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猪的BLOG

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的回答最让他最满意。曾皙是这样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场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春游：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穿上春季的服装，几个大人，领着几个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新鲜的空气里，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然后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何等的惬意！而孔子之所以夸奖曾皙，是因为在他看来，做人是一件非常轻松简单的事情，而非要摆出一幅很沉重的模样来。

人何以如此轻松自在？那就是要进入到快乐之中，而非把快乐当作一种结果来追求。所以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这里的“乐”就是快乐，而快乐已经超越了认知、逻辑和善恶，进入了一种审美的境地。对此，爱因斯坦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形象地比喻：“鱼儿对于其终生游泳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快乐也是如此，真正感到快乐的人不会去追问快乐的意义，更不需要知道快乐有什么效用，正像鱼儿不知道水对它意味着什么一样。

正因为此，孔子对人性是闭而不谈的。他不会像后来者孟子和荀子一样把人性说成善的或者恶的。因为无论说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一种认知态度和外在的观看，而没有进入到人的本心。用佛家的术语说，这叫“执著心”。而有“执著心”的人，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你无论得到还是失去，都已经在快乐之外了。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小。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而不是善恶的结果。有人企图以“为善”作为快乐的途径，遭到了孔子的强烈反对。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往楚，曾困于陈、蔡之间，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火食”。弟子子路就问孔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可是老师您“累德、积义、怀美”，而且一贯如此，为什么天不降福祉于你，反而把你搞得如此狼狈呢？孔子听完狠狠地批评了子路：“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其实，孔子心里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些恶事作尽的人可能更会寿终正寝，相反，那些积德行善的人命运可能却是很糟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就不去行善了吗？难道我们就要去作恶吗？孔子一再告诫我们：仁义并不是手段，它本身就蕴含着快乐。那些做了错事的人，那些不施仁义的人，我们之所以批评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恶的行为中并没有感觉到快乐。

所以，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中体悟担当感带来的乐趣，而非要为了谋求外在的功利。如果你没有得到福祉，那仅仅是“遇”或者说“命”，而不能由此而放弃努力，否则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孔子也正是践行了自己的这一理念。他一生对成败看得很淡，虽说在老时也有“梁木摧乎？泰山颓乎？哲人萎乎”这样深重的叹息，但孔子未曾绝望过。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则更表现了其在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远远要胜于其对结果的关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整天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费尽心机、焦虑成性的人哪里会有快乐可言呢？所以，至高的境界并不是强迫着自己去行善，而是要在行善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唯有此，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说 “求仁则得仁”、“观过则知仁”，正是表达了这种“快乐”的至高境界。这种“快乐”不是解决了一些矛盾之间的对立，而是将这些矛盾化为乌有。这正是孔子的过人之处。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说，如果大道能行，就会将个人的命运同社会的抱负结合起来，建功立业。如果大道既隐，就漂洋过海，另创乐土。既然人能弘道，人走哪里，道就在哪里，快乐也就在哪里。

    古希腊时期，著名文献家拉尔修曾经以一部《明哲言行录》享誉全球，本书试图打造新时代的“明哲言行录”，将哲学家的故事、哲学家所讲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笔调娓娓道来，并以“微博”的形式给予点评。让读者能够做到：一本书读懂哲学，一本书读透哲学史，一本书看清哲学家。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全”、“简”、“赅”。全：将中西著名的哲学故事几乎一网打尽；简：规避长篇大论，以短文为主，迎合快餐时代的特点；赅：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一部人人都能读懂且读后有所思考的哲学书，更是一部“俗讲”但“不庸讲”的哲学书。

    据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曾打算给大一的学生开一次讲座，解释量子力学中的费米－狄拉克统计。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打算，理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简化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费曼因此反思道：“这意味着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它。” 

    就哲学而言，费曼的感慨同样适用。如果一门哲学无法用人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无法与鲜活的生活紧密结合，我们就不能说这门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至多只能算只有少人把玩的思想游戏。

    哲学在本性上是不喜欢长篇大论的。因为但凡长篇大论，都好似在论证，而不是在启发。论证和阐释是科学的专利，而不是哲学的专长。哲学的专长是暗示，是让人超越语言的障碍直达生活的本质，而不是通过几万字来堆积高潮。而事实上，论证的越多，阐释的越复杂，暗示的东西也就越少。暗示的东西越少，离哲学也就越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喝白开水；在哲学中，也没有人喜欢那种把什么都阐释清楚的哲学。

