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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二号猪,山东德州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定居北京,以思想的跋涉者自居,游弋在体制之外,彷徨于思考之中。

 

  2005年,以“缘中源”为笔名出版《听哲学家讲故事》(当代世界出版社。该书被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和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第四届优秀社科读物推荐书目”。

   2008年,以“缘中源”为笔名出版《智者的顿悟——哲学经典名言的智慧》(新世界出版社)

   2009年,出版《每天读点哲学(海潮出版社)

   2009年,出版《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新世界出版社)

联系方式:erhaozhu@126.com

     zhuhejun78@hotmail.com

博客
个人说明

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我看起来很年轻,其是我已经老了。

所以,我要阅读,从心开始。

公告

此处的文字都来自辛劳的跋涉和

 

揪心的思索,禁止以任何方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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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新作《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即将在浙江大学出版社面世出版。感谢支持本人一路走来的朋友。先秀一下尚不成熟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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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的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企图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硬的骨头。齐王田建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西界,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出好戏并没有上演。王贲率领的秦军并没有和齐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竟然从燕南攻齐,“猝然”攻入了临淄,俘虏了齐王田建。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亡了国。至此,战国纷争,群雄逐鹿,最终尘埃落定。

但是,历史所给出的这个答案却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秦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后的胜出者?正如那部科幻电视剧《寻秦记》所描绘的,现代人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一大多半人会大跌眼镜:统一天下的竟然是秦国!

其实,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秦是最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国。齐乃武王亲封,当时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国又吞并了周围的一些邻国,凭借东海之滨的丰产物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在春秋时期,时逢齐桓公这等明君,又有管仲等贤才相助,齐国对内尊王,对外攘夷,事业如火如荼,达到了顶峰,成为了老牌的“霸权主义者”。后来,虽一度败落,但瘦死的骆驼终比马大,何况齐威王时又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得到了复苏。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威风不可一世。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是不敢如此折腾的。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灭齐,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齐国之外,还有楚国。楚国很了不起,至少自认为了不起。楚的资历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一个“子”爵。在西周的各路诸侯中,楚最不老实,向来“不服周”。而且,楚国从不以文明自居,上下君臣,皆称蛮夷,专门与华夏诸侯作对。楚人骁勇好斗,五年不出兵打一仗,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能见祖宗。至今,湖北方言中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很久。春秋时期,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了南方之强。到了春秋末年,更是继晋国之后而称霸。到了战国时期,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因为消灭了鲁国),北至中原(与魏国邻接),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后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而秦,资格是最差的。她不但比不了齐和楚,也比不了燕和赵、魏、韩的“母邦”晋。最起码人家根正苗红,都是最早的封国。秦建国之时,东方的这些列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了近三百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至于分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估计也是出于利用。周王室给了秦诸侯的称号,目的是让她死心塌地地对付西戎,守护周朝的西大门,以便各路亲族近侯能够在东方的中原地带悠哉悠哉,高枕无忧。

何况,周王室给秦的,只是诸侯的空头支票。要想真正拥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长期和西戎作战,到他们手里去夺,去抢,靠铁和血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秦就是这样从战争中走来的,也必将从武力中继续走下去。于是,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功利,成了秦国的基因。暴秦、暴秦,也由此而得名。当其他国在周王室的正统中遵循礼乐治国的时候,秦国却对软绵绵的礼乐文化嗤之以鼻,将其看成了阻碍生存的“毒虱”;当其他国家分疆劣土,大兴分封制的时候,秦国则实行了半军事化的郡县制度;当其他国家任人唯亲,维持贵族统治的时候,秦国则是任人唯贤,大拘一格选拔异姓人才,奉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就这样,在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历史中,秦虽然位列诸侯,但因尚功利,淡血缘,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到周王室的正统之中。在东方国家看来,秦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他们开诸侯大会,搞诸侯会盟,都拒绝秦国参加。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太野蛮,作她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就是这个暴秦,最后却成了气候。她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在战国时代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玩刀弄枪本来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所谓的铁血政策反而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没有礼乐文化,本来是蛮夷的标志,但在战国时代却让秦国轻装上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走上了国富兵强之路。而其他国家,则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但又不愿意撕掉自己脸上那一层所谓文明的面纱。他们也进行了军事化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外围修修补补,一旦进入深层次,就立刻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力量。就这样,那些嘲弄鄙视秦国的东方诸侯,因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举步维艰,以至于积于疲弱,直至亡国。对于他们而言,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就像自己套在脖子里的枷锁。当这个枷锁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打开这个枷锁的钥匙却找不到了。

