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阶级斗争年代比起来，社会舆论的变化在哪里？

    那时候舆论的两极高度统一：崇高、宏大的理想与无情的批判、摧毁交相辉映，于是红与黑都清清楚楚，极端而单纯。比较起来，当代舆论并没有褪去极端化的特征，只是二者已经无法互相配合，成就史诗般的完美乐章了。当代舆论是后现代的艺术：突出的就是不和谐。史诗性的激昂宏伟和浓墨重彩失去了现实的支撑，变成了视觉主义的空壳，浮荡在喧嚣时代的上空。而在熙攘的人群中，或赤裸裸或西装革履的贪欲和野心与尖利、刺耳的批判成为真正的主导。社会充斥着物欲，也充斥着批判。每一个阶层都在批判，但它暂时不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为远大前程忙碌。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在批判中，更不是在为了摧毁或实现批判所否定与肯定的价值中，而是在满足贪欲和野心的战场上进行的。

    当代人和当代社会舆论的这个特点甚至不能简单用“分裂”一词来概括，因为“分裂”意味着斗争，而批判与竭力追求批判的东西在当代人身上丝毫没有冲突。一个时时要突出自己的特权和身份、处处欲发表指示的官僚可以将整个官僚体系批得体无完

    数不清的纸质报刊、书籍，还有日日翻新的电视、网络。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使得发表公共言论愈来愈便捷。毫无疑问，我们受益多多，比如信息、知识愈来愈深入到最偏远的角落，龌龊的勾当也愈来愈难以藏身等等，完全可以因此指望全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飞跃发展。

    不过很清楚，科技进步本身不必然带来这些效果。媒体革命可以发蒙启智，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可以更便捷地窒息民心。

    一些腐蚀性的力量正在悄无声息地发挥这一作用。正是借助日新月异的传媒，混乱、庸俗、无节制，时代精神感染的这三种致命病毒迅速传播到所有阶层。言论界本身即已深受其害，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散布者。

而且是超级毒源，因为这一行业的使命即传播——不是生命的种子，就是死亡的瘟疫。

    不仅仅是病毒的爆炸性复制、繁荣，现代传播手段带来的可能性出人意料。比如，剥离言论的固有功能和价值，即表情达意、交流感想之用，发言只是因为需要发言。言论的这种垃圾化倾向当然古已有之，当代会议中说者无心听者无意的程式化发言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只有在新时代它才膨胀到

    感觉不像是日记，而是按照事情发生顺序整理的回忆录，因为其中没有多少新鲜的观感，而更多对当时场景的冷静评述。当然，即使在距离事情发生时间最近的当日，这种总结性的态度也不稀有，但恐怕很难将复杂的直接体验、感受约束得那么好。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圆了梦：看到了苏联人民盛大的游行活动——那种展示人民活力的盛会，而这种宏大的场面他年轻时就梦想一睹为快。这不奇怪，很多人似乎终生都会因此激动呢！不过罗曼·罗兰大概从此不再做这个梦了。因为被迫坚持观看新人民热火朝天地展示新生活，他着了凉，支气管发了炎，更糟的是，他意识到这被复制到现实生活中的史诗世界已经蜕变成某种视觉主义的东西，成为包含着个人崇拜的生硬表演。

    不过那时候苏联人民还被浪漫的气息感染着，所以盛会应该还不是纯粹视觉主义的吧。

    该死的K307，几年来没有一次不晚点，可是回潢川就这列车的点还合适，所以也别无选择。这一次照例晚点，出站都快零点了，车站广场上灯光昏暗，人影稀拉拉的，很冷清。几个司机迎上来，到我身边的是一个看起来开朗、和善的小伙子。我问价钱，他要40。我说不都是35吗，他回答说以前是，最近油价涨了，都40了。大家都不容易，我没再多说，跟他上车走了。

    问他送完我之后是否还会来接车，他说还要接3点多的一趟车。我以为他跑夜车，白天睡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没有人跟他换班，因为现在是淡季，雇人不合算。三点多钟干完活或者没干成活之后，他会去睡觉——他家在离开发区不远的一个村子——早晨八点多回到车站继续趴活。也就是说一天能够正式称为睡觉的时间是三个小时的样子。在火车到站的间隙他会在自己的汽车上补觉——也因为是淡季，在车站旁租房子不合算，所以就在车上凑合了。旺季，也就是春节前后，人多，生意好，他会在车站旁租房子休息，忙不过来也会雇人帮忙。

    “钱不好赚，搞得好一个月能赚个两千吧。”

    两千多，在潢川这地方还

    总体感觉，新加坡人谨小慎微，绝对是细致又驯服的好雇员。这种性格应该跟严苛的法令有关系。据称新加坡的罚款名目繁多，有一些是中国人熟悉的，比如随地吐痰；另一些如果照搬过来，简直是要了中国人的命，比如乱扔垃圾、上公厕不冲水、过街不走人行横道等。据说连在公共场合跳舞也要罚款，果真如此，第一次看到我们街头巷尾翩翩起舞的人群，新加坡人肯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

    新加坡的很多地方都贴着警告，所以，第一次去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细致的人，难免会不时心惊肉跳，如果你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则要小心别踩着雷。