在哲学中，简单是一种品质，模糊是一种美德。哲学源于生活，而生活从来就不是有着固定答案的方程式，只能去悟，而不能去知。哲学若跟着科学后面亦步亦趋，终究不会有出头之日。孔子讲：“道不远人。”意思是说，“道”必然也只能借助人来展现，人道就是天道，离开人道更无天道。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是“日用而不知”罢了。每个人对生活都有独特的反思，每个人对生活都有私密的感悟。一旦有了反思和感悟，就进入了哲学。哲学不必弄虚作假，否则只会成为没有活生生的人行走的空中楼阁。

    今天，知识的汪洋大海已经淹没了智慧的光芒，每个现代人都在信息的洪流中不知所措，彷徨徘徊。而哲学，也开始以知识的面目出现，或追求时髦，或迎合大众。岂不知，智慧的火花只能零星闪现，正如高潮只能在尖峰停留。不相信，我们可以回到哲学的源头处和本真处，去读一读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残篇，去读一读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知识的体系和理论的框架，只有智慧的星星火花。一旦形成燎原之势，星星之火就会变成赫拉克利特眼中的熊熊焰火，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但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领悟哲学，无非就是去领悟那些给人启迪的思考；进入哲学，无非是学会哲学式的思考。除此之外，不再有哲学。庄子讲：“非精非诚，不足以动人。”而真正“精诚”的东西，自然不会脱离日常的柴米油盐。即物穷理，格物致知，担柴挑水，自有妙处。正如庄子笔下的那位庖丁，正是在日复一日宰牛的经验中开悟。正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今天的哲学似乎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抽象而空洞的理论，再加上以布道者自居的身份和以真理占有者出现的面孔，自然令人心生厌烦。大家喜欢喜闻乐见，不喜欢故弄玄虚。所以，喜欢读《庄子》的人多，而愿意读黑格尔的人却少之又少。

     以微见著，滴水藏海。本书以“微”命名，就是要褪去哲学令人生厌的面孔，寻找哲学久违了的表达方式，让哲学重归人生，亲近生活，再现魅力。正如阿伯拉尔所说：“寻找，你将会发现；走近，它向你敞开。”

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评价体系：一个是道德的标准，一个是历史的尺度。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人们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

历史的尺度是不问道德的，甚至还要反道德。正因为此，马基雅弗利才说：政治无道德。一个好的统治者，如果以道德来评价，可能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和小丑。比如，刘邦。相反，一个道德上无比高尚、光明磊落的人如果去从政，只会自取灭亡。比如，项羽。

在政治上，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束缚的。中国历史上的那位宋襄公，倒是真诚坦荡，在和楚军交战的时候非要等对方准备就绪了再开战，结果被打的一塌糊涂，自己也获得了“蠢猪式的军事家”的称号。所以说，政治是不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的。它只应问什么是有得的，什么是有害的。如果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的利益，就不应去做。相反，如果不道德的事对国家有利，就应毫不犹豫的去干，不能有什么顾忌。马基雅弗利说：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了。

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深信人性之善，总是希望能够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同”社会。这种理想，这种思路，不能说不真诚，也不能说不高尚，但最终却造成了邪恶和伪善的肆意蔓延。老子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何以不仁？那就是对道德的无限拔高，总是抱有“人人皆可为舜尧”的幻想。岂不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圣人那样高尚。但是圣人的高尚一旦成为社会所唯一能认可的价值观念，人们即使做不到高尚，也不得不去假装高尚。就像几十年前全国上下学雷锋一样。雷锋无疑是高尚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雷锋。结果是，学雷锋一旦成了一种时尚，那些不能成为雷锋或者不愿意成为雷锋的人只能强迫自己去学雷锋，结果背离了道德自愿的原则。

不难看出，历史之恶和道德之善之间，总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互斥互盲的。这种冲突，归根到底源于人类生存方式中理性和价值的二元性。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的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理性回答的“事实”(be)的问题,而价值则要回答“应该”(ought to)的问题,二者完全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事实”的问题解决不了、也回答不了“应该”的问题。比如，枪发明了，如果用于对付威胁人类的猛兽，则是有益的；如果用于杀人放火，对人类则是有害的。那么，如何能保证枪的使用始终对人有益呢？这个问题，是枪无法回答的，而唯有靠我们人自己。同样，我们从“事实”中也推到不出“应该”。比如，为什么杀猪是应该的，而杀人是不应该的？

