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蝴蝶

夜行

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

——托尔斯泰1896年圣诞日记

夜被倒空了

遍地野生的制度

一只羊在默默吃雪。

我看到一张周游世界的脸

一个集礼义廉耻于一身的人

生活在甲乙丙丁四个角色里。

我们依然没有绝望

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

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

放我进去，我要坐坐这黎明前的牢底。

                  （2012春）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
朵渔

1
    1955年夏天，17岁的雷蒙德·卡佛在他的家乡——华盛顿州亚基马谷的一家薯餜店里，遇到了正在那里打工的少女玛丽安·伯克。这是个高个子的美腿女生，她见到卡佛的第一面就产生了一个预感：“我要嫁给这个男孩。”那一年她14岁，随时准备坠入情网。
    在雷蒙德朋友们的眼中，他简直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蠢货”，但在玛丽安看来，他就像电视广告里的帅哥一样英俊潇洒。这往往就是一段恋情的开始。“他忧郁、高大、害羞、沉默寡言、有礼貌、尊重人、有才华，”玛丽安的妹妹们认为，雷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家伙”。在那个夏天，他们的恋情进展迅速，玛丽安的妹妹们经常能偷看到他们约会后的缠绵吻别。夏天结束之后，他们继续各自的学业——雷蒙德继续自己高中的最后一年，玛丽安则去外地女中读三年级。
    第二年春天，玛丽安告诉卡佛，她怀孕了。卡佛凝视着纤细得像根芦苇的玛丽安，将信将疑。这预示着他们必须结婚了。1956年6月7日，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其时，两人都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当这个18岁的男孩和他的17岁女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但是他们爱得疯狂，不久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卡佛在他的小说《距离》里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但是他们爱得疯狂。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这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男孩和女孩，现在是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了，他们住在一个牙医诊所下面的一个三居室的公寓里。他们每晚打扫楼上的诊所，用此来交换房租和水电费。夏天他们还得维护草地和花木，男孩在冬季要把过道上的雪铲掉并在路面上撒上粗盐。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相爱。最要紧的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卡佛《距离》）
    那一年，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高中被迫取消了种族隔离校规，苏联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空间轨道，杰克·凯鲁亚克出版了小说《在路上》，雷蒙德·卡佛正梦想着成为作家。但贫瘠、烦乱的生活空间让他感到绝望。“我妻子和我没什么钱。我们没有任何手艺。我们只有许多梦想。当我们有了孩子时，我们自己还没有长大……”雷蒙德回忆说。最要命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娜刚刚出生六个星期，17岁的玛丽安发现她又怀孕了。
    在他们度蜜月的第二天，卡佛就曾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我的写作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写作。”玛丽安向雷蒙德保证，他永远不必在她和他的写作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向雷证明再多一个孩子也不会妨碍他的梦想，玛丽安怀着身孕出去当了一名水果包装工。大约两周之后，她便用打工所得为雷蒙德买了一份父亲节礼物：他的第一台打字机。
    “她双肩单薄，但毅力惊人。”连卡佛的传记作者都忍不住赞叹玛丽安的母性和牺牲精神。玛丽安的确有一种找工作的天赋。“你可以把玛丽安放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不出一个小时，她就会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朋友戴维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玛丽安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做酒吧女招待，供应雷蒙德写作。“不使雷放弃写作，不让他与别的职业有牵连，以免他忘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实际是要做什么。”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信念。
    雷蒙德·卡佛在这样一种嘈杂、贫瘠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写地很努力，四处投稿，但很少成功。他会经常抱怨生活，抱怨父母的贫困，抱怨自己被缩短的青春，甚至抱怨孩子的吵闹使自己无法安静持续地写作。但他无法抱怨他的妻子玛丽安，玛丽安为他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包括经济的支撑和心理的安慰。
    就在这个家庭陷入无望之中时，爱荷华作家讲习班的主任保罗·安格尔录取了卡佛，为他提供了1000美元奖学金。有了这笔钱，雷蒙德决定举家前往爱荷华，他知道，不够的钱，玛丽安总会设法挣到的。
    1963年夏天，他们随身带着一美元、一辆开了十年的老爷车和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上路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会找个地方停下来，玛丽安会进去告诉人家，她是个熟练的女招待，如果人家管他们吃饭的话，她可以干上两个小时的活儿。就这样，他们一路驶往爱荷华。
    爱荷华的生活乏善可陈。雷蒙德既写小说又写诗，他雄心勃勃地在每一种体裁的讲习班都报了名。但当时在爱荷华讲授诗歌课的唐纳德·贾斯蒂斯和马克·斯特兰德都对卡佛了无印象。在小说课上，他“简直是偷偷摸摸地坐在角落里”，脸色苍白，衣衫不整，看起来根本不像个25岁的年轻人，他的同学说他“仿佛已经活了一辈子”。同时，家庭生活也让他烦心不已：简陋的已婚学生宿舍，孩子的吵闹，捉襟见肘的收入……“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卡佛在《激情》一文里说，“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破灭。”
    一年之后，卡佛还没有结束爱荷华的学业，就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将自己的小家庭迁移到西部。这之后的几年，是他生命中的灰暗期，破产，频繁迁居，夫妻感情也出现问题。他曾试图像妻子那样找份工作，补贴家用。他干过勤杂工，锯木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但每份工都干不长。除了在家写作，他的确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活计。“他腼腆、敏感，再说他也讨厌那个工作……这使他更加逃避现实……他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玛丽安认为，只有当她的丈夫进入写作状态，他才不会闷闷不乐，喜怒无常。

