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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在向老师课上了解到,原来我们全国儿童的净入学率是99.49%。一看到这个数字,我们中很多人包括我都会觉得,原来我们的入学率这样高的!我们的义务教育做到还不错嘛!但是向老师引导我们提出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因看到这么高的入学率而沾沾自喜,也应该想想其余的0.51%为什么不上学了。我们中国是人口大国,即使是0.51%的比例也牵涉了很多孩子,继而我们就提出了教育的全纳性,我们希望的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都能保证他们上学的权利。

    全纳性是爱生学校项目的理念之一,因为参加了青海调研,在那里也进行了几次访谈,所以我对全纳是有一定认识的。全纳就是容纳所有的儿童:男童、女童、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孩子、有特殊的能力或需要的儿童、直接或间接受艾滋病困扰的儿童,以及其他一切处在不利和边缘境地的儿童。全纳就是寻求并推动所有儿童,特别是那些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社会经济及能力等背景的儿童积极参与。这个理念刚开始我是绝对赞同的。

    但是调研过程中,在一所学校里面有一个应该是轻微智障的孩子(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确实有一个),当我们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就曾进行所谓的“分层教学”。不过不是从初一开始就分,而是初三才把我们分成快慢班。这样一来,分班的目的就变的不那么简单了,不是为了因材施教,不是让每一个孩子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无非就是提高升学率,图个名气,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罢了。

    不明白的可能还会问,你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的我再去看这个事情,仅从人数的减少就一切都明白了。起初升初中我们全乡是234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在中学的学生会里做学生干部。之后,一年一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当然这其中一部分不上学是因为小孩子实在不喜欢学习,学不进去)。到了初三,学校忽然说要分班,要分成两个快班一个慢班,当时的我们谁也想不到是怎么回事。可是你别说,这一招还真是管用,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教师的不重视,再加上慢班缺少一种学习的环境,慢班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就回家了。更过分地是,为了“促进”他们回去,学校还在中考前一个月搞了个象征性的结业考试。在这个考试之后,慢班的学生就可以光荣地结束学习生涯,也不会觉得不光彩了。十四五岁的年纪,就这样们在懵懂中过去了,他们连参加中考

    我本不是喜欢借文字抒发情感的人,平时有了情绪,早已习惯了通过交流、运动发泄,然而最近发现,很多时候情绪是发泄了,然而情感呢?多半是压抑不去理会。碰到类似情形,产生新的情绪,继续压抑情感,最后陷入如此循环,对自己毫无成长的意义。无意中翻到刚入大学时断断续续记下的心情小事,很多细节早已忘却,再次看来却很有感觉,会心一笑间体味回忆里的温暖,真的很不错。读研生涯开始之后,周围的人都在强调“反思”的重要性,醒悟自己已然不是静坐课堂勤奋笔记的孩子了,而是成为有主体意识、思维能力的“研究”生,知识积累了一些,也该有自己的思考。课程要求我们定期记录随笔感想,挺好,借这个机会写点什么,顺便理理自己面对问题的思路,也看看能不能从那个循环中跳出来,真正有所长进。

    前段时间向老师去了台湾,回来之后用了大量时间为我们介绍在台的所见、所闻、所想。内容和固定的教学大纲相去甚远,然而这样的言传身教确实让我欣喜若狂,尤其是当老师以教育学视角评析身边现象时,总是能给我新的启发。其中提到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师生相处的过程,提到那边的反对政府“废除公娼”运动对她的冲击和解构,亦

看到一个故事,发生在小学里。课堂上老师提问的时候,一个同学总是举手,可老师叫起他来的时候却答不上来,引得下面的同学窃笑不已。

课后老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如果老师提问时他不举手,同学会在课下叫傻瓜。于是,老师就和他约定,当他真会的时候就高高地举起左手,不会的时候就举起右手。渐渐地,这名同学越来越多地举起他骄傲的左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回答出老师的课堂提问,这个原来极有可能在太多的嘲笑中沉沦的孩子也由一个差生转变成了一个好学生。

耳熟能详的是这样一个公式:天才=99%的汗水+1%的灵感。爱迪生虽然强调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永远要鼓励孩子,鼓励他的灵感,也鼓励他的汗水!

