包含多党吗?“好坏”跟“是非”能是一回事吗?另外,给民主加上“结果好”的含义也要特别小心,西方民主讲“程序正义”,东方民主才讲“实体正义”。东西方民主一锅粥煮,这样不好,要么是脑子不清,要么是故意脑子不清,总之不好。

说着说着,就到了我认为的宪政民主研究者必须过的两大关了。第一关叫做“政治自由关”。我认为,否定西方宪政民主的统一性不是郑先生这样的“民主有益论者”的疏忽,而是他们对一个根本性的“民主难题”的理论回避。这个理论难题就是:“政治垄断程度”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舆论)的开放性及其后果?

这个理论难题,其实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宪政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这个难题,郑先生无法告诉我们,多一点即便是“虚伪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对谁不好?为什么不好?因此,郑先生也就无法用“一国一个宪政民主模式”去说明“没有政治自由的新加坡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用“结果好”是无法服人的,西方宪政民主的真谛是“过程好”,是“好的过程让人好好看”,何况“结果好”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样出来说:“我说好就是好,争什么争?”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剧”解释了这个“政治自由”的难题,但这个理论现在似乎还没人能懂,这里不提了。

       第二关叫做“民主操作关”。由于我坚持“冷酷实证”,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类型的宪政民主,所以我对这一关没有价值主张权,只有实证评论权。“民主操作关”说的是,如果象郑先生那样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问题,“宪政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宪政民主的价值、条件、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并且是一个强权说了算的操作问题。要害之处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其区别和好坏就变成了永远扯不清的问题。

       我注意到郑先生经常对中国的宪政民主指指点点,可由于上述的逻辑问题,我发现他的几乎所有“规范主张”都有问题,他的著作里也只有实证的部分是可取的。在我看来,郑先生的宪政民主理论不是有助于弄清,而是进一步地搞乱了中国人的思想。本来中国人可能只有一个西方宪政民主幻想,现在又因为他这样的学者而多了一个东方宪政民主幻想。郑先生功不可没,可中国政府知道提“宪政”意味着“党在法下”,郑先生想混概念,中国政府认为无法混,因为“宪政民主”与“党的领导”本来就势不两立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郑先生最大的麻烦,是让人们永远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晃悠、永远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晃悠、永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晃悠、永远在一党宪政民主和多党宪政民主之间晃悠。仅此而言,他跟中国的任何苏式学者没有任何区别。当然,比这个麻烦更大的,是郑先生不怕麻烦。反正人活着,有的只是不同的麻烦。我们就不必去猜测这是个利益问题、思维问题还是能力问题了。

       有人说,我们干脆不要去管什么“宪政”或“民主”的提法了,就看其中的“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的具体内容吧。可是,这哪里是什么概念问题?那些概念对应的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政治垄断程度”问题,这个本质问题谁也别想绕过去。你只能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选立场,你不可能回避那些概念对应的具体现实。

   我的任务是摆事实、讲道理,你的任务是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宪政民主”。你可以像郑先生那样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你可以说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好或者坏,事情清清楚楚,谁也不要掉入这个“政治垄断”程度的概念陷阱,最后把“利益冲突”的本质问题取消。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1

方绍伟郑永年的“政治垄断”陷阱

 

       我是在20098月开始注意到郑永年先生的逻辑问题的。当时郑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民主的现实考量”,我一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85研”,我曾经是北大国际经济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楼或“学三”之类的地方见过面。他的宪政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只作纯逻辑分析,我感兴趣是他的学术逻辑的彻底性,不是他的规范主张的具体内容。

1
,西方宪政民主有没有统一的模式?

       
《世纪大讲堂》的那场演讲,郑先生突出了两点:一是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宪政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种“民主有益论”确实是一般中国大众比较容易认同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果然,几年来,我在网上真没少见郑先生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5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2013618日的这篇《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题记
方绍伟:我为什么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小圈子文化、敌我阵营、阶级斗争等等,导致个人立场对个人利益和集团忠诚来说都非常重要。在读书人那里,这种立场至上的行为规则也导致了“无立场”和“认知压倒价值”显得完全不可思议,结果,个人利益、集团忠诚、价值关怀都保住了,这个民族却成了认知理性上的“巨婴”,真相和对真相的探索,往往都被政治嗅觉所扭曲和仇视,真相里没有价值倾向和价值味道就不可能被认为是真相。

       2016年底的聂树斌一案上,左右真是分明。右边的在案件平反后依然揪住程序正义问题不放,因为其中的道理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对一个刚从仇斗过来的社会来说,意味着贯彻原则能保护无辜,也能比因此而助长犯罪更加重要。但左边的道理同样充分:在现实的制度文化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只会助长犯罪,更多的无辜因此不可能受保护,这就是所谓“正义的跨越与潘多拉魔盒”之间的矛盾困境。

       不过,右边还有更多的道理:在聂树斌一案上,为什么法治原则的破坏和恢复,偏偏是与某些领导人的上台和失势相同步?在法治原则能否得到坚持因而正义与秩序出现两难之外,政绩冲动的人治对法治的制度性冲击,难道不是更大的问题吗?还有,从快从重就能治乱了吗?真正助长犯罪的难道只是惩罚的轻重吗?社会正义、社会信任和社会救助难道只能说说而已吗?

       同样,左边也还有更多的道理:你们理想中的美国模式据说不缺少社会正义、社会信任和社会救助,但美国不也照样充满种族对立、阶层矛盾和宗教纷争吗?也许还有北欧模式,但文化独特的北欧模式不照样被有些美国人称为“奖懒罚勤的福利国家”吗?在与中国可比性更强的印度,程序正义不仅存在更高的成本代价,而且因为程序的文化运行而陷入腐败,这真的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吗?

       可见,右边的道理是:公权要受限,程序有效才有事前确定性,否则正义总是马后炮;左边的道理是:认死理没用,总体结果才是真的,否则总体实惠只会被程序拖空这是程序相关思维与结果相关思维的对峙:程序相关思维认为不利的结果相关是偶然的,而结果相关思维认为不利的程序相关是必然的(最近的一例是某阿富汗难民奸杀了德国一女大学生,学生之父碰巧是欧盟人权事务高官)。面对左右两边的道理,说“二十岁不右是没良心,四十岁不左是没头脑”也许显得简单化了。实际上,左右两种观念都会以民意的形式对现实起作用,只是“政法委”的制度逻辑(限任一党制的中国模式)依然是当代中国现实中的主导力量。

聂树斌一案当然仅仅是事件层面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更多的左右对立体现在事件、政策、具体制度、根本制度等四个层次,简称“事件-政策-制度-体制四层左右抉择”。显然,右边的观点能很快从事件上升到体制层面(现实中的事件也往往是制度决定),而左边的观点则更倾向于具体事件及其总体结果(现实也往往是制度起决定作用时包含了文化弹性)

       问题来了:一个人对具体事件、具体政策、具体制度的态度也许可能左右分明或时左时右,但对于中国的根本制度问题(限任一党制或多党民主制),一个人可能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关于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上,立场非黑即白的时代已经过去;小圈子文化、敌我阵营、阶级斗争等等划线站队的思维,已经被中国人的多元化、多国化现实所冲击;如此,对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立场不会只是支持和反对中国模式这两种(这里只考虑政治理念而不考虑政治身份),而是支持中国模式(左派立场)、反对中国模式(右派立场)、骑墙观望派、不太清楚要支持还是反对中国模式(不知立场)、非常清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模式(无立场)等五种。

       人们对左派立场、右派立场很好理解,对骑墙观望和不知立场也不难理解(如没读过多少书或根本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但对无立场可能还很难甚至是无法理解。这里要注意的是,一般所说的中间派是指骑墙观望和不知立场的人,不是指明确无立场的人;中间派是可以被左右派争取过去的,无立场却是不可被争取的,无立场不是中间派。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怎么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立场呢?我个人要明确提出来的理由有以下五个层次(“非左非右的五层理由”)。

       第一是个人认知的理由。个人认知的理由说的是,在一般的常识和理论认知两个方面,我知道左派立场的全部含义,也知道右派立场的全部含义;任何左右派都无法对我提供更多的关于立场问题的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是出于劝说还是出于补充。这里所说的常识和理论认知,包括限任一党制、多党民主制以及其他任何政权制度(如君主制、独裁制)的历史和变迁上的知识。简单地说,我就是研究政权制度问题的,绝大多数左右派不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

       第二是个人影响的理由。个人影响的理由指的是,一个普通学者对基本政治制度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几乎等于零;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喜欢夸大自己对社会的作用,但即便他真对具体事件、具体政策、具体制度能起一点影响,他对一个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依然微不足道;所以,作为一个普通学者,问题不是等到有影响力时再去认为自己能有影响作用,而是从根本上就可以确定这种作用是幻觉,基本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制度文化的本能观念所决定的,不是学者个人的理想观念所决定的;作为一个普通学者,我的最主要任务是“为认知而认知”,不是“为价值而认知”,在我力所能及的研究范围内,我甚至不可能在研究的议题和结论上能对我所接触到的学术共同体能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对我所能涉及的学术圈都毫不重要,我个人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立场怎么可能有半丁点重要性?

       第三是个人研究质量的理由。个人研究质量的理由说的是,一个学者对基本政治制度的立场,必然会影响甚至决定他的研究的质量;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就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可以决定一个学者的研究方向、逻辑和结论;一个学者在具体问题和制度问题上不可能没有立场,但他却可能不把这种立场带进自己的研究;不带立场有可能更少被认可,但他却因此能比带立场的研究看到更多。故“为认知而认知”是一种研究策略,不是为了否定“为价值而认知”。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是实惠和狭隘的,认知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是不讨好和更接近真相的

       第四是社会福祉的理由。社会福祉的理由指的是,左派和右派都非常肯定自己的立场和影响,能够有助于提高中国社会的长期和总体福祉;可在我看来,左派的结果正义和右派的程序正义都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导致我无法在基本政治制度上认同左派或右派。我也许曾经在制度层面上更偏向右派,但多党民主制不仅在“政权公地悲剧”、“代际正义”、“高法治要求的缺陷”和“平等自由有不平等价值”上存在制度困境,而且在以下两个方面都存在文化困境:制度变迁过程中理想意识与文化潜意识的自我对抗,民主在文化运行中的反制度信念(阶层矛盾、地区矛盾、宗教对抗、种族对立及其背后的犯规和暴力崇拜);即便抛开对中国模式稳定性的认知,多党民主制在中国的制度文化困境,都增加了潜在的程序正义的不确定性。同样,左派所看重的秩序、大一统稳定红利、社会总体利益结果等等,也都包含了太多的过程风险和过程扭曲,其不确定性至少是一样巨大的。两者的长期总利弊不是“Too close to call”(太接近以致于无法判断),而是根本就无法确定,左右派所自信的确定性只是海市蜃楼。

       第五是人性的理由。人性的理由是我在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上“非左非右的五层理由”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的具体内容是:人类在追求和实现最佳政治制度上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摆脱乌托邦幻想;即便多党民主制是“最不差的”制度,这也只是相对于具体政治和文化的博弈情景的,而且其具体文化运行也是不确定的,而即便限任一党制摆脱了家族制和终身制的动荡,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惯性风险也依然存在;最差制度是存在的(希特勒、斯大林极权制度),但最佳制度是不存在的,次优制度在文化和主体上也只是相对的;即便存在最佳制度,它也从来都是相对于特定文化和主体的最佳制度,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和独立于任何主体利益的最佳制度。

总之,事件正义是可能的,制度正义却是不存在的;最佳制度从来都是狂热主义者煽动和吸引脑残粉、实现自己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手段;人性的缺陷之大,以致于任何一种能够制约人性缺陷的政治制度都是不可思议的,任何一个从制度理想中看到人类希望的说教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制度理想从来都不是为了实现的,而是一些人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而捏造的人类从根本上完全不可能消除整体制度文化带来的疾苦,消除整体制度文化弊端是所有形式的空想主义的病根;要关心的是具体人的具体疾苦,不是等整体制度文化改造后才能消除的那些疾苦,不要把贫富问题和权势问题当成通过改造整体制度文化就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意识形态,“长期-整体主义”都只是一种体面的欺诈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7

方绍伟:阿西莫格鲁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


(原载于《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1129日) 

 

    从制度方面探寻经济发展的原因,一直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123月,麻省理工大学的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宾逊教授推出了一本新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缘由》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2012。该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教授和学者的喝彩,正面评价之盛况,不由令人想起了道格拉斯·诺思2009年推出同类主题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时的类似情景。作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名后起之秀,阿西莫格鲁是如何分析“制度决定发展”的?他的书又比诺思的书新在哪儿呢?