2

　　 1967年5月29日，刚过29岁生日的卡佛收到一条消息：他的短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这是他在写作上第一次获得像样的承认，他视之为“扭转命运的时刻”。1968年初，卡佛的第一本诗集《克拉马斯河畔》印制完成。这本小书只印了500册，定价50美分，但始终没有卖完。（待到2008年，一本有卡佛签名的《克拉马斯河畔》，标价已达7500美元。）
    事业上终于有了起色，但拮据、烦乱、慵倦的家庭生活依然没有改变。他曾拿成名之前的亨利·米勒为自己打气，“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随时可能被迫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这也一直是卡佛生活中的常态。他甚至没有一把安静的椅子可坐。“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我们有过宏伟的梦想，我和我妻子。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埋头苦干，决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们想错了。”
    卡佛被生活再次击倒。他开始疯狂酗酒，进入他的“坏卡佛时期”。然而即便一个个梦想被现实摔碎，玛丽安依然没有放弃挣扎。她就是那么乐观、顽强，轻易不会被打败。卡佛的学生戴安娜·史密斯曾说：“有那么一批没本事的男人，这些男人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养活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变成的那种伟大的艺术家。玛丽安具有他们所希望的素质。我们大都做着没有前途的工作，但她是个榜样，因为她能保有一份职业，另外在晚上做女招待。一个周末，雷和朋友们去打高尔夫，就在他们打球的那个小俱乐部里，玛丽安正在酒吧里接待顾客。”
    1972年8月8日，卡佛驾着一辆黄色达特桑，从萨克拉门托出发，驶往蒙大拿。卡佛告诉妻子，他需要这样一次远行，以便摆脱令人慵倦的生活，开始新的写作生涯。
    在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卡佛遇到了研究文学的女研究生戴安娜·塞西利。第二天晚上，卡佛约塞西利一起吃饭，并留宿于她的公寓。他精神极度紧张，但还是不可遏止地坠入了爱河。
    一周之后，卡佛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并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一场家庭风暴随之来临。他们不停地争吵，哭喊，喝酒，交谈，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最多只吃一顿饭。在痛苦的交谈中，玛丽安也坦白了自己七年前的一次失身。所有这些，都被卡佛写进小说《凉亭》里。卡佛梦想着一次彻底的改变：与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过一种井井有条的生活。“我们经历过一次持续了六年的危机；我们处于一种持续了六年的紧急状态；我们在家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了六年的越南战争。”玛丽安说。
    无法在玛丽安和塞西利之间做出选择，卡佛更疯狂地将自己浸泡到酒精里。深受伤害的玛丽安也开始酗酒，在喝醉时也开始卖弄风情。戴安娜认为，玛丽安确实风情万种，所以“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不仅因为她聪明、风趣、让人感到愉快，并且能与酒量最大的男人一起喝酒，而且她还养着雷”。
    1973年，卡佛有机会重返爱荷华。十年前，他是作为学生去的爱荷华，这一次，他变成了老师。作为作家讲习班的小说课教师，他有幸与约翰·契弗、约翰·欧文等人成为同事。
    能与约翰·契弗成为同事，卡佛深感荣幸。那可是偶像级的人物。那一年约翰契弗61岁，刚因酗酒所导致的心肌炎被送进医院。医生对他说，如果再继续喝酒，他可能都没有机会被送进医院了。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戒酒治疗后，契弗不声不响地跑到了爱荷华。
    一天傍晚，卡佛正呆在房间喝酒，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推门进来。此人身穿花呢夹克和一双懒汉鞋，端着一个玻璃杯。“对不起，我是约翰·契弗，能借点威士忌吗？”卡佛简直惊掉了下巴。“不，非常抱歉，我没有威士忌。”卡佛说，“您愿意来点伏特加吗？”
    喝过伏特加之后，他们互相表达了对对方的赞赏。两位就有楼上楼下住着，从此开始了结伴酗酒的短暂岁月。其时，契弗因严重的酒精中毒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酗酒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契弗曾对女儿说：“所有喜欢我的人都认为我快要死了。我的反应是，‘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这对一位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望。卡佛虽没有那么绝望，但却与痛苦和荒诞相伴。有一次，他在酒吧遇到一个男演员，此人提出需要找个地方住一晚。从不反对与酒友共度良宵的卡佛决定贡献出他的沙发。那位英俊的黑人男演员跟着他到了房间，脱掉印着美洲豹图案的内裤，毫不客气地躺到了卡佛的床上，还从包里掏出了一瓶凡士林——卡佛一下子酒醒了，开车去了朋友的家。
    卡佛对契弗这样的老酒鬼，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契弗活得潇洒无碍，多少“像个英雄”。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酗酒最终会毁掉自己。一方面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另一方面又想做一个酒鬼，这相反的力在撕扯着他，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分裂。
    1982年6月18日，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嗬，这多么像天堂》的约翰·契弗因肾癌去世。这位老酒鬼保持了最后七年的清醒。卡佛写了一篇以《火车》为题的小说，以此向契弗致敬。

4
    他一直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还未到中年，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觉得家庭生活已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和写作，为了摆脱慵倦的生活，他告诉妻子，他需要单独外出一段时间。他需要改变和意外。需要新的刺激。需要感受到被爱。他一方面想做一个专注于家庭的模范丈夫和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想摆脱家庭的牵累和束缚，专注于写作。这就是卡佛的两面性，他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痛苦挣扎。
    1978年1月,39岁的卡佛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手持一张单程票飞往东部。“马上就要过另一种生活了，那种不犯错误的生活……”
    “今早醒来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整天躺在床上/读书。跟它斗争了一小会儿。//然后望着窗外的雨。/抛掉了这个念头。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下雨的早晨里。//还想将我的生活重复一遍吗？/犯那些相同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的，还有一半的机会。是的。”（卡佛《雨》）
    渴望过“另一种生活”的卡佛开始努力戒酒，“是的，还有一半的机会”。戒酒之后的卡佛开始进入自己最后十年的清醒期。他的事业也逐渐达到顶峰。古根海姆基金会为他提供了每年160000美元奖学金，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由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出版方还为他开出了5000美元的预付款，希望他能写一部长篇。拿到钱的卡佛躲到卫生间里哭了起来。写作15年来，还没有人为他尚未写出的作品付过钱。
    1981年，在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的亲自操刀下，被尊为“极简主义典范”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些什么》出版，短短几个月，15000册精装本销售一空。对于一本短篇小说集而言，这个销量让人印象深刻。卡佛在大学的薪水也逐渐丰厚，每年大概有3万美元。1983年春，卡佛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每年35000美元，至少5年。唐纳德·巴塞尔姆代表学院起草了授奖词，赞扬卡佛的小说以一种“有力、独创而且绝对真实的”表现方式使“所谓平凡生活在本质上呈现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意义”，是“文学自我创新能力的一个杰出范例”。
    卡佛终于获得承认，成为主流作家。自此以后，他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再也不必为钱发愁了。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他只写了7个短篇，却在很短的时间写出了204首诗。在大学那几年，经常会有一些名流来访，成为卡佛家的座上客。其中不乏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约翰·契弗那样的著名作家。问起成功的感觉，卡佛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获得所谓的成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如果什么时候我的抽屉里面没有一篇写了一半的小说的话，我会多少有些焦虑。”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活下去，寻得些许宁静，然后每天努力写作”。
    命运似乎一直在跟卡佛开玩笑。1987年9月，刚刚安静写作十年的卡佛突然被查出得了肺癌。酗酒多年的卡佛没有被酒精击倒，却倒在了香烟上。在他生命的50年里，他抽了40年烟，20年大麻。
    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他的肺被切除三分之二，他从死亡线上成功脱险，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赚了》：“赚了，这过去的十年。/活着，再没有酗过酒，工作着，爱着，并且/被一个好女人爱着。”
    卡佛诗中的这个“好女人”，指的大概是女诗人特丝·加拉格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特丝一直陪伴着他。卡佛当年与妻子分居后，就与特丝住在一起。有一次玛丽安来看他，发现他的床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枕头，于是独自返回湾区，继续她的女招待生涯。但卡佛并没有忘记玛丽安，事实上，他一直爱着他的前妻。卡佛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年迟迟不愿离婚的原因是，一想到“另一个男人在为玛丽安的面包片抹黄油”，他就感到“心烦意乱”。“大家都知道他一直爱着玛丽安，这显而易见。”雷的朋友们认为，雷对玛丽安一直感到惭愧，因为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却不得不“站在雨中”。
    卡佛患病后，与玛丽安的联系更为紧密。手术前夕，他给玛丽安寄去了新买的衣服和鞋子，还寄去一张支票，以便其参加葬礼购买机票之需。他似乎已做好了手术失败的准备。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还给她打去了电话。他的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出版后，他给她寄了一本，上面写了一段很感人的话：“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做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的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无论如何，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知道，绝对没人知道。你的雷。1988年5月。”
    玛丽安也一直爱着卡佛，即便在他酗酒最凶的时期，即便他曾用酒瓶打破过她的头，她也从未曾放弃。直到现在，她还用着卡佛的姓。在她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她不仅将书题献给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也题献给了卡佛，她称之为“我们家的爸爸”。
    1988年7月底，玛丽安收到了卡佛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面装着三张相同的明信片，上面是一尊罗丹雕塑的图片，两只正在祈祷的白色女人的手。当年他们同游巴黎，曾经迷失在罗丹雕塑博物馆里。明信片上什么也没有写，“他是要以此告诉我，他快不行了”。8月2日，卡佛在一抹晨曦中离世。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卡佛《最后的断片》)
    这诗卡佛离世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是绝笔，也是挽歌。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爱，无论是作为儿子、朋友和兄弟，作为作家、丈夫和父亲，他希望被人所爱。他得到了。

