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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声音

《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类声音”》:当代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实证研究被严重价值化,其结果是研究前提和结论暗含明显的亲共或反共倾向。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里倡导的是一种“冷酷实证”的历史哲学,即用抛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发出解读和预测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类声音”。“存在即合理”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判断,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判断。历史哲学关注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历史哲学的“第二类声音”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准确精彩的解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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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联系:franksf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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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1-07-2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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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制度经济学

分类: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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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李野航:民主的“坏处”

   民主是个好东西,乃尽人皆知之常识。然而为什么从晚清到现在,民主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是否在我们的无意识里,就存在这某种与乎民主的梦想为敌的东西呢?这倒是不可不深思而细查之的。追究之下,我发现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民主有诸多的“坏处”,这“坏处”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不认识到这“坏处”的本质,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究为一句空言。

   在我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一个古老的西方童话故事,故事说神答应满足一个穷人三个愿望。穷人向神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根香肠,然后穷人的妻子见状大怒,诅咒说恨不得这香肠长在那穷人的鼻子上,当然,这个诅咒的愿望也被满足了。第三个愿望只好用来请香肠从鼻子上下来。三个愿望都满足了,穷人只得到了一根香肠。这个故事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它意味着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而总是得不到的话,那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必然有着与我们的愿望相抵触的东西。既然,我们盼望民主盼望了一百多年而不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就有着某种和民主相抵触的东西呢?

   从过去参加过的某位号称自由民主之“斗士”的仁兄搞的教会活动所经历的一件小事中,我似乎找到了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

   一次,在教会活动中,我谈到了上帝的“辩证法”。但我的观点被这位号称自由、民主“斗士”的教会带领人打断了,他说:“辩证法是撒旦的作品”。至于为什么辩证法是撒旦的作品,这位带领人并不解释。当然,我也没有放弃我对“上帝的辩证法”的独立思考。后来,一位作家被请到这个教会中来参加活动,这位作家竟也冒失地谈起“上帝的辩证法”来。我们那位教会首领连忙打断他说:“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达成共识,辩证法是撒旦的作品”。就这样,我被这位追求“民主、自由”的带领人的杜撰出来的“共识”给“代表”了。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心想,怎么在“民主、自由”的圈子里也搞“三个代表”。

   后来,我仔细一想,这位带领人在教会里大搞“三个代表”并非不合理。为什么呢?首先,家庭教会为什么能聚集人气呢?是因为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纷繁复杂的、存在着无限可能性的、令人焦虑的世界。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给出一个关于世界的简单而肯定的答案、并通过古板的宗教教条去隔开来自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并因此获得一种单纯的、稳定的社会交往方式,以镇抚他们的焦虑。新教福音派的宗教崇拜模式正好迎合了大众的这种期望。于是乎,需要呼唤出了供给,“家庭教会”这种事物产生了。你们不就是要求个肯定吗?好,我告诉你,信基督,就是答案、就是真理,没什么好解释的,就那么简单。所以,在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中,对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学习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那会伤害到人们参加这类活动的最初动机。作为一个聪明的带领人,是不会和人们来此的最本质的目的过不去的。

   其次,作为一个负责管理教会生活的带领人而言,在教会生活中搞民主是不经济、高成本的。倘若信众将信任全然交付给带领人,则教会的各种事务运行起来就简单得多。反之,则费劲得多。比如,教会需要征集捐款或收取“十一税”,倘若允许民主表决的话,带领人会发现他一定会遭遇反对者和怀疑者。故此,作为带领人,最经济便捷的管理教会的方法不是推行民主,恰恰相反,是推行独裁,他只需要把这独裁说成是上帝的“美意”就行了。一般情况下,教会的信众是不会在乎这种独裁的,相反,他们可能会非常欢迎这种独裁,因为恰恰是独裁,让他们找到了他们无意识中的被压抑的父亲意象的表达途径,从而获得了某种无意识的童年般的安全感。

   那么,倘若一个宗教带领人出于理想主义的情绪而在其教会中推行民主、自由的运作模式,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这个团体将没有凝聚力、将演化为一种松散的仅供闲聊社交圈子。由于成员可以自由的思考、这个团体将很难达成共识(哪怕是表面上的)。由于这个团体的事务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则各项事务之推进将会没有效率。因此,一个带领人是不会采用这种理想主义的、罗曼蒂克的行事风格的。因为这一切都源于这样一个普遍存在、不可否认的事实———热心于往人堆里凑合的人永远只有两种人:1 、追求实利的人。2、 渴望安慰的人。前者必然奉行效率主义的原则而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后者必然只追求将他们担负不起的精神及物质负担推脱出去、只需要把自己的“罪”和“病”交给别人去扛,以获取一种轻松的享受。就如耶稣所说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以“民主、自由”自我标榜的社会团体也必然要搞独裁的内在原因。在教会里流行的风气在教会外我们也可以找到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远志明牧师在一次讲道中就说:“中国基督教教会中的某些习气其实与文革时代的社会习气并无不同,除了前者拿圣经,后者拿红宝书,什么都一样”(大意)。因此上,教会的不民主不仅仅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而已。换句话说,人们对“基督”的需要和对“伟大领袖”的需要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为了找一个强大的对象来崇拜,并向其交出自己的“民主”与“自由”,并借此将自己担负不起的存在性焦虑一股脑儿地给交托出去而已。

