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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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现代”的叙述，通过进化论模式和革命史模式，建立起以启蒙和革命为元话语的宏大叙事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并通过现代化模式弥合这两大元话语之间的裂隙和冲突，从本体论和总体化高度，确认“现代”的自足性和绝对性。文学史对“现代”的叙述是建构“现代”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自我建构的重要形态，它本质上是“现代”体系及其权力关系网络的构成因素，因而对“现代”迷思的反省也就缺少前提性的追问和根本上的突破。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是从现代性的边缘或外部对“现代”

文学史叙事在后现代视角下对“现代”的重写或重构，除释放“民间”这一边缘空间外，重建或重新阐释被压抑的“传统”，也成为在解构基础上进行“建构性”文学史叙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郑敏从挖掘德里达解构理论及其与庄禅等中国传统的关联入手，反思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口语（语音）中心主义和启蒙叙事及其西方中心论，在后现代与前现代的有机联系中，提出“现代”从语言传统到文化精神的“回归”及“改造后的重建”问题^[

四、后现代叙事的引入：“现代”的解构与重构

“现代”与“现代”的迷思作为问题被系统提出，是后现代视角引入现代性批判的结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以“五四”为源头对“现代”的建构，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和世纪之交受到普遍关注和反思、质疑，既与这一时期发生的社会巨变，以及现代化叙事的原有模式无法对裂变中的当代文学和当代生活作出有效阐释有关，也与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存在着主题和因果上的联系。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现代化叙事的鼎盛期，这一问题就渐露端倪。李泽厚在针对中国现代语境提出“西体中用”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类典型的现代化叙事理念时，已意识到“

三、现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与“现代”的归位和神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叙事，以“文学现代化”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为理论准备，以“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重写文学史”等一系列文学史阐释和实践为主要内容。它最终成为一个世纪以来集大成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正是“现代”被层累建构的结果。把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看作现代化文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鲁迅、郁达夫、朱自清、冯雪峰、萧乾等在三四十年代相关表述

二、“现代”的对立与分裂：从进化论叙事到革命史叙事

中国的“现代”与“现代文学”是在多种二元对立中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上叶，在狭义的当代/现代二元对立出现之前，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