 

1,“政体决定论”及其困境

 

    所谓“制度决定发展”,说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起关键作用。由于强调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的依赖,这种“制度决定发展”的理论也就演变成了“政体决定发展”的理论,即“制度决定论”变成了“政体决定论”。

    这个理论的开创者是已故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诺斯的理论从早期的“经济制度决定论”和中期的“制度与文化决定论”,发展到了晚期的“政体决定论”。“制度与文化决定论”是诺斯最成功的理论杰作,十分可惜的是,诺斯一直未能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经济史分析,相反,他在晚期几乎完全抛弃了它,并且彻底转向了“政体决定论”。

在诺斯的最后一部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里,诺思用“开放机会”和“限制机会”两种社会秩序,去全面解读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阐述了“开放政治经济机会”或“确立永久性政治经济组织的平等机会”如何重要,并由此确立了一个突出“开放政治机会”的“政体决定论”。遗憾的是,诺斯的“政体决定论”注定包含了一个逻辑困境:如果开放政治机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不发展?又如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发展?

阿西莫格鲁的学术研究,从兴趣、问题到理论、方法都有诺斯的痕迹。他显然注意到了上述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逻辑困境。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阿西莫格鲁先用含义类似的“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和“攫取型政治经济制度”,取代了诺斯所说的“开放机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限制机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后,他不用常识所想象的“一元集权政治”去定义“攫取型政治制度”,而是用“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去定义“包容型政治制度”,再用缺少充分集权或多元”去定义“攫取型政治制度”(见英文版第95页,原文是“We will refer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are sufficiently centralized and pluralistic as 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en either of these conditions fails, we will refer to the institutions as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中文版参阅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三章第四节)。

这个定义的巧妙之处是:阿西莫格鲁不是用是否存在多元民主制度去定义“包容-攫取型政治制度”,而是用政治制度是否多元民主和充分集权有力去区别“包容-攫取型政治制度”;如此,选择民主制度还不意味着选择了“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在所选择的民主制度能象西方社会那样有效运行的情况下,这个民主制度才算是“包容型政治制度”,否则,所有那些不能有效运行的民主,就依然同一元集权政治一样是“攫取型政治制度”。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规的奇怪定义。它的怪异之处,是把制度和制度运行都纳入定义里,结果,只有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才能算是“包容型政治制度”。而由于“包容型政治制度”通常选择的是“包容型经济制度”,这样一来,只有“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论点,也就顺顺当当地确立起来,并且彻底避开了诺斯的逻辑困境。简直太聪明、太精彩了!

这样巧妙的逻辑处理,不禁让人想起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康德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在共和制之下,任何战争都需公民同意,由于战争费用都要落到公民自己身上,所以公民的和平愿望会压倒战争的愿望。而在非共和制之下,战争往往压倒和平,因为遭受实际损失的是往往人民,不是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07页)。

实际上,尽管共和制下的公民可以表达反战,但战争决策往往不需要“全民公决”般的公民同意。更重要的是,“政权私有”的战争决策,根本不会比“政权公有”的战争决策更轻率,因为,虽然战争的损失落在臣民身上,但“政权私有”下的臣民是统治者“自己的财产”,而“政权公有”下的公民却不是决策者“自己的财产”。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实际决策权”和“政权公私”的逻辑,不是费用直接承担者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民主国家往往也经常发动侵略战争,尽管理论上民主和平的“精神利益”优先于国家的“战略利益”。

但是,不少人无法深究“永久和平论”背后的逻辑矛盾,却非常乐意于把“永久和平论”发展成“民主和平论”。为了使共和民主“永久和平”的观点成立,他们开始通过非常规的手段去定义共和民主,一旦把某些参战国定义为非共和民主,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开战的“永久和平论”,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起来了。如此确立起来的观点百发百中,因为它采用的是一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巧妙手法。

2,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民主不能确立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

阿西莫格鲁制造了一个过分严格的“包容型政治制度”定义,这同“民主和平论”者制造一个严格的民主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即便“先射箭后画靶”有问题,具体问题又会体现在哪儿呢?

简单回顾一下世界近代经济史,我们不难发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本身就是在“经济制度包容”而“政治制度不太包容”的情况下启动的。西方“男性白种富人”的非包容格局,是直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才得到比较彻底的改变的。可见,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型政治制度论”,连解释西方自己的经济发展都显得勉强。

但这却还不是致命的问题。致命的问题是,如果需要“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才算有了能保障长期经济发展的“包容型政治制度”,那么,要追问的问题就不仅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确立民主”,而且是更重要的“为什么有些民主不能确立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型政治制度论”是建立在否定“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基础上的(见该书第二章第二、三节),可“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恰恰是一个文化问题。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而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运行不好?如果因为“文化决定论”过分极端就把它有说服力的部分也彻底抛弃,我们难道不会马上就陷入一种制度运行的“政治随机论”或“历史偶然论”?如果象阿西莫格鲁那样彻底抛弃“文化决定论”,那是否还进一步意味着,我们将永远忽略掉民主本身的制度特性与非西方国家具体文化特征的契合问题?

    从“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过分严格地定义“包容型政治制度”,就等于抛开了文化问题,就等于在逻辑上认为全人类是无文化差异的政治动物,经济发展等所有一切,就被看成是无文化差异的政治利益争斗的结果。可是,民主制度无法良好运行,恰恰是因为分权制衡的制度规则无法落实,恰恰是因为制度规则的权威被传统文化规则的权威所压倒。非西方的民主运行陷入困境,显然不是因为民主理想破灭了,而主要是因为民主对法治的要求太高了,以至于民主的制度权威会在崇拜人格权威的惯性中,完全由于族群冲突、阶层矛盾、宗教纷争、政党权斗等等而陷入瘫痪。

阿西莫格鲁一方面坚持“制度决定论”和“文化无关论”,另一方面又暗中把制度的文化运行结果纳入制度的定义,然后再把制度选择看成一种“历史偶然”及小差别引起的“制度漂移”结果(见该书第四章第三、四节),这即便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投机取巧,也是一种避开制度与文化综合分析的理论投降行为。

制度运行总是体现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自明的,对阿西莫格鲁这样的普遍论者来说可能就更加难以体察。可是,要避开“政体决定论”出现例外的逻辑困境,又要坚持有利于“政体决定论”的“文化无关论”,还要把作为文化结果的制度运行纳入“包容型政治制度论”,阿西莫格鲁无论如何只会是顾此失彼。当然,这只是充斥于人类理论史中的“要体系不要逻辑”的又一案例而已。另外,“偶然史观”无能对原初地缘作用和文化行为规则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故只能夸大人类共性和自由意志之下的政治因素,难怪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能够貌似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和经济统统讲个遍。

 

3,如何解释中国?

 

    “包容型政治制度论”因为其先入为主的“文化无关论”而无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不发展,那么,它还有能力去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发展吗?诺斯的做法是把那些能长期发展的非西方民主国家排除在外(石油富国、新加坡和中国等),而在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日益显眼的情况下,阿西莫格鲁则试图在他的理论体系内解决中国发展的难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不采用西方民主却能持续发展,印度采用了西方民主却无法比中国发展得更好,阿西莫格鲁对此的解释是:不是政治制度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是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即“包容型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但是,“包容型经济制度”从长期看是由“包容型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攫取型政治制度”也会采用有包容性质的经济制度,所以,出现更多引进而更少创新和有利于权贵的压榨型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这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见第十四章第三节)。在另一边,按照他对“包容型政治制度”的奇妙定义(政治多元加有效集权),印度民主并不是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制度也不太包容,所以发展慢并不奇怪。

阿西莫格鲁在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中(“China, India and All That”,文章见whynationsfail.com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再过几十年,中国发展到人均产值接近美国和德国的水平,然后还依然能够保持现有体制,那样才能算证伪了他的理论(原文是:“If China manages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several more decades and reach levels of income per capita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Germany while still austerely authoritarian and politically extractive, that would be an exception to our theory.”)。

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的这个辩解完全不能成立。人均收入高或能长期发展的国家,如果不是“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已经被他归入了“攫取型政治经济制度”;可如果中国要到几十年之后,人均产值接近美国和德国才能证伪他的理论,那么,同属于“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卡塔尔、澳门、新加坡、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巴林、文莱等高人均收入经济体的存在,为什么现在还偏偏不足以证伪他的理论?在这么明显的事实面前,难道阿西莫格鲁也要象诺斯那样回避到底吗?

       实际上,“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只是某种特殊文化的产物,它确实具有某些受欢迎的特征,所以,在阿西莫格鲁的逻辑里,其实包含了一种不可按捺的以价值充当真理的冲动,这最终导致了“包容型制度决定论”只能是一种“我好故我行”的伪实证理论。可是,“包容型政治制度”好不好与“包容型政治制度”能不能持续发展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因为认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好,就公然不顾逻辑去断言“包容型政治制度”能导致持续发展经济,那就必然出现“以宗教代科学”的结果,而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诺斯以及所有对类似研究一片喝彩者所依然毫无自我意识的病根。与阿西莫格鲁类似的学者都著作等身、资历显赫,但谁能想象,他们居然在这些最初级的逻辑问题上依然身披着“皇帝的新衣”?

如果中国的经验需要等时间来证明,或者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这本身显示的毋宁是:“等时间来证明”可能不过是不敢面对现实的一个托辞,甚至可能是竭力保全自我理论体系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新加坡、沙特(注意不是所有产油国都有高人均收入)等反例,早就表明我们根本不用“等时间来证明”,“人均收入标准”只能是一种理论失败的借口。至于说“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这可能也不过是沉溺于意识形态的学者,还不愿意从价值理性的政治哲学思维转向认知理性的历史哲学思维而已。

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质问题是:当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发展,明明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包容型经济制度”时,几乎所有西方学者,却偏偏旁顾左右而言他地去突出“包容型政治制度”,或者完全抛开制度问题而醉心于投资、创新和人力资本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学术”和“技术主义研究”,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的现状。

    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包容型政治制度”好,所以“包容型政治制度”肯定比“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更重要。可这样一来的尴尬是,他们不仅无法解释西方之外的例外,甚至也很难解释西方自己的历史。要政治正确,就不可能有学术正确。

尽管“强化市场的有能政府”只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开放政治机会”或“包容型政治”却连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都谈不上了。“开放政治机会”或“包容型政治制度”显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但对经济兴衰原因的探讨是一种冷冰冰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政治哲学。问题不是要“开放政治机会”,这不是历史哲学所要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因为问题是去分析:在都要“开放政治机会”的情况下,不同社会的经济兴衰会出现什么样的客观结果?

