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

　　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动内需和扩大消费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点。樊纲日前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论坛上发言指出，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人们通常认为主因是中国人看重储蓄，舍不得花钱。

　　樊纲直指这是一种误解。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樊纲向北京晨报记者分析称，过去5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一直很稳定，均在27%至30%之间，并不是储蓄的增长挤占了消费。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最近完成的一项国际调研也显示，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低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

　　樊纲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企业收入所占比重过高，制约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要从根本上扩大消费，必须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资源是由全民所拥有的。然而，近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全球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这些收益成为国企的利润。

　　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说起收入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非法收入、腐败问题上，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问题。当下，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正在解决当中。比如腐败，它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而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本该是私权的还原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相对越低，越有可能。否则这么多公权怎么管？怎么监督？监督的成本要多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而是改革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类的体制问题。

　　还有一类体制问题涉及垄断行业。有些企业垄断了资源开发权，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与其它竞争行业之间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形成的，而是因为有些还不是

　　樊纲提出，应该把收入分配的渠道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停止“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趋于下降”的趋势，从而才可能使得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储蓄率得以下降。

　　樊纲认为，目前采取的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作用非常小，真正要改变中国的消费储蓄结构，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