有时候,勇气恰恰来自于无知,而力量正是出自野蛮。野蛮和文明的较量,本来就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在战乱年代,历史选择的往往是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不是说过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君臣之礼既坏,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没有了通行有效的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武力就成了决定利益分配和胜负输赢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口诛笔伐,则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

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也是走不出生之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根植于人的本性中,根植于人的存在方式中,以至于根本不能兼顾,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展开和时间推移中有所侧重,而无法比较出所谓的先后优劣和是非对错。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野蛮和文明,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象。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灵魂高贵了,肉体必然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秦国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将肉欲升华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就这样,秦国成功了。当然,只是暂时成功了,这种赤裸裸地彰显肉体力量所带来的缺憾,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

我们不能责怪秦国野蛮,更没有必要鄙视她的功利。试想,如果没有秦国的去文退德,哪里会有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如果没有秦国的严刑酷法,又怎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秦国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她不过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1300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更能够深刻地领会这一点。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从“唐宋八大家”就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历史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在呼唤秦国眼中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反正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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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1 08:35)
标签: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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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6 20:50)

    卢梭不仅对社会政治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于两性关系也颇有独特的见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关于“情爱”和“性爱”关系的论述。在卢梭看来,情爱是作为性爱的“替补”情感而出现的。性爱作为自然的情感,动物也有。但作为情爱,则是人为的情感。对于男女而言,被誉为行为动物的男性更注重性的发泄;而作为情感动物的女性来说,更注重情的诱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卢梭说,妇女对情感的重视其实是大自然的狡黠和诡计,是妇女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引起男性的怜悯,从而保护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爱的激情(即精神因素)就是由于男人对女人的怜悯引起的一种情感,它驱使男人在肉欲中清醒,专注于对惟一对象的依恋,即“仅仅将这种欲望固定于惟一的对象,或至少将最大限度的能量提供给被爱的对象。”所以说,爱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是为妇女服务的,是为女人控制男人创造的。它是“人为的情感;它源于社会习俗,妇女们对它极尽赞美之能事,以便建立她们的帝国,并且使本应顺从的性别居于统治地位。”

    卢梭说,为了保护女人的这一策略,社会给这种“精神之爱”的深渊安上了道德的护栏,那就是通过赋予妇女贞洁的美德来推迟或减少她们对能量的巧取。在这里贞洁又成了自然的诡计―怜悯的替补。因为,如果任凭“肉体因素”这种消极本能的无限泛滥,那大街上恐怕就到处都是被一群同样放纵的妇女“拖死”的可怜的男人了。 正如卢梭所说,“在雌性动物那里,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欲望便会消失;它们不再假装拒绝雄性,而是当真如此。”但是,性的发泄一旦有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对于在什么季节都可以谈情说爱的人来说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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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莱布尼茨说过的一句话。重新读起,回味无穷。

   这个世界之所以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按照和谐关系创立的。稍有差错,就会破坏和谐。这种信念,与其说是莱布尼茨个人的,还不如说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正是这种对世界和谐的信念,才使得西方人始终保持着探究自然界和谐关系的热情和冲动。这种浓厚的宗教情结和西方的科学传统同气连枝。爱因斯坦说:我绝对不相信上帝是通过掷瓠子来决定世界图景的。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也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是否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是否存在”,可以通过探究其中的因果联系来明晰,这是科学的任务。但是这个靠和谐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世界“竟然存在”!对此,我们只能去信仰,而不能再发任何议论了。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世界是由互不干涉和影响的“单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单子”却能和谐有序运行,好像事物本身的存在经过有目的的精心设计。一朵花从物质的观点看,可归结为无数个单子的组合,可是花却能随四季的变迁生长、怒放、凋零,到底是谁的手暗中支配着花的四季呢?答案只能是上帝。上帝就是“花”这个事物的程序员。计算机任何程序都是“1”和“0”的二进制组合。“1”和“0”独立存在,是程序的“单子”。这两个数字的组合能使程序流畅运行,好像程序能听懂人的思想。这是因为程序员事先按一定目的和意图编制好了执行流程。莱布尼茨就是这个意思,在冷冰冰互不沟通“单子”组成的世界中,是上帝之手使这个世界和谐、生动。

