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即将在浙江大学出版社面世出版。感谢支持本人一路走来的朋友。先秀一下尚不成熟的封面：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的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企图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硬的骨头。齐王田建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西界，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出好戏并没有上演。王贲率领的秦军并没有和齐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竟然从燕南攻齐，“猝然”攻入了临淄，俘虏了齐王田建。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亡了国。至此，战国纷争，群雄逐鹿，最终尘埃落定。

但是，历史所给出的这个答案却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秦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后的胜出者？正如那部科幻电视剧《寻秦记》所描绘的，现代人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一大多半人会大跌眼镜：统一天下的竟然是秦国！

其实，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秦是最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国。齐乃武王亲封，当时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国又吞并了周围的一些邻国，凭借东海之滨的丰产物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在春秋时期，时逢齐桓公这等明君，又有管仲等贤才相助，齐国对内尊王，对外攘夷，事业如火如荼，达到了顶峰，成为了老牌的“霸权主义者”。后来，虽一度败落，但瘦死的骆驼终比马大，何况齐威王时又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得到了复苏。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威风不可一世。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是不敢如此折腾的。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灭齐，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齐国之外，还有楚国。楚国很了不起，至少自认为了不起。楚的资历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一个“子”爵。在西周的各路诸侯中，楚最不老实，向来“不服周”。而且，楚国从不以文明自居，上下君臣，皆称蛮夷，专门与华夏诸侯作对。楚人骁勇好斗，五年不出兵打一仗，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能见祖宗。至今，湖北方言中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很久。春秋时期，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了南方之强。到了春秋末年，更是继晋国之后而称霸。到了战国时期，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因为消灭了鲁国），北至中原（与魏国邻接），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后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而秦，资格是最差的。她不但比不了齐和楚，也比不了燕和赵、魏、韩的“母邦”晋。最起码人家根正苗红，都是最早的封国。秦建国之时，东方的这些列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了近三百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至于分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估计也是出于利用。周王室给了秦诸侯的称号，目的是让她死心塌地地对付西戎，守护周朝的西大门，以便各路亲族近侯能够在东方的中原地带悠哉悠哉，高枕无忧。

何况，周王室给秦的，只是诸侯的空头支票。要想真正拥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长期和西戎作战，到他们手里去夺，去抢，靠铁和血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秦就是这样从战争中走来的，也必将从武力中继续走下去。于是，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功利，成了秦国的基因。暴秦、暴秦，也由此而得名。当其他国在周王室的正统中遵循礼乐治国的时候，秦国却对软绵绵的礼乐文化嗤之以鼻，将其看成了阻碍生存的“毒虱”；当其他国家分疆劣土，大兴分封制的时候，秦国则实行了半军事化的郡县制度；当其他国家任人唯亲，维持贵族统治的时候，秦国则是任人唯贤，大拘一格选拔异姓人才，奉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就这样，在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历史中，秦虽然位列诸侯，但因尚功利，淡血缘，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到周王室的正统之中。在东方国家看来，秦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他们开诸侯大会，搞诸侯会盟，都拒绝秦国参加。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太野蛮，作她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就是这个暴秦，最后却成了气候。她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在战国时代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玩刀弄枪本来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所谓的铁血政策反而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没有礼乐文化，本来是蛮夷的标志，但在战国时代却让秦国轻装上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走上了国富兵强之路。而其他国家，则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但又不愿意撕掉自己脸上那一层所谓文明的面纱。他们也进行了军事化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外围修修补补，一旦进入深层次，就立刻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力量。就这样，那些嘲弄鄙视秦国的东方诸侯，因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举步维艰，以至于积于疲弱，直至亡国。对于他们而言，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就像自己套在脖子里的枷锁。当这个枷锁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打开这个枷锁的钥匙却找不到了。

有时候，勇气恰恰来自于无知，而力量正是出自野蛮。野蛮和文明的较量，本来就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在战乱年代，历史选择的往往是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不是说过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君臣之礼既坏，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没有了通行有效的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武力就成了决定利益分配和胜负输赢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口诛笔伐，则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

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也是走不出生之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根植于人的本性中，根植于人的存在方式中，以至于根本不能兼顾，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展开和时间推移中有所侧重，而无法比较出所谓的先后优劣和是非对错。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野蛮和文明，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象。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灵魂高贵了，肉体必然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秦国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将肉欲升华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就这样，秦国成功了。当然，只是暂时成功了，这种赤裸裸地彰显肉体力量所带来的缺憾，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

我们不能责怪秦国野蛮，更没有必要鄙视她的功利。试想，如果没有秦国的去文退德，哪里会有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如果没有秦国的严刑酷法，又怎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秦国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她不过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1300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更能够深刻地领会这一点。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从“唐宋八大家”就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历史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在呼唤秦国眼中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反正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

    卢梭不仅对社会政治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于两性关系也颇有独特的见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关于“情爱”和“性爱”关系的论述。在卢梭看来，情爱是作为性爱的“替补”情感而出现的。性爱作为自然的情感，动物也有。但作为情爱，则是人为的情感。对于男女而言，被誉为行为动物的男性更注重性的发泄；而作为情感动物的女性来说，更注重情的诱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卢梭说，妇女对情感的重视其实是大自然的狡黠和诡计，是妇女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引起男性的怜悯，从而保护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爱的激情（即精神因素）就是由于男人对女人的怜悯引起的一种情感，它驱使男人在肉欲中清醒，专注于对惟一对象的依恋，即“仅仅将这种欲望固定于惟一的对象，或至少将最大限度的能量提供给被爱的对象。”所以说，爱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是为妇女服务的，是为女人控制男人创造的。它是“人为的情感；它源于社会习俗，妇女们对它极尽赞美之能事，以便建立她们的帝国，并且使本应顺从的性别居于统治地位。”