    真闹不清楚，那里的井然有序到底是繁多的禁令约束出来的，还是人的文明程度高。

    在新加坡，最骇人的惩罚当属鞭刑。以前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刑罚，只用来惩罚刑事罪犯，后来才知道连张贴小广告、涂鸦这样的行为也会被处鞭刑。最近刚看到一部新加坡电影，叫《小孩不笨》，才知道鞭刑竟然还是学校合法采用的惩处手段。下令当众施刑的校长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她有权鞭打学生。而求情的家长也只是请求不要公开打，只要孩子肉体疼，别去当众受

    新加坡建设的方向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政治口号，可是只要正视其堪称民族、种族博物馆的实际，以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策略，则不能不承认，这个不足500来万人口的袖珍岛国，它拥有的胸襟与抱负却堪称宏大。

    这块狭小的地域内生活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日本人等东西方不同种族背景的居民，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五花八门。信仰、习俗的巨大差异，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交错在一起，使得民族问题极易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新加坡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流血冲突的悲剧。

    新加坡的策略是：逐步缩小各民族间的差异，削弱现有的民族身份特征，使之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新加坡民族。

    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李光耀也承认，新加坡居民要获得统一的民族性至少还需要50年。

    50年或许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的形成，不仅要有共同生活的地域、经济圈，还要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从而获得内在的民族身份认同

    新时期教育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教育业空前繁荣与教育的溃败齐头并进。这毫不奇怪，实际上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的胜利有多大，后者的失败就有多大。

    我们粗略对照一下这两份成绩单。

    新时期教育业成就斐然，而最大成就某过于教育利益集团渐露峥嵘并开始主导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级管理部门、学校、培训机构、出版社等均有长足进步，上述集团的圈地运动主要在三个战场上进行：

    一是高考系统，包括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教育的一整套体系。以高考及后续的考研为中心，一整套教育产业得以成长壮大起来，教育整体产业化水平日益提高。各个环节在各地均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比如，教育资源的稀缺及集中趋势培育了幼儿教育市场、小学至高中的择校生市场、流动儿童教育市场等；高考加工厂衍生了课外辅导市场，包括奥数、高考英语、考研英语、高考政治、考研政治、五花八门的艺术类突击班等等；高校大跃进则成就了学历批发业，而上述种种因素又共同促进了教辅出版市场的繁荣……

    二是留学系统。高考竞争的激烈、国际接轨运动、海龟身价的抬升以及

    台湾学者林念生觉得大陆学生比台湾学生“会说话”，根据自己在北广、浙大、武大等几所高校讲学的经验，林先生将此归功于大陆学生从小就接受的哲学教育，认为大陆学生自幼受“从现象看本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哲学思想的熏陶，因而掌握了分析事物的方法，所以条理分明，能系统地表达观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且分析能力强。相对于台湾学生，这是大陆学生的显著优势之一。

    说话条理清楚，或许很多大陆学生的确具备这个能力。但很难说这真的意味着思路清晰，至于分析能力，那更让人怀疑。证据之一，就是多数学生不会写文章：不是八股，就是逻辑混乱。

    林先生多半是雾里看花，不大明了大陆的哲学教育为何物。他大概不知道，直到大学毕业，真正读过马恩列毛著作的学生寥寥无几。多数学生对这些先辈们纵横古今、指点时事的激情和真知灼见茫然无知，他们应付的只是“物质”、“意识”、“矛盾”等等一大堆概念、原理，是教材、参考书上的公式、解题技巧。哲学课的学习，重要的是记忆力，而不是认识世界的能力，因而与林教授的赞誉相反，学生的分析能力并没有培养起来。哲学课并没有真正打开

    古董可分为两类。一类东西本来百无一用，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把玩的，游手好闲之徒、追名逐利之辈愈多，则这些玩意儿愈是宝贝。媒体上不时会爆出几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这个堂皇的标签也正是那些古董的全部意义：除了连城之价外，它们毫无价值。

    比如各类石头的金属的宝贝饰品，以及各方星辰的墨宝、签名。

    另一类原是有些用处，或是与生活直接相关，甚至是息息相关，但早已丧失了固有价值，或者依旧，却因为“老”而身价倍增，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其真实的价值。

    比如老北京小吃，这些普通、甚或粗糙的食品现在在九门小吃、都一处等地方身价倍增，而“老”就是它们唯一可资升值的本钱。

    跟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许多大师本质上差不多。

——上一次我们说要聊聊教师，今天终于逮着机会了、

——哦，没错。时间太长了，这个话题我都有些忘了。不过没关系，现在对这个圈子我有更多的直接经验，所以也许能描述的更清楚。

——上次我们说演员与政客，你好像是觉得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格分裂。

——是吗？不完全是这样吧，我应该说的是他们更容易人格分裂，而且我现在觉得连这个说法也有问题。作为秩序的代表者、演绎者，秩序维持的东西与排斥的东西，在政客与演员身上的矛盾更加尖锐——纯粹与排斥是形影不离的，愈纯粹，需要排斥的东西也就愈多，排斥的要求也愈严格，人是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极端矛盾的。撕扯的结果，可能是人格分裂，但更普遍的情况，恐怕是人干脆放弃一种，而完全拜服了另一种，也就是把维持秩序的严格要求演绎成纯粹的表演技巧，而把秩序所排斥的东西作为真正的、天经地义的需要。

——总之差不多的了，你越来越喜欢搞这些文字游戏了。随你用什么词吧，可你为什么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是如此呢？

——不是的，教师同样不乏这种情况，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的病症，并非仅止于政客和演员，不过那两个群体更具代表性而已。我只是觉得教师面临的另一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