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日军陷杭州，南京首都我师转进至何处，无从探息，我归队有心，苦无门得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夏，本县（新登县）县长曾剑英，地方人士汪烈山等，亲来舍间，要求我为保卫家乡，出任本县国民抗敌自卫副司令，司令省里规定由县长兼任。值此全面动员抗战之际，每一国民均应尽智慧，贡献国家争取胜利，我当然义不容辞，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接受这份责任了。我前往就职后，先将编制组织完毕，积极策划，组织民众，与如何训练民众之计划，及成立自卫大队，练成一支与国军同样坚强的劲旅。

    我自民国十五年（1926）春，远离故乡，参加国民革命工作以来，期间十八年（1929）军校放暑假，与二十三年（1934）冬养伤

    11月22日小雪，星期日，天晴。我和往常一样回昌东老家探视老母亲，大约上午九点半左右，富阳蒋君渭渔来电邀我，他与正浩老弟已从富阳出发来接我，一起到临安昌化寻访河桥古镇。我在这之前，甚经去过昌化两次，素知昌化以盛产山核桃、鸡血石闻名于世，河桥古镇，且一无所知。

     从我老家出发经松溪、永昌、三口，过青山湖上杭徽高速公路，大约一个半小时到昌化镇，下高速后再向南行驶五六公里就到了河桥镇。我们在两江桥头下车后感到十分惊愕，在浙西深山老林中，竞然还有如此秀丽的地方，这正是个名不虚传的“三江口”。

    河桥镇位于原昌化县南，昌化溪、昌南溪、蒲溪三水汇合处，历史上一直是昌化南部经济、文化中心。据康熙《昌化县志》记载，“河桥一带，几里许，烟火不下千家。素以水埠形胜，商务繁华，而特冠浙西，被誉为“唐昌首镇”（注：昌化县旧名唐昌）。相传，明洪武年间，安徽洪氏宗族来此开基。到了嘉靖年间，唐昌设四镇，河桥因“邑水口形胜，商务独冠唐昌”被列为首位，至今镇门上“唐昌首镇”犹然可见。旧时因山上植被好，树木繁茂，溪水终年奔流，船筏日夜穿梭。由于外地商

    2001年秋，我与乡友黄品耀等到松溪插干桥头刘樟玉家里翻阅《东安楼氏家谱》，事后又在《富春书艺》上发表了《弘一大师新登北山卓锡记》一文。当时对刘秋宾的印象，只知他是弘一大师出家前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学生，所以对刘的生平也不在意。近日翻阅旧时宗谱的影印资料，发现刘秋宾当年的一篇《脱厂自传》，今特整理于后。

    楼秋宾（1895—？）名启鸿，别号蜕厂，又曰拟禅，新登县官山楼家村人。家本小康，娣姒兄弟四人，其最幼，深得父母欢爱。

    年十四攻举子业，后入城北县校阅四年，卒业投考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受其老师李叔同熏陶，工书法，擅金石碑帖；赋诗词不拘格律，讲性灵喜习内典。毕业后原期东流日本再事深造，因母亲身患重病未成。是年在城北县校延请充教席。第二年春，赴杭州执教母校，冬接报母病促返，然母以前一日弃养。母之泪未干，元配徐氏又复病逝。第三年腊月初八家父亡故，三年之内迭婴巨变，泪尽眼枯。

    越二年，至开化县办理县立甲种师范讲习所，旋以旧友星散，知事许人杰调任桐庐，因亦复回杭州，应聘行素女中及浙江体育师范专门学校任教员。

    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加中秋有8天假期。1日，在家里看北京天安门盛大庆典；2日，回老家看望老母亲；3日，在富阳与岳母一家过中秋节。4日至6日，应富阳建筑设计院张正浩先生的邀请，与蒋渭渔、张关岳、李勇强先生，探寻浙南泰顺廊桥，文成县刘伯温故里等。行程1200多公里。

4日，天气晴朗。

    上午7时半，我们一行准时在桂花路老城建局门口上车，李勇强师傅将车载卫星导航仪导向泰顺县城。我们出富阳城后在中埠上“杭千”高速，途经桐庐、建德、龙游、衢州，中午在松阳高速公路服务处用中餐。午后汽车一直穿梭在崇山峻岭中。穿过景宁县城往泰顺方向行驶后，一路翻山越岭，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突然有人在车上说，注意窗外有个大水面，这时同行的张正浩先生脱口而出，这里可能就是浙江紧水滩水电站。当汽车开到一个小镇上，从广告牌上显示，这里就是紧水滩上游水面的一部分。我在车上想，如果这条溪下流不建造水电站，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山民，至今仍然过着日出上山，日落而归的传统生活，而今，深山变成了高山“平湖”，山民变成了渔民。

    下午三点

    2008年初冬，应于孝成先生之邀，吾与孙达火夫妇、汪金良、蒋水源夫妇等，到洞桥镇石羊村家里作客，主人知道我喜欢地方上的人文古迹，特地带我去看村里的石羊庵。庵就在村西公路边，当时正在修缮，虽然里面乱七八糟，感觉庵的规模不大，但布局规范，特别是看到墙上保存完好的六通石碑，真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近年来，为了编撰《富阳佛教志》，我几乎跑遍了全市范围内的寺院及遗址，从未发现在一个小庵内保存了六通古碑，当时为自己没有带相机和纸笔感到十分遗憾。今年9月13日（星期天），与蒋谓渔、张正浩、孔国强等朋友到贤德、洞桥一带去寻访古迹，在汽车上，我向他们讲起去年甚经到过石羊庵的种种见闻，他们听了很感兴趣，一定要我带他们先去看石羊庵。