中国的持续发展肯定会碰上经济有待更包容等各种问题,但解释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却只有更冷酷才能更成功。离开了“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离开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刨析生产性、分配性和破坏性的制度文化结构,就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近代“政治不太包容”时的持续发展,也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当代政治包容时的经济衰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题记
方绍伟:写给“伪公知”的“五毛分类学”

 

1,狭义五毛、广义五毛:五毛本来是指受雇于政府机构、在网上发表有利于中国政府言论的人,别称“网络民意特工大军”。这些狭义五毛也许神出鬼没、无所不在,但广义的五毛,是指语言或行为类似于五毛的人,这些人也被称为“自干五”。

2,骂人的五毛、称呼的五毛:五毛同美分、公知一样都含贬义,经常被用于人身攻击;但也有人不怕被称为五毛,就象有人不怕被称为公知那样。立场特别坚定的人,确实有可能以当五毛为荣。

3,动机五毛、结果五毛:不怕被称为五毛的人也是动机和结果意义上的五毛,但有不少人不是动机意义上的五毛,他们可能在某个具体事情上支持政府,但这更多地是出于就事论事。动机上不是五毛,最终却可能因为不反对政府而成为结果五毛。

4,事件五毛、制度五毛   在一件具体事情上支持或反对政府,这在日常生活里是常见的事情。如果因为一件具体事情支持政府就被称为五毛,因为一件具体事情反对政府就被称为公知,那么,一个人就可能被频繁更换角色。在具体事件上支持政府,这些人就是事件五毛,与此不同的是制度五毛,制度五毛在基本制度的层面上支持中国政府,他们往往也是事件五毛。

5,意识五毛、潜意识五毛:有些人在意识上是明确的五毛,有些人在意识上却非常明确不是五毛而是公知。但是,意识上的公知也可能是潜意识的五毛,因为,一个人可能在意识上反共,潜意识里他却是容共忍共和实利至上的顺民,甚至是“抱着大树喊砍树”的小人。潜意识五毛也叫“伪公知”,他们是口头革命派,口头和书面上他们可能都激烈反共,但他们只是煽动家,喜欢鼓动别人行动,自己却害怕担当,坐牢的事情这些“键盘伪公知”是从来不做的

6,言论五毛、行动五毛:潜意识五毛因此只是言论公知。与此相对的是言论五毛,他们可能只在网上成为匿名的言论五毛,现实生活里他们未必在行动上替政府干事,特别是替政府干对付公知的事。行动五毛则不同,他们吃的是政府饭,干的就是对付公知的事。

7,自选的五毛、被冤的五毛:有的人从动机和结果上都是自愿、自选成为五毛的,他们问心无愧;但另一些人则是“吃瓜群众”,是被冤的五毛,他们只是在具体事情上不反对政府,但不反对政府就会被“伪公知”认为是五毛,结果就成了被冤的五毛。“伪公知”和“真五毛”一样,都是黑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信徒,他们立场至上,划线意识、站队意识浓厚,不容别人没有立场,特别是不容别人在基本制度问题上没有立场。在他们眼里,你不是公知,你就必然是五毛,你不能是厌斗的中间派。他们的生活里只有亲共反共两件事,这些人是当代多元生活的死敌。在“吃瓜群众”那里,生活大于政治,政治是被嵌入生活的(即便柴米油盐里全是政治,个人的关切度依然不同,老百姓的直接关切更经常的还是具体的柴米油盐),但在“伪公知”那里,政治大于生活,生活和学术都是被嵌入政治的。拜托,你要想做掉“真五毛”的话,顺便把“伪公知”也做了。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6

方绍伟:张维迎否定“市场失灵”有道理吗?

 

(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1122日)

 

       201611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产业政策思辨会”上,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涉及的是市场的本质以及政府要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市场失灵也是政府产业政策的一个理论支点。本文将批评张维迎对市场失灵的看法,对林毅夫的质疑将另文专述(见《林毅夫为什么否定“宪政决定论”?》)。张维迎的基本观点,源自于他对市场失灵及相关理论的否定。那么,张维迎是如何否定市场失灵及相关理论的?他的否定有道理吗?

 

1,产权界定之外的政府干预

 

       市场失灵(1958年由巴托提出此概念)是指市场对资源有效配置状态的偏离,资源有效配置指的是市场主体在改善自己时,没有导致其它主体处境变坏的“帕累托效率”状态。本来,市场失灵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有效市场假说”中的一个连带判断,这个判断却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政府干预也会导致市场偏离有效状态,故批评者提出了政府失灵(1964年由科斯提出此概念)的观点进行反驳。政府失灵一词后来已经被用于泛指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导致的低效状态。

       张维迎对市场失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市场失灵的前提假设上。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做了很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在现实当中,几乎都是不成立的。然后就有人开始用这些假设的不现实性来攻击市场本身。在我看来市场的有效运行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只是为了证明理论上市场的有效性,而没有办法证明现实市场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证明思想的有效性的时候,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如果你假定不存在外部性,等于假定不存在社会,因为我们只要人与人存在两个人以上,一定就有外部性,比如你的长相怎么样就会对我发生一些感官上的、情感上的影响,你说的一句话声音高还是低,也会使我感受到舒服或者是不舒服,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没有外部性的。如果我们以外部性来证明市场失败,政府干预的正常性,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需要政府干预,否则的话都会失败。”(张维迎:《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201411月张五常《经济解释》研讨会发言)

大家知道,外部性指的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一方给他方带来的伴随性损害或利益。外部性的伴随特征,决定了伴随的损害或利益,都没有得到类似于市场交易性质的补偿(如对一个人的外貌,觉得美的旁观者不需附费,觉得丑的旁观者也得不到补偿)。按照张维迎的以上说法,如果普遍存在的外部性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的借口,那么,是不是所有外部性都无需政府的任何干预呢?

张维迎接着认为,外部性“其实是个产权问题。当我们说一个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时候,它有外部性,他对这个人造成损害了,没有赔偿,所以这不是最有效的选择,需要政府来干预。我们必须从产权角度来看待我们过去被描述为外部性的东西,否则的话就会陷入误区。”

显然,张维迎并没有一般地否定政府干预,他认为政府要在界定产权上进行干预,而产权界定和保护之外的事情要交给市场。通过界定产权解决外部性,这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但是,如果由于技术和费用两方面的原因而无法界定和交易产权(如污染问题),那么,政府是否就不能在界定产权之外进行干预了呢?政府是应该选择放任不管,还是应该选择惩罚征税(“皮古稅”)呢?同样很显然,用外部性普遍存在否定政府干预,把外部性问题转换成产权界定问题,这个思路并没能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而只是说政府的干预要么是界定产权以利于市场交易,要么是惩罚征税以弥补社会损失。

这里,点明“无法界定和交易产权”是为了指出:即便希望政府的干预只局限在界定产权,因技术和费用而“无法界定和交易产权”还是表明了政府的干预不可能只局限于界定产权。故在讨论政府干预时,应把产权界定的政府干预与非产权界定的政府干预区别清楚,不能把产权界定的政府干预说成不是政府干预,然后拿它来否定非产权界定(如惩罚征税)的政府干预

       当年科斯提出产权界定问题,挑战皮古惩罚征税的观点,是为了拓广解决市场效率问题的思路。但是,这个思路并没能自动解决“由于技术和费用两方面的原因而无法界定和交易产权”的困境。正是这个困境,导致了外部性问题在转换成产权界定问题后,一切还依然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张维迎可以用外部性普遍存在否定政府的“普遍干预”,却根本无法否定外部性确实需要政府“有所干预”,问题只在于技术和费用决定了政府是选择产权界定还是惩罚征税(或奖励补贴)。政府不干预的理由不是外部性是否普遍存在,而是具体的外部性的类型,是外部性如何影响社会的效率、权利和利益,是干预与不干预的得失比较

 

2,外部性的本质是利益互涉而不是权利认定

 

       关于外部性的类型,张维迎在后来的另一个场合说:“黄有光教授,提到应该区别金钱的外部性和实质(非金钱)的外部性。他认为金钱的外部性,比如我刚刚讲的福特汽车击垮了马车,这不是真正的外部性。实质(非金钱)的外部性才是真正的外部性,必须由政府干预。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假如我发表了一个观点,有的人特别不喜欢,不喜欢到晚上回家睡不着觉的程度,这是不是非金钱的外部性?我想至少不应该划为金钱的外部性。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限制我发表观点的权利?或者说我是不是要给不喜欢我观点的人提供补偿?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可能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给别人带来损失了。外部性理论特别容易给专制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因为我们可以以外部性的名义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不同意见。

所谓的外部性其实就是产权界定问题,即权利的界定和归属问题。只要我没有损害你的权利,即使我的行为给你造成影响,我也不应该补偿你。我有言论的自由,无论你是否喜欢,与我无关。你喜欢我的观点,我也没有权利向你收费。同样,你不喜欢我的观点,你也没有权利阻止我发表观点。类似地,每个人都有给别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权利,我生产的产品比你的好,即使把你挤垮了,我也不需要补偿你。所以说,外部性的本质其实是对权利的认定问题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界定和保护产权,而不是用行政手段解决所谓的外部性政府要保护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利益。现实中很多的所谓的外部性,其实是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比如环境污染。”(张维迎:《市场没有失灵,是市场理论失灵了》,201510月张维迎《经济学原理》新书论坛发言)

按照以上所述,区别金钱的、非金钱的外部性,认为非金钱的外部性必须由政府干预,这确实不能成立。但是,张维迎在反驳时,用了“影响个人的外部性”来反对政府干预,这在逻辑上排除了“影响社会的外部性”有可能需要政府干预他说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正好是“影响社会的外部性”。所以,关键是讨论政府如何干预“影响社会的外部性”(界定权利、惩罚征税或其他干预),而不能用“影响个人的外部性”来笼统否定政府干预。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影响社会的外部性”上,张维迎说“政府要保护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个判断能不能成立?上节讨论了权利界定的政府干预与非权利界定的政府干预两种情况,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外部性的利益互涉而不是权利认定的本质,如何决定了政府干预不可能只局限于权利界定

当张维迎说“外部性的本质其实是对权利的认定问题”时,他只考虑权利界定和权利保护,却忽略了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成本问题(“科斯第二定理”)。不考虑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技术可能性和费用支出,就是在假定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成本为零(“科斯第一定理”)。由于技术和费用的限制,现实中的许多权利都处于无界定的“无主公地状态”(如金融风险的外部性),即便界定了也会由于组织成本和谈判成本太高而无法达成交易。所以,只有在权利界定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为零时,把外部性的本质归结为权利认定(因而可以通过交易达成有效结果)才能成立。

在技术和费用限制普遍存在的现实中,外部性的本质是利益互涉而不是权利认定,何况权利认定本来也是为了解决利益问题。权利认定及有效交易只有在技术和成本可行时才能进行,否则,不管是政府还是自组织机构,就只能根据情况进行利益协调,包括采用权利界定之外的不同激励和惩罚措施。无论如何,把政府干预限制在权利界定和权利保护,逻辑上排除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假定了权利界定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为零的错误思维

政府之所以是一种必要的恶,本质上是因为习俗和自组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陷入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这个困境导致公众在偏好协调和组织协调上的成本可能超过了收益,而且个人在集体行动中成本太集中于自己、利益却太分散于他人。

 

3,把市场失灵说成市场特征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吗?