后来的希特勒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优等人种的天下。犹太人就是劣等人种，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就是拖累，应该全部杀光。正因为此，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向犹太人挥舞屠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愧疚，而是一脸的冷静。且不说犹太人是不是劣等人种，难道是劣等人种，就应该全部杀光吗？这种由“事实”向“应该”的非法过渡，在历史上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再比如，克隆技术的发现，导致了克隆人成为了可能。但问题是，克隆人是不是应该的？但科学家却不管这些，只要是可能的，他们就必须去尝试。正如伊恩·维尔穆特(Wilmut)（克隆技术的发明者和先行者）所说：“假如你认为可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未免太太天真了。”

哲学在悟，而不在学。但是，“悟”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机缘，需要抓手。比如，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但初学者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而只能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或者场合参透里面的奥秘。这个特定的时刻，或者特定的场合，就是我所说的“机缘”。

对于哲学的普及而言，则需要人为地制造机缘。没有这种机缘，我们就无法“上道”。正因为此，庄子作为老子的继承人，一改老子艰涩晦深的行文方式，开始娓娓道来地讲故事、说寓言。这些故事和寓言，就是在给我们提供“机缘”。通过它们，借助它们，我们才得以“悟道”。正因为此，庄子比老子更受大家欢迎，因为他似乎离我们更近，不像老子，好像悬在半空，只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彻悟。

从这个意义上讲，“格物致知”似乎比“坐而论道”更便于操作。坐而论道是空对空，思维跳跃，突发奇语，让人难以捉摸。比如，王阳明说：“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这话听起来豪迈，看起来潇洒，但却不好理解：人的心怎么成了宇宙了？相反，宋儒朱熹却让我们去“即物穷理”，即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上升到对“道”的体悟。孔子早就说过：“六艺治于一也。” 六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六个专业。你学啥都行，只要学好了，玩转了，都能上升为对“道”的领悟。庄子笔下的庖丁，不过是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夫，但就是在这种极为平常的职业中，他理解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无间入有间”的至理。

但是，机缘仅仅是一个抓手，我们要做的是借力爬上去，而不是把这个机缘当成全部。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机缘，但是你不能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要做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是科学认知的态度，只能形成今天意义上的物理学，相对于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后来的王阳明，为了反驳宋明的理学，也跑到竹林里去“格物”——砍竹子。可是他砍了七天，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原因很简单：他眼中的“格物”仅仅是“格物”，所以无法“致知”。看来，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最为关键的是要向智慧转化，从而能够一通百通，知人知天，出神入化，无所而不能。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就是一个梯子，它将引导着你进入到“不可言说”的境界。而一旦到达这个境界，就必须一脚把梯子踢开。庄子也说，要得意而忘言。语言是“得意”的机缘，但你不能纠缠于语言。后来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公案”引导参禅者入境，就是担心参禅者会被语言引入歧途。但是，庄子的寓言仅是寓言，禅宗的公案只是公案，如果我们仅仅是当故事讲，当笑话听，也就进入不了哲学。

有些读者朋友经常给我写信，希望我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哲学。当然，这些朋友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哲学史，他们的哲学仅是凭自己理解所引发的一些所感所想。应该承认，他们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哲学。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进入哲学的机缘。我认为，今天学习哲学、普及哲学，机缘仍然需要到哲学史中去寻找。离开了哲学史，我们真得很难进入哲学。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知识分化的年代，哲学还是需要当作一门知识来了解的，尽管哲学不是知识，尽管我极力反对把哲学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

这本书，不是心灵鸡汤式的励志书，尽管那类书籍在书店里也被安放在哲学类的书架。当然，这也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试图游走在玄虚和媚俗之间，搭起一架日常生活—哲学史—哲学的梯子，以便更多的读者能够进入哲学，深入地理解哲学。

                                     一

   黑格尔在《小逻辑》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通过这个比喻，黑格尔揭示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黑格尔说，我们在认识和研究事物的时候，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分析法，另外一种是综合法。所谓分析法，就是对认识的对象进行分析，抽象出其中的共性，上升到概念认识。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牛。有大牛、小牛、母牛、公牛、水牛等等。我们在这些具体的牛身上抽象出牛的共性，就形成了“牛”这一概念。综合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从认识共性入手，通过对概念的分类和比较，最后实现对个体事物的认识。比如，我们对水牛的定义是：“水牛是牛的一种，常年生活于水中。” 这就是我们通过“牛”这一抽象概念来认识“水牛”的综合法。

