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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动内需和扩大消费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点。樊纲日前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论坛上发言指出,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人们通常认为主因是中国人看重储蓄,舍不得花钱。
樊纲直指这是一种误解。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樊纲向北京晨报记者分析称,过去5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一直很稳定,均在27%至30%之间,并不是储蓄的增长挤占了消费。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最近完成的一项国际调研也显示,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低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
樊纲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企业收入所占比重过高,制约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要从根本上扩大消费,必须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资源是由全民所拥有的。然而,近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全球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这些收益成为国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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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说起收入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非法收入、腐败问题上,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问题。当下,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正在解决当中。比如腐败,它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而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本该是私权的还原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相对越低,越有可能。否则这么多公权怎么管?怎么监督?监督的成本要多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而是改革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类的体制问题。
还有一类体制问题涉及垄断行业。有些企业垄断了资源开发权,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与其它竞争行业之间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形成的,而是因为有些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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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纲
在我国一些城市中存在的“城中村”(或城边村)或一些新移民(含农民工)聚集的旧城区,往往在城市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被一些人视为障碍,总想尽可能早地一拆了之,代之以美丽的城市新景观。
“城中村”招人烦的一个原因是所谓“藏污纳垢”,治安较差:外地人多,低收入人群多,管理较复杂。但问题是,之前我们有没有加强对城中村的管理呢?还是简单地依靠原来的“村镇”政府进行管理,而没有根据人口发展的客观实际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大城市的一个行政区域来加以管理的?所谓“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原来的城市人口过得更好叫“城市发展”,不叫城市化),因此一定是一个外地人移入、低收入阶层进城的过程(农民进城初期还无法当电脑工程师或金融操盘手)。我们要是还按照过去的办法,仅为或主要为原来的城里人提供公共服务,一定会在城中村这样的地方出现“政府缺位”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各大城市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都会有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不在城中村,也会在城边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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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提出,应该把收入分配的渠道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停止“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趋于下降”的趋势,从而才可能使得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储蓄率得以下降。
樊纲认为,目前采取的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作用非常小,真正要改变中国的消费储蓄结构,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