 

昨天晚上考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这是前半个学期每周一下午四个小时课的终结。我想很多人应该是在考完试后,长吁一口气,感慨终于解脱了。
如果不是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我也应该就此“了结”。可是考完试后,我反而有一种再去读马克思的冲动。
复习的几天,我在图书馆看了马克思的原著——《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看之前,我从来不会想到马克思原来是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写的:人应该是自由自觉的啊!当劳动只是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时,当劳动产品越有价值,人却越贬值的时候,人已经和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本质相异化了!可能我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还有点浅显,但这种感受却很强烈。我们常说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为大写的“人”,可是现在多少人只是想通过教育为自己镀金从而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在这社会生存。小学中学时候,家长们挤破脑袋想把孩子送入名校,用权力托关系,甚至不惜支付高额的费用,另一方面,孩子接受各种培训教育,奥赛、特长,一项一项的“磨练”中,他们就像应试的机器,(家长、学校

    每每走在都市的街头,我总觉有不会走路之感。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总是觉得对面的人向我直撞过来,而每每都是我或侧身,或变线,而对方又总是理所当然的昂首而行,难道我被隐身了?每每此时,我总是安慰自己,中国人多,素质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也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总是需要过程的。

    而近日,我行进于我们这座全国顶尖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等学府,才发现有些不妙。在这里,我仍然屡屡成为“隐身人”,我们的天之骄子谈笑风生,并排而行,忙于侧身、上下人行道台阶,还是我无奈的选择。

    诚然,我的感受有些偏激,描述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联系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还是略有隐忧。我们的很多孩子被家长灌输的理念就是要做强者,做主人,礼让似乎成了吃亏的代名词,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被固化在了书本里、标语中,但愿我们的教育不要被隐身才好。

    又一位教育部长离任,激起一阵波澜,无数的评论接踵而来,鲜花和牛粪一并抛撒。

    回想,中国的教育又何尝不是一直在跌宕的舆论中前行呢?有人说中国的足球(男足)是悲哀的,但我看中国的足球是最民主的,因为谁都可以因为它的失败而批评它。中国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呢?一个部长决定不了中国教育的前途,即使是十个、一百个也不能。
    教育,是为阶级服务,是为政权服务,是为国家服务的。同时,教育的制度、模式、方法也是因国家、阶级以及政权而建立的。反之,教育的最终模式一定会被国家的阶级特征以及生产力所决定的国民思想意识所同化。
    我认为,我们国家先进的教育体制与模式刚好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以及国民精神思想的实际水平。尽管我国在部分地区的经济水平发展较快,但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思想水平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阶段。即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思想体系。因此,无论哪个人做教育部长,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以中央集权的行政教育管理体系必定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很难得以改善。
   

    关于在教学中是先探索还是先灌输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其表象可形容为“先用蛋孵鸡还是先用鸡生蛋”的问题,一个实质问题的两个表现方面,看起来是矛盾实质却是客观统一的。从现代教育理论研究可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中也可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即知识的灌输与探索性教学发现是教育形式中的两个相互补充确又不可分割的有效方式。因此,目前中国教育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教学中的实际操作方法而不应再过多探究理论上的矛盾关系,以下是本人关于教育方式的几点体会:

    首先,教师设立的教学的目标必须十分明确,无论是每一节课还是每个学期或学年以及每一节课。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的目标可以不直接告知或说明,但总体目标方向要把握,正所谓形散神不散。正所谓“考试”是指挥棒,尽管很多人批评考试为教学与教育带来的各类弊端,但“考试”确实为教学或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确定了较为明确的总体目标。

    其次,要有有效的实际教学案例。案例有效性受多个方面影响,例如:知识性、多样性、趣味性、社会关联程度、个人关注程度、个人理解程度、时间适应性(包括年龄差异和时代差异)、地域适应性等诸多方面。因

段继国 随笔(2009-11-19 20:25)

半月的学习很快过去了,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老师们的思想。也许是学理科的原因,自己的脑海里,知识从来都是一些确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却有了一个非常异样的认识,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百家争鸣”的韵味。也真正体会到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在教育部门工作也有好多个年头了,真正坐下来思考教育,这还是第一回。一条一条的理下来,教育中的问题还真不少,不管是教育政策还是教学方法,不管是教育管理部门还是一线的教师,好象都有许多可挑剔的地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如何走?我们又当如何呢?许多问题窜入脑中来,挥之不去。

钱学森先生直到逝世,关注的重心仍是国家的教育发展。心中不免几分惆怅,但很快也就释然。我们只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小兵,不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却应该报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正以世界注目的速度高速的发展,处在高度变革的大潮中,不可能避过撞击的阵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应在发展中变革,在变革中提高,用我们的提高来带动我们的四围。我们每个人都负起我们应负的的责任,从最细微处做起,必将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教育也终会从阵痛的变革中走向成功。

 

对“择校问题”的思考

    近日,“择校”一词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再加之北大出台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诱发了一直以来我对“择校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当今社会,孩子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读上大学,读上名校,所有的学生都想高考及第,金榜题名。考上大学光荣,考上名大学更光荣,社会已形成这样的风气。但是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为了能考上大学,考进名校,选择好学校自然成了家长和学生的追求目标,哪怕是倾家荡产也愿意。“择校”的最终结果是好学校学生超员严重,而普通学校却生源不足。各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由于受到社会种种因素的影响,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而最近北大自主招生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应该说其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客观效果就很难预料了。39所中学一公布,它们就成了择校的香饽饽。本省本直辖市本自治区的学生会削尖脑袋往里钻,外省市自治区的学生恐怕也会向往。榜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