    石羊庵，位于富阳市西北的洞桥村石羊村。它东靠胥万公路，西邻葛溪，南、北是民居。坐北朝南，前后三进，东面三间为正殿，塑有佛像，中为天井，西为戏台，北为正门。从西面拾级而上一排房间，是村里老年活动室，整座建筑占地483平方米。说起石羊庵的来历，还有种种传说。一说：石羊庵因村后有石羊山

    2008年初冬，应于孝成先生之邀，吾与孙达火夫妇、汪金良、蒋水源夫妇等，到洞桥镇石羊村家里作客，主人知道我喜欢地方上的人文古迹，特地带我去看村里的石羊庵。庵就在村西公路边，当时正在修缮，虽然里面乱七八糟，感觉庵的规模不大，但布局规范，特别是看到墙上保存完好的六通石碑，真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近年来，为了编撰《富阳佛教志》，我几乎跑遍了全市范围内的寺院及遗址，从未发现在一个小庵内保存了六通古碑，当时为自己没有带相机和纸笔感到十分遗憾。今年9月13日（星期天），与蒋谓渔、张正浩、孔国强等朋友到贤德、洞桥一带去寻访古迹，在汽车上，我向他们讲起去年甚经到过石羊庵的种种见闻，他们听了很感兴趣，一定要我带他们先去看石羊庵。

    石羊庵，位于富阳市西北的洞桥村石羊村。它东靠胥万公路，西邻葛溪，南、北是民居。坐北朝南，前后三进，东面三间为正殿，塑有佛像，中为天井，西为戏台，北为正门。从西面拾级而上一排房间，是村里老年活动室，整座建筑占地483平方米。说起石羊庵的来历，还有种种传说。一说：石羊庵因村后有石羊山

    2009年8月26日（阴历七月初七）下午，我在办公室电脑上查资料，突然外网中断。由于不能上网，我随手拿了一本《富阳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一）翻了起来，当翻到第88页“富阳、新登两县‘三反’、‘五反’斗争”一文，发现了我父亲在1952年至1953年间，因反对弄虚作假、严重官僚主义，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段历史记载。

    我父亲陈马潮（1926—1988），1950年任新登县城岭区东圃乡副乡长，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成绩显著，不久升任乡长。1952年下半年，因组织调动到新登县城岭区当财粮干事。1952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简称三反），新登县委、县政府召开县级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此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城岭区也和全县一样，动员机关干部积极向领导提意见。我父亲从乡里调到区里工作，因为工作上的关系经常下基层，所以对本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加上年纪轻，本性耿直，在大会上公开向区县领导弄虚作假，官僚主义提了意见。当时任城岭区委书记秦敬亭置若罔闻。于是，我父亲以浙江日

    9月22日至23日，我和海音参加了富阳“千人游江山”活动。22日上午7时，我们准时在桂花路九阳大酒店门口上了4号车，参加这次首发团有227名游客。汽车出富阳城后，从中埠上杭新景高速，到衢州后再向南转入“衢州—福建浦城”高速，在江山市峡口下高速，全程行车三个多小时。

登仙霞古道

    中午，我们在保安乡一个村委大楼里用餐，第一站游览仙霞古道。仙霞古道位于保安乡南面，原先我还以为翻过岭就是福建浦城了，原来反山还是江山的廿八都古镇属地。走近景区，迎面看到一座断垣残壁上有“仙霞驿站”四字，虽然古驿站旧貌全非，但让后人能想像的到，当年往返于这里的千军万马和过往客商，在这里歇脚和补充饮食，再奔向四面八方。

    从古驿站向前行五十米，看到二块石碑，其中一块上有“落马桥”三字。看石碑上的介绍，当年日本鬼子扫荡到仙霞岭脚，军马被此山险峻所吓，扬蹄嘶鸣，当场把日本军官掀翻在地，故取名落马桥。驻足向南望去，只见一条近二米宽的石子路逶迤地伸向丛林深处。当我们踏上古道时，惊异地

王慕曾（1903—1951），富阳市永昌镇长盘村人。浙江省公立政法专科学校毕业。1949

    去年夏秋之交的某天傍晚，我在富春江滨西大道路遇周君银玲先生，两人在闲谈中他问我，听说富阳过去有个“西湖”的地名在什么地方？我当时一时语塞，答应回家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几天后，我把民国《新登县志》上记载，明代南新乡东墅坞甚经有个叫“赛西湖”的情况告诉了他。今年7月23日，我在行政中心参加一个会议后，顺便到市史志办查看清代台湾兵备道周凯的有关文选资料，史志办的小骆送了我一份“有关何世濂身世的几点考证”的文章。回家后，我研读了这篇考证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明代南新东墅坞“赛西湖”的来龙去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原新登县南新乡东墅坞（今万市镇东叙村）出了一个何世濂者，他在穆宗元年（1567年），以恩贡出仕山东盐运分司运判。在中国历史上，盐业关系到国计民生，一直为统治阶级所垄断，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在古代“盐官”一直是公认的肥缺，一般的官员是望尘莫及的。何世濂能在最后任上担任山东盐运分使运判，虽然官职只有五品，这可是个实职，所以在任几年自然也就有了相当的私人积储。

    万历元年（15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