    这不是赤裸裸的决定论吗?错了! 难道我们没有从中发现自由主义的种子和火花吗?西方哲学就是如此,决定论和自由主义好似成了孪生姐妹,彼此又是内在的关联。真是物极必反,两极相同。黑格尔,这位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最后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真是滑稽。还有毕达哥拉斯,终生迷信数学,最后却在宗教的迷狂中寄托人生。就连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这些顶呱呱的科学家,又有哪一个不是基督徒呢?

    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米兰·昆德拉说的更好: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最了不起的还是上帝,他根本就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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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史上经常将“老庄”并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老子的哲学和庄子的哲学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老子和庄子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作为老子的继承人,庄子仅仅继承了老子一部分思想。或者说,它仅仅抓住了老子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加以深化了。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老子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加以修身,这就是“无为”;另一方面,老子又强调顺应自然之道用于治人,这就是“无不为”。前者是针对个人而言,追求的是“无为”的境界,是内圣之学;后者是针对群体而言,追求的是“无不为”的结果,是外王之术。而庄子,仅仅把老子前面的这一部分吸纳了过来,而对后一部分没有涉及。而后一部分,则被孙武、韩非子继承了过来,一个用于了厮杀的战场,一个用于了勾心斗角的官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影响颇远的谋略智慧。