                        （载《LENS》2012年4月号）

细雨

黎明。一只羊在雨中啃食绿荫。

梧桐低垂着，木槿花落了一地，满眼让人颤抖的绿！

雨沙沙地落在园中，它讲的是何种外语？

一只红嘴的鸟儿，从树丛里飞出来，像一只可爱的手套

落在晾衣架上。

读了几页书，出来抽烟，天空低沉，云也和书里写的一样：

“他们漫步到黄昏，后面跟着他们的马……”

——然而一把刀！它滴着冰，有一副盲人的深瞳，盯着我。

一个人，要吞下多少光明，才会变得美好起来？

我拉起你的手——我们不被祝福，但有天使在歌唱。

一声哭的和弦，那是上帝带来的钟

在为我们称量稻米……

         （2011）

(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

辛波丝卡：从废墟上开出的花

朵渔

1993年圣诞节，华沙的天气简直“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还是早早摆出摊子做生意。在一个小书摊前，基耶洛夫斯基（“红蓝白三部曲”的导演）发现了一本辛波丝卡的诗集。辛波丝卡是他的朋友、“红蓝白三部曲”的译者罗曼·格伦最喜欢的诗人，他决定买一本送给罗曼。“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基耶洛夫斯基所说的这部诗集，就是辛波丝卡的《开始与结束》。让基耶洛夫斯基“一见钟情”的那首诗，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看似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仿佛此前从无瓜葛。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可能早已相遇多次，又错失多次。也许在某个街角、某段楼梯、或旋转门转动的一瞬间，他们曾擦肩而过；或者在人群中、在偶尔拨错的电话里，他们曾有过交集，只不过命运弄人，缘分将他们拉近又推远。“也许在三年前/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有某片叶子旋舞于/肩与肩之间？/有东西掉了又捡起来？/天晓得，也许是那个/消失于童年灌木丛中的球？”这就是典型的辛波丝卡的风格，朴素而又迷离，有很强的命运感，并带有一丝暖意。
    人生就是这样，遇到又错失，因缘际会，直到那个“一见钟情”的时刻到来，“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作为读者，基耶洛夫斯基与辛波丝卡也可谓“一见钟情”。他们也许早已相知，却又错失多年，直到读到那首诗，让他怦然心动。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 (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8岁时移居大学城克拉科夫，并终老于此。1945年至1948年间，辛波丝卡就读于克拉科夫著名的亚捷隆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文学。这所波兰最古老的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友包括哥白尼、居里夫人和教皇保罗二世等人。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此时，波兰差不多已成废墟。辛波丝卡就像一只废墟上的夜莺，在波兰解放的时刻开始了自己的初次啼鸣。她发表的第一首诗作题为《我追寻文字》，仿佛是一种命运提示，她从此与文字“一见钟情”，并纠缠一生。

提起克拉科夫，不能不提波兰另一位伟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难，并与辛波丝卡初次相遇。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它是由一支外国军队控制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辛波丝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写诗的。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辛波丝卡的第一本诗集即将付印，然而此时她却发现，她写的那些诗大多已不合时宜。她必须对作品的风格和主题进行全面的修改，以符合新政权的胃口。1952年，她终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她都写了些什么？《无名战士之吻》、《欢呼建设社会主义城市》、《我们的工人谈帝国主义》、《致美国母亲》、《列宁》等等。看看这些诗题，就足以让人羞愧。此后她一直不愿再提这部诗集。在1970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录其中的任何一首。

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决定与自己的祖国断交，远走巴黎。身处母国的辛波丝卡在自我意识上的觉醒要困难得多。1954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出版时，里面还有《入党》这种谄媚执政党的诗篇：“党，参加党/就要和党一起行动/就要和党一起思想/就要去实现宏伟的计划/就要和党一起日夜操劳……”当她意识到谄媚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的危险之处时，留给她的回旋空间已经很小。1957年，她的第三部诗集《呼唤雪人》出版，政治主题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开阔的抒情主题，比如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以及一些爱情和神话主题。1962年出版的诗集《盐》，标志着辛波丝卡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她写得更慢，更加小心翼翼，宁可从一粒沙中看世界，宁可“与一块石头交谈”，也不去触及那些重大而危险的主题。

在一个一体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国家写诗，不触碰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没有人能摆脱政治的强吻和拥抱。在辛波丝卡后来的诗集里，政治讽喻色彩有所减弱，她也因其凝练、清澈、悠游从容的诗学风格而被誉为“诗坛莫扎特”。但她并未对强权政治闭目塞听，装聋作哑。因为波兰诗人有一种自近代以来就形成的小传统，那就是既作为母语创造者又作为良知承担者的双重身份。如米沃什所言，作为一个“废墟上的诗人”，他天然就带有一种道德遗产和一颗“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讲述他的历史和记忆，他要为大多数人说话。1976年，辛波丝卡的诗集《巨大的数目》出版，第一版一万册在一周内即销售一空。考虑到波兰人口只有三四千万，这个数字绝对堪称“大数目”。此亦可看出辛波丝卡在她的国家受欢迎的程度。

要说话总会面临各种风险。作为一个诗人，首先要警惕极权美学中常有的那种“道德洁癖”，不要因过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终枯竭和扭曲了自己。波兰几代诗人，都能在这美学的两极之间保持美妙的平衡。这是他们的传统。另一个危险，就是在强权的介入下“被噤声”。博尔赫斯说过，“审查制度是隐喻之母”。在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下，辛波丝卡用以自保的方式无非两条：低调和隐喻。

在1957年出版的诗集里，未到中年的辛波丝卡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像逗点般/旧派的女人。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她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它装饰。/路人啊，请你拿出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丝卡的命运。”米沃什说她是一个“害羞，谦虚”的女诗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她渴望一种隐居的生活，将自己缩成一个逗点，不为人知，不加入任何文学圈子，死后与牛蒡、猫头鹰和几首小诗相伴。她很少在诗作中透露个人信息，虽然有过曲折的爱情生活，经历过两次婚姻，却很少写情诗。即便是写情诗，诗中的“她/他”也往往是抽象的。她隐身其后，以便获得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辛波丝卡真正为世界所知，始于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外垂青。在此前一年，爱尔兰诗人席默思·希尼刚刚获奖，普遍猜测不大可能再奖给一位诗人。而在当年的候选名单上，呼声最高的是小说家拉什迪、萨拉马戈、奈保尔和旅居美国的汉语诗人北岛。即便是波兰诗人同行，尚有两位同辈诗人鲁热维奇和赫伯特与辛波丝卡并驾齐驱。但惯于爆冷的诺奖委员会偏偏选择了辛波丝卡。他们看中了她什么？“瑞典学院向维斯拉瓦·辛波丝卡致敬，因为她是一种诗歌观点的代表，而且是一位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的代表。这种观点就是把诗歌当做对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颁奖词中如是说。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辛波丝卡的确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米沃什算得上是辛波丝卡的伯乐，他参与了诺奖提名。辛波丝卡获奖后，他还特意打来电话庆贺。辛波丝卡正为一个月后的颁奖仪式犯愁：“写篇受奖辞真是件难事，这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会提到你。”她后来只字未提米沃什，只是说了说诗人与世界的关系。

诗人与世界是什么关系？辛波丝卡说，诗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太尴尬了，因为写诗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当一个诗人在填写履历表时，他不能在“职业”一栏里写上“诗人”。但诗人又的确是为写诗而存在的，如果说教授们有一方讲坛，科学家有一间实验室，诗人要做的无非是面对一张白纸，等待灵感的到来。这就是作为诗人的荒诞。即便如此，依然会有那么多人写诗、爱诗，等待与自己黑暗中的读者“一见钟情”。正如辛波丝卡诗里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2012年2月1日，辛波丝卡因肺癌在克拉科夫辞世，走完了她88年的精彩人生路。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说，“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她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就在几年前，米沃什也以高龄病逝于克拉科夫，波兰总理马雷克·贝尔卡称颂米沃什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他用他的心和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展现了残酷的现实，刺痛了我们却引导着我们从善。”