   这不由得让人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来,所谓民主,对于人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所谓民主,究其本质,既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理念,也不是某种外在的值得盼望的社会制度,而是人作为拥有独立意志的、理性健全的人格的挺身而出、勇敢地担当他自己必须为之负责的生命的种种抉择。而这一担当将注定是痛苦、孤独、危险的。能够去作出这种担当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是拥有相应的人格及国民素质的人。不具有这样的人格及国民素质,就是给他民主,他也会亲手把它奉献给民主的对立面。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民主绝对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扛不起的“巴比伦的重轭”;甚至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意识里所讨厌的东西,但民主也毕竟是值得去追求的。因为,人格毕竟需要成长,社会毕竟需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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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第13
方绍伟:林毅夫“制度内生论”的逻辑困境

 

引言: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不仅不排除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相反是通过这种选择性来实现的。首先,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大趋势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是要通过人们的历史活动和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选择性才能建立起来。其次,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可能的选项中,哪一种会被选中,取决于人们的自觉的活动。最后,每一种可能的选项的实现,又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人选择。可是,在对历史选择性做出如此多的解释后,还有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吗?还有“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和必然性吗?分明应该改为,是人在决定生产关系,是人在决定上层建筑。——引自哲学家韩东屏的《历史没有规律吗——驳反历史决定论》

 

 

       我前不久(2017620日)在“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发表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困境》之后,又看到林毅夫先生的一个涉及制度问题的文章,这是他不久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会议上的一个题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的发言实录。由于我在前文的批评里,提到新结构经济学缺乏制度结构分析,故有必要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并把重点放在林毅夫文里所说的“制度内生论”上。林毅夫以前研究过“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个学术界都知道,他没有深化这个分析,没有把研究引向政治制度(他对“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因停留在科举制上而缺乏说服力),这个学术界也都知道。现在,林毅夫在这篇文章里就“制度内生论”阐述了以下看法:

       “本来上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刚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时,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点思想认识,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认为制度是对经济绩效是有影响的,也就是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本人及其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只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制度是内生的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则被忽略了,并且把西方现行的制度作为各国都应该采用的制度。例如,阿西莫格鲁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认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发展好,就是因为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

诺斯和阿西莫格鲁抛开“制度内生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林毅夫把“制度内生论”归结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把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归结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同样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我们先从经济基础说起。什么是经济基础呢?林毅夫认为:

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所以,提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

林毅夫的这个“制度内生论”存在什么问题呢?它存在两个大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有多种形态,一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苏式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暂不讨论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幸的是,林毅夫所采用的是苏式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苏式教条的基本特征是观念模糊却不容分辩的独断论。在苏式教条那里,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涉及历史分析时会加上生产力,并称之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的地位和分配方式,上层建筑则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法制度。

这里的模糊点在于: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所有制,它到底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呢?所有制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可实际上,所有制在体现占有和分配关系时是经济基础,在体现占有和分配关系得到保障的政法制度时则是上层建筑。即便考虑外文翻译的因素,把所有制与所有权分开,用所有制(产权制度)表达上层建筑的一面,用所有权(包括人身产权)表达经济基础的一面,所有权身上的所有制保障和印记仍然会存在,更重要的是,比概念模糊更严重的理论模糊问题依然会存在。

这里的理论模糊在于:到底是所有权(经济基础)决定所有制(上层建筑)还是相反?如果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相似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上层建筑该如何解释?如果说上层建筑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到底哪个大?如果所有权和所有制表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互相联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问题表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互相决定的,那么,相互决定论又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相互决定论的困境是:无法证伪。它在事后永远正确,在事前则永远没用。例如,当代中国的农地产权问题,是集体产权关系决定集体产权制度还是相反呢?每个诚实的人都清楚,当然是集体产权制度在决定着集体产权关系,是上层建筑在决定着经济基础。不过,把集体产权变为私有产权的权利要求,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但只要上层建筑不答应,这个新的生产关系就无法确立。好了,你现在告诉我们,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到底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吧?哪里来的什么相互作用啊?上层建筑决定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现实存在的只是,经济基础在反映着上层建筑的要求。你还别告诉我们说,上层建筑早晚会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因为,问题不是早晚,问题是多早和多晚?这个多早和多晚又是如何决定的?

