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

　　樊纲在13日开幕的2009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作了题为《复苏中的泡沫争议——未来宏观政策调整的方向》的主题演讲。

　　樊纲称，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联合采取了基本正确的政策，成功防止了一次像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如果发生大萧条，不是一年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衰退，而是十年的大衰退。可喜的是，这样的灾难当前已经防止了。

　　樊纲说，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世界各国也开始出现企稳迹象。中国的经济复苏基本上是可持续的，这不是什么W型的波动。比如，过去降到百分之六，现在会升到百分之八、百分之九，如果再降到百分之六，那就是W型；如果现在一直在高点波动，那不叫W型。“要是有人把百分之一的一个

　　在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就是“和市场对着干”。

　　《英才》：如果可以和上次危机相比，你认为后面会再有十年大萧条吗？

　　樊纲：这次危机是几十年金融泡沫的一次大破裂，确实是百年不遇。不论从金融危机的深度还是广度讲，它都大于1929年的危机。

　　1929年危机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减少了50％，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饥荒，最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口，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不会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引起十年的深度大萧条。《英才》：为什么可以避免十年大萧条？

　　樊纲：应该说，各国“联手救市”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现象是，这次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没有什么争议，赶快采取救市政策。经济学家对政府要做事情也没有争议，要做事情的方向和基本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法更有效。

　　《英才》：老百姓似乎不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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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

　　樊纲指出，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渡过了恐慌期，但实体经济危机刚过去20-30%，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仍将连续衰退两年，“中心国家”泡沫破裂后将会经历４年左右低迷期。

   而中国目前市场仍较冷清，企业投资增长下降，房地产投资会进一步萎缩，中国经济正处于恐慌期之后严峻的市场“出清期”，这一时期将要消化存货、金融坏账、清除过剩产能，需要很长时间。

　　樊纲认为，与世界经济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与楼市的拐点都是在2007年第四季度，而不是2008年第四季度，而由于中国自身先行进行了调整，所以现在重要经济比例关系正常，不存在大的泡沫，政策的回旋余地较大。如果财政、货币、金融、行政等政策措施及时落实到位，中国经济可能最先走出低谷，保住 8%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

　　但是樊纲同时指出，已出政策的实施落实需要时间来见效，应该给与一定的政策空间，经济形势本身还在变化，期待经济马上恢复正常不现实。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常的增长不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而是靠企业、房地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的。

　　樊纲判断2009年的世界经济格局时表示，“金融危机的恐慌期已经基本结束，去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那种令人惊讶的振荡已经不会再有，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实体经济下滑的恐慌期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公司大规模的倒闭、破产，工厂关门这些现象还在初级阶段。经济危机也许刚刚过去百分之二三十。”

　　他指出，由于中国投资增长，今年经济仍将增长，但市场比较冷，一些企业仍然觉得利润率不好，因为当前正处于市场雏形期。世界上可能需要4年度过市场雏形期，中国则至少需要两年。中国经济有望2010年开始恢复，到2011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可望保持8%。

　　制定房地产政策关键

　　要排除一些利益干扰

　　樊纲还指出，从长期来讲，中国的房地产也面临一些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重新思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形成房地产市场彻底内在稳定器。比如说房地产税、物业税，以

    新华社报道，樊纲表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大于1929年大萧条，虽然不会使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但世界经济出现3至5年的衰退与低迷却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樊纲预计，未来1-2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可能面临负增长，此后还会有2-3年的增长率低于1%的萧条期。全球经济将面临3-5年的调整期，但不会发生类似1929年后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最重要的原因是宏观调控手段的进步和各国政府合作抵御危机。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下滑局面。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保增长”措施相当及时到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将低于9%，明年可能低于8%，如果能不低于8%就很不错。到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回到8%-9%的潜在正常增长区间。

    金融危机使一些国际机构面临困难。樊

　　12月6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称，目前高储蓄和低消费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点，应对当前内外经济形势，提高消费率必须在四大领域破题——开征资源税种、国有资本分红、调整个税、加大社保投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当中，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4万亿启动内需计划的十项措施已经开始实施。相比以政府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救急”效应，学界更看重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而带来的长期效果。

　　“如果不解决储蓄、消费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樊纲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从拉动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来看，中央新增投资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和拉动社会投资，给市场以信心，而真正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求还要靠全社会的投资、好市场的力量，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继续深化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如投资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

　　建议对中等收入阶层减税

　　追

　　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动内需和扩大消费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点。樊纲日前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论坛上发言指出，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人们通常认为主因是中国人看重储蓄，舍不得花钱。

　　樊纲直指这是一种误解。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樊纲向北京晨报记者分析称，过去5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一直很稳定，均在27%至30%之间，并不是储蓄的增长挤占了消费。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最近完成的一项国际调研也显示，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低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

　　樊纲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企业收入所占比重过高，制约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要从根本上扩大消费，必须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资源是由全民所拥有的。然而，近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全球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这些收益成为国企的利润。

　　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说起收入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非法收入、腐败问题上，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问题。当下，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正在解决当中。比如腐败，它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而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本该是私权的还原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相对越低，越有可能。否则这么多公权怎么管？怎么监督？监督的成本要多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而是改革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类的体制问题。

　　还有一类体制问题涉及垄断行业。有些企业垄断了资源开发权，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与其它竞争行业之间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形成的，而是因为有些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