 

       忽略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技术与成本限制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但这却导致了对外部性进行错误定性,并把政府对外部性的干预局限在权利界定和保护上,忽视了权利无法界定和交易时,政府只能通过不同的奖惩去协调和推进社会利益。

除了外部性之外,张维迎还连带讨论了垄断定价和信息不对称之下的政府干预问题。同外部性一样,张维迎特别强调,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理论为了确立一个完美市场模型而假设出来的。张维迎的逻辑是:现实的市场里,外部性无所不在,垄断定价无所不在,信息不对称也无所不在,这三者都是市场的内在本质,怎么能把本来就存在的市场现实说成了市场失灵呢?又怎能一说市场失灵就要政府干预呢?

       这个反驳显然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却只能局限于对新古典理论的理想假设上。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偏离了一种理论参照性质的理想客观效率,现在说,偏离理想效率的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市场的原生物,这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就是:新古典理论的客观效率太理想化了,市场本来就是有效的而不是失灵的,外部性、垄断定价和信息不对称都是市场特征而不是市场失灵,没有市场失灵就无需政府干预。

       可外部性问题如上节所述,它所导致的政府干预并不可能局限在产权界定上,技术和费用决定了政府有时不得不通过奖惩去协调和推进社会利益。所以,张维迎在逻辑上所暗含的“权利明确的自由交易就有效率”并不能成立,要害就在于,这种效率观忽略了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技术与成本限制权利无法界定,或者权利界定后无法达成交易,权利和交易有效性问题就转化为利益冲突和协调问题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一说市场失灵就要政府干预,问题是把市场失灵说成市场特征,这个名称改变并没有解决外部性带来的利益得失及协调困境,权利界定之外的政府干预及其具体形式只是利益协调的必然要求

关于垄断或垄断定价,张维迎认为问题不是厂商数量或市场份额,而是市场进出限制。但垄断问题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样,不是把它从市场失灵说成市场特征,其中所包含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完全消失了。作为市场的内在特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都涉及市场主体的势力地位,市场主体的势力地位则事关市场行为的一般特征。

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张维迎过分理想主义了。他在批评传统理论把市场特征说成市场失灵时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理论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我们只把市场当作看不见的手,没有把市场当作一双隐形的眼睛。市场不仅是看不见的手,也是隐形的眼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就是市场经济,干了坏事一定会得到惩罚,做了好事一定会得到好报。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中有多少人可以靠坑蒙拐骗持续发财。如果坑蒙拐骗,最后等待你的一定是破产,甚至坐牢。”(出处同上)

       这里,张维迎的市场逻辑显然是一个长期行为的道德市场逻辑。不幸的是,

长期行为是“真正市场”的特征,短期行为同样也是“真正市场”的特征。“真正的市场”比“声誉机制”所描绘的要复杂得多,市场主体的势力地位有时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征。例如,德国老字号汽车生产商大众汽车公司,在行车电脑里植入特殊软件,规避尾气排放的官方检验,结果成了2015年“造假门”的主角。有谁能想到,“声誉机制”就这样在一个以品质著称的厂家身上失灵了?

       可见,“声誉机制”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也“有这么大的差异”。“不能靠坑蒙拐骗持续发财”是一种持续的道德自律,持续的道德自律恰恰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真正的自由市场”是道德自律与道德败坏的组合,而市场上的道德败坏不可能不需要政府干预,“隐形的眼睛”和“有形的眼睛”都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所需要的。

 

4,市场失灵与产业政策的相关性

 

       那么,把外部性、垄断定价和信息不对称从市场失灵说成市场特征,张维迎这个思路与他反对产业政策的相关性体现在哪儿呢?

       如果把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秩序规定为“第一层政府干预”,把产业政策规定为“第二层政府干预”,那么,通过论证市场失灵不存在,张维迎并不是为了否定“第一层政府干预”。但本文已经指出,张维迎的“权利界定”和“声誉机制”分析有意无意地模糊了这两个层次的区分,给人以“第一层政府干预”不是政府干预的假象,而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否定市场失灵来否定第一层之外的政府干预也没有说服力。原因如下。

张维迎把产业政策定义成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201611月“产业政策思辨会”发言),这个定义的优点是明确,但缺点是它难以概括现实的复杂性。干预私人产品生产领域是“第二层政府干预”,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等,其实都处于“第一层政府干预”之外。正因如此,张维迎在定义后不得不马上承认:“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这意味着说,张维迎抱怨“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同样也可以抱怨说:“张维迎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窄。按张维迎的定义,几乎政府该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产业政策,支持产业政策就等于夸大政府的作用,就是国家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真理很可能在中间。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产业政策,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即便张维迎把外部性说成市场特征而不是市场失灵,他也无法在逻辑上把政府干预限制在权利界定的范围内,因为,权利界定和交易的技术及成本困境决定了,政府干预必然因政治意志和利益协调的需要而进入权利界定和保护之外的产业政策领域,即从“第一层政府干预”进入“第二层政府干预”及中间的模糊地带

现实中,因外部性而需要“第二层政府干预”的产业包括知识产业、创新产业、绿色产业、高金融风险产业,甚至还可能包括公德产业、反腐产业。张维迎强调“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但其实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产业政策,只是成功程度不同而已,问题不在产业政策而在配套制度。对一个国家来说,“权利明确的自由交易就有效率”并不是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生产能力有时比比较利益更为重要(故有追赶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何况外部性本身也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总之,效率是主要目标,但却不是唯一目标,生产能力、就业、社会稳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可能是必须兼顾的社会目标

张维迎在提醒官员寻租和政府失灵问题上无疑是正确的(林毅夫的问题是逻辑上而不是认知上假定“政府中性”和“制度中性”)。还有,在干预与不干预的得失比较中,相关主体应该有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融合也很重要。另外,由于中国经济正从计划管制过多的体制中走出来,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制度障碍的立场也值得赞许。只是,如果从“坏计划”到“好市场”的愿望极端化了,也可能掉入“坏市场”的陷阱。政府错位和越位固然都是政府失灵,容易被忽视的政府缺位也是一种政府失灵

存在未必合理,但值得反思的是:那些自由主义叫得最凶的国家,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在搞产业政策。难道他们不懂自由市场重要?难道他们不知道官员寻租是个问题?很明显,这个世界是在按哈耶克的理念说着,却是在按凯恩斯的理念做着;大家已经知道要警惕老把凯恩斯抬出来的做法,但其实也同样要警惕老把哈耶克抬出来的做法。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5

方绍伟:周其仁与“制度成本论”的困境:为什么不能迷信“交易成本理论”?

 

(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1115

 

 

       201532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谈到了中国的制度成本问题。他认为:“我们要注意,我们早年是所有要素成本很低,但是在改革前,我们的体制运行成本很高。改革以后把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下来了,所以中国取得了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20163月,在一次公开学术演讲中,周其仁再次指出:“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而体制成本的重升,则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进一步强调,“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也决定未来。”

       周其仁的这个解释,运用了美国已故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说的是:市场运行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企业或作为巨型企业的国家替代了市场,则会在去除交易成本时产生组织成本(即制度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所以,市场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规模取舍,企业大了制度成本会高,国家包办市场多了体制成本也会高,此时引入市场交易、降低科层规模,就能减少制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1,市场与科层的成本对比及其困境

 

       中外经济学界都有过一段“言必称交易成本”的时期,但是,把市场与企业的规模取舍引申为市场与政府的规模取舍,这个逻辑跳跃却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市场与企业的规模取舍,是否仅仅是因为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替换,这本身是有疑问的。科斯之后的观点认为,除了企业上层精力有限和“委托-代理”控制权的多层损耗外,下层还可以对上层采用策略行为,从而扭曲真实信息。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却是下层的行为激励而不是上层的管理成本:集权干预和分权自主本质上无法两全,上层对下层的干预会扭曲下层的剩余索取和责任担当,使下层在行为上无法复制自主面对市场时的高能激励。所以,当企业太大时,主要问题不是管理成本高,而是激励下降导致效益恶化。

其次,仅仅关注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转换,自然涉及了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问题,但上层控制和责利对称等问题的提出,就把要害从成本转向了能力和收益。而且,对市场与政府的规模取舍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企业只有经营利润和经济收益,政府则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收益。政治收益完全可能是一种短期内不计成本的主权利益。

       第三,由于决策性质和范围的不同,企业决策与政府决策会有绝然不同的影响,从而会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结果:面对市场的企业决策对相关主体造成的影响较小,而面对社会的政府决策对相关主体造成的影响较大。这不仅是一个政府决策的影响范围问题,而且是一个政府决策的非中性效应和再分配效应问题。政治决策必定会给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主体带来不同的相对利弊,中性决策几乎不可能存在。另外,政体的不同也会给政府决策的社会影响带来差别。

       最后,制度运行成本对企业和政府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企业,各种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后承担者是作为产权主体的股东。假定市场与企业的规模取舍真的由成本对比来决定,那么,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制度成本的对比,可以由代理人在市场动态中确定。可对用计划和管制取代了市场的政府来说,市场交易成本和制度运行成本的对比,就会成为一个大难题。

因为,计划和管制可能扭曲了市场,真正的市场交易成本在扭曲的市场里根本无从确定,而且,市场交易费用本来就无法不通过市场过程而事先确定。即便试图通过回溯、模拟和外部借鉴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推算,也无法触及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国家经济体制中的制度运行成本,不仅包括了政府的直接成本开支,还包括了被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所感受和承担的成本(如限制专车的制度给供求各方带来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显然很难确定。相比之下,企业的制度运行成本最终都归结到业主的收支和资产负债里,企业员工为制度运行的付出也都归为企业付出的工资成本。总之,政府取代市场后,国家的体制运行成本无法从政府开支中得出真实的市场价值,因为政府取代市场必然涉及成本估算的难题以及比成本更重要的权利问题。

 

2,从“成本视角”回归“收益视角”和“权利视角”

 

       正是由于“行为激励、政治收益、决策影响、成本估算、主体权利”等五大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能把市场与企业的规模取舍,简单地引申为市场与政府的规模取舍,然后用市场交易成本与制度运行成本的对比,去决定市场与政府的规模取舍,最终用制度成本的下降来解释国家的经济发展。这里的分析包含两个要点:第一是必须从“成本视角”转回“收益视角”,第二是确定制度运行成本的技术困难提示着一种更重大的“权利视角”。

       用整个经济体制的制度运行成本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本无法成立,这个结论本来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交易成本理论名声太大,从交易成本分析经济问题已经变成了一种时髦和常规,批评者都有可能变得缩手缩脚。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视角的作用可能已经被过分夸大,其视野的局限也早被忽视了。

       本来,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对生产成本概念的补充,这丰富了我们对成本内容的理解,可成本也仅仅是与收益相平行的概念而已。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对生产成本的补充,就如同政治收益和声望收益对经济收益的补充一样,所有这些概念都拓展了我们对成本收益概念的理解,提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不过,在成本和收益这两个平行概念中,收益比成本其实更接近于人们的行为目标,我们只是因为在关注收益目标时不得不考虑成本,才被迫把成本纳入视野这决定了成本视角不可能比收益视角更重要实际上,只要纯收益足够高,再高的成本也不会妨碍人们展开经济活动。这一点非常关键:人们是因为收益足够高才行动的,不是因为成本足够低才行动的。不幸的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流行,似乎使人们彻底忘记了这个简单得不可能更简单的常识。

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活动的增加。只要收益超过成本,人们就会从事特定的经济活动,但这些活动当然必须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确保这一点的,是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正、社会保安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的保障。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除此之外还包办了社会经济,结果才有经济停滞和后来的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前提,从这里出发,我们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从“自由市场少、管制计划多的体制A”转变成“自由市场多、管制计划少的体制B”。按照“制度变迁理论”,这个体制变迁过程中存在的成本包括:体制A的运行成本,体制B的运行成本,体制A变成B的变迁成本。当预期变迁成本大于预期变迁收益时,体制变迁就不会发生。

制度变迁理论还特别强调主体问题。就是说,要害不是成本和收益的高低,要害是“谁的”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所以,中国现在的矛盾不是各种制度成本和收益的高低,而是“谁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正因为存在这个主体性问题,所以才存在不同主体对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保守派不愿意推进单项、局部或整体的制度改革,因为他们认为的改革的预期收益低,而自由派要加快改革,因为他们认为改革的预期收益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从上述的体制A变成体制B,可以说,由于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确立,中国现在只是变成了“自由市场不多、管制计划不少的体制AB”。简单地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因为体制A变成了体制AB,当下的经济减速除了有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土地)的成本和质量问题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体制AB还没能变成体制B(要素成本上升有些是制度扭曲问题)。这时,我们能说问题主要出在体制AB的运行成本太高吗?

