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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每篇一千字左右，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历时近三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时，“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他从1959年庐山会议迅速崛起，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掌握兵权稳定军队的问题，而他在1970年“九大”迅速失势，直至出逃外国坠机身死，也为邓小平制造了复出的机会。三十余年过去，但林彪从失势到出逃再到死亡，事情发展之快之突然都留下难解之谜。

深谙韬光养晦之理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即沉稳内向，善动脑筋。“五四”运动兴起后，林彪逐步接受新的思想，十六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八岁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彪在南昌暴动后的游击战争中，初步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黄帅。这位“革命小闯将”当年只有十二岁，江青等人精心删改她的日记，将其塑造为反潮流的象征，批判“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而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黄帅也随之遭到口诛笔伐。现在，步入中年的黄帅已经过着平静的生活，但经历过的那场风波，令她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以说未谙世事，如何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原本荒唐的故事，倒成了平常之事。林彪集团1971年覆灭之后，江清集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其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矛头指向国务院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居诸城。1924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康生。中国官方的资料称，文革期间，康生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

 
“特科”出身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在这种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随时可能叛变的环境下，艰难求生，可以想象，康生为什么后来变成偏执狂，整起人来不择手段了。

　　后来康生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又熟悉了苏联的“肃反”模式

　　蒯大富，四十多年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智擒王光美”使他跻身中国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是却象流星样转瞬即逝，文革开始两年就被打倒。四十年后，走出监狱的他，现在已是一名令人称羡慕的百万富翁。

刚被刘少奇打倒 就被毛泽东救了

　　毛泽东指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即派工作组到学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向清华派驻工作组，竟是授人以柄，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点燃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