自此，我们头顶的天空又多了一颗明亮的星。

                （《南都周刊》2012·2月第5期）

昏晨星

该去西边看看日出了

隐匿的大师从昏暗里捡起影子

那送来词的人已在晨雾中消失

该去为无名者致哀了

在这个垃圾遍地的时代

著作等身简直是可耻的

春天的收割机开进了秋天

大地已熄灭所有的灯火

以便让天边那颗低调的星闪烁

天空仿佛大地的映像

而那块在风中飘荡的石头

又是谁的墓碑！

  （2011）

转自：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0/30/content_7020295.htm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摘自朵渔《高原上》

    自从1903年里尔克的那首《豹》诞生之后，多少诗人都写过“受困的猛兽”，或以某种动物来拟喻人类的生存处境。最有名的，当数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纪弦的《狼之独步》，七十年代牛汉的《华南虎》，这些或以“现代主义”的、或以“拟浪漫主义”的笔法写出的猛兽，都曾给一个时代的读者以震撼。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只猛兽惊骇了一个时代，赋予它新的含义，或干脆将它送走。

    里尔克的豹是关在笼子里的，它受困于人类的“文明”，在人类的观赏之下，它紧绷的肌肉和神经慢慢松弛下去，它那不可征服的意志也在消耗中弥散。这种审视的角度，似乎让全世界的诗人们看到了一个悖反着的世界：它的前所未有力量征服着一切，但也正日益使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同时，它也使现代诗歌从此找到了一个新的抒情角度，借助一种新的“咏物”方式，来宣泄对“文明异化”和“人的困境”的不满。

    但朵渔笔下的狮子，却是漫步在东非高原上的一只野兽。它并不受困于牢笼，但却仍然有来自生命内部的“大孤独”。这情景其实我们也似曾相识——从“动物世界”或“人与自然”的节目中，都曾有过类似的感动，但诗人却把瞬间的体味凝固下来，令人咀嚼良久。而且朵渔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从居高临下、或在某种观念的支配下来观察这只猛兽，而是以一个生命审视另一个生命的眼光，来体味生命本身的那种存在感：在月光之下，枯草之间，一个地球上孤独的生命在漫步着，它孤独但充满骄傲，自尊但又有满怀忧伤。这情景或许我们会熟视无睹，但某个瞬间也会忽然为之感动，热泪盈眶。

    中国人喜欢以某种动物作为精神的象征，比如中堂间一幅鹰，或者对月而哮的虎，这都是拟喻人的一种“精气神”。朵渔的诗或许也可做类似的比附，但它却不是符号化或程式化的那种陈腐的表意。这只狮子之所以引人感动，不是因为别的，就是生命之间的一种理解，一种出于自然和天性的感动。在这座孤独的星球上，一只猛兽，一个存在于永恒循环与“大化”之中的生命，确实会让我们禁不住自比。

    甚至我们都可以与李白笔下的“万古愁”，与陈子昂笔下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联系起来。没来由的感动，反而是最深刻的感动；无事体的悲愁，反而是最不可解的悲愁。

    一只形而上学的猛兽就这样诞生了，是重新的诞生，在纸上，在诗歌的谱系中。

朵渔的诗一向的特点是简洁和破碎。他短促而跳跃的句子，强调了意念的闪烁与不确定性，这首诗也体现了这些固有的特点。作为“70后”一代诗人的一个案例，朵渔似乎在努力体现其代际经验中特有的样态：苍茫、迷离、跳跃、破碎，由此生出一种间离性和陌生感。这些都是值得读者留意的。

    （作者为诗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朵渔

前些年，针对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所犯下的“良心债”，学术界曾有过一番“要不要忏悔”的讨论。有人说应该忏悔，有人说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没有哪个人或组织有权强迫一个人忏悔。也有人说，我们曾有过丰富的“检讨文化”，检讨，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忏悔——向组织忏悔。“检讨”真的是忏悔吗？

检讨，其动力之源来自各种“政治运动”。凡运动，自然就有掉队者，尤其是在“全民做裁判”的群众运动中，掉队就要挨打，掉队就要老老实实做检讨，是为“过关”。“关”由各种运动主题所设定，而“把关者”（gatekeeper)自然是“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过关”其实是一项被取消了中心价值的“游戏”，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你只要肯放下架子、放弃自尊、听话服从，此关即过，大家也就都松一口气。因为“运动”频发，“主题”常变，谁也难说自己就能一直做“裁判”，而不会有朝一日沦为“运动员”。有了这一层心理准备，“过关”的形式主义属性便心知肚明。夏衍有诗为证：“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既然是“游戏”，既然是要个“态度”，不妨以游戏视之，不妨将态度“端正”。据称，在检讨运动高潮期，代人捉笔写检讨竟成为一门营生，且明码标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一旦检讨变成了“过关”游戏，也就没有人真的自觉有罪了。

当每个检讨者都自觉“无罪”，都自觉是“受害者”时，检讨也就不再是一种忏悔了。忏悔，其最基本的释义是“对自己的错误或罪过表示悔恨”。后引为佛家用语，但首要的还是要“自觉有罪”，如袁枚《新齐谐·石揆谛晖》所言：“夫儒家之改过，即佛家之忏悔也。”因此，在忏悔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廓清：到底谁有罪？又该向谁忏悔？

谁有罪？一个最响亮的论调是：我们都是那个时代共同的犯人，我们都有罪。从现象上看，也的确如此。政治运动波诡云谲，告密者反被人告，整人的又变成被整的，似乎没有哪个人是真正清白的。如果要找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时代错了。大家都是时代的忠实臣子，将错就错而已。著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认为，与责任不同，罪过总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罪责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在荒蛮历史的挟裹下，在一个非人化运转的官僚系统里，个人有何罪？阿伦特在其《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认为，在每一个官僚系统中，责任转嫁都是惯例，“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而且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但是，在法庭审判中，所有的罪责都是对“个人”的指控。不能因为你是那台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就转而去指控那台机器。

阿伦特关注的焦点是每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阿伦特说，有两类人一直在困扰着她，而通过对这两类人的思考，也正好可以解答“谁有罪”的问题。一类人，他们虽然没有起而反抗，但至少做到了不合作，拒绝参与公共生活。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另一类人，是那些甘于做“齿轮”的合作者，他们不见得都是一些恶魔，很可能在生活里还是一个“好人”，又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了“合作”的选择？当那架庞大的机器运转不灵，它所以来的价值观念崩溃之际，这些齿轮们又是靠什么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呢？

第一类人，也就是通常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够积极、不负责任的不参与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他们有多么勇敢或建立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敢于自己做出判断的人。“因此我认为，不参与者就是那些其良知不按照自动的方式起作用的人。”他们会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要好些，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好些，而只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而第二类人就不同，他们会随着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而变动，一入新朝，就简单地用一套价值体系替换另一套价值体系。“我们现在知道，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在一夜之间被改变，而留存下来的就只不过是那种总要坚持点儿什么的习惯。”

所谓与自己和睦相处，即是一种与自己交谈的倾向，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这种自我对话通常被称为“思”。这种自我对话是“二而一”的一种形式，尽管我是一个人，但通过与自我对话，我成为自我的一个伙伴或见证者。“当我思考时，我是自己的伙伴；当我行动时，我是自己的见证者。我了解那个行动者，并注定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是沉默不语的。”（阿伦特《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如果你行不义，你就会与一个不义的人生活在一起；当你杀人时，你就与一个杀人犯生活在一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宁肯遭受不义也不行不义”，就来自这种“思”的后果。当严峻的时刻来临时，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杀人时，他宁可选择自己去死，也拒绝选择去杀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相处。“那不知道我和自己之间对话的人，将不会介意我和自己相矛盾，而这意味着他将不能或者不愿意叙述他所说的或所做的；他不会介意犯下什么罪行，既然他确信罪行在下一刻就会被忘记。”（阿伦特《思考遇到的关切——致奥登》）

