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华商没倒过霉的恐怕不多，区别不过是栽在谁手里，倒大霉还是倒小霉，多次倒霉还是不巧撞上了一次。被小混混抢几个刀儿，被玻璃翠零打碎敲都是小意思，就是被破门而入，被罚没货物，被光头党暴打，乃至命丧异乡，除了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外，多数时候事主都别无选择。在俄罗斯，上帝的审判只能期待末日降临之际实现。

    这一次切尔基佐夫市场关闭事件旷日持久。国内媒体在同情同胞之余，力图客观地指出华商本身的问题，指出灰色清关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希望华商尽快转型，走合法清关之路。甚至有人忧心忡忡地谈起中国货一贯的质量问题。

    这些都是扯淡。确实一直有问题货源源不断地销往俄罗斯，但货物质量与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实质联系，至于灰色清关还是合法清关，决定权在人家手里，华商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对于华商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俄罗斯公权力对其劫掠的升级，而这一劫掠本身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灰色清关本身就是公权力，或者说公权力占有人掠夺的一种形式。

    整部俄罗斯的国家历史就是公权力的成长与劫掠史，

    有几场热戏每年定期上演，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亦高度紧张；记者也免不了年年磨一回拳擦一回掌，抢发点儿热火朝天的场面，铺排点儿麻辣爆料；专家则总会及时跳出来支招、点评。百姓的行为虽说没那么大排场，手里也没有麦克风，然而街谈巷议，整体上热火朝天的程度足以淹没前三者。一句话，社会仿佛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亢奋不已。

    春节加春运是一场。

    高考是一场。

    近年来，高考大戏的主题愈来愈朝抖露内幕的方向发展。从高考枪手、冒名入学，到高考移民、更改民族身分、通知书诈骗等等，让人眼花缭乱。如果再考虑到与高考息息相关的中小学教育，直至幼儿教育的种种传奇，整个教育界简直盛况空前——尚不知道是否有望绝后。

    今年大戏如期上演，重庆更改民族身份事件似乎最为抢眼。有关部门反映迅速，有的祭出斩妖宝剑，有的匆忙痛绝情缘，有的穷追猛打落水狗。

    无数非有关人士也不愿闲着没事儿干，我也是，不过因为距离太远，我只想讨论一般问题，所谓诚信问题。

    梁启超先生谈到教育应用的

    亲戚的孩子高考，估分不太理想，觉得二本都危险，又不想复习，想稳一点，找我参谋一下报考。我问他们意向的学校有哪些，他们告诉了我。有一个河南科技学院。我问是河南科技学院还是河南科技大学？回答说是科技学院，我懵了，去年才搞明白河南科技大学原来是洛阳工学院合了医专、农专组建的，今年又钻出来一个河南科技学院！赶紧上网查，才知道原来是老百泉农专升级为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后再升级而成的。人家早在2004年就改名了，只能怨自己信息落后。

    记得前两年被一个河南工业大学搞糊涂过一次，开始以为是以前的那个郑州工业大学，却想起郑州工大早跟郑大合了，在如今讲究强强联合的时代应该不会重被拆散。查了一下才明白，原来是老郑州粮食学院改作了郑州工程学院，后又合了一个什么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升格为大学。

    学位泛滥，教授泛滥，当然需要大庙来装。古人礼佛大概也有此因吧，建一座庙，能造来拜的神像太有限，所以干脆就到山崖上刻。中国是多山之国，山上有的是石崖，在石崖上造神虽说不可能像女娲挥洒泥浆遭人那么轻而易举，但只要有权力，有银子，肯定能凭空造出无数佛祖菩萨金刚罗

    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将不再需要探索者，更不再需要思想的先导，它将憎恶一切导致改变的言论和行为。

    或许人生也存在这样的阶段，即机械运转的阶段，不再有任何新奇之感，也不再需要任何新观念、新追求；而且对多数人而言，这个阶段一旦形成，就将持续到余生的终结。

    幸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谈到应试教育的危害，首先都会强调一个事实：学生的智力会因此被桎梏，创新能力因此遭到扼杀。但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后果，危害绝不比所谓创新能力的缺乏小。

    首先，应试教育造就了大批处于两种极端的人。一种是任务的奴隶，除了外在的任务，比如作业，比如期末考试，比如高考，比如四六级等等，除了应付诸如此类的任务外再不知道做什么；另一种，是散漫的奴隶，他们有幸逃脱了任务的压迫。但却也因此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连外在目的、压力都无法让其集中力量做些什么。这些人神经最为脆弱，因此也最容易被俘虏，从传统的武侠、言情，到新兴的网游，到吃喝嫖赌、黑帮，所有这一切都可轻易使之陷身，欲罢不能。

    其次，应试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散乱的精神世界。应试教育的模式化训练，貌似向学生系统传授了各科的基本知识，实则只是一股脑塞进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概念、公式、法则，乃至地名、人名、年代等等，互相割裂，杂乱无章。你要是在文科硕士生入学试卷上看到歌德成为《神曲》的主人，丝毫不应觉得奇怪。这些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数学的物理的浪漫的理性的汉语的英语的词句在学子的脑袋里或