很显然,单纯的交易成本逻辑忽略了更重要的产权问题。体制A的主要问题不是制度成本高,而是产权及其交易权利几乎不存在。同样,现在体制AB的主要问题不是制度成本高,而是产权及其交易权利依然受到太多的限制。产权逻辑本来就是交易成本理论的延伸,可一旦考虑了产权,我们就不能从制度运行成本的对比去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要注意的是,这里不是说“制度成本论”不知道产权问题,而是说“制度成本论”没有把对产权重要性的认知纳入自己的核心逻辑

 

3,制度成本没有“估算成本”吗?

 

可是,我们能否进一步追问:对产权及其交易权利进行限制,是不是最终还是会体现为更高的体制运行成本?如果考虑到权利限制背后的摩擦和摩擦成本,强调产权权利是否只是对体制运行成本的进一步解释而已?换句话说,即便考虑了主体收益和主体权利,问题最终是否还是会归结为总的制度运行成本的高低?难道不正是因为制度内耗的摩擦成本高,才导致了产出低和发展慢的吗?

这个追问的表面理由非常充分,但它不幸忽视了制度成本在“理论估值”和“实际估值”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交易成本逻辑所说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都只不过是概念上的“理论估值”;要让“理论估值”等于“实际估值”,我们就必须假定各种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估算成本”为零。

这正是交易成本逻辑的最大盲点。交易成本理论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起家,它正确地认为新古典理论只考虑生产成本,不考虑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可在比较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时,交易成本理论自己却悄悄地暗中假定: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确定本身不存在估算费用。正因为如此,信奉交易成本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从来都认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是自明的,是可以独立于任何市场过程和其他经济过程而确定的,是在任何市场和其他经济活动发生之前就可以预知的,并且是对于任何外在观察者来说都是客观可公度的。

在这个意义上,交易成本理论与其所批评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信奉一种“客观工程主义”的方法论。交易成本、有限理性、有限信息等等,并没能使交易成本理论摆脱“客观工程论”。这意味着说,只要信奉交易成本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一种经济安排的制度成本高于另一种经济安排的制度成本,另一种经济安排就是更有效的。你不要问他们制度成本是怎么估算的,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注意不必是他们的认识上)估算成本为零。更有甚者,只要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低效率的情形,他们就会马上张开制度成本的大口袋,从而把根本不是制度成本高低造成的低效问题统统装进去。制度成本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判断,正是这个制度成本大口袋中的一个案例。

信奉交易成本理论的经济学家往往都相信市场的一般有效性,但是,他们没能意识到,如果通过比较成本的高低就能决定市场手段还是政府手段的取舍,就等于可以用成本逻辑去否定市场有效的逻辑。认识上相信市场有效,逻辑上却可以用虚拟成本对比后的政府干预去否定市场有效,这就是新古典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共同含有的自相矛盾的“工程论集权逻辑”,在这个逻辑背后是一种估算费用为零的“客观成本论”

这里,政府当然乐于用成本的比较来为行政干预辩护,同时把成本估算的问题尽量掩盖起来,这时,即便是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都是可估算的,受行政管制所损害的市场主体的权益又如何估算呢?显然,如果成本是你的而不是他的,你的成本就有可能不被纳入他的成本估算,即便纳入也可以被随意估算。至于说权利,我们要如何给权利定价才能使制度成本的逻辑自圆起来呢?

可见,政府取代市场和经济能否发展都主要不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制度成本是无法估算的,即便估算出来也是充满主体偏见的(一些地方的拆迁钉子户案例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主体权利更是难以定价。政府取代市场和经济能否发展主要是一个不同主体的收益和权利问题,政府取代市场导致的经济不发展主要是一个损害市场主体权益的制度障碍问题,不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我们在事前和事后都很难知道制度成本有多少,但我们在事后却可以知道去除了制度障碍经济能增长多少

当下很多人谈“供给侧改革”,其实中国最大的供给侧是“制度供给”,制度障碍正是制度供给不足及制度扭曲造成的。在市场取代政府的情况下,市场的交易成本完全可能比政府干预的制度成本在绝对值上更高(如律师费、竞选费),但只要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都没有制度障碍,市场主体就能在市场过程中通过估算自己的比较利益而采取相应行动,经济也会因为收益超过成本而增长。在有外部效应而需要政府干预的场合,成本问题也仅仅是因为影响利益的大小才成为问题。但要害还是在于,与权力意志相比,制度成本从来都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4,经济发展原因: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也许在市场改革和主体权利上的最终结论差异不大,但两者在方法论上的不同还是明显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者倾向于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套进一个成本可客观无费用估算的框架去分析现实,所以在分析市场与政府时,他们自己好像也同分析市场与企业的局内人一样,能够有一种在市场过程中轻易对比各种成本的幻觉;在另一侧,制度变迁理论的应用者更倾向于强调主体及主体的比较利益,并用“局外人”对现实的解释和预测来取代“局内人”的建言者心态,从而获得一种旁观者才可能有的对权利问题的更清晰认知。

退一步说,即便制度成本的高低能够解释经济发展的快慢,这个观点还是没有回答:如果制度成本决定发展速度如此明显,那为什么我们居然不去采用一个制度成本更低、发展速度更快的体制呢?专门研究经济增长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经常告诉我们说:投资和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可同样要问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有投资和创新,有的地方却不能有投资和创新呢?

       也许有人要说,专业要有分工,制度选择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可是,经济发展原因不是一个由专业分工去分段解释的问题,专业分工是人为的,专业工具却是共用的,问题导向思维不应被学科导向思维所局限,关键是哪种解释更彻底而不是问题的哪个部分应由哪个专业去解答。

       一个制度成本更低、发展速度更快的体制不能被采用,一定是因为还有未被交易成本理论揭示出来的因素存在,并且这个因素一定比制度成本更重要。由于本文仅仅通过发展原因来分析交易成本理论的局限,不是专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所以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在改革后的高速发展和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这个比制度成本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障碍,而且,这些制度障碍如果被涂上制度成本的概念颜色,问题的本质就会被模糊掉,方法论上也会出现上文所分析的成本客观估算问题,这不是一个换个不同概念来分析现实的问题。

实际上,由于社会信任缺失和腐败泛滥,中国的制度运行成本一直很高,运行成本因此不可能主导经济速度。中国的行政有力高效,能去掉不少交易成本,但也因此管制太多,问题必定从制度运行成本转向制度扭曲和制度障碍。制度扭曲会导致出现变通运行成本,加上争抢特殊政策,最终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和分配结果。制度障碍问题的存在,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了敏感地带了,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三大生产要素的敏感区,二是政治体制的敏感区(战略领域、国企、意识形态阵地),三是重大目标相互冲突的敏感区。所谓改革改到了深水区,说的就是经济因素本来就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主因,在理论上的客观制度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主体性质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利益

最后顺便指出,制度变迁理论把发展原因分析从经济推进到政治和文化,但它的制度文化分析依然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具体的应用分析依然是反制度文化分析的。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之所以还缺乏说服力,一方面与交易成本理论的自我夸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制度变迁理论的作茧自缚有关。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4

方绍伟:林毅夫为何否定“宪政决定论”?

 

       2016年底的产业政策辩论中,林毅夫再次提到了后进国家无法通过宪政民主实现经济发展。林毅夫为什么会否定“宪政决定论”?早在20137月,林毅夫和韦森曾就中国发展的原因及“新结构经济学”进行过激烈的辩论[1]。但这次辩论几乎完全重复了林毅夫先生和杨小凯先生10多年前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2],因为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一方(韦森和杨小凯)继续回避宪政民主在多数后进国家的现实经济绩效,而主张权威政治的一方(林毅夫)则继续回避权威政治推进真正市场化的制度可能性

林毅夫当然没有直接支持权威政治或直接反对宪政民主,他说的是:他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发现了一个客观有效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后进国家只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去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国家发展就能摆脱困境。本文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因为存在三个失误而无法逻辑自洽:

第一,它把后进国家宪政民主的低经济绩效,误当成了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不起主要作用的依据,即把制度运行的负面结果误解成了制度不起主要作用的依据,违背了自己早期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3],也突露了其早期制度变迁理论在制度思维上的不彻底所导致的对制度主义的偏离

第二,它把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国家制度变成了发展战略,忽视了发展战略和采用发展战略的领导人,其实施程度和行为范围都要受到国家制度及其文化特征的制约,从而夸大了经济学家超越制度文化制约而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陷入了“圣主贤人决定论和“客观主义结果论”。

第三,它忽视国家制度对经济制度、特别是要素市场制度的决定作用,把制度与文化决定的“契约型市场经济”与“行政型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从而导致“新结构经济学”不能深入触及要素市场制度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最终使“新结构经济学”的市场导向流于书面,逻辑上成为以国家发展压倒自由市场的理论。

本文认为,发展问题是制度决定的利益问题,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歧,其实更多的是涉及“谁来主导经济增长”而不是“如何才能经济增长”的分歧,这种暗含权利分配的分歧,导致有的经济学家偏向政府权威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有的则偏向政府权威最小化的经济增长。林毅夫既然坚持政府主导的逻辑,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市场导向”就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书面宣言。“新结构经济学”也就变成了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问题上打太极拳的“新太极经济学”。

 

1,“宪政决定论”与“新结构经济学”

 

       本文将从分析林毅夫和韦森各自的思维盲点开始。韦森的观点可以被称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宪政决定论”,简称“宪政决定论”[4]。“宪政决定论”的核心看法有三个:第一,欧美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宪政民主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二,采用了宪政民主的后进国家(如印度),它们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可靠的后劲。第三,没有采用宪政民主的后进国家(如中国),它们的经济发展将会因为“后发劣势”而不可能持续。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提出了批评:第一,欧美先进国家的宪政民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宪政民主本身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二,采用了宪政民主的后进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5]。第三,没有采用宪政民主的中国,依然有可能在政府推动的市场化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林毅夫看来,“宪政决定论”的难堪之处,是把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普世化”,并直接回避了根本不可能回避的两个经验事实:一,“东亚四小龙”和“部分产油国”并没有依靠宪政民主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二,采用了宪政民主的后进国家还很少能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确实,就连10多年前就被认为大有希望的印度,如今也在人均收入上进一步拉大了与中国的差距。

       但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批评“宪政决定论”时,并没能同时分析清楚三个关键问题:一,能够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先进和后进国家,它们共同的成功秘密真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吗?二,后进国家的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相关”,这种不“相关”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发展战略而不是制度结构吗?三,“宪政决定论”为什么会老回避根本不可能回避的经验事实?