从共同体或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观点来说，这种人通常是消极的，他们既非圣人也非英雄，成为烈士的机会也很少。对于世界的改善而言，他们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的准则是自我而非世界。但在面对外界的“你必须……”或“你应该……”的强权命令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我不能……”的回答。这也正是他们的积极方面所在。“从道德上说，在关键时刻只有那些说‘我不能……’的人才是可靠的。”

阿伦特提出的并非一种理论性的答案，而是激励人独立思考的关于“思”的概念。这种“思”不仅仅在危机时代或独裁统治下才有意义，事实上，在任何政体下，保持个人适度的怀疑与判断都是有益的。因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的政治观念都告诉我们，每一个政治体都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每一个统治者都要求被统治者服从。“服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没有了它任何政治体都不能生存。”阿伦特指出，人们最易混淆“服从”和“同意”的关系。只有儿童和被奴役者才称得上“服从”，“对儿童来说需要服从的事情，在成人那里则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如果成人“服从”某个政体的统治，事实上他就是在“支持”那个政体。因为在政治和道德事务中，公民有最低限度的“不服从”的权利，他服从的唯有宗教领域中神的命令。而一个从不思索的人，他到底会做出些什么，大概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而这正是那种“恶的平庸性”的残酷现实。

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若没有他人的支持，他作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服从”，任何一个政治强人都将是无助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上述第一类人那样，甚至不需要积极的抵制与反抗，仅仅通过逃避“重大责任的”领域来拒绝支持，对任何形式的政权而言，都将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它事实上是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发现的非暴力行动和非暴力抵抗的诸多变形中的一种——例如，潜存于公民不服从中的那种力量。”

在此视角下，再来重新审视“谁有罪”、“向谁忏悔”的问题，会变得更清晰一些。有罪者并非因为他是某台机器的一个齿轮，一个“服从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支持者”。向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审问也不再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因为个人选择是一种成人必须背负起来的责任伦理。如果这些“服从者”想真心忏悔，他的忏悔对象也绝非某架机器或某个组织，而是他所施暴的某个人以及他自己——如果你并没有伤害到具体的人，你至少要向自己忏悔。这正是基于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我宁肯遭受不义也不行不义”。因为这事关人之为人的基础，唯有这种忏悔，才能铸就某种伟大的东西，比如高尚、尊严、美好和勇敢。

（《责任与判断》【美】汉娜·阿伦特 著，陈联营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母亲的教诲

——2011·首届奔腾诗歌奖答谢辞

朵渔

那一年夏天，我还在村头读小学。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从东北来，住姥姥家。他比我大一岁，有很丰富的田野生存经验，经常带我干些坏事，比如偷瓜摸枣什么的。我似乎对他有一种情感依赖，一有机会，就要跟他泡在一起。而他总能想出一些好玩的花样，这正是关键所在。

但我们总是不能玩得很尽兴，因为，我有一个弟弟，而他有一个外公。我弟弟大概才四五岁，很调皮，我的任务是把他看管好。而他的外公已经很老，最后一个乡村塾师，脾气古怪，对他的外孙看管很严。只有同时躲开这一老一小两个人，我们才能玩得尽兴又开怀。

那天是个周末，还没到夏季，但天已经很热，正是麦熟季节。我们约好去一个河边烧麦穗。这不是什么技术活儿，但两个好伙伴在一起做一件好玩又解馋的游戏，很容易上瘾。我们在河岸边挖了两个洞，搭上木棍，采来麦穗，开始一把一把地烧麦穗吃。吃的过程其实很潦草，主要的乐趣在于烧。他的技术的确了得，不仅火候得当，而且烟雾很少。（如果烟雾太大，很容易暴露目标。）我们玩得太尽兴了，根本就忘记了时间。直到带来的火柴都用光了，才一泡尿把火激灭，拍拍身上的土往家赶。

走出河岸的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人都醉了。弯月斜挂，凉风习习，两个肚儿圆圆的伙计，勾肩搭背，踢踢踏踏地走在土路上。当村子里的狗叫声越来越清晰时，我们两个的脚步开始变得踌躇了。“呃，我记得你外公说过让你早点回家，今天要来亲戚。”他一激灵，拍了拍脑门儿，他的脑门上已涂满了烟灰。“我记得你弟弟是跟着你的，他去哪里了？”是啊，中午出门时，弟弟是跟着我的，我们一直走到了十字路口，然后穿过一条胡同，他还在胡同口撒过尿，然后绕过一个大坑，再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我朋友的家。但是，弟弟，弟弟是在何时消失的呢？胡同口，大坑，大坑！我的汗毛一下子竖起来，拔腿就往家里跑。

推开柴门，家里安静极了，鸡已上树，只有一只狗迎了出来。冷锅冷灶，没有点灯，我隐隐听到父亲在屋里唉声叹气。父亲的叹气声，是我童年的哀乐。我听得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对哀声叹气产生了一种生理性障碍。他是个脾气暴躁的父亲，很愿意出力气把家庭搞好，但总是搞不好。他尝试过多种活计，包括贩卖大米，贩卖碗碟，杀猪宰羊，以及赌博。他运气太差了，脑子也不好使，干啥啥不成。但主要还是栽在赌博上，他以为赌博可以迅速挣钱，没想到陷进去就无法自拔。他曾经输光过家里的粮，输光过河边的树，还输过一头猪。那头猪母亲喂养了两年，她没想到一直是在替别人喂。父亲的赌，伤透了母亲的心，两个人因此经常吵架。每次吵架的结果，就是连续几天冷战，谁也不做饭，谁也不说话。我恨透了赌徒，恨透了赌场，也恨透了争吵不休。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会照例嘱咐我：去叫你爸爸吃饭。我于是就会到固定的几家赌场去叫爸爸。

我小时候不懂得，为什么两个人吵成那个样子，吃饭时还要想着对方。父亲和母亲，就这样争吵了一辈子，相互埋怨了一辈子，但谁也没有离开谁。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好，再加上经常生气，一生气就卧床不起。我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她一病倒，家里就会变得很冷清，父亲也会变得勤快很多。

那天晚上，母亲躺在小床上，她已病倒好几天了。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看不清他的表情，烟头亮起的一瞬间，能隐约感觉到他压抑着的怒火。母亲病了，他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外出赌博，他还要养活三个孩子和一群羊。有时候我怀疑，母亲是在用自己的病惩罚父亲。但那天晚上，气氛有些不对，父亲既没有去做晚饭，也没有去喂他的羊。他似乎在等着什么，比如一个火星，来把自己引爆。

我回来得恰到好处。迈进家门的一瞬间，父亲就把烟头掐灭了。等我在门口站定，父亲的肺开始爆炸：

“你到哪里去了！让你看你弟弟，你把弟弟看哪里去了？！”

是啊，弟弟到哪里去了？我也疑惑了。

“去找吧，找不到就不要回家！”

弟弟到哪里去了？该到哪里去找他？父亲为什么不去找？母亲为什么不说话？这个家不要我了……想到这里，我的小心肝彻底颤抖了。我被抛弃了。我觉得世界已经不再存在。泪水禁不住开始打转。

 “孩子，去院子里抓把土来。”

母亲的声音，很虚弱，但我听到了。

抓把土来，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母亲的用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象征，一根救命稻草。只要母亲还让我去做事，我就还属于这个家。

