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特立独行，疯疯癫癫，不按常规出牌，成为了世人眼中搞不懂的“另类”。可是，一旦他们复归常人，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时候，世人又会把另外一个大棒向他们挥舞过去——虚伪。

     所谓虚伪，不外乎言行不一，知行分离。对于普通人而言，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也许很容易得到理解和宽恕。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何况，我们都是世俗的人，在利益诱惑和生存压力下很容易向现实妥协。总之，我们是普通人，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很高。

但哲学家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否则，他们的这种哲学就有可能被称为假道学，有愚弄群众、诱奸民意之嫌。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自己都不遵从自己的哲学，又怎么能让别人遵从呢？正如去年发生的“艳照门事件”。那些大牌明星们在舞台上竭力向观众兜售真善美，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在干着假恶丑的勾当。如此一来，他们所宣扬和表演的，岂不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就是如此。他提出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点。“饮食，天理也；

        哲学家在享受心灵愉悦的同时，也在忍受着心灵的孤独。心灵的愉悦，来自于思辨的乐趣；而心灵的孤寂，则是不为世人理解的无奈。快乐和孤独，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哲学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哲学家的孤独在于哲学的无用。哲学估计是世界上最没有用途的学问了，因为它总是试图回答那些根本无法回答或者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什么是永恒？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这些问题，不是人类由于某种局限性暂时不能给出答案，而是永远也无法给出正解。

   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贵族的精神和精神上的贵族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哲学是一种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

在秦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不是权力，而是法律。当然，秦国的法律并不是来自民主的“公意”，而是来自自上而下的集权。但是，能做到所有的事务都依法办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两千多年的帝国政治中，也许只有这个短命的王朝，才彻底地摆脱了血缘的羁绊和权术的纠缠，将法律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有法律，还要有执法者。否则，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抑或是权力的遮羞布。秦国的法律，正是靠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加以贯彻的。所以，谈秦国的强大，就不能不讲秦国的吏治。毛主席之所以建议当政者去读《资治通鉴》，就是因为这部大部头的史学著

    素有“报中之报”之称的《中国新闻出版报》6月12日刊载专栏书评：到中华文化的源头找智慧——评《读国学用国学》。现将全文刊载如下：

                  在玄虚和媚俗之间游走

                            ——评《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刚拿到这本书，乍一看题目，还以为是《小故事大道理》之类的通俗书。可是，看完了序言，又翻了翻目录，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夺取读者眼球的书名哄骗了：这哪里是一本故事书，而是一本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学术书！于是，一路读了下去，逐渐被作者随意撒播的思想火花和智慧光芒所吸引，以至一发而不可收，读的精疲力尽而又兴奋不已。

    繁琐冗长的学术著作总是让人感到枯燥，退避三舍，有不敢亲近之感。但

西周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体现的又是一种文化。因为“分封”的问题解决完了，还有一个“分封谁”的问题。前者需要到周王朝建立初期的现实环境中去考察（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讲了），而后者，则需要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去寻找答案。

“分封谁”的问题，就是派谁到地方当主子、当诸侯国国君的问题。派谁去呢？肯定要派周王室自己最信任的人。那么，谁又是周王室最信任的人呢？这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信任关系是由文化打造的。所谓文化，就是教化，它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一种信任关系。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名词来称谓这种信任关系，那就是“价值观”。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人群中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任关系，就成了文化的核心。

历史越往前追溯，人和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也就越原始。抛开历史、文化的因素，如果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加以彻底还原，只能是最原始的母子关系。每个人都是母亲生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整个生殖过程中来。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在新生儿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

太急了，那些想带我们进入天堂的人，恰恰把我们带进了地狱。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三教403教室，恩师讲完了他所说的体制内的最后一堂课，正式退休了。对他来说，这是心灵的退休，尽管学校和系里还没有通知他去办什么退休手续。老师说，退休后，他将去寻找他儿时和年轻时的梦想。

恩师学贯中西，特别是现象学方法的迁移，更是炉火纯青。老师是学西方哲学出身，却有着强烈的本土情结。无论是人格修养还是学术造诣，都是令人高山仰止。

下课后，老师对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作了简短的总结，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金盆洗手仪式。用他的话来说，是要给以前的生活划一条界线。

老师让他的学生一起朗读了他最喜欢的两段文字：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周敦颐的《爱莲说》。

无论是奖赏还是刑罚，秦国都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绝对不会出现所谓虎头蛇尾的现象。斩获了敌人的人头，就等于看到了爵位、田宅和金钱，绝对不用担心政府不讲信用，给他们打白条，不兑现承诺。而违法犯纪的人，就等于看到了皮鞭和刑具，甚至是血淋淋的鬼头刀，无法存在丝毫的侥幸心理。

据说，秦国每打完一次战争，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处理善后事宜。这里所谓的“善后事宜”，不外乎奖赏那些有军功的人，处罚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军功需要衡量大小，而参考标准就是斩获人头的数量。具体的做法是：把所有斩获的人头公开展览三天，查对三天，确定无误后，再由将军把获首将士的名单报请主管大夫颁奖“劳爵”。

让我们想象一下秦国战争结束以后展览、查验人头的场面吧！所有的人头全部摊摆在操场上，呲牙咧嘴，血腥冲天，要是恰逢夏季，人头还可能腐烂发臭，引来苍蝇和蚂蚁。然而，在今天我们看来令人发指的头颅，在当时的秦国士兵看来，不仅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还视若珍宝。别忘了，一个人头就是一级官爵，那是用生命换来的粮票。家中的父母、妻室和儿女，都在望眼欲穿，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