分析法和综合法，不是凭感觉想当然地运用的。运用哪种方法，取决于认识事物本身的性质。黑格尔说，在认识初期的时候，我们一般运用的是分析法，因为此时接触到的往往是具体事物，形成的是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认识。但认识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因此，在认识的末期，就需要我们运用综合法，从理性认识再回归到感性认识。当然，这种回归不再说简单的回归，而是带有综合性的感性认识。

在认识的初期，如果你就茫然地运用综合法，只能片面地夸大事物之间的差异，而无法正确地找到蕴含在个体事物中的共性。相反，你如果在认识的末期还在使用分析法，就会背离我们认识的目的。本来我们是为了达到整体的认识，结果只能得到一些碎片。就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以后，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黑格尔还举例说：一个化学家取一块肉放在他的蒸馏瓶上，加以多方的割裂分解，于是告诉人说，这块肉是氮气、氧气、炭气等元素所构成。但这些抽象的元素已经不复是肉了。同样，当一个经验派的心理学家将人的一个行为分析成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观察，并坚持它们的分离状态时，也一样地不能认识行为的真相。

                                   二

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是科学认知的方法。它们的核心总是“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概念是从具体事物抽象来的，接着再返回到具体事物。在这个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的过程中，人就实现了认知的目的。

但是，人的认知，就必须围绕“概念”进行吗？对于这个问题，深受西方思辨传统影响的黑格尔，是不会认知思考的。当然，他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黑格尔在《谁在抽象思维》一文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女人形象：

一位女顾客对一位卖鸡蛋的女贩说：“你卖的鸡蛋是臭的呀！”

女贩听罢立刻没完没了地回敬道：“什么？我的鸡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呢！你怎么敢说我的鸡蛋？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当成自己的头巾啦！你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的情人是不会是如你这样打扮来出风头的，规规矩矩的女人多半是在家里照料家务的，如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牢，你回家去补补你补袜子上的窟窿吧！”

我们都可以看到，黑格尔笔下的这个女人，骂起街来根本就没有遵循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活动，更没有顾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她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多的靠的是联想和类比：由一个中心点波及出去，但又无法归结还原到这个中心点。

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就尖锐地批评了黑格尔这种通过逻辑思维探究概念的思路。他以家族为例说：在一个家族中，每一个成员都和另外的某些成员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在身高、相貌、肤色、身段、发型、性格、气质以及其它各种遗传特征方面，家族的成员不是在这一点，就是在那一点上彼此相似。但是，是不是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具有某一种共同的特征呢？如果我们用实际观察的方法来对比，我们将不大可能在几代人中间找到一个人人都具有的特点。但是，这并妨碍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姓。比如，在一个家族里，三姑和二大爷之间有一些地方很像，二叔和大侄子却在另外一些地方很像。他们彼此之间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把这个家族的人集合在一起，我们却说不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某个特征。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一家人。

再比如，在球类、田径类、棋类，乃至游泳、划艇、攀登、舞蹈、捉迷藏等等多种多样的游戏中，甲与乙相似，乙与丙相似，丙与丁相似；但甲不一定丙、丁相似，乙不一定与丁相似；即使如此，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的类似性具有重叠、传递关系，我们仍然能够将它们当作一类事物，也可以用“游戏”这一名称来称呼它们。

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通过这句话，黑格尔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是按照人的道德理想设计的目标而前进的。相反，历史进步总是不得不以弱化以至于牺牲道德为代价的。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黑格尔的这句话似乎都能得到印证。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恶的存在，人们才集合而团结起来，组成社会，形成政府，创立文明，以保护自己免受外在的侵犯；也正是由于恶的存在，人们才绞尽脑汁地研究尖端武器，以便能在战争中克敌制胜。同样地，弱肉强食的竞争淘汰了懒蛋，黑客(hacker)的存在导致了电脑软件的迅发展，艾滋病的产生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人类也许就是在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循环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试想，假如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雷锋，都只讲付出，而不计较索取，则人类社会的财富将浪费殆尽，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恶是世界上最伟大而诡秘的东西。正因为有了恶，人类自私的行为才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创造了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无不体现着自私原则。如果没有自私的行为，要想建立新的交往秩序中的整体利益，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深信人性之善，总是希望能够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同”社会。这种理想，这种思路，不能说不真诚，也不能说不高尚，但最终却造成了邪恶和伪善的肆意蔓延。老子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何以不仁？那就是对道德的无限拔高，总是抱有“人人皆可为舜尧”的幻想。岂不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圣人那样高尚。但是圣人的高尚一旦成为社会所唯一能认可的价值观念时，人们即使做不到高尚，也不得不去假装高尚。就像几十年前全国上下学雷锋一样。雷锋无疑是高尚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雷锋。结果是，学雷锋一旦成了一种时尚，那些不能成为雷锋或者不愿意成为雷锋的人只能强迫自己去学雷锋，结果背离了道德自愿的原则。