不能更清楚了:相互决定论在事后永远正确,在事前则永远没用;相互决定论等于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全了,这也就等于因不可错或无法证伪而彻底取消了理论,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模糊和回避追问的独断论

更为难堪的是,问题不仅在于上层建筑经常决定经济基础,问题还在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经常被别的因素所决定。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当代的例子。由邓小平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所有权和所有制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上层建筑在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相反呢?太尴尬了,都不是啊。这只是政治权力在同时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啊。再别说什么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要求了,这难道不正是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而已吗?第二个例子:由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苏联特色的“放开”改革,导致了苏联上层建筑的崩溃和经济基础的巨变,这相互决定论还哪插得上话啊?

很显然,林毅夫所定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制度内生论”是完全错误的,它只是在政治正确的思维主导下,拿苏式教条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生搬硬套的结果,把唯物史观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显然不是他所能胜任的。马克思本人明确认为自己根本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自己从“西欧历史经验”得到的理论也有充分的警惕,而林毅夫却似乎在丧失这个警惕的基础上,反过来批评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的西方中心论,从而给我们上演了一幕西方中心论(西欧经验的五阶段史观)反西方中心论(西欧经验的普世制度观)的喜剧

       第二,林毅夫说“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这其实只是说,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决定了经济基础,这当然只是套套逻辑或同义反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因此而得到林毅夫自己所说的发展。如果诺斯和阿西莫格鲁抛开“制度内生论”是错的,林毅夫把“制度内生论”规定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错的,那么,制度又是如何内生的呢?

       这就要回到林毅夫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因上来。林毅夫其实想说的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国的经济基础又不一样,所以各国的上层建筑也是不一样的,后进国家照搬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里的险要之处是:相对于林毅夫的理论目的而言,被他当成“公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不是他的最大错误,从“是如此”推导出“该这样”才是他的最大错误,即确立这个从“是如此”到“该这样”的逻辑推导形式才是他的最大错误。因为,一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被证明为错误,那么,他就无法再说“各国经济基础不同决定各国上层建筑也不同”,而只能陷入“各国上层建筑不同决定各国上层建筑也不同”的同义反复,或者得出“各国上层建筑不同决定各国经济基础也不同”的相反结论

       有趣的是,从避免“各国上层建筑不同决定各国上层建筑也不同”这个同义反复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追问“各国上层建筑为何不同”而导向一个新的“制度内生论”。更有趣的是,这个思路直接戳中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弱点:新结构经济学缺乏制度结构分析。

这个新的“制度内生论”认为:一个国家当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必定是由其过去的制度和文化所共同决定的,根本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情形。我在《持续执政的逻辑》(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一书里详细论证了这个理论。这里只需指出,林毅夫的“制度内生论”不仅犯了一个苏式教条的理论错误,而且还犯下了一个更致命的、为回避政治敏感问题而有意无意抛开制度结构分析的学术错误。我在其他场合也批评了诺斯和阿西莫格鲁抛开“制度内生论”的缺失,但我对他们的批评是纯学术的逻辑认知批评,林毅夫对他们的批评却是一种包含双重错误的意识形态批评。

       最后,我要作一个不是针对林毅夫的声明:对后进国家是否应该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后进国家是否也该像西方那样采用产业经济政策,我本人都不持有任何廉价的正反价值立场。我一直坚持并将继续认为:一个学者的逻辑自洽和价值中立会有更大的长期生命力,任何媚俗的做法,都不过是扭曲逻辑、损害认知和降低学术档次的短期行为。实际上,不管是左是右,在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故作姿态的“装”已经越来越难了,尽管这根本不可能妨碍人们继续“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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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财富增长的结构与变迁:从英美兴盛到中国崛起》(Structure and Chang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rom the Rise of Britain and the US to the Ascent of China)

序言   改写经济增长理论,破解财富增长之谜

第一部分 财富增长新论

第一章   财富增长的问题、理论、困境和出路
第二章   财富、增长、效率与度量
第三章   一个新的国家理论:政权主体论
第四章   新统一增长论:以国家为中心的“要素推移增长论”
第五章   制度效率与制度变迁
第六章   为什么“自发秩序”是一种乌托邦?

第二部分 财富增长历史

第七章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第八章   低收入循环之咒:四种不同的“马尔萨斯陷阱”
第九章   英国奇迹:君主立宪与工业革命
第十章   美国兴盛:发展的永动机?
第十一章   中国崛起:让规律失效?

第三部分 财富增长的理论与历史

第十二章   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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