我走到枣树下，象征性地抓了一点土，返身回来。

“把土垫在地上……”母亲说。

母亲让我取土来，是为了将地上的痰迹掩上。但我分明取得太少了，根本掩不上那大片的痰迹。但是没关系！这倒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转过身去，我可以去取更多的土来，我还可以取来铁锹、扫帚和簸箕，为母亲清除这些不洁之物。只要我不被赶出这个家庭，我就还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在我转身出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弟弟正睡在他的小床上，父亲的脸在黑暗里，看不清表情……

……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多年的写作经历中，它始终像一个隐喻，驻扎在我心底。童年的快乐以及忧伤，无可选择的故乡和父亲，以及多年的情感的积压，让我成了一个讲述故事和抒发情感的人。我知道，从一开始写作，我就无法离开那片土地，无法离开那个环境，也无法离开父亲的阴影和母亲的教诲。我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离开父亲的时间更久。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父亲帮我把一张小床搬到了集体宿舍，从此我开始离开他。有一年春节前夕，大雪纷飞，父亲送我去东北，后面跟着我多年的好兄弟。在登上长途汽车的那一瞬间，父亲的背影就彻底模糊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从来没觉得自己离开过母亲。每到艰难的时刻，或委屈或幸福的时辰，母亲总会出现在我面前。向母亲求救，是的，这是我多年的习惯，而这习惯也许就来自那启示命运的一刻。

最近这些年，我又开始经常回家。父亲老了，或者他已不再是个父亲。而母亲还是原来的母亲。她会在该吃饭的时候叫醒我，在我工作累了的时候提醒我，在我不顺利的时候小声跟我说，“不要跟别人争”。不争，是母亲的生活哲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穷人的太阳每天也都是新的。母亲从没读过书，她不知道牛顿的苹果，也不知道哥白尼的太阳，她的月亮仍然属于嫦娥，她的历史知识来自乡村戏剧。她不懂得子曰诗云，不知道柏拉图的洞穴，她生活在她自己的原始经验里，生活在乡村的日常伦理中，也生活在最本真的人类情怀里。

这些来自生活的教诲，对我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教诲，都在提醒着我，写作，是建基于经验之上的，是对经验的发酵和提纯。我为此而对文字的魔力充满戒心，对隐喻的力量充满警惕。我知道隐喻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深情的现实，而正是那个现实本身留住了我们。有母亲的教诲在前，我在写作上不敢太过轻浮，也不能抛开基本的经验去追求那虚幻迷离的东西。我相信母亲的教诲是对的，因为那是可以共享共通的、最基本的人类经验。

非常感谢奔腾的朋友们将首届奔腾诗歌奖颁发给我。在是否接受这个奖项时，我曾犹豫过，也推辞过，但最终接受了它。因为我知道这个诗歌奖到底肯定了我诗里的哪些品质，比如诗歌的情感源泉，诗歌的基本经验，以及对诗歌的朴实态度。所有这些品质，正是来自母亲的教诲。

再次感谢。也感谢母亲。

                                                   2011·6

世界的丰富，让我们不寂寞。

【吕露采访朵渔 2011·8】

我不反对一切

吕露：你看过我别的采访吗？其实很随便，我喜欢随便的东西。

朵渔：随便的状态下往往能呈现很真实的东西。我的状态往往是不太随便。

吕露：为什么？

朵渔：我喜欢与生活和人群保持一种紧张关系。我不太信任一种过于随意的状态。

吕露：你应该把门打开，再关上。

朵渔：不是开与关的问题，事实上我的心灵是开放的。我觉得人生艰难，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不是所谓“古老的敌意”，是态度。

吕露：我喜欢你这么说人生。

朵渔：我大概是比较悲观的人。但又总是满怀希望。因此总有种人生艰难的肃穆感。

吕露：你是一个情绪糟糕的人吗？

朵渔：不是。我大多数时候情绪不错。情绪是很表面的东西。内心悲观的人在生活里也可能是个乐呵呵的人。

吕露：你怎么知道情绪是表面的，表面不好吗？

朵渔：我自己的经验。表面也不是个坏词。但对于写作来说，表面化的东西不值得信任。

吕露：我觉得，糟糕的情绪是不由自主的，悲观是刻意的，当然这都没什么，只是人们愈发难以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是生活中的演员，也是写作中的猫头鹰。我不反对表面，也不反对随便。

朵渔：情绪是风吹的。悲观是流向。起决定作用的是水的内部。我尽量说服自己不去生活里表演，那没意思。另外，我不反对一切。“我不反对一切”，让它来吧，让它去吧，一切在流逝。我感兴趣的是我在流向哪里。

我们是在以诗人的身份对话，对吧？

吕露：为什么这么问？

朵渔：如果没有身份界定，很多话可以换个说法。

吕露：我们是诗人。

朵渔：是的。我喜欢这样说。“我们是诗人”。如果你只是你邻居的邻居，你们大可谈谈天气，不必牵涉到乐观还是悲观。也许晴天乐观阴天悲观，但那不是诗人间的对话，是两个老邻居。两个老邻居也可以很严肃地对话，比如交流一下微博舆情，骂一下共同的敌人，但那无关个人心灵，只是一种交流欲。

吕露：我也喜欢你这么说交流欲。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真诚的东西能够与自己跑步，那将是美好的。我不喜欢为了满足交流欲而去出卖自己的人。特别是有的诗人。后来我发现诗人并不多。

朵渔：相信美好。乐观的根底大概就源于相信美好。我刚才说“不反对一切”，意思就包括不反对“为了满足交流欲而去出卖自己的人。特别是有的诗人”。但同情他们。希望他们能卖个好价钱。诗人多少都无所谓。但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有时候坐河边看水，觉得一切波浪都被浪费了。看树叶，觉得风太暴力了。其实大概都是无所谓的。世界的丰富，让我们不寂寞。

让我写评论其实只是让我夸，如果夸得不充分还会得罪人

吕露：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请你为他写评论？

朵渔：很多。

吕露：然后呢？

朵渔：我诚惶诚恐地欠了很多债。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端欠债。但的确是欠。也许就欠下去了。

吕露：你一定不太愿意写。

朵渔：我发现让我写评论其实只是让我夸，如果夸得不充分还会得罪人。因此，这种评论的羞耻线是很低的。如果一篇评论夸得不够狠，那其实是在批。但从另一面来说，夸，也可以增强一个写作者的信心和虚荣心。

吕露：如果一个四十岁的“诗人”还要人夸的话，连我二十岁的姑娘都要看不起他了。

朵渔：连死人都希望听好话。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批一位过世的老诗人，结果他的后人和学生都不干了，还连累了发表此文的媒体，被迫道歉。

吕露：你该死磕的。

朵渔：是报社道歉，不是我。我再写，没人敢发了。我们现在基本没有合格的批评。专业的和业余的都不合格。专业的不够专业水准，业余的没有业余良心。

你看诗歌界活泼泼像梁山，其实是时代大环境的缩影。诗人没有形成一个过得去的共同体。

吕露：草他妈的。

朵渔：操谁的妈呢？操谁的妈都不合适。我还是“不反对一切”。各有各的理由，其实是没了标准。上帝死了，干什么都可以。

吕露：我在采访韩东、于坚的时候根本就不看他们的诗，我是在喜欢上他们本人之后才开始看他们的诗的，他们的自恋特别真诚，我喜欢他们的光脑袋。我从不会采访让我主动采访他的人。

朵渔：老韩老于他们，自我的修炼都很高。这种东西很内在，但会在表面上自然浮现。古人所谓“变换气质”就是这个意思。四十岁之后，你要为自己的那张脸负责。有的光脑袋就是没头发，有的光脑袋内容很丰富。