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总在于对人性的直面和正视。改变时局的思想和行动，莫不源于对人性之恶地警惕。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霍布斯也说：“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说得更直接：“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按：一本专门面向高中生的杂志《求学》的编辑向要约稿为他们第10期的杂志一一个卷首语，盛情难却之下，也感到压力很大。毕竟，高中早已经成为了很久远的记忆。不过，“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只不过，不知道自己能否还能换位思考，站在一些比我小近20岁的孩子的角度去写出他们喜欢的文字。不过，既已成文，得到了杂志领导和编辑的好评，实在愧疚难当。涂鸦之作而已。

高中阶段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年华，每一个胸怀理想的青年学子都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求学生涯中最完备、最全面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提升。对于我这样一个远离高中生活近20年的人来说，现在耳闻能详的一些散文、警句和名言，还都是在高中阶段积累的。也许，当时并不理解那些文字的深刻意义和内涵，只是为了应付高考死记硬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忽然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情景中豁然顿悟，理解了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正是高中学习生活的特点：在被动中成长，在束缚中升华，在不知不觉中长大。在这里，你们没有凭借兴趣进行选择的权利，也没有按照爱好进行取舍的资格，惟一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地学习，在外在目标的指引下去奋斗。有人总抱怨高中生活太刻板、太枯燥，没有自由。岂不知，自由不是任性，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克制。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一个不能克制自己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等你们上了大学就会明白，如果太自由，自由就会成为自由的屠夫，如果太任性，自由就会变成自由的奴隶。比如，你就很有可能“自由”地把一台学习用的电脑变成一台游戏机。

学习，学习，本来就是辛苦的事情。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先有涅槃，而后才有重生。经历风云，而后才能见彩虹。带着兴趣和爱好去学习固然美好，但却是不可行的。因为兴趣和爱好并不能突然掉在你的身上。惟一可做的只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激发兴趣，挖掘爱好。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子贡。有一天，子贡学习累了，想休息一下。但他的老师却告诉他：学无止境，生无所息。只要生命在延续，我们就需要“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充实感和满足感。如果你们有幸能在青年阶段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你们将会发现，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朝着既定的目标去奋斗和拼搏了。歌德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一生基本上都是在辛苦地工作。但他却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哲学思考，但他在临终之际却说：“告诉世人，我这一生过得很幸福。”

以后你们会明白：人生在世，最难以承受的也许不是辛劳，而是无聊。百无聊赖、两手空空，是我们这些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人经常遭遇的一种精神状态。之所以无聊，是因为没有了目标和方向，失去了斗志和激情。不管高考的指挥棒是否合理，但总归为你们树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很明确，也很真实，让你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这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它让你们始终保持着努力的姿态，培养着人生中最珍贵的品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一天，当你们暮然回首，就会发现：人生的很多道理，其实就蕴含在这短暂而又宝贵的三年高中生活中。

                                                           发于《求学》2011年第10期

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弘忍大师处得到衣钵之前，为了悟道曾到南海游历。当时，广州法性寺有位印宗禅师正在开讲《涅盘经》，慧能大师于是决定在法性寺停留数日，以便听闻法师讲经。

这天，寺前因为法师讲经而竖起了幡旗。由于印宗禅师远近驰名，因此大批的人从各地涌到。其中有两位和尚见到广场中飘扬的幡旗，便开始议论起来。

其中一人说：“是幡动。”

另一人则说：“不，是风动。”

结果两人就此争论不休，而引来了人潮驻足围观。

这时慧能大师也赶到了，他一看便开口说道：“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你们二位心在动。”

这时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人，一听到慧能大师的话以后即刻恍然大悟。据说耳闻此事的印守法师立刻明白六祖慧能大师的一番话，正是自己正在开讲的《涅盘经》的中心思想，于是马上迎请大师升坛说法并礼拜为师。