    社会稳定总是首先表现为某些先占权的巩固，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维护先占权益，社会稳定才有可能。不过在这方面，社会事实上常常面临的是另外两种危险。一是某些先占权的巩固乃至膨胀是以剥夺他人的先占权，以及后来者权益为代价的，因而割裂社会，加剧对立；二是先占权的固化不可避免地滋养起大批寄生群体与寄生部门，侵蚀社会活力。

    因为先占权的固化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固化，一些群体或部门长期循环获利不是依凭劳动，而是依凭资源的占有权。也就是说，寄生是社会生活不可根除的现象，每个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部门都存在寄生者，存在着贫富不一、地位不等的庞大寄生群体。它是社会稳定的代价之一，问题是代价能够大到什么程度。

    说寄生者主要不是依赖劳动获利，并非说他们不劳动，只是有时候劳动的寄生者比不劳动的寄生者对社会危害更大。比如，比起不劳动的食利者，靠制造文化垃圾生活的演艺圈和学术圈祸害大得多。

    如果一个部门寄生的人数超过一定数量，或者其整体行为中，维持自身存在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比例失衡，也就意味着这个部门寄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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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四年，硕博各三年，挤进高校教师队伍已近两年，大学校园的生态逐层展露，渐广渐深。

不同生代、辈分的大学教师，见识的也渐渐多起来。总体感觉，这个群体里很多人活得非常奇特。

    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与现实贴得太紧了。

    他们的工作和智力活动又游离现实太远了。

    一边是纯粹的物质世界，光怪陆离；另一边是纯粹的理念世界，遍地残砖碎瓦。

    能同时在这两种极端环境里苦心经营，并且把它们巧妙地联结起来，构筑出一座座人口稠密的城堡，这既需要高超的技巧，又需要非凡的耐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的确算得上社会的精英分子。

    三聚氰胺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三鹿破产了，三元接管了，责任人处理了或者正在被处理着，相关部门也似乎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老百姓终于可以暂舒一口气了。当然，老提着一口气也没用：饭总是要吃，水总是要喝，面前即使是垃圾，是毒药，也只好勇往直前。

    总的说来百姓最好糊弄，商家的招牌，明星的脸蛋，专家的口才等等都能让他们轻易上钩，欣然吞下利益集团源源推出的垃圾或毒物。物质生活领域如此，精神生活领域同样如此。区别只在于，物质垃圾、毒素的使用往往是上不得台面的，无论是添加三聚氰胺，还是大米上色、猪肉注水、泔水炼油，总得在下面偷偷摸摸做完才成；而精神垃圾、毒素的散布却往往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跑马圈地。

    有一些含毒食品，与三聚氰胺牛奶相比毫不逊色。三聚氰胺牛奶会严重损害人的肉体器官，致其结石、不育乃至癌变，这类有毒食品同样可导致人精神机体的病变甚至夭亡，却至今大行其道。

    比如奥数，比如外语考级，比如考研辅导。相关的培训班、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与教育管理机构、普通中小学、大学

    比较了一下近现代几位名家的文章，就文风而言，最感亲切的还是梁启超。

    鲁迅的世界过分阴沉、冷峭，而且失之于艰涩。

    周作人相反，冲淡平和到让人生厌。

    钱钟书太多调侃与讥诮，睿智到有些许溲酸之气。

    惟梁启超，敏锐的才思与畅达的言辞交相辉映，激烈而绝无阴戾之意，率性恣肆，浑然天成，读来令人神清气爽。而且，他所论虽为久已过往之事，但因其谈话或讲演式的鲜活文风，即便已经不大习惯文言句式的当代读者，也丝毫不觉隔膜：仿佛那些文字就脱稿于昨天。

    苏联老电影《办公室的故事》里，主人公之一是一个局长，也是一个女性，但是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女人味儿了。后来一个看起来窝里窝囊的男性下属接近了她，追求她，使得她重新焕发女性的光彩。

    这个形象里有某种直感，对真实的直感。实际上现代社会正在使人的性别色彩消褪，而同时，人的社会身份色彩在日趋浓厚。据我观察，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身份特征与性别特征的强弱成反比，身份色彩越浓，则性别特征越淡。这种反差在不同阶层都有，不过表现各不相同，原因也各异。在脑力劳动为主的阶层，主要是权术、贪欲，或者机械、抽象的思维重复等造成的后果，诸如庸俗、诡诈、贪婪、倨傲、猥琐、干瘪等几成人之最耀眼标志，你会时刻被提醒眼前这个人是某某官员、学者、教师等等，只在特定时刻才会猛然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个男人或女人。

    在体力劳动为主的阶层中，则是因为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物质生活环境败坏了他们的形貌和精神，性别特征也随之衰退。他们会在一些轻松时刻，突然恢复人的全部质朴与活力，迸发出男性或者女性的火花来。

    那时候你才能感觉到，眼前的肉体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