吕露：你觉得虚荣是什么？你的虚荣是什么？

朵渔：简单说，虚荣是羽毛。我的虚荣是爱惜羽毛。追求“荣”是人的本性，但何为“虚”何为“实”，实在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有些虚，追着追着就实了；有些实，追到了却发现是虚。虚实转换中，人生就度过了。

吕露：像在讲道理，那爱慕虚荣呢？

朵渔：爱慕虚荣也很好，比爱慕丑恶要好。很多时候，是虚荣推动我们往前走。

吕露：郭美美呢？

朵渔：她把虚荣当本质了。

吕露：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

朵渔：在意。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会将这些看法消化掉，看法就成了我自己的经验，于是“别人”消失。如果不在意，就没有了交流。

听不听别人说都没关系，但不要以为自己的路就真的是自己的路。

吕露：有时当我难受极了，若有人给我能影响我情绪的意见我就会坚硬的反击他。我觉得大多数时在意别人的意见是一种无明的痛苦。比如我相信爱情这码事，就会有人说“你有病，怎么会这样？”

在意别人的意见在我看来，是一种轻量级的讨好。

朵渔：不是所有话都值得一听。比如相信爱情这件事，“相信”是自己的事情。涉及个人信仰的，很多时候我会闭目塞听。在意，是个人在意，与他人无关，何来讨好？我在意他的意见，也许只是反对性的在意。有些时候，讨好也是一种本性。

我刚谷歌了“在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留意”，一个是“放在心上”，英文作to take to heart; to care about。这也是“在意”的本意，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么干的。不一定每件事都要在意得“放在心上”。帕斯卡尔说个一句很残忍的话，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彼此在说对方什么，那么全世界就不会有四个朋友。

我不喜欢自我感觉太好的人

吕露：你会讨厌自己吗？

朵渔：会的。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又很难改，就讨厌。一半是自恋，一半是讨厌，互博中惶惶度日。

吕露：我喜欢自己给自己提意见，又推翻。我喜欢博尔赫斯这么说：否定时间的连续，否定自我，否定天体宇宙，表面上是冒险，实际上是慰藉。  

我也讨厌自己。我喜欢相反的吕露。很真实很明亮。

如果你把自己讨厌的东西记在本子里或者一直做自己讨厌的人，那会是什么情况？我很好奇。

朵渔：如果自己一直讨厌自己，那就太虚无了，很难活下去。人还是要有点自恋。我们肯定一直在做自己讨厌的人，因为有些毛病是痼疾。小小的讨厌有益于健康。我不喜欢自我感觉太好的人。

吕露：我也讨厌。

朵渔：有点小小的自卑和分裂，懂得自我互博，再美好一点，就好了。

吕露：你看上去好像很年轻。

朵渔：是夸吧？

吕露：恩。

朵渔：当一个人喜欢被夸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老了。

吕露：为什么？

朵渔：真正年轻时，觉得年轻就像骂人。但我喜欢年轻的感觉。不喜欢中年的感觉。我希望自己从年轻一下迈入老年，省略中间状态。

吕露：我们的感觉挺像的，中年男人女人都挺奇怪的，主要是中间很麻烦？我不知道。但我也觉得年轻也很麻烦。

朵渔：我喜欢年轻的感觉。但常常有往事重来的冲动和遗憾。常想人生乃一大梦，一旦醒来，人生皆可推倒重来。时间一旦死去，留给人生的就是一截断尾。

吕露：没人能逃，反正没有痛感，生活就了无生趣。希望能够令我们有感觉的物质持久一点，不稳定的物质很持久。

朵渔：如果你还没有“往事重来”的冲动，说明你还很年轻。人老的感觉不是前面的路越来越短，而是后面的路越来越黑。

吕露：你喜欢谁的诗？

朵渔：我在不同阶段喜欢过不同人的诗。最近一段时间喜欢拜伦。

吕露：我最近迷博尔赫斯的。

朵渔：我对老博也迷恋过，但最近有点腻了。他是一种比较单调的维生素。

吕露：他很自恋，自以为是，他会不停的告诉你“我是博尔赫斯。”所以我迷他。

朵渔：这理由很新奇。很多曾经喜欢的，现在都不再喜欢。很多被认为落伍的，现在又重新捡起来。如果一生只喜欢一种或一类，也是很可怕的。

吕露：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朵渔：一个认真的诗人。

吕露：枯燥吗？

朵渔：一点也不枯燥。如果一生能如此度过，那简直要幸福死。不知你如何理解“认真”二字？

吕露：我把认真跟热爱当成一类词汇。

朵渔：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热爱。很多热爱诗歌的诗人，其实并不认真。

吕露：那天在昆明，于坚请我喝咖啡，我在谈我不喜欢的诗人，我对他说，我可以列一个小时的名单。他笑傻了。

一切炫耀、吹牛、虚荣，都是自我对话的不足

吕露：我的生活是日夜颠倒。

朵渔：我觉得自己已经颠倒不起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说过“我不反对一切”，不是不反对，是可以接受更多的异己的东西。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碎片化了，我们不必将碎片重新拼合起来。我读以赛亚·伯林，也是深受他的启发。他的两种自由的观念，也是要告诉人们，某些善是彼此不兼容的。当然，对于恶，依然要反对。是为上一个话题的补充。

还有一个话题，你问我是否会讨厌自己。我不是讨厌，是争吵。一个人是要先分裂为两个人，让两个我互相争吵与对话，才会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二而一的。这也是阿伦特的一个观念。

吕露：亲爱的朵渔，我刚接完一通长话，在接这个长话之前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我依然不想睡觉，依然是喝咖啡和不吃饭，我们的访谈已经做了几天了，停了的这两天我每天都和我最好的朋友摇滚女孩在一起，我对她说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正常一点学习爱。中午的时候我给一个艺术家打电话说我的忧郁，我说我很忧郁但我不怕它，我没有规矩，也不相信运气。我说当规矩知道多的时候就会讲究技巧，最后就有输赢的概念，最后你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运气。这非常糟糕。我也讨厌忧郁的吕露。我也没有办法。

朵渔：我能理解。我也曾长时间忧郁。但我是信奉人定胜我的。在需要神的帮助前，我首先会帮助自己。好在我还能有效帮助自己。我的办法是读书和出行。自信。

我很少依靠朋友。也不太相信运气。说起运气的确就动了输赢的念头。

吕露：是的，帮助自己，很美的概念。从去年到今年我几乎都在路上，除了西部，我哪儿都去了。我发现依赖什么都没有效果。当你觉得一切都开始不对劲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写信。我觉得写信就是写作。

朵渔：写作其实是写给世界的信。写作的确有疗救的效果。我时常觉得幸亏自己还可以写作。但事实上选择写作是一种宿命。

吕露：忘记是谁说写作是一种酷刑。还有一个人说有才华的写作的女人总是在委曲求全的生活。我父亲也在担心我的状况，他觉得我长久呆在幻想中，我也喜欢现实，当我写作，我就在面对现实。（好像在宣誓）

朵渔：写作是毒药，也是解药。对于女人而言，写作具有更多的虚幻性质。在这种写作生活里如何与现实协调，真是太难了。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能在别人眼里很悲惨，全赖社会空间的广阔度和自我的强大。

吕露：有一次我对一个人说“我不管别人怎么在看我。”其实说完这句话后我就大哭。

朵渔：是啊，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冷暖自知。但是，我觉得，冷暖自知又如何，干卿何事。

吕露：你爱写作吗？还是恨？

朵渔：爱。还从未有过恨。

吕露：写作中的男人像我心中的时钟。

朵渔：当一个人与写作融为一体，他/她就是为写作而生了。

吕露：吕露对你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朵渔：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人。一个比我年轻很多、觉悟更早、生活更大胆更精彩的年轻朋友。

