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何所似?
——《骑桶者》赏析
英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问题》)
卡夫卡一再逼问的现代人的困惑就是:在信仰自由的时代(袪魅的时代)里,如何寻找一个自己的上帝?也即:用什么样的理由(人生意义)来挂住此生,摆脱那人生的虚无?
卡夫卡说:“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匿的。”
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寻这“长期隐匿”者。无论是是《审判》、《城堡》这样的长篇,还是《变形记》、《骑桶者》这样的短章,其实都是卡夫卡对人的存在理由的拷问,对不可摧毁的“信仰”或“爱”的可能性的逼问。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拷问的是“亲情”。主人公格里高尔深爱着家人,他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家人之爱为了亲情。然而,这看似崇高伟大的“亲情”,一朝醒来就被打得粉碎。他变成了一只甲虫,虽然热爱亲
(2012-04-20 16:22)
关于孤独症的事过去了好几天,一直懒得写点什么,早上接到我一个多年未见面的好友电话,聊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
(2012-04-17 09:35)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为什么受不了?
2002年的《收获》杂志第6期刊登了一篇作家陈村和舒婷的谈话文章,叫《陈村VS舒婷:我已是狼外婆》,其中写道:“陈村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感想啊,比如说读以前的什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说:‘这不能读,受不了,受不了。’陈村说:‘自己也受不了啊?’舒婷说:‘自己也受不了。’”
舒婷为什么对自己的诗歌受不了?
有人说:“这也许就是躲避崇高的结果。躲避崇高在特定的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矫枉过正以后,便必然导致“追逐平庸”成为一种潜在的流行心态。没有神圣、没有崇高的结果,就是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以世俗为荣,以玩世不恭为荣,必然导致作家境界的走低。以至于显示自己世俗的一面,已经成为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俗得堂而皇之,俗得天经地义。”(《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作者:李美皆)也就是说,二十多年后舒婷变“俗”了,受不了曾经的“崇高”?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神圣崇高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让位给了世俗,敌不过“庸俗”的“崇高”真的崇高吗?
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中评价王朔说:“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可见,
《陈情表》——中国文人说“不”的表情
新朝晋武帝登位,多次征召亡蜀旧臣李密出仕。李密不想应召,于是写了《陈情表》。他想借此小心翼翼地对新皇帝说一声“不”。
至于说“不”的理由,李密说是因为祖母年高多病,无人照顾,自己需要尽孝报养。但这个理由,很显然不太被认可。因为李密在文中说之前就至少有两次“具以表闻”,却始终“告诉不许”。而且,即使在今天许多读者看来,李密的这个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一般认为,李密尽孝主要是一个借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忠君观念,所谓忠臣不事二主,也是一种气节的表现”(魏家俊《〈陈情表〉赏析》),是“不习惯,昨天还高呼着刘禅万岁,明天就要对司马炎卑躬屈膝,不习惯。”(西邑《李密〈陈情表〉:奴化教育的绝佳范本》)但这些理由,李密非但不能说出口,而且要竭力予以否认。于是,李密走了一条无比纠结扭曲的心路。他在这篇表中明确地作出了“不矜名节”,与前朝决裂(称之“伪朝”)的表态,把那些普通人都予以理解和期许的理由,下沉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但是,虽然如此“自残”,仍然是不足以完全取信于晋武帝的。
(2011-11-02 17:41)
《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缘起
冉云飞

辛亥革命马上就一百周年了吧,我最近一直在看关于她的书,期间有些想法,今天把它写出来,能不能用简单扼要的语言把想法写明白,是我要做的。
如果将辛亥革命看作一场民主革命,则三民主义的核心应当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同盟会宣言)
但孙中山理解的自由涵义过度狭隘,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尚不及严复。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他对自由作了根本性曲解:“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从当年中国被列强欺辱,所以孙首先强调国家自由与独立这个并没有错,但如果从现代的角度看,孙中山其实没有理解,没有保障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则国家独立只对权贵者有利,而对人民毫无意义,就像秦始皇
盛洪:应该关闭的是北京市教育局
大焕按:今天是美国911十周年,选择在这个时候转发此文,用意不言而喻:希望今天的我们不要给未来中国制造大大小小的“911”。明天就是中秋,祝愿中国月白风清,天下太平。
作者盛洪为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1年9月8日,原题《谁有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权力?》
近日,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但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敢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千古大耻。
(2011-09-05 13:39)
(2011-08-19 10:37)
《教育能改变吗》编导手记:比较是容易的
(文:第一、六集编导:刘丽婷)
历经了一年半,当片子终于排期播出的时候,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我给采访对象、工作伙伴群发了信息,及时通知了他们播出时间,并诚挚感谢他们的支持、理解以及等待。
80%的回复中,他们用了“终于”两字,一半的人感叹“真不容易”。而我则戏谑地总结,这部片子的过程是:“策划、撰稿、拍摄、制作、审片、修改、审片、修改、审片、修改、……播出。”
回想自己刚刚拿到教育这个选题时,简直是磨刀霍霍。因为胸中早有块垒,很想一吐为快。
中国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从钱学森的“大家”之叹,到升学择校的白热化格斗;从学生的长大不成人,到老师的教书不育人;从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到分秒必争的胎教、早教和幼教……中国教育似乎陷入了最容易看清却最难以逃脱的困境。
现在的中国教育,有人概括为“学生痛苦,老师辛苦,家长无助,政府无奈”。学生、老师、家长、政府都日复一日地做着自己痛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