       美国的学者在讨论“发展经济学”时也碰到类似的理论困境。在道格拉斯·诺斯、曼瑟尔·奥尔森、达龙·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上,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2007年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里,试图为后进国家提供突破“华盛顿共识”的发展对策[6]。罗德里克的政策处方克服了“华盛顿共识”的僵硬教条,但最终也像韦森和杨小凯那样强调了宪政民主对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

       在讨论罗德里克这本书的一次会议上,宪政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亚当·普热沃斯基,敏锐地点出了罗德里克的理论困境。普热沃斯基也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那样,具有极其丰富的关于“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经验。巴罗和普热沃斯基的实证研究确实支持罗德瑞克和林毅夫的观点,即:宪政民主在后进国家的经济绩效的确不尽人意,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明确。最终,作为政治学家的普热沃斯基对作为经济学家的罗德瑞克的挑战是:“如果在市场和维护市场的制度之间没有单一的对应,那么,确认与经济持续增长相适应的制度,就需要采用一个与罗德里克和所有其他人不同的方法论”[7]

       普热沃斯基的意思是:罗德瑞克在分析后进国家的发展失败时侧重于策略失败在提出新药方时则强调政权模式的基础作用;可是,如果市场和维护市场的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宪政民主又似乎不是能够维护市场的唯一制度,那么,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必须从只看“国家政权模式”的方法论中解脱出来并避免在发展战略和国家制度之间进行简单取舍或折中

普热沃斯基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论,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点出了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这个理论困境。显然,韦森就是陷入了只看“国家政权模式”的方法论而回避宪政绩效的事实,林毅夫则在发展战略和国家制度之间进行简单取舍罗德瑞克与林毅夫的区别,仅仅在于他试图在发展战略和国家制度之间进行折中。以上这些是我对普热沃斯基的一个解读,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论试图把制度、文化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描述清楚(此项研究还在继续中)[8]

       有趣的是,回避事实并不是“宪政决定论”才有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自己也在回避事实。“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但它所回避的事实却是“权威政治推进真正市场化的可能性”;而“新结构经济学”没有指出“宪政决定论” 回避事实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自己不仅犯了相同的错误,而且这个相同的错误正好来自同一个原因。

       “宪政决定论”和“新结构经济学”回避事实的那个共同原因是:它们都有一个“主义”需要去辩护;“宪政决定论”的“主义”是“宪政民主”,“新结构经济学”的“主义”是“国家发展”。它们心中的“主义”能够悄悄地压倒“问题”,以至于不把规范镶嵌到事实、甚至用规范代替事实,它们就不可能分析事实。这种做法其实普遍存在于中外许多经济学家中,我把这种“主义技术性地隐藏于问题之中”的做法称为“规范冲动”。“规范冲动”正是“宪政决定论”和“新结构经济学”回避根本不可能回避的经验事实的原因。

 

2,“新结构经济学”的漏洞

 

        “宪政决定论”在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上犯了回避事实的错误,但它在考虑政府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上却是正确的。这种关联是决定性的,但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是通过“显示文化特征和政治决策的制度运行”而体现出来的[9]。也就是说,市场和维护市场的制度之间有多种对应,但多种对应的市场有效性结果,则取决于政治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决策的组合表现。采用宪政民主的后进国家,需要机遇及一定时间的文化磨合才能出经济绩效;而采用权威政治的后进国家,则有可能依靠文化惯性(如“举国体制”)而很快显示其市场化成果。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新结构经济学”把制度与文化的结构背景统统省略,结果,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指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的组合结构),没有成为“新结构经济学”诸多结构中的结构,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因此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两个外生结构,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仅仅强调发展战略、并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革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根本原因

       “宪政决定论”强调自由放任、权利优先和分工贸易的“斯密型增长”,这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增长模式”[10]。“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克服市场失灵的“熊彼特型增长”。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熊彼特型增长”其实是“政府推动的熊彼特型增长”,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中国背景完全吻合。

林毅夫也许无需假设政府的“全知全能”,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的“政府推动的熊彼特型增长”已经不像“熊彼特型增长”那样能与“斯密型增长”自然对接,因为,这种对接的市场结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当林毅夫在讨论中国公私营企业的自生能力时,正是由于对市场结构的有意无意回避,导致了他可以不把生产要素市场化当成企业自生能力的必要前提。生产要素市场化其实是比国企私有化更关键的问题(市场化包含着产权条件,产权前提于市场并由市场所进一步明晰化[11]),也是“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的结合点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林毅夫表面上似乎跟别人一样强调要素市场化,可他就是不把他的这个宣誓纳入他的核心逻辑,他把市场认知流于书面而另立发展逻辑,所以我说,“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问题上打太极拳的“新太极经济学”。这里的要害是:“政府推动的熊彼特型增长”的好坏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逻辑上回避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新结构经济学”能不能自称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学?

       “宪政决定论”的增长诉求包含着一种权利诉求,因为它认定,不自下而上就不可能持续增长。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从后进国家“自下而上无法成功、自上而下也能成功”的现实出发,逻辑上直接逼向这个判断:要实现增长诉求就必须暂时放弃权利诉求。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不管多么强调市场也有国家主义味道的原因。

       林毅夫的漏洞就在于,即便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宪政民主是渐进的,即便它们的发展过程也是充满政府干预的,但渐进民主的政府干预与家长制的政府干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干预,前者的基础是权利加管制的契约型市场经济,而后者的基础是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经济要害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把自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采用的国家干预撇开,然后要落后国家搞自由放任而不搞国家干预,张夏准说发达国家的做法是李斯特所说的“上了楼就踢掉梯子”[12]。可在中国的情况下,渐进民主的政府干预与家长制的政府干预恰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梯子”。

难怪韦森会认为,林毅夫把金融结构(即银行与证券市场的组合结构)当成了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因为,在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经济里,金融自由化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你不讨论金融自由化,你在逻辑上就已经把金融结构外生化了(广义的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产权和市场化结构)。韦森看到了林毅夫把政治结构和金融结构“逻辑外生化”的问题,但却没能把要害明确定在要素市场化和金融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对这两者的决定作用上。

林毅夫认为韦森误会了,“新结构经济学”把金融结构看成内生的。其实,林毅夫没有认识到,问题根本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有没有明确把金融结构内生化,问题是理论分析中的“逻辑指向”比“书面敷衍”更重要。林毅夫在他所有的答辩反驳中无时不称别人误会,可他自己就是不反思,他的“书面市场化”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市场化”。难怪有人要说,“新结构经济学”其实只是在市场自由主义包装下推销给中国政府的“利出一孔”的“管仲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金融结构、政府干预、自生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等等什么都说到了,偏偏就在最关键的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上游离于书面宣誓与逻辑漂移之间,仿佛市场经济可以没有要素市场化,仿佛政府结构嵌入市场经济的“契约型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嵌入政府结构的“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一回事。这种不敏感只有“没认识到”和“故意没认识到”两种可能。

并不意外的是,许多讨论民主的人也经常搞类似的含糊其辞。民主直接意味着选举,可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却是“垄断选举”还是“自由选举”。同样,市场直接意味着商品交易,可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却是产品交易还是要素交易(生产要素包括人力、土地、资本、技术)。在户口管理、地权控制和金融垄断的情况下畅谈亚当·斯密,畅谈“新结构经济学”坚持市场原则,这能不算是“新太极经济学”么?

当“权利加管制的契约型市场经济”与“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时,当“渐进民主的政府干预”与“家长制的政府干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干预时,林毅夫的理论和政策必然要在诸如取消户口、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涉及生产要素的大问题上陷入困境。因为,你不可能在默认户籍控制、土地管制、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同时声称自己是主张市场化观点的,除非你继续把“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化”硬说成“权利加管制的契约型市场化”,或者干脆用“渐进市场化”来搪塞,从而也像“宪政决定论”对印度经济发展很乐观那样,把问题的答案推给未来但即便如此,“渐进市场化”的理论也需要在方向上把自己的逻辑展现清楚,并明确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是发展的阶段性所必需的,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之下他还能大谈企业的自生能力

 

3,“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

 

本来,后进国家宪政民主的经济绩效好坏不一,说明宪政民主的制度本身不能决定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宪政民主的制度运行才是问题的要害。但是,林毅夫却因为忽略制度运行问题而把这个“制度相关”的含义转化成“政策相关”,从而大力推崇他的比较优势策略,甚至把“金融深化”或“融资渠道”这类高度“制度敏感”的问题看成了发展战略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忽略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就势必在市场性质或市场类型的问题上陷入逻辑困境。

       林毅夫的漏洞不是假设政府“全知全能”,而是假设“政府在分配权利上的不偏不倚”或“中性政府”。林毅夫在文章中的原话是:“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这里,林毅夫错误地把政府能克服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等市场失灵的理由,当成了“中性政府”的必然实现

       就是说,林毅夫强调政府干预能使国家更快地发展,可他忽略了,问题根本不是“国家能否更快地发展”,问题是“国家里究竟是谁得到更快地发展”,问题是“增长诉求”根本不可能与“权利诉求”彻底分开。对此,林毅夫给出了一个“政府结构外生化”(即政府结构不在“新结构经济学”讨论之内)的辩解: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林毅夫给出了一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非常成熟或非常实利主义的答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任务是提出理论和政策,他管不了如何改造政府结构,也管不了增长诉求与权利诉求如何平衡。所以,林毅夫对韦森关于“制度缺位”和“好人政府”的批评完全放弃了辩解,逻辑上等于假定政府在分配权利上不偏不倚”,这种逻辑的不彻底与“新结构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头头是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幸的是,这种问题恰恰是考验一个好学者的关键问题,一个好学者不能只表现在把相关的问题都说到,而是要表现在把都说到的问题逻辑地贯穿为一体,否则,说过的即便再精彩,也只能算是进不了自己核心逻辑的“读书笔记”。林毅夫缺的正是这一步。

最关键的当然是“新结构经济学”对“制度决定市场的性质和类型”缺乏意识,并且对“制度倾向于排斥即便是中听的好政策”也缺乏意识更干脆地说,一个钟爱和依赖“自由裁量权”的政策理论,逻辑上必然是“非制度”、“幕僚情结”和“帝师主义”的,不管它表面上多么强调制度的作用。彻底的制度主义认为,“好政策”永远只能是“对决策者好的政策”,“对社会好”仅仅是因为“被迫对社会好”、或在“对决策者好”的同时“碰巧也对社会好”,而“对谁好的政策”本身就是制度决定的。“好政府”和“好领导”不可能在现行制度之外起作用,它们经常起到的关键作用,其实都是在更关键的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实现的。

其实,发展对策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中性对策”,因为,采用即便看上去是“中性对策”的政府根本不可能是“中性政府”(可以思考一下中国的“条块之间”和“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理论政策根本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变好或变坏的关键,因为,比政策理论更关键的是制度规则

林毅夫说“一个国家发展成功还是失败,根本上来讲取决于领导人是否能利用他的领导空间做一些政策变动”[13],可领导人政策变动的“领导空间”(包括能否绕过利益集团)恰恰就是制度决定的。“在什么地方怎么干预”实际上策略决定的成份少于制度决定的成份,是制度生存的本能逻辑和实际经济运作的具体逻辑,在推动着策略的转变和实施程度,这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也包括“联产承包”、“价格双轨制”、“税制改革”、“国企改制”和“入关”等政策[14]