     而对庄子而言,他很少谈及群体实践的行为问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体的心性修养上。在他看来,所谓的心性修养即是对自然之道的体悟和遵循,最终超越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束缚,进入一种“安时以处顺”、“乘物以游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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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思想者的“国字号敬礼”——读《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来源:中国教师报  添加时间:2009-10-20 17:10:00
    时至今日,在讲述“文化”、“国学”的人中间,我们并不缺少方家大德。但是,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已经骋心游物,但其作品却是让人高山仰止,望洋兴叹;我们也不缺少心比天高,身隔万仞者,他们开坛设讲,以一派站上道德高点的模样,睥睨凡尘,不肯放下身段来说话,且不论是否“观物不切”,至少是“体物不亲”,文章自然味同嚼蜡,曲高和寡;至于真能拉下架子的,却多有敷脂抹粉,惺惺作态者,正所谓“亲而不切”。虽然就大众文化来说,喜闻郭德纲、乐见小沈阳都是平常事;但真要导引文化大众,多少有不可戏言之处。相较之下,本书的讲述就有了一种难得的质感,恣肆不失节制,英锐而无戾气,有一种我话我相知的从容。既不投机取巧,又不强人所难,一面砥砺思想,一面游戏文字,抒血性、见弹性、显灵性。
    近来,学者喜谈“文化自觉”。通览全书,不难发现本书最大的优点正是作者的“自觉”:自觉地将国学与西学加以区隔比照;自觉地将合宜与不合宜的文化因子加以甄别;自觉地站在了普罗大众的身边。
    更进一步说,作者有很清楚的关切:“道不远人”,这部书是面向大众的“俗讲”。它可以说是当前国学研究中最通俗的作品,但却又是面向群众的出版物中最学术的一部。不过它的确是我们普罗大众最需要的一类书籍。因为,自梁任公以降,国人不再以“老大”自居,而争做“新人”或“少年”,在摆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跨越鸿沟的同时,也分明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文化记忆的深壑。“五四”之后,救亡压倒启蒙是不争的事实。百年梦醒时,“新知”与“国故”,人们或一知半解,或遗忘殆尽。可以说,时至今日,启蒙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而当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种种个人的,或托言体制性的由头,不暇或不屑顾念于此。和军贵以思想的跋涉者自居,自谓“游弋在体制之外,彷徨于思考之中”,他不提精英话语,不做草根小识,更不讲山寨大话,只带了一段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重又站回普罗大众的身边,并为了那远古思想的集结,一次次肃然致以“国字号”的敬礼。所以我更戏言他是一位“平民思想者”,说了好些人懒得说,或说不出,或说不清的话,真是功莫大焉。
    当年,陈寅恪先生曾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做《审查报告》,而今,依笔者的心力与学力,无能为作者洋洋40万言做类似的审读,只好打打外围,敲敲边鼓了。但它确乎是一部配得上用心细读的书。钱钟书先生有句话讲,“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赞呢,应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颇能代表我写作这篇文字时的心情。如果一定要说出这部书还有什么确凿的遗憾的话,我只好讲,作为一部以《读国学用国学》为题的专作,话题截止于先秦,教人舍筏登岸,未免为时尚早。这不是一声我们“永远都走不出的先秦时代”(见第380页)的感叹就可以带过的。如前文所述,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五四呢。历史的年轮到底是文化思维的导图,还是道道枷锁?掩卷后,细细想来:向来文化精神,初时都是教人如何活下来,不想日久之后,渐渐让人“死于句下”。所以终于有一天,人们要说它“吃人”了。其实,还有多少我们迂回于中的理想,是我们进思的门径与陷阱。似乎我们每一番思索,终归都要成为我们的困局。以和军青年才俊,手捷思敏,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最好的文字是还没有写出的文字,最好的思想是还没有产生的思想。希望他能将这不尽的话题继续下去,不断带人走出迷思,“斩断迷茫”。
    当然,副标题中已经说了,这本书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去寻找智慧”,是一次“寻根”。而我盼着它能再出个二三四系列,除却把国学的根,更把它的芽枝花叶也透透地品一番,才够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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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是黄色文明,自古以农业为本,靠天地吃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西方人总是把“时间”看成某个客观的东西,用以解释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而我们中国人眼里的“时间”,更多的则是与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时机”。起先重视的是刮风下雨的“天时”,但真正在思维方式上影响我们的,则是《易传》中的“时中”。这里的“时”已经不是“天时”,而是“时机”。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警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当年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元气大伤,人心不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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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07:51)

   

   哲学的问题没有答案,它的意义就在回答的过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意思是说,哲学本来就没有历史。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那些问题。它不像其他学说,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说,哲学无所谓时髦,也无所谓时尚。凡是符合时尚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

    哲学不像科学,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推陈出新。哲学史无所谓进步的。因为哲学中的那些问题早已经被我们的先人提出来了,剩下的只有形形色色的回答而已。哲学家桑塔耶所说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肯定要回归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古老的生活中会的启迪。”而今天的我们,仍然要到先秦诸子那里去寻找生活的智慧。

    所以,在哲学中,越古老的越是有价值的,有古老的,哲学味越足。正如酿酒,时间越长的酒,越是散发清香。每一次哲学创新,都需要重新回到源头,重新点燃火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它就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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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6 23:01)

    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可说,但我们好像又必须要去说。因为除了语言,我们找不到任何抓手进入到哲学当中去。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所以,哲学总是在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虽然言不尽意,但又必须“强说之”。

   这正是哲学的晦涩之处。平常我们总是用语言传达信息。可是,哲学中的语言,总是让我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信息。语言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梯子,我们一旦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梯子就可以丢弃掉了。这叫“得意忘言”。如果你死扣字面上的意思,是进入不了哲学的。这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意思是说,那些可以说的都说完的,剩下的那些,才是哲学要找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惟有静静地体悟,不能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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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6 14:16)
标签:杂谈
   我不知道如何去逃避令我深恶痛绝且又不得不面对的恶俗! 世俗也许并不可怕,带有肉身的我们又有谁不世俗呢?问题是恶俗。将一切恶劣的东西赤裸地展示。人性之恶是在什么样的局势中全面向我们迸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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