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的一天，我在福州大学科学报告厅作完演讲，照例留下一点时间回答问题。递上来的问题足有一公斤，我只能随机挑选一点作答。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字条上字体绢秀，这样写著：“读书使人变得充实，这好像并不中肯。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你对大学生的谈恋爱有什么看法？”
      我的感觉是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情的渴望。的确，对于这些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生命奉献给无休无止的考试的青年学生来说，缤纷的梦幻和单调的现实之间反差太大，残忍的考试使得许多孩子没有童年，很多青年失去了青春的风采。对这们的问题，我难以圆满地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轻松一点、幽默一点，用笑声来沟通陷于困境的心灵就行了。于是我就信口胡柴起来。
      我说，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何其芳先生在《夜歌与白天的歌》中所写的诗句：没有爱情的人，为没有爱情而苦闷，有了爱情的人，又为有了爱情而苦闷。他忍不住要喊

 个案1：

有一妇女手提包被偷，里面有手机、银行卡、钱包等。20分钟后，她打通了老公的电话，告诉自己被偷的事。老公惊呼：“啊，我刚才收到你的短信，问咱家银行卡的密码，我立马就回了！”他们赶到银行时，被告知里面所有的钱都已被提走。小偷通过用偷来的手机发送短信给'亲爱的老公'而获取了密码，然后在短短20分钟内把钱取走了。

提醒：不要在手机通讯录中暴露自己与联系人的关系，忌用“家电”、“老公”、“爸妈”等称呼。一律用名字，字越少越安全。

个案2：
有三位自驾游的朋友不慎连人带车跌落一百五十公尺深的山谷，受困四日三夜后，才获救。其间，他们曾多次想以手机向外求救。无奈一只被摔坏，一只没电了，一只收讯不良。他们还多次移动位置以寻找较佳的收发信号地，但都不成功。如果这三位人士平常就知道１１２专线，紧急时刻也能知道如何用那只收讯不良的手机拨出１１2专线，相信他们可以很快获救。

提醒：全国各地通用的112专线，在手机打开后即使没有接收信号，甚至电力极为微弱，任何厂牌的手机在任何地点皆可拨通。拨出112后，马上会进入语音说明

既往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1.关于近代博览会在中国近代化行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马敏认为，清末兴起的商品赛会活动标志着中国经济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各类赛会既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明所具有的水准，也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足。通过赛会形式而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珍视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注：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参与世博会为契机，国人的根本世界观念发生了新变化。冲破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氛围，敢于承认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潮流中已处于落后状态，进而萌发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大飞跃。此外，经济竞争的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市场观念和振兴工商业的观念，在参与世博会的过程中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较之于博览会的经济效益，这种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异似更为根本和长远。（注：马敏：《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年6月18日。）王翔认为近代博览会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综合性标志，它集中而又直观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方面所发生

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于1929年（民国18年）6月6日开幕，10月10日闭幕，前后历时137天。西博会有八个场馆，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和工业馆，展出商品达14.76万件，参观人数总计达2000余万，盛况空前，影响巨大，与历史上著名的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1900年“巴黎博览会”和1927年“费城博览会”并称为国际性庆典，在秀丽的西湖山水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整个杭州西湖博览会主要设置在平湖秋月、中山公园至西泠桥和岳庙、里西湖一带，共设有八馆、二所。
八馆是：
（一）革命纪念馆。设在西湖孤山一带的唐庄、平湖秋月等处。在白堤尾端建立骑街牌楼；于平湖秋月厅前建革命纪念塔，在厅内设革命书籍阅览室及售书室各一个；在唐庄设总理纪念厅一个，陈列室六个。本馆除陈列总理纪念物外，还陈列先烈遗像、遗物、遗墨、摄影作品、图表、证件等物品，共计陈列物品2000余件。
（二）博物馆。该馆设矿产、昆虫、植物、水产、动物标本及动物图画6部分。以王电轮庄为矿产部，徐公祠为猺山部，林社为动物部，巢居阁及林典祠为昆虫部，西北新建房舍为植物部，水产部与昆

近代国学研究，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５０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１９０２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其二，１９０２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

内容提要：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属于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章太炎的关注，并因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强

罗蒂在1967年出版其《语言学的转向》一书，使得这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关键词“语言学转向”从此流传于世，而他在1979年完成的《哲学与自然之境》更是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的地位。在完成他在上海的首场演讲《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之后，满头白发的罗蒂在其下榻的宾馆欣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从其不经意的言谈之间，发觉他的确如学者陆兴华所说，是“一个架子放得最低的哲学家，一个认真有趣的街头哲学家，一个看破一切哲学巫术……一个对中国有美好情感的哲学家，一个很不美国但又自认为很美国的哲学家”。让我们祝福罗蒂能够再次来到中国。（感谢这次陪同罗蒂访华的学者黄勇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对这次专访的帮助）

　　“自由民主社会”是解决政府腐败的唯一途径

　　早报：在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杜威先生首先就是从上海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两年多的巡回讲学，可以说实用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85年后的今天，您作为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来到上海，是否能对关心您来访的中国朋友说些什么？

　　罗蒂：在杜威来的时候，中国原来的朝代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人们当时想到的是

* 此為博主原創，轉載請經作者同意並需注明出處，謝謝！2007.4.17 夏冰

學科性的知識領域與學術制度中特定統治形式的出現相聯繫。這裏借用布魯諾·拉陶的“授權”概念來說明一種學科是如何通過權威授權獲得合法性身份並成為一種權力話語的。一種話語形式合法化身份的獲得取決於權威機構、組織或個人的授權。為了確立一種知識形式的合法性取向，“學科式方案不得不建構一個適合宣傳的政治主體”。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於學科初建時期的各學科而言，這一所謂的適合宣傳的“政治主體”即國家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結構的理想化形式，它包含著一種社會的合理化設計，而學科和與課程的安排就對應著社會和國家的制度性安排。教育制度正是“通過它在個人或者集體的雇傭交易中所扮演的決定性的角色直接促進著社會類別的再生產”，它體現了國家意識形態權力機制的運作。知識可以借助國家

* 此為博主原創，轉載請經作者同意並需注明出處，謝謝！2007.4.13 夏冰

某一學科在一個複雜的文化配置系統中的位置是根據他參與儀式的方式以及他在主導性的文化等級分類中被定位的方式而得以確立的。某一學科要確立它在文化配置中的位置，就需要通過書寫並出版教材這一“參與儀式”的方式和在高等、中等學堂進行普遍講授這一“被定位”的方式來確立。書寫往往被理解為利用有序的符號形式創造一個有序的世界，它是一種賦予經驗以意義的認知模式。書寫總存在“為誰書寫”、“書寫什麼”、“由誰書寫”和“如何書寫”等一系列問題，這些使得書寫往往帶上了權力的痕跡而成為“被操縱的書寫”。書寫總是尋求一種“對話（即使是與自己心靈的對話）關係”，“書寫”要進入讀者市場、實現對話，最普遍也是最佳的途徑就是出版。一些“書寫”能夠出版並得到“版權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