吕露：觉悟这个词很沮丧，大胆很浪费。

朵渔：我不觉得。觉悟是大胆的前提。这两种品质我都是很晚才得到。哎，什么是勇敢，什么又是大胆，这种微妙的差别只能在生活里自我调适。这一切都有一个“觉悟”的共同基础。而觉悟来自自我对话。所谓鲁莽，大概就是不懂得自我对话吧。一切炫耀、吹牛、虚荣，都是自我对话的不足。

我从没想过你有一天会采访我

吕露：你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朵渔：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吗你觉得？我看过你的一些采访。我从没想过你有一天会采访我。我不是个轻松愉快的受访者，与你的很多采访对象不同。

吕露：你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吗？

朵渔：肯定有很多不同。比如年龄上就有差距。你对自己的采访对象有要求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你不会采访。

吕露：自告奋勇的我不会。

朵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吕露：把他们弄的不像他们。

朵渔：哈哈那要很强的气场，或者混不吝才行吧。

吕露：大家都很配合，像在跳舞一样，非常好。你说现在还有谁会大张旗鼓的问一个“有名”的诗人：你是一个过气的诗人吗？谁会问：你有情人吗？谁会问：你的袜子臭吗？

朵渔：好像这些问题你都没问过我。你对我的提问一直很节制。为什么？

吕露：从采访周公度到吕德安到你，我好像都很“节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没有“感觉”？不。也许到后面会不节制？你想不节制吗？

朵渔：我无所谓，希望你来领舞，你是采访者。

吕露：你爱过小女孩吗？

朵渔：现在轮到我“没感觉”了。

吕露：为什么？

朵渔：“爱”对我来说不是一次性的，随便的喜欢肯定不是爱。

吕露：你觉得小女孩爱老男人正常吗？

朵渔：这是你的困惑吗？我觉得不正常。因为所谓“正常”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判断。大多数人认为对的，才称其为“正常”。但“不正常”不见得就是错的，因为对与错其实是个人化的判断。因此，这个问题就是：不正常，但是对的。我在绕圈子吗？我是在剥离开自我与大众。

吕露：这可能是我的困惑。我可能知道一切。你常怀疑自己吗？

朵渔：常常怀疑。又非常自信。

吕露：我也是。这是游戏。

朵渔：有时候自我怀疑其实是在为自我筑坝。

吕露：你能爬上去吗？你能看见什么？你看不见什么？

朵渔：能看到自己的嘴脸。有时候又看不到。这就是自我怀疑吧。当看到的时候，筑坝就会高一点。看不到的时候，迷惘与自信参半。

真是淡定，我做不到

吕露：沈浩波送过我《诗歌现场》。

朵渔：我还在办。请多批评。但也比较艰难和迷惘。

吕露：为什么？

朵渔：毕竟，在传播渠道如此便捷的今天，搞一本民刊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否则，会造成新的虚荣、遮蔽和霸权。

吕露：《诗歌现场》里有你不喜欢的作品吗？

朵渔：有。因为我虽然主编它，但我尽量吸收朋友们的建议。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趣味，会造成很大的偏狭。我不喜欢的，如果我信任的朋友推荐过来，我也会用。

吕露：中国有哪些诗刊你较欣赏？

朵渔：八十年代有一些不错的诗刊。目前值得欣赏的不多了，大多成了山头读物。八十年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那就是官刊。现在是各自为阵，划名单为界。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以河流为界。在比利牛斯山这边的是真理，那边的就是谬误。很滑稽。

吕露：我在偷笑。

朵渔：笑什么？

吕露：高兴你这么说。

朵渔：嗯，你都哭了两天了，笑笑也不错。

吕露：七月，在大理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在读书和散步，还游了几次泳，我想到塔可夫斯基说：多年来我苦苦坚信，在时光之中，会有最出人意料的发现。

他还说：就精神意义而言，你只能通过救自己来救别人。一起努力没用。

朵渔：是的，相信会有奇迹出现，这是聪明人的做法。这话帕斯卡尔也说过，他说一个人的精神越伟大，就越能发现人类所具有的创造性。平庸的人是发现不了的。

人的伟大之处是发现自己的卑微，这一悲观的底色虽然可悲，但认识到这种可悲正是人的伟大所在。这和我最初所说的悲观和最终的乐观差不多。

另外，我觉得在一些极端条件下，一起努力还是有用的。比如爱。关键是你要找到她/他。如果你找到了，她/他会挽救你于一时。这就够了。这一时往往就是永远。

吕露：谢谢你把话题转移到感情这个糟糕的话题上，好像女人都挺容易被这种隐瞒性的词汇所打倒，我好像挺喜欢在中间试图战胜它。我的疑问总是存在。爱就是怀疑。爱就是不信任。我相信永远没有的东西，就是爱。我相信残酷。谢谢你告诉我挽救的意义。但这是毁灭。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有，在《女友杜拉斯》，作者说：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我想借换一下：假如你要写爱，就别去爱。

朵渔：如果你没有失魂落魄地爱过，你就永远不知道爱的形而上学到底是什么。爱是怀疑和不信任，它的背后则是肯定和占有。这是二而一的东西。一种极端体验。类似于酒神精神在现代的复活。

爱的最极端体验很难用文字表达。

吕露：你失魂落魄的时候在干嘛？

朵渔：在失魂落魄。就像，你喝醉的时候在干嘛？那就在醉中体验醉/最。不用干嘛。极端的体验中，痛和痒很难分清。罪与罚也很难分清。

吕露：今天我出门去咖啡馆见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直戴着墨镜坐在她面前哭和说失控的话，完全没法克制，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停的问她怎么办。这时，每个人都变的更愚蠢。世界不用哭泣呼喊，它承载包容所有的罪过、泥浆、污秽和相爱。

朵渔：我再转述一句帕斯卡尔的话吧，“……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有时候想看到新鲜的事物只需摘掉墨镜。这算是一种无效的鸡汤吧。

吕露：天，我还想到里尔克的诗！你要像一个病人似的忍耐，又像一个康复者似的自信。

朵渔：对的。非常可悲。但认识到这种可悲乃是伟大。

我们总是容易被一些细小之物绊倒，庞然大物只会让我们碰壁或躲避。有时候你盯着一个庞然大物，细小之物会为你让道。

我们现在很多诗人也是细小有余，在一些无聊的事物上浪费精力有余，却难以超越。问题还是出在他关注的事物过于琐屑，如奥登所言，他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很无聊。

吕露：拉帮结派，你知道，这是现在诸多“诗人”的乐趣。     

于坚是美好的，我非常尊敬他，他说：我是一个错误的诗人，在合唱中沉默，为诗歌的敌人写作，并且拒绝朗诵。

朵渔：嗯。“拉帮结派”在古代有个美好的说辞，交游。但现代人所作所为，没有古人意思好。“寝起，读书柳荫及东窗，皆有妙趣。”这也是一种乐趣，但已被视为腐朽了。其实，这也是乐在其中的一种方式。老于常说“后退”，他大概就是要退回到这种纯然的乐趣中吧。现代人太着急。事往往一急便坏了。

吕露：你呢？

朵渔：我也爱着急。这种修行很难。昨晚读吴康斋，“夜大雨，屋漏无干处，吾意泰然。”真是淡定。我做不到。

                                                        （2011·8）

敲门声

风暴正在街上大打出手

冷却塔轰鸣着高温之歌

年青的占星家在为时代推敲命运——

还差一个逗号了——背后传来敲门声

还差一个句号了——敲门声越来越急

还差一声叹息了……敲门者已破门而入。

                   （2011）