    卢梭说，为了保护女人的这一策略，社会给这种“精神之爱”的深渊安上了道德的护栏，那就是通过赋予妇女贞洁的美德来推迟或减少她们对能量的巧取。在这里贞洁又成了自然的诡计―怜悯的替补。因为，如果任凭“肉体因素”这种消极本能的无限泛滥，那大街上恐怕就到处都是被一群同样放纵的妇女“拖死”的可怜的男人了。 正如卢梭所说，“在雌性动物那里，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欲望便会消失；它们不再假装拒绝雄性，而是当真如此。”但是，性的发泄一旦有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对于在什么季节都可以谈情说爱的人来说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是莱布尼茨说过的一句话。重新读起，回味无穷。

   这个世界之所以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按照和谐关系创立的。稍有差错，就会破坏和谐。这种信念，与其说是莱布尼茨个人的，还不如说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正是这种对世界和谐的信念，才使得西方人始终保持着探究自然界和谐关系的热情和冲动。这种浓厚的宗教情结和西方的科学传统同气连枝。爱因斯坦说：我绝对不相信上帝是通过掷瓠子来决定世界图景的。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也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是否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是否存在”，可以通过探究其中的因果联系来明晰，这是科学的任务。但是这个靠和谐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世界“竟然存在”！对此，我们只能去信仰，而不能再发任何议论了。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世界是由互不干涉和影响的“单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单子”却能和谐有序运行，好像事物本身的存在经过有目的的精心设计。一朵花从物质的观点看，可归结为无数个单子的组合，可是花却能随四季的变迁生长、怒放、凋零，到底是谁的手暗中支配着花的四季呢？答案只能是上帝。上帝就是“花”这个事物的程序员。计算机任何程序都是“1”和“0”的二进制组合。“1”和“0”独立存在，是程序的“单子”。这两个数字的组合能使程序流畅运行，好像程序能听懂人的思想。这是因为程序员事先按一定目的和意图编制好了执行流程。莱布尼茨就是这个意思，在冷冰冰互不沟通“单子”组成的世界中，是上帝之手使这个世界和谐、生动。

    这不是赤裸裸的决定论吗？错了! 难道我们没有从中发现自由主义的种子和火花吗？西方哲学就是如此，决定论和自由主义好似成了孪生姐妹，彼此又是内在的关联。真是物极必反，两极相同。黑格尔，这位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最后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真是滑稽。还有毕达哥拉斯，终生迷信数学，最后却在宗教的迷狂中寄托人生。就连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这些顶呱呱的科学家，又有哪一个不是基督徒呢？

    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米兰·昆德拉说的更好：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最了不起的还是上帝，他根本就不思考.

  哲学史上经常将“老庄”并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老子的哲学和庄子的哲学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老子和庄子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作为老子的继承人，庄子仅仅继承了老子一部分思想。或者说，它仅仅抓住了老子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加以深化了。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老子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加以修身，这就是“无为”；另一方面，老子又强调顺应自然之道用于治人，这就是“无不为”。前者是针对个人而言，追求的是“无为”的境界，是内圣之学；后者是针对群体而言，追求的是“无不为”的结果，是外王之术。而庄子，仅仅把老子前面的这一部分吸纳了过来，而对后一部分没有涉及。而后一部分，则被孙武、韩非子继承了过来，一个用于了厮杀的战场，一个用于了勾心斗角的官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影响颇远的谋略智慧。

     而对庄子而言，他很少谈及群体实践的行为问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体的心性修养上。在他看来，所谓的心性修养即是对自然之道的体悟和遵循，最终超越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束缚，进入一种“安时以处顺”、“乘物以游心”的境界。

     中国文化是黄色文明，自古以农业为本，靠天地吃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西方人总是把“时间”看成某个客观的东西，用以解释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而我们中国人眼里的“时间”，更多的则是与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时机”。起先重视的是刮风下雨的“天时”，但真正在思维方式上影响我们的，则是《易传》中的“时中”。这里的“时”已经不是“天时”，而是“时机”。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警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当年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元气大伤，人心不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

   哲学的问题没有答案，它的意义就在回答的过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意思是说，哲学本来就没有历史。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那些问题。它不像其他学说，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说，哲学无所谓时髦，也无所谓时尚。凡是符合时尚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

    哲学不像科学，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推陈出新。哲学史无所谓进步的。因为哲学中的那些问题早已经被我们的先人提出来了，剩下的只有形形色色的回答而已。哲学家桑塔耶所说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肯定要回归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古老的生活中会的启迪。”而今天的我们，仍然要到先秦诸子那里去寻找生活的智慧。

    所以，在哲学中，越古老的越是有价值的，有古老的，哲学味越足。正如酿酒，时间越长的酒，越是散发清香。每一次哲学创新，都需要重新回到源头，重新点燃火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它就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可说，但我们好像又必须要去说。因为除了语言，我们找不到任何抓手进入到哲学当中去。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所以，哲学总是在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虽然言不尽意，但又必须“强说之”。

   这正是哲学的晦涩之处。平常我们总是用语言传达信息。可是，哲学中的语言，总是让我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信息。语言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梯子，我们一旦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梯子就可以丢弃掉了。这叫“得意忘言”。如果你死扣字面上的意思，是进入不了哲学的。这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意思是说，那些可以说的都说完的，剩下的那些，才是哲学要找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惟有静静地体悟，不能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