上面这个“仁者心动”的典故深刻地道出了万物皆空、一切唯心造的大乘佛教的根本教义。不错！仁者心动。这才是佛的真谛。也许，凡夫俗子只有在心灯明净、心香燃起时才能顿悟到佛的真实含义。

西方现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曾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世界是我的表象。整个世界，不过是人外化出来的表象而已。没有了人，整个世界就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六祖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人的心在动。离开人那颗能动的心，外在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康德也说：人为自然立法。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主观决定客观。看来，那些被我们斥为唯心主义的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我们深刻，而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白痴。

“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 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那么，世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在人的心里！唯有把握住了人的心，才能领会万物的存在。无论是真、是善还是美，离开了人心，都会灰飞烟灭。佛家有语：佛看众生，众生是佛；众生看佛，佛是众生。引申开来，外在的世界虽然是现成的、僵死的，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显示意义的过程。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看待它的眼睛。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王阳明，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也正是这个故事，让他戴牢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据说有一天，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在这里，友人看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他看来，花在深山里自开自落，和人有什么关系！就此，他想反驳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而王阳明看花，则是一种哲学的态度。正如他所说：没有看花的时候，花不是没有，而是陷入了“虚寂”。所谓“虚寂”，就是漆黑一片，丝毫没有意义。而只有人的眼睛与花相遇，花才绽放出它的“存在”，沐浴在光明之中。以前很多人都把王阳明这种观点当作批判的靶子。只有在人看花的时候，花才存在；人不看花的时候，花就不见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岂不知，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王阳明怎么会连小孩子的智商都不如，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他的意思是说：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不返身内求，外在世界尽管还在那里，但毫无意义可言。就比如，当你未见到那个美丽的女子时，在你心中那个人便根本不存在，只有你见到她，那美丽才会呈现于你眼前，于你而言才会具有意义。

金庸先生的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句回目名是这么写的：“据说海之角，天之崖，有奇花一株，于一弹指间，破土，萌芽，茂盛，开花，怒放，结实，然后凋零。这花，生得艳而寂寞。” 这句凄迷的诗句本来是在形容女子“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但从哲学的意义上，世界万物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人们都相信一件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天鹅的确都是白色的。直到1697年，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人们才知道以前的结论是片面的——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见到第一只黑天鹅，对于鸟类学者而言或许是个很有意思的惊喜，但这并不是发现黑天鹅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了我们的认知是多么的具有局限性——虽然你是在观察了几百万只天鹅之后才得出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但只需要另一个发现就能将它彻底推翻。对，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只黑色的鸟，尽管有人说它并不好看。

黑天鹅分布于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及其邻近岛屿。栖息于海岸、海湾、湖泊等水域。成对或结群活动。以水生植物和水生小动物为食。

                                                                                                     ——中国国家地理网·地理咨讯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是一个科学命题。康德说，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该是全称命题，否则就没有意义。比如，如果我们说“有一部分天鹅是白的”或者“有一些天鹅是白的”，就仅仅是在说明、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表达一个科学论断。因为，这样的命题不能称之为理论。能称之为理论的，都应该是概括性的，而不应该是限定性的。

我们是如何得出一个全称式的科学论断呢？休谟告诉我们，所谓科学的论断都来自经验的归纳。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所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我们今天看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明天又见到一只白色的天鹅，久而久之，我们发现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但问题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论断是得不到验证的。尽管我们曾经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是否还有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除非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能找到，而且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天鹅，也不可能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因此，休谟说，所有的经验归纳都是由有限推导无限，由已知推导未知，根本无法保证我们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比如，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的天鹅之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就不攻自破了。

后来，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真研究了休谟的“白天鹅悖论”。他承认，休谟对经验归纳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他同时又指出，休谟将“证实原则”视为科学理论的标志是错误的，只能将科学的发展引向歧途。其实，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经验虽不能通过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因为任何个别只要与一般概括不相符，就可以推翻全称命题。例如，经验虽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的普遍性命题，但却能通过证伪“这只天鹅是白的”或“那只天鹅是白的”，而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证实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归纳法不能保证前提的真一定会传递到结论上去；证伪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种演绎推理，是一种否定后件的推理，结论的假必定会传递到前提上去。它所采用的是演绎法，用符号来表示就是：如果t，那么p；由于非p，所以非t。

由此，波普尔认为，科学的任务不在于提出精确的科学论断，而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再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这种检验，不是为了证实理论以提高假说的概率，而是提高假说的可检验性，增加经验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