当国家发展的关键从制度运行被转到领导人决策时,制度、文化与政治决策的均衡作用就被打破了,强调比较优势战略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有可能成为“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恰恰就是在中国的要素定价机制扭曲的情况下,还不停地讲要充分配置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如此,林毅夫其实不是在假定政府官员的全知全能,它是在逻辑上假定“新结构经济学”的全知全能,其对现实的分析逻辑上(不是书面上)既无成本考虑又无时间考虑。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否定“主体主义市场过程论”和夸大“客观主义市场结果论”的“策术”。

“客观主义市场结果论”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你怎么知道制造业的比重高于服务业就一定好?经济发展的好坏结果难道是“圣主贤人”能事先客观地确定的吗?韦森浪费了大量的篇幅夸奖“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强调自由市场、如何得到经济学大师们的肯定,这似乎正是民间传说中的“被人卖了还兴高采烈地帮人数钱”的经典案例。

还有,在一个明明是政府才能推动投资的中国,林毅夫在主张投资推动时,还要辩解说他讲的不是政府投资推动[15],这样一来,“新结构经济学”总是对的,错的只是现实。可这样的思维恰恰是完全弄反了。如果“新结构经济学”不能把现实金融垄断制度的必然性纳入自己的理论逻辑,或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把金融自由化的问题引入辩解的逻辑,你的理论就永远是互不自洽的自话自说。要害之处是:你如果不主张金融制度改革,你说的投资拉动,在现实里就永远只能是政府投资推动,所谓的“启动民间资金投资”就永远是“理论永远正确”的空话。同样,当一个文化的储蓄习惯已经产生了太多的居民存款时,强调增加储蓄倾向和加速各种资本积累以提升“禀赋结构”就文不对题,因为,问题是“融资渠道”而不是资本积累的总量。

林毅夫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判断,低估了制度结构在禀赋结构中的地位,低估了制度结构的税收冲动对整个经济结构的决定能力[16]。政策内生于制度,一个要自我维护的制度必然会竭尽其力寻找于己有利的政策,制度完全可以对好政策视而不见,领导人完全可以对好政策的实施无能为力,制度比政策更关键。同时,经济学家的作用实际上是滞后的,在事后,如果经济学家还不能深入到制度及其运行的具体逻辑去分析策略转变的背景,如果还不能把自己的政策设计放到特定性质的政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广阔背景中,理论的滞后就会变成理论的虚妄

林毅夫说:“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鉴价值”[17]。可是,只要这种理论不能深入到要素市场制度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联,不能深入到制度与文化的变革问题,它就只能是一种“黑板经济学”。到了这一层,林毅夫的“第三版本发展经济学”其实已经从第二版本的“华盛顿共识”走回到了“第一版本的发展经济学”。

 

4,“经济学技术员”和伦理学技术员”

 

       林毅夫的困境是:当你在逻辑上忽略权利诉求和政府结构时,你就可能因为回避市场结构的事实,把自己从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一个空喊发展战略的经济学技术员。而韦森的困境是:而当你在逻辑上关切权利诉求和政府结构时,你也可能因为回避“宪政民主在后进国家有不同绩效”的事实,把自己从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一个忽略制度运行的伦理学技术员

有趣的是,在估测未来的问题上,这两种技术员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更正确或更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可是,如果未来中国并没能真正市场化,印度也没能超过中国,他们就都错了。当中国未能真正市场化而还能在未来领先于印度时,林毅夫的错误就是一种“伪市场信念”的错误,因为“举国体制”也许很有生命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本文所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回避任何事实:一方面不回避宪政绩效、增长诉求、权利诉求和政府结构等事实,另一方面也把国家控制和宪政民主的权利冲突看成了人类的必然冲突。按照这种“离开实证”的个人信念,我不去追求林毅夫的那种“政策型理论”,而是追求一种彻底解释现实的“通透型理论”。我相信,当经邦济世的对策冲动或价值理性压倒“为知识而知识”的认知理性时,一个学者不可能不去掩盖一些制度文化真相

人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分配优势,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只有在碰巧有利于个人的分配优势时,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附带追求;同样,一个政府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统治利益,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只有在碰巧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利益时,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附带追求;当追求统治利益的政府不能获得一种有制度保障的统治能力时,这个政府的统治利益和发展诉求都有可能落空,而提供所谓“中性对策”的经济学家的诉求也可能因此落空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毫无效率的制度其实都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不同的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自己的角色,但是,他们也可能被要求对自己的选择和可能出现的偏见保持诚实和清醒。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3

方绍伟:张维迎与林毅夫是在争辩产业政策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和林毅夫教授,将于2016119日就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一场公开辩论。两人此前已经就该问题有过多次交锋,此次辩论因同场直播而将引来更大的关注。

 

1,张林之争的实质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1995年两人就曾为国企改革问题发生“北大交火事件”;2002年林毅夫与杨小凯就“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进行争论时,张维迎也曾间接卷入;201475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张维迎和林毅夫又就产业政策问题展开辩论;20168月以来两人的产业政策再辩论只是以前三次辩论的继续。这些辩论的细节都反映在以下五篇文章里:

 

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张维迎:《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犯了四个错误》

林毅夫:《政府不解决问题,企业家精神也无法发挥》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林毅夫:《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当然,两人更多的分歧还可以从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里找到。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失灵不存在;要企业家精神,要原生市场,不要政府干预”;而林毅夫的观点则可以概括为:“改革方向市场化而非宪政化,政府通过解决外部性方面的基础科学和基础设施问题发挥技术赶超的后发优势,休克疗法既不能发展也不能消除腐败,不搞宪政也能制度创新,要搞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而发挥比较优势”。

挑明了说,两人的根本分歧是:张维迎反对中国的主要制度和政策,而林毅夫则维护中国的主要制度和政策。所以,表面上两人争辩的是产业政策,实际上争辩的却是政治哲学,张林之争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与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争。相对于这两个政治哲学来说,产业政策上的任何原则差别都只是技术细节的差别。

也正因如此,如果你的政治哲学倾向于自由主义,你可能根本不看林毅夫的具体看法,就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张维迎的一边。同样,如果你的政治哲学倾向于国家主义,你也根本不看张维迎的详细主张,就会旗帜鲜明地站在林毅夫的一边。不过,这场辩论还没发生,我们就能猜到,张维迎的自由主义必然失败,林毅夫的国家主义必然获胜。但是,张维迎个人却必然胜利,因为自由主义的现实之败不可能是“粉丝经济学”的失败;而林毅夫个人也必然胜利,因为国家主义之胜可以伴随着“粉丝经济学”的胜利。这就是两人痛快地接受公开辩论邀请的原因。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个人双赢。

 

2,张林两人的逻辑困境

 

       问题在于,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当下的中国必败?

       首先,问题与我喜不喜欢自由主义无关,这里我只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可能处境。其次,大家必须清楚,政治哲学的争论是利益之争(包括精神利益)而不是真理之争。如果你还认为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是真理之争,你也许要继续争辩说:市场比计划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这难道不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吗?你怎么能说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是利益之争而不是真理之争呢?

       对,市场确实是比计划更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你说的是运行得好的市场。只有在一个能维护和推动市场的政府手里,市场才有可能运行好。这解释了许多早就有了市场的国家多少年过去了经济依然一团糟,因为他们的政府根本不可能维护市场,更不用提推动市场。问题不仅是计划与市场的比较,而且还是好市场与坏市场的比较。这也正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争论中的一个焦点:张维迎认为政府只需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就够了,而林毅夫则认为,在落后国家里还几乎没有一个政府只做这些就能发展经济,特别是没有一个政府只搞了宪政和市场化就能发展经济。

       人们所信的往往比他们所能证明的更多。你只要信市场,你就不会去论证政府还需要干些别的什么才能使市场运行得好。所以政治哲学不需要正确,它只需要让你相信它就是正确。一旦市场没运行好,它会说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这是你们没把市场搞好的问题,而且也不是政府干预了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张维迎的主张可能包含了“矫枉过正”的意思,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在市场私产更多、计划管制更少的情况下实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也确实是来自于现有的制度障碍和制度扭曲。张维迎说点过头话,只是为了更有利于把市场主导从官样文件兑现为现实。

       但是,张维迎在策略之外的理论逻辑上,确实也包含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倾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倾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市场就是原生的自发秩序,仿佛政治意志可以从自发秩序中被彻底排除(参阅《哈耶克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文);二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理论案例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第一个理论案例:在《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一文里,盛洪批评杨小凯以为中国的发展是只靠技术引进而没靠制度变革,他正确地质问说:“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样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 可话音刚落,盛洪马上转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有32%的经济受政府控制,而是民营经济从0%发展为68%。”这就是我要批评的盛洪和张维迎等自由市场论者的逻辑。我要问的是:以盛洪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中国私有经济的扩大本身正是发展而不是发展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我与盛洪的分岐是:他认为私有经济扩大是中国发展原因,我则认为私有经济扩大本身就是发展,我们不能把发展的结果当成了原因。

第二个理论案例:科斯在《变革中国》的序言里说:“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出于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许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还在书里强调: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与其说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之手逐渐退出的结果。这里,科斯的错误同样是把发展与发展的原因搞混了。要害在于:中国的“政府之手逐渐退出”本身,恰恰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政府之手何时退出及如何退出才一直是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具体事件也许不是“计划的结果”,但却一定是“计划下的结果”,而根本不是什么“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所以,中国发展的原因一定不是“市场化”,而是“政府推动了市场化”,是“政府主导了自己逐渐退出”。这里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极端观点来进一步解释:秦晖在多篇文章里提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因为“全球化加低人权”。可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低人权、同样是面临全球化这个外部事件的许多落后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的人权难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了?很显然,如果改革前的不发展是“计划型阶级斗争”的结果,改革后的发展就是“计划型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现在政府的计划管制还太多,却不能因此说“政府主导了市场改革”不是事实,不能因此说“政府的有形之手利用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不是事实。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在经济史上,市场确实是有了政府干预才能使经济发展的,先进和后进国家都如此(英美经济史都特别明显)。自由市场论者其实在认知上非常清楚,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和维持秩序外,政治意志决定了政府还必然在财政、货币、外部性治理和公共品供给(如基础科学和基础设施)上干预经济;经济能否发展得好取决于政府是否干预得好,而不是推到极端说政府不干预就更好。自由市场论者在认知上如此,但不管是出于学术策略、政治策略还是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他们的逻辑故意不跟上他们的认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还可注意张维迎的产业政策定义比林毅夫的更狭义)。所以,张维迎说“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产业政策是豪赌”、“产业政策从无知走向无耻”、“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等在肯定市场上自有道理的,可在贬低政府上却毫无道理。

       可是,林毅夫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却不能比张维迎更令人信服。为什么?因为,林毅夫对经济发展原因和经济发展策略的分析,都不是纯粹理论性的历史哲学分析,而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的渲染。国家主义决定了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政策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国家主义还决定了他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话语”特别充分,而他的“核心逻辑及具体主张”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是的,政治哲学决定了林毅夫不得不有所忌讳。张维迎批评他在逻辑上“以发展压权利”和“以政府主导压市场主导”决不是空穴来风。他在市场化的方向上字正腔圆、好话说尽,但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却完全回避权威政治推进真正市场化的制度可能性。是的,问题不是学术表态,问题是学术表态与制度可能性的距离以及对这个距离的认识。显然,林毅夫坚持的是一种“书面的市场化”或“口头的市场化”,他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符合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不是在人力(户口限制)、资本(金融垄断)和土地(产权虚化)等要害制度问题上刺激政府。林毅夫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新结构经济学”因此成为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问题上打太极拳的“新太极经济学”。

 

3,“冷酷实证”中国的“制度文化必然性”

 

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才算好的成功的政策?如果有利于增强执政地位的产业政策就是好政策,那么,产业政策的要害就不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是执政地位的稳固与社会主体获利和诉求的协调。执政稳固要求执政者给代理人好处,社会权益要求执政者给出经济自由,而社会主体的诉求则要求执政者用一些代理人去对付另一些代理人(针对产业政策出现寻租的反腐诉求),所以,即便不能避免以道德和环境为代价的政治短期行为,执政者最好的产业政策还是动态均衡的协调政策,不是一劳永逸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执政者考虑的是:反正永远有人不满,我必须先让自己满意,再让能保住我自己满意的人尽量满意,那怕为此要放很多烟雾。

对产业政策问题可以采用我这种认知主义的态度,也可以采用一种道德实利主义的态度,所以,林毅夫选择支持执政者,张维迎选择支持社会主体的权益和诉求。强调“存在未必合理”的读者可以选择张维迎的自由主义,也可以选择林毅夫的国家主义;强调“存在必有其道理”的读者,还可以象我一样选择历史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的“冷酷实证”。可见,这场学术游戏的立场可以有三种而不是黑白两种。

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必败,原因不仅在于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太强,而且在于中国的现实制度文化依然渗透着“单一权威崇拜”的信念。自由主义所要的市场化、宪政化是不可能的,盼望党内渐变将继续会被证明为空想。而在中国的现实里,只要“犯规心态”和“情理大于道理”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单一权威就是秩序的唯一保证。

       在这一点上,中国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儒化转向”特别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表面的政治哲学之争都不过是浪花,真正的暗流是国人潜意识中的“单一权威秩序”,问题只在于这个单一权威为什么不是你而是他。国人的底色是保守主义,中国的保守主义天然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传统的江湖不过也是一种低层的庙堂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还没“儒化转向”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现实困境不仅是国家主义制度文化的强大,而且是他们的本能信仰对他们的理想信仰的“经常性出卖”,这也是“抱着大树喊砍树”随处可见的原因。

       要打破中国的这个“演化博弈情景”(可以用中国的交通秩序去加深理解),自由主义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自己太习惯于身不由己、情不自禁了。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中不化”而不是“食洋不化”,人们远未认识到“限任一党制”和“单一权威崇拜”的力量。但是,自由主义还会继续自己的价值追求,自由主义不可能改变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也别想改变自由主义,尽管真正的战场是在“集体潜意识”而不是在“集体意识”。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倒是能为理想信仰能有机会压倒本能信仰增加又一幕幻影。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2

方绍伟:马克思的八个逻辑矛盾:《资本论》逻辑导读

 

    本文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分析,更是对中国学者《资本论》研究现状的批判。《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只有几千字,讲的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它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所以,《资本论》第一节是否讲逻辑,关系到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是否讲逻辑;读懂了《资本论》第一节,就等于读懂了小半个马克思。

本文所说的“逻辑矛盾”包括“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理论体系与现实的外在矛盾”。考虑到原著逻辑问题的重大,本文将以“原著加评论”的方式展开,评论用括号“()”与原文隔开,最后再作八点小结。导读现在开始:

***********************************************************************

《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从分析商品开始”表面上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起点,但“庞大的商品堆积”把注意力引向了偏狭的“有形商品体”,这是“劳动价值论”忽视“劳务价值”的逻辑源头。)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这里讨论了“直接满足”和“间接满足”,却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具体满足可以由胃或者由幻想产生,但由胃或者由幻想产生的“具体满足”都是“满足”,即抽象的“一般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不同的方面有用”是具体的有用,“都有用”是抽象的有用。)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一段非常重要,关键语包括:“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这里已经在事实上讨论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抽象效用”或“有用性”,可他下文没有延续这里的正确逻辑。)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这里引入“交换价值”的讨论本身没问题,但问题马上来了。)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吨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吨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关键的地方到了:交换价值背后的共同物。)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这里出大问题了。由于马克思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的区分,所以他同样漏掉了“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确实在于抽去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但却完全不可能抽去商品的“抽象使用价值”。忽略“抽象使用价值”是整个《资本论》体系的最大逻辑破绽。)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从这里开始,马克思的整本《资本论》就一直为他这个“最大逻辑破绽”进行持续不断地掩盖: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确实不包含任何一个“具体使用价值”的原子,但却不可能不包含“抽象使用价值”。不理解这一点的学生或学者,就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或学者。)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严重错误来了。如果把商品体的“具体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只剩下的根本不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只有当商品体碰巧是人类的劳动品时,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才进入视野。按照马克思“商品堆积”的观念,商品体的属性还可以是“有形物”。“有形物”当然是次要的属性,考虑了“劳务”之后就更是这样。但劳动也是次要的属性,因为“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比劳动产品更有一般代表性。效用使物品具有一般价值,“稀缺效用”使物品具有经济价值。马克思知道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却“故意不知道”使用价值也有“具体使用价值”与“抽象使用价值”之分。)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抛开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马克思就要开始为“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操心了,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就是为掩盖“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而编造的。这就是《资本论》从第一卷过渡到第三卷的苦恼,也可能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这里应该说:“同它们的‘具体’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这里应该说:“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抽象’使用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当引入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区别问题,整个《资本论》就要开始为“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进行“逻辑掩饰”了。)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错了,稀缺的效用量才是关键,劳动结果不一定能实现效用,有效用的稀缺品——如土地——则不必包含劳动。)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社会必要劳动”在逻辑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只有在劳动结果市场化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劳动制造出来的效用能否被市场承认;显然,没有效用的商品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包含劳动的商品有可能效用无法被承认而未必有市场价格。事后性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说明不了“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颠倒因果的“事后分析法”是《资本论》最隐蔽的逻辑掩饰手法。)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里,马克思把“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当成了仿佛事前可以知道和确定的东西,偷偷地在事前使用了“事后分析法”,因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是一个必须由市场过程确认的事后概念。问题在于,有劳动未必有效用,无效用则必不能被市场承认。)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曾经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八十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而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

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劳动生产力”问题的引入,又使马克思自己陷入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兑换困境。要害在于,马克思的“事后分析法”掩盖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价值问题根本无法离开市场或市场参照来事先确定。)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其实应该说:“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不包含劳动”。马克思这里已经把“劳动就是价值”当成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这里已经彻底用“事后分析法”把“无用劳动”排除,仿佛不经过市场交换,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有用劳动”。)

 

***********************************************************************

 

    导读到此结束。我一直把《资本论》第一节当成考察学生或学者基本逻辑能力的保留题目,如果读不出《资本论》第一节的问题,任何人都很难说有资格成为相关专业的合格学生或学者,更难有资格参加相关的讨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7年以来,全世界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读出“抽象使用价值”的破绽,读出破绽并明确提出来的(如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他的《资本实证论》出版于1889年,河上肇的反批评《资本论入门》1932年发表)也没人当回事,确实可以把这看成是人类理论史上最大的“智力耻辱”。东西方那么多大理论家的大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耻辱的基础上的。

许多人以为,“抽象使用价值”的漏洞使马克思的体系彻底崩溃,我则认为恰恰相反,马克思的体系根本没有因为任何逻辑问题而崩溃,因为,马克思的体系不是一般的理论,它是根本不需要逻辑的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任何政治哲学都不需要逻辑,只需要价值冲动。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矛盾重重,但他的政治哲学却极其成功,因为人根本就不是逻辑主导的动物,人本质上是愿望主导的动物。政治就是愿望和意志的结果,“智力的耻辱”完全可以是“利益的荣耀”。休谟说人的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人类的理性能力确实给高估了。

    尽管如此,以一种错误的“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不可能是正确的。“唯物史观”不是本文的论题,但本文归纳的《资本论》的下列“八大逻辑矛盾”,将有助于认识“唯物史观”的实质。

 

1. 劳务价值”:《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这个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起点,却由于“庞大的商品堆积”而把注意力引向了偏狭的“有形商品体”,这是“劳动价值论”忽视“劳务价值”的逻辑源头。

2. 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由于马克思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的区分,所以他同样漏掉了“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确实在于抽去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但却完全不可能抽去商品的“抽象使用价值”。忽略“抽象使用价值”是整个《资本论》体系的最大逻辑破绽。

3.具体使用价值”背后的“共同物”:如果把商品体的“具体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只剩下的根本不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只有当商品体碰巧是人类的劳动品时,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才进入视野。按照马克思“商品堆积”的观念,商品体的属性还可以是“有形物”。“有形物”当然是次要的属性,考虑了“劳务”之后就更是这样。但劳动也是次要的属性,因为“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比劳动产品更有一般代表性。“效用”使物品具有一般价值,“稀缺效用”使物品具有经济价值。“具体使用价值”背后的的“共同物”是一个简单和不需太高智商的逻辑问题,只认“劳动”和“有形物”,不认“效用”和“稀缺效用”,表明马克思的抽象逻辑能力出现选择性中断。

4. 劳动二重性”与“使用价值二重性”:马克思知道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却居然“故意不知道”使用价值也有“具体使用价值”与“抽象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5. 社会必要劳动”与“事后分析法”:抛开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马克思就要开始为“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操心了,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就是为掩盖“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而编造的。“社会必要劳动”在逻辑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只有在劳动结果市场化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劳动制造出来的效用能否被市场承认;没有效用的商品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包含劳动的商品有可能效用无法被承认而未必有市场价格。马克思把“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当成了仿佛事前可以知道和确定的东西,偷偷地在事前使用了“事后分析法”。颠倒因果的“事后分析法”是《资本论》最隐蔽的“逻辑掩饰”手法。

6. 活劳动”、“物化劳动”与剥削:马克思引入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区别问题,整个《资本论》就必须为“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而进行“逻辑掩饰”。马克思认为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的资本或“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所以存在“剥削”。可马克思“故意”不回答:如果劳动真的创造价值(这本来已经是错的),为什么“物化劳动”不能同“活劳动”一样创造价值(这当然是更错的)?如果物化劳动统治活劳动,不正说明物化劳动或资本更重要吗?为什么在“谁统治谁”上物化劳动重要,在“价值创造”上反而不重要了?如果劳动者勤劳致富有了“财产性收入”,他们马上就成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坏蛋”了?显然,马克思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优势”完全混为一谈了。“唯物史观”的困境是:如果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它就不可能是反剥削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结果;如果反剥削斗争和暴力革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不可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术失败和政治成功之处都是在历史哲学中混入政治哲学。

7.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生产力”问题的引入又使马克思陷入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兑换困境,这又是一个需要掩盖的错误。要害在于,马克思的“事后分析法”掩盖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价值问题根本无法离开市场或市场参照来事先确定。

8. 一个未必是反效用的价值观:《资本论》所定义的价值,是一种“非劳务”的、“社会必要”或“事前可知”的、“非物化”的“活劳动”。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他论证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无关时,他知道理论的“使用价值”与理论的“价值”大大地有关。当然,“理论生产”未必就是商品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理论的价值不可能逃离市场规律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智力的耻辱”完全可以是“利益的荣耀”。人为利益而活,不为智力而存。人讲逻辑,只是因为逻辑碰巧成为一种利益。只有能够控制各种价值冲动的学者,才有可能守